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工作又恢复了生机——向新来的情报员交接工作。一年前，我觉得要向AV/ALANCHE1-7道别是一件很痛苦的事，但现在我的“街党”队伍壮大了，而且其中一半的人都是佩奥内斯手下的警察，实际上也是他待在办公室操控这批人，这位重要人物——佩奥内斯已经取代了那顿成为乌拉圭的领导者。

然而，怀旧之情却在不经意间爬上心头。现在也许AV/OUCH-1和AV/OUCH-2还在护照监管部门负责检查游客，可我再也不用监督他们的工作了。我们那位负责社会新闻版面的记者AV/ERAGE，本就已经被我们忽略了很久，现在更是用不着我时不时地花费一个晚上盘问他，我心中五味杂陈；还有我们的AV/EMARIA-1、2、3、4，他们不必再听从我的命令，给我派监控车来了；生意惨淡的“果哥尔”将要关门大吉，从苏联大使馆赚来的钱已经不足以弥补它的花销；鲍里斯一家人也在着手寻找更小一些的公寓以节省开支；戈迪·莫尔伍德也不再打电话来向我讨价还价；AV/ OIRDUPOIS现在也交由我的下一任来负责了。

除了工作上的事情，我也要向蒙得维的亚的妓院告别，这更加触动了我那根脆弱的情感之弦。在那，我看上了几个女孩，出乎我的意料的是，她们竟然也喜欢我。我对自己说，她们不过在做生意而已，然后我就意识到，妓女与嫖客之间不就是一场戏吗？短暂相聚又匆匆离别，一样的不真实。

说到处理AV/OCADO的事，利博塔德事件的副作用就是让我变得更加谨慎。有好几个月，我每周都会带着问题清单与AV/OCADO在安全屋见面，请他吃饭、喝酒，我甚至还学会了做饭；我们一起争论在餐馆见面是否安全的日子也一去不复返了。

然而，沙威的事还在进行。我不清楚是这件事的重要性降低了，还是因为我太久沉溺于沮丧的情绪中，总之，我怀疑，在乌拉圭共产党身上投入这么多心血真的值得吗？我甚至都不知道我是否在乎它值不值得。以前，我总是苦恼于福特斯每周体重都会上升，现在连他自己都担忧自己的肥胖问题会影响到他的安全。他发誓，那件事过后他再也没见过利博塔德，但我每次去看他都能感觉出他似乎越来越怕佩奥内斯生气，怕这位警察局长发现真相。沙威说：“你不了解这个人，他就是个法西斯，跟那顿没什么区别，他掌权后整个人都变得越来越残忍。为什么偏偏要成为法西斯呢？”

我说：“我们不会让他伤害到你。”

“那你承认自己控制着佩奥内斯了？”

“不是。”

“那我就有足够的理由担惊受怕了。”

我不知道该怎么跟他说，沙威自己已经有了答案。

他又说：“你的确控制着佩奥内斯，这就是你为什么相信自己可以保护我。所以，如果你在我身边画上一圈安全符，告诉佩奥内斯不准他进来护身圈，那就更好了。”

“那这就等同于告诉佩奥内斯的人，你和我们有关系。然而警察局里已经出现了乌拉圭共产党的人，虽然你还不知道是谁，但你我都不能冒这个风险。”

“你不用告诉他你为什么要保护我，警察局通常都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福特斯说。

“沙威，我已经糊涂了，你究竟在说什么？这里面肯定有别的内情。”

“的确有，”他说，“实情就是上周利博塔德打电话来警告我，说佩奥内斯最近已经听说，几个月前有人看见我和她一起出现在公众场合，这激起了他的疯狂嫉妒。其实那次不过是与你的领导一起吃午饭而已。”

“噢，不是吧。”我说。

“她说，佩奥内斯已经准备好给我点颜色看看，但是她命令他不能这么做，因为她与我之间什么事都没有，如果他教训了我，那她就再也不见他了。利博塔德在讲这一番话的时候情绪很激动，还跟佩奥内斯说，我只不过是她的大哥哥，仅此而已。尽管这样，佩奥内斯也不见得就会相信她的话。然而不管肉体出轨还是内心忠诚，我们在这样言辞激烈的爱人面前难免妥协。佩德罗明白这一点，如果他仍然怀疑她的话，自己一定会付出惨痛的代价。”

“那你就没必要害怕什么了。”听到这个消息，我一时还无法预测这会带来什么损害。

“我当然有理由害怕了。他根本就不需要亲自动手，他手下的人会替他出头。”

“如果真是这样，我看他怎么面对利博塔德。”

“当然可以，他肯定会否认是他指使别人打我，他甚至还可能会惩罚打我的人。我敢说，这事最后一定会不了了之，如果找不到证据证明佩奥内斯是幕后指使的话，那么利博塔德也不会舍弃佩奥内斯带给她的荣华富贵而离开她。”

“证据？这事除了他还能有谁？”

“没这个必要了，现在的问题已经不仅仅是折磨那么简单了。那顿痛恨共产党，甚至比约翰·埃德加·胡佛还要恨。也许是因为共产党深深伤害了那顿的自尊，所以才造就了他虐待狂般的信仰，他相信，左派就是个毒瘤，只能通过折磨才能彻底根除。所以一股迫害无政府主义者和共产主义分子的狂潮就要来临了。”

“是谁的命令？依据哪条法律？你快跟我说说，我不敢相信这是事实。”

“警察若想逮捕你，那就不怕找不到理由，也许你过马路时没遵守交通规则他都能把你弄进去。现在的情况是，你一旦被捕，事情就成了另一番光景。待在警察局的左翼人士没有人会保护你，我党内的三位高官上个月在里面的日子真是难熬。是被打残了吗？没有，是他们太想女人了！”

“真这么惨？”

他笑了——难道是因为我突然用西班牙语回应他吗？

“我夸张了。”他说道。

“是吗？”

他耸了耸肩：“我现在怕死了被折磨。”

于是我们一致认同：如果有人警告他要逮捕他的话，他就打电话向我求助；如果他来不及亲自告诉我，就把信息留在“RAINFALL”（降雨）一词中。

距离我计划离开乌拉圭的前两周，我在办公室接到一个人的电话，说他要找“RAINFALL”，他不肯告诉我他是谁，只说福特斯先生一小时前被捕，现在正在中央警察局总局。现在这种情况只有警察才会知道，那也就是说福特斯买通了这个人给我打电话，并且他的身份已经暴露了。

我十分愤怒，我不过是个情报局官员，不是吗？我根本就不在乎此时的沙威有多恐惧，是他向我提供的情报太少的缘故吗？“去他妈的！”一挂电话我就破口大骂！

然而，现在沙威的情况的确很紧急，我心中也十分担忧，所以我决定冒险去找亨特帮忙，陪我去一趟警察局，也许他都不愿意留在那等，除非是接沙威出狱。

果然，亨特听到这个请求情绪很低落：“真是笨蛋，蒙得维的亚这么多优秀的情报员都能守住自己的秘密，怎么他就不能？他算是废了。”

“我也明白，可是事情已经发生了。”

“真丢人！下周一阿尔奇·诺克罗斯就要过来代替我掌管这里了，我不能交给他一个管理优良的驻点也就罢了，现在还要我给别人擦屁股！”

“发生这样的事，真的很抱歉。”

“我们要救AV/OCADO的话，就得警告佩奥内斯。”

“霍华德，我们不能这么做，否则沙威就会彻底暴露。”

“那好吧，我现在就给佩德罗打电话，一个电话就能搞定。”

能吗？时运不济，佩奥内斯现在不在乌拉圭，而是跑去了布宜诺斯艾利斯。

霍华德看看他的手表，说：“我该去国家俱乐部吃晚餐了，这事留到明天早上再说吧。”

“这事儿可不能等，说不定一个晚上一条命就没了。”

“你真觉得我陪你去一趟监狱，事情就能改观吗？”

“霍华德，我只是国务院的无名小卒，但是他们都认得你，你去了肯定能行。只要他们懂了你的意思，你就离开，可以吗？”

他举起双手，说道：“那我给桃乐丝打个电话。真他妈的，我最多给你一个小时的时间，就当为我送行的一件特殊的礼物吧。”他压碎了自己的雪茄。“这个蠢人沙威·福特斯，如此拖累你我！”他叹了口气，“好吧，那就让我们树立一个榜样，让别人看看我们是怎么保全自己的特工的。”

警察总局在市法院大楼，一座八层楼高的大厦，最初是为新扩张的商业投资企业而建，如今这栋楼归了警察局和法院，但惨败企业的阴影仍然残留在这栋建筑里。

楼梯台阶很宽，每个楼梯平台之间都是双行弯道，我有足够的时间冥想这里的阴郁。在这圆拱形的寂静中，曾经有多少财富悄悄消失？潮湿的空气一直徘徊在通向法庭的台阶，远处的痰盂、烟蒂像一只浮肿的甲壳虫躺在破旧的油布上。

我们尽力调整呼吸，不让别人看到我们爬个楼梯都要气喘吁吁。爬过六层，来到第七层的走廊时才发现事情不对：整个楼层空空如也，办公室的门开着，里面连家具也没有，夜晚路灯的光芒透过窗户照进来，可以看到窗户上布满灰尘。感觉好像我们错过了人生中的一次重大转变！我想，死亡大概就是这个样子吧，脏，空，没有一个人愿意接纳你。

“真见鬼，我们竟然找错了地方！”亨特说道。

就在这时，楼上传来各种敲击鞭打声，有钢铁、木头，还有塑料，惨叫连连，可以听出他们已经尽力压低声音了，但呜咽声还依稀可辨，像小狗被车碾压之后的残喘。失落感弥漫在空气中，我和亨特都说不出话，就像我们待在别人家里，听到从浴室里传来歇斯底里的呻吟声。

“不得不说，”亨特小声说道，“上面肯定是无所不用其极了。”

然后我们回到六楼，找到佩奥内斯的助理副局长，并向他介绍了我俩，听到亨特的名字，副局长立即敬了一个礼。我们的工作进行得很快。副局长说，很庆幸我们在能来这里的时候来了，各项调查还没开展，只要你们做担保，福特斯先生就可以获释了。

“不，是他担保，”霍华德说，用手指着我，“我要赶着去赴约了。”

我就一个人在那等着，过了一个多小时才把人放出来。我看到沙威时，他很沉默，我也没有开口说什么。我们出了警察局来到大街上，他才打开了话匣子，一说就是四个小时，他一边说个不停，我还一边告诉他慢慢道来。他说，他现在很危险，夹在两边受气：一边是佩奥内斯，一边是乌拉圭共产党，双方现在都想报复他，他说：“我死定了。”

“乌拉圭共产党不会杀了你的，不是吗？”我说，我承认，我当时脑子里在想“推翻乌拉圭共产党”。

他回答说：“他们只是开除我的党籍，下一步就轮到图帕马罗城市游击队（乌拉圭极左翼游击组织）来料理我了，乌拉圭共产党中的极端分子会把我的事告诉游击队，那我就必死无疑了。所以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把我带离乌拉圭。”

我提到里约热内卢、布宜诺斯艾利斯，沙威说都太危险了，不能去，我又提到南美、中美、墨西哥，他还是摇头。

“那你要去哪儿？”我问他。

“迈阿密。”他要离开他的老婆孩子，因为他们都是坚定的共产主义分子，他要一个人前往迈阿密。我们得给他提供一份体面的工作，比如去银行工作，一个讲西班牙语的非古巴人，在处理古巴人的业务时一定大有用途，毕竟在金钱方面臭名昭著的古巴人对美国银行来说也是个难题。

“我还没这个本事给你提供这么好的工作。”

“你必须能，除此之外的办法都很危险。为了保护我自己，我恐怕得找到蒙得维的亚的报社，虽然我比你更有理由惧怕与媒体合作，但是我在监狱想明白了一点——我还不能死。为了保证我的安全，迫不得已我会曝光自己，当然还有我掌握的信息。”

接下来的二十四小时，我们办理了假文件、假护照，还有一张去往美国的签证，他去了迈阿密一家银行工作，当然是归情报局所有的银行。这一局我并没有必胜的把握，直到我连续八个小时工作在编码器—解码器前，向Groogs汇报（这也给了我厌恶他的充分理由）。总之，在迈阿密，我又有机会与沙威合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