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休掉妻了的人叫巴亚多·圣·罗曼。他是在前一年的8月，也就是婚前六个月第一次来到这里的。他来时乘坐的是每周一班的航船，肩上挎着褡裢，那褡裢镶着的银边和腰带上闪闪发光的卡子以及靴子上的金属环相映成是小牛皮的；小羊羔皮手套和衣服也是同样的颜色。玛格达莱娜·奥利维和他同船到达。整个旅途中，她的眼睛不由自主地一直盯着他。“他像是个女人，”她对我说，“太遗憾了，因为我真想将他抹上黄油活活吞下去。”她并不是惟一有这种想法的女人，也不是最后一个有下面这种看法的女人：巴亚多·圣·罗曼并不是一个很容易被看透的男人。

我母亲在8月末往学校给我写的信中正好有这样一句话：“来了一个非常奇怪的人。”在下一封信里她对我讲：“这个奇怪的人叫巴亚多·圣·罗曼，人们都说他很迷人，但是我却看不出。”大家一直不知道他来干什么。在举行婚礼前不久，有人实在憋不住，曾经问过他，他回答说：“我所以走村串镇，为的是找个人结婚。”这可能是实情，不过，随便他怎么回答都是一样，因为他讲话时的那种姿态，与其说是想说明点什么，还不如说是想掩盖点什么。

到达的那天晚上，他在电影院里宣称他是机车车辆厂的工程师，说是在河水泛滥之前急需修建一条通往内地的铁路。第二天，他立刻发了个电报，并且是他自己亲手发的，他还把自己的一套本事教给电报员，即如何利用废电池继续发报。他饶有兴趣地和那几个月正在当地征兵的一个军医谈了边境地区的疾病。他喜欢和大家热热闹闹地呆在一起，时间拖得越长越好；他嗜酒成习，乐于为人调解纠纷，但不喜欢变戏法。有个礼拜天，做过弥撒之后，他向许多第一流的游泳运动员挑战，结果在河里游了个来回，将他们中最优秀的甩在后边十多米远。这是我母亲在一封信中告诉我的，她还在信的末尾作了她特有的评论：“他也像是在金钱上游泳。”这同早已传出的说法是相符的，即巴亚多·圣·罗曼不仅什么都能干，干得非常出色，而且拥有取之不竭的财源。

在10月的一封信中，我母亲对他做了最后一次赞扬。“人们非常喜欢他，”她对我说，“因为他为人忠厚，心地善良，上个礼拜天，他跪着领了圣餐，并且用拉丁文做了弥撒。”谁都知道那个时候是不允许站着领圣餐的，做弥撒也只能用拉丁文，但是我的母亲每逢想把事情讲清说透时，总爱做这种多余的说明。在做了这一颇有见地的论断之后，她又给我写过两次信，但对巴亚多·圣·罗曼却只字未提，即使在巴亚多打算和安赫拉·维卡略结婚这件事已经尽人皆知的时候也是如此。只是在那不幸的婚礼过了许久之后，她才向我承认，等她认识了巴亚多的时候已来不及修改10月信中的说法了；她说他那双金色的眼睛使她不寒而栗。

“我觉得他像个魔鬼，”她对我说，“你亲自对我说过，这类事不要写在信里。”我认识巴亚多·圣·罗曼比母亲要晚一些，是在我回家来度圣诞节假的时候认识的，我并不觉得他像人们说的那样奇怪。我认为他确实有魅力，但远不似玛格达莱娜·奥利维说得那么理想。看上去他很顽皮，过分的诙谐掩饰不住他内心的不安，可我却觉得他实际上要严肃些。但我更认为他是个忧郁的人。那时他已经和安赫拉·维卡略正式订婚。

关于他们是怎样相识的，一直没有人说得清楚。据巴亚多·圣·罗曼寄宿的男子单身公寓的老板娘说，9月末的一天，巴亚多正在摇椅上睡午觉，这时安赫拉和她母亲挎着两篮绢花走过广场。巴亚多·圣·罗曼当时半醒着，看到了这两个身穿重孝的女人。在下午2点的沉寂中，那儿似乎只有她们两个活人。巴亚多问那个姑娘是谁，老板娘告诉他，那是同她走在一起的女人的小女儿，名叫安赫拉·维卡略。巴亚多一直目送她们到广场的另一端。

“她的名字起得真好，”他说。

然后，他把头靠在摇椅的靠背上，重新闭上了眼睛。

“等我醒来时，”他嘱咐说，“请提醒我，我要跟她结婚。”安赫拉·维卡略告诉我，在巴亚多·圣·罗曼向她求爱之前，公寓老板娘就对她讲了这段插曲。“我吓坏了，”她对我说。公寓里有三个人证实确有其事，但另有四个人却不相信那是真的。不过，有一点是一致的，即所有人都说安赫拉·维卡略和巴亚多·圣·罗曼是在10月国庆期间的一次募捐晚会上第一次见面的。安赫拉·维卡略在晚会上担当唱彩票的差事。巴亚多·圣·罗曼来到后，直奔全身重孝、神情凄楚的安赫拉照管的柜台，并且问她那镶有珍珠的手摇唱机要多少钱，这乐器无疑是集市上最诱人的东西。姑娘回答他说那东西不是拿来卖的，而是为了摸彩。

“那更好，”他说，“这就更好办了，而且可以很便宜地弄到手。”安赫拉·维卡略向我坦白说，巴亚多给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不是由于爱，而是别的原因。“我讨厌高傲的男人，从未见过一个男人像他这样傲慢，”她在回忆起那一天的情形时，这样对我说。“此外，我以为他是个波兰人。”她在焦急等待的众人面前唱出了手摇唱机的彩票，结果真的是巴亚多·圣·罗曼中彩，这使她更加反感了。真是难以设想，仅仅是为了打动她的心，他买下了全部的彩票。

那天晚上，安赫拉·维卡略回家时，发现手摇唱机已经用彩纸包着，并且系了一根丝带，放在她家里。“我怎么也想不出他是怎样知道我的生日的，”她对我说。她费了好大的劲儿让父母相信，她绝没有给巴亚多·圣·罗曼提供任何理由让他送来这件礼品，更没有同他做过什么招摇过市的事情。于是，她的两个哥哥彼得罗和巴布洛，把手摇唱机拿到饭店准备还给它的主人，他们办事情是那样迅速，结果谁也没能得知手摇唱机的风波。这家人惟一没考虑到的是巴亚多·圣·罗曼有不可抗拒的魅力。这对孪生兄弟直到第二天黎明才重新露面，他们喝得醉醺醺的，手里不但拿着手摇唱机，而且还把巴亚多·圣·罗曼带到家中继续寻欢作乐。

安赫拉·维卡略家境清苦，她是这家人家的小女儿。她的父亲庞西奥·维卡略是个穷金银匠，为了维护店子的声誉，他是那样精心制作金银首饰，最后双目失明了。她的母亲婚前叫普里西玛·德尔·卡门，一直做小学教员。她那温顺而略显忧伤的面容，把她的严厉性格掩饰得一丝不露。“她像个修女，”梅尔塞德斯回忆说。她以如此高度的自我牺牲精神来服侍丈夫和养育子女，以致使人常常忘记她还存在。两个大女儿很晚才结婚。除了一对孪生兄弟之外，中间还有个女儿，是害疟疾死的，已经过去两年了，亲人们在家中仍然为她穿着简孝，上街时则是一身重孝。妈妈教育两兄弟长大后要像个男子汉，教育女儿们生儿育女，做贤妻良母。她们会刺绣、缝纫、钩花边、洗熨衣服、做绢花和什锦甜食，还会撰写信函。当时的姑娘们对悼念死人的礼仪已漠不关心，可这家的四个姑娘却不同，她们熟悉昔日的知识，知道如何守护病人，安慰临终的人和为死者穿寿衣。我母亲惟一看不惯她们的是睡前梳头。“姑娘们，”她对她们说，“不要在夜晚梳头，这会倒霉的。”除此之外，她觉得没有比她们更有教养的女孩子了。“真是些十全十美的姑娘，”我常常听母亲这样说。“随便哪个男人找她们做妻子都会幸福的，因为她们从小就学会了任劳任怨。”不过，同两个大女儿结婚的人，却难以打破她们的圈子，她们走到哪儿都形影不离，组织舞会只让女人参加，在跟男人打交道时，随时提防他们的不良企图。

安赫拉·维卡略在四姐妹中长得最俊俏，我妈妈说她跟历史上有名的王后一样，生下来时，脐带是绕在脖子上的。但她总是神态恍惚，精神萎靡，这预示着她前程未卜。我每年度圣诞节假期时都看到她，她在窗前一次比一次显得更加迷茫，下午她坐在那儿制作绢花，和邻居的女人们一起唱姑娘们喜爱的华尔兹舞曲。圣地亚哥·纳赛尔对我说：“你的这个傻表妹瘦极啦。”在她为姐姐服丧之前不久，我在街上同她不期而遇，第一次看到她穿得非常漂亮，还烫了发，我几乎认不出她来了。但是，这只是一刹那的印象，随着时光的流逝，她越发显得萎靡不振，没有生气了。因此，当获悉巴亚多·圣·罗曼打算和她结婚的时候，许多人都以为这个外乡人是在开玩笑。

可是安赫拉·维卡略全家不仅对他的求亲信以为真，而且兴高采烈。只有普拉·维卡略例外，她提出了条件，坚持要巴亚多·圣·罗曼出具他的身份证明。直到那时，谁也不知道他是何许人。对于他的历史，人们最多只了解那天下午他穿着艺术家的衣服下船以后的事情，他对自己的来历只字不谈，甚至他是否是个疯疯癫癫的怪物大家也不知道。据说，他曾指挥军队夷平过一些村镇，在卡萨雷纳河一带播下一片恐怖；还传说他是卡晏的逃犯；有人甚至看到他在巴西的佩南布科州想用两只驯服的狗熊发财；也有人说他在宾托斯运河打捞出一条装满金子的西班牙沉船。巴亚多·圣·罗曼为了使这种种揣测不攻自破，把全家人带来了。

他家中有四口人：父亲、母亲和两个调皮的妹妹。他们是乘坐一辆福特牌T型汽车来的，上边有正式的牌照，那嘶哑的喇叭声在上午11点钟惊动了镇上的大街小巷。他母亲阿尔贝达·希蒙特斯是个又高又大的库拉索岛黑白混血女人，她讲的西班牙语掺杂着不少那个岛的方言，她年轻的时候曾被宣布为安的列斯群岛两百个美女中的第一号大美人。他的两个妹妹正值青春年华，犹如两匹永不安静的小母马。但是，家中最了不起的人物是父亲佩特罗尼奥·圣·罗曼将军。他是上个世纪内战中的英雄，并且由于在图库林卡大难中解救了奥雷利亚诺·布恩迪亚上校，成了保守党政府最受崇拜的人物之一。当知道了他的身份之后，我母亲是惟一没有去向他致意问候的人。“我觉得他们结婚很好，”她对我说，“但是结婚是一回事，而解救一个向赫里内尔多·马尔盖斯打暗枪的人却完全是另一回事。”他从车窗里探出头来挥动着白色礼帽向人们致意时，大家都认出了他是谁，因为这个名人的照片是尽人皆知的。他身穿金黄色的麻布衣衫，脚蹬交叉系着带子的科尔多瓦靴子，一副金丝夹鼻眼镜架在鼻梁上，并用一条银链系在坎肩的扣眼上。他的翻领上戴着“勇士奖章”，手持一把手杖，把柄上雕刻着国徽图案。他第一个从车上下来，由于我们这里道路不佳，他身上盖满了一层灼热的尘土。当大家看到巴亚多·圣·罗曼也同车而来的时候，马上意识到他随便要同哪个姑娘结婚都能如愿以偿。

然而，安赫拉·维卡略不想同他结婚。“他男子气太重了，”她对我说。另外，巴亚多·圣·罗曼压根没有去引诱她，而是以他的魅力征服她的家人。安赫拉·维卡略永远忘不了那天晚上的可怕情景，她父母、两个姐姐连同她们的丈夫聚集在客厅里，强迫她同一个刚刚见面的男人结婚。两个孪生兄弟没有介入。“我们认为这是女人们的事，”巴布洛·维卡略对我说。父母下决心这么办的理由是，一个有谦恭美德的贫寒之家没有权利蔑视命运的这一恩赐。安赫拉·维卡略鼓起勇气刚刚露出一点缺乏爱情基础的意思，母亲一句话就把她顶了回去：“爱情也是要慢慢培养的。”按照当时的习惯，恋爱关系要拖很长时间，而且男女双方都要受到监视，而巴亚多·圣·罗曼和安赫拉·维卡略却不同一般，由于巴亚多一再催促，他们只恋爱了四个月时间，所以没有再短，是因为普拉·维卡略坚持一定要等到过了家里的丧期。不过，由于巴亚多·圣·罗曼处理事情干净利落，时间还是绰绰有余。“一天晚上，他问我最喜欢哪幢房子，”安赫拉·维卡略告诉我说。“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就回答他说，镇里最漂亮的房子是鳏夫希乌斯的别墅。”要我，也会这样回答的。那幢别墅坐落在一座小山上，微风习习，凉爽宜人；站在屋顶平台上，只见那广阔无垠的沼泽地上，盖满一层深紫色的银莲花，宛如极乐世界；在夏天晴朗的日子里，可以清晰地看到加勒比海水平线和载着卡塔赫纳游客的远洋巨轮。巴亚多·圣·罗曼当天晚上便去社会俱乐部，并且在鳏夫希乌斯的桌旁坐下来，玩了一局骨牌。

“老光棍，”巴亚多·圣·罗曼对希乌斯说，“我想买下您的房子。”“房子不卖，”希乌斯说。

“我把房子连同里边的东西一起买下。”鳏夫希乌斯按照古老的方式彬彬有礼地对他解释说，房子里的东西是他妻子花费了一生的心血置办的，对他来说，那仍然是她的组成部分。“他说的也是心里话，”当时同他们在一起玩骨牌的迪奥尼西奥·伊瓜兰大夫对我说，“我肯定他宁可死去也不愿卖掉一所在里面幸福地生活了30年的房子。”巴亚多·圣·罗曼也理解他的心情。

“这样好了，”他说，“您只把空房子卖给我吧。”但是，直到那局骨牌玩完，老鳏夫还没有松口。过了三个晚上，巴亚多·圣·罗曼经过仔细考虑之后又回到了骨牌桌旁。

“老光棍，”他又重新谈起这件事，“您的房子值多少钱？”

“没有价。”

“随便开个价吧！”“很遗憾，巴亚多，”老鳏夫说，“你们年轻人不懂得老人的心事。”巴亚多·圣·罗曼丝毫没有思索老人的话。

“就算5000比索吧，”他说。

“您倒真痛快，”老鳏夫不失尊严而又警惕地回答道，“这房子不值那么多。”“给您1万比索，”巴亚多·圣·罗曼对他说，“就这样说定了，马上付款。”鳏夫看了看巴亚多·圣·罗曼，眼睛里滚动着泪珠。“他是由于极度气恼而哭的，”迪奥尼西奥·伊瓜兰大夫对我说，他除了当医生外，还是个文学家。“你想想，这么一笔巨款，伸手可及，然而由于精神脆弱却不得不拒绝。”鳏夫希乌斯说不出话，但他毫不犹豫地摇头表示不接受。

“那么请最后帮我一下忙，”巴亚多·圣·罗曼说，“在这儿等我五分钟。”果然，五分钟之后，他挎着装满了钱的褡裢回到了社会俱乐部。他把10捆1000比索的纸币放在桌子上，印着“国家银行”四个字的纸条仍然捆在上面。鳏夫希乌斯两个月之后死去了。“他就死在这件事上，”迪奥尼西奥·伊瓜兰大夫说，“他比我们都健康，但是当给他听诊的时候，可以感到他的眼泪在心脏里翻滚。”他不仅将房子和里边的一切东西全部卖掉，而且还要求巴亚多·圣·罗曼慢慢地付钱给他，因为他连一个可以保存那么多钱的箱子也没有了。

根本没有人想到，更没有人说过安赫拉·维卡略不是处女。她在和巴亚多·圣·罗曼认识之前，从未有过未婚夫，况且她又是在铁面无情的母亲的严厉管教下和姐姐们在一起长大的。即使到结婚前两个月的时候，普拉·维卡略也不允许她单独和巴亚多·圣·罗曼去看他们即将安家的新房，而是由她和双目失明的父亲陪着她，以保护她的童贞。“我惟一祈求于上帝的是给我以自杀的勇气，”安赫拉·维卡略对我说，“但是上帝并没有给我。”她是那样的心慌意乱，决心把事情如实地告诉母亲，以便从那一折磨中解脱出来。这时，她的惟一的两个知心女友却一片好意地劝阻了她。“我盲目地听从了她们的话，”她对我说，“因为她们使我相信她们是对付男人们卑鄙手段的行家。”她们向她担保说，几乎所有的女子都在童年时因为某件意外的事而失去了处女膜。她们再三对她说，即使最难对付的丈夫，只要没有人知道，他们任何苦果都会吞下去。总之，她们说服了她，使她相信大多数男人到了洞房的夜里都是惊恐不安的，以致没有女人的帮助他们什么也做不成；到了办正事的时候，他们已经无力自持了。“他们惟一相信的是在床单上看到的东西，”她们对她说。于是她们把产婆的诡计教给了她，让她如何假装没有失掉那宝贵的东西，要她在婚后的第一个早晨，将床单拿到院子里去晒，让人们看到那表示贞节的污痕。

安赫拉·维卡略带着这样的侥幸心理结了婚。而巴亚多·圣·罗曼在结婚时则大概想的是他以无限的权势和金钱买到了幸福。婚礼的计划越庞大，他越是想把事情办得更有排场。当他听说主教要来访时，曾打算把婚礼推迟一天，以便让主教为他们主婚，但是安赫拉·维卡略反对这样做。“说真的，”她对我说，“我不愿让一个用鸡冠做汤，而把鸡身全部扔掉的人为我祝福。”不过，就是没有主教祝福，婚礼也大得到了难以驾驭的地步，就连巴亚多·圣·罗曼本人都感到束手无策了，结果变成了一桩公众的大事件。

佩特罗尼奥·圣·罗曼将军及其家属，这次是乘坐国会礼宾船来的，船在码头上一直停泊到婚礼结束。同船来的还有许多名人，但他们在数不清的陌生面孔中并没有被人注意。他们带来了那么多礼物，以致不得不修复已被遗忘的第一座电厂的旧址来展出最令人赞赏的物品，其余的则全部送到鳏夫希乌斯原来的房子里去，那儿已收拾停当，只待新婚夫妇居住了。送给新郎的礼物是一辆折叠篷式汽车，并用哥德体文字在厂徽下边刻上了新郎的名字。送给新娘的是一盒可以供24个客人使用的纯金餐具。此外，他们还带来了一支舞蹈队，两个华尔兹舞曲乐队，他们使许多地方的军乐队、许多头顶木瓜叫卖的女人以及在欢闹的人群中兴致勃勃地拉奏手风琴的人大为逊色。

维卡略一家住在一所简朴的房子里，砖墙，棕榈叶屋顶，上边开有两个天窗。每年1月，燕子便在那儿筑巢孵卵。房前的花坛上几乎摆满了一盆盆的鲜花；宽敞的院子里栽着果树，老母鸡咯咯地叫着跑来跑去。院子的尽头，孪生兄弟有一个猪圈，旁边有块杀猪石和肉案，自从父亲庞西奥·维卡略双目失明之后，这是一项重要的家庭收入。这项生意先由彼得罗·维卡略开始经营，但是他去军队服役以后，他的孪生哥哥也学会了杀猪的本领。

一家人住在这所房子里十分拥挤。因此，当知道婚礼的规模很大时，两个姐姐便打算借一所房子。“你想想，”安赫拉·维卡略对我说，“她们想到了普拉西达·里内罗的房子，但是幸好我的父母坚持，两位老人还是那句老话：‘我们的女儿要么在我们的猪圈里结婚，要么不结婚。’”就这样，他们在原来米黄色的墙壁上又加刷了一层米黄色的墙粉，并整修了门窗，补平了地板，尽量使得它同那豪华的婚礼相称。孪生兄弟把猪赶到了另外的地方，用生石灰把猪圈刷得干干净净，但是，即使如此，地方还是显得窄小。最后，巴亚多·圣·罗曼想出了主意，把院墙推倒，借用邻居的地方跳舞，搬出木匠的工作台让人们坐在枝叶茂密的罗望子树下用餐。

惟一料想不到的令人惊恐的事情在婚礼的那天上午发生了，那是新郎引起的。他去找安赫拉·维卡略时迟到了两个小时。而安赫拉·维卡略在新郎迎娶之前，拒绝穿结婚礼服。“你想想，”她对我说，“我甚至希望他不来，永远别让我穿新娘衣服。”她如此谨慎似乎是合乎情理的，因为对一个女人来讲，再没有比穿好结婚礼服站在众人面前等候新郎到来更难为情的了。可是，安赫拉·维卡略不是处女却竟然蒙起了面纱，戴上了桔花，这件事后来被认为是对贞节象征的亵渎。惟有我母亲认为安赫拉·维卡略不惜一切将牌玩到最后是勇敢的举动。“在那个时候，”她对我说，“上帝是理解这类事的。”然而，至今谁也不知道巴亚多·圣·罗曼葫芦里卖的什么药。自他终于身穿礼服、头戴礼帽出现，到他带着新娘从舞会上走掉时，一直是个幸福新郎的完美形象。

圣地亚哥·纳赛尔玩的什么牌，也从来不得而知。从教堂到舞会，我一直同他在一起，当时在一起的还有克里斯托·贝多亚和我的兄弟路易斯·恩里盖，我们谁也没有看出他的举动有任何反常。我不得不多次强调这一点，因为我们四个人在学校一起长大，后来又一起度假，谁也不会相信我们之间会存在什么秘密，更不必说那么大的秘密了。

圣地亚哥·纳赛尔是个爱热闹的人，他最高兴的时刻是在他死之前，当时他正在估算着婚礼花销的数目。在教堂里，他说单就装饰鲜花而言就相当于14个第一流葬礼的花费。这一精确的估计，多年来一直盘旋在我的脑海里，因为圣地亚哥·纳赛尔时常对我讲，在他看来，室内鲜花散发的香气是与死亡直接联系在一起的。那一天在走进教堂时，他又对我重复了这句话。“我的葬礼不要鲜花，”他对我说，没想到第二天我真的不得不为他操心废除鲜花。在从教堂去维卡略家的路上，他数着装饰街道的五彩缤纷的花环，估算着乐队的开销，鞭炮的支出，以及舞会上为欢迎我们而撒下的那么多米粒要花多少钱。在中午蒙眬的气氛中，新婚夫妇绕院子转了一圈。巴亚多·圣·罗曼成了我们的好朋友，正如当时所说的，是酒肉朋友，他在我们的餐桌上，看上去非常高兴。安赫拉·维卡略已经摘去面纱和花冠，穿着的缎子衣裳已被汗水湿透，竟这么快就呈现出了一副已婚女子的容貌。圣地亚哥·纳赛尔估计着，并且把自己计算的结果告诉了巴亚多·圣·罗曼，到那时为止，婚礼大约花了9000比索。显然，安赫拉·维卡略认为这样做是不礼貌的。“我母亲教育我不能在别人面前提钱的事情，”她对我说。相反，巴亚多·圣·罗曼听了以后喜形于色，甚至有点自鸣得意。

“差不多，”他说，“但是我们的婚礼几乎是刚刚开始。到最后花的钱可能要翻一番。”圣地亚哥·纳赛尔打算核实到一分钱不差，他的生命恰巧让他做完了这件事。果真，根据克里斯托·贝多亚第二天于圣地亚哥·纳赛尔死前45分钟在码头上向他提供的最后材料，证实了巴亚多·圣·罗曼的预言是精确的。

我决定根据别人的记忆把那次婚礼的情景一点一点地追记下来，因为我对当时的细节已经记不清楚了。我们家中多年来一直谈论着：为了向那对新婚夫妇表示祝贺，我父亲重新拉起了他年青时代的小提琴，我那修女妹妹穿着修道院看门人一样的教服跳了一个梅伦格舞，我妈妈的表兄弟迪奥尼西奥·伊瓜兰大夫被人用官船带走了，免得第二天主教来时他在这里。在为这篇记事文搜集材料的过程中，我还附带得到了许多其他材料，其中包括对巴亚多·圣·罗曼的妹妹娇媚的回忆。她们穿着天鹅绒衣服，大蝴蝶翅膀样的东西用金丝系在背上，比她们父亲的羽冠和挂着战功奖章的胸甲更引人注目。许多人知道，在昏昏沉沉的欢闹中，我曾建议梅尔塞德斯·巴尔查和我结婚，而当时——正像14年后我们结婚时她提醒我的那样——她刚刚读完小学。在那个令人厌恶的礼拜天，给我留下印象最强烈的是老庞西奥·维卡略，他独自坐在院子中央的一张方凳上。那是人们让他坐在那儿的，大概以为那是荣誉席，可来宾们碰到他时，都不知他的身份，因而要他换个地方，不要坐在那儿碍事。他把白发苍苍的脑袋摇得像货郎鼓一般，由于刚刚失明不久，脸上露出变幻莫测的表情。他答非所问，人家没有向他表示问候，他也要回答一下。他穿着浆得笔挺的衬衣，手握愈疮木手杖——那是为了婚礼特意给他买的——虽然被人们遗忘了，但仍然感到幸福。

下午6点钟，正式仪式结束，贵宾们告辞而去。轮船上灯火通明，启航后，自动钢琴奏出的动听的华尔兹舞曲还不断地传来。一时我们陷入犹豫不决的深渊之中，不知如何是好，直到我们重新互相认识对方，一齐投入那欢乐的人群之中时，才摆脱了这种犹豫不决的感觉。片刻之后，新郎新娘出现在敞篷汽车上，汽车艰难地在人群中边开路边前进。巴亚多·圣·罗曼燃放了鞭炮，喝了人群中递给他的一杯杯烧酒，并且和安赫拉·维卡略一起从车上下来加入了狂舞的人群。最后他吩咐由他出钱，让我们继续跳下去，能跳多久就跳多久，而后他带上恐慌不安的妻子到他日夜盼望的新居去了，也就是鳏夫希乌斯在其中幸福生活过的那幢房子。

众人大约狂欢到半夜方才三三两两地散去，那时只有位于广场一侧的克罗迪尔德·阿尔门塔的铺子还开着。我和圣地亚哥·纳塞尔，还有我的兄弟路易斯·恩里盖和克里斯托·贝多亚，去了马利亚·阿莱汉德里娜·塞万提斯的妓院。去那儿的还有许多人，维卡略兄弟也去了。在杀死圣地亚哥·纳赛尔的五个小时之前，两兄弟还在同我们一起喝酒，同圣地亚哥·纳赛尔一起唱歌。那时，这一独特的婚礼的余热尚未消失，因为从四面八方还传来一阵阵的音乐声，从远处传来一阵阵的喧闹声。直到主教乘坐的轮船汽笛长鸣之前的一刹那，那些声音还依稀可辨，只是越来越凄婉了。

普拉·维卡略告诉我母亲，婚礼把家里弄得一塌糊涂，在大女儿们帮助她稍稍收拾了一下以后，她才上床就寝，那时已是夜里11时。大概10点钟的时候，还有些醉鬼在院子里唱着，安赫拉·维卡略派人来要放在卧室衣柜中的盛私人衣物的那只小箱子，她母亲想给女儿一只盛日常换洗衣服的箱子，但是来人等不及了。当有人敲门时，新娘的母亲普拉·维卡略已经睡熟了。“门敲了三下，敲得很慢，”普拉·维卡略告诉我母亲，“令人有一种奇怪的感觉，觉得那不是好兆头。”她说她开门时没有开灯，免得吵醒别人。她看到巴亚多·圣·罗曼站在街灯下，身上的丝衬衣没系扣子，考究的裤子只是系了松紧吊带。“他脸色很难看，像是缺觉的样子，”普拉·维卡略对我母亲说。安赫拉·维卡略站在阴影中，因此，只是在巴亚多·圣·罗曼抓住她的胳膊将她拉到灯光下时母亲才看到她。她穿着劣质薄纱缎子衣服，浴巾一直裹到腰部。普拉·维卡略以为他们的汽车坠进悬崖，他们已经葬身于深涧了。

“天哪！”她吓坏了，“请告诉我，你们真的还活着吗？”巴亚多·圣·罗曼没有进屋，只是把妻子轻轻地推进门口，什么也没有说。随后，他在岳母普拉·维卡略的面颊上吻了一下，用一种低沉无力然而却是充满感情的声音对她讲了话。

“谢谢您做的一切，妈妈，”他对她说，“您是个大好人。”只有普拉·维卡略知道自己在以后的两个小时里做了什么，可是直到死去她都没有泄露这个秘密。“我只记得她一只手抓住我的头发，一只手没命地打我。她是那样的怒不可遏，我真以为她要把我打死，”安赫拉·维卡略这样告诉我。但是，这件事普拉·维卡略是偷偷做的，直到黎明来临，这场灾难结束之前，睡在另外屋子里的丈夫和大女儿们还一无所知。

孪生兄弟接近3点钟时回到家中，他们是被母亲紧急召回的。两个人看到安赫拉·维卡略趴在饭厅的一张沙发上，一脸伤痕，但是已经不再哭泣了。“我那时并不害怕，”她对我说。“相反，我感到像是完全甩掉了死神的纠缠，当时我惟一希望的是这一切赶快过去，以便躺下去大睡一场。”两兄弟中最果断者彼得罗·维卡略拦腰将她举起来，让她坐在饭厅的餐桌上。

“喂，不要脸的，”他说，浑身气得发抖。“告诉我们他是谁。”她没有拖延时间，几乎马上说出了那个名字。她在黑暗中寻找着，第一眼就从这个世界和另一个世界那么多混杂的名字中找到了那个名字，并且用她那百发百中的标枪将它像一只没有意志的蝴蝶那样钉牢在墙壁上，对它的判决就这样一直留在那墙上。

“圣地亚哥·纳塞尔，”她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