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一章

十二月二十六日,星期天,晚上六点十五分

迈克尔·格雷厄姆医生被释放已经两年了。他正站在他弟弟在布鲁克林的房子前面的走廊上,跟全家人一起庆祝节日。埃尔顿提议他们到外面去谈,否则一会儿他的妻子萨莉就会让他收拾餐具。地面上覆盖着白雪,空气冰冷刺骨。

“女人,”埃尔顿嘟囔着,把衣服领子竖起来,双手在一起搓着取暖。

“萨利使唤我就像对一个孩子一样。狗屁,我实在受不了了,我快疯了。”

格雷厄姆医生身材高而且瘦,他已经驼背,面色苍白,这都是在监狱的高墙后面艰苦地劳动了十六年造成的。他的弟弟比他矮,从格雷厄姆最后一次见到他,他的体重增加了三十磅,他的腹部现在已经鼓起。

“我应该走了,埃尔顿,”他说。

“我必须去医院的墓地值夜班。”

埃尔顿抬头看了看夜空,空中乌云密布,看不见一颗星星。他住在一排联体房子里,房屋之间没有任何界限。他看到邻居从私人车道将车倒出来,他大声喊,“唷,吉米,我为你准备了一些很好的防滑轮胎。下星期在午饭的时候到店里来看看,我会按成本价卖给你的。”

“我工作很忙,埃尔顿,”他的邻居说,“我以后会去找你的。”

他开车走了之后,埃尔顿转过身面对着他哥哥。

“这个可恶的家伙,”他说:“他还以为被提升为银行经理助理就成了决策人了?他们让从学校刚毕业的孩子也干这些工作。但是他们比我做得好。我讨厌卖这些该死的轮胎。”

格雷厄姆医生问,“有没有办法再找一个教学的工作?”

“我被宣判为性犯罪者,我的教书生涯已经成为历史了。经过了这么多年,我仍然无法从我们家庭发生的事情中恢复过来。你是我的英雄,我还记得你刚从医学院毕业的时候,妈妈是那么为你骄傲。我很庆幸她没有活到你进监狱的时候,否则会让她心碎的。当然,她从来不会肯定我,你总是她最欣赏的。教书挣钱不多,但至少我能从我的学生那里得到一点尊重。这都是因为那个撒谎的小婊子,你肯定后悔生了她。”

“她是我的女儿,埃尔顿,”迈克尔对他说,声音有些激动,“另外,我太粗心大意了,我把上了膛的步枪放在了孩子们能够发现的地方,而杰茜卡只有九岁。国家不会惩罚一个无辜的人,我是有罪的,你懂吗?我对她说我应该受到谴责,所以她才告诉警察是我杀了菲利帕和杰里米。”

“我的情况不一样,”埃尔顿坚持说。

“我没有做错任何事,我从没有强迫一个女人和我发生关系,更不要说一个孩子。不管怎么说,这里冷得像个冰箱,我们可以到地下室去谈。除了浴室,我只有这一个地方可以保留隐私了,我这里有一些东西,我想你应该看看。”

“我们需要面包和牛奶,”当两个男人走进厨房的时候,萨利大声喊。

“你必须去市场了,不要以为你可以逃避家务,埃尔顿,你知道,我也工作。明天晚上,你来做晚饭。”

“好,好,好,”她丈夫说,“我稍后会去商店的。”他从腰带上取下钥匙,打开了通往地下室的门。来到里面,他按下了灯的开关,然后顺着陡峭的台阶往下走。

地下室里有一股潮湿的麝香气味,它使格雷厄姆医生想起了斯塔岛区的阿瑟克尔监狱,他在那里服过刑。在一张掉了漆的橡木桌子旁边,放着两把破烂的塑料躺椅。

“坐下,”埃尔顿说着,打开了一个便携式的取暖炉,从桌子的一个抽屉里拿出一些报纸。

“这是什么?”他开玩笑说,捡起一块带有三个孔的自制木头扁板。

“是你的教具吗?”

“再也不是了,”他弟弟说。

“我猜你没有关注最近的新闻吧?”

“我没有看电视,而且我也很少看报纸,”格雷厄姆医生说着,坐到了另一把躺椅上,把扁木板放在了一个箱子上,他弟弟把它当做茶几使用。

“我想我在监狱里的时候,已经丧失了对外部世界的兴趣。我曾经加班很长时间,曼哈顿的房租太高了,我必须通过额外的轮班挣钱,否则我就得搬出这个城市。”

“为什么?你已经攒了一些钱。”

格雷厄姆医生说,“我将来需要那些钱。”他低下头看着自己的手,他曾经是一个技术高超的外科医生,但现在成了一个忧伤的中年男人,他为了在医院里工作,不得不干倒便盆的活。监狱改变了他的一生,有时甚至剥夺了他生存的意志。他曾经渴望被释放的那一天,但在过去的两年里,他迷失了方向,发现自己很难承受外部世界的压力。他在监狱里的洗衣房工作时,左手的拇指被压力机压坏了。埃尔顿不知道这一点,因为他早就不去看望他了,尽管斯塔岛区并不遥远。他学会了隐藏自己的残疾,可能更多地是为了自己而不是别人。他的手指曾经长而灵巧,是做外科手术的完美工具。他的弟弟不会注意到的,埃尔顿是个只管自己的人,几乎不去考虑别人的情况。

“如果我能重新获得行医执照,那么自己开业要花一大笔钱,”格雷厄姆医生继续说,“别的医生是不会收留我的,因为我有被判刑的背景。我可能重新回到医学院,我已经从事过十八年医学事业。埃尔顿,在监狱的时候,为了阅读医学刊物,我晚上都不睡觉。医学几乎在每个领域都取得了飞速发展,我再也不可能做手术了。但这也无所谓,如果我能做一个普通医师,我也会很幸福的。”

格雷厄姆医生在被判谋杀他的妻子和儿子之后,他在纽约州的行医资格就被取消了。

他刚被假释,就提出了恢复行医的申请,但他犯罪的严重性使他重新从事医疗事业的可能性几乎等于零。因为他在妻子和儿子死前有一些积蓄,他准备用全部时间来学习,也许他会重新回到医学院。但他的假释官中断了他的计划,无论他的经济状况如何,假释条款都强制性规定他必须用全部时间来工作。

即使是内科医生,在被判过刑之后,也很难找到一份工作。无论如何,是犯罪导致了人生的大门被关上了,没有哪个职业愿意雇用一个凶手,哪怕他只要求最低的工资。

他最后只好求助于他原来的一个熟人——西尔玛·卡里罗,她现在是曼哈顿圣·安东尼医院人事部的负责人。在她刚刚被聘用为一个接待员之后不久,她十岁的儿子需要做心脏移植手术,格雷厄姆医生免去了她的费用。从那时起,她每年都要给他写两三次信,感谢他救了她儿子的命,并且直到最近还继续关心这个男孩的发育情况。听说他进了监狱,她非常难过,但仍然继续与他保持着通信。

“这个工作太委屈你了,格雷厄姆医生,”西尔玛曾说,“你肯定你能受得了吗?你要扫地和倒便盆。”

“我在监狱时就扫过地,”他回答说,“相信我,没有比在监狱里更令人感到羞辱的了。”当他听到弟弟说话时,才回到现实中来。

“你的孩子又有麻烦了,”埃尔顿说着,递给他几块剪下的报纸,“萨利让我发誓不要告诉你,但我觉得你应该知道。也许这一次,他们会把杰茜卡扔进监狱。恶有恶报,你不这样看吗?”

格雷厄姆医生盯着报纸上的照片,然后迅速地浏览了一个内容。

“这不是杰茜卡。我知道这个女孩,梅洛迪·阿舍是在塔西克多俱乐部长大的,菲利帕的父母和我是朋友。梅洛迪过去经常到我家和杰茜卡玩。”

“噢,那就是杰茜卡,”埃尔顿说,在另一把躺椅上伸直了身子。

“我已经注意她好几年了,难道你要告诉我你不认识自己的女儿了。”

格雷厄姆又读了一遍另外两篇文章。一篇有关于被害女人的两张照片,劳蕾尔·古德温和苏珊娜·波特,然后是一个女人的近距离特写照片,他们确认她是梅洛迪·阿舍。他把报纸放在面前,担心他的眼睛是不是欺骗了他。他的女儿曾经是红头发,而这个叫阿舍的女人是却是金发,但现在他能更清楚地看到照片,他肯定那就是杰茜卡。她长着她母亲的下巴和高高的颧骨,还有她的小鼻子,尤其是她的眼睛是不会被认错的。他把报纸放在膝盖上,为他的女儿卷入这些可怕的犯罪中感到震惊。

“这的确是杰茜卡。她一定住在洛杉矶,怪不得我一直找不到她。报纸没说任何关于她是嫌疑犯的事,她与那个男人约会,而第二个女人在那个男人的房子里被杀了,如此而已。你不得不发泄对杰茜卡的怒气,我在监狱里都知道了,但这对你所恨的人没有什么,它只会使你痛苦。”

“让我告诉你一些事情,”埃尔顿说,他的语气有些尖锐,“自从她编造了关于我和她发生关系的故事,我就一直暗中注意她。大约十年前她和一个怪模样的时装设计师结了婚,那时她已经是个模特儿,她的照片被贴得到处都是。我担心如果我告诉你,我在监视她,你可能以为这是出于某种让人恶心的原因。我的意思是,我不敢肯定在对我的审判中你会站在哪一边。当我告诉你杰茜卡在撒谎的时候,你说你相信我,但她是你的女儿。”

毫不奇怪埃尔顿为什么不去医院看他了。

“我尽力支持你,”格雷厄姆医生对他说。

“但我在监狱里,我什么也做不了。杰茜卡从来不给我回信,你也从没有带她去看我。”

“嗨,”他弟弟自我辩解说。

“这个小混蛋不愿意去,我还能做什么?我想给她一个体面的家庭,我不明白她为什么告诉她老师那些关于我的谎话。我的精神病医生说她这样做可能是为了引起别人的注意,你知道,在对你的审判中,每个人都对她大肆吹捧。她还嫉妒达斯迪和卢克,这两个男孩想赢得她的好感,但他们从来都取代不了杰里米。”

格雷厄姆的眼睛湿润了,杰茜卡和杰里米是永远不可分离的。

“她和里兹·琼斯结婚不久,”埃尔顿说。

“我读到一篇文章说这个家伙死了,他们说是自杀,也许是她杀死了他,却逃脱了惩罚。警察说这两个在洛杉矶的女人被注射了某种有毒的混合物。在你被判入狱、杰茜卡搬过来和我们一起住的时候,她让我们给她买了一套医疗用品的玩具,但她抱怨说注射器的针头不锋利。她说你用桔子教她怎样打针。”

格雷厄姆医生想起了杰茜卡多么热爱学习,她希望能成为一个像他那样的医生,整天缠着他教她。他确信她会成为一个外科医生。

“我必须找到她,”他说,“如果我能让杰茜卡在医疗委员会面前放弃她的证词,我就可能重新获得执照。你知道她住在哪儿吗?洛杉矶是个很大的城市,我想她的名字肯定不在电话薄上。”

“给警察打电话,”埃尔顿对他说,“我几年前就失去了她的音信,但我保证警察知道怎么找到她。”他站起来,拿起报纸,伸到桌子旁,抓起他的放大镜,“在这儿,迈克。给文图拉警察局打电话,找汉克·索耶侦探,告诉他你有重要的关于谋杀的信息。噢,那个真正的梅洛迪出了什么事?你的女儿不仅是个撒谎者,还可能是个凶手。她是你的骨肉,你是想让她继续杀人,还是想阻止她?”

一小时以后,格雷厄姆医生坐上了回曼哈顿的地铁,他的思绪仍然徘徊在与弟弟的谈话中。他觉得很可笑,杰茜卡竟会使用她童年伙伴的名字——梅洛迪。她的哥哥杰里米曾经告诉他,她把自己的一个玩具命名为梅洛迪,然后把它扔在她的卧室里,用脚踩它。从那时起,一个有魔咒娃娃的九岁女孩就成了他们饭桌上的笑谈。但杰茜卡终究存在一个问题,她是一个喜欢操纵别人而且要求苛刻的孩子,唯一能和她友好相处的人就是她的哥哥。

过去的记忆涌入了他的大脑。

他淹没在周围的人群,地铁的声音和人们的谈话声中,思绪回到了十八年前那个可怕的夜晚。

知道真相的人会说那是一个意外事故,但他们错了。情况总是相似的,但没有谁曾经吸取过教训。最可恶的一点是那不是一个无法避免的意外。大多数人读了报纸上的文章后,很快就忘记了,只有当事情发生在自己身上时他们才会理解。几乎在每一天的每一个小时,不负责任的人都在导致他们的孩子和亲人的死亡。

他永远也不会忘记,杰里米不会允许他忘记。就像在查尔斯·狄更斯的圣诞小说里,他儿子的鬼魂每到节假日就来拜访他。他的目光穿过窗户凝视着黑暗的夜空,看到他九岁的女儿手里拿着他的步枪站在门口,杰里米在他母亲菲利帕旁边弯着腰。他想从杰茜卡手中夺过枪,但是太晚了。

“噢,我的上帝!”格雷厄姆医生大声喊,把杰里米的尸体从他妻子身上抱走。男孩正在吻她,说晚安,子弹就穿过了他的身体,射进了她的额头。

“按电话上那个红色的紧急按钮,赶快,杰茜卡!现在就去。”

格雷厄姆医生知道,他不能同时对两人实施心脑复苏。因为菲利帕摄取了一定量的酒精和镇静剂,子弹进入她的大脑时,她处于半昏迷状态。但她心跳已经停止,在这种头部重伤的情况下,她活下来的机会已经微乎其微。

格雷厄姆医生把他儿子放在地板上,开始进行心脑复苏。

“快点,杰里米!”他大叫着,“不要让我绝望,儿子。搏斗,为你的生命搏斗。”

警察和救护车在哪里?汗水从格雷厄姆的脸上流下来,他必须赶快抢救,否则他儿子的命就没了。

格雷厄姆医生用眼角看了一下杰茜卡,她靠着墙缩成了一团。她脸上的一块肌肉痉挛了,瞪大了眼睛,她显然是被吓坏了。步枪被扔在几英尺外的地板上。

一个人也没有来,因为他的女儿根本就没打电话。他现在来不及思考了,他抓起一个破旧的棕色皮箱,那曾经是他父亲的东西,他把它藏在壁橱里面一个不易找到的地方,所以孩子们就不会轻易发现它。如果他把步枪藏在同样的地方该有多好。他用手术刀切开他儿子胸部的软骨,打开他的胸腔,用手指抓住了里面的部分。他冲着杰茜卡大声喊了好几次,希望她能从恐惧状态中恢复过来,帮助他抢救杰里米。他无法向当局通报,他的手里捧着他儿子的心脏。

灯光好像突然暗了下来。格雷厄姆医生抢救他儿子的努力失败了。他盯着那支步枪,知道它到底是什么东西——一架可恶的杀人机器。

他曾经是全国步枪射击运动协会的注册会员。他的一个叔叔制造了这把五磅重的步枪,他的父亲在他十岁生日的时候把枪送给了他。当他意识到如果没有武器,这个世界会变得更美好时,他卖掉了曾经收藏的大量枪支,唯独保留了这支轻型步枪,那是他和他已故的父亲之间仅有的一点儿联系。杰里米一定在没有得到他允许的情况下用过那支步枪,并且不负责任地在枪膛里留下了弹药。

片刻之前他还在争分夺秒,现在,一种可怕的沉寂占据了房间。死亡胜利了。格雷厄姆医生感觉自己好像离开了这个世界。他最后一次吻了他的妻子,拉过一条床单盖住了她的头。他把杰里米前额的头发梳到后面,扯过血污的床单,把他也盖了起来。

他把杰茜卡抱在怀里,下楼来到客厅里,轻轻地把她放在沙发上。

“杰茜卡,”他声音颤抖着说,“你能听到我吗?我是爸爸。没有人要伤害你,宝贝。那是我的错,懂吗?爸爸从来都不应该把枪放在你们能发现的地方。”

格雷厄姆医生又一次喊她的名字,然后把手在她面前来回晃动。杰茜卡没有眨眼,他解开她的睡衣,检查了她的身体,确认她没有受伤。他记不起后面发生了什么事情,他的大脑一片混乱,他的心破碎了。他抖动着肩膀,开始抽泣。

他走到厨房给警察打了电话,然后出来走到楼上的主卧室。他女儿目睹的事情是这样残酷,以至于她的精神已经崩溃。她可能永远都不能从中摆脱出来。她的身体可以在医院里继续健康地成长,但她的精神会处于一种紧张性精神病的状态。他在做实习医生的时候,曾经看到过像雕像一样神情呆滞的孩子。

他跪在地上,“带我走吧,上帝,”他哭喊着,仰面盯着房顶。

“让我毁灭吧,求你了,求你了,求你了,只留下我的宝贝女儿。”

他还有什么理由活着?他的医疗事业会被毁掉,他的妻子和儿子会在坟墓里腐烂,他的女儿可能永远不能恢复。即使她能恢复,也会被今天晚上的恐惧永远纠缠。这个世界上她最爱的人就是她哥哥。

格雷厄姆医生不加思索地就拿起步枪来到了车库里,把枪管塞进了嘴里。但他又抑制住自杀的冲动,把枪扔在了水泥地面上。他取出子弹,把它们放进口袋里,然后从橱子里找了一把大锤。他用尽全身的力气向步枪砸去,每砸一下就发出一声痛苦的哭喊。

一个长着馅饼脸的胖大警官从后面抓住了他,把他摔倒在地上。他看见一个黑头发的小个子警官站在杰茜卡旁边,警官弯下腰抓住了女孩的手。格雷厄姆医生想说什么,但那个大个子警官用脚踩住了他的脖子。

“这里发生了什么事,亲爱的?”小个子警官用一种柔和的声音问,“你能告诉我们是谁杀了楼上的人吗?”

杰茜卡的粉红色睡衣被血浸透了,脸颊上划了一道巧克力的颜色,她举起胳膊,用手指指着她的父亲。

“是他干的。”

“这个男人是谁?”

“我爸爸。”

“你肯定吗?亲爱的?”警官继续说,与他的伙伴交换了一下目光。

“你看见他开枪了吗?你怎么能肯定是你父亲干的这些坏事?”

女孩抬头用一种无神的、漠然的眼光看着他。她说话时,声音中有一种奇怪的成分,几乎像另一个人或一架机器在替她说,“我知道是他干的,”杰茜卡说:“我知道是他干的,因为他对我说是他干的。他也想杀死我吗?不要扔下我一个人和他在一起。”

汉克离开验尸官的办公室之后,从卡尔那里买了一个干酪小汉堡包和一些油炸食品,在汽车里狼吞虎咽地吃了下去。过了一会儿,他按响了斯坦利和简·卡普林家的门铃。他们的房子在码头上,还有一个小船坞。房子从外面看显得比较朴素,但光这块地就值将近一百万美元。

卡普林夫人把门锁放在适当的位置上,把门打开一道缝儿往外看。

“我是索耶侦探,”他说。

“我能进去吗?”

“是的,”她说,她的声音只比耳语大一点儿,“斯坦利正等着你呢。”

简·卡普林个子比较矮,大概有五英尺二,她的身材像芦杆一样瘦,弯曲的棕色头发使他想起那些癌症患者。她的痛苦是如此深重,侦探不得不扭过脸去。母亲好像总是承受着最大的痛苦。对待这种巨大的痛苦有两种方式——要么通过发怒来释放,要么把自己扔进绝望的无底深渊。随着时间的流逝,坚强的人达到一种接受现实的状态。根据她痛苦的眼睛来判断,汉克发现卡普林夫人好像无法从女儿的死亡中摆脱出来。

他们一定是在二十年前买的这所房子,家具看起来已经过时,地板上铺的是粗绒地毯。圣诞节才过了一天,但他没有看到圣诞树或什么装饰。他看到铺着瓷砖的过道上散落了一些松针,他们一定有过一棵圣诞树,但是在劳蕾尔被杀后又搬走了。这所房子里没有什么值得庆祝的,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圣诞树几乎是令人讨厌的。

侦探跟着卡普林夫人走过通往书房的走廊,墙上的照片展现出了劳蕾尔·古德温的生活经历。他看了一眼那个在游泳池里嬉戏的女孩,她十几岁时化妆参加的第一次舞会,值得骄傲的大学毕业,容光焕发的新娘,最后是被崇拜她的学生包围着的老师。

这时,她不再是被切割的尸体,她是劳蕾尔。

照片突然没有了,就像劳蕾尔的生命突然结束了一样。在靠近书房门口的墙上留下了一大块空白,卡普林夫人一定是留出来给她外孙的。一个人被杀死后,就有一整个的世界被消灭了,她后面的子孙将永远不可能存在了。

汉克的胃里有一种奇怪的感觉,汗珠从额头上冒了出来。墙上的木板是黑色的,客厅狭窄而局促。他想,卡普林夫人的这面墙,已经变成了一堵悲哀的墙。

斯坦利·卡普林身高大约五英尺七,体重超过二百磅。他穿着一件棕色的高尔夫球衫和一条黑色的裤子。他的带坐垫的棕色躺椅旁边有个烟灰缸,上面放着一支正燃烧着的香烟。怪不得他感到这么难受,汉克握着他的手想。他刚才只顾注意卡普林夫人和照片,没有意识到房子里充满了香烟的气味。

“我们可以出去谈吗?”他问,掏出一块手帕捂住了嘴和鼻子。

“噢,”卡普林先生说。

“不用担心,我会把烟熄灭的,到外面去太冷了。再说,那些新闻记者会来纠缠我们。”

汉克不情愿地坐在了沙发上,把手帕叠起来放回了口袋里。卡普林以为把烟熄灭就解决问题了,但是要想除掉房子里的臭气,就得把房子推倒重建。

他以为卡普林夫人跟着他进了书房,他回头看了看门,发现她已经不见了。

“您妻子不想过来吗?”

“简很难过,”卡普林说着,用手摸着一天没刮胡子的下巴。

“自从我们听说劳蕾尔被杀了,她大部分时间都躺在床上。她是一个了不起的女人,劳蕾尔是我们唯一的孩子。简的输卵管有点儿问题,我们用了十年时间,做了两次手术才怀上这个孩子。”

汉克掏出一个录音机,放在了咖啡桌上。

“我的记忆最近很坏,”他说,“希望你不会在意。”

“没关系,”卡普林先生说,他眯起了黑色的眼睛,“你们逮捕了那个叫沙利文的家伙了吗?狗娘养的凶手。我听说,他也杀害了苏珊娜·波特。她的丈夫昨天晚上又给我打电话,那个年轻人,对这件事耿耿于怀。我们都希望沙利文被判死刑。”

汉克想,波特案子的情况还没有一点儿进展。案发时她丈夫跟另外十个人在喝咖啡,房子也已经被打扫得干干净净,并且他们的朋友和亲戚都说他们像新婚夫妇一样恩爱。除了六支股票的投资和许多性感的内衣,他妻子没有隐藏任何东西。没有以前的情人、没有敌人、没有吸毒和酗酒。埃里克·瑞特米尔,那个邻居家的男孩,开始被认为是可能的嫌疑人。尽管他有一辆摩托车,但他的女朋友发誓说,在苏珊娜·波特被害时,他正在他的卧室里和她做爱。

他回过头面对着斯坦利·卡普林,“给我讲讲你女儿和尼尔·沙利文的关系。”

“第一次还是第二次?”卡普林问,在椅子上向前欠了欠身。

“从第一次开始。”

“劳蕾尔是个好学生,”他说。

“她在中学三年级的时候开始和尼尔约会。我们对她的约会并不感到高兴,这个男孩来自一个有名望的家庭,所以我们觉得这点挺好。但是,他是那种缺少男子气的孩子,简觉得他可能是个同性恋。”

“后来发生了什么事?”汉克问,他掏出一根牙签塞进嘴里,“他们为什么断绝了关系?”

“我看到这个小混蛋在我的后院里吸毒,”卡普林大声说。

“他还把毒品给我的女儿吸。劳蕾尔的成绩开始下降,直到我亲眼看到,我们才知道出了什么问题。”他叹了口气,思绪回到了过去。

“我阻止了他们的关系。我禁止劳蕾尔再去见尼尔,并且威胁要把他送给警察。她开始认真地学习,最终以优秀的成绩毕业。”

“她什么时候又开始见尼尔·沙利文的?”

“去年的某个时候,我想,”卡普林回答,耸耸肩膀,“我和我妻子都不知道。”

“你指控沙利文贩卖毒品,你有什么证据吗?”

“证据,”卡普林说,他的声音大而沙哑。

“你问我证据?你没有在他浴室里发现注射器吗?上次我和你谈话,你告诉我验尸官在劳蕾尔身体上发现了一个注射针孔,那可能就是她致死的原因,这块狗屎给她注射了什么东西。这个家伙住着一百万美元的房子,开着一辆法拉利。你认为他的收入都是卖画赚来的吗?那些艺术品只是一个掩饰,他实际上是个毒品贩子。你还需要什么更多的证据?”

“我们正在调查尼尔·沙利文的所有行动,”汉克说。

“如果他在贩卖毒品,我们会最终发现的。沙利文说劳蕾尔住在你这儿,是真的吗?”

卡普林说话前深吸了几口气。

“她丈夫把她赶出来之后,她就回来和我们一起住了。不要说我责备他,如果我是他,我也会那样做。”

“你能说详细点儿吗?”汉克说:“我不太明白你的意思。”

卡普林小声回答,“劳蕾尔在欺骗她丈夫,我从没有告诉我妻子。”

胡扯,侦探想,眼看着他的案子转向了另一个方向。通奸是历史上最主要的谋杀动机之一。

“你知道那个男人的名字吗?”

卡普林盯着地板,六神无主。汉克等了几分钟,然后说,“先生,我是问——”

“我听到了,”斯坦利·卡普林说,捡起他的香烟夹在嘴里。

“我不知道他的名字,你必须问乔丹。我所知道的只是他是个年轻人,非常年轻,十八岁或十九岁。”

“劳蕾尔在学校工作了多长时间?她教十一年级,对吗?”

“是的,”卡普林紧咬着牙吐出了几个字。

“我知道你在想什么,你认为那个家伙是她以前的学生或什么的,我听到了几乎所有能听到的说法。如果事情与性有关,一个男人不希望知道他的女儿在做什么事情。乔丹会告诉你其余的事情。”

“谋杀发生的当晚,”汉克说。

“你告诉我说,劳蕾尔的前夫最近给你打过电话,你还能回忆起那次谈话透露了什么信息吗?”

“首先,”卡普林说:“乔丹仍然还是她的丈夫,他们两年前就分居了,但他们的离婚还没有最终办理完毕。劳蕾尔拒绝在协议上签字,她觉得他们的婚姻还能挽救。我对她说那是不可能的,但她不听我的。”

汉克站起来,他感觉如果再不离开,他会窒息的,他必须回家换一身衣服。

“我需要与她丈夫取得联系,”他说:“我还需要知道他打电话的精确时间和日期。”

斯坦利·卡普林陪他走到门口,“那大约是三天前,在她……”他停下来,擦了擦眼睛。

“这太难了,我从未想到我不得不埋葬我的女儿,你们的人什么时候能够归还她的尸体?”

那可的确很艰难,汉克想,但是站在他面前的这个男人还拥有继续活下去的力量。侦探总是认真听取一个人嘴里说出的每一个字。在刚才几分钟的时间里,卡普林已经从他过去的女儿劳蕾尔说到她现在——变成了一具没有生命的尸体。

“事情因为节日被拖延了,”侦探对他说。

“我今天早上在验尸官的办公室里,我想不会晚于星期三的。一旦得到确切消息我就给你打电话。那个电话——”

卡普林打断了他,“乔丹没有表现出生气或别的什么,他只是想知道劳蕾尔是不是已经签了协议。”

“他有没有留下一个电话号码让她可以找到他?”汉克问,“我们已经与海军联系了好几次,但他们不是非常合作。”

“像乔丹这样的军官可能在任何地方,由于朝鲜以及伊拉克的麻烦,他的位置可能是保密的。”

“让我们假设他不在海外,”汉克说着,把牙签放在了嘴的另一边。

“你认为他有机会杀死她吗?”

“没有,”斯坦利·卡普林摇着头说:“这说不通。乔丹在发现她和那个傻孩子睡觉时,并没有表现得多么愤怒,为什么要在这时候伤害她?”

“也许他想和她重归于好,但被她拒绝了。”

卡普林盯着侦探的眼睛说,“凶手是尼尔·沙利文,如果在这个周末他没有进监狱,我就会亲自杀了他。”

“我不认为你会那样做,”汉克对他说:“那样你就与杀死你女儿的凶手没有什么不同了。”

卡普林怒视着他,然后把他关在了门外。汉克在那里站了几分钟,慢慢地离开了走廊。像卡普林这样的被害人亲属说出这样的话并不稀奇,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说的话不会有什么结果,但也有人将他们所说的话付诸了实施。他希望斯坦利·卡普林不是后者中的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