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出轨后，我被一阵不安的狂潮吞噬，但这对我来说没什么稀奇，倒是今天心神不宁的感觉让我吃惊。我感到烦躁又兴奋，像是每个关节、每根筋腱都在皮肤底下抽动。天还没亮我就醒了，心里有一幕幕电影播放，我的身体在火焰中。转个身，我心想，抛开它。我把这些念头从心里拔出来，用尽全力丢到床底下。我在黑暗中伸手向着我的妻子，把手抚过她柔软的身躯，想象我或许会在她身上找到不那么容易屈服的力量。她转过身来，压低声音说了声“哦”。我扑向她，仿佛我想要她胜过全世界任何东西。之后在沐浴时，我跪在莲蓬头喷出的水花中，身体来回晃动，拼命地默祷，希望上帝尽管没听到，但只要看着我，只要几分钟就好。

当然，当我们在大厅集合，分配拍摄小组时，肯恩不在，让我松了一口气（尽管还有一丝低贱的失望感）。我不知道他是被叫回去还是被派赴一般的摄像工作，反正不管怎样，以后和他接触的机会是有限了。这个段落我们的摄像是粗胖而不讨喜的男人，名叫史都；我们的音效师是人见人怕、气味难闻的雷蒙，所以也许果真有某个人在某处保佑我。

我和艾比对字谜都很拿手，所以没用多久就确定这个提示是回文字谜，要让人从混杂的字母中挑出“瑞典”这个词。要找到不是日文的瑞典地图似乎还比较难，但是我们运气好，我们跟旅馆服务台经理谈了一下，希望他能指点我们一家英文书店。当我们告诉他我们要找什么时，他说瑞典大使馆就在两条街外。制作人显然早知道这一点，他们才会挑这家旅馆，但我不确定是否一开始就想让我们去问，但我敢说其他队伍绝对没有想到。大使馆的人很帮忙，不到二十分钟，我们就坐上一辆向机场疾驶的出租车。“朱卡斯加维”几个字草草写在我大腿上的一张纸上，两旁的日本景色不断往后退去，我连往窗外看都不想看，几乎等不及要把这个国家抛到脑后。

此刻我们在飞往哥本哈根的班机上，这段航程似乎永远也不会结束。凯西和朱丽叶也在这班飞机上，卡尔和罗拉也在；不知道另外两队在我们之前或之后多远。艾比睡了很长一段时间才醒，而我却眼睛直视前方七个小时，一边求上帝让我重新被唤醒的神经麻痹。我有个地方不对劲了，非常、非常不对劲。

“嗨，小懒猫。”我对艾比说。声音的冷静让我感到神奇。我的声音就像任何人，任何人的丈夫。

“嗨。”她说，声音带着甜美的睡意。我想象有一把刀把我切成两半，想象有一种生活，让我在各方面都无愧于她。

“还要多久？”她问。

我看看表。我已经把表调成哥本哈根时间，不用再换算成瑞典时间了。“四小时，”我说，“能够再到一个基督教国家真好。”

“嗯。”她说，却同时往下看。有时候我担心她和主的关系，我不确定她有没有尽力将自己完全交给主。有时间我会同她谈谈这件事，但是现在我无力做训诲师了。

我在座椅上挪挪身体，这里双脚能伸展的空间不大。我真受不了坐在飞机里。空服员正在送点心，五小时以前我们才吃过午餐，是冷鸡肉和沙拉，还有一个硬的棕圆面包。现在空服员发给每人一个白色纸袋，我们像过圣诞节一样把纸袋打开，里面是一杯原味酸奶、一份鲔鱼和腌黄瓜三明治、一塑料杯水，还有一根巧克力棒！我的精神振作了短短一刹那，然后我想我连这么小小的开心都没有权利去感受。忏悔的念头浮上心头，冰凉而且让人感到抚慰。

“拿去吧，亲爱的，”我说，一边把糖拿给艾比，“我的给你。”

当我还自称“同性恋”的时候——相信我，没有什么词比这更可悲更讽刺了，原本是表示快乐的词（同性恋，gay，亦为快乐开心之意。），意思一转，竟变得这么下流——我还算是个活跃分子，我会参加游行。我试着说服自己：同性恋的“骄傲”和字典里的意思不同，因为我从来没有感到过骄傲。

我是在一个情绪低落的寒冷清晨加入“救赎会”的，虽然说老实话，那个早晨和我经历过的一百个其他龌龊早晨并没什么不同。前一晚我在酒吧遇到一个男人，后来跟他回家。我很遗憾地说，这对我也不是新鲜事了，我们做了一些我不想详述的事。虽然在热情持续之际我能够驱逐心中疑惧，但醒来时却感觉有千百火蚁在皮肤里爬。我必须离开，我的首要任务就是丢下那个在这件淫欲行为中的共犯、丢下那间公寓房子，它的四壁见证了我的恶行。我悄悄起身，用颤抖的双手找衣服，但是我在病态的仓促下，绊到自己的鞋子，结果那个人醒来了。

“你要去哪儿？”他问。他跪坐在床上，手伸向站着的我，两手搂住我的脖子，想把我拉倒在床上。他光着身子，碰触到我的光裸皮肤，让我几乎软化。但是衣柜门上有一面全身镜，眼看就要陷落在他的怀抱中时，我看到我们在镜中的样子，也就是别人看到我们时的样子。吓到我的是我脸上的表情：迟疑、惊怕，却又如此急切。我从没有比那时候更嫌恶自己。也就在那一刻，我的生命缩窄到镜中：一片玻璃上的一个小光点，两个男人因为一种罪恶的饥渴连在一起。于是我找到挣脱的力量了。

加入“救赎会”后，他们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找出你的同性恋根源。这像是一个谜。对男人来说，可能是母亲不关心或是父亲不在；也可能是与父母的关系处于两个极端：与母亲太疏离，与父亲又太过亲密。我的案例不那么清楚明确。我在一个基督教家庭长大，从小就被教导“同性恋是错误”的观念。我父母至今仍然在一起，我相信父亲是个很好的男性角色典范，我不觉得曾有被父亲或母亲放弃的感觉。我从没有受过虐待，至少我记得没有，不过我并不排除我会压抑自己某些重要情绪的可能性。我有个哥哥，但是我们并没有玩过什么性游戏。我从没有希望自己是个女孩，我父母给我的穿着打扮，就和其他父母给他们的小男孩的一样。但是显然，一路走来就是有些事情出了错。完全正常的家庭是不会造就出同性恋小孩的。我仔细追查，并且祷告，因为我知道除非我找出偏差起源、成长出轨的正确时刻，否则我永远没办法过一种完整生活。

最后我在“救赎会”和讲师得出几种结论，可是我并不确定哪一种结论是我痛苦的真正来源。

我在九年级时和一个女孩子交往了几个月，后来她因为一个帅男生甩了我，或许这次背叛和失势导致我对自己的性别认同产生某些迷惑。（当然，后来每次我想到他们在一起会做什么时，在我想象中，那个会一直被置换掉的角色却是她。）还有，我有一个姑姑和另一个女人住在一起。虽然从没有任何家人暗示过她俩关系不对劲，我想大人们一定很清楚这两个女人并不是过一种很自然的生活。所有家庭都将她俩——艾薇姑姑和她“朋友”——算在内的这件事实，也让我至少会怀疑父母的判断力。将这种影响带进一个有成长中的孩子的家庭，似乎是最危险的愚行。我必须揣测是不是父母对这种生活方式默许，不肯为正道挺身，没有在家中发现罪行时拒斥罪恶，这让我觉得错乱是可以接受的。

我不知道。要解的谜团太多，我生命中不健康的念头生根成长的时机也太多。只知道每当我碰触一个男人，对男人有欲念，我都会羞愧。我深信我感觉到的懊悔、罪恶、自责……我相信这些感觉都是上帝的讯息，是征兆，表明我所为不对。我试着把这些欲望看成一种障碍，一种上帝为我安排的挑战。我试着要像个男人一样凌驾在它们之上。我能做的只是相信，早晚我终能胜利。

我和艾比用鸡尾酒纸巾玩“吊死鬼”游戏。摄像小组过来很快拍了几个镜头，再回到他们的座位上休息。我们拼出电视台词（“美好的分手礼物”，“以下是提供商信息”）、圣诗歌名（“晨中之晨，白日之日”，“自从耶稣走进我心中”），以及我们回家后想吃的东西（“蓝莓煎饼”、“烤肉”、“辣热狗”）。

“有时候两个人在一起真好，”我说，“我觉得这些天我们好像从没有单独在一起的时候。”

“唔——唔。”她说，俯身在餐桌上，正在为上一回合的纸人修饰。她给他一头鬈发，又加上一顶圆顶礼帽。“我想我们应该知道‘实况节目’和‘浪漫假期’不是同义词。”

我看看她的头顶，她那光滑的棕色头发，我想要亲吻她，但我没有。“我希望我们很快能有孩子。”我说。

她深吸了一口气，再吐出。“哦，我不认为这次旅行会发生这种事，”她说，“时间全都不对，而且还有这些压力……”

“噢，我知道，”我说，“我不是说一定要在这个时候。上帝自有计划，我们只要尽我们的责任就行了。”

艾比突然抬头看着我，神情专注而谨慎。“但是即使我们回到家，”她说，“你真的认为这是个好主意吗？我知道我总有一天会过了这个阶段，但是此刻我仍然……”她目光往下看，我可以看到她脸涨得通红。

“你必须说出来，”我说，“大声承认。”

“我仍然有很多……念头，是我希望不要有的。”她闭上眼。

我把手放在她肩上。“不要紧的，亲爱的，”我说，“没关系。我知道这是一种奋战，但是你必须抗拒。会好转的，我保证。”我扮演这样的角色是最棒的：顾问，予人安慰，给人力量。在这种时候我更觉得自己像个丈夫。

她点头，露出笑容，但是看起来却像是极力不让自己哭出来。“我知道，”她说，“对不起。”

“你想不想祷告呢？”我问。

“好。”她低声说。

我执起她的手，然后低下头。我开始说话，说着能够安抚我俩的字句。我们寻找的安慰就在这里，在我们握住的手心中，只要我们知道如何去领取它。我们在空中翱翔，在大地之上，天堂的抚慰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