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部 第十七章

卡列宁一面情不自禁地回忆着席间和饭店的谈话,一面走进自己冷清清的房间。陶丽关于饶恕的话只有使他恼火。基督教的教义对他是不是适用,这是个很大的难题,简直说不清楚,但卡列宁对这问题早就做了否定的回答。在大家说过的话里,留给他印象最深的是愚蠢而善良的土罗甫春的那句话:“他做得像个男子汉!他去挑战,并把对方打死了!”显然,大家都同意他的话,尽管出于礼貌没有说出口。

“不过,这事已经定了,想也没意思。”卡列宁自言自语。他只想着当前的旅行和要调查的事;他走进房间,问那个送他进来的看门人,他的跟班到哪里去了。看门人说他的跟班刚刚出去。卡列宁吩咐拿茶来,就在桌旁坐下,拿起旅行指南,开始考虑他的行程。

“有两封电报,”跟班回来,走进房间说,“请您原谅,大人,我刚才出去了一下。”

卡列宁拿起电报,拆开来看。第一封电报是宣布斯特列莫夫担任卡列宁所渴望的那个职位。卡列宁把电报一扔,涨红了脸,在屋里踱起步来。“上帝要毁灭谁,就使谁发疯,” 他想起了这句拉丁文谚语。这里的“谁”,他现在指的是那些促成这项任命的人。他恼恨的不是他没有得到这个位置,不是人家故意忽视他,而是他弄不懂他们怎么会看不出来,夸夸其谈的斯特列莫夫担任这个职位比谁都不合适。他们怎么会看不出,提出这项任命是怎样毁了他们自己,怎样损害他们的威信哪!

“又是这一类事吧?”他一边拆开第二封电报,一边恼怒地自言自语。电报是妻子打来的。蓝铅笔写的“安娜”这个名字首先映人他的眼帘。“我要死了,求你务必回来。如能得到饶恕,我死也瞑目。”他看完电文,冷笑了一声,扔下电报。最初一刹那,他认为这无疑是个骗局,是个诡计。

“她什么欺骗的事做不出来呀!多半她要生孩子了。也许是生产上的什么病吧。但他们要我去的目的是什么呢?使生下来的孩子取得合法身份,破坏我的名誉,还是阻碍离婚?”他心里捉摸着。“可是电报里明明写着:我要死了……”他重新读了一遍,电文里的字句突然使他吃惊。“万一真是这样怎么办?”他自言自语,“万一她真的在临终前的痛苦中忏悔了,我却看作她又在欺骗,拒绝回去,那又怎么样?这样不仅太不近人情,会叫人家都说我的不是,从我这方面来说,这样做也未免太愚蠢了。”

“彼得,去叫一辆马车来,我要到彼得堡去。”他吩咐跟班说。

卡列宁决定到彼得堡去看看妻子。如果她的病是假的,那他就一言不发走掉。如果她真的病危,临终前想看他一面,那他就饶恕她,只要她还活着;要是去晚了,那就最后一次尽他做丈夫的责任,给她料理后事。

一路上,他不再考虑他应该做些什么。

卡列宁带着乘一夜火车所产生的疲劳和风尘,在彼得堡的朝雾中,坐马车经过空荡荡的涅瓦大街,眼睛望着前方,头脑不去思考有什么事在等着他。他不能思考这事,因为一想到将要出现的局面,他无法排除一个念头,就是只要她一死,就会立刻解除他的困境。面包房、关着门的铺子、夜间的马车、打扫人行道的工人在他眼前掠过。他观察着这一切,竭力不去想那将要出现的局面。他不敢希望有那样的局面,但毕竟抱着很大的希望。他的马车驶近大门口。大门口停着一辆出租马车和一辆轿车,轿车上坐着的马车夫在打瞌睡。卡列宁走进门去,仿佛从头脑底里掏出了主意,镇定下来。这主意就是:“如果是骗局,那就泰然置之,加以蔑视,返身就走;如果是真的,那就遵守礼节,照章办事。”

不等卡列宁打铃,门房早就把门打开了。门房彼得罗夫,又名卡比东诺奇,穿一件旧礼服,不打领带,脚上套着一双便鞋,模样十分古怪。

“太太怎么样?”

“昨天平平安安生了个孩子。”

卡列宁站住了,脸色发白。现在他才明白,他是多么希望她死啊。

“她身体好吗?”

柯尔尼系着早晨惯系的围裙,跑下楼来。

“很不好,”他回答,“昨天会诊过了,此刻医生还在。”

“把行李拿进来。”卡列宁听到还有死的可能,松了一口气,就一面吩咐仆人,一面走进前厅。

衣帽架上挂着一件军大衣。卡列宁注意到了,就问:“有谁在?”

“医生,接生婆,还有伏伦斯基伯爵。”

卡列宁走到里屋。

客厅里一个人也没有;接生婆头戴紫色绸带的软帽,听到他的脚步声,从安娜的起居室里走出来。

她走到卡列宁面前,由于产妇病危而不拘礼节,抓住他的手臂,把他拉到卧室里。

“感谢上帝,您回来了!一直在问起您,一直在问起您呢!”她说。

“快拿冰来!”医生在卧室里用命令的口气说。

卡列宁走进安娜的起居室。伏伦斯基侧身坐在桌旁一把矮椅上,两手捂住脸哭着。他一听见医生的声音便霍地跳起来,放下手,这样就看见了卡列宁。他一看见她的丈夫,尴尬极了,又坐下来,头缩到肩膀里,仿佛想躲到什么地方去,但他还是竭力振作精神,站起来说:“她快死了。医生都说没有希望了。我完全听凭您的处置,但请您让我留在这里……不过我听从您的吩咐,我……”

卡列宁看见伏伦斯基的眼泪,心慌意乱——他看见别人的痛苦总是这样的——立即转过脸去,不等他把话说完,就急忙向门里走去。卧室里传出安娜的说话声。她的声音是愉快的,富有生气,音调非常清楚。卡列宁走进卧室,走到床跟前。她脸朝他的方向躺着。她的双颊绯红,眼睛闪闪发亮,一双雪白的小手从上衣袖口里露出来,玩弄着毯子的一角,把它扭来扭去。她看上去不仅容光焕发,身体健康,而且情绪极好。她说话很快,很响,音调十分清楚,充满感情。

“因为阿历克赛,我是指阿历克赛·阿历山德罗维奇(两人的名字一样,都叫阿历克赛,命运真是太奇怪太捉弄人了,是吗?),阿历克赛不会拒绝我。我可以忘记过去,他也会饶恕的……他怎么还不来?他这人真好,他自己也不知道他这人有多好。唉!我的上帝,我烦死啦!快给我一点水!嗐,我这样对待小女儿可不好哇!好,那就把她交给奶妈吧。是的,我同意了,还是这样好。他一回来,看见她会难受的。把她抱去吧!”

“安娜·阿尔卡迪耶夫娜,他来了。您看,他来了!”接生婆说,竭力把她的注意力引到卡列宁身上。

“嗐,胡说八道!”安娜没有看见丈夫,继续说,“把她给我,把小女儿给我!他还没有来。您说他不会来,那是因为您不了解他。谁也不了解他。只有我了解,所以我觉得难受。他的眼睛,说真的,谢辽查的眼睛同他一模一样,所以我不敢看谢辽查的眼睛……给谢辽查吃过饭没有?我知道大家全会把他忘记的。他可不会忘记。得让谢辽查搬到角房里去,叫玛丽埃特陪他睡。”

突然她身子缩成一团,住了口,恐惧地把双手举到脸上,仿佛在等待打击,实行自卫。她看见了丈夫。

“不,不!”她开口了,“我不怕他,我怕死。阿历克赛,你过来。我急死了,我没有时间了,我活不了多久,马上又要发烧,又要什么都不知道了。现在我还明白,什么都明白,什么都看得见。”

卡列宁皱起眉头,现出痛苦的神色。他拉住她的手,想说些什么,却怎么也说不出来。他的下唇打着哆嗦,他一直在克制自己的激动,只偶尔对她望望。每次他对她望的时候,总看见她那双盯住他的眼睛流露出那么温柔而狂喜的神色,这是他从来没有见过的。

“等一下,你不知道……等一等,等一等……”她停住了,仿佛在拼命集中思想。“对了,”她又说,“对了,对了,对了。我就是要说这个。你别以为我怪。我还是同原来一样……可是另外一个女人附在我身上,我怕她,因为她爱上了那个男人,所以我恨你,可是我忘不了原来那个女人。那个女人不是我。现在的我才是真正的我,才完完全全是我。我要死了,我知道我快要死了,你问问他吧。我现在觉得很沉,我的手,我的脚,我的手指都很沉。你瞧,我的手指有多大!不过这一切都快完了……我只有一个要求:你饶恕我,完完全全饶恕我吧!我这人坏,但奶妈告诉过我,那个殉难的圣人——她叫什么呀?——她还要坏。我要到罗马去,那里是一片荒野,这样我就不会碍着谁了,我带谢辽查去,还有小女儿……不,你不会饶恕我!我知道这是不可饶恕的!不,不,走吧,你这人太好了!”她用一只火热的手抓住他的手,另一只手把他推开。

卡列宁的心越来越慌乱,此刻已经慌乱得不再去克制它了。他忽然觉得,他所谓心慌意乱其实是一种愉快的精神状态,使他体会到一种从未体会过的幸福。他没有想到,他终生竭力遵循的基督教教义要求他饶恕和爱他的仇敌,不过他的心里充满了饶恕和爱仇敌的快乐。他跪在床前,头伏在她的臂肘上,她火热的手臂透过上衣烧灼着他的脸,他像孩子般痛哭起来。她搂住他那半秃的头,身子挨近他,挑战似的傲然抬起眼睛。

“他来了,我知道!现在您饶恕我吧,饶恕我的一切吧……他们又来了,他们为什么不走哇?……把这些个皮外套拿掉!”

医生拿开她的手,小心翼翼地让她躺到枕头上,用毯子盖住她的肩膀。她顺从地仰天躺着,目光炯炯地望着前面。

“记住一点,我只要求饶恕,别的什么也不要……他,怎么还不来?”她接着对门外的伏伦斯基说,“来吧,来吧!把手给他。”

伏伦斯基走到床边,一看见她,又用双手捂住脸。

“把脸露出来,瞧瞧他。他是个圣人!”她说。“把脸露出来,露出来!”她怒气冲冲地说。“阿历克赛·阿历山德罗维奇,让他把脸露出来!我要看看他。”

卡列宁捉住伏伦斯基的双手,把它们从脸上拉开。伏伦斯基的脸由于痛苦和羞愧显得十分难看。

“把手给他!你饶恕他吧!”

卡列宁把手伸给他,眼泪忍不住滚滚而下。

“赞美上帝,赞美上帝,”她说,“现在一切都舒齐了。只要把我的腿稍微拉拉直就好了。对了,好极了。这些花画得多难看,一点也不像紫罗兰,”她指着糊墙的花纸说,“我的上帝!我的上帝!几时才完结呀?给我点吗啡。医生!给我点吗啡。啊,我的上帝,我的上帝!”

她在床上翻来覆去。

医生们说这是产褥热,死亡率达百分之九十九。她整天发高烧,说胡话,处于昏迷状态。半夜里,病人躺在床上,失去知觉,几乎连脉搏都停止了。

每分钟都有死亡的可能。

伏伦斯基回家去了,但一早又跑来探问病情。卡列宁前厅遇见他说:“您留着,她也许会问到您。”说着亲自把他领到妻子的起居室里。

到早晨,病人又兴奋起来,思潮翻腾,胡言乱语,接着又昏迷了。第三天还是这样,但医生说有希望了。那天,卡列宁走进伏伦斯基坐着的房间,关上门,在他对面坐下来。

“阿历克赛·阿历山德罗维奇,”伏伦斯基感到是表态的时候了,说,“我没有什么话好说,我什么也不明白。您饶恕我吧!不论您多么痛苦,我还是请您相信,我比您更难受。”

他想站起身来,但卡列宁拉住他的手说:“我请求您听我说,这是必要的。我应当向您说明我的感情,那以前支配我,今后还将支配我的感情,免得您误解我。您知道,我决定离婚,甚至已开始办手续了。不瞒您说,开头我拿不定主意,我很痛苦;我老实对您说,我有过对您和对她进行报复的欲望。收到电报的时候,我是抱着这样的心情到这里来的,说得更明白些:我但愿她死。可是……”他沉默了一下,考虑着要不要向他坦白自己的感情,“可是一看见了她,我就饶恕她了。饶恕的幸福向我启示了我的责任,我完全饶恕了她,我要把另一边脸也给人打;有人夺我的外衣,我连里衣也由他拿去。我恳求上帝,但愿不要从我身上夺去饶恕的幸福!”他的眼睛里饱含着泪水,他那明亮、安详的目光使伏伦斯基感动。“这就是我的态度。您可以把我踩在污泥里,使人家都取笑我,我可不会把她抛弃,也不会说一句责备您的话,”他说下去,“我的责任给我明白规定:我应当同她在一起,我将同她在一起。要是她想见您,我会通知您的,但现在,我想您还是离开的好。”

卡列宁站起身来,失声痛哭,再也说不下去。伏伦斯基也站起来,弯着身子,皱着眉头,仰望着他。他不理解卡列宁的感情,但他觉得这是一种崇高的,像他这种世界观的人所无法理解的感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