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百个衣着鲜亮养尊处优的人，在古巴乐队的伴奏下，在马德里赌场的皇家大厅迎来了一九四一年的元旦。而我，也是他们中的一个。

本来我是打算独自度过那个夜晚的，也许会邀请马努埃拉女士和两个女孩子跟我一起分享一道鸡肉大餐和一瓶苹果酒。但是我的两位顾客——阿尔瓦雷斯·比古妮娅姐妹的执意邀请让我不得不改变了主意。虽然对活动没有高涨的热情，但是为了那个夜晚我还是精心打扮了一番：梳了一个低低的发髻，用摩洛哥炭笔化了眼妆，以突出自己所谓的异域风情。我还为自己设计了一条银色筒裙，袖子宽大，腰间用宽腰带衬托出身材。这是款介于纯正的摩洛哥长袍和优雅的欧洲晚礼服之间的原创设计。姐妹俩的单身弟弟负责来时装店接我，他叫艾尔内斯托，除了小鸟一样的面容和献殷勤时的装腔作势，没有给我留下任何印象。到达以后，我迈着稳稳的步子踏上大理石台阶进入皇家大厅，假装毫不在意这个空间有多么豪华气派，也没有看到那些毫不掩饰地向我投来的目光，甚至都没有看一眼天花板上巨大的水晶灯，还有墙上气势恢宏的绘画和上着白浆的边框。我放射出的信息只有自信，自我主宰。似乎这种奢华的环境就代表着我最自然的生存状态。我来到这里就好像鱼儿进入了水中，怡然自得。

但这不是真实的我。虽然我每天都围绕着那些令人眼花缭乱的华服，就像这天晚上我周围的淑女名媛们炫耀的那些衣服一样，但是之前几个月的生活完全不是闲适随心的，而是日以继夜地在我的双重身份下，把所有的时间全都投入到两种工作中去。

两个月前我跟希尔加斯见了面，就在见到贝格贝尔和伊格纳西奥之后。那次见面成了我行为方式的分水岭。关于贝格贝尔我向他提供了最详尽的细节，但是关于伊格纳西奥我却只字未提。也许我应该跟他说的，但是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我没有这样做。也许是因为羞怯，也许是因为不安或者恐惧。我很清楚伊格纳西奥的出现完全是由于自己的不谨慎，第一次怀疑被跟踪的时候就应该向希尔加斯通报，也许那样就能避免一个内政部官员轻而易举地进入我家中，还大模大样地坐在客厅等我。但是那次重逢又太过私密，倾注了太多感情，对我来说太过疼痛，所以我无法用情报工作中那些冷冰冰的模式将它套进去。避而不谈这件事情显然不符合他们给我规定的行为准则，而且挑战了我的最基本职责。但即便是这样，我也决定冒险一试。再说，这也不是我第一次对希尔加斯隐瞒些什么，因为我同样没有告诉过他，时装店里雇佣的马努埃拉女士也是我过去的一部分，而那个过去是他绝不允许我越雷池半步的。幸运的是，雇佣我的旧日恩师和伊格纳西奥的来访都没有造成直接后果，时装店至今没有接到任何驱逐令，也没有人要求我到哪个该死的办公室接受质询，穿着华达呢的阴魂不散的监视者也一下子失去了踪影。这是永久的停战还是一个短暂的间歇，仍然是个未知数。

在贝格贝尔被停职后希尔加斯跟我的紧急会面中，他依然表现得像我第一次见到他时那样冷淡而中立，但是他怀着浓厚的兴趣仔细听我讲上校来访时的每一个细节。这让我不禁怀疑，他们大使馆在接到贝格贝尔被停职的消息以后受到了巨大的冲击。

我毫不困难地找到了约定的见面地点，这是一栋老宅的一层，从外表上看毫无可疑之处。门铃一响，立刻有人出来开门，一位年纪较大的护士请我进去。

“瑞克医生正在等我。”我按照糖果盒丝带上的指示说。

“请跟我来。”

正如预料的那样，在进入宽敞的诊室时，我看到的不是什么医生，而是一个从事完全不同职业的浓眉英国人。和之前几次我在Embassy看到他一身蓝色军服不同，那天他一副平民打扮。浅色的衬衫，斑点领带，一套优雅的灰色法兰绒西服。除了身上的衣服不像医生，他跟周围各种专属于诊所的医疗设施也格格不入：一个金属的屏风，上面拉着棉布帘子，玻璃门柜子里装满了瓶瓶罐罐和各种器具，旁边有一张小小的诊断床，墙上挂满了各种头衔和行医执照。他用力握了握我的手，没有在寒暄和客套上浪费任何时间。

一落座我就开始讲述，几乎是一分一秒地回忆着贝格贝尔来我家的那个晚上，努力不遗漏任何细节。完整复述从他嘴里听到的内容，详细描述了他的状态，回答了十多个问题，然后把给罗萨琳达的信完好无损地交给了他。我讲了大约有一个多小时，他一直聚精会神地听着，表情凝重，一根接一根地抽着烟，直到不急不缓地抽掉一整盒黑猫。

“现在还无法说清楚这次换部长对我们究竟意味着什么，但是情况非常不容乐观。”他终于掐灭了最后一根香烟，“我们刚刚向伦敦通报了这一消息，目前还没有得到回复，所以现在几乎所有人都在观望。因此我请求您一定加倍小心，不要犯任何错误。在您的家里接待贝格贝尔这件事非常令人担心。我理解您当时不可能拒绝让他进门。让他平静下来，避免他引起更大的麻烦，这一点您也做得很对。但是这次的风险太大了。从现在开始，麻烦您要万分谨慎，尽量不要再出现类似的情况。并且请注意您身边的那些可疑人物，尤其是您家附近的，因为不能排除您也受到监视的可能性。”

“我不会的，您放心吧。”我猜测也许他们对伊格纳西奥和他的跟踪行为产生了一些怀疑，但是我宁愿不问。

“形势会变得更加混乱，这是我们目前唯一能肯定的。”他跟我握手道别的时候补充道，“一旦清除了碍事的外交部长，我们推测德国施加在西班牙领土上的压力和影响将进一步增加，所以您必须保持高度警惕，准备好应对一切意外。”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中我严格按照他的话去做：尽可能地避免一切风险，努力减少在公开场合露面的次数，在收集和传递情报时一万个小心。我们继续做着衣服，活很多，而且越来越多。马努埃拉女士加入时装店里带来的轻松持续了不过几个星期，顾客数量的增加，以及圣诞节的临近让我不得不全身心地投入到缝纫工作中去。不过在忙忙碌碌的时装工作之余，我也兢兢业业地履行着另一个职责：地下工作。两者并行不背，相辅相成。因此就像花时间精心缝制一件礼服的腰部一样，我也同样花时间去参加在德国大使馆举办的欢迎盖世太保头子希姆莱的招待会，而打听到这里的德国人都在狂热地等待柏林餐馆奥特霍切尔很快迁到马德里来，对我来说跟为一位男爵夫人的新衣服量尺寸没什么区别，虽然那是纳粹高官们在柏林最喜欢的餐厅。所有这些信息，我都一丝不苟地向希尔加斯汇报：小心翼冀地分解出所有材料，用最简练精确的词语表述出来，然后用针脚把信息转移到样板上，再准时传递出去。遵循希尔加斯的忠告，我一直保持高度警惕和高度集中的注意力，关注着周围发生的一切。因此那段时间我发现有些事情发生了变化：都是些很小的细节，有可能是新的环境造成的，也可能只是纯粹的偶然事件。某个星期六，我突然发现普拉多博物馆衣帽间里，那个负责接收我装满了样板画夹的光头男子不见了，我再也没有见过他。几个星期后，美容院衣帽间的那个女孩也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另一个年纪大一些、体形稍胖但同样守口如瓶的女人。街上和各个场所的监视都更加严密了，我学会了如何去辨别那些负责监视的人：身形巨大如衣柜一样的德国人，沉默而威严，身上的大衣长及脚面，千痩的西班牙人，总在某家门厅对面、某个场所旁边或广告牌后面紧张地抽着烟。虽然我基本上不属于他们的监视对象，但每次看到他们的身影，都会努力装作没注意到他们，然后改变方向或换一条路往前走。有时候为了避免从他们身边经过，或者跟他们迎面相遇，我会随便找一家店躲进去，或者停在一个栗子摊前面，或者假装在某个橱窗前驻足。但如果有时候跟他们不期而遇，来不及变换方向，也没有办法避开他们，我就会鼓起勇气，暗暗对自己说“来吧，咱们走着瞧”。然后迈着坚定的步子，平视前方，自信冷淡，几乎是髙傲，好像我手里紧紧抓着的不过是刚刚随意购置的东西，或者装满化妆品的手提箱，而不是一堆密码信息，里面记录着在西班牙的第三帝国显赫人物的私人日程。

同时我也密切关注着周围政治环境的变化。就像在得土安时让哈米拉做的那样，每天早上我都会让玛尔提娜去买当天的报纸：《ABC》《万岁》《阿尔卡萨尔报》。吃早饭的时候，我一边喝牛奶咖啡，一边狼吞虎咽地了解西班牙和整个欧洲正在发生什么。通过报纸我了解到塞拉诺·苏聂尔自己当了新的外交部长，还跟踪阅读了他与佛朗哥访问德国、并在昂代会见希特勒的相关新闻。我还知道了德国、意大利和日本之间的三国协定，希腊被侵略，还有那段混乱的日子里，在世界版图上发生的无数令人头晕目眩的事件。

阅读、缝纫、传递信息，传递信息、缝纫、阅读，这就是我在这个即将结束的年度的最后几个月内日复一日的生活。因此，也许接受顾客的建议在倶乐部迎接新年，是我觉得自己该有些娱乐活动来缓解一下紧张的情绪和身体了。

一看到我们进入大厅，玛丽塔和泰德·阿尔瓦雷斯·比古妮娅就来到了我们身边。我们相互吹捧着衣着和发型，聊了些无关紧要的事情，开了几个玩笑，我一如既往地蹦了几个阿拉伯语词汇，还有一些装模作样的法语表达，同时偷偷观察了一下整个大厅，看到了一些熟悉的面孔，很多穿军装的人，还有田字形徽章。我自问，这么多看起来轻松自在的人中间，有多少是像我一样的间谍和地下情报员。我很可能有不少，所以决定对谁都不能轻信，永远用怀疑的态度对待所有人，也许还能得到一些对希尔加斯和他的同伴有帮助的信息。我一边在脑海里飞速地思考着这样的计划，一边假装专注地参与到对话中去。玛丽塔离开了一会儿。等她回来的时候，挎着一位男士，一看到他，我就知道这个晚上一切又将发生巨大的变化。

“艾瑞斯，亲爱的，我想向你介绍我未来的公公，冈萨罗·阿尔瓦拉多。他非常想跟您聊聊他去丹吉尔的旅行，还有那边的一些朋友，其中有一些很可能你也认识。”

没错，站在我面前的正是冈萨罗·阿尔瓦拉多，我的父亲。他穿着一身法兰绒西服，手中拿着一个高脚杯，里面的威士忌已经喝了一半。目光交错的一刹那，我明白他完全清楚我是谁。紧接着我就意识到，邀请我参加这次庆祝活动是他的主意。当他捧起我的手贴近嘴唇行吻手礼的时候，整个大厅没有人能想象到，他手中握着的这五根手指属于他的亲生女儿。我们只见过几个小时，但是据说血缘关系有时候会强大到超越一切并创造奇迹。不过如果理性地想一想，也许是敏锐的洞察力和超人的记忆力，而不是父亲的本能让他认出了我。

他瘦了，白发也多了，但是身材依然魁梧。乐队开始演奏《那双绿色的眼睛》，他邀请我跳舞。

“你不知道再见到你我有多髙兴。”他说。从他的语气中我似乎听出了真诚。

“我也是。”我在撒谎。事实上我也不知道自己是不是高兴。重逢来得太突然，让我还来不及理性地思考一下对见面本身的感觉。

“你改了名字，改了姓，听说还是摩洛哥国籍。不过我想你不会告诉我这一切都是为什么。”

“是的，我想我不会告诉您。此外，我也不认为您会对此感兴趣，这些都是我的私事。”

“请不要用‘您’称呼我。”

“好吧。你是不是也希望我叫你爸爸？”我微带嘲讽地问。

“不用了，谢谢。叫我冈萨罗就行。”

“好吧。你怎么样，冈萨罗？我以为你在战争中被人杀害了。”

“我活下来了，你也看到了。这是一个很长的故事，可怕的故事，对于这样一个辞旧迎新的夜晚来说不太适合。你母亲怎么样？”

“很好。她现在住在摩洛哥，我们在得土安开了一家时装店。”

“那么，最后你们还是听从了我的建议，在战争爆发前及时离开了西班牙？”

“差不多吧。我们的故事也说来话长。”

“也许你愿意给我详细讲讲，我们可以另外约时间见面，让我请你吃饭吧。”他说。

“我不知道有没有时间。我基本上不参加什么社交活动，因为工作太忙了。今天来是因为几个顾客的坚持。我还是太天真了，以为这真的是毫无利益关系的诚心邀请，不过现在看来，在向本季最红的时装师发出热情诚挚邀请的背后，还有些更深层次的内容。这是你的主意，对吗？”他没有承认也没有否认，但是内心肯定的信号无法避免地泄露到了空气中，跟流淌的音符一起漂浮着。

“玛丽塔是我儿子的未婚妻，她是个好女孩，甜美热心，这样的人已经不多了，虽然不是特别聪明。不管怎么说，我很欣赏她，她是唯一一个能想方设法让你那个冲动鲁莽的兄弟卡洛斯就范的女孩，两个月以后他们将一起走进婚姻的殿堂。”

我们一起把目光投向我的那位顾客，她正在跟她的妹妹窃窃私语，目光也一直集中在我们身上。她们身上穿的礼服都出自切丝·艾瑞斯时装店。我在嘴角堆出一个亲热的微笑，却在心中暗暗发誓再也不会相信这两个顾客，用美人鱼一样动听的话，在这样一个悲伤的夜晚来欺骗一个孤寂的灵魂。

冈萨罗，我的父亲，继续说：“这个秋天我见过你三次。第一次你从一辆出租车上下来，进了Embassy。当时我就在离那儿不到五十米的地方遛狗，但是你没注意到。”

“没有，我没有注意到，真的。我每次出门都急匆匆的。”

“我当时觉得像是你，但是因为你一闪而过，我想也许这只不过是自己的幻觉。第二次是一个星期六上午，在普拉多博物馆，我时不时去那里转转。你在展厅里参观的时候，我就远远地跟在你后面，当时我还不敢确定你就是我认为的那个人。后来你去衣帽间取来了画夹，坐在提香的《葡萄牙的伊萨贝尔》肖像前临摹。我就在那个展厅的另一个角落里一直观察着你，直到你开始收拾东西。离开那里的时候，我已经能肯定自己没有弄错。真的是你，只不过是另一种风格的你，更加成熟，更加果敢，也更加优雅。但毫无疑问，就是在战争爆发前我认识的那个像受惊吓的小老鼠一样的女儿。”

我不愿意给自己任何忧伤的机会，所以马上接过话茬。

“那第三次呢？”

“就在两个星期以前。你走在维拉斯盖斯大街上，我跟玛丽塔坐在车里。我们刚从朋友家里吃完午饭出来，因为卡洛斯有别的事情提前离开，所以我送她回家。我们俩同时看到了你，但令我非常惊讶的是，她说你是她新的时装师，从摩洛哥来，叫艾瑞斯什么的。”

“阿格瑞克。事实上只是把我以前的姓的字母颠倒过来，西罗嘉，变成了阿格瑞克。”

“听起来很不错。那我们去喝一杯吧，阿格瑞克小姐？”他的表情带着一丝讽刺。

我们从服务生的托盘上取了两杯香槟酒，然后走向客厅的一侧，乐队开始演奏伦巴舞曲，舞池里挤满了一对对舞者。

“我想你不愿意让玛丽塔知道你的真实姓名，还有我跟你的关系。”我们离开嘈杂的人群后，他低声说，“就像我刚才说的，她是个好姑娘，但是比较喜欢参与散布一呰闲言碎语，谨慎恰恰不是她的强项。”

“我非常感谢你不向任何人透露这些事情。不管怎么样，我想向你声明，我这个新名字是合法有效的，而且我的摩洛哥护照也是真的。”

“我想这样的变化背后一定有着重要的原因。”

“当然了。这样我面对顾客的时候才会带有异国情调，也才能躲开因你儿子的起诉引起的警方的纠缠。”

“卡洛斯对你提起了诉讼？”他正要举杯饮酒，手生生地停在了半空中。他的惊讶看起来不像是伪装的。

“不是卡洛斯，是你的另一个儿子，恩里克。就在战争爆发之前，他控告我偷了你的钱和珠宝。”

他轻轻地笑了一下，充满了苦涩。

“起义后第三天，恩里克就被杀害了。就在他被害的前一个星期，我们还有过一次剧烈的争执。他非常积极地参与政治，预感到马上就要发生重大的事件后，坚持要把我们所有的现金、珠宝和值钱的东西都带出西班牙去。我只好告诉他我已经把一部分遗产交给了你。事实上我可以保持缄默。但是我不想那么做，我向他讲述了多洛雷斯的故事，也提到了你……”

“所以他感到非常愤怒。”我插嘴说。

“他就像疯了一样，用各种话来咒骂我。之后他又叫来了塞尔万达，就是那个老仆人，我想你应该记得。他向她详细询问了你们的情况。她告诉他你们走的时候手里拿着一个包裹，所以他编造了这个可笑的偷窃故事。那次吵架以后他就摔门而去，摔门声惊天动地，整栋楼都听见了。等我再见到他是十一天以后了，在城市殡仪馆，脑袋上有一处枪伤。”

“我很难过。”

他耸了耸肩，一脸无奈，但眼睛里却流露出深沉的悲哀。

“他行事鲁莽又冲动，但毕竟是我的儿子。在他的最后一段时光我们的关系一直很紧张，很不愉快。他加入了长枪党，我强烈反对。但是今天回头来看，那时候的长枪党几乎可以称得上是圣徒，是一群浪漫的理想主义者，本着乌托邦式的向往，但还稍稍有几分清醒。那时候长枪党的成员是一群充满幻想的娇生惯养的富家子弟，大部分没有一技之长只靠家庭供养，但幸运的是，他们跟如今的机会主义者毫不相干。这些人举着胳膊高唱《向着太阳》，脖子上青筋暴出，但在战争开始之前他们几乎连何塞·安东尼奥的名字都没听说过，如今对那个不知名的创始人却向祭拜天神一样虔诚。一群幼稚可笑的孩子。”

水晶吊灯那耀眼的光、沙球和喇叭的声音，还有和着美妙旋律翩翩起舞的人群，让他一下子回到了现实中。他握住我的胳膊，轻轻地抚摸着。

“对不起，我经常不自觉地就开始自说自话。一定让你觉得无聊了，现在不是聊这些事情的时候。你想跳舞吗？”

“不，不想，谢谢。我更愿意继续跟你聊天。”

一个服务生走过来，我们把空杯子放在他的托盘上，又拿了两杯满的。

“我们是不是说到恩里克把你告上了法庭……”他说。

我没有让他说完，因为我想先弄明白从见到他开始就—直在脑海中盘旋的问题。

“在给你讲这件事之前，麻烦告诉我，你的妻子在哪儿？”

“她早就去世了。在战争爆发之前，就在我跟你和你母亲见面之后没多久。一九三六年的春天。玛利亚·路易莎跟她的姐妹们去法国南部避难。她们中有一个拥有一辆希斯巴诺-苏莎跑车，而司机特别喜欢夜生活。有一天早上，司机开着车来接她们去做弥撒，很可能是前一天晚上整晚没睡，跑车离奇地冲出了公路。姐妹中有两人死了，玛利亚·路易莎和肯塞普逊。司机丢了一条腿，而另一个姐妹索莱达却毫发无伤，她是三姐妹中年龄最大的一个，生活真是讽剌。”

“我很遗憾。”

“不过有时候我觉得这对她来说是最好的结局。她非常胆小，容易受到惊吓，经常为家里的一点儿小事担惊受怕，日后一定受不了战争，不管她在不在西班牙国内。当然，她肯定永远也无法接受恩里克的死。所以也许这是天意，上天怜悯她，在一切开始之前及时把她带走了。现在你继续给我讲吧，咱们刚才谈到你被起诉了，你知道更多的消息吗？知道这个案子现在怎么样了吗？”

“不知道。九月份的时候，就在我回马德里之前，得土安的警察局长曾经试图调査过这边的情况。”

“为了起诉你？”

“不，为了帮助我。巴斯盖斯警长不能算是我的朋友，但是他对我一直很好。你的女儿惹了很多麻烦，你知道吗？”

我的语气让他感觉到我并不是在开玩笑。

“能给我讲讲吗，如果能帮的上忙，我很愿意效劳。”

“我想暂时不需要，现在基本上没什么大问题了，但是谢谢你愿意帮忙。不管怎么说，也许你是对的，我们应该另外找一天好好谈谈。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的这些麻烦对你也有一些影响。”

“先给我透露一下大致情况吧。”

“你母亲的珠宝，已经不在我手上了。”

他的表情没有任何变化。

“你把它们卖了？”

“被人偷了。”

“那些钱呢？”

“也被偷了。”

“全部？”

“一分不剩。”

“在哪儿？”

“在丹吉尔的一个酒店里。”

“谁？”

“一个无耻的恶棍。”

“你认识他吗？”

“认识。不过，如果你不介意，我们还是换个话题吧。下次，等我们都更从容一些的时候，我再细细地讲给你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