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卡斯和松加在海滩上有她们自己的一块地方，在一堆大圆木后头。她们挑中这里，不光是为了躲开偶尔的刺骨海风——她们要照料卡斯的宝宝——也是为了避开一群每天都到这片海滩来的女人。她们管这群女人叫“莫妮卡们”。

莫妮卡们每人都带着两三个或四个小孩。她们都听真正的那个莫妮卡指挥，后者头回遇上卡斯和松加，便主动穿过海滩，上前自我介绍。她邀请她们加入团队。

她俩合力拖拽着手提式婴儿床，乖乖跟她走了。还能怎么办呢？不过打那以后，她俩就设法躲在大圆木后面。

莫妮卡们的营地由许多沙滩伞、毛巾、尿布包、野餐篮、充气阀和充气鱼、玩具、护肤乳、备用衣、太阳帽、暖瓶里的咖啡、纸杯和纸盘，以及装着自制果汁冰棒的保温瓶构成。

她们要么是显然已经怀孕，要么可能怀孕了，因为她们的身材全都走了样。她们费力地走到水边，嚷嚷着自家孩子的名字，他们正在大圆木或充气鱼上骑上滑下的。

“你的帽子呢？你的球呢？你在上面玩得够久了，让桑迪玩玩。”

哪怕彼此交谈，她们也必须把声音抬得老高，才能盖过孩子们的喊叫。

“要是到武德沃兹去，你可以买到像牛肉馅儿一样便宜的碎牛腿肉。”

“我试过锌软膏，但是没用。”

“现在他腹股沟那儿发炎了。”

“你不能用发酵粉呢，得用苏打粉。”

这些女人不比卡斯和松加大多少。不过她们已经抵达一个令卡斯和松加畏惧的生命阶段。她们将整片海滩变成自己的舞台。她们的重负、她们成堆的孩子和母性的圈护、她们的权威，足以令明亮的海面、点缀着红枝野莓树的完美小海湾和高大岩石上弯弯曲曲冒出的松树丛黯然失色。卡斯尤其感到她们的威胁，因为她也当了妈妈。她给孩子喂奶时，经常读书或者抽烟，免得陷进纯动物式的泥淖。而且她喂奶，也是为了促进收缩子宫、恢复小腹平坦，而不仅仅是为了给宝宝——名叫诺埃勒——提供宝贵的母性抗体。

卡斯和松加也带着咖啡暖瓶和备用毛巾，后者用来给诺埃勒草草搭起一个避风所。她们有香烟和书。松加有一本霍华德·法斯特的书。她丈夫告诉她，如果非要读小说，就该读此人的。卡斯读的是凯瑟琳·曼斯菲尔德短篇小说集，以及D.H.劳伦斯的短篇小说。松加养成了丢下自己的书，把随便哪本卡斯放下的书捡起来就看的习惯。她控制自己每次只看一篇短篇小说，回头再看霍华德·法斯特。

要是饿了，她们中的一个就会沿一道长长的木头阶梯爬上去。岩石上头，在松树和雪松下，沿着小海湾造了一圈小屋子。狮门大桥还没建成，温哥华居民仍旧过河来度假的时候，它们用作夏季避暑小屋。其中一些——比如卡斯和松加住的——仍然相当简陋，租金低廉；另一些，比如真正的莫妮卡住的那幢，条件已经大大改善。不过没人在里面长住。所有人都盘算着搬进正常的房子住。只有松加和她丈夫是例外，他们的想法似乎比其他人都要神秘。

一条弯月形泥土路从小屋中间穿过，两头与海滨大道相连。围绕出的半月形中满是高大的树木，树下蕨类植物和美莓灌木长得满满当当，当中有无数交叉小径。穿过它们，你可以抄近路去海滨大道边的商店。卡斯和松加常买外带薯条做午餐。通常这份跑腿差事都由卡斯揽下。能在树下走走，对她而言是难得的机会——平时她都得推着婴儿车。

诺埃勒出生前，她刚住过来，几乎每天都会穿林而过，从没怎么珍惜过这份自由。一天，她遇到了松加。此前不久，她俩都在温哥华公共图书馆工作，不过不在同一个部门，没搭过话。卡斯怀孕到第六个月，按要求辞了职，读者不乐意看到一个孕妇堵在眼前，而松加辞职是因为一桩丑闻。

或者，至少，是因为一则见了报的新闻。她丈夫科达尔是记者，任职于某份卡斯闻所未闻的杂志，去了一趟红色中国。报上指责他是左翼作家。松加的照片印在他旁边，介绍说她在图书馆工作。有人开始担心她会利用职务之便宣传共产主义著作，影响来图书馆的孩子们，把他们也变成共产党员。虽说没人能证明她这么做过——只是说有危险，再说加拿大人去中国也不犯法，不过，到头来人们发现科达尔和松加其实都是美国籍，这使他们的行为更加可疑，没准是蓄谋已久。

“我认识这女孩，”卡斯看到松加的照片，告诉丈夫肯特，“至少我能认出她来。她总是有点害羞的样子。这下她肯定给弄得很窘哦。”

“不，她才不会。”肯特说，“这类人喜欢觉得自己遭到迫害。他们活着就是为了这个。”

据报道，图书馆负责人指出，松加不可能有机会挑选图书或者影响年轻人——她大多数时候都在打图书目录。

“那个真好笑。”她俩认出彼此，在路上聊了半小时之后，松加告诉卡斯。好笑是因为，她根本不会打字。

她没遭解雇，不过还是辞职了。她觉得最好这么做，因为她和科达尔的未来计划有点变化。

卡斯好奇地揣测，变化之一会不会是要生孩子呢。在她看来，从学校毕业后，生活就像是一系列递进的考试，得一场一场考过去。先是结婚。你到了二十五岁还没成功，这场考试就算彻底不及格。（每回她用“肯特·梅伯里夫人”签名，心头都涌上宽慰和隐隐的快乐。）然后你得考虑生第一个孩子。过一年怀孕是个不错的想法。等上两年就有点过于保守了。三年还不怀孕，人们就要嘀咕了。再过一阵子，生第二个孩子又提上日程。之后的考试级别便不再泾渭分明，你何时抵达了你所朝向的什么目标，渐渐变得难以判断。

松加不是会跟你絮叨想要个孩子，为此已经努力了多久，又采取了哪些手段的那类朋友。她从不会如此讨论性事，或者月经，或者她身体的任何表现——尽管她没过多久就跟卡斯扯起一些通常认为更不可思议的话题。她气质优雅端庄——从前她梦想当芭蕾舞者，后来因为长得太高，不得不放弃。对此她始终耿耿于怀，直到遇到科达尔。后者评论道：“哦，又一个想变成垂死天鹅的小资女孩。”她面容开阔平静，肤色粉嫩——她从不化妆，科达尔反对化妆——浓密的金发盘成一个丰满的发髻。卡斯觉得她长得不错——既清纯又聪慧。

卡斯和松加坐在海滩上吃薯条，讨论看过的小说中的人物。为什么没有女人会喜欢斯坦利·博内尔？斯坦利到底是怎么回事？他简直就是个大男孩，感情炽热、食欲旺盛、自鸣得意。而乔纳森·特劳德——唉，斯坦利的妻子琳达应该和乔纳森·特劳德结婚才对，乔纳森会在水中优雅地滑行，斯坦利只会乱拍水、喷鼻子。“你好啊，我天仙般的小桃花。”乔纳森会用丝绒般的男低音说。他擅长嘲讽，他敏感而疲惫。“人生短暂啊，人生短暂。”他感叹。斯坦利那个毛糙的世界便颜面无存地坍塌了。

有件事情令卡斯不安。她没法提，也没法去想。肯特是不是有点像斯坦利呢？

有天，她俩发生了一场争论。卡斯和松加就D.H.劳伦斯的一部小说展开了一场出乎意料、令人烦恼的争论。小说是《狐》。

小说结尾，一对情人——一个士兵和一个叫马奇的女人——坐在海边悬崖上，眺望大西洋，眺望他们在加拿大的未来家园。他们准备离开英国，开始新的生活。他们彼此相爱，但并非真正的快乐。尚未。

士兵知道他们不会真正的快乐，除非女人将生命前所未有的完全投诸于他。马奇则仍旧在挣扎，躲开他，试图独立于他，她因为竭力想保持女性的灵魂、女性思想的完整，正使他们俩都饱受折磨。她必须停止这种做法——她必须停止思考，停止欲求，让她的意识沉没，直到淹没在他的意志之下。就像在水面下拂动的水草。朝下看，朝下看呐——看水草是怎样在水中拂动的，它们生机勃勃，却从不会冲破水面。那就是她的女性天性应当寄寓于他的男性天性之中的方式。那样她就会快乐，他就会变得强大而满足。他们将会达成一种真正的联姻。

卡斯说，她觉得这简直可笑。

她解释起自己的观点。“他谈论的是性，对吗？”

“不仅仅是，”松加说，“是关于他们的整个生活。”

“不错，不过主要是性。性会引向怀孕。我指的是按照事情的正常进程的话。因此马奇会有一个孩子。她或许会有不止一个孩子。她必须照料他们。如果你的思想在海面以下拂动，你怎能做到这个呢？”

“你这是在抠字眼儿。”松加带点微微的优越感说道。

“你要么是有思想、有主见，要么就是没有，”卡斯解释，“比如说吧——孩子要去抓一片剃刀。你该怎么办？你难道只是说，哎呀，我想我还是在这里漂浮一会儿，等老公回家，让他拿主意吧，让他来决定孩子可不可以这样做，因为他的主意就是我们的主意？”

松加说：“你这是钻牛角尖嘛。”

她俩嗓门都变大了。卡斯听起来敏锐而带着轻蔑，松加严肃又固执。

“劳伦斯不想要孩子，”卡斯说，“他妒忌弗里达在先前的婚姻中生下的孩子。”

松加盯着膝盖中间的地面，让手中的沙子从指缝漏下。

“我觉得吧，那样会很美，”她说，“我觉得，如果一个女人能做到那个，那会很美。”

卡斯知道有什么事不对劲。她的论点出错了。她干吗变得这么激动不安呢？她为什么要突然跳到宝宝、跳到孩子这个话题呢？是因为她有个宝宝，而松加没有吗？她提到劳伦斯和弗里达，是不是她疑心科达尔和松加的关系也与此类似呢？

你抬出孩子、抬出不得不照料孩子的女人做论据，你就站在了高处，畅行无阻。但是，卡斯这样做，其实是在掩饰什么。她无法忍受关于水草和水面的部分，她觉得心头堵着一些语无伦次的抗议之情，为之窒息。她想的其实是她自己，而不是什么孩子。她自己就是劳伦斯责备的那种女人。她无法对此直言，否则会让松加怀疑起——或许会让卡斯自己也怀疑起——卡斯生命中的一种枯竭。

松加在另一场发人深省的谈话中说过：“我的幸福来自科达尔。”

我的幸福来自科达尔。

这宣言令卡斯震撼。她对于肯特绝不会这样说。她不希望这种事在自己身上发生。

不过她也不愿意松加认为她是一个错过了爱情的女人。一个不曾考虑过，也不曾被赋予过爱的屈服的可能性的女人。

2

肯特记得科达尔和松加搬去的俄勒冈小镇的名字。或者说，是那年夏天结束时，松加搬去的那个小镇。她去照料科达尔的妈妈，科达尔则奔赴又一次采访出差，去了远东。去过中国之后，科达尔要返回美国似乎有点麻烦，也不知这麻烦是真的还是出自想象。他计划在第二次返回之后，和松加在加拿大碰头，或许把妈妈也接去。

这会儿，松加不大可能还住在镇上。科达尔的妈妈倒有可能还在。肯特觉得不值得特地跑一趟，但德波拉说，为何不呢？去找找也挺有意思。他们去邮局打听到具体方位。

肯特和德波拉穿过沙丘地，驱车出镇——德波拉开车，这次漫长悠闲的旅行中，大多数时候由她驾车。他们去看了肯特的女儿诺埃勒，她住在多伦多，以及他的第二任妻子帕特生的两个儿子——一个住在蒙特利尔，另一个在马里兰州。他们和肯特与帕特的一些老朋友共度了几天，这些人住在亚利桑那州一个高尚私人社区。他们还拜访了德波拉的父母——都和肯特差不多年纪——他们生活在圣巴巴拉市。眼下，他俩正往西岸地区驶去，准备回温哥华的家，不过每天都开得悠悠闲闲的，免得累到肯特。

沙丘长满野草。沙丘看起来像些小山，偶尔露出一段没有草皮覆盖的沙土山肩，让这片地方显得很好玩，像是孩子们搭起来的，只是大了几号。

路尽头坐落着他们打听到的房子。不可能搞错。房外挂了个招牌——太平洋舞蹈学校。下面有松加的名字，以及一块写着“出售中”的牌子。有个老太婆正在花园里修剪一丛灌木。

这么说科达尔他妈妈还健在。不过，肯特突然想起，科达尔的妈妈是个盲人。正因为此，科达尔的爸爸去世后，才非得有人过去陪她住。

要是她看不见，那她挥舞着大剪刀在干啥呢？

他犯了个通常的错误，忘了已经逝去了多少岁月——有好几十年啦。做妈妈的要是这会儿还在世，那该多老了。他忘了松加现在该有的年岁，也忘了他自己有多老。因为这就是松加本人。不过一开始，她也没认出他。她弯腰把剪刀插进地上，在牛仔裤上擦擦手。他看到她僵硬的动作，不由得自己关节也一阵酸痛。她的头发稀疏花白，在一路蜿蜒穿过沙丘而来的海风中轻轻拂动。她骨架上结实的肌肉已经所剩无几。她过去就胸部扁平，可腰没这样消瘦。她后背宽阔，面庞宽大，是个北欧类型的女孩。不过她的名字并非源自这一祖源——他记得她取名松加是因为她妈妈喜欢松雅·海尼的电影。她自己后来改了拼法，对妈妈的无聊浅薄嗤之以鼻。他们那会儿都爱找点理由谴责父母。

阳光刺眼，他没法看清她的脸。不过他能看到她脸上有两片发亮的银白色，很可能是切除过皮肤癌的地方。

“好呀，肯特，”她说，“多可笑啊。我还以为你是来买我房子的人呢。这位是诺埃勒吗？”

这么说，她也犯了个错误咯。

德波拉事实上比诺埃勒还小一岁。不过她毫无小妻子的娇态。肯特在第一次手术后认识了她。她是一位理疗师，没结过婚，而他是一个鳏夫。一个不相信时尚和嘲讽的女人，平静、淡定——头发在脑后梳成一条辫子。她教他练瑜伽和规定的各种训练，现在她还让他吃维生素和洋参。她举止得体，从不打探，几乎到了淡漠的程度。或许她这代女孩都觉得，每个人理所当然都有一段充满各种故人、无法说清的过去吧。

松加邀请他们进屋。德波拉说，她打算让他俩独自待会儿——她要去找一家健康食品商店（松加给她指了方向），去海滩散步。

肯特对这幢房子的第一印象是里面冷飕飕的，尽管这是夏季阳光灿烂的一天。不过西北太平洋沿岸的房子大都只是看起来暖和——一旦离开阳光，一股湿冷空气便立刻袭来。雾气和冬季的阴湿雨水想必早已长驱直入。这是一幢很大的木质平房，有长廊和不少天窗，摇摇欲坠却仍不失体面。在肯特依然生活着的温哥华西部曾有不少这样的房子，大多已经出售供拆迁改造用了。

两间很大的前厅打通了，空荡荡的，只放了一架立式钢琴。地板中央部分磨成灰色，四角残留着深色的打蜡地面。一面墙前装了一条扶手，对面墙上是一大面灰蒙蒙的镜子，他看到镜中两个瘦削的白发人走过。松加说她打算卖掉这地方——不错，他看到了出售牌——还说既然这地方特意打造成舞蹈教室，那就保留原样出售吧。

“别人可以拿它派点用场，”她说。她解释道，她们在1960年左右开办了这所学校，那是在她们得到科达尔的死讯后不久。科达尔的妈妈——德里亚——负责弹钢琴。她一直弹到差不多九十岁，直到变得神志不清。（“请原谅，”松加说，“但你没办法不变得实事求是。”）松加只得送她进看护所，每天过去喂她吃饭，尽管德里亚再也认不得她。她雇了别人来弹钢琴，但效果不好。她自己也日渐无法给学生们做示范，只能做点口述。因此她决定收手。

她过去曾经是那样一种端庄的女孩，有点拒人千里的，事实上并不怎么友好，至少他是这样觉得的。可现在她却像孤单太久的人一样迈着小碎步，说个不停。

“起初，我们干得不错，那会儿小姑娘们都迷恋芭蕾，后来这类东西变得过时了，你知道，太一本正经了。不过一直就没完全断过，接着到了80年代，年轻的家庭开始搬到这里，他们好像都很有钱。他们上哪儿挣的那么多钱？这里本来是有机会东山再起的，不过我力不从心啦。”

她说，或许自打婆婆去世之后，这股子劲头，或者是这种欲望，就消失了。

“我们是最好的朋友，”她说，“一直都是。”

厨房也是很大的一个房间，碗橱和厨具显得七零八落。地板铺着黑灰两色瓷砖——或者是黑白两色，只是白瓷砖被脏兮兮的擦地板水弄成灰色。他们穿过一条两边都是书架的走廊，书架一直升到天花板，塞满书和揉烂的杂志，可能还有报纸。一股易碎的旧纸头的味道。地板上铺着一层麻席，一直铺到一个侧走廊，在那里，他终于有机会坐下来。藤制的椅子和长靠背椅，货真价实的好东西，要不是已经摇摇欲坠，没准能卖上点价钱。竹窗帘也破旧不堪，有的卷起，有的放下一半，窗外长着一些过于茂盛的灌木，一直抵到窗口。肯特不大知道植物的名字，不过他认出那是些通常种植在沙地上的灌木。它们的树叶硬邦邦的，闪闪发亮——颜色浓绿，仿佛在油里浸过。

他们穿过厨房的时候，松加把水壶搁上去准备沏茶。这会儿，她陷进其中一张椅子，仿佛也因为能坐下来而欣慰。她举起关节鼓凸、脏兮兮的双手。

“我马上就洗干净，”她保证，“我没问你是不是想喝茶。我也可以做咖啡的，或者如果你愿意的话，我可以这两样都不做，直接调一点杜松子酒。为啥不呢？我觉得这听起来不错啊。”

电话铃响了。一种扰人、响亮的老式铃声。听起来它似乎就来自外面的大厅，不过松加急急忙忙朝厨房赶去。

她讲了一会儿电话，停下来取下发出啸声的水壶。他听到她说“现在有客人”，暗自希望她没有推辞了哪个想来看房子的人。她那种紧张的口气让他觉得这不会只是一个交际电话，没准是跟钱有关。他设法不再偷听下去。

大厅里塞得满满当当的书报让他想起松加和科达尔在海滩上住过的小屋。事实上这整幅令人不适、无人料理的景象都让他想起这个。那间起居室，由一侧的石头壁炉取暖，尽管点着火——他唯一去过的那次——里面仍旧涌出陈灰、烧焦的橙子皮，还有一些垃圾。到处都是书和小册子。该放沙发的地方摆了一张小帆布床——你坐下时，如果脚搁在地上，背后就没有可倚靠的地方，要么就只能朝后退，靠到墙上，盘起腿。卡斯和松加就是这样坐的。她们完全置身于谈话之外。肯特坐在一张椅子里，他刚刚从那上面挪开一本封面沉闷的书，标题是《法兰西内战》。他们现在是这样称呼法国大革命的吗？他思忖。然后他看到作者的名字，卡尔·马克思。甚至在此之前，他已觉察出房间里的敌意和审判。就像你在一间摆满福音书，挂满骑驴耶稣、加利利海边的耶稣画像的房间里的感觉一样，一场不由分说的审判。不仅来自书报——也来自乌七八糟的壁炉、花纹磨损的小地毯和粗麻窗帘。肯特的衬衫和领带好像都不合时宜。他之所以怀疑这一点，是因为卡斯看它们的眼神。不过他既然如此穿戴了，总不好中途换掉。她穿了件他的旧衬衫，用一排安全别针扣着，下面套着牛仔裤。他想过穿成这样去吃晚饭有点不成体统，不过又暗自断定，或许那是她能穿进的唯一一套衣服了吧。

那是诺埃勒快出生时。

科达尔在做饭。一道咖喱菜，做出来居然非常美味。他们喝啤酒。科达尔三十多岁，比松加、卡斯和肯特都要大。高大、窄肩，前额秃得高高的，毛茸茸的络腮胡子。说话飞快、警觉，推心置腹。

在座的还有一对年长夫妇，女的胸部低垂，灰色头发盘在脖子后面，男的个矮胸挺，衣着相当邋遢，不过他的态度、干脆尖锐的声音和双手对指尖的习惯动作，都使他看起来风度翩翩。此外还有一个年轻人，红头发，泪汪汪的鼓眼睛，皮肤布满雀斑。他是个兼职学生，靠开卡车把报纸包抛给送报人为生。显然他刚干上这行当，年长男人认识他，拿他送的报纸开起玩笑。资产阶级的工具、精英阶层的话筒哟。

即使这是半开玩笑，肯特也不可能放过它。他觉得，与其再等下去，不如此刻就出手。他说他不觉得那份报纸有何不妥。

这对他们可谓正中下怀。年长男人已经探听到肯特是个药剂师，在连锁药店工作。年轻男人发问了：“你在管理层吗？”他说话的样子，似乎暗示这是个人尽皆知的笑话，不过肯特不肯配合。肯特回答说他希望在。

咖喱菜做毕。他们吃饭，又喝了更多啤酒，火重新点旺，春天的天空渐渐昏暗，布拉德内湾对岸的格雷角亮起灯火。肯特揽起了捍卫资本主义、朝鲜战争、核武器、约翰·福斯特·杜勒斯及罗森伯格夫妇的处决等等的责任——随便其余几个人抛来什么。他嘲笑着关于美国公司劝说非洲母亲买奶粉而不是给孩子喂母乳、加拿大皇家骑警对印第安人执法粗暴的指控，尤其反击着科达尔的电话可能已遭窃听的说法。他引用《时代》杂志，宣布那就是他的观点。

年轻男人拍着膝盖，脑袋左右摇晃，怀疑地嗤笑着。

“我没法相信这家伙。你们相信这家伙吗？我没法相信。”

科达尔不断发动争论，竭力按捺住恼怒之情，因为他自命为一个讲理的人。年长男人开始故作高深地转移话题，胸部低垂的女人则以一种恶毒的礼貌口吻，不时发出感叹。

“当局每次探出它可爱的脑袋时，你干吗都急于捍卫它呢？”

肯特不知道。他不知道是什么在督促他。他甚至没有认真把这些人当成对手。他们晃荡在真实生活的边缘，高谈阔论、自命不凡，就像所有狂热分子。他们没什么可靠性可言，如果把他们与肯特的同事相比的话。在肯特的工作中，错误会造成恶果，责任无所不在，你不会有时间到处胡说连锁药房是不是一种坏东西，或者陷入关于药品公司的瞎猜疑中。那是一个真实的世界，他每天都要走进它，肩上扛着他自己的未来，还有卡斯的未来。他接受这个事实，甚至为之骄傲，他才不打算向一屋子的无病呻吟者道歉。

“随你们怎么说吧，生活正变得越来越好，”他对他们宣布，“你们只要看看周围就知道了。”

他现在也不会不赞同年轻时的自己。他觉得他或许有点无礼，但没说错。不过他好奇屋子里的那股怒气，所有那些碾压而来的力量，它们后来怎样了？

松加挂上电话。她从厨房里喊他：“我决定不管什么茶了，直接弄点杜松子酒吧。”

她送来饮品，他问她科达尔去世多久了，答案是已有三十多年。他暗吸一口凉气，摇摇头。有那么久了？

“他因为某种热带传染病，很快就死啦，”松加说，“那是在雅加达。我还不知道他得病的事，他就给埋了。雅加达过去叫做巴达维亚，你知道吗？”

肯特回答：“有点印象。”

“我记得你们的房子，”她说，“起居室其实是个门廊，整个横跨房子的前半部分，和我们的一样。雨篷布做成百叶帘，绿棕条花纹。卡斯喜欢它们透进来的光线，她说像是丛林的颜色。你们管那房子叫伟大的小破屋。每次你们都这么叫它。伟大的小破屋。”

“它是造在混凝土加固的柱子上的，”肯特说，“那些柱子都快腐烂了。房子没倒下，真是个奇迹。”

“你和卡斯那会儿经常出门看房子，”松加回忆，“不上班的时候，你们会用童车推着诺埃勒，在各个居住点这里那里打转。所有新房子你们都去看过了。你知道当时的居住点都是啥德性。没有人行道，因为据说人们根本就不再步行了，树也都砍掉了，结果房子与房子紧挨着，透过彩色窗子彼此相对的。”

肯特说：“开头的时候，谁还买得起别的呢？”

“我晓得，我晓得。不过你会问，‘你喜欢哪一幢？’然后卡斯从来都不回答。最后你气疯啦，问她，到底她喜欢哪里的什么样的房子呢，她说，‘伟大的小破屋’。”

肯特不记得这茬。不过他相信确有此事。毕竟那是卡斯告诉松加的。

3

科达尔和松加办了个告别聚会，之后科达尔出发去菲律宾或者印尼，或者随便哪个他打算去的地方，松加出发去俄勒冈跟他妈妈住。所有住在海边的人都得到邀请——这是唯一合适的做法，因为晚会要在室外举办。松加和科达尔搬到海边以前在一个公社之家住过，也请了那里的人，此外还有科达尔认识的几个记者，以及松加在图书馆的前同事们。

“所有人都请了。”卡斯说道。肯特愉快地问：“又有些左倾分子吗？”她回答说她不清楚，只知道所有人都请了。

真正的莫妮卡家里雇了长期保育员，所有孩子都送到她家，家长分摊费用。天快黑时，卡斯用童车把诺埃勒也送过去。她告诉保育员，她会在午夜前赶回，诺埃勒可能正好醒来要喂奶。她本可以把家里准备好的奶瓶带来，但她没这么做。她不确定晚会的情况，觉得没准她会愿意有个借口脱身。

她和松加从没讨论过在松加家吃的那顿晚饭，肯特舌战群儒的那次。那是松加第一次见到肯特，之后她仅仅评论道，他长得真帅。卡斯感觉对样貌的赞美只是一份敷衍了事的安慰奖。

那天晚上她背抵墙坐着，抱个垫子。她养成把垫子抵在宝宝踢她的位置的习惯。垫子褪了色，灰扑扑的，和松加家里所有东西一个样（她和科达尔租小屋时，顺带租下了全套家具）。上面的蓝花和叶子都褪成了银色。他们围攻肯特，而他甚至浑然不觉的时候，卡斯只顾盯着这些花纹。年轻男人跟他说话时，带着儿子对父亲的戏剧式愤怒，科达尔的口气疲惫而耐心，像是教师对学生。年长男人好像不安又兴奋，老女人一脸大义凛然的厌恶表情，好像她觉得肯特本人应当为广岛事件、为大门紧闭的工厂里烧死的亚洲女孩，为所有下流谎言和夸张虚伪负责。卡斯觉得肯特纯属自找苦吃。她看到他的衬衫和领带，就担心会出这类事，所以决定不穿体面的孕妇衬衫，而是换上牛仔裤。既来之则安之，她只好一心一意扭着垫子，研究它折射出的淡淡银光。

屋里所有人都自信满满。他们停下来歇口气，只是为了继续从一股无穷无尽的纯净的美德和信念之流中汲取力量。

或许只有松加除外。松加没说一个字。不过松加依附着科达尔。他就是她的信念。她站起来递给大家更多咖喱，她还在某次短暂的愤怒的沉默中插嘴。

“还有谁想加点椰子酱？”

“喔，松加，你是想扮演一个高明的女主人吗？”年长女人问，“就像维吉尼亚·伍尔夫小说里写的那种？”

这么说，维吉尼亚·伍尔夫是遭贬的。有那么多事卡斯都不明白。不过她至少知道宝宝存在着，她可不会说那是什么毫无意义之物。

尽管如此，她还是希望自己突然破水。任何能够让她开始分娩的事。要是她挣扎着，把他们面前的地板弄得全是水，他们总该停下吧。

事后，肯特似乎并没有因为这晚的争论烦心。至少，他相信自己是胜方。“他们全都是左翼分子，他们不得不那样说话，”他评价，“他们别无选择嘛。”

卡斯急于停止讨论政治，所以她改变了话题，告诉他年长夫妇曾与松加和科达尔同住在公社之家。那里还住过另一对夫妇，不过已经搬走。而且那里定期举行性伴侣交换。年长男人在外面有一个情妇，她有时也来参加交换。

肯特说：“你意思是，那些年轻男人会和那个老女人上床？她都要有五十岁了。”

卡斯说：“科达尔三十八岁了。”

“就算如此，”肯特说，“也够恶心的。”

不过，卡斯觉得这些约定的、义务的性交既恶心，又令人兴奋。顺从的、无可指责的将你自己四下传递，交给随便哪个在名单上出现的人——这简直像寺庙里的献身。欲望成为你的责任。想到这个，她感到一种深深的、淫荡的震颤。

松加却不曾为此震颤过。她没感受过性高潮。她回到科达尔身边，科达尔会问她有没有过，而她只能回答没有。他为此失望，她则因为他失望而失望。他对她解释，她过于排他，过于拘泥于性规则的想法了，她知道他是对的。

“我知道他觉得要是我足够爱他，我就会做得更好，”她说，“但我确实爱他啊，苦恼地爱着。”

尽管脑中涌出所有这些诱人的想法，但是卡斯相信她永远只会和肯特上床。性爱像是某种他俩自己发明的东西。与任何其他人尝试这事，都意味着电路逆转——她整个生活都将转而对她迎头痛击。然而，她却无法宣称自己苦恼地爱着肯特。

她沿海滩从莫妮卡家走向松加家，看到等待晚会开始的人们。他们三三两两站着，或者坐在大圆木上看日落的最后一抹余晖。他们喝啤酒。科达尔和另一个人在冲洗垃圾桶，打算用它调潘趣酒。图书馆的头儿堪波小姐独自坐在一根大圆木上。卡斯冲她快活地挥挥手，不过没走过去坐到她旁边。要是你这会儿跟谁这样凑到一块，可就再也脱不了身了。你俩就会这么孤零零到底。明智的做法是加入一个三四人的团队，哪怕他们的聊天——从远处看貌似很活跃——其实无聊透顶。不过朝堪波小姐挥手之后，她没法这么做。她得装作要去个什么地方。所以她继续走着，从肯特身边擦肩而过，他正跟莫妮卡的丈夫讨论要锯开一根海滩上的大圆木得花多少时间。她拾级而上，走进松加家，进到厨房。

松加在搅一大锅辣椒，来自公社之家的年长女人正往一个大盘子里摆切片裸麦面包和香肠奶酪。她穿的还是咖喱晚饭那天的衣服——一条肥大的裙子，一件单调却紧吸在身上的毛衣，衣服紧紧地吸住的身体上，一对乳房几乎耷拉到腰部。这想必与马克思主义有点关联，卡斯想——科达尔要松加不用胸罩、不穿丝袜、不涂口红。此外，这估计也与不受约束、没有妒忌的性有关，那种慷慨、凛然，并不因为一个五十多岁的女人而止步的性欲。

一个图书馆的女孩也在，忙着切绿辣椒和西红柿。另有一个卡斯不认识的女人坐在厨房长凳上抽烟。

“可惜顾不上跟你计较咯，”图书馆的女孩跟卡斯说，“我们全都忙着呐。我们听说你生了个最可爱的宝宝，却不把她带来给我们瞧瞧。她这会儿在哪呢？”

卡斯回答：“我希望是在睡觉吧。”

女孩名叫洛莱恩，不过松加和卡斯回忆起她们在图书馆的日子，都管她叫黛比·雷诺斯。她活力四射。

“哎哟哟！”她惊叹道。

胸部低垂的女人沉思着，冲她和卡斯抛来厌恶的眼神。

卡斯打开一瓶啤酒递给松加，松加说：“哎，谢谢了，我一直忙着煮辣椒，都忘了喝点什么了。”她很紧张，因为烹饪技术不如科达尔。

“幸好你不是给自己喝，”图书馆的女孩对卡斯说，“喂奶的时候可不行。”

“我喂奶的时候一直狂饮啤酒来着，”凳子上的女人说，“我记得那是推荐的做法。反正你大部分都尿掉了。”

女人眼睛上画了黑色眼线，在眼角延伸出去，眼皮上涂了一种蓝紫色，一直涂到黑色的眉弓下面。她脸的其余部分非常苍白，或者是特地涂成这样，嘴唇是一种非常淡的粉红，几乎就是白色。卡斯从前见过这样的脸，不过只在杂志里。

“这位是爱美，”松加介绍，“爱美，这位是卡斯。很抱歉，忘了给你们介绍了。”

“松加，你干吗老是道歉。”年长女人说。

爱美抓起一块刚切好的奶酪吃掉。

爱美就是那个情妇的名字。年长女人的丈夫的情妇。卡斯突然间很想认识她、与她交朋友，就像她曾经很想与松加交朋友一样。

傍晚延伸为黑夜，海滩上三三两两的人群变得影影绰绰，似乎更倾向于流动到一处了。水边的女人们已经脱掉鞋子，穿长袜的继而把长袜也脱掉，用脚尖在水里点点。大多数人不再喝啤酒，改喝潘趣酒，而潘趣酒已经开始变味儿。原先它的主要成分是朗姆酒和菠萝汁，现在则加进了另外一些果汁、苏打水、伏特加和葡萄酒。

脱了鞋的人被鼓励着脱掉更多。有人没怎么脱衣服便冲进水里，再剥下衣服，丢回岸上让人接着。另一些人一开始就脱光了，互相鼓励说，反正天太黑了，啥也看不清。实际上你还是能够看到赤条条的身体在黑色海水中泼水、奔跑和跌倒。莫妮卡从家里取来一大堆毛巾，嚷嚷着，督促所有人一从水里出来就擦干身体，免得患上致命的感冒。

月亮从岩石上方的黑色树丛中冒出，看起来如此巨大、庄严而迫人，人们惊叹纷纷。那是什么哟？即便它在天空中爬得更高，缩减到略为正常的大小，人们还是时不时谈起它，交头接耳着“秋分时的满月”或者“你看到它刚冒出来的样子没有？”。

“真以为是个大气球呢。”

“无法想象它是什么。我从没想过月亮能那么大。”

卡斯下到水边，和那个男人聊着，他的妻子和情妇她刚才在松加的厨房里都见到了。他妻子这当儿在游泳，与尖叫泼水的人群保持了一点距离。男人说，在另一轮生命中，他曾是一位牧师。

“‘信仰之海也曾一度充盈，’”他幽默地引述道，“‘环绕大地之岸，恰似一道揉皱的明亮腰带’——那会儿我老婆完全是另一个女人。”

他叹口气，卡斯以为他是在回忆接下来的几句诗。

“‘可此刻我只听到，’”她背诵道，“‘它撤退时悲伤悠长的吼声，撤出广袤阴郁的天涯，退到海角荒寂的石滩。’”她戛然而止，因为再往下背“哦爱人，让我们彼此赤诚相待……”未免有点出格。

他妻子朝他们游来，水只到她膝盖的时候站起身。她的乳房朝两边晃荡，在她涉水行走时，往四周甩出一圈水珠。

她丈夫张开双臂，用同志般的欢迎语调喊道：“欧罗巴。”

“这么说你是宙斯咯。”卡斯鲁莽地评论。这时她突然很想有这样一个男人来吻她。一个她几乎不认识，也毫不在乎的男人。而他也确实吻了她，冰冷的舌头探进她嘴里扭来扭去。

“想象一下吧，一个根据母牛来命名的大陆。”他说。他妻子站在他们面前，在游泳运动之后心满意足地喘气。她凑得如此之近，卡斯生怕被她长长的深色乳头或者那团黑色阴毛掠到。

有人点了一堆篝火，下水的人都上岸了，裹着毯子或毛巾，或者蹲在大圆木后面，挣扎着套上衣服。

音乐也放起来了。住在莫妮卡隔壁的人拥有一个码头和一个船库。有人带了一台收录机过来，人们开始跳舞。在码头上跳，或者费力地在沙地上跳。有人甚至爬到大圆木顶上，跳上一两个舞步，再晃着身体跌下或跳下。重新穿好衣服或者从来就不曾脱掉衣服的女人们，坐立不安、不甘心待在原处的女人们——卡斯就是其中之一——沿水边散起步（没人再游泳了，游泳已经彻底过时，被忘却了），因为音乐，她们走路与平时不同。刻意地、开玩笑地扭动着，渐渐更加放肆，模仿电影里的美女。

堪波小姐仍坐在原处微笑。

科斯和松加称为黛比·雷诺斯的姑娘坐在沙地上，背抵一根大圆木，哭泣着。她对卡斯笑笑，解释道：“别以为我不开心。”

她丈夫从前是大学里的足球运动员，现在开了家修车铺。他去图书馆接老婆，总是一副足球运动员派头，对周遭世界表现出淡淡的厌恶。不过，现在他跪在她身边，摆弄她的头发。

“没事了，”他说，“这种气氛总会让她感动。对吗，亲爱的？”

“是的，没错。”她回答。

卡斯发现松加绕着篝火圈子，四下散发棉花糖。有些人设法把它们戳在棍子尖上烤了吃，另一些人把它们来回乱抛，继而掉在沙地上。

“黛比·雷诺斯在哭呢，”卡斯说，“不过没什么，她很开心。”

她们笑起来，彼此拥抱，把棉花糖袋子挤在身体中间。

“哦，我会想你的，”松加说，“哦，我会想念我们的友谊的。”

“是的，是的。”卡斯说。她俩各自抓起一枚冷冰冰的棉花糖吃起来，笑着，看着彼此，充盈着甜蜜而孤独的情绪。

“为的是纪念我，”卡斯说，“你是我最好的、最真心的朋友。”

“你也一样，”松加说，“最好的、最真心的朋友。科达尔说他今晚想和爱美睡。”

“别答应呀，”卡斯建议，“要是这让你不开心，就别答应。”

“唉，这不是答不答应的问题，”松加毅然道。她高喊起来，“谁还要辣椒？科达尔在那里盛辣椒了。辣椒？要辣椒吗？”

科达尔沿台阶把辣椒桶拎下来，搁在沙地上。

“注意这桶子，”他像父亲一样叮嘱道，“当心，它很烫。”

他蹲下来给大家盛辣椒，身上只裹条毛巾，毛巾松开了。爱美在他身边，负责一碗一碗递给大家。

卡斯合拢双手递到科达尔面前。

“请施舍吧，”她说，“我不配用碗。”

科达尔跳起来，丢开勺子，双手按在她脑袋上。

“保佑你，我的孩子，‘那在后的将要在前’”他吻了吻她低俯的脖子。

“哎呀！”爱美感叹，好像是她本人在接受或者赋予这个吻似的。

卡斯抬起头，看向科达尔身后。

“我也想涂那样的唇膏啊。”她说。

爱美说：“来吧。”她放下碗，轻轻揽过卡斯的腰，带她走上台阶。

“来吧，”她命令道，“咱们给你上全套的。”

在科达尔和松加的卧室后面的小浴室里，爱美摊开各种小罐子、管子和化妆笔。她没别的地方可用，只好把它们摊在马桶盖上。卡斯坐在浴缸边，脸几乎擦上爱美的肚子。爱美把一种液体在她脸上抹开，往她眼皮上涂了一点什么膏。给她刷粉。她对卡斯的眉毛又刷又修，在她的睫毛上刷了三层睫毛膏。给她画了唇线，涂了口红，抿干后又涂上一层。她捧起卡斯的脸，对光检查。

有人敲敲门，继而开始晃门。

“等等，”爱美嚷道。然后说，“你怎么回事？不能到圆木后头去方便吗？”

她不让卡斯照镜子，直到全部完工。

“别笑，”她提醒，“那会破坏效果。”

卡斯让嘴角耷拉下来，摆出忧郁的表情看着镜子。她的嘴唇像是肥厚的花瓣，百合花瓣。爱美拉开她，“我不是那个意思，”她说，“最好根本不要看你自己，反正别试着打量自个儿，你会很自然的。”

“把你那泡伟大的尿再憋会儿，我们就出来了！”她冲捶门者嚷道，不知是否还是刚才那人，还是换了一个。她把各种化妆品塞进袋子，藏到浴缸下。她召唤卡斯，“来吧，美人。”

在码头上，爱美和卡斯跳着舞，笑着，互相挑战。男人们试图插到她们中间，但有那么一会儿她们坚持没让他们得逞。然后她们放弃了，被分开了。她俩被阻隔开，分别被拉进某个舞伴的舞步中，做着闷闷不乐的鬼脸，像囚鸟拍打翅膀一样挥舞胳膊。

卡斯和一个她这晚根本不曾见过的男人跳舞。他看起来大约和科达尔一般年纪。他是个高个儿，腰部粗大松软，一头暗色卷发，眼睛周围泛青。

“我要跌倒啦，”卡斯说，“我头昏。我要跌到码头下啦。”

他回答：“我会抓住你的。”

“我头昏，但我没喝酒。”她解释。

他微微一笑，她想，喝醉的人都这么说来着。

“真的。”她强调，事实确实如此，她一瓶啤酒都没喝完，也没碰潘趣酒。

“除非它是从我的皮肤透进来的，”她说，“渗透作用。”

他没回答，只是把她拉近，又松开手，盯住她的眼睛瞧。

卡斯和肯特的性爱是急切、热烈的，同时也是节制的。他们不会互相引诱，只是几乎有意无意地陷入亲密的感觉，或者他们认为的亲密感觉中，止步于此。要是你一生只打算有这么一个伴侣，那就没必要把事情弄得很特别——已经水到渠成了嘛。他们会赤身相对，但从不会互相看进对方的眼睛，除了碰巧。

然而卡斯与她的无名舞伴一直就在做这个。他们前进后退绕圈滑步，彼此为对方卖力表现，互相看进对方的眼睛。他们的眼神表明，倘若拿它与他们只要愿意就大可展开的生猛扭结相比，这些表现其实只是浮云。

不过这只是个玩笑。他们一旦彼此触到，就忙不迭松开手。凑近时，他们会张开嘴，舌头挑逗地舔着嘴唇，旋即做冷淡状退开。

卡斯穿了一件短袖拉绒毛衣，很方便哺乳，它有一个低低的V领，胸前有纽扣。

他们下一次凑近的时候，舞伴仿佛要保护自己似的夹起胳膊，翻过手背，把赤裸的手腕和前臂压上她刺人的羊毛衣下的硬挺双乳。这使得他俩踉跄起来，舞步差点乱掉。不过还是继续跳了下去——卡斯脚步酥软，身体摇晃。

她听到有人喊她的名字。

梅伯里夫人。梅伯里夫人。

是保育员，她站在莫妮卡家的台阶上喊着。

“你的宝宝。你的宝宝醒了。你能过来喂她吗？”

卡斯煞住舞步。她踉踉跄跄穿过其他正在跳舞的人。走到暗处，她跳下码头，在沙地上跌跌撞撞。她知道舞伴就在身后，她听到他跟着跳下。她准备好向他献上嘴或者喉部。但是他抓住她的臀部，把她转过来，自个儿扑通跪下，透过她的棉布短裤吻着她的私处。然后这么高大的一个人居然轻巧地站起身，他俩同时掉头，各自跑开。卡斯匆忙跑进灯光中，沿台阶爬向莫妮卡家。她气喘吁吁，拉着扶手，把身体拖拽上去，像个老妇人似的。

保育员在厨房。

“噢，你丈夫，”她说，“你丈夫刚刚送来了奶瓶。我不知道是这样安排的，不然我就不用费事去喊你了。”

卡斯走进莫妮卡的起居室。只有来自大厅和厨房的照明，不过她能看出这是一间货真价实的起居室，不像她自己或者松加家用门廊改装的那种。房间里摆了一张丹麦式现代咖啡桌，一些装软垫的椅子，还有落地窗帘。

肯特坐在一张扶手椅里，正用奶瓶喂着诺埃勒。

“嗨。”他招呼道，尽管诺埃勒正急切地吮吸着，一点半睡半醒的迹象也没有，但他还是特地放轻声音。

“嗨。”卡斯说，在沙发上坐下。

“我突然想到，没准这样比较好，”他说，“免得你喝酒了。”

卡斯回答：“我没有。喝酒。”她抬起一只手试试乳房是否涨满，但是羊毛的揉动突然之间令她欲望萌生，没法再用力。

“好吧，现在可以了，要是你想的话。”肯特说。

她坐到沙发边缘，朝前俯身，一边很想问问他，他是从前门还是从后门小路过来的？也就是说，是沿大路来的，还是沿海滩走来？如果是沿海滩来的，他肯定看到他们跳舞来着。不过这会儿码头上有好多人在跳舞，所以他有可能不会注意到里面个别的舞者。

不过保育员却一下看到她了。他没准听到保育员在喊她，喊她的名字。他没准抬头顺着保育员喊的方向看去。

也就是说，要是他从海滩走来的话。如果他是从大路过来，穿过大厅而不是厨房进屋，就根本不会看到跳舞的人群。

“你听到她喊我了吗？”卡斯问，“是因为这个，你才回家取来奶瓶的吗？”

“我之前就想到这个了，”他说，“我估摸差不多到时间啦。”他举起瓶子，查看诺埃勒喝了多少。

“饿坏喽。”他评论道。

她说：“是啊。”

“所以现在你的机会来咯，要是你想喝个痛快的话。”

“你就是这么干的吗？喝个痛快？”

“我适当地喝了一点而已，”他说，“你要是愿意，就继续去玩吧。好好放松一下。”

她觉得他的慷慨大度里藏着悲哀和伪装。他想必看到她跳舞了。否则他应该问：“你怎么把脸弄成这样？”

“我还是等你一起回去吧。”她说。

他皱眉看看宝宝，歪了下奶瓶。

“差不多喝完了，”他说，“要是你想的话，那就这么着吧。”

“我去下洗手间。”卡斯说。在洗手间里，正如她想象中的莫妮卡家一样，摆了大量纸巾。她把水调得很热，打湿脸，擦洗，打湿脸，擦洗，把一团团黑黑紫紫的纸巾丢进抽水马桶。

4

喝到第二杯，肯特评价着这些日子西温哥华房地产价格的不可思议，简直到了可耻的程度，松加突然插嘴：“你知道，我有个想法。”

“我们过去住的那种地方，”他说，“早就不是那么回事了。跟现在比，简直就是分文不花得来的。现如今，我都不知道你买它们要做什么。就为了买份地产，就为了买下来拆掉吗？”

她的想法是什么？关于房地产价格吗？

不，是关于科达尔。她不相信他死了。

“哦，我一开始信的，”她解释道，“我从没想过要怀疑。但是突然有一天我醒来，想到这不一定是真的。它根本不一定是真的。”

想想当时的情况吧，她说。一个医生给她写的信。从雅加达寄来。也就是说，写信给她的人自称是个医生。他说科达尔死了，说他因什么而死，他用的医学术语她记不得了。总之是一种传染病。但她凭什么相信这人真的是医生？或者，甚至吧，就算假定他可能是个医生，她凭什么相信他说的是真话？科达尔要认识个把医生并非难事。交个朋友嘛。科达尔有过各色狐朋狗友。

“或者甚至是花钱雇了他，”她说，“那也并非完全没可能。”

肯特说：“他为啥那么做呢？”

“做这种事的医生又不止他一个。或许他需要这点钱来维持给穷人看病的诊所，谁知道呢？或许他自己想要这钱。医生们又不是圣人。”

“不是，”肯特说，“我说的是科达尔。科达尔为啥那么做？再说他有钱吗？”

“没有。他自己一点钱都没有，但是——我不好说。反正这只是一个假设。钱嘛。而我在这里，你知道。我在这里照料他妈。他确实很在乎他妈。他知道我绝不会抛弃她。那样就万无一失了。”

“确实万无一失，”她说，“我非常喜欢德里亚。我不觉得她是个包袱。我没准更适合照料她而不是嫁给科达尔。你知道，挺怪的。德里亚也和我想的一样。关于科达尔。她也有同样的疑问。她从没跟我提过。我也从没跟她提过。我俩都担心这会让对方心碎。然后有一天，在她——不得不离开之前——不久，我正在给她读一个以香港为背景的悬疑故事，突然她说：‘没准那就是科达尔待的地方呢。香港。’”

“她说她希望这话不会让我不安。然后我告诉了她我一直以来的想法，她笑了。我俩都乐啦。你会以为，一个年迈的母亲，谈到儿子会逃走、把自己抛下，会悲痛万分吧？才没有。或许老人们其实不像那样。真正老的人们。他们不会再怎么悲痛了。他们肯定觉得不值得。”

“他知道我会照料她，尽管他可能不知道会维持多久，”她说，“我希望能给你看看那医生的信，可我把它丢掉了。太蠢啦，可我那会儿心慌意乱的。我都不知道怎样才能熬过余生。我没想到应当追问这事，找到他的证件，或者要求看看死亡证明什么的。我后来才想到所有这些，可手头已经没联系地址了。我没法给美国大使馆写信，因为他们是科达尔最不想打交道的人。而他又并非加拿大公民。或许他甚至用了化名。他可以伪造一个假身份。用假证件。他过去提过这类事。那正是他的一部分魅力所在，对我而言。”

“那类事有的可能只是虚张声势吧，”肯特说，“你不这么看吗？”

松加说：“我当然是这么看的。”

“没有什么保险吗？”

“别傻了。”

“要是有保险的话，他们会找出真相的。”

“不错，可是没有保险，”松加说，“所以，那就是我打算去做的事。”

她说她从来不曾跟婆婆说过这个想法。等她只剩自己一个人的时候，她要去找他。她打算去找到科达尔，或者找出真相。

“我想，你会觉得这是种疯狂的幻想吧？”她问。

疯了，肯特带着不快的惊讶之情沉思着。他这趟旅途拜访的每一处，都会有一个令他极其失望的时刻。他会意识到他谈话的对象，这个他颇费周章找到的人，并不打算让他如愿以偿。他到亚利桑那州去看望的老友操心着生活中的种种危险，尽管明明住在一个保护周全的社区里一幢昂贵的房子中。他老友的老伴，七十多岁的人了，却一心向他展示她本人和其他几个老太太穿戴成克朗岱克舞厅女郎模样参加音乐剧表演的照片。他成年的孩子们都囿于各自的生活。这些对他而言都属正常，并不意外。令他意外的是他们的生活，他的儿子们和女儿所过的生活，似乎都陷入僵局，一切按部就班。就算有变数——要么是他预见的，要么是人家告诉他的——诺埃勒快要离开第二任丈夫了——也都令人兴味索然。他没跟德波拉提一个字——甚至自己也没多想——但事实如此。现在轮到松加。他并非特别喜欢、在某种程度上还有点害怕，但始终视其为一个神秘人物、对之尊敬有加的松加——松加也成了一个饶舌老妇，而且不知哪根神经搭错了。

而他来看她，本有个目的来着，现在这番关于科达尔的胡扯与他的本意差了十万八千里。

“说实话，”他说，“听起来不像个理智的决定哟，实话实说。”

“瞎折腾。”松加愉快地说。

“毕竟，有可能他早死了。”

“对头。”

“而且他也可能早就不知到哪儿去，在哪儿过起日子了。我是说，如果你的想法是正确的话。”

“对头。”

“所以唯一的希望在于，要是他真的那时候就死了，而你的想法是错的，那你还能有个结果，但那样一来，你也不会比现在有更多进展。”

“哦，我想我会的。”

“你还不如就待在这儿，写几封信问问。”

松加说，她不这么认为。她说你没法从官方渠道打听这类事。

“你得到街头去打听才成。”

雅加达的街头——她打算在那里开始。像雅加达这样的地方，人们不会沉默寡言。人们在大街上度日，各种事情无所不知。店老板会知道，也总会有什么人认识个什么人，如此类推。她会亲自去打听，然后她来了的消息会四下传出。科达尔那样的人不会被轻易忘掉。即使是陈年旧事，难免还有点痕迹。总会传来这种那种消息。有些可能要花点代价得来，未必全都可信。然而。

肯特有点想问她上哪里弄钱。她从父母那里继承了什么吗？他依稀记得，他们在她结婚时就断绝了关系。或许她以为能把这幢房子卖个好价钱。这个希望不大，不过也不是没可能。

即使如此，她也会两个月不到就把钱花个一干二净。她来了的消息会四下传播出去，没错。

“那些城市今非昔比啦。”是他唯一的回答。

“我不是说打算忽略正常渠道，”她说，“我会去向我能找到的所有人打听。大使馆、殡葬记录、病历，如果有这类东西的话。事实上我写了不少信了。但你收到的尽是些推脱和扯皮。你得去面对面找到他们。你得去。自己去。到处打听，让人家都怕了你，找出他们的软肋，必要时给他们塞点好处。我可没有幻想这会是件容易事。”

“比如，我想到那里可能会热得可怕。它听起来根本不像个好待的地方——雅加达。到处是沼泽和低洼地。我并不蠢啊。我会采取所有预防措施，比如打预防针什么的。我会带上我的维生素，雅加达既然是由荷兰人开发的，杜松子酒肯定不缺。荷属东印度嘛。它不是一座很古老的城市，你知道。我想它建于1600年代。等等。我有各种——我给你看看——我有——”

她放下空了好一阵的杯子，飞快站起身，猛走两步，在破剑麻地毯上绊了一下，朝前跌去。不过她抓住门框，设法稳住身体。“得把这些旧垫子都扔了。”她嘟囔着，急急忙忙跑进房间。

他听到一阵用力拉开发涩的抽屉的声音，然后是一大堆文件掉下的声音，整个过程她一直唠叨着，语调听起来信誓旦旦的，几近疯狂，好像生怕你会转移注意力的人在跟你说话。他听不清她的话，或者说，他根本没有试着去分辨她在说什么。他趁这个机会，吞下一片药丸——过去半小时以来他一直在盘算这事。这是一片小药丸，不需要用水吞服——他的杯子也早空了——他本可以轻易地把它悄悄塞进嘴，不让松加注意。不过因为害臊或者迷信，他没这样做。他不介意德波拉对他的病况了如指掌，也不可能阻止孩子们了解它，但他似乎觉得，在他的同辈人面前必须隐藏起这个。

药丸吃得正是时候。一股眩晕、难受发热、浑身要瘫软的感觉一路爬上身体，化为汗珠，从他的太阳穴处排出。有那么几分钟，他感觉热流不断增加，不过，通过调整呼吸和活动四肢，他终于把它按捺下去。这时，松加抱着一叠文件出现——地图和复印件，想必是从图书馆的书里复印下来的。她一屁股坐下，一些文件滑下地，散落在剑麻地毯上。

“看，这就是他们叫做巴达维亚的地方，”她说，“布局相当规整。非常荷兰化。那儿有个郊区叫‘维特雷登’。意思是‘心满意足’。要是我真发现他生活在那里，那不是很搞笑吗？这是古老的葡萄牙教堂。建于17世纪晚期。当然这是个伊斯兰国家。他们拥有东南亚最大的清真寺。库克船长曾在那里停留过，修过船，他对船坞赞叹不已。不过认为沼泽里的水沟发出恶臭。它们没准现在还是这样。科达尔从来就不是个壮汉，不过他照料自己可比你以为的要仔细得多。他不会到有毒的沼泽里乱逛，也不会从街头小贩手上买饮料。现在，当然了，要是他在那里的话，我想他应该已经完全适应了吧。我也不知道他会变成怎样。我想，他已经完全和当地人一样了，或者正由他的棕色皮肤的小女人侍候着过得舒舒服服的。在水池边吃水果。或者他没准会四处募捐，资助穷人。”

事实上，肯特确实记得，海滩晚会上，科达尔浑身上下只裹了条勉强蔽体的毛巾走到他身边，问他这个药剂师是否了解热带疾病。

不过那算不得异常。任何要去那种地方的人都可能这么问。

“你说得像是印度嘛。”他对松加说。

现在他感觉安稳了，小药丸让他重新把握住体内的运程，遏制了仿佛是骨髓在挤压的感觉。

“你知道吗，有个原因让我觉得他没死，”松加说，“我没梦见过他。死人我会梦见的。我一直都梦见我婆婆。”

“我可不做梦。”肯特说。

“所有人都做梦的，”松加说，“你只是不记得了。”

他摇摇头。

卡斯没死。她住在安大略省。在哈里伯顿区，离多伦多不远。

“你妈知道我在这里吗？”他问过诺埃勒。她回答：“嗯，我想是的吧。知道。”

不过他没上门拜访。德波拉问他是否要绕过去看看，他决定：“我们别改变路线了。不值得。”

卡斯独自住在一个小湖边。和她同居了很长时间，并一起造了那幢房子的男人已经死了。不过诺埃勒说，她有朋友，过得不错。

松加在之前的谈话中提到卡斯，他有一种温暖又危险的感觉：这两个女人仍保持联系。接着，他觉得要冒风险了，搞不好会听到什么他不想知道的事，不过同时他也怀抱一种愚蠢的希望，想着松加或许会告诉卡斯，他现在看起来有多棒（他对此挺自信，因为体重一直比较稳定，在西南部又晒出了健康的棕色皮肤），他的婚姻又是多么美满。诺埃勒或许传递过此类信息，不过这话由松加来说，想必比诺埃勒的更有分量。他等着松加再次提到卡斯。

然而，松加没朝这个方向走。相反，说的全是科达尔，以及那些蠢念头，以及雅加达。

这会儿，分神的东西来自外界——不再来自他体内，而是在窗外，风变猛了，先是一直在搅动着灌木丛，渐渐变成大力摇撼。这些可不是枝条细长、随风摆动的灌木。它们枝干坚硬，叶子沉甸甸的，每棵灌木都是连根撼动着。阳光在油汪汪的绿叶上翻滚。太阳还在，风没刮来云层，因此这并非大雨的预兆。

“再喝一杯？”松加问，“不怎么能喝杜松子酒了吗？”

不是啊。是吃了药丸之后，不能喝了。

一切都来得急匆匆的。要不然就是慢吞吞得让人绝望。驱车赶路时，他总是熬啊熬的，就盼着德波拉能赶紧开到下一个镇子。然后又如何呢？什么也不会发生。不过，每过一阵，会有那么一瞬间，所有事物似乎都显得意味深长。撼动的灌木，刺眼的阳光。一切都在电光火石之间涌现，偏偏让你无暇凝神细想。你正打算寻思出个结论，突然就一片眼花缭乱，好像在坐过山车一样。所以你糊里糊涂就信了那个错误的想法——肯定是错的啦。相信什么某个死掉的人可能还活着，活在雅加达。

可当你明知某人还活着，当你大可以直接开车到她门前时，你却放过机会。

让他打消念头的是哪种可能呢？是发现她像个陌生人，令他无法相信曾娶过她，还是发现她从来就不曾陌生，只是匪夷所思地远离了？

“他们走啦，”他说，“他俩。”

松加任膝盖上的文件滑落到地上，混进其余的纸片。

“科达尔和卡斯。”他说。

“这几乎每天都会发生哟，”她说，“每年到这时候，几乎天天如此，这种下午迟点时候刮起的大风。”

说话时，她脸上的浅色斑点反射着光线，好像用镜子打出的信号。

“你妻子走了很长时间啦，”她说，“真怪，不过我对年轻人已经无所谓了。就算他们从世界上消失，也不会有啥差别。”

“正相反，”肯特说，“你不如说是我们吧。我们才是这样。”

因为药丸的缘故，他的思绪变得绵长而轻盈，像水汽一样蒸腾飘忽。他茫茫然思忖着一个念头：就待在这里，听松加讲述雅加达的事，任大风掀起沙丘上的沙子吧。

不必上路，不必回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