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封信还没有呈交皇上，巴克莱在吃饭时通知安德烈公爵，皇帝要召见他，向他垂询土耳其情况，安德烈公爵须在晚上六时到别尼生司令部报到。

这一天，皇帝行宫风闻拿破仑将有侵犯俄军的新行动，不过后来证明这个消息不确实。这天早晨，米肖上校陪同皇帝骑马巡视德里萨防御工事，他向皇帝证明，这个由普法尔设计建造的工事是战术的杰作，能致拿破仑于死地。其实这个工事毫无用处，只能成为俄军的坟墓。

安德烈公爵来到别尼生将军司令部，司令部设在德里萨河畔一座不大的地主宅邸里。别尼生和皇帝都不在。皇帝的侍从武官契尔内歇夫接见安德烈公爵，告诉他皇帝带着别尼生将军和保卢奇侯爵今天再次视察德里萨工事，他们对这一工事的用处开始发生怀疑。

契尔内歇夫在第一个房间里，坐在窗口看法国小说。这个房间原来大概是个大厅，现在里面还有一架管风琴，琴上堆着一些毯子，屋角放着别尼生的副官的行军床。副官也在这里。他大概被酒宴或事务弄得筋疲力尽，坐在铺盖卷上打盹。这里有两道门：一道直通原来的客厅，另一道通向右边的书房。从第一道门里传来德语夹法语的说话声。在客厅里，遵照皇帝的旨意正在举行非军事会议（皇帝喜欢使用含义不清的名词），只有几个人参加。皇帝很想知道他们对当前困难局势的意见。这不是一次军事会议，而只是特邀几个人为皇帝解释几个问题。应邀参加这个非正式会议的有：瑞典将军阿姆斐尔德、侍从武官长伏尔佐根、文森海罗德（拿破仑称他是流亡的法国臣民）、米肖、托里、完全不是军人的斯坦因伯爵，还有普法尔本人。安德烈公爵听人说，普法尔是整个事情的核心。普法尔在安德烈公爵到后不久才来，他走进客厅，停下来同契尔内歇夫谈话，因此安德烈公爵有机会仔细打量他。

普法尔穿一套缝工很差的俄国将军服，乍一看，安德烈公爵觉得很面熟，其实从未谋面。他身上集合着安德烈公爵在一八〇五年见过的威罗特、马克和施密特等许多德国军事理论家的特征，不过他比其他人更典型。像他这样集所有德国人特征于一身的德国理论家，安德烈公爵还没见过。

普法尔身材不高，很瘦，但骨骼粗大，体格强壮，臀部宽阔，肩胛突出。他满脸皱纹，眼窝深陷。他两鬓的头发匆匆梳过，后面有几绺翘起。他走进屋里，左顾右盼，惊惶不安，仿佛对屋里的一切感到害怕。他姿势笨拙地摁住佩剑，用德语问契尔内歇夫皇帝在哪里。他似乎想尽快穿过屋子，结束鞠躬问候的客套，坐到地图前工作，这样他才会觉得轻松自如。他听契尔内歇夫说，皇帝去察看他普法尔根据自己的理论设计的工事，匆匆地点点头，露出嘲弄的微笑。他像一般自信的德国人那样低沉而果断地嘟囔着：“愚蠢……事情糟了……坏事了。”

安德烈公爵没听清楚他的话，但契尔内歇夫把安德烈公爵介绍给普法尔，并说安德烈刚从土耳其回来，那里的战争顺利结束了。普法尔对安德烈公爵看了一眼，或者说得更恰当些，对他扫了一眼，笑着说：“对对，看来那一仗的战术是正确的。”

接着带着轻蔑的微笑走进那个有人说话的房间。

普法尔显然容易发怒，现在有人竟敢背着他去视察他的营地并妄加评论，就格外生气。安德烈公爵凭他在奥斯特里茨的回忆和这次短暂的见面，就看清了这位将军的为人。普法尔是个无可救药的顽固自大狂，这样的人只有德国才有。他们之所以极度自信，是因为相信一种抽象观念，也就是科学，他们自以为掌握了绝对真理。法国人之所以自信，是因为他们认为他们的智力和肉体，不论对男人还是对女人，都具有魅力。英国人之所以自信，是因为他们是世界上组织最完善的国家的公民，英国人永远知道他们应该做什么，而且所做的一切绝对正确。意大利人之所以自信，是因为他们情绪激动，容易忘乎所以，旁若无人。俄国人之所以自信，是因为他们一无所知，也没有求知欲，因为他们根本不相信人能知道什么。德国人的自信最糟糕，最顽固，最可憎，因为他们自以为懂得真理，懂得科学，其实这种科学是他们臆造的，但他们却认为是绝对真理。普法尔就是其中一个。他有他的理论，那就是从腓特烈大帝军事史中得出来的迂回战术。他认为，他在近代军事史中所见到的一切都是荒谬、野蛮、混乱的冲突。在这种冲突中双方都犯了许多错误，这样的战争不能称为战争，因为它们不符合理论，不能成为学术研究的对象。

一八〇六年，普法尔是那次在耶纳和奥尔施泰特结束的战役的计划制订者之一，但他从战争的结局中看到他的理论完美无缺。相反，他认为失败的唯一原因就是没有照他的军事理论去做。他以他特有的幸灾乐祸的口吻说：“我早就说过事情要全部完蛋的。”

普法尔也是一个空头理论家，他们迷信自己的理论，甚至忘记理论应该用在实践上。他偏爱理论，厌恶一切实践，对实践不屑一顾。他甚至为失败而高兴，因为实践没有理论指导而失败，足以证明他的理论是正确的。

他同安德烈公爵和契尔内歇夫谈了几句当前的战争，脸上的神情表示，他早就知道事情要弄糟，甚至对此并不感到难过。他脑后翘起的头发和匆匆梳过的两鬓都有力地证明这一点。

他走到另一个房间，那里立刻传来他那低沉而愤慨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