“我彻夜做着手术，直至黎明。勤务兵跟我一样累了，他们把伤员一个接一个地抬到桌子上，而我在尽最大努力。黎明前，她走了。那姑娘走了。我没有看见她的到来，也没有看见她的离去。”

“太阳升起前有一段空闲。从拱门进来的担架在减少，最后停止了。我有时间去洗手，并在伤员中清点夜间死去的人数，以便安排埋葬事宜。”

“死了多少人？”

“没有。”

“没有？”

“没人死去。那天夜晚没人死去，七月一日早晨太阳升起时也没人死去。那边的角落里有三个阿尔及利亚人，胸部和腹部受伤，还有一个人双腿粉碎性骨折。我是在下半夜对他们动手术的。他们都是很坚强的人，仰面静静躺着，也许回想起了来这里为法兰西战斗并牺牲以前，在马格里布荒凉和干燥的山丘间的各自的生活。他们知道自己会死，正等着真主来召唤他们。但他们没有死。”

“就在你夫人坐着的地方，曾躺着一个来自美国得克萨斯州奥斯汀的小伙子。抬进来时，他双手交叉按着肚子。我把他的手掰开。他是想设法把肠子塞回被撕裂了的肚子里去。我能做到的也就是把肠子放回原来的位置并把腹部缝合。他失血很多，可我没有血浆给他输血。”

“黎明时，我听到他在哭，在呼唤母亲。我估计他能撑到中午，但他没死。黎明过后，虽然阳光还没从屋顶上直射进来，但气温已经升高了。当阳光直射时，这个地方将成为火炉。我设法把那张手术台搬到廊柱下的阴凉处，不过外面的那些人就没什么希望了。他们能够熬过失血和昏迷，但也没法对付毒辣辣的阳光。”

“在廊道下面的那些人很幸运。那里有三个英国人，全都来自诺丁汉。其中一人向我要过烟。当时我英语水平很差，但香烟这个单词全世界通用。我告诉他，肺部被弹片撕裂的话，香烟是万万不能抽的。他笑着告诉我，当亚历山大将军到来时，他至少可以敬他一支烟。真是疯狂的英式幽默。不过，他们很勇敢，知道自己永远不可能回家了，但还是不忘开玩笑。”

“担架手从战场上返回时，我留住了三个。他们累坏了，态度也很粗暴，但谢天谢地，传统的德意志纪律起了作用。他们接替了工作，原先的三名勤务兵在角落里蜷缩起身体，马上就睡着了。”

“这一天是怎么度过的？”游客问。

“这一天是这么度过的。我命令新助手们去周围的房舍里寻找绳子、带子和更多床单。我们在院子两头拉起绳子，把床单搭上去并用衣夹夹住，形成一片小小的阴凉处。但温度还是在上升。水是关键。伤病员们呜咽着要水喝，勤务兵用提桶从井里取来水放到院子里，一杯一杯地递送过去。德国人、法国人和英国人都用他们自己的语言道谢。”

“我祈求来一阵凉风或者太阳快点下山。没有凉风，但曝晒了十二个小时后，太阳西下，温度也随之降了下来。下午三四点钟时，利默尔森手下的一名年轻上尉意外地走进院子。他停住脚步，凝视着，在自己胸前画十字，吐出一句‘我的天哪’就跑了。我在他身后追赶，大声喊‘我这里需要帮助’。他回过头来说‘我会尽力的’，可我再也没有见过他。”

“但也许他确实做了些事情。一个小时以后，第十四集团军的军医送来了一推车的药品。有止血包、吗啡、磺胺药物等等。太阳下山后，最后一批伤员来了，这次全是德国兵，约有二十人，加上他们，我们这里的伤员总数达到了二百二十名。黑暗中，她回来了。”

“那个姑娘吗？那个奇异的姑娘吗？”

“是的。她出现了，如同头天晚上那样。城墙外面，炮声似乎终于停止了。我猜同盟国军队是在准备他们最后的突破性进攻，以摧毁锡耶纳的防线。我祈求我们能幸免于难，尽管希望渺茫。到最后，除了伤员因疼痛而发出的呻吟、哭声和偶尔的尖叫声，院子里很静。”

“我听到她的衣袍靠近我时发出的悉率声，当时我正在为一个来自斯图加特的装甲掷弹兵动手术，他失去了半边下颚。我转过身，她就在眼前，正把毛巾浸到木桶里的清水中。她笑了笑，在躺在地上的伤员间穿行，跪在他们身边，擦拭他们的额头，轻柔地触摸他们的伤口。我叫她别去碰敷料，但她没理会。”

“那是同一个姑娘吗？”美国人问道。

“是同一个姑娘。没有其他人。但这一次，我注意到了头天晚上没有发现的细节。她穿着的不是棉布衬衫，而是某种表示宗教级别的服装，那是见习修女的衣服。然后我意识到，她一定来自锡耶纳市内的某个女修道院。而且那件衣服上有个图案，深灰色盖在浅灰色上面，是基督的十字，但有点不同。十字的一条横杠断裂垂下来，形成一个四十五度的夹角。”

来自大广场的另一声欢呼越过屋顶传了过来。旗手们已经完成表演，之前关在市政官宫殿院子里的十匹马放了出来，来到沙地赛道上。因为这是无鞍赛马会，它们身上配有缰绳，但没有马鞍。赛马会的旗帜在裁判的看台前升起，人群中掀起一阵更响亮的欢呼声。

院子里，游客的妻子站起来试了一下她那受伤的脚踝。

“我觉得我能这样慢慢走。”她说。

“再等一会儿，甜心，”她丈夫说，“然后我发誓，我们一定赶过去看热闹。那么第二个晚上呢？”

“我为最后二十个，也就是最后那批德国伤员动手术，然后我用新到的设备和药品，去给头天晚上的伤员作进一步治疗。我现在有吗啡和抗生素，对于那些最痛苦的危重伤员，我至少可以帮助他们走得平静些。”

“有人死去吗？”

“没有。他们在生死线上挣扎，但没人死去。那天晚上没有。整个夜晚，那位年轻的修女一直在他们中间走来走去，一言未发，微笑着，用清凉的井水擦拭他们的脸，触摸他们的伤口。他们向她表示感谢，想去拉拉她的手，但她微笑着轻轻走开了。”

“我二十四小时咀嚼安非他命提神，但下半夜，药品用完，我已经无事可做，勤务兵们也已经在墙边睡着了。我的罩衣、手上和脸上沾满了其他年轻人的鲜血，我坐在那张锡耶纳居民曾经用来吃饭的手术台旁，脑袋枕着双臂睡了过去。太阳升起时，我被一名勤务兵推醒了。他一直在寻找食物，带回来满满一罐正宗意大利咖啡，那一定是战争开始时就贮藏起来的。这是我一生中喝过的最好的咖啡。”

“那个姑娘，那个年轻的修女呢？”

“她走了。”

“那么伤员们呢？”

“我很快巡视了遍院子，俯身检查每一位战士。都还活着。”

“你肯定很高兴。”

“太高兴了，高兴得难以置信。这根本不可能。设施那么简陋，这里的条件那么艰苦，战士们的伤势那么严重，我的经验又是那么少。”

“这天是七月二日对吗？解放日？”

“对。”

“那么同盟国军队最后攻进来了？”

“错。他们没有进攻锡耶纳。你听说过陆军元帅凯塞林吗？”

“没有。”

“以我的观点，他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最被低估的指挥官之一。他在一九四零年获得元帅军杖，但在当时，任何德军上将都能在西线打胜仗。而在节节落败时，要在抗击具有优势的敌军过程中撤退则比较难。”

“有一类将军能够乘胜前进，另一类将军能够制订边战边退的计划。隆美尔属于第一类，凯塞林属于第二类。他边战边退，从西西里退到奥地利。到一九四四年，凭着绝对的空中优势、先进的坦克、无穷无尽的燃料和供应品，以及当地老百姓的支持，同盟国军队本应在仲夏时就已横扫整个意大利，是凯塞林让他们步履艰难。”

“但与某些人不同，凯塞林不是野蛮人。他富有文化涵养，钟爱意大利。希特勒命令他炸毁横跨台伯河的罗马市内桥梁。那都是建筑瑰宝。凯塞林拒绝执行命令，这帮助了同盟国军队向前推进。”

“那天上午我捧着咖啡坐在院子里时，凯塞林元帅命令施勒姆上将不放一枪一弹，把整个德军第一空降军团撤出锡耶纳。没有任何东西遭到损毁或破坏。我还不知道的是，教皇庇护十二世请求过夏尔·戴高乐，在他的自由法兰西部队奉命占领城市时，不要破坏它。至于利默尔森与朱安之间是否订立过秘密协定，这我们永远无从知晓。他们谁也没有承认过，而且现在都已去世，但他们都接到过相同的命令：保住锡耶纳。”

“没打一枪？没发一炮？没扔一颗炸弹？”

“没有。我们的伞兵在中午之前开始撤出。整天都在撤兵。下午三点钟光景，外边巷子里响起一阵皮靴走路的脚步声，第十四集团军的军医出现了。冯·斯特格利茨军医总监在战前曾是一位著名的整形外科医生。在总医院时，他连续几天都在做手术，也已经累得筋疲力尽。”

“他站在拱门下，惊奇地凝视着四周。和我在一起的有六名勤务兵，其中两名在负责取水。他打量我那沾满血迹的白大褂，以及那张已被放回亮堂处的厨房餐桌。他打量放在角落里的那堆散发着异味的肢体：手掌、手臂和腿，有些脚上还套着皮靴。”

“‘这地方怎么像一个藏尸所啊，’他说，‘这里就你一个人吗，上尉？’”

“‘是的，长官。’”

“‘伤员有多少？’”

“‘约二百二十人，将军。’”

“‘国籍？’”

“‘一百二十名是我们的同胞，约一百名是同盟国战士，长官。’”

“‘死了多少个？’”

“‘到目前为止，没有，长官。’”

“他目不转睛地盯着我，然后大声说：‘Unm·glich’。”

“这个德语单词是什么意思？”美国人问。

“意思是‘不可能’。然后他朝一排被褥走去。用不着询问，只要看上一眼，他就能知道伤势的类型、轻重和存活概率。跟随他的随军牧师就跪在那里，为那些在太阳升起前即将死去的伤员进行临终祈祷。军医总监巡视完毕回到原来的位置。他盯着我看了好长时间。我身上乱七八糟的：倦容满面，浑身血迹，臭哄哄的，而且已经有两天两夜没吃饭了。”

“‘你是一位了不起的年轻人，’他最后这么说，‘你在这里完成的任务是无法想象的。你知道我们正在撤出吗？’我说我知道。消息在败兵中传得很快。”

“他对身后的军人下命令。一队担架兵从巷子里进来。只抬走德国兵，他告诉他们，把同盟国士兵留给同盟国军队。他在德军伤员中徘徊，只挑选那些能够经受颠簸旅程、翻越基安蒂山抵达米兰的伤员，到那里后，他们才能得到一切最好的待遇。那些被认为完全没有希望的德国人，他让担架兵把他们留了下来。在他下达命令后，七十名德军伤员被抬走了。于是，剩下了五十个德国人，还有同盟国军队的伤员。然后他回到我这里。太阳已经钻到屋后，快要下山了。空气正慢慢变凉爽。他的举止不再粗鲁，看上去只是又老又弱。”

“‘得有人留下来。跟他们在一起。’”

“‘我愿意留下来。’我说。”

“‘那意味着要成为战俘。’”

“‘我知道，长官。’我说。”

“‘好了，对你来说战争毕竟短暂。等到回国以后，希望我们能再次相会。’”

“其他也没有什么话可说的了。他走进那个门洞，转过身来向我敬了一个军礼。你能想象吗？将军向上尉敬礼。我没戴军帽，所以没法回敬。然后他便走了。我再也没有见过他。六个月后，他死于空袭轰炸。我独自被留在这里，与一百五十名伤员相伴，如果救援不能很快到来，他们中的大多数注定会死去。太阳下山，黑夜降临，我的几盏灯已经耗尽了油。但月亮升起来了，我开始给伤员们分发水。等我转过身时，她又回来了。”

此时，田野广场上传来持续不断的叫喊声。十名骑师全是长得矮小精干的职业选手，他们已经跨上马背，都手持短柄马鞭，这鞭子不但用于抽打自己的坐骑，还用来抽打靠得太近的其他马匹和骑师。搞破坏是赛马会的一部分，这不是一项适合胆小者的活动。赌注是什么无所谓，胜利才是最激动人心的，而且一旦踏上沙土跑道，什么事都会抛到九霄云外。

被当作起跑线的一条粗绳后面有十匹马，它们按照抽签得出的顺序进行排列。每一位骑师都身穿代表自己堂区的鲜艳盛装，头戴帽盔，手握马鞭，缰绳勒得紧紧的。骏马预先来到绳索后面各自的位置上。最后一匹马就位后，发令员抬头看地方行政长官，等他点头便放下绳子开始比赛。人群如同草原上的雄狮一般发出响亮的吼声。

“她回来了？第三个晚上？”

“第三晚，也是最后一晚。我们干起活来配合默契，像是团队合作。有时候我说话，当然是用德语，但她显然没有听懂。她微笑着，但一句话也没说，即便是意大利语。我们从来没有过肢体接触。她照料着伤员们。我取来更多井水，还换了几次药。军医总监留了新的药品和敷料给我。到黎明时，这些补给品全都用完了。”

“第三个晚上，我注意到了以前没有注意到的情况。她是一位漂亮的姑娘，但在月光下，我看见她的双手手背上各有一块很大的黑斑，大概有一美元硬币那么大。我没去细想这事，直至多年以后。黎明之前，我转回身时，她已经走了。”

“你再也没有见过她吗？”

“没有，再也没有。太阳升起后，我看见那边的所有高窗上都飘起了旗帜，没有第三帝国的鹰旗，再也不会有了。锡耶纳人缝制了同盟国军队的旗帜，尤其是法国的三色旗。它们在城内四处飘扬。大概七点钟时，我听见外面巷子里的脚步声正渐渐逼近。我很害怕。我从来没见过荷枪实弹的同盟国士兵，但希特勒曾向我们宣传过，他们全都是杀人犯。”

“过了一会儿，五名士兵出现在门洞里。他们皮肤黝黑，军装上沾满了尘土和汗水，很难判定他们来自什么部队。然后我看到了洛林十字。那是法国的。只不过，他们是阿尔及利亚人。”

“他们对我喊了几个单词，但我听不懂。法语和阿拉伯语我都不懂，只好微笑着耸耸肩。我在国防军衬衣和长裤外面套着沾有血迹的罩衫，但他们一定看到了罩衫下面的皮靴，是非常显眼的国防军军靴。他们在锡耶纳以南遭受了重大伤亡，此时此地的我，无疑是他们的敌人。他们走进院子，大声喊着，在我面前晃着他们手里的步枪。我以为他们要向我开枪了。这时，角落里的其中一名阿尔及利亚伤员轻声叫唤。战士们走过去听他讲了一番话。当他们回来时，语气变了。他们取出一支味道很难闻的香烟，作为友谊的象征逼着我点上火。”

“到了九点钟，城里到处是法国人。狂热的意大利居民夹道欢迎他们，姑娘们更是送上热吻。而我则留在这里，与捉到我的人在一起。”

“后来，一名法军少校出现了。他会说一点英语，我也一样。我解释说，我是一名德国外科医生，留下来照顾伤员，他们中有些是法国人，大多数是同盟国军队的。他询问躺在地上的士兵，了解到其中有二十名他的同胞，其他还有英国人和美国人。于是他跑到巷子里，大声疾呼要求援助。不到一个小时，所有伤员全被转移到了现在几乎空荡荡的总医院里。我与他们一起过去了。”

“我被羁留在护士长办公室里，由一名持枪士兵看守着。与此同时，一名法国上校军医在逐个检查伤员。这一次，他们全都躺在了铺有干净的白床单的病床上，由意大利护士轮班照料着，帮他们擦洗身体并喂他们能够吃的营养品。”

“下午，上校军医来到护士长办公室。跟他一起来的是一位法国将军，名叫蒙莎贝尔，会说英语。‘我的同事告诉我，这些人里有一半原本是会死去的，’他说，‘你是怎样医治他们的？’我解释说，我只是用我已有的设备和药品竭尽全力救治。”

“他们用法语交谈。然后将军说：‘我们必须为亲属保留记录。那些死者，不管什么国籍，他们的身份识别牌在哪里？’我解释说，没有身份牌，送进院子的伤员没有一人死去。”

“他们又交谈了一番，上校军医不时地耸耸肩。然后将军说：‘请你向我宣誓决不逃脱，留下来协助我的同事。有许多工作要做呢。’我当然服从了。我能逃到哪里去呢？德军撤退的速度比我行走的速度还要快。如果我跑到乡间，游击队会杀死我的。之后，由于缺乏进食和睡眠，我就地躺倒睡着了。”

“经过一天一夜二十小时的睡眠，洗了澡、吃过饭，我又有足够的精力工作了。在过去的十天里，由法国人治疗的所有法军伤员都已被转移去了南方的佩鲁贾、阿西西和罗马。在锡耶纳这家医院里的伤兵，几乎全都是从院子里转移过来的。”

“伤员们的断骨要接好复位并敷上石膏；伤口的缝线要拆开来，里面的损伤要进行妥善修补。然而，原本会发炎并由此致命的伤口却出奇的干净。被撕裂的动脉似乎已经自行愈合了；出血也已经被止住了。上校是来自法国里昂的一位名医；他主刀动手术，我做他的助手。我们一刻不停地动了一天一夜的手术，没有人死去。”

“战争的潮水涌向北方。我被允许与上校军医住在一起。朱安上将来医院视察，并为我对法国伤兵所做的一切表示感谢。此后，我被派去专门照料五十名德军伤员。一个月后，我们都撤离到了南方的罗马。没有一个德国兵还想再打仗，经由红十字会的安排，他们被遣送回国。”

“他们回家了吗？”美国人问。

“他们全都回家了。”外科医生说，“美国陆军医疗部队把他们的小伙子用船舶从奥斯蒂亚运回美国去了。弗吉尼亚人回到了谢南多厄河谷。得克萨斯人回到了孤星州。那个哭着喊妈妈的奥斯汀小伙子返回得克萨斯，他的内脏仍在体内，腹壁也已经愈合了。”

“法国解放后，法国人也把他们的伤员带回了家。英国人带走了自己人，也带走了我。英军亚历山大上将曾来罗马的医院巡视，听说了在锡耶纳这个院子里的事情。他说如果我再次发誓不逃走，就可以去一家英国医院工作，继续照顾这些德国伤员，直到战争结束。于是我做出保证。德国毕竟已经战败了。一九四五年德国最终投降，和平来临了，我经许可回到已经被炸得千疮百孔的故乡——德国汉堡。”

“那么，三十年后你来这里干什么？”美国游客问道。

清晰的尖叫声从田野广场传来。一匹马倒下了，断了一条腿，骑师倒在地上失去了知觉，余下的九匹马在继续比赛。尽管铺了沙子，但底下的卵石还是会把骨头震得生疼，赛马步伐狂乱，人仰马翻经常发生。

那人耸了一下肩膀，朝四周慢慢地打量了一遍。

“这座院子在那三天里发生的事情，我相信是一次奇迹。但这与我无关。我只是一名年轻而热切的外科医生，仅此而已。这与那个姑娘有关。”

“赛马会以后还会有的，”游客说，“跟我说说那姑娘。”

“好的。我在一九四五年秋天被送回了德国。汉堡处在英军占领下。开始时，我在英国人的一家大医院工作，后来转到了汉堡总医院。一九四九年，我们又建立了自己的非纳粹国家——联邦德国，我也转到了一家私人诊所。诊所发展壮大后，我成了合伙人。我娶了一名当地姑娘，我们生养了两个孩子。生活好起来了，德国也繁荣富强了起来。之后我自己开了一家诊所，用财富去创造新的财富，并由此成了富人。但我永远忘不了这座院子，也永远忘不了穿着修女衣袍的那位姑娘。”

“一九六五年，结婚十五年后，我的婚姻宣告结束。孩子们已经十几岁了；他们当然很痛苦，但也表示理解。我有了自己的钱，也有了属于自己的自由。一九六八年，我决定回到这里找她，只是为了说一声谢谢。”

“那么你找到她了吗？”

“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是找到了。已经过去二十四年，我猜想她应该有四十多岁，跟我差不多。我假定她仍是一名修女，或者，要是她还俗了，那么应该是一名有了自己孩子的已婚中年妇女。所以我在一九六八年的夏天来到这里，在帕特里齐亚租了一间房，开始寻找她。”

“首先我去了所有能够找到的女修道院。共有三座，全是不同的宗教团体。我雇了一名翻译，查访了每座女修道院。我询问了那里的院长嬷嬷。其中的两座在战时就存在了，第三座是后来建的。当我描述了我在找的那位见习修女后，她们都摇摇头表示不知道。她们还找来了院里最年长的嬷嬷，但都不知道有这样的修女，从来没见到过。”

“特别之处是她穿过的那种衣袍：浅灰色，胸前缝着一只深灰色的十字。没人认得它。这些女修道院里都没有浅灰色的衣袍。”

“我把网撒得大一些。也许她来自锡耶纳以外的宗教团体，在一九四四年德军占领的最后那个星期里，她是在锡耶纳探亲访友。我在托斯卡纳地区闲逛，寻找她所在的女修道院，但一无所获。在我的翻译失去耐心以后，我研究了从前到现在各个修女团体的着装，共有好几款浅灰色的衣袍，但没人见过钉有一条折断了的横杠的十字标志的款式。”

“六个星期之后，我意识到希望渺茫。没人听说过她，更不用说见到过她了。二十四年前，她连续三个晚上走进这座院子。她擦拭过濒死士兵们的面孔，还安慰过他们。她触碰过他们的伤口，而且他们没有死去。也许她天生具有通过触摸就能使伤口愈合的能力，但她消失在战火纷乱的意大利，再也没有人见过她。我祝她安好，不管她在哪里，但我知道，我永远找不到她了。”

“但刚才你说你已经找到了。”美国人提醒道。

“我说的是‘在某种意义上’，”外科医生纠正道，“我收拾行李准备离开，但仍做了最后一次尝试。这座城市有两份报纸，《锡耶纳快报》和《锡耶纳报》。我在两份报纸上各刊登了一份四分之一版面的寻人启事。同时见报的还有一张画，是我画的她所穿过的那件棉衣的式样，这张草图连同文字一起刊登了出来。启事中还许诺，提供相关线索的人将得到奖励。在我准备离开的那天早上，这份启事上了报。”

“我在房间里收拾行装，这时候服务台打电话来，说有人在找我。我带着行李下了楼，预约的出租车将在一个小时内抵达，可我再也不需要那辆出租车了，我也错过了那天的航班。”

“在大厅里等待着的是个满头银色短发的小老头，僧人打扮，深灰色的衣袍，腰上围着腰带，脚上穿着凉鞋。他手里拿着一份《锡耶纳报》，翻在登有我的启事的那一版。我们转移到大堂咖啡厅坐下。他会说英语。”

“他问我是什么人，为什么要刊登那则启事。我告诉他，我一直在寻找一位锡耶纳的年轻女士，她在差不多四分之一世纪前帮助过我。他告诉我，他叫弗拉·多米尼科，属于一个信奉禁食、祈祷和学习的宗教团体。他自己毕生的研究课题是锡耶纳历史及其中的各种宗教团体。”

“他看起来既紧张又激动，要我原原本本地告诉他，是如何在锡耶纳遇到一位衣袍上有这种特殊图案的年轻女士的。这事说来话长，我告诉他。我们有的是时间，他回答，‘请告诉我一切’，于是我告诉了他。”

一匹赛马以半个身位的优势越过终点线时，广场里爆发出一阵热烈的欢呼声。九个堂区的会员发出绝望的抱怨声，而第十个，也就是被叫作“豪猪”的堂区会员，则迸发出欢乐的尖叫声。那天晚上，输掉了比赛的九个同业公会免不了在各自的公馆里喝上几杯，佐以颓丧的摇头叹息和惆怅的空想；而在“豪猪”的会馆里，庆祝活动将是一场狂欢。

“说下去，”美国人催促道，“你对他说了什么？”

“我对他说了一切。那正是他想知道、他坚持要了解的。从头至尾，所有细节情况，我一遍又一遍地讲着。出租车来了，我没理会。但我忘了一个细节，直到最后才想了起来。那双手，姑娘的双手。最后我告诉了他，在月光下我看见的姑娘手背上黑斑的具体情形。”

“那僧人的脸色变得如同他的头发一般雪白，他开始用手指拨动念珠，双眼紧闭，嘴唇默默翕动。那时我还是一名路德教教徒，不过后来改变了信仰。我问他这是在干什么。”

“‘我在祈祷，我的孩子，’他回答说。‘为什么，兄弟？’我问道。‘为我不朽的灵魂，也为你的。’他说，‘因为我相信，你已经看见了上帝的作为。’然后我请求他把他所知道的告诉我，于是他向我讲述了关于仁慈凯瑟琳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