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病室
（1892年）
一
医院的院子里有一座小小的侧屋，它的周围长满了茂密的牛蒡、荨麻和野生大麻。屋顶生了锈，烟囱已半倒，门口的木台阶已经腐烂，长出了青草，墙上的涂料只剩下了一些痕迹。这座小屋正面对着医院，背后是田野，一道灰色的围墙把医院同田野隔开，墙的上端安有钉子。这许多尖头朝上的钉子，这一堵围墙，还有这座小屋——它们有着一种特殊的凄凉可恶的外表，这种外表只在医院和监狱的建筑物上才会有。
如果您不怕被荨麻扎伤，那么我们就一起沿着通向侧屋的狭窄小径去看看屋子里面是什么情形。打开第一道门，我们就进了入口处的门厅。这儿墙边和炉子周围是一堆堆的医院破烂物：床垫、破旧的工作服、裤子和带有蓝条纹的上衣，怎么也不能再穿的旧鞋子——这许多破烂物乱堆在一起，腐烂着，散发着令人窒息的气味。
在这堆垃圾上躺着守门人尼基塔，他嘴上总叼着烟斗。这是一个退役老兵，臂章已经褪色，成了淡棕色。他的脸严厉而瘠瘦，两条低垂的浓眉使他的脸具有一种像草原牧羊犬似的神态。他有一个通红的鼻子，个子不高，看上去瘦骨嶙峋的，可是举止却令人生畏，拳头很结实有力。他属于这样一种人：头脑简单，忠实可靠，服从命令，麻木不仁，在人世间他最喜欢的是秩序，因此他深信对付“他们”必须揍。他打脸，打胸部，打后背，碰到哪儿就打哪儿，而且他深信：不打，这儿就不会有秩序。
再朝前走，他就进入一个宽敞的大房间，如果不把入口处的门厅算在内，这房间占了整座小侧屋。墙上刷的是灰暗的浅蓝色，熏黑了的天花板，就像是在没有烟囱的农舍里一样。显然这里冬天生炉子，常常会炭气很重。窗户因从里面安上了铁栅栏而显得难看。地板是灰色的，有很多木刺。房间里有酸白菜味儿、煤油灯味儿、臭虫味儿和尿臊味儿——这种气味立即给您一种印象，使您觉得好像是进了动物园。
房间里摆着好多张床，床脚全部用螺丝钉固定在地板上。床上有人坐着或者躺着，他们穿着蓝色的病人服，而且遵循古风戴着椭圆形的无缘帽。这是一些疯子。
这里一共有五个疯子。只有一人出身贵族，其余四人都是小市民。紧靠房门的是一个又高又瘦的小市民，亮亮的棕红色胡子，眼睛上留着泪痕。他双手支着头，呆呆地盯着一个地方看。他一天到晚发愁，摇头叹气苦笑。他很少参与别人的交谈，问他问题时他一般不作答。给东西吃喝时他就机械地吃喝。以使他痛苦得直哆嗦的咳嗽、消瘦以及脸颊上的红晕来看，他已经患上了肺痨病。
他旁边是一个活泼好动的小老头儿，长着稀疏的山羊胡子和黑人似的黑色卷发。这个小老头儿白天在病室内来回踱步，从一个窗户旁到另一个窗户旁。要不，他就盘腿坐在床上，不停地吹口哨，像红腹灰雀似的，低声唱歌和窃笑。夜间他起来向上帝祈祷，他用拳头捶打胸部，用手指头挖门，表现出孩子般的高兴活泼的性格。他是傻呵呵的犹太佬，名字叫莫伊谢卡，二十年前他发了疯，因为他的帽子厂被烧毁了。
在第六病室的全部患者中，只允许他一人可以离开小侧屋，甚至离开医院院子上街去。他早就享受这种特权了，大概因为他是老病员，是平和无害的傻子，是市里的小丑，市民们已经看惯了：他在街上常被一些小孩和狗围住。他穿着寒碜的病人服，戴着可笑的帽子，穿着便鞋，有时赤脚甚至不穿长裤，走在大街上，在一些大门口和店铺前乞讨小钱儿，在一个地方人们会给他一点儿克瓦斯，另一个地方给一些面包，第三个地方给他几个小钱，因此通常回到小屋时他总是吃饱了肚子，而且还有一些钱。而尼基塔则将他带回来的东西统统据为己有。老兵做这件事很粗暴：他愤愤然把犹太佬的衣袋全部翻过，而且还要上帝作证，说他往后决不会放犹太佬上街，说在他心目中世界上最坏的事就是没有秩序。
莫伊谢卡喜欢为别人做事。他给病友们送水，病友睡觉时给他们盖被子，答应从街上回来时给每人一个戈比，给每人缝一顶新帽，他用调羹给瘫痪在他左侧床上的病友喂食。他这么做，并非出于同情心，也不是出于人道考虑，而是因为他模仿和身不由己地依从右侧的病友格罗莫夫。
伊万·德米特里奇·格罗莫夫是个三十三岁上下的男子，出身于贵族家庭，当过法庭庭丁和省城政府里的书记员。他生的是受迫害妄想症，自以为是被人迫害着。他要么蜷腿躺在床上，要么在病房里来回踱步，好像是为了活动筋骨。他很少坐着，总是激动、不安、紧张，模模糊糊地担心着什么。只消入口处门厅里稍有声响，或者院子里有人喊叫，他就会抬头谛听：该不是来抓他的吧！该不是在搜寻他吧？在这种时候他脸上显出一种极端的不安和反感。
我喜欢他那张宽阔的高颧骨的脸盘儿。他的脸色总是苍白的，神情总是可怜的，这张脸像镜子一样反映着他饱受冲突和长期受惊恐折磨的心灵；他做鬼脸时的表情是奇怪的、病态的，可是经由深刻真诚之痛苦烙出的清秀面容却是聪明的、文雅的，两眼闪着热情健康的光辉。我还喜欢他的为人，他有礼貌，殷勤，对所有的人，尼基塔除外，都十分客气。如果有人把纽扣和调羹掉落到地上，他会迅速跳下床去捡起来。每天早晨他向病友们道早安，躺下睡觉时他祝大家安眠。
除去经常处于紧张状态和做怪脸，他的精神错乱还表现在：有时候晚上他裹着睡袍，全身哆嗦，牙齿打颤，急速地行走在墙角和病床之间，像是得了厉害的疟疾；有时他会猛然停步，注视着病友，据此可以看出：他想说出一些很重要的事情，可是，显然，他考虑到人家不会听他说，或者人家会听不懂，他就不耐烦地晃头，继续走动。不过，想说话的愿望会迅速战胜各种考虑，于是他就任其自由，激烈热情地讲起来。他的话混乱，像梦呓，激昂，断断续续，不总是明了易懂，可是，在他的话里——在措词和声调里——却可以听出，其中有一种非常美好的东西。他讲话的时候，您可以看出他既是疯子又是人。很难把他的疯话在纸上表达出来。他讲到了人的卑劣，讲到了践踏真理的暴力，讲到了在大地上终将出现美好生活，讲到了窗上的铁栅——这些铁栅时时刻刻使他想到暴力者的愚钝和残忍。从他的讲话中得出的是一首由许多未过时的老歌组成的不规律不协调的集成曲。
二
十二至十五年前，在本市最主要的一条大街上，有一个姓格罗莫夫的官员生活在他自己的住宅里。他是个殷实富裕的人，有两个儿子：谢尔盖和伊万。谢尔盖在读大学四年级时患上了百日痨，他死了。他的死给格罗莫夫家突然遭到的一连串不幸开了个头儿。葬礼过后才一周，老格罗莫夫因为伪造文件和盗用公款而交法庭审判，不久他得了伤寒病死在监狱医院里。住宅和全部动产都被拍卖，伊万·德米特里奇和母亲只落得个一文不名。
过去，父亲在世时，伊万·德米特里奇生活在彼得堡，在上大学，每月收到六七十卢布，根本不知道什么是贫困；如今呢，他得果断地改变他的生活，他必须从早到晚给人家廉价补课。抄写材料，但他仍得忍饥挨饿，因为全部收入都寄给母亲糊口。伊万·德米特里奇经不起这种生活，他心情消沉，身体衰弱，终于放弃大学学业，回到了家里。在家乡这个小城市里，他受眷顾在县立学校里得到了一份教师工作，但他跟同事们合不来，学生们又不喜欢他，不久他就离开了。母亲去世了。他失业了半年左右，光靠吃面包喝凉水度日。后来他当上了法庭庭丁，一直干到因患病而被解雇为止。
他从未让人感到他是健壮的，即使是在做大学生的年轻时代。他一直脸色苍白，瘦削，易感冒，吃得少，睡不好。只消喝上一小盅葡萄酒，他的头就晕，歇斯底里病就会发作。他愿意同人接近，可是由于易怒多疑，同任何人都交往不深，没有朋友。他瞧不起本市的居民，说他们粗鲁愚昧，而他们的无生气无理性的生活令他厌恶。他说起话来音高，声大，热烈，总是义愤填膺，要不就是惊喜交集。他说话一向是真诚的。不管同他谈起什么，他总是要归结到：在这个城市里生活无聊得喘不过气来，社会没有高尚情趣，过着一种暗淡空虚的生活，只有暴力、堕落和伪善才使这生活不单调；坏蛋们吃饱穿暖，而老实人则以面包渣充饥；需要办学校，需要正派的地方报纸、剧院、报告会，需要知识界的团结；必须使社会醒悟和震惊。在关于人的论断中他总用浓重的颜色：黑色和白色，不承认任何别的色调，他把人分为诚实人和下流坯两种，没有中间人物。谈及女人和爱情时，他总是兴高采烈，可是他从来没有恋爱过。
虽说他言词偏激和神经过敏，在市里人们仍然喜欢他，在背后亲切地叫他万尼亚。他天生的文雅殷勤正派高尚的品质，加上他的旧外套、病人模样、家庭不幸——这一切都使人对他产生良好亲切和忧郁的感情。他受过良好教育，博览群书，市民们认为，他什么都知道，在市里像是一部活词典。
他读的东西很多，有时他坐在俱乐部里神经质地捻着胡子，翻阅杂志和书籍。从他的脸上可以看出：他不是在读，而是在吞，连咀嚼都来不及。可以这么认为：阅读是他的一种病态习惯，他饥不择食地扑向落入他手中的一切，即使是陈年旧报和旧日历。在家里他总是躺着读书。
三
一个秋日的早晨，伊万·格罗莫夫竖起大衣领子，在泥泞中走小街穿陋巷，到一个小市民家去执行命令书，收取罚款。像每天早晨一样，他心情忧郁。在一条小巷子里，他遇上四个持枪的士兵，他们在押送两个戴着手铐脚镣的犯人。以前他常常遇到过被押送的犯人，每次都在他心中唤起同情和拘窘，可是今天这次相遇却引起了他的一种特殊的奇怪的印象，不知为什么他突然觉得，他也可能被戴上镣铐，走在泥泞的路上，同样地被押往监狱。他在小市民家办完事情后回家，在邮局附近遇见一个熟悉的警察，后者同他打了个招呼，并同他在街上一起走了几步。不知为什么他觉得此事可疑。在家中他成天记着这两个犯人和四个持枪的兵。一种莫名其妙的惶恐心情让他无法聚精会神地安心看书。晚上，他不点灯；夜里，他不睡觉。他一直在想着有人可能会逮捕他，给他戴上镣铐送进监狱。他知道自己过去并未犯过什么罪，而且他能证明将来也永远不会杀人放火和盗窃。然而，真的不会无意中不知不觉地犯罪吗？真的不可能遭人诽谤吗？再说，真的不可能有审判错误吗？人民千百年的经验不是无缘无故告诉我们：乞讨和坐牢，谁都难保不沾边。至于说到审判错误，那么在目前这种审判程序中是很可能发生的，是毫不足怪的。那些对他人的痛苦只保持职务关系和工作关系的人，例如法官、警察、医生，他们随着时日的推移，由于习惯的势力，会把自己锻炼到那种程度，以致他们不能不形式主义地对待工作对象，即使他们并不想这么做。从这方面来看，他们同那些在后院杀牛宰羊却看不见血的庄稼汉没有什么两样。要是法官对一个人抱着敷衍塞职、漠不关心的态度，为了剥夺一个无辜的人的全部财产权并判之以服苦役，法官所需要的只是时间，只需要履行某些手续的时间，而法官正是靠履行这种手续而领取薪俸的，随后也就万事大吉了。而你呢，你就在此后在这个离铁路线二百俄里的肮脏小城里去寻求公道和保护吧！任何暴力都被视作明智适宜的必要措施来欢迎；任何一个仁慈的行动，比如说宣告无罪，都会引起不满和报复的爆发。想在这种地方寻求公道岂不可笑？
早晨格罗莫夫起床，他心惊胆战，前额冒出冷汗。他已确信随时会有人来逮捕他。他想，昨天的那些忧虑这么长时间不肯消失，说明这些忧虑是有一些道理的。它们真的不可能平白无故地钻进脑袋。
一个警察不慌不忙地从窗前走过，这不会是无意的。瞧，有两个人在房子旁边停下，一声不吱。为什么他们一声不吱？
使伊万·德米特里奇痛苦的日日夜夜来临了。所有从窗前经过或走进院子的人都像是暗探和特务。警察局局长一向是在中午坐着双驾马车从街上过，他这是从郊区的庄园去警察局，可是格罗莫夫却觉得他的马车跑得太快，而在他脸上有一种特别的神情。显然，他这是急于去宣布：在市里出现了一个重要罪犯。格罗莫夫一听到门铃响或敲门声就会打哆嗦；在女房东那儿遇到了生人，他就会感到痛苦；遇到了警察和宪兵，他就会微笑吹口哨，装出一副镇静的样子。他夜里通宵不睡，等着人来逮捕他，但他高声打呼噜和喘气，像是睡着了，好让女房东觉得他是在睡觉，可不是么，如果他不睡觉，那准是良心的苛责在折磨着他——这会是一个多么有力的罪证啊！事实和健全的逻辑都在开导他：所有这些恐惧全是胡思乱想，是精神病！再说，如果开阔一些想，只要良心无愧，就没有什么好害怕的，真是如此。可是，他思考得越明智和越合乎逻辑，他内心的惊恐却越厉害，越使他痛苦。这情况倒像一个遁世者想在原始森林里砍伐出一小块地方来那样，他越使劲用斧头砍，树林却扩展得越快越茂密。伊万·德米特里奇看到：思考没有用处，他干脆就不再思考，让自己完全屈从于绝望和恐惧。
他开始过幽居生活，避免见人。上班，他以前就讨厌，如今他对它已经无法忍受。他担心：有人会愚弄他，悄悄把贿赂塞进他的口袋，然后就来揭发他；或是他无意中在处理公文时出了一个相当于伪造文件的错误；或是他丢失了别人的钱。说也奇怪，他的头脑从未像现在这样灵活机敏，现在他每天能够想出成千上万个理由，为他的自由和名誉提心吊胆的理由。但他对外界的兴趣，尤其是对书籍的兴趣大大减弱了，记忆力也差得多了。
春天，雪融化完了，在墓地附近的峡谷里发现了两具半腐烂的尸体，一个老媪，一个男孩，有他杀的迹象。在市里人们都在谈论这两具尸体和不明的凶手。伊万·德米特里奇为了不让人家认为是他杀了人，就上街走动，而且面带笑容；遇上了熟人他的脸色会忽红忽白，他会向人断言：没有比杀害无保护的弱者更卑劣的罪行。但这种虚伪的做法使他厌腻了，他稍事思考后就断定：在眼前这种处境中，他最好还是躲进房东的地窖里。他在地窖里待了一天，以后又待了一夜一天，他冻得慌，待天一黑便悄悄地像贼似的潜入自己的房间。他站在房间的中央一动也不动，倾听着外面的动静，一直到天亮。早晨，太阳尚未升起，女房东那里来了几个炉匠，他很清楚，他们是来改砌厨房炉子的，可是恐惧却提醒他：这是警察化装成炉匠，于是他悄悄溜出家门。为恐惧所笼罩的他没戴帽子没穿外套在街上奔跑，几条狗吠叫着在后面追，在他身后的一个什么地方有个庄稼汉在叫喊，风在耳际呼呼响，伊万·德米特里奇直觉得：全世界的暴力聚集到一起，在他背后追他。
有人把他拦截住，送到家，并打发女房东去请医生。医生安德烈·叶菲梅奇（下文中将讲到这位医生）吩咐给他的头部作冷敷，服用桂樱叶药水。后来医生忧郁地摇摇头走了，他告诉女房东：他不会再来，因为不该妨碍别人发疯。由于家里无钱维持生活和治病，所以不久就把伊万·德米特里奇送进医院，把他安置在花柳病患者的病房里。夜间他不睡觉，耍脾气，打扰其他病人，不久，根据安德烈·叶菲梅奇医生的安排，他被转到了第六病室。
一年之后，市里的人已经把伊万·德米特里奇忘记，完全忘记，而他的那许多书已经被女房东堆进雪橇搁置在屋檐下面，被顽童们一本一本地偷光了。
四
伊万·德米特里奇的病床左边的邻人，我已经在前文中交代过，是犹太佬莫伊谢卡；右边的邻人是个庄稼汉，他脂肪肥满，胖得几乎成了圆的，神情愚蠢迟钝。这是只贪吃、肮脏、不好动的动物。早已失去了思考和感受的能力。他身上总有一股令人窒息的浓烈臭味。
尼基塔帮他收拾，总打他，狠狠地挥手打，毫不怜惜拳头。十分可怕，令人可怕的倒不是打他，对此会看得惯的，可怕的是这头麻木不仁的动物对挨打竟一无反应，不出声，不躲闪，不眨眼，只是微晃一下身子，像一只重重的木桶。
第六病室的第五名，也即最后一名栖居者是一个小市民，从前在邮局里做拣信员。他个子瘦小，发色淡黄，神情善良，略带狡黠。从他聪明平静、闪着清晰欢快的光芒的眼睛来看，此人城府很深，保存着一个十分重要的惬意的秘密。在他的枕头和褥子下面有一样什么东西，他不肯给任何人看。这倒不是他怕人家抢走或偷去，而是出于腼腆。他有时会走到窗前，背对着病友们，把一样什么东西戴到胸前，低头观看；如果此时有人向他走近，他就会感到局促不安，把那样东西从胸前扯下。不过，要猜出他的秘密并不困难。他常对伊万·德米特里奇说：
“请您祝贺我，我被提名获得二级带星的斯坦尼斯拉夫勋章。二级带星的斯坦尼斯拉夫勋章只授予外国人，不知为什么对我来了个例外。”他笑着，困惑地耸耸肩膀，“说老实话，没想到！”
“我在这方面什么也不懂。”伊万·德米特里奇闷闷不乐地说。
“您可知道我迟早要力争得到的是什么吗？”以前的拣信员狡黠地眯起眼睛说，“我一定会得到瑞典的‘北极星’勋章。为这种勋章张罗——值得！白十字，黑绶带，漂亮！”
想必在任何一个别的地方生活绝不会像在第六病室里这么单调。早晨，除去瘫痪病人和胖子庄稼汉，大家都在入口处门厅里用大木桶中的水洗脸，用病人服的下摆把脸擦干；然后用锡制的大杯子喝水——茶是尼基塔从主楼那边拿来的，每人应得一大杯。中午吃酸菜汤和稀饭，晚上吃中午剩下来的稀饭。在空闲时间就躺躺，睡睡，看着窗外，踱步。天天如此。就连拣信员谈的也总是那些勋章。
第六病室里很少见到生人。医生早已不接收新的精神病患者，而喜欢来疯人病院参观的人在这个世界上是不多的。剃头师傅谢苗·拉扎里奇两个月才来一次。关于他怎样给疯子们理发，尼基塔怎么帮助他，醉醺醺、笑嘻嘻的剃头师傅的出现使病人慌乱成什么样子——关于这一切我们就不说了。
除去剃头师傅，没有什么人顺便来看看侧屋。这五个病人命中注定天天能看见的只有尼基塔。
不过，不久前医院里传开了一个相当奇怪的消息。
有人散播流言：好像是医生开始探访第六病室了。
五
奇怪的流言！
从某种观点看，医生安德烈·叶菲梅奇·拉金是个卓越的人。据说他少年时代笃信上帝，立志要当神职人员。一八六三年他中学毕业，打算进神学院，可是他的父亲（一个医学博士和外科专家）好像是刻毒地狠狠嘲笑了他一番，还斩钉截铁地声称，如果要当神甫，就同他断绝父子关系。这说法的可靠性如何，我不知道，但安德烈·叶菲梅奇自己曾不止一次地承认，说他对医学及一般的专门科学没有天赋。
不管怎么说，他医学系毕业后并未当神甫，也没有表现出他笃信上帝，在初当医生时，他同现在一样不像神职人员。
他的长相笨重粗糙，像个庄稼汉；他的脸、胡子、平伏的头发和结实粗笨的身材倒像是一个在大道旁开小酒店的肆意妄为、脾气暴躁、身体肥胖的老板。他神情严肃，满脸青筋，小眼睛，红鼻子，身材高，肩膀宽，手大脚大，好像他一拳就能打死人似的。可是他的脚步缓慢，走起路来细心温和，在狭窄的走廊上遇到人时，他总是先停下来给对方让路，而且用不是像人家预料的嗓门低沉而是柔和的男高音说：“对不起！”他脖子上长着一个小瘤，因此他不能穿上了浆的硬领衬衫，总是穿柔软的麻布或花布衬衣。一般说，他在穿着上不像医生。一套衣服他能穿上十来年。新衣服呢，他一般都在犹太佬的小铺子里买，穿到身上像是已经有人穿过的，皱巴巴的，同旧的一样。他接待病人也好，吃饭也好，做客也好，都穿着同一件常礼服。这倒并非他为人吝啬，而是因为他对自己的仪表完全不在意。
安德烈·叶菲梅奇到本市医院就职时，这所“慈善机构”的状况十分糟糕。病房里，走廊里，院子里——都臭烘烘的，令人难以呼吸。医院的勤杂人员、助理护士以及他们的孩子都同病人们一起睡在病房里。大家都抱怨说，蟑螂、跳蚤、老鼠多得叫人无法生活。在外科病室里，丹毒从未断根。整个医院里只有两把手术刀，没有一支体温计，洗澡盆用来装土豆。总务主任、被服管理员和医助们都掠夺病人的钱财，而关于老医生，即安德烈·叶菲梅奇的前任，大家都说，他好像是把医院的酒精秘密出卖，说他将助理护士和女病人们组成一个巨大的闺房。市里对这种混乱情况知道得一清二楚，甚至还加以夸大，可是却安之若素。一些人认为，这种情况可以原宥，因为住在医院里的都是小市民和庄稼人，他们不可能不满意，比起住医院来，他们在家里过的日子要差得多，总不该给他们吃松鸡吧！另一些人则认为，地方自治局不资助，市里无力办一个好的医院，谢天谢地，现在总算有一个医院，虽说它并不好。而新设立的自治局呢，他们借口说市里已经有一个医院，就既不在市里办医院，也不在附近的地方办。
安德烈·叶菲梅奇视察完医院后，作出结论认为：这是一个不道德的机构，它对住在里面的人的健康非常有害。在他看来，当前可以做的最为明达的事情是：把病人放出去，把医院关掉。不过他说，要做到这一点，光凭他的意愿不够，再说这么做也会是无益的。如果把身心的污秽从一个地方驱走，那它可以转到另一个地方去，必须等它自行风化。再说吧，人们既然办了医院并且容忍它，那就是说，他们需要它；偏见和生活中的污蚀也是需要的，因为它们随着时日的推移会改变成为有用的东西，就像粪便会成黑土一样。世界上没有一样好东西其原始形态会是不龌龊的。
安德烈·叶菲梅奇就职后，他对混乱状况的态度是相当冷漠的。他所做的不过是请医院勤杂人员和助理护士们别再在病房里过夜，他还置办了两柜子医疗器材。总务主任、被服管理员、医助们以及外科病房里的丹毒则依然故我。
安德烈·叶菲梅奇非常喜欢智慧和诚实。可是要在自己身边建立起一种明达和诚实的生活，他却缺少魄力，而且他也不相信自己有这种权力。他压根儿就不会命令，不会禁止，也不会坚持。好像是他曾经立过誓：永远不提高嗓门说话，不使用命令式。说一声“给我”，说一声“拿来”——他都会觉得难以启齿；在他要吃一些什么的时候，他会先犹豫不决地咳一声，然后对厨娘说：“假如能给一杯茶的话”或者“假如能让我吃午饭的话”。要他对总务主任说“别再偷盗”，或者要他把总务主任赶走，或者要他干脆废除这个寄生的职位——要他做这些事情，他完全是力不从心的。如果有人欺骗他，奉承他或者拿一张分明是糟糕的账单要他签字，那他的脸会涨红得像龙虾，他会感到自己有过失，但他仍会在这账单上签字。如果病人向他诉说吃不饱或者诉说助理护士态度粗暴，他会感到局促不安，抱歉说：
“好，好，过一会儿我研究……大概这里有误会……”
接任初期安德烈·叶菲梅奇工作很努力。从早晨起，一直到进午餐前，他接诊病人，做手术，甚至还接生。女人们说他很细心，善于测度病症，特别是妇婴疾病。可是时间一长，单调的工作以及这工作的明显无效，渐渐使他感到厌烦。今天接诊三十个人，明天一瞧，三十五个病人蜂拥而至，后天竟然来了四十个。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市内的死亡率没有下降，病人不断前来。从早晨一直到午餐前要认真地帮助前来看病的人——这在体力上就是不可能的，这就意味着：这种治疗结果是一种迫不得已的欺骗。一个统计年度内接诊了一万二千个病人，率直地说，就是一万二千人受了欺骗。把重病人收留住院，按科学规则治疗，这样也是做不到的，因为规则是有的，但没有科学。如果不作空论，而是像其他医生那样学究式地按规则进行治疗，那么首先需要的是清洁和通风而不是污秽，是健康的饮食而不是发臭的酸白菜汤，是好的助手而不是窃贼。
再说，既然死是每个人正常的合乎规律的结局，干吗要妨碍人们去死呢？一个小官吏或者商人多活上五年十年又有何用？如果说医学的目的在于用药物减轻病痛，那么我们不禁要问：干吗要减轻病痛？第一，据说病痛可以使人完善人格；假如人类当真学会了用药丸药水减轻自己的病痛，他就会完全抛弃宗教和哲学，而人类直到如今在宗教和哲学中不仅找到了避免各种灾难的办法，甚至还在其中找到了幸福。普希金临终前深尝可怕的痛苦，可怜的海涅在床上瘫痪了多年，为什么一个安德烈·叶菲梅奇或玛特廖娜·萨维什纳就不能生生病，他们的生活本来就空空洞洞，如果没有病痛，那这生活会是极顶空虚，会像阿米巴虫的生命一样。
这种种想法压抑了安德烈·叶菲梅奇，他心灰意懒了，不再每天去医院了。
六
安德烈·叶菲梅奇通常是这么过日子的：早上八点钟左右起床，穿衣，喝茶，然后坐在书房里看书或者去医院。在医院的昏暗窄小的走廊上坐着一些门诊病人，他们在等候着治病。医院的勤杂人员和助理护士从他们身旁走过，皮靴在砖地上敲出响声；瘦弱的穿住院服的病人打这儿走过；抬过去了一些死人；有人端着便盆过去了；有孩子在哭；刮着穿堂风——这种环境，安德烈·叶菲梅奇很清楚，对于发烧病人、肺病患者乃至于一般敏感的病人来说是不能忍受的，可是有什么办法呢？在诊室里迎接他的是他的助手谢尔盖·谢尔盖伊奇，一个小胖子，肥软的脸庞洗得干干净净，刮得溜光。他举止文雅，身穿一套肥大的新西装，不像是个医助，倒像是个议员。市里很多人找他治病。他打的领带是白色的，他认为自己比医生更懂行，医生根本没有实践经验。在诊室墙角的神龛里供着一大张圣像，一盏笨重的长明灯，旁边放着一个用白色罩子罩着的高烛台；墙上挂着一些主教的画像、圣山修道院的全景画和一些用干矢车菊扎成的花圈。谢尔盖·谢尔盖伊奇信教，他喜欢宗教的庄丽气象。圣像是他资助安装的；每逢礼拜日，他就吩咐某个病人在就诊室里朗诵赞美歌，朗诵完毕他就亲自提着香炉到所有的病房去焚香。
病人多，时间少，所以治病也不过是进行简短的问询配一些氯化铵软膏或蓖麻油之类的药物。安德烈·叶菲梅奇坐在诊室里，一个拳头支着脸，思索着，机械地提着问题。医助坐在一旁，搓着手，偶尔也插话：
“我们生病，受苦，都是因为我们不好好地祈祷慈悲的主。正是这样。”
在接待病人的过程中，安德烈·叶菲梅奇不做任何手术，他对开刀早已生疏，看见血他就会心情不好。当他需要小孩张嘴察看咽喉而孩子喊叫着用小手抵挡的时候，他就会耳鸣和头晕，眼睛里流泪，他急急忙忙写好药方，挥手让村妇快快把孩子抱走。
他看完五六个病人就离开；剩下的病人由医助接诊，因为诊室里的一切：怯懦糊涂的病人，紧靠在他身旁的信教的医助，墙上挂着的画像，还有他自己向病人已经反复提了二十多年的那些问题——这一切都使他感到厌倦。
安德烈·叶菲梅奇惬意地想道：谢天谢地，他早已不自己开业给人治病，不会有人来打搅他了。到家后他立即进书房在桌旁看起书来。他读很多书，而且总是兴致勃勃地读。他的一半薪俸用于买书，六居室的房子里有三间房堆满了书和旧杂志。他最喜欢读历史和哲学方面的文章，在医学方面他只订阅一本杂志：《医生》，而且总是从最后面的文章读起。他每次读书一读就是数小时，不休息，不感到疲倦。他读书不像格罗莫夫以前那样读得迅速和急躁，而是慢慢地满怀热忱地读，读到他喜欢或不懂的地方他会停下来。书旁总有一小瓶伏特加酒，一条腌黄瓜或一个糖渍苹果，这些东西直接放在呢子桌布上，不装盘子。每隔半个钟头他目不离书地给自己倒上一小盅伏特加酒，喝完后摸过一根黄瓜咬上一口。
下午三点钟，他小心翼翼地走到厨房门口，咳一下说：“亲爱的达里娅，假如能让我用午餐的话……”
吃过不可口、不干净的午饭，安德烈·叶菲梅奇就在屋里踱步，思考，双手交叉在胸前。时钟敲了四下，之后又敲了五下，他仍在踱步，思考。厨房门偶尔吱呀一响，露出达里娅的睡意惺忪的红脸：
“安德烈·叶菲梅奇，该喝啤酒了吧？”她关心地问道。
“不，时候还没有到……”他回答说：“我等一会儿……等一会儿……”
傍晚一般是邮政局局长米哈伊尔·阿韦里亚内奇来访。在市里这是唯一的一个人，同他在一起安德烈·叶菲梅奇才会不感到讨厌。他过去曾是一个富有的地主，在骑步团里供职，破产后因生活贫困而在晚年进了邮政系统。他神采奕奕，浓密的花白胡子，举止文雅，嗓音响亮悦耳。他善良，热情，但性躁。如果有顾客在邮局抗议、不赞成某种做法或者不过是稍作议论，米哈伊尔·阿韦里亚内奇就会全身哆嗦，脸涨得通红，嗓音如雷，大叫：“闭嘴！”正因为如此邮局就有了这样一种声誉：一个令人望而生畏的机关。安德烈·叶菲梅奇对邮政局局长却是又敬又爱，认为他人品高尚有教养，而对那些市民他却总是居高临下，像对待他的下属一样。
“瞧，我来了！”他走进安德烈·叶菲梅奇的房间就说，“您好，亲爱的！也许，我已经使您厌烦了，是吧？”
“恰恰相反，我非常高兴，”医生回答说，“您来我一向高兴。”
两个朋友坐在书房里的沙发上，默默地吸了一阵子烟。
“亲爱的达里娅，假如能给我们来点儿啤酒就好啦！”安德烈·叶菲梅奇说。
默默地喝完了第一瓶啤酒。医生在沉思着什么，而米哈伊尔·阿韦里亚内奇挺兴奋愉快，好像是他要讲一讲什么有趣的事情。医生总是第一个开始说话。
“多么遗憾，”他摇摇头，不看对话人的眼睛（他从来不看对话人的眼睛），慢慢地低声说，“尊敬的米哈伊尔·阿韦里亚内奇，我深感遗憾：我们市里没有人善于并喜欢进行有智慧有风趣的交谈。对我们来说这是一个巨大的损失。就连知识阶层也不能超脱庸俗习气。我认为他们的发展水平丝毫不高于下层人。”
“完全正确。我同意。”
“您自己清楚，”医生抑扬顿挫地低声说，“在这个世界上，除去人类智慧的崇高表现，一切都渺小和无意思。智慧在动物与人之间划了一道明确的界线，它指出人的非凡天性，在某种程度上说它甚至为人替代了永生。永生实际上是并不存在的，因此智慧是唯一可能的欢乐源泉。我们在自己周围看不见也听不到智慧，这就是说我们被剥夺了欢乐。不错，我们有书，但它跟生动的谈话和交际不同，完全不同。如果打一个不很中肯的比方，那么书是歌谱，而交谈则是歌唱。”
“完全正确。”
一阵沉默。达里娅神色愁闷，从厨房出来，站在门口，用小拳头支着脸，她想听一听。
“唉！”邮政局局长叹口气说，“您还希望现今的人有智慧！”
接着他就开始讲从前的生活有多好，多快活，多有意思，而当时的俄国知识分子多么有智慧，多么重视友谊和荣誉。借钱给人家不索要借据，认为对贫困的伙伴不伸手帮助是可耻的。有过多好的远足、探险和争论！有过多好的伙伴、多好的女人！高加索——这是一个多妙的地方！有一个营长的妻子，这是一个奇女子，常穿军官制服，在傍晚单身骑马进山，不带向导。据说她是去同一个山村里的式微的公爵幽会。
“啊呀，圣母……”达里娅叹气说。
“啊，酒喝得有多痛快！吃得有多好！有过一些多么大胆的自由主义者！”
安德烈·叶菲梅奇在听他讲，但是什么也没有听进去。他呷着啤酒，在思考着什么。突然间他打断米哈伊尔·阿韦里亚内奇的话说：
“我常常梦见一些有智慧的人以及同他们的交谈。我的父亲，他让我受好的教育，但在六十年代思想的影响下，他却迫使我当医生。我觉得，如果当时我不听他的话，那么今天我会处在思想运动的中心，大概会是大学某个系的领导成员。当然，智慧也不是永恒的，它是无常的。不过，您是知道的，我为什么喜欢智慧。生活是个令人烦恼的陷阱。当一个有思想的人达到了成熟阶段，有了成熟的认识，他就会不由自主地觉得自己好像是身处陷阱，找不到出路。确实是如此，他不由自主地被一些偶然性从虚无中召唤到人世……为什么？他想知道自己生存的意义和目的，但人们不告诉他，或者是对他说一些荒唐话；他敲门，人们不给他开；死亡来到，同样是违反他的意志的。就像在监狱里一些有着共同不幸遭遇的人聚在一起会感到轻松些一样，在生活中也是如此：喜欢分析和综合的人聚在一起交流清高的自由思想时也会忘记陷阱。在这个意义上讲，智慧乃是一种不可替代的乐事。”
“完全正确。”
“您不相信灵魂永生吧？”邮局局长突然发问。
“对，尊敬的米哈伊尔·阿韦里亚内奇，我不信，没有根据相信。”
“说实话，我也怀疑，虽说我有一种感觉：好像我永远不会死。有时候我想，老家伙，该死啦！可是心中却有一个小声音在说：别信，你不会死！……”
九点钟过了，米哈伊尔·阿韦里亚内奇就告辞了。他在穿大衣时叹着气说：
“命运把我们驱赶到了这么偏僻的地方！最最令人烦恼懊丧的是还得死在这个地方。唉！”
七
送走朋友后，安德烈·叶菲梅奇在桌旁坐下，又读起书来。宁静的夜晚，万籁俱寂，时间似乎也停下来了，并同医生一起屏息看书；好像是除去这书和罩着绿色灯罩的台灯之外没有什么其他东西存在。面对人的智慧活动，医生的那张粗糙的庄稼人似的脸由于陶醉和欢欣的微笑而渐渐开朗起来。“啊，为什么人不能永生？”他想，“为什么要有大脑中枢和脑回？为什么要有视觉、言语、自我感觉和天才？这一切东西都注定要入土，同地壳一起冷却，然后跟地球一起毫无意义和目的地绕着太阳浮动成百上千万年。为了这种冷却和浮动实在没有必要把人连同他崇高而非凡的智慧从虚无中召唤来到地球，之后又犹如嘲弄他而把他变成泥土，实在不必。”
新陈代谢！可是，用永生这个代用品来进行自我安慰又是何种怯懦的行为！发生在自然界的无意识过程比人的愚蠢更低下，因为在愚蠢中毕竟还有着意识和意志，而在这些过程中却什么也没有。懦夫在面对死亡时恐惧多于尊严，只有懦夫才会安慰自己，说什么他的肉体日后将活在青草中石头中和蟾蜍中……在新陈代谢中看到永生同样是奇怪的，正如珍贵的提琴已经破碎无用，而在此后预言什么琴盒将有辉煌的未来。
时钟敲响的时候，安德烈·叶菲梅奇向后仰身，靠着椅背，闭上眼睛：他要稍许想一想。在从书中读到的美好思想影响下，他无意中回顾起自己的过去并扫视现在。过去是令人厌恶的，最好是不去回想它，而现在又同过去一样。他清楚：就在他的思想同冷却的地球一起绕着太阳浮动的时候，在他寓所旁的医院大楼里，许多人正在受着疾病和龌龊的折磨；也许，有个什么人睡不着，正在同虫子斗争，有个什么人染上了丹毒或是因绷带缠得太紧而正在呻吟；也许，一些病人正在同助理护士们一起打牌喝酒。在上个统计年度，受骗上当的病人有一万二千，而医院的全部业务仍像二十年前一样，全都建立在盗窃、倾轧、诽谤、徇私和露骨的欺诈上，所以医院仍是一个不道德的机构，对居民健康十分有害的机构。他清楚，在第六病室里，在铁栅栏后，尼基塔正在痛打病人，而莫伊谢卡每天都上街乞讨。
另一方面，他也非常清楚的是：近二十五年来，医学有了神话般的变化。在他读大学的时候，他曾觉得医学不久要遭受同练金术、形而上学一样的命运；而如今在他夜读的时候，医学使他感动，使他惊讶甚至狂喜。确实是：多么出人意料的辉煌，多么深刻的革命！在抗菌法的帮助下，人们在做着伟大的皮罗果夫认为即使in spe也不可能做的手术。普通的地方自治局医生都敢进行膝关节截除，剖腹手术的死亡率只是百分之一，而结石病则被认为是区区小病，不值一提。对梅毒已经能够进行根本治疗。还有遗传学说，催眠术，巴斯德和科赫的发现，卫生统计学，我们俄罗斯的地方自治医疗！精神病学及其现在的疾病分类法和诊治方法，若与过去的状况相比，那它简直是高不可攀的厄尔布鲁士山了。如今已经不朝精神病人头上浇冷水，不给他们穿紧身衣，而给之以人道待遇，据报载，甚至还为他们组织演出和舞会。安德烈·叶菲梅奇知道，按当今的观点和要求来看，像第六病室这样的丑事只能存在于离铁路线两百俄里的地方，存在于那种小城市里，那儿的市长和地方自治局委员全是识字不多的小市民，他们视医生为祭司，对他应当不加评判地信任，哪怕是这种医生向病人口中灌注锡水；要是在别的地方，公众和舆论早就会把这个小小的巴士底狱捣毁了。
“那又怎样呢？”安德烈·叶菲梅奇睁开眼睛问自己，“这一切的结果是什么呢？有了抗菌法，有了科赫和巴斯德，可是事情的实质一无改变，还是那样的发病率和死亡率。给精神病人组织舞会和演出，可是就是不让其自由。这就是说，一切都是胡扯，是瞎忙。在维也纳最好的门诊医院和我的医院之间，本质上，没有任何差别。”
伤心以及一种类似嫉妒的心情使他不能无动于衷。大概是他太疲劳了，沉甸甸的头向着书本垂下。为了稍许缓和一下，他用双手把脸托住，他想：
“我在为一件有害的事情效劳，从受我欺骗的人们手中领取薪俸；我不诚实。不过，我个人是微不足道的，我只是不可避免的社会罪恶的一个分子：县里的官吏全都有害，都在领薪俸……这就是说，我不诚实，但有错的不是我，而是时代……我要是晚生二百年，我就会是另一个人。”
时钟敲了三下，他把灯熄灭，走进卧室，但他并无睡意。
八
为补贴市立医院医务人员的配备，两年前地方自治局表示慷慨，决定每年拨款三百卢布，直至开办地方自治局医院为止。这样市里就把县医叶甫盖尼·费奥多雷奇·霍博托夫请来协助安德烈·叶菲梅奇。这位医生很年轻，还不到三十岁，高身材，黑头发，宽颧骨，小眼睛；大概他的祖先是少数民族。他到市里来时没有钱，手提一个小箱子，领着一个不好看的年轻女人，他称她是厨娘。这女人有个吃奶的孩子。叶甫盖尼·费奥多雷奇戴大盖帽，穿高统皮靴，冬天穿一件短皮袄。他跟医助谢尔盖·谢尔盖伊奇和出纳员交往甚密。不知为什么，他把其他官员都叫作贵族而回避之。他家里只有一本书：《维也纳医院一八八一年度最新临床处方》。他去看病人时一直带着这本书。每天晚上他在俱乐部打台球，他不喜欢玩牌，闲谈时他非常喜欢用这样一些字眼：“无聊之至”，“废话连篇”，“故布疑阵”等等。
一星期内他去两次医院，巡视病房，接诊病人。医院里没有抗菌剂，使用拔血罐——这使他愤慨，但他并不引入新方法，担心会因此得罪安德烈·叶菲梅奇。他认为同事安德烈·叶菲梅奇是一个老骗子，怀疑他有大笔钱财，在暗中嫉妒他。他很乐于将他取而代之。
九
三月末的一个春晚，地上已经没有了积雪，椋鸟在医院的花园里唱歌，医生把自己的朋友邮局局长送到大门外。恰恰在这时犹太佬莫伊谢卡从街上乞讨回来，走进院子。他不戴帽子，赤脚穿着一双浅筒小套鞋，手里拿着一只不大的乞讨袋。
“给一个小戈比吧！”冻得直哆嗦的他微笑着对医生说。
安德烈·叶菲梅奇向来不会拒绝，给了他一个十戈比银币。看着犹太佬的一双光着的脚和冻红了的瘦踝，医生心想：“这有多不好，潮湿！”
在一种类似怜悯和嫌恶情绪的支配下，他跟犹太佬朝侧屋走去，时而看着他的秃顶，时而看着他的脚踝。医生一走进来，尼基塔立即从垃圾堆上跳起，站得笔直。
“你好，尼基塔。”安德烈·叶菲梅奇客气地说，“假如能给这个犹太人发一双靴子……是否可以……不然他准会感冒。”
“是，先生，我向监管人报告。”
“拜托啦！你用我的名义请求他。告诉他，是我请求他。”
从入口处通向病房的门打开着。伊万·德米特里奇躺在床上，用一个胳膊肘支起身子，惊慌地听着生人的声音，他忽然认出这是医生。出于气愤他全身哆嗦，满脸通红，凶狠地瞪着双眼，跑到了病房的中央。
“医生来了！”他喊叫一声后便哈哈大笑起来，“终于来了！诸位，我祝贺你们，医生大驾光临啦！该死的坏蛋！”他尖叫一声，跺一下脚，病友们从未见过他如此狂怒，“打死这个坏蛋！不，打死倒会是便宜了他！在茅坑里把他淹死！”
安德烈·叶菲梅奇听到此话，从入口处朝病房里张望一下，口气温和地问道：
“为什么呢？”
“为什么？”伊万·德米特里奇大喊一声朝医生走去，一副威胁的样子，慌忙地把睡袍裹紧，“为什么？窃贼！”他厌恶地说，像要吐唾沫似的动了动嘴唇，“骗子！刽子手！”
“请安静。”安德烈·叶菲梅奇愧疚地微笑着说。“我向您保证：我从未偷过什么东西，至于其他方面呢，您，显然，您过分夸大了。我看得出，您在生我的气。请您安静，如果您能做到，请冷静地告诉我：您为何生气？”
“您为什么把我关在这里？”
“因为您有病。”
“是的，我有病。可是成百上千个疯子在外边自由自在，就因为您无知，您不能把他们同健康人区分开。我和这几个人为什么就该在此地代人受过，像替罪羊似的？您，医助，监管人以及你们医院的所有坏蛋，你们在道德方面比我们中的每个人都低，低得无可比拟，为什么被关着的是我们，而不是你们？逻辑何在？”
“这儿谈不上什么道德和逻辑。一切都取决于偶然。把谁关进来了，谁就待在这里；没有关谁，谁就在外面自由游逛，就是这么一回事。至于说到我是医生，而您是病人，在这方面既没有什么道德，也没有什么逻辑，有的只是一种无根据的偶然性。”
“胡说八道，我听不懂……”伊万·德米特里奇低声说。他在床上坐下。
医生在场，尼基塔不好意思搜查莫伊谢卡，于是莫伊谢卡就把乞讨来的面包块、纸币和小骨头在自己的床上摆弄。他冻得还在哆嗦，很快地用犹太话念叨着什么，像唱歌似的。他这是在想象他开了一个小铺子。
“请您把我放出去。”伊万·德米特里奇说，他的声音发抖。
“我不能。”
“为什么呢？为什么？”
“因为这不受我的支配，请您想一想，如果我把您放了，您因此能得到什么好处？您走吧！市民或警察局准会把您抓住送回来。”
“不错，不错，正是这样……”伊万·德米特里奇说着擦了擦前额，“这太可怕了！我该怎么办？怎么办？”
伊万·德米特里奇的声音，他那张年轻聪明的脸，还有脸上的怪相——都使安德烈·叶菲梅奇感到喜欢。他想爱抚和安慰这个年轻人。他同他并排坐在床上，想了一想说：
“您问该怎么办？处在您的境地最好的办法就是逃离这个地方。不过，很遗憾，这么做也是徒劳。准会把您抓住。如果社会要隔离罪犯、精神病人和一般说不稳妥的人，那它是不可战胜的。您只有一个办法：您要认为您待在这个地方是必要的，您要安静下来。”
“可是我待在这里对谁都没有用。”
“既然存在着监狱和疯人院，那总得有人在其中待着。不是您，就是我；不是我，就是第三个别的什么人。等着吧，在遥远的将来，监狱和疯人院一定会结束它们的存在，到那时窗户上就不会有铁栅栏，你们也不必穿这种病人服。当然，这个时代迟早一定会来到。”
格罗莫夫讥讽地一笑，眯起眼睛说：
“您在开玩笑。像您和您的助手尼基塔这样的先生们，同未来没有任何关系。不过，尊敬的先生，您可以相信，美好的时代一定会到来。虽说我言辞粗陋乏味，您可以将我嘲笑，但新生活的曙光必将升起，真理必将胜利，我们也一定会有扬眉吐气的一天！我是等不到啦，我会死去，可是一些人的曾孙们一定能等到。我衷心祝福他们，我为他们高兴！前进！上帝保佑你们。朋友们！”
伊万·德米特里奇站起来，两眼闪出光芒，双手伸向窗户，声调激动地说：
“我在铁栅栏后面祝福你们！真理万岁！我高兴！”
“我找不到特别的理由来高兴，”安德烈·叶菲梅奇说。他觉得：伊万·德米特里奇的举动像演戏，但他又喜欢这种举动。“监狱和疯人院将不复存在，”他说，“真理，如您所说，必将胜利，可是事物的本质绝不会改变，自然规律一定会依然如故。人们仍将跟现在一样生老病死。不管会有多么壮丽的曙光照亮您的生活，您最终定将被钉进棺材扔进土坑。”
“那么永生呢？”
“唉，得了吧！”
“您不相信，可是我信。陀思妥耶夫斯基或伏尔泰的作品中有个人说过：如果没有上帝的话，人们也会虚构一个出来。我深信：如果没有永生，伟大的人类智慧迟早会发明它。”
“说得好，”安德烈·叶菲梅奇满意地微笑说。“您信，这很好。怀着这种信仰的人，即便被幽禁在铁墙内，他也会过得很快活。请问，您是在哪儿受的教育？”
“我上过大学，但是没有毕业。”
“您是个有智慧、好思索的人。在任何环境里您都从自身找到安慰。进行自由深刻的思维以参透生活奥秘，彻底蔑视人世的愚蠢空忙——这是人迄今所知的两种至高无上的幸福。您可以获得这两种幸福，哪怕您是生活在三重铁栅栏后面。第奥根尼在木桶里过日子，他却比人间所有帝王都幸福。”
“您的第奥根尼是傻瓜，”伊万·德米特里奇忧郁地说，“您对我讲什么第奥根尼？讲什么参透生活奥秘？”他突然大怒，跳将起来。“我爱生活，热烈地爱！我得到的是迫害，恐惧感不断地折磨我。可是在渴望生活的心情支配我的时候，我就担心会发疯。我非常想生活，非常！”
他激动地在病房里走了一圈，压低声音说：
“在我幻想的时候会有一些幽灵来造访。似乎有人来到我这里，我听到说话声，听到音乐，我觉得我在林中、在海滨散步，我非常向往生活俗事，向往操劳……请您告诉我，外边有什么新鲜事儿？”伊万·德米特里奇问道，“那里怎么样？”
“您想知道什么情况，市里的还是一般的？”
“请您先给我讲市里的情况，然后再讲一般的。”
“好吧，市里无聊得要命……无人可以交谈，值得听一听的人也没有。没有新来的人。不过，不久前来了个年轻医生，姓霍博托夫。”
“我在场的时候他就来了。怎么，是一个厚颜无耻之徒？”
“不错，是个没有文化修养的人。说来奇怪，您可知道……就各种情况来判断，在京城里思想并未停滞不前，它有进展，就是说，那儿应该有一些真正的人，可是，不知为什么，每次从那儿派来的尽是一些我连看都不想看的人。不幸的城市啊！”
“不错，我们这个城市是不幸的！”伊万·德米特里奇叹口气笑将起来：“一般的情况如何？报纸和杂志上都说些什么？”
病房里已经暗下来了。医生站了起来。他站着讲，讲国内外报纸杂志上写些什么，讲目前出现了什么思潮。伊万·德米特里奇认真地听着，也提出一些问题。可是他突然像是想起了什么可怕的事情，抱住头朝床上一躺，背对着医生。
“您怎么啦？”安德烈·叶菲梅奇问。
“您再也听不到我说一句话！”伊万·德米特里奇粗鲁地说。“别纠缠我！”
“为什么？”
“没有听见？别纠缠我！何必呢？”
安德烈·叶菲梅奇耸耸肩膀，叹口气走出病房。经过入口处时他说：
“这儿假如可以收拾一下的话……尼基塔……气味太难闻！”
“是，先生。”
安德烈·叶菲梅奇在回家途中想：“一个十分令人愉快的年轻人。这好像是我到本市来后第一个可以谈谈的人。他善于思考，关心的也是需要关心的问题。”
看书的时候以及后来上床睡觉的时候，他心中一直想到伊万·德米特里奇。第二天早晨他一醒来便想到昨天结识了一个聪明有趣的人，并决定一有可能就再去找他。
十
伊万·德米特里奇在床上躺着，还是昨天的那种姿势，双手抱住头，两腿蜷缩，看不到脸。
“您好，我的朋友。”安德烈·叶菲梅奇说，“您没睡吧？”
“第一，我不是您的朋友。”伊万·德米特里奇嘴凑着枕头说，“第二，您白费劲，从我这里您一句话也打听不出来。”
“奇怪……”安德烈·叶菲梅奇尴尬地咕哝着，“昨天我们谈得多好，可是您不知为什么突然生气，一下子把谈话打断了……大概我有什么表达不妥，或者是我说出的想法不合乎您的信仰……”
“我当真会相信您？”伊万·德米特里奇说着从床上爬起，既讥嘲又惊慌地看着医生，两眼通红，“您可以上别处去当暗探和拷问，在这儿您没有什么事可做。昨天我就明白您来是干什么的。”
“奇怪的想象！”医生苦笑着说，“您认为我是特务？”
“是的，我认为……反正一样：是特务还是医生，把我送去受他拷问的医生。”
“哎呀，也真是的，您呀，请原谅……太怪啦！”
医生在床前的一张小凳子上坐下，责备地摇摇头。
“不过，我们假设一下，您是对的，而我是奸险地要抓住您的话柄向警察局告发，把您逮捕，然后判刑，可是，难道判刑坐牢对您来说会比待在这儿更糟？我认为，不会更糟……有啥好怕的呢？”
这番话，显然，对伊万·德米特里奇起了作用，他安静地坐下了。
已经是下午四点多钟，通常这时候安德烈·叶菲梅奇在房间里踱步，而达里娅则问他是否该喝啤酒了。户外天气宁静明朗。
“我用过午餐后出来散步，顺便过来看看，”医生说，“瞧，完全是春天了。”
“现在是几月份？是三月份吧？”伊万·德米特里奇问。
“是的，是三月底。”
“外面很泥泞吧？”
“不，不很泥泞。花园里的小径已经露出来了。”
“现在坐马车到郊外兜兜倒是挺好的，”伊万·德米特里奇说，揉着红眼睛，像是半睡半醒。“然后回家坐在温暖舒适的书房里……找上一个好医生，治一治头痛……我过的早已不是人过的生活了。这儿丑恶，丑恶得无法忍受！”
经过昨天那一番激动，他神色疲倦，无精打采，不想说话。他的手指在抖，从脸部表情看，他的头在痛，痛得厉害。
“在温暖舒适的书房和这个病房之间不存在任何差别。”安德烈·叶菲梅奇说。“人的安宁和舒泰不在他的身外，而在他自身之内。”
“这话怎么理解？”
“普通人都从身外期待好事和不吉，就是说，从马车和书房等等外在之物，而好思索的人则是从自己本身。”
“您到希腊去宣传这种哲学吧，那里暖和，还有橙子香呢，这种哲学不适合于此地的气候。我这是同谁谈过第奥根尼？是同您谈的吧？”
“是的，昨天同我谈的。”
“第奥根尼不需要书房和暖和的房间，在他那个地方本来天气就热，可以舒服地躺在大桶里，吃吃橙子和橄榄。如果他生活在俄国，别说在十二月里，就是在五月份他就会要求进屋。也许，他会冷得蜷缩起来。”
“不对！寒冷，像任何疼痛一样，可以感觉不到它。马可·奥勒留说过：‘疼痛是关于疼着的生动观念，如果你加强意志以求改变这个观念，抛弃它，不再诉说痛苦，那么痛苦准会消失。’这种说法是有根据的，智者，或者一般有思想、好思索的人，其特点就是他蔑视痛苦，永远知足，对什么事情都不大惊小怪。”
“这么说来我就是个白痴，因为我痛苦，我疾恶如仇，我对人的下贱行为感到惊讶。”
“您这就大可不必了。如果您能多做些思考，您就会理解：身外的一切事物是多么微不足道，而它们却使我们焦急不安。应该努力参透生活，真正的幸福就在于此。”
“参透……”伊万·德米特里奇皱一皱眉头说，“身外的，身内的……请您原谅，这些我可不懂，我只知道，”他站起来生气地看着医生说，“我只知道，上帝用热血和神经把我创造出来！而有机组织，如果它是有生命力的，它就应当对任何刺激作出反应，所以我也就有所反应！我以喊叫和流泪来反应痛苦；我以愤慨来反应下贱行为；而对卑鄙龌龊之事我的反应是厌恶。我认为，这实际上就叫作生命。机体越低级，它就越不敏感，对外来刺激的反应就越弱；机体越高级，它就越敏感，对现实的反应就越有力。怎么可以不知道这一点呢？身为医生，连这种小事都不知道！要想做到蔑视痛苦、永远知足、对什么都不大惊小怪，就必须达到这种状态，”说着伊万·德米特里奇指指那个脑满肠肥的胖汉子，“不然就得让痛苦把自己磨炼到对任何痛苦失去任何反应的程度，换句话说，也就是不再活着。请您原谅，我不是智者，也不是哲学家，”伊万·德米特里奇激动地继续说，“在这方面我是一窍不通，我没有能力议论什么。”
“恰恰相反，您的议论很精辟。”
“您拙劣地模仿的斯多葛派是一些出色的人物，不过，他们的学说在两千年前就停滞了，再也没有一点一滴的进步，将来也不会有所前进，因为它脱离实际，没有生命力。它只受到少数人的欢迎，这些人在研究和品味不同的学说中过日子，大多数人则对它并不理解。大多数人对那种鼓吹要漠视财富和舒适生活，要蔑视痛苦和死亡的学说是不理解的，因为他们从未有过财富和舒适生活；至于说到蔑视痛苦，这就是要他们蔑视生命，因为人的全部实际就是由饥饿、寒冷、欺凌、损失以及哈姆雷特式的对死的恐惧所组成，而生活的全部就在于对这一切的感受之中，可以为这种生活痛苦，也可以仇恨它，但蔑视它——是不可以的。不错，我再重复说一遍，斯多葛派的学说永远不可能有什么前途，正如您所见到的那样，从世纪初直到今天，日益发展着的却是斗争，是对疼痛的敏感，对刺激的回应能力……”
伊万·德米特里奇的思路突然中断，他停下来擦擦额头说：
“我想说一个重要的看法，可是思路断了。刚才我说什么来着？噢，对了，我是想说：有一个斯多葛主义者卖身为奴，为的是要替一个近亲赎身。您瞧，这说明，就连斯多葛主义者对刺激也会有所反应，因为要做出这样的慷慨举动：为了近亲而使自己陷入绝境——就得有一颗激愤的同情心。在这个监狱里我把学过的东西全都忘记了，要不我还能想起一些什么来。可以拿基督作例子吗？基督是以哭泣、微笑、悲伤、愤怒来回应现实的。他并非微笑着去迎接苦难，他也没有蔑视死亡，而是在客西马尼花园里祷告，让他不遭受这份苦难。”
伊万·德米特里奇笑了，他坐下来说：
“就算人的安宁和舒适不在他身外，而在他自身之内；就算需要蔑视痛苦，需要对什么都不大惊小怪，可您凭什么来鼓吹这种东西？难道您是智者？是哲学家？”
“不，我不是哲学家，但宣传这种学说是每个人应该做的事情，因为它是合理的。”
“不，我想知道您为何认为自己有资格来谈什么参透生活、蔑视痛苦等等？难道您曾经痛苦过？您可知道什么是痛苦？请问，您幼年挨过鞭打吗？”
“没有，我的父母讨厌体罚。”
“而我的父亲狠狠地抽打过我。他生性暴躁，是个官员，黄脖儿，长鼻子，有痔疮。不过，我们还是来谈谈您吧。您这一辈子没有人对您动过一根手指头，没人吓唬过您，没人打过您；您壮得像牛，您在父亲的羽翼下成长，他供养您求学，然后您一下子就占据了一个高薪而又清闲的职位。您在不付房钱的寓所里住了二十来年，有暖气，有照明，有仆人，而且有权随意工作，怎么干和干多少全都随您的意愿，哪怕是什么事也不干。您生性懒散，因而在安排生活方面尽量不让任何事情打扰您、推动您。您把工作交给医助和别的坏蛋去做，自己坐在温暖安静的屋里，攒钱，看书，以思考各种高雅的无聊问题为自己取乐。”伊万·德米特里奇看了看医生的红鼻子又说，“您还饮酒消遣，一句话，您没见过生活，根本就不了解它，而对现实，您的了解是脱离实际的。您蔑视痛苦，对什么都不在乎，原因很简单：什么万事皆空，什么身外身内，什么蔑视生命、痛苦和死亡，什么参透，什么真正的幸福——所有这一切都只是一种抽象的空论，对俄国懒汉来说最为合适的空论。比如，您看着农夫打老婆，您不加规劝。为什么要去干预？让他打吧，反正两个人早晚都得死，何况打人的人以殴打来侮辱的并非他所打的那个人，而是他自己。又如，酗酒是蠢事，有失体面，不过酗酒会死，不酗酒也得死。再比如，来了一个农妇，她牙痛……那有什么！疼痛是一个观念，关于疼痛的观念，再说人生在世没有不生病的，我们大伙儿都会死，因此你，农妇，你走吧，别妨碍我思索，别妨碍我喝酒。还有年轻人来求教：该怎么办？该怎么生活？别人在回答之前会想一想，可在您这儿有现存的答案：努力去参透生活或者努力去追求真正的幸福。可是这个虚无缥缈的‘真正的幸福’究竟是什么东西？当然，不会有答案！现在把我们关在铁窗内，长期幽禁，虐待，但这既美好又合理，因为这个病房和温暖舒适的书房并无什么不同。多么便于利用的哲学！既不用做什么事，又问心无愧，还觉得自己是个智者……不，先生，这不是哲学，不是思维，不是眼界开阔，而是懒惰，是走江湖人的杂耍，是麻醉……正是这样！”伊万·德米特里奇又生气了，“您蔑视痛苦，可是如果用门挤一下您的手指，那您就会拼命叫喊！”
“也许，我倒不会叫呢？”安德烈·叶菲梅奇温和地微笑着说。
“怎么会不叫！要是您一下子瘫痪了，或者有个傻瓜和无耻之徒倚仗权势当众凌辱您，而且您知道他不会因此受罚，到了那个时候您可能会明白：怎么可以叫别人去参透生活，去追求真正的幸福。”
“这见解很独到。”安德烈·叶菲梅奇满意地笑着搓着双手说，“您倾向于做概括，这令我钦佩。而您刚才给我做的鉴定可真是出色。说实话，同您交谈使我得到极大的乐趣。好吧，先生，我听完了您的高论，现在请您听我说……”
十一
这次交谈还继续了将近一个钟头。显然，它给安德烈·叶菲梅奇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开始每天到这座小屋来，每天早晨和午饭之后来，在傍晚天黑之前常常可以看到他同伊万·德米特里奇在交谈。起初伊万·德米特里奇躲避他，怀疑他用心不良，坦率表露了不欢迎的态度。后来他习惯了，把严厉的态度换成了宽容、奚落的态度。
不久医院里就传开了：安德烈·叶菲梅奇开始探访第六病室。医助也好，尼基塔也好，助理护士也好，他们中没有一个人明白：他为什么去那里？为什么一坐就几个小时？他们谈些什么？为什么他不开药方？他的行为令人觉得奇怪。米哈伊尔·阿韦里亚内奇常常在家里找不到他，而以前从未有过这种情况。厨娘达里娅也感到很困惑，因为医生已不在固定的时间喝啤酒，有时连吃午饭也会迟到。
有一次，那已经是六月的末梢，霍博托夫有事来找安德烈·叶菲梅奇，在家里未找到，他就上医院院子里找，在这里人们告诉他：老医生去看精神病病人了。霍博托夫走进侧屋，在入口处停下，听到了一席谈话：
“我们永远也谈不到一起，您别想让我接受您的信仰。”伊万·德米特里奇气恼地说，“您根本不了解现实，您从未受过苦，您不过是在他人的痛苦旁边糊口，像一条蚂蟥，而我呢，我是一生下来直到今天不断地受苦，因此我坦率地说：我认为自己比您高明，在各方面都比您在行，您没有资格教训我。”
“我根本就不强求您接受我的信仰。”安德烈·叶菲梅奇轻声说。他感到遗憾：人家不愿理解他。“而且问题不在这里，我的朋友。问题不在于您吃过苦，而我没有。痛苦和欢乐都是无常的，不谈它们吧。问题在于：我同您都在思考，互认为是善于思索和议论的人，而这却使我们心意一致，不管我们的观点差别有多大。我的朋友，如果您能知道就好了：我十分厌恶普遍的愚蠢、庸碌和迟钝，而每次同您交谈又使我感到非常高兴。您是有理智的人，您使我感到欣慰。”
霍博托夫把门打开少许，朝病房里瞧了一眼：戴睡帽的伊万·德米特里奇和安德烈·叶菲梅奇医生并排坐在床上。疯子做着怪相，哆嗦着，不安地用睡袍紧裹身体；医生一动不动低头坐着，脸红红的，一副无可奈何和忧郁的样子。霍博托夫耸耸肩膀，冷笑了一下，同尼基塔交换了一下眼色。尼基塔也耸了耸肩膀。
第二天霍博托夫同医助一起来到侧屋，两人站在入口处偷听。
“我们的老爷爷好像偏离航线了，”走出侧屋时霍博托夫说。
“主啊，请垂怜我们这些罪人吧。”笃信上帝的谢尔盖·谢尔盖伊奇说。他小心地绕过小水洼，不让擦得锃亮的皮靴给弄脏，“老实说，尊敬的叶甫盖尼·费奥多雷奇，我早已料到这一点了。”
十二
从此以后，安德烈·叶菲梅奇开始发现：在他周围有一种神秘的气氛。勤杂工、助理护士、病人们在同他相遇时都会疑惑地打量他一下，接着就低声私语。小女孩小玛莎是监督人的女儿，以前医生喜欢同她在医院花园里相遇，但如今在他面露笑容走近她并想抚摸她的小脑瓜时，她却会不知为什么跑开了。邮局局长听他讲话时已经不说“完全正确”，而是怀着某种莫名其妙的困惑低声咕哝：“嗯，嗯，嗯……”，眼睛里充满忧虑，他不知何故开始劝医生戒酒，不再喝伏特加和啤酒，不过，作为一个彬彬有礼的人，他不直说，只作暗示：一次讲有个营长，为人极好，一次讲一个团里的神甫，也是好人，讲这两个好人因喝酒犯病，戒酒后两人都已康复。同事霍博托夫也看望过安德烈·叶菲梅奇两三次，也劝他戒酒，而且没有明显的理由就劝他服用溴化钾。
八月间，安德烈·叶菲梅奇收到市长一封信，说有一件重大事情需要他光临。他按时来到市政厅，在那里看到了驻军首长，县立学校督学、市政厅一名成员、霍博托夫，还有一个美发胖绅士，向他做介绍时说，这是个医生。这位医生的姓是一个很绕嘴的波兰姓，住在离市区三十俄里的种马场，他这是路过此地。
“这是一份关于贵院的报告，”大家寒暄完毕围桌坐下后市政厅的成员对安德烈·叶菲梅奇说，“霍博托夫先生说，药房坐落在主楼里嫌挤，需要把它挪到一座平房里去，挪动是可以的，当然，这件事是可以做的，没有什么问题，主要原因是平房得修一修。”
“不错，少不了要修理一下，”安德烈·叶菲梅奇想了想说。“比如，要是把拐角上的那座平房调整做药房，我认为至少需要五百卢布，这是一笔无谓的开支。”
大家都不作声。
“我有幸在十年前打过报告，”安德烈·叶菲梅奇继续说，声音很低，“这座医院以其现在的样子对本市来说是一种入不敷出的奢侈。它建造于四十年代，要知道当初的经费不像现在这样。现在市里在修建无用建筑和设置过多职位方面耗费太多的钱财。我认为，在别的体制下，用这些钱可以维持两个示范医院。”
“那么我们就来建立别的体制吧！”市政厅成员说，他很活跃。
“我有幸已经打了报告：把医疗这一块交给地方自治局管。”
“把钱交给自治局，自治局会偷盗。”美发医生大笑说。
“历来如此。”市政厅成员表示赞同，说完他也笑了。
安德烈·叶菲梅奇无精打采地看了一下美发医生说：
“讲话要有根据嘛。”
大家又沉默了。上了茶。驻军首长不知何故一副尴尬样子，隔着桌子碰了碰安德烈·叶菲梅奇的手说：
“您可把我们全都忘记了，医生。不过，您是个苦行僧：不玩牌，不喜欢女人。同我们这帮人在一起您感到枯燥乏味。”
大家谈开了，说一个正派人生活在这个城市里会感到无聊。没有剧院，没有音乐。在俱乐部最近举行的舞会上女士有将近二十位，男舞伴却只有两个。青年人不跳舞，总聚在小吃部或者在一起打牌。安德烈·叶菲梅奇谁也不看，慢慢地低声说：真遗憾，真正深感遗憾，市民把精力、心血和才智都浪费在玩牌和传布流言蜚语上，他们不会也不愿进行有意思的交谈或读书，不愿享受智慧给与人的乐趣。其实只有智慧才是有意思的，值得注意的，其他一切都是渺小的低级的。对同事的这番讲话霍博托夫听得很仔细。他突然发问：
“安德烈·叶菲梅奇，今天几号？”
得到答复后，他和美发医生一起用一种感到自己笨拙的考官的腔调问安德烈·叶菲梅奇：今天星期几？一年有多少天？听说在第六病室里住着一个卓越的先知，这是否是真的？
安德烈·叶菲梅奇在回答最后一个问题时脸一红，说道：
“不错，这是一个患病但有意思的年轻人。”
没有向他再提任何问题。
在前厅穿大衣时，驻军首长把手搭在他肩上叹说：
“咱们，老头子们，该休养啦！”
走出市政厅，安德烈·叶菲梅奇明白了：这是一个小组，是来鉴定他的心智能力的。他回想向他提出的一些问题，他脸红了，不知为什么他惋惜起医学来了，这在他是生平第一次。
“天哪，”他回想刚才两个医生考究他的情形，“他们就在不久前听过精神病学的课，还通过了考试，怎么会如此无知！他们根本不懂精神病学！”
他生平第一次感到自己受了侮辱，他生气了。
就在这天晚上，邮政局局长来了，不做寒暄，径直向他走近，抓住他的双手，激动地说：
“亲爱的，我的朋友，请您向我证明：您相信我对您的友谊是真诚的，您认定我是您的朋友……”他不让安德烈·叶菲梅奇说话，继续激动地说，“我的朋友，我喜欢您，因为您有教养，人品高尚。亲爱的，您听我说下去，科学的规矩要求医生隐瞒您的实情，但是我要像军人那样对您直言不讳：您病了！请原谅我，亲爱的，这是真的，周围的人早已看出来了。刚才霍博托夫医生对我说，为了您的健康，您必须休息，散散心。完全正确！太好了！这几天我休假，去闻闻别的地方的空气。您向我证明：您是我的朋友，我们一块儿去吧！像年轻时那样过上几天！”
“我觉得自己完全健康。”安德烈·叶菲梅奇想了想说，“我不能去。让我改日用别的方法证明我对您的友谊吧。”
到外地去，不知道去干啥，离开书，离开达里娅，离开啤酒，完全打破二十年来形成的生活条理——这个想法起初使他觉得奇怪荒唐，可是他想起了在市政厅的那席谈话，想起了他在回家途中感受到的沉重心情，他倒喜欢上了短时离开这个城市的念头，更何况这儿的一些蠢人还认为他是疯子。
“您正想去哪儿呢？”他问道。
“去莫斯科，去彼得堡，去华沙……我在华沙度过了一生中最幸福的五年。一个多么美妙的城市啊！一块儿去吧，亲爱的！”
十三
一周后，市里建议安德烈·叶菲梅奇休息，就是说建议他呈请辞职。对此他的态度很冷淡。又过了一周，他已经坐在邮车里同邮政局局长一起上最近的火车站去了。天气凉爽晴朗，蔚蓝的天空，清澈的远景。到火车站两百俄里，走了两天两夜，在途中宿了两夜。要是在邮站上喝茶时给的茶杯不干净，要是套马的时间拖得太长，邮政局局长就会满脸通红浑身哆嗦地叫喊：“住口！别犟嘴！”坐在马车上，他不停地讲他在高加索和波兰王国的旅行。多少惊险！遇见过一些什么样的人物啊！说话时他瞪着惊奇的眼睛，声音很大，使人会以为他在瞎编。另外他讲话时会朝着安德烈·叶菲梅奇的脸吐气，对着他的耳朵哈哈笑，这使医生感到不好意思，也使他不能集中精神思考。
为了省钱，乘火车他们坐三等车，在一个不吸烟的人坐的车厢。乘客中有一半是衣着整洁的。邮政局局长很快就跟许多人陆续相识。他从一个座位转到另一个座位，大声说什么不该坐这种令人气愤的车沿着铁路走，周围尽是欺骗行为。骑马则是另一码儿事了：一天骑上马儿走一百俄里，你就会感到自己强壮有力，精神饱满。我国之所以歉收，是因为平斯克沼泽地给排干了。总之到处是可怕的混乱。他很兴奋，大声说话，不让别人插嘴。这种没完没了的空谈，掺杂着高声大笑和生动手势的空谈使安德烈·叶菲梅奇感到厌倦。他气恼地想：我们两人中究竟谁是疯子？是我，我尽量不以任何举动打搅旅客，还是这个自以为比这儿所有的人都聪明有趣而不让任何人安宁的利己主义者？
到了莫斯科，邮政局局长穿上不带肩章的军便服和缝着红绦的军裤。走在街上时，他戴着大盖的军官帽，穿着军大衣，士兵们都向他敬礼。安德烈·叶菲梅奇觉得，这个人把他当年曾经有过的贵族气派中的好东西全都消耗殆尽，剩下的只是一些坏习气了。他喜欢人家侍候他，甚至是在毫无必要这么做的时候。火柴就在他面前的桌子上放着，他也看见了，可是他仍然大声叫喊下人递火柴；在使女面前他竟会好意思只穿一身内衣；他对仆人，即使对老人，一律称呼“你”，生气时则戏称他们为笨伯和傻瓜。安德烈·叶菲梅奇觉得这是卑劣的老爷架子。
邮局局长首先把朋友领到伊维教堂。他热烈地祈祷，沉沉鞠躬，噙着眼泪，结束祈祷后深深叹了口气说：
“哪怕并不信教，但祈祷一下就不知何故会宁静一些。您，亲爱的，您恭敬地亲吻一下圣像吧！”
安德烈·叶菲梅奇局促不安，他吻了一下圣像，邮政局局长噘起嘴唇，摇着头低声祈祷起来，眼眶里又出现了泪水。然后他们去克里姆林宫看了炮王和钟王，甚至还用手指摸了摸，欣赏了莫斯科河南岸的风光，游了救世主教堂和鲁缅采夫博物馆。
他们在捷斯托夫饭店进午餐，邮政局局长捋着络腮胡子久久地看着菜谱，用惯于视餐厅为家、喜好美食的人的口吻说：“让我们来瞧瞧，您今天给我们吃什么，亲爱的。”
十四
医生走走，看看，吃吃，喝喝，可是他只有一种感受，那就是对邮政局局长的恼恨。他想离开他这位朋友，躲起来，休息一下，但他的朋友却认为自己有义务叫他寸步不离，并尽量多地使他消遣散心。如果没有什么可看的，朋友就用言谈给他消愁解闷。安德烈·叶菲梅奇忍了两天，到第三天他对朋友说自己身子不适，想整天留在家中休息。朋友说，既然如此，他自己也留下来。其实也真是需要休息一下，不然这么走两条腿都会不够使。安德烈·叶菲梅奇脸朝里在沙发上躺下，咬紧牙关听着朋友讲话。朋友正在热烈地要使他相信：法国迟早一定会粉碎德国；莫斯科骗子很多；不能凭外表判断马匹的优点……医生开始感到耳鸣心跳，可是他出于礼貌，下不了决心请朋友走开或闭嘴。幸好邮政局局长在房里坐着觉得厌烦，午饭后就外出闲逛去了。
安德烈·叶菲梅奇一个人留下，就静心休息起来。他一动不动地躺在沙发上，想到房间里只有他一个人，心中感到十分惬意！没有独居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幸福。堕落的天使背叛了上帝，大概是因为他想孤独，而天使们是没有孤单生活的。安德烈·叶菲梅奇想思考一下最近几天的所见所闻。可是邮政局局长却一直在他脑海中回旋。安德烈·叶菲梅奇懊恼地想：“他可正是出于好心和友谊才休假同我一起外出的。不过没有什么东西会比这种友好的监护更糟糕了。可不是么，你的朋友好心、慷慨、快乐，而你却觉得他枯燥无味，枯燥无味得叫人受不了。就是有这样一些人，他们讲的尽是聪明的好话，可你却觉得他们是一些愚蠢的人。”
之后几天安德烈·叶菲梅奇托辞生病，足不出户，他朝沙发背躺着。如果朋友用交谈给他解闷，他觉得困倦；如果朋友外出，他就休息。他恼恨自己出门旅行，也恼恨朋友一天比一天啰嗦，一天比一天散漫。他怎么也不能把自己的思想集中到严肃崇高的规范上来。
“这是伊万·德米特里奇所说的那个现实在惩治我，”他对自己生气，恨自己过于拘泥细节。“不过，无所谓……回到家里，一切都会照旧……”
后来他们到了彼得堡，也是这种情况：他成天足不出户；在沙发上躺着，站起来也只是为了喝啤酒。
邮政局局长一直催着他去华沙。
“亲爱的，我去那里干什么？”安德烈·叶菲梅奇祈求说，“您一个人去吧，让我回家吧！我求您啦！”
“不管用什么托辞，不行！”邮政局局长抗议说。“那是一个了不起的城市！我在那儿度过了一生中最幸福的五年！”
安德烈·叶菲梅奇缺乏坚持自己意见的毅力，硬着头皮去了华沙。在华沙他仍是足不出户，躺在沙发上生自己的气，生朋友的气，也生仆役们的气——这些仆役都顽固地不愿听懂俄国话。邮政局局长还同往常一样健壮、精神、快乐。他从早到晚在市里逛，寻找他的故交。好几次他不在旅馆过夜。有一天他大清早回来，不清楚他在哪儿过的夜，只见他脸通红，头发蓬松，神情激动。他嘟哝着在房间里来回走动了一阵后说：
“名誉先于一切。”
接着他又走了一会儿，抱住头用悲壮的语调说：
“是的，名誉先于一切！让最初叫我想来这个鬼地方的那一瞬间受到诅咒吧！亲爱的，”他对医生说，“您鄙视我吧：我输了个精光！请您借五百卢布给我！”
安德烈·叶菲梅奇数出五百卢布，默默地把它们交给了自己的朋友，而他依然羞怒交加，满脸通红，不连贯地发出一阵不必要的誓言，戴上大盖帽就走出去了。过了约摸两个小时他回来了，倒在圈椅中大声喘口气说：
“名誉得救了！我们走吧，我的朋友！我不愿在这该死的地方再待上一分钟。全都是骗子！奥地利间谍！”
已经是十一月份，两个朋友回到了家乡。街道上盖着厚厚的雪。霍博托夫医生已经占据了安德烈·叶菲梅奇的位置。霍博托夫医生仍住在老地方，他在等着安德烈·叶菲梅奇回来，把医院的寓所腾出来给他住。那个难看的女人，被他叫作“厨娘”的女人，已经住在一间平房里了。
市里流行着新的有关医院的传闻。传说那个难看的女人同监管人吵嘴，监管人跪着爬着向她求饶。
安德烈·叶菲梅奇回来后的第一天就只好为自己寻找住所。
“我的朋友，”邮政局局长小心翼翼地问他，“请原谅我提一个不礼貌的问题：您有多少资财？”
安德烈·叶菲梅奇默默地数了数自己的钱说：
“八十六个卢布。”
“我问的不是这个。”邮政局局长没听明白医生的话，惶惑地说：
“我问您一共有多少资财？”
“我这不是已经告诉您了：八十六个卢布……别的我什么也没有。”
邮政局局长一向认为医生是个诚实高尚的人，但他仍然怀疑他至少有两万资产。现在他知道了，安德烈·叶菲梅奇一贫如洗，无以为生。不知何故他突然抱住自己的朋友哭了。
十五
安德烈·叶菲梅奇住在小市民彼洛娃的有三个窗户的小屋里了。只有三个房间，不算厨房。医生自己住在窗户临街的两个房间，达里娅和带着三个小孩的女房东住在第三个房间和厨房里。有时女房东的情夫，一个醉醺醺的粗野汉子，会来过夜。他在夜间大吼大闹，使孩子们和达里娅都感到害怕。他一来，就在厨房里坐下要酒喝，使大家都觉得太拥挤，医生出于怜悯把哭泣的小孩领过来，安排在他自己房间的地板上睡觉，这么做使他感到极大的快慰。
像从前一样，他八点钟起身，喝茶，阅读旧书和旧杂志，买新的——他已经没有钱了。也许是因为书是旧的，也许是因为环境变了，总之，阅读已经不能深深吸引他了，他感到厌倦。为了不虚度光阴，他给他的那些书编制了一份详细目录，把一些小标签贴到书脊上。他觉得，这种机械仔细的工作倒比阅读更有趣些。这单调仔细的工作不知何故却陶醉着他的思想，使他什么也不想，时间过得很快。就连坐在厨房里同达里娅一起刮土豆皮或从荞麦米中挑出秕子，他也觉得有趣。每逢星期六和星期天他上教堂，就在墙边，眯着眼睛听唱诗，心里想着父母双亲、大学和宗教信仰，他感到心情恬静而忧伤。离开教堂的时候他会抱憾：祈祷仪式结束得太快。
他两次去医院找过伊万·德米特里奇，想同他谈谈。但伊万·德米特里奇两次都挺激动和凶狠。他要医生别纠缠他，说什么他早已讨厌空谈，说他为了自己所蒙受的一切苦难只求卑贱和万恶的人们给他一个奖赏：单人监禁。难道连这一点请求也会遭到拒绝？安德烈·叶菲梅奇两次都向他辞行并祝他晚安，他却两次都恶言顶撞，说：
“见鬼去吧！”
安德烈·叶菲梅奇不知道：现在他是否该去第三次？而去倒是非常想去的。
从前安德烈·叶菲梅奇午饭后总要在几个房间里踱步，边走边想。如今呢，在午饭后到喝晚茶这段时间里，他躺在沙发上，脸朝沙发背，陷入许多琐碎的想法，怎么也遏止不住。他感到委屈：工作了二十多年，竟不给他发养老金，也没有给一次性补助。不错，他工作不认真，可是养老金是所有工作人员无区别地都领取的，并不管工作是否认真。当代的公平恰恰是：官衔、勋章和养老金所奖励的并非品德和才干，而是工作，不管这是什么样的工作。为什么他一个人就该是例外呢？钱——他压根儿就没有，他连从小铺子门口走过并看一眼女店主都感到害臊。啤酒钱——他已经欠了三十二卢布，还欠着女房东的钱。达里娅在悄悄地变卖旧衣服和旧书，她对女房东撒谎说医生不久就将得到许多钱。
安德烈·叶菲梅奇在生他自己的气：把积攒起来的一千卢布花在旅游上了。这一千卢布现在该会多中用啊！还使他感到气恼的是：人们仍然不让他安宁。霍博托夫认为自己有义务偶尔前来探望病中的同事，而安德烈·叶菲梅奇却厌恶这个人身上的一切：他那张肥胖的脸，不求全责备但令人不快的腔调，他口中说出的“同事”这个词，还有他那双高靿皮靴。最令人讨厌的是他认为自己有义务给安德烈·叶菲梅奇治病，而且认为他真的是在治病，每次来时总带上一瓶溴化钾和一些大黄药丸。
邮政局局长也认为自己有义务前来探望朋友，帮他消遣散心。他每次进屋都装出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勉强地哈哈大笑，说医生的气色极好，还说，谢天谢地，病情正在好转。从这里可以得出结论：他已经认为朋友的病不可救药了。他尚未还清在华沙借的钱，羞愧使他痛苦、紧张、不安，所以他努力笑得声音大一些，讲话也讲得更可笑一些。现在他的笑话和故事好像是没完没了的，而这对安德烈·叶菲梅奇和他自己都是一种折磨。
他在场的时候，安德烈·叶菲梅奇总是躺在沙发上，脸对着墙咬紧牙齿听他讲，而心里却落下一层又一层的水锈。朋友每来一次，医生就觉得这水锈越积越高，好像要到嗓子眼了。
为了抵制这些琐碎的感觉，他就赶紧想：他本人，霍博托夫和邮政局局长迟早都会死去。就连一点痕迹也不会在大自然中留下。假如设想一百万年之后有个什么精灵从地球旁的空间飞过，那他将看到的只是黏土和光秃秃的悬崖。什么文化，什么道德准则—— 一切都会消失，连牛蒡也长不出来。见到小铺老板时的羞愧之心，渺小的霍博托夫，邮政局局长令人难受的友谊——这一切都算得了什么呢？都不过是荒诞微末之物罢了。
但这许多想法已经毫无用处。他刚想象到一百万年后的地球，霍博托夫就穿着高靿皮靴出现在那光秃秃的悬崖后面，要不就是勉强哈哈大笑着的邮政局局长，甚至还会听到他的愧疚的低声细语：“在华沙借的债，亲爱的，在这几天里我一定还清……一定。”
十六
有一天，邮政局局长在饭后来访，恰好霍博托夫拿着一瓶溴化钾也在这时来了。安德烈·叶菲梅奇吃力地从沙发上坐起，双手支撑着沙发。
邮政局局长开始说话：
“亲爱的，今天您的气色比昨天的好多了。简直就是个小伙子！真的，小伙子！”
“身体是该好啦，同事，该好啦。”霍博托夫边说边打呵欠，“大概您自己也给拖得够厌烦的了。”
“我们都一定会好！”邮政局局长快活地说，“我们还将活上它百把年！正是这样！”
“一百年倒不一定是一百年，再活上二十年是足够的。”霍博托夫安慰说，“没关系，没关系，同事，别灰心……别再让人担心了。”
“我们还要显一显身手呢！”邮政局局长哈哈大笑起来，拍拍朋友的膝盖。“要显一显身手！明年夏天，上帝保佑，我们上高加索，骑着马把它跑一个遍：驾，驾，驾！从高加索回来，说不定我们还要喝喜酒呢！”邮政局局长挤一下眼睛说，“可爱的朋友，我们要叫你成亲……成亲……”
安德烈·叶菲梅奇突然觉得，那块水锈快到嗓子眼了，心跳得很厉害。
“庸俗！”他说着急剧地站起来走向窗口。“难道你们不知道你们讲的话粗陋无味？”
他本想温和客气地再说下去，可是却不由自主地攥紧拳头，并把它们高高举起，脸涨得通红，浑身哆嗦，声嘶力竭地喊道：
“别纠缠我！滚，两个人都滚，两个人！”
邮政局局长和霍博托夫都站起来，凝视着他，先是感到惶惑，后来则恐惧起来。
“两个人都滚！”安德烈·叶菲梅奇继续大声喊叫，“笨蛋！蠢人！我不需要什么友谊，也不需要你的药，笨蛋！下流！可恶！”
霍博托夫和邮政局局长惊慌失措，面面相觑，退向门口，走进了入口处的门厅。安德烈·叶菲梅奇抓起溴化钾药瓶子，朝他们身后扔去。药瓶子在门槛上打碎了，发出清脆的响声。
“给我滚开！”他向入口处的门厅跑去，像哭似的喊道：“见鬼去！”
客人走了。安德烈·叶菲梅奇躺在沙发上，全身哆嗦，像得了寒热病似的，并且说了很长时间：
“笨蛋！蠢人！”
他心情平静下来后，首先想到的是邮政局局长，现在他大概是十分羞愧，非常难受。这真是太糟糕了。以前从未发生过类似的情形。智慧和分寸感哪儿去了！对事物的参透和哲学家的冷静哪儿去了？
医生感到愧疚和懊恼，他彻夜未能入眠。第二天早上十点钟他到邮政局向局长道歉。邮政局局长深受感动，紧紧握住他的手叹气说：
“过去的事别提啦。记仇的人没有出息。柳巴夫金！”他突然大声叫喊，声音大得使全体邮工和顾客都哆嗦。“拿把椅子过来，你先等一等！”一个婆娘正从窗户口向他递来一封挂号信，他对她说，“你难道没看见我正忙着？我们别提旧事啦，”他温和地对安德烈·叶菲梅奇说，“请坐，亲爱的，谨请您坐下。”
他默默地抚摸一阵膝盖后说：
“生您的气我可真是连想也没有想过。疾病是无情的，我明白。昨天您发作，把我和霍博托夫医生吓坏了。后来我同他谈到了您，谈了很长时间。亲爱的，为什么您不愿意认真地治一治您的病？难道可以这么做吗？请原谅我这友好的坦率。”他低声说，“您生活在不利的环境中：拥挤，龌龊，没有人护理，没有钱治病……亲爱的朋友，我和霍博托夫医生一起衷心乞求您听从我们的劝告：住院！那儿有健康的饮食，有护理，有治疗。霍博托夫医生虽说是一个低级趣味的人——这话只能在咱俩之间说——可是他懂行，是完全可以依赖的。他向我保证过：给您治病。”
安德烈·叶菲梅奇被邮政局局长的真诚关怀以及突然闪现在面颊上的泪水感动了。
“敬爱的朋友，您别信！”他把一只手贴在心口，低声说，“别信他们！这是一个骗局！我的病只是在于：二十年来在全市我只发现了一个有智慧的人，而这人却是个疯子。我没有病，什么病也没有。我不过是陷入了迷津出不来。我一切都无所谓，我对一切都做好了准备。”
“您住院吧，亲爱的。”
“我无所谓，哪怕是进牢狱。”
“亲爱的，您保证：您一切都听从霍博托夫医生。”
“好，我保证。可是，敬爱的朋友，我是陷入了迷津。如今，一切，就连我的朋友们对我的真诚关怀在内，全都倾向于让我死。我要完蛋了，我有认识这一点的勇气。”
“亲爱的，您一定会恢复健康的。”
“说这话有啥用？”安德烈·叶菲梅奇恼怒地说，“人在生命的晚期很少会不体验到我现在体验着的东西。当人们说您的肾脏不好和心脏肥大的时候，您就着手治疗；或者，当人们说您是疯子或罪犯时，一句话，就是说当人们突然注意到您的时候，您就该明白：您已经陷入了迷津，再也出不来了。您越想出来，您就越迷惘。您就投降吧，任何人的努力也救不了您。我觉得是这样的。”
这时窗栏前已经集聚了不少顾客。为了不妨碍人家工作，安德烈·叶菲梅奇起身告辞。邮政局局长要他再作一次保证，接着就把他送到了大门口。
就在那天傍晚，霍博托夫穿着短皮袄和高靿皮靴突然来找安德烈·叶菲梅奇，他说话的语气是：似乎昨天什么事也没有发生过。
“我有事找您，同事，我是来邀请您：您愿意同我一起去会诊吗？”
安德烈·叶菲梅奇以为，霍博托夫是约他外出散心或者真是想给他一个赚钱的机会，便穿好衣服同他一起上街了。他感到高兴：有机会消除昨天的过失而重修旧好；他从心底里感激霍博托夫，因为后者对昨天的事情只字不提，看来是饶恕他了。像这么一个没有修养的人难得会如此彬彬有礼。
“您的病人在哪儿？”安德烈·叶菲梅奇问。
“在医院里。我早就想让您看一看了……是一个十分有意思的病例。”
他们走进医院的院子，绕过主楼，朝关着精神病人的小侧屋走去。不知何故一直没有说话，一句话也没有说。他们走进了小屋，尼基塔像平日一样跳了起来，毕恭毕敬地站好。
“这儿有个病人得了肺并发症。”霍博托夫在同安德烈·叶菲梅奇一起进病房时说，“请您在这儿稍等，我马上回来，我去取一个听诊器。”
说完他就走了。
十七
天色已晚。格罗莫夫脸偎枕头躺在床上，瘫痪病人一动不动地坐着，他在低声哭泣，翕动着嘴唇。胖子农夫和以前的拣信员已经睡了。屋子里静静的。
安德烈·叶菲梅奇坐在格罗莫夫床上等，等霍博托夫。过了半个小时，走进来的是尼基塔，而不是霍博托夫。尼基塔手中抱着睡袍、一套有人穿过的内衣和一双拖鞋。
“请换上吧，先生。”他轻声说。“这是您的床铺，请到这儿来。”他指着一张显然是搬来不久的没人用的空床补充说，“没什么，上帝保佑，您会康复的。”
安德烈·叶菲梅奇什么都明白了。他一句话也不说，走到尼基塔指给他的床前坐下，看到尼基塔在一旁站着，他便脱光衣服，他感到害臊，然后就换上了医院的衣服：内裤很短，衬衫太长，睡袍上有一股子熏鱼味儿。
尼基塔捧起安德烈·叶菲梅奇的衣服，抱着出去，随手关上了门。安德烈·叶菲梅奇羞怯地掩上睡袍的衣襟，觉得自己穿上新衣像是一个囚犯，心想：“反正一样……反正一样……什么礼服，什么制服，还有这件什么睡袍，都一样……”
可是表呢？侧面衣袋里的记事本呢？香烟呢？尼基塔把衣服拿到哪里去了？如今不必再穿制服裤子、西装坎肩和皮靴了，大概到死也不必穿了。这一切起初显得有些奇怪甚至不可理解。现在呢，现在安德烈·叶菲梅奇还是深信：小市民彼洛娃的房子和第六病室并无任何差别，在这个世界上一切皆空，全是荒诞，可是他的手却在哆嗦，他的双脚在发冷，而格罗莫夫过一会儿起来看到他穿着睡袍—— 一想到这点他感到恐怖。他站起来，走动了一会儿，又坐下了。
他已经坐了半个小时，一个小时，他已经忧伤得难受。难道在这个地方能够过上一天，一星期，乃至许多许多年，就像这些人一样？瞧，他在这儿坐一会儿，走动一会儿，然后又坐下；也可以到窗前去看看，然后再来回走动。可是，以后呢？以后做什么？就这么坐着，像个木头人似的坐着，沉思默想？不，这恐怕难以受得了。
安德烈·叶菲梅奇躺下了，但是他马上又站起来，用衣袖擦去额头上的冷汗，他立即觉得整张脸上都有了熏鱼味儿。他又走动起来。
“这是一种误会……”他疑惑地摊开双手说，“得弄清楚，这儿有误会……”
这时格罗莫夫醒了。他坐起来，用两个拳头支撑着双颊，吐了一口唾沫，接着懒洋洋地看了医生一眼。显然，起初他什么都不明白，可是过不久他那张睡意朦胧的脸就变了，变成凶狠的带有讥诮味儿的了。他眯起一只眼睛，用半睡半醒的嘶哑声音说：
“啊，把您也关进来啦，亲爱的！我很高兴，以前是您喝人家的血，现在有人可要喝您的血啰！太好啦！”
“这是一种什么误会。”安德烈·叶菲梅奇听了格罗莫夫的话感到害怕，他耸耸肩膀又重复了一句：“一种什么误会……”
格罗莫夫又吐了一口唾沫，躺下后嘟哝道：
“可恶的生活！令人感到痛苦和抱屈的是：这生活的结局不是因为你受苦而奖赏你，也不是像在歌剧里那样来颂扬你受了苦，而是要你死。会来上几个勤杂工，他们拽着死者的手脚把他拖进地窖。呸！不过，这也没有什么……我们将在彼岸世界扬眉吐气……我要以彼岸世界来到此地，以我的阴魂来吓唬这些恶棍。我要叫他们头发变白。”
莫伊谢卡回来了，他看到了医生，就伸出手来说：
“给一个小戈比吧！”
十八
安德烈·叶菲梅奇走到窗前眺望旷野。天已经黑下来了，地平线上一轮冰冷血红的月亮自右方升起。离医院的栅栏不远的地方，至多百把俄丈，不会更远一些，有一座高大的由石墙围起来的白色房子。这是监狱。
“瞧，这就是它，现实世界！”安德烈·叶菲梅奇心里这么想，他害怕了。
月亮，监狱，竖在栅栏上的钉尖，远处炼骨厂冒出的火焰——这一切都令人害怕。安德烈·叶菲梅奇听到身后传来深长的呼吸声，他环顾一下，看到一个人，胸前挂着闪闪发亮的星星和勋章，在微笑，在狡黠地以一只眼睛使眼色。这也使他感到害怕。
安德烈·叶菲梅奇要使自己确信：月亮和监狱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而心理健康的人都佩戴勋章，一切都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腐烂并化为泥土；可是，一种绝望感突然向他袭来，他用双手抓住栅栏拼命摇动，坚实的栅栏一动也不动。
后来，为了不再让自己感到非常害怕，他走近格罗莫夫的床，并在床上坐下。
“我丧失信心了，亲爱的。”他哆嗦着擦着冷汗嘟哝说，“我丧失信心了。”
“您可以再发表您的哲学议论么！”格罗莫夫讥讽道。
“我的上帝，我的上帝……是的，是的……您有一次说过：在俄国没有哲学，但所有的人，就连一些小人物也都在发表哲学议论。不过，您要知道，小人物的哲学议论对谁都没有害处呀！”安德烈·叶菲梅奇说话的声调像是要哭泣要求人怜悯似的，“亲爱的，您这么幸灾乐祸地笑又是为了什么？假如这个小人物心有不满，他怎能不发哲学议论？他，一个有智慧、有教养、自豪又爱自由的人，一个按上帝的面貌创造出来的人，居然会没有别的出路，只好到这个肮脏愚昧的小城来当医生！一辈子同药罐、水蛭、芥末膏打交道！欺骗，狭隘，庸俗！啊，我的上帝啊！”
“您这是在说蠢话。如果讨厌当医生，蛮可以去做部长么！”
“什么地方，什么地方都去不成。亲爱的，我们软弱无力……我曾经是个冷淡的人，也曾精神振作、妥切合理地议论过，可是只消生活粗暴地碰我一下，我就会丧失信心……就会虚脱……我们软弱无力，我们一无所长……您也是如此，亲爱的。您聪明，高尚，同吮吸母乳一起吮吸了崇高的激情，可是一踏进生活，您就厌倦了，生病了……我们软弱无力，软弱无力！”
除了恐惧和抱屈之外，还有一种缠绕人的东西在天色入晚后总使他焦躁不安。到最后他总算是明白了：这是他想喝啤酒和想吸烟。
“亲爱的，我出去一趟，”他说，“我要他们拿过灯来……不能这样……受不了……”
安德烈·叶菲梅奇走到门口，他把门打开，可是尼基塔马上跳起来，把他的去路挡住说：
“您上哪儿去？不行，不行，该睡觉了！”
“我只去一会儿，在院子里走动走动！”安德烈·叶菲梅奇茫无所措了。
“不行，不行！没有吩咐过。您自己清楚。”
尼基塔砰的一声把门关上，并用背部顶住。
“即使我离开这里，谁又会因此出什么事呢？”安德烈·叶菲梅奇耸耸肩膀问道，“莫名其妙！尼基塔，我得出去！”他说，声音发颤了。“我需要出去！”
“不好！别制造混乱！”尼基塔用教训的口气说。
“鬼知道是怎么一回事！”格罗莫夫突然喊了一声，他跳起来了。“他有什么权利不放？他们怎么敢把我们关在这里？法律好像是明文规定说：非经审判不该剥夺任何人的自由！这是暴力！是专横！”
“当然啰，是专横！”安德烈·叶菲梅奇说，他受到了格罗莫夫喊叫声的鼓舞。“我需要出去，我得出去！他没有权利！你放我出去，听见了没有？”
“你听见没有？愚蠢的畜生！”格罗莫夫用拳头敲着门说，“你开门，要不，我就把门砸开！吸血鬼！”
“开门！”安德烈·叶菲梅奇喊道：他全身在哆嗦。“我要求！”
“你再说！”尼基塔在门外回答道，“你再说！”
“至少你得去叫霍博托夫医生！你就说是我请他光临……只一会儿。”
“明天他自己会来。”
“他们绝不会放我们出去，永远不会！”格罗莫夫这时接着说。“他们要把我们瘐死在此地。主啊，难道在彼岸世界果真没有地狱？这帮恶棍会受到宽恕？正义何在？你开门，恶棍，我要憋死啦！”他声音嘶哑，喊了一声便向门猛扑过去。“我要撞碎我的脑袋！杀人犯！”
尼基塔迅速把门打开，粗暴地用双手和膝头把安德烈·叶菲梅奇推开，接着就挥拳打他的脸。安德烈·叶菲梅奇只觉得，一个咸味的大浪向他劈头盖脸地扑来并把他拖到了床上。他嘴里果真有一股咸味：该是牙床出血了。他挥舞双手，好像他想从浪中游出那样，他紧抓住一张什么人的床，就在这时他觉得：尼基塔在他的背部击打了两下子。
格罗莫夫大声喊叫，该是他也挨了打。
之后一切都平静下来了。暗淡的月光穿过栅栏照进屋来，地上有了一个像网一样的阴影。真可怕。安德烈·叶菲梅奇躺下了，他屏住呼吸；他在恐惧地等待：还会打他。好像是有个人拿着一把镰刀，捅进了他的身子，并在胸膛和肠子里转动几下，痛得他直咬枕头，咬牙。他的脑海里，一片混乱，突然闪现出一个可怕的无法忍受的念头：病房中的这些人一定遭受过这种同样的痛苦，许多年来天天遭受，而此刻在月光下他们像一些黑色的影子。怎么可能会是这样：二十多年来他竟然不知道而且未尝想知道这种情形？他是不了解，不了解疼痛，就是说，他并无过错，不过良心，它却像尼基塔一样固执和粗鲁，它使他从头到脚寒战起来。他一跃而起，想拼命呐喊，想快些跑出去杀死尼基塔，然后去杀霍博托夫、监管人和医助，然后再杀死自己；可是，从他胸膛里并未发出任何声音，他的腿脚也不听使唤；他呻吟，他撕扯并撕破了身上的睡袍和衬衣，他人事不省地倒在了床上。
十九
第二天早晨，他头疼耳鸣，全身不舒服。回想起自己昨天的软弱，他并不觉得害臊。昨天他胆怯得甚至害怕起月亮来；昨天他真诚吐露了一些从前自己绝没有猜度到的情感和想法，比如，他关于那个爱发哲学议论的小人物对生活不满的想法。不过现在他什么都已经不在乎了。
他不吃，不喝，躺着一动不动，一声不吱。如果有人问他，他会想：“我对一切都无所谓，我不作回答……我对一切都无所谓。”
午饭后，邮政局局长来了，带来四分之一磅茶叶和一磅水果软糖。达里娅也来过，在床前站了整整一个钟头，脸上显露出无言的悲伤。霍博托夫医生也来探望过，他拿来一瓶溴化钾，还吩咐尼基塔把病房用一种什么东西熏一熏。
傍晚时分安德烈·叶菲梅奇患中风病死了。起初他感到一阵强烈的寒战和恶心，觉得有一种可憎的东西从胃中涌向头部，浸满了眼睛和耳朵，潜入全身，甚至到达了手指头。眼中出现绿雾。他明白：他不行了。他想起了格罗莫夫、邮政局局长和千百万人都相信永生。万一当真有永生呢？但他并不想要永生，他这不过是在一瞬间想到了它。一群异常漂亮优美的鹿从他身旁跑过去了，昨天他在书中读到过这些鹿；接着是一个村妇伸手递给他一封挂号信……邮政局局长说了一些什么话。之后一切都消失了。安德烈·叶菲梅奇永远昏迷入睡了。
来了几个勤杂工，他们执着他的手和脚，把他送到了一个小教堂。睁着双眼的他被放置在一张桌子上，在夜里月亮照着他。早晨医助来了，对着基督被处磔刑的图画虔诚地做了祷告，把老上司睁着的眼睛合上。
一天之后安葬了安德烈·叶菲梅奇。参加安葬的人只有邮政局局长和达里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