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人王国
（1894年）
一、前夜
一个厚厚的钱包。这是山林地区的管理人送来的。他信中说送上一千五百卢布，说这钱是跟一个什么人打官司二审胜诉赢得的。安娜·阿基莫夫娜不喜欢听到胜诉和赢得官司这些词，她害怕。没有司法审判是不行的——这一点她知道，可是，不知为什么，在厂长纳扎雷奇或山林地区管理人（他们常同人打官司）为她打赢一个什么案子时，她总会感到难堪，好像她问心有愧似的。现在她也感到难堪和不舒服，她想把这一千五百卢布放置到一个远些的地方，不想看到它们。
她懊丧地想：她的同龄人（她虚龄二十五）现在忙着张罗家务，待到疲倦了就香香地睡上一觉，到第二天早晨醒来心情快快乐乐；她们中许多人已经出嫁，有了孩子。只有她，不知为什么，像一个老太婆，必须坐在这里看这些信、加批示和写回信，之后又整个晚上到半夜什么事也不干，等待着什么时候想睡觉，而明天一整天有人会向她祝贺节日，恳求她的帮助，而后天一天一定会有怪事发生：会殴打个什么人，会有个什么人因饮酒致死，而她呢，不知为什么她会受良心的折磨，而过节之后厂长纳扎雷奇一定会因旷工而解雇二十来个人，而这二十来个人会光着头挤在她家的台阶旁，她呢，她会害臊见他们，之后会有人把他们像狗一样赶走。于是所有的熟人会在背后说她或者会给她写匿名信，说她是百万富婆，剥削者，说她过于长寿，吮吸工人们的鲜血。
桌上有一捆已经读过后搁置一旁的信。这是一些求助者的来信。求助的人中有挨饿的，有酒鬼，有子女众多的，有病人，有受欺侮人的，有怀才不遇的……安娜·阿基莫夫娜已经在每封信上批示：给谁三个卢布，给谁五个卢布。这些信今天就会转到办公室，明天那里将发放补助金，或者像职员们所说的那样，给野兽们发饲料。
亡父阿基姆·伊万内奇遗嘱设置的救济贫困人的巨款有利息四百七十卢布，也将按小额分发。将会有不成体统的拥挤。从大门口到办公室门口，将会有一长列陌生人，一张张凶恶的脸，穿着破烂，受冻挨饿的，还有已经喝醉了的人的嘶哑声音，他们念叨着恩人老大娘安娜·阿基莫夫娜和她的双亲。排在后面的人将挤前面的人，前面的人将用粗俗的话骂人。账房让吵闹、谩骂和哭诉弄得厌烦，他将跳出来给一个什么人一记耳光，使大家都快乐。而那些自己人，厂里的工人，他们过节除了工资外什么都没有得到，已经把钱挥霍殆尽，他们将站在院子中央看热闹和窃笑，一些人出于羡慕，另一些人是表示讥讽。
“商人们，尤其是女商人们，喜欢乞丐胜过喜欢自己的工人，”安娜·阿基莫夫娜心想，“这历来如此。”
她的目光落在了那个钱包上。明天把这些无用的可恶的钱分发给工人们倒不错，不过什么东西都不能白白地给工人，否则下次他们一定又会索求。再说这一千五百卢布又顶什么用，工厂里全部工人有一千八百多个，还没有把他们的妻子儿女算在内。要不，也可以从这些求助者中选他一个不幸的早已失去过好日子的希望的人，把这一千五全都给他。这些钱会像打雷似的使这个可怜人惊愕，也许，他会平生第一次感到自己是一个幸福的人。安娜·阿基莫夫娜觉得这个想法出奇和有趣，她很开心，瞎碰着从那一捆信中取出一封来读。写信人是一个姓恰利科夫的十二级文官，失业已久，疾病缠身，住在古辛的楼里，妻子是一个肺痨病人，还有五个年幼的女孩。安娜·阿基莫夫娜对恰利科夫所住的古辛楼十分了解，这是一幢四层楼房，唉，一座糟糕的闷潮的有害健康的房子！
“好，就给这个恰利科夫，”她作了决定，“我不邮寄，还是我自己送去为好，免得多说。对，”她把钱藏进口袋，思考着，“也许，我找个什么地方把这几个小女孩安置好。”
她感到兴致勃勃起来，她按铃吩咐套马。
她坐上雪橇时已经是晚上六点多钟。全部厂房的窗户都十分明亮，因而在巨大的院子里显得很暗。在大门口和院子深处，在仓库和工人的工房附近亮着一些电灯。
安娜·阿基莫夫娜不喜欢这些昏暗阴沉的厂房、仓库和工人住的工房，她感到害怕。父亲去世后她只来过一次厂房的主楼。这里的一切：铁梁支撑的高高的天棚，许多快速旋转的大轮子，许多传动带和杠杆，刺耳的吱啦吱啦声，辗轧钢的吱吱声，手推小车的震动声，蒸汽的粗重呼吸声，苍白的脸通红的脸或是沾着煤灰的黑脸，被汗水湿透的贴身衣，钢、铜和火发出的闪光，油和煤的气味，时烫时冷的风——所有这一切都让她产生了地狱般的印象。她觉得：机轮、杠杆和吱吱叫着的热汽缸这些东西都在竭力挣脱桁架以求消灭人们，而人们面色忧虑，在机器旁奔忙，谁也听不见谁，竭力想停止机轮、杠杆、汽缸等物的可怕运动。在厂房的主楼里人们让安娜·阿基莫夫娜看一些东西，还恭敬地向她作解释。她现在还记得，在锻造车间，工人从火炉里夹出一块烧得通红通红的铁，一个头上系着小皮带的老头和一个身穿蓝色工作外衣、胸前挂着一根小链条、有一张怒冲冲的脸的青年（他该是个工长）在用小锤子敲打铁块，火星向四面飞溅；过不多久，有一张巨大的铁板在安娜·阿基莫夫娜面前出现，铿锵作响；老头垂手直立，微笑着，而青年向她解释着什么，用衣袖擦拭着脸上的汗水。她还记得，一个独眼老头在另一个车间里锯一块铁，铁屑散落下来；另一个工人在旋床上操作，要用一块钢做出一个什么东西来，他一头棕红色头发，戴一副墨镜，穿一件有许多洞的衬衫；车床在喧闹，在吱吱作响，这声音叫安娜·阿基莫夫娜恶心作呕，她觉得耳朵疼。她看，她听，她不懂，她好意地微笑，而且她还感到害臊。“你不懂也不会喜欢这个事业，可是你吃饭养活自己再加上数十万的收入所靠的却是这个事业——多么奇怪啊！”她想道。
工人居住的木板小房她一次也没有去过。据说那个地方潮湿、多臭虫、生活荒淫、秩序纷乱。说来也奇怪，每年用于工人住房完善设施的钱有数千卢布，而工人们的状况，如果可以相信匿名信的话，却是一年比一年糟……
“父亲在世的时候秩序比较好些，”安娜·阿基莫夫娜离开工厂大院时想，“因为他自己曾是工人，他知道需要什么，而我呢，我什么也不懂，尽做蠢事。”
她又觉得无聊了。她已不再为出访感到高兴。关于一个天赐一千五百卢布给幸运儿的想法已经不使她觉得是出奇和有趣的了。在家里百万产业逐渐衰败的时候，在工人们在小木板房中生活得不如囚犯的时候，在这种时候去看一个什么恰利科夫——这就是做蠢事，就是欺骗自己的良心。这时两个邻厂——织布厂和造纸厂的工人们一群一群朝着城市的灯火走去，有些人沿着公路走，有些人在路旁越过田野走，笑声和欢乐的说话声响彻寒空。安娜·阿基莫夫娜看了一眼这些女工和童工们，突然间她很想要有一种淳朴、粗犷和亲密友好的氛围。她清晰地想象那遥远的年代，当初大家叫她阿纽特卡，小小的她同妈妈盖一条被睡觉，一旁在另一个房间里房客一洗衣妇在洗衣服，而从相邻的一些房间里透过单薄的墙壁传来笑声、骂声、孩子的啼哭声、手风琴声、旋床和缝纫机的低沉单调声，而父亲阿基姆·伊万内奇，他几乎精通所有手艺，丝毫不在乎拥挤嘈杂的氛围，在小炉子旁焊东西，或是制图，或是刨削。想到这里，她也想洗衣、熨衣、跑杂货铺和小酒店了，就像她当初跟妈妈一起生活时每天所做的那样。如果她是个女工而不是女厂主那就好了。现在她的大房子有枝形吊灯，有油画；穿燕尾服留柔滑小胡子的听差米申卡；华丽的瓦尔瓦鲁什卡和阿谀奉承的阿加菲尤什卡；还有这些几乎每天都来向她要钱的青年男女，而她却每次看到他们时都感到有疚；还有这些官员、医生和太太，他们用她的钱搞慈善活动、奉承她、私下为她的低贱出身而蔑视她——所有这一切都使她厌腻了，而她对这一切感到格格不入！
到了铁道-马路的过道口和关卡，再过去是许多同菜园混杂在一起的房子，终于来到了著名的古辛楼所在的那条大街。这街平时静悄悄的，现在赶上节日前夕，往来的人车众多。在一些小饭店和啤酒铺里人声嘈杂。如果一个不住在这一带而是住在市中心的人路过此地，他会发觉看到的尽是一些衣着肮脏的人、喝醉酒的人和骂街的人。可是从小就生活在这一带的安娜·阿基莫夫娜现在在来往人群中看到和认出来的有时像已故的父亲，有时像母亲，有时像伯父。父亲是个性格温厚随和的人，有些爱幻想，无忧无虑，随随便便；他不偏爱什么金钱、荣誉和权力；他常说，工人没有工夫去分清楚什么节日，没有工夫上教堂；如果不是妻子管着，他也许根本不会斋戒，在斋戒日里也会吃荤。而伯父伊万·伊万内奇，恰恰相反，是一个倔强固执的人，在涉及宗教、政治和道德等各方面，他都很严厉，铁面无私，他不仅严以律己，对所有职工和熟人也一样。可千万不要进他的房间而不画十字啊！现在安娜·阿基莫夫娜所住的豪华大宅，他平日里总把它上锁，只在重大节日接待要人时才打开，而他本人一直在办公室一个挂满圣像的小房间里过日子。他倾向旧教，一向接待旧教派的主教和神甫们，虽说他自己的洗礼和婚礼都按照东正教会的仪式举行，就连妻子的葬礼也是如此举行的。他不喜欢弟弟阿基姆，他唯一的继承人，因为弟弟随随便便，他称此为粗率和愚蠢，也因为弟弟对宗教信仰很冷漠。他虐待弟弟，叫他当工人，每月支付工资十六卢布。阿基姆呢，他对兄长以“您”相称，而且在获得宽恕的日子里要带领全家人向兄长深深鞠躬。伊万·伊万内奇在去世前三年才使弟弟靠近自己，才原谅了他，而且吩咐为其女小安娜雇用一个家庭教师。
古辛楼附近的大门深深的，又暗又臭；可以听到有一些男人在墙旁咳嗽。安娜·阿基莫夫娜把雪橇停在街上，走进大院，就地询问去四十六号恰利科夫家该怎么走。人们让她右转，进最后一扇门，上三楼。无论是在大院里、在最后一扇门附近，还是在楼梯上，全都是在大门附近的那股子令人厌恶的气味。安娜·阿基莫夫娜在小时候也常常生活在这种房子里，当年她父亲还是一个普通工人；后来境遇改变了，她也常来访问，其身份是慈善家。狭窄的石梯，梯阶高高的，梯子很脏，每层楼有一个小平台覆盖；通道里的灯上满是油污，恶臭，平台上的门旁放着一些盆子、坛坛罐罐、破衣烂衫——所有这一切都是很久很久前就已熟悉的……有一扇门打开着，从中可以看到在几张桌子旁坐着一些戴帽子的犹太女裁缝，她们在做针线活儿。在楼梯上安娜·阿基莫夫娜遇到一些人，但她连想都没有想过这些人会欺侮她。她也不害怕工人和庄稼汉，不管是不饮酒的还是喝醉酒的，就像她不害怕知识分子熟人一样。
四十六号住宅里没有门厅，它一进门就是厨房。在工厂工人和作坊工匠的家里通常都有油漆的气味、沥青味、皮革味或煤烟叶——就看屋主是干什么行当的。穷贵族和官员们的住宅呢，凭一种什么酸所散发的闷人气味就可以被辨认出来。现在安娜·阿基莫夫娜刚刚跨过门槛，正是这种可恶的气味就向她扑来。桌子后面的墙角里坐着一个男人，他身穿黑色上衣，背向着房门，想必这就是恰利科夫本人，同他在一起的是五个小女孩。最大的一个女孩宽脸盘，头发间插有一把梳子，消瘦有病，看样子有十四五岁；最小的一个胖软胖软的，长着一头像刺猬的头发，她不到三岁。六个人都在吃饭。在火炉旁站着一个瘦小的女人，脸色发黄，穿着白布衫和裙子，手中握着一把炉叉。她怀孕在身。
“我可没想到你这么不听话，小丽莎。”那个男人责备说，“哎呀呀，多难为情呀！可见你是要好爸爸打你一顿，是吧！”
看见门口有一位陌生女士，瘦女人哆嗦了一下，放下炉叉。
“瓦西里·尼基季奇！”她喊了一声，不是立刻就喊，声音也不响亮，好像不相信她自己的眼睛似的。
那男人回头一看，跳了起来。这人削瘦肩、窄胸、扁太阳穴下陷。他的眼睛小而深，还有两个黑圈；嘴阔鼻长，鼻子如鸟鼻而且微微向右歪。他的胡须显呈二重，他刮唇髭，因而他不像官员，更像扈从。
“恰利科夫先生住在此地吗？”安娜·阿基莫夫娜问。
“正是如此，”恰利科夫厉声回答，但他立即认出了安娜·阿基莫夫娜，大叫一声：“格拉戈列夫太太！安娜·阿基莫夫娜！”忽然他深深吸一口气，两手一指，似乎出于巨大的惊恐：“恩人啊！”
他呻吟着跑到她跟前，像个瘫痪病人发着“哼哼哼”的声音——在他的胡须上有白菜残叶，口中有伏特加酒味——他的前额贴在安娜·阿基莫夫娜的皮手笼上，屏息不动。
“给我小手！圣洁的小手！”他上气不接下气地说，“梦呀！美妙的梦！孩子们，快把我叫醒！”
他转向桌子，摇动着拳头痛苦地说：
“上帝听到了我们的声音！我们的救星来了，我们的天使！我们得救了！孩子们，都跪下！跪下！”
恰利科夫太太和女孩子们，最小的一个除外，不知为什么机敏地收拾起桌子来。
“您信中说您的妻子生了重病，”安娜·阿基莫夫娜说，她感到又羞又恼。
“这一千五百卢布我不给他，”她想道。
“就是她，我的妻子！”恰利科夫用尖细的女人声音说，好像是泪水在他的头脑里起作用了。“就是她，苦命人。一只脚已经在坟墓里了！可是我们，太太，我们并不怨恨。死比这么活着好。你去死吧，苦命人！”
“他装腔作势干什么？”安娜·阿基莫夫娜懊恼地想道。“立刻就看得出，他惯于同商人们打交道。”
“请您用对人的态度跟我说话，”她说，“虚伪的一套我不喜欢。”
“是的，太太，五个孤儿围着母亲的棺材，点着送葬的蜡烛，这是虚伪！唉！”恰利科夫悲哀地说，把脸扭向一旁。
“别说了！”妻子低声说，拉了一下他的衣袖，“太太，我们这里没有整理好，”她对安娜·阿基莫夫娜说，“请您多多原谅……是家事，您知道的。住得挤，但很和睦。”
“我不给他们这一千五百卢布，”安娜·阿基莫夫娜又想道。
为了快些摆脱这些人和酸败气味，她已经取出钱包，决定留下二十五个卢布，不多给；但她忽然间感到问心有愧：为了一些鸡毛蒜皮的事情她跑了这么远，惊动了许多人。
“如果你们能给我一些纸和墨水，那么我就给医生，我的好朋友，写一封信，让他到你们家来一下，”她红着脸说，“这是一位很好的医生。买药的钱我给你们留下。”
恰利科夫太太急着去擦桌子。
“这里不干净！你去哪里？”恰利科夫恶狠狠地看着她低声说。“领到房客那儿去！太太，有请，我斗胆请您到房客那里去，”他对安娜·阿基莫夫娜说。“那里干净。”
“奥西普·伊里奇不让人到他的房间里去！”小女孩中一个厉声说。
然而安娜·阿基莫夫娜已经被领着走出了厨房，经过穿堂里的一个房间，在两张床之间走过。从被褥的安置可以看出：在一张床上顺着睡两个人，另一张床上横着睡三个人。之后进入下一个房间，这里确实干干净净。整洁的床，一条红色毛毯，枕头套在白色的枕套里，时钟下甚至还有垫板，桌上铺着麻布桌布，上面摆着乳白色的墨水瓶，几支笔，纸张，配上了镜框的相片—— 一切都好好的；还有另一张桌子，黑颜色，桌上整齐地摆着一些修理钟表的工具和已经拆开了的钟，在几堵墙上分别挂着小鎚、钳子、钻子、凿子、平嘴钳子，等等；还有三架挂钟，它们在嘀嗒嘀嗒地走着，其中一架的钟锤粗粗的，这种钟在下等饭店里有。
安娜·阿基莫夫娜开始写信，她在桌上看到了一张父亲的肖像和一张她自己的肖像，这使她惊奇。她问：
“是谁住在你们这里？”
“是房客皮缅诺夫，太太。他在您的工厂里供职。”
“是吗？我还以为是个修钟表的。”
“他修表是一种副业，是业余爱好。”
室内只听见时钟的嘀嗒嘀嗒走动声和钢笔写字的沙沙声。一阵沉默之后，恰利科夫叹息一声，以讥嘲的口吻愤慨地说：
“说实话，高贵出身和官衔毫无用处，用它们做不成皮大衣。有帽徽，有高贵称号，可就是没有吃的。依我看，一个出身微贱的人，如果他帮助穷人，那他就比一个什么恰利科夫高贵得多，这个恰利科夫已经沉溺于恶习和贫穷之中了。”
为了阿谀安娜·阿基莫夫娜，他还说了几句有损自己的贵族身份的话。显而易见的是：他之所以贬损自己，是由于他认为自己比她高贵。此刻安娜已经写完并封好了信。这封信将被扔掉，而钱呢，钱不会用于治病——对此她是清楚的，但她仍然往桌上放了二十五卢布，而且在想了一想之后又加上了两张红色纸币。恰利科娃太太的一只又瘦又黄像鸡爪子的手在她眼前一闪把钱攥进了拳头。
“承蒙您给钱买药，”恰利科夫说，他的声音颤抖，“但请您给我……和孩子们也伸出援助之手，”他又补充说，声音呜咽，“给苦命的孩子们！我不为自己担心，我为女儿们担心啊！我担心淫乱的祸害！”
安娜·阿基莫夫娜在努力打开她的钱包，包上的一把小锁坏了。她局促不安，满脸通红。她感到不好意思：人家站在她面前，看着她的手，等着，而在内心深处大概在嘲笑她。这时有个人走进了厨房，他在蹭脚把雪抖掉。
“房客来了，”恰利科夫太太说。
安娜·阿基莫夫娜更加局促不安起来。她不愿意厂里的一个什么人看到她这可笑状态。她像是故意为难，房客进入自己房间的时候，安娜·阿基莫夫娜终于弄坏小锁给恰利科夫几张钞票，而恰利科夫像一个瘫痪病人似的“哼哼”着，而且在用两片嘴唇寻找着可以亲吻她一下的部位。她认出来了：这房客就是当初在锻工车间里当着她的面让铁板铿锵作响并给她进行解释的人。显然，现在他是直接从工厂回来：被煤烟熏得脸色黝黑，脸颊的一边靠近鼻子的地方被煤烟弄脏了。双手漆黑，没系腰带的上衣由于油渍而光亮。这是一个三十岁上下的男子，中等身材，黑头发，宽肩膀，看来是个力气很大的人。安娜·阿基莫夫娜一眼就断定他是个工长，每月收入不少于三十五卢布，为人严厉，好吆喝，打工人的耳光，这可以从他的站立姿态看出来，从他看到了自己房间里有个女人后突然无意中做出的姿态看出来，而主要的是因为他的裤管散在靴子外面，上装的口袋在胸前，而尖形小须修剪得漂漂亮亮。她已故的父亲是工厂主的弟弟，却还是怕那些类似这位房客的工长们，而且要逢迎他们。
“请您原谅，没有您在我们就在这里做主起来了。”
工人惊奇地看着她，害臊地微笑，不说话。
“太太，请您大声一些，”恰利科夫轻轻地说，“皮缅诺夫先生晚间从工厂回来时听觉有些迟钝。”
安娜·阿基莫夫娜已经很高兴了，在这里她没有什么事可做了，点了一下头就迅速走出去了。皮缅诺夫跟出来送她。
“您在我们厂供职很久了吗？”她大声问道，并不扭头看他。
“打九岁那年开始。还是您伯父在世的时候呢。”
“不会吧，这么久啊！伯伯和父亲认识所有的职工，但我几乎谁也不认识。以前我也曾看见过您，但不知道您姓皮缅诺夫。”
安娜·阿基莫夫娜感到有一种在他面前为自己的做法进行辩解的愿望，要做出一副样子来：她方才给钱并非认真，只是闹着玩玩。
“唉，这些贫民！”她叹息说，“我们做善事，节日和平时都做，但是总无成效。依我看来，帮助像恰利科夫这样的人是白费劲。”
“当然是，白费劲，”皮缅诺夫表示同意，“不管您给他多少钱，全部用来喝酒花掉。现在夫妻两人要彻夜互相抢钱和打架了。”他笑着补充说了一句。
“是的，应当承认：我们的慈善举措是白费劲，既无聊又可笑。不过，可也是，您会同意我的，不该束手闲坐呀，总该做些什么。比如说，对恰利科夫这一家子该怎么办？”
她停住脚步，向他转过脸来，等待他回答。皮缅诺夫也停了下来，不说话，耸耸肩膀。显然，他知道该怎么处理恰利科夫这一家子的事情，但他的做法会是十分粗鲁和无人情味的，他甚至于不敢开口说出来。再说恰利科夫这一家子在他眼里并不引人注目，他们微不足道，刹那间他已经不记得他们了。他看着安娜·阿基莫夫娜的眼睛，高兴地微笑着，而脸上的表情则说似乎他梦见了一种十分美好的东西。安娜·阿基莫夫娜现在离他很近，只是此刻她才从他的脸上，特别是从他的眼神里看出：他十分疲劳，他非常想睡觉。
“这一千五百卢布倒是可以给他！”她想，不过这个想法不知什么原因使她觉得荒诞不经，觉得会是对皮缅诺夫的侮辱。
“干活也许已使您全身都在痛，而您还来送我，”她在下楼梯时说，“请回家去吧。”
但他没有听清楚。当他们走到了街上，他抢先跑向前去，从雪橇上解下车毯扣子，把安娜·阿基莫夫娜扶上雪橇时说：
“祝节日圆满如意！”
二、早晨
“钟早已敲响过了！真正是受罪，您还没有赶到，人家可都已经走了！起来吧！”
“两匹马在跑啊，跑啊……”安娜·阿基莫夫娜说完就醒了；一头火红色头发的侍女玛莎手持蜡烛站在她面前，“什么事？你有什么事？”
“日祷已经结束了！”玛莎失望地说，“我这是第三次来唤醒您。照我的意思哪怕您一直睡到晚上也可以，然而您自己吩咐我唤醒您！”
安娜·阿基莫夫娜靠着胳膊肘稍微支起身子，看了一眼窗户。户外还是黑黑的，只有雪在窗框的底边上呈现着白色。传来一阵低沉的钟声，但这不是本教区的钟声，而是来自一个什么更远的地方。小桌上的时钟指着六点零三分。
“好，玛莎……再过三分钟……”安娜·阿基莫夫娜恳求说，她又把头蒙上。
她想象着台阶旁的雪、雪橇、昏暗的天空、教堂里的人群和刺柏味儿，她感到可怕，不过她还是决定立刻起身，去参加晨祷。在她赖在暖和的被窝里并力图克服睡意时（这睡意，似乎是故意的，在人家不让她睡的时候常常甜蜜得出奇），在她忽而错觉到山上的大花园忽而错觉到古辛楼时，一个想法总使她不安：她应该立刻起床去教堂。
不过，在她起身时天已经大亮，而时针指着九点半。一夜间下了许多新雪，树木穿上了白衣，空气澄清温柔，因此当安娜·阿基莫夫娜朝窗外一看时，她首先想要做的是深深吸一口气。“高兴，今天是圣诞节！”——这种童年心情的余兴忽然又出现在安娜·阿基莫夫娜的心里，当她洗好了脸，她觉得轻松、自在和清朗，好像她的心神也经过了洗涤或者说浸沉在白雪之中了。玛莎走进房来，她打扮得十分漂亮，还穿着紧腰衣。她祝贺了节日好。接着她慢慢地帮安娜·阿基莫夫娜梳理头发，穿衣服。华丽漂亮的新衣的气味和感觉、它的轻微的声息、清新的香水味儿——这一切都使安娜·阿基莫夫娜感到兴奋。
“圣诞节节期到了，”她高兴地对玛莎说，“我们可以占卜了。”
“去年我占卜的结果是嫁个老头子。三次都是这个结果。”
“啊，上帝是仁慈的。”
“您看怎样，安娜·阿基莫夫娜？我是这么想的：与其上不及天下不着地，不三不四，倒还是嫁个老头子为好，”玛莎伤心地说，叹了一口气，“我已经二十出头了，这不是笑话。”
家中所有的人都知道，火红色头发的玛莎爱上了仆人米申卡，已经三年了，这场深厚、多情、无望的爱已持续了三年。
“得啦，别瞎说了，”安娜·阿基莫夫娜安慰她说，“我很快就三十岁了，可我还在想嫁给年轻人呢。”
在女主人忙着穿戴的时候，着新制服穿漆皮鞋的米申卡在大厅和会客室里走动，他在等她出来，向她祝贺节日。他走路总有点儿特别，脚步轻盈柔和，这时看着他的手、足和头的倾斜度，可能以为他这不是在走路，而是在学习跳四人组舞的第一段舞步。虽说他蓄着精致柔软的小胡子，而其长相甚至有些像骗子，他却庄重谨慎而又信仰虔诚，像一个老头。他祈祷上帝时总要深深鞠躬，而且喜欢在自己的房间里焚点神香。他尊敬和崇拜富人和权贵，可是对穷人和各种各样的求助者则以他那颗奴仆的纯洁心灵全力鄙视。在他的上过浆的衬衣下面还有着一件法兰绒衫，无论是冬日还是夏天他总穿着它，因为他十分珍惜自己的健康；他的两只耳朵总塞着棉花。
在安娜·阿基莫夫娜同玛莎一起走过大厅的时候，他低下头，稍稍有一些歪，用令人愉悦的甜蜜声音说：
“我有幸祝贺您，安娜·阿基莫夫娜，异常隆重的节日耶稣圣诞节快乐。”
安娜·阿基莫夫娜给了他五个卢布，可怜的玛莎茫然失神。他的节日外表、姿态、声音以及他所说的话——这一切都以其漂亮和高雅使她惊愕万分。她跟在主人后面走，她已经什么也不想，什么也看不见，一味地微笑着，时而幸福时而痛苦。
房子的上层楼叫做洁净部或高雅部，叫做大住宅，而由姑母塔季扬娜·伊万诺夫娜主宰的底楼也有它自己的名称：生意部，老人部或者干脆叫做女子部。在洁净部通常接待一些高贵和有学识的人，而在女子部则接待普通一些的人和姑母自己的一些熟人。美丽、丰韵、健康、年轻和生气勃勃的安娜·阿基莫夫娜身穿豪华的服装，她觉着这服装的光彩射向四方。她下楼来到了女子部。这里的人都责备她，说她是个有学识的人，却把上帝忘了，睡过了日祷时间，而且没有下楼来开斋吃荤。然而大家都拍手，都真诚地说她漂亮非凡。她相信这点，她笑谈，她亲吻，她送钱：有的人一个卢布，有的人三个或五个卢布，各人不同。她喜欢待在楼下。不管你朝哪里看，都有神龛、圣像、长明灯。神甫牧师们的肖像，有修士们住处的气味。在厨房里菜刀声音很响，一种十分可口的荤菜的味道传遍了所有的房间。上了漆的黄色地板闪闪发亮，而从房门到上座都铺着由鲜艳蓝色条纹毡做的长条路毡，刺目的阳光直射窗户。
在餐厅里坐着一些陌生的老婆子；在瓦尔瓦鲁什卡的房间里也有一些老婆子，还有一个聋哑女郎，她总是害羞地说着什么“布雷，布雷……”两个从孤儿院领出来过节的瘦弱小女孩走近安娜·阿基莫夫娜要亲吻她的手，她们在她面前站定，她华丽的衣服使她们感到惊讶。安娜·阿基莫夫娜发现：一个小女孩的眼梢吊起。她想到这小孩会被人忽视，会永远也嫁不出去—— 一想到这点，她本来轻松的节日心情突然感到受了压制。在厨娘阿加菲尤什卡的房间里，五个个子高大、穿着新衬衫的男人坐在茶炊旁，但他们不是工厂里的工人，而是在厨房里干活的。一看到安娜·阿基莫夫娜，他们立即从座位上起来，而且礼貌地停止咀嚼，虽说他们嘴里都满满的。厨师斯捷潘走进房来，他头戴白帽，手中拿着菜刀，他向女主人祝贺了节日。穿着毡靴的清扫院子的工人也来祝贺了节日。胡子上有冰凌的运水工露了露脸，但未敢进房间。
安娜·阿基莫夫娜一个一个房间看，她身后跟着全部人马：姑母、瓦尔瓦鲁什卡、尼坎德罗夫娜、女裁缝玛尔法·彼得罗夫娜和女子部的玛莎。瓦尔瓦鲁什卡瘦细高挑，是家中个儿最高的，她穿一身黑衣服，散发出柏树味和咖啡味，她在每个房间里都向圣像画十字和深鞠躬。每次看到她都会不由得想起她已为自己做好了寿终时穿的寿衣，而且在存放这件寿衣的大箱子里还藏着她的许多彩票。
“你啊，亲爱的安娜，看在节日分上宽宏大量吧，”说着她打开了进厨房的门，“你饶了他吧，去他的！他们这种人哪！”
在厨房中央，车夫潘捷列伊跪在地上，他因酗酒在十一月份已被解雇。这是一个好人，但喝得酩酊大醉时他就粗暴，怎么也睡不着，总要上厂房去，并且在那里以威胁的口气大声喊叫：“我什么都知道！”现在从他那张浮肿的厚唇下垂的脸和充血的眼睛可以看出：从十一月开始到今天过节他一直喝酒，没有停过。
“请您饶了我吧，安娜·阿基莫夫娜！”他说，声音嘶哑，用额头叩敲地板，露出牡牛般的后脑壳。
“是姑母把你解雇了的，你去求她。”
“什么姑母呀？”姑母走进厨房吃力地喘着说；她很胖，在她胸部可以放得下一个茶炊和一个托盘，托盘上还有几只茶杯。“还在那儿说什么姑母？你是主人，你就吩咐吧！要依我的意思吧，他们，这些卑贱货，一个也不用才好呢！得啦，你给我站起来，骟猪！”她失去了耐心，向潘捷列伊吆喝了一声。“滚开！这是最后一次饶了你，下次再犯，别来求饶！”
后来她们一起去餐厅喝咖啡。但她们刚刚落座，女子部的玛莎仓皇地跑了进来，惊恐地说：“唱诗的人来了！”说完就跑出去了。听到了擤鼻涕的声音、低沉的咳嗽声、嘈杂的脚步声，这声音好像是有人把一些钉了蹄铁的马引进了大厅边的穿堂。一切都安静了半分钟……突然间唱诗的人大声喊叫起来，这声音如此之大，它让所有在场的人都哆嗦了一下。就在他们唱着的当口，养老院的神甫来到了，同他一块儿来的还有辅祭和执事。神甫一边披上肩袈裟，一边讲在夜间敲晨钟时下雪，但当时并不冷，凌晨天才冷起来，随它吧，现在该是零下二十度左右了。
“不过，许多人断言，比起夏天来，冬天对人的健康更有益，”辅祭说，脸上立即有了严肃的表情。他跟着神甫唱起来了：“基督我们的上帝，你的诞辰……”
过不多久，工人医院的神甫领着执事来了，接着来的是村社里的护士们，孤儿院里的孩子们……歌声几乎不断。人们来了，吃了，走了……
工厂里的职员们，大约有二十个人，也来祝贺节日。来的全是“长”字头的：机师们及其助手，铸型制造师们，会计师，等等——全都是仪表端庄，穿着崭新的黑色礼服。一个个都是好汉子，似乎是精选出来的。他们中每个人都知晓其身价，就是说每个人都知道：如果他今天失去了工作，明天就一定会有人乐意请他去另一个工厂工作。显然，他们都喜欢姑母，因为在她跟前他们都举止随便，甚至还吸烟，而在大家一起去吃东西时会计师甚至还搂起了她宽大的腰。他们之所以会放纵，部分原因也许是因为老哥儿俩在世时瓦尔瓦鲁什卡曾经大权在握，监视职员们的个人品行，而现今她在家中已经算不上什么了；不过，也许是因为他们中的许多人都还记得：当初老哥儿俩对姑母塔季扬娜·伊万诺夫娜管得很严，她的穿着普通，俨如厨娘阿加菲尤什卡的样子，而安娜·阿基莫夫娜当初在院子里在厂房附近跑着玩，大家都叫她小安娜，小阿纽特卡。
职员们吃着谈着，困惑地时时看看安娜·阿基莫夫娜：她可真长大了，长得多俊啊！可是这个文雅的姑娘，这个由家庭教师和学校调教出来的姑娘，对他们来说已经是生疏和难于理解的了。于是他们无意中更多地留在姑母的身旁，姑母呢，她对他们以“你”相称，不停地敬他们以酒食，跟他们碰杯，她已经喝了两杯山梨酒了。安娜·阿基莫夫娜总担心人家认为她傲慢，说她是暴发户，是长着孔雀羽毛的乌鸦，因而眼前在职员们围聚在一起吃喝的时候，她也不走出餐厅，而是参与了闲聊。她问昨天才认识的皮缅诺夫：
“为什么在您的房间里有那么多钟表？”
“我拿来修理，”他回答说，“我这是在业余做做，在节假日里或在睡不着觉的时候修理。”
“就是说，如果我的钟表坏了，我也可以拿给您修理？”安娜·阿基莫夫娜笑着说。
“这有什么呢？我乐意效劳，”皮缅诺夫说。安娜·阿基莫夫娜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把一只华美的小表从腰带上解下交给了他，这时他脸上出现了感动的神色。他默默地细看后把表还给了她说：“这有什么呢？我乐意效劳。怀表我已经不修了，我的视力弱，医生禁止我干细活。但是为您我可以来一次例外。”
“医生们胡说，”会计师说；大家都笑了。“你别相信他们，”因这笑声而欢喜的他继续说，“去年在斋戒期间鼓轮上一个齿迸出来，鬼使神差正击中了卡尔梅科夫老头的头部，脑子都可以看到了。于是医生说他准死。可是他一直到现在活得挺好，而且还在干活，不过在这件事之后他口吃起来了。”
“胡说么，医生们是会胡说，但也不总是胡说，”姑母叹口气说。“彼得·安德烈伊奇已故，他确实丧失了一只眼睛。是这么一回事，他同你一样天天在工厂里干活，在炽烈的火炉旁干。眼睛不喜欢炽热。他的眼睛瞎了。得啦，有啥可说的，”她惊醒过来了。“我们走吧，去喝酒。我向你们祝贺节日，我的亲爱的。我不同任何人一起喝酒，但同你们一起，我喝，我是个罪人。上帝保佑！”
安娜·阿基莫夫娜觉得，在昨天的事情之后皮缅诺夫瞧不起作为慈善家的她，但她作为一个女人他却被她迷住了。她看着他，认为他举止可亲，衣着得体。诚然，常礼服的袖子短了一些，而且腰身过高，裤子呢，裤子不时尚而且裤管不宽，不过他的领带系得有品味又不经心，领带的色彩也不像其他人的过分鲜艳。看样子，他为人宽厚，因为他恭顺地吃姑母朝他盘子里放的一切。她想起了昨天的他，黑黑的，困得想睡觉。这想法不知为什么使她激动。
职员们要走了，安娜·阿基莫夫娜把手伸给皮缅诺夫，她想跟他说，要他好歹随便过来坐坐，可是她未能说出口：舌头不听话，而且为了不让别人认为她喜欢皮缅诺夫，她也向他的伙伴伸了手。
后来学校里的一些学生来了，她是这所学校的督学。学生们都理过了发，一律穿着灰色外衣。教师是个高高的无须的青年，脸有红晕，显然是由于激动，他叫学生们排好队。男孩们唱起来了，唱的倒整齐，但声音尖细，不好听。厂长纳扎雷奇，他秃顶细眼，是个旧教徒。他同教师们一向不和睦，但对这位正在慌忙地指挥着唱歌的教师他看不起和仇视，为什么？——他自己也不知道。他对他傲慢粗暴，扣发工资，干涉教学，而且为了要彻底把这个教师挤走，节前两个星期他把妻子的一个远亲派到学校当看门人，这是一个醉汉，不听从教师，而且在学生面前顶撞教师。
安娜·阿基莫夫娜知道这一切，但她未能相助，因为她自己也怕纳扎雷奇。目前她很想至少对教师表示一下关切，告诉他：她对他很满意，可是在唱歌之后教师很是局促不安，还说了一些什么道歉话；而且姑母又对他以“你”相称，狎昵地拉了他去餐桌，于是安娜·阿基莫夫娜开始感到无聊和局促，她就吩咐给孩子分发糖果点心，而自己就上楼回房了。
“在过节的这些惯例中实际上有许多不近人情的东西，”她上楼不久，站在窗户旁向外看，一群男孩由屋里向大门走去，他们冷得缩着身子边走边穿上大衣，看着这种情景她像是自言自语地说，“在节日里总想休息，想同亲人们一起待在家中。但这些可怜的孩子们、教师和职员们却不知为什么务须迎着寒冷去祝贺，去表达自己的敬意，还得感到羞愧……”
此刻站在大厅门口并听到了这番自言自语的米申卡说话了：
“这不是由我们开始的，也不是由我们来结束的。当然啰，我是个愚昧的人。安娜·阿基莫夫娜，但我是这么理解的：穷人应当尊敬富人，一向如此。俗话说：上帝在恶棍脸上打记号。在牢狱里，在夜店里，在小酒铺里——总是一色的穷人。而高贵的人呢，您注意，总是富有的。关于有钱人俗话说：富富相引。”
“米沙，您表达自己的思想总是让人感到说不出来的枯燥难懂，”安娜·阿基莫夫娜说着走到大厅的另一头去了。
十一点钟刚刚过。
巨大的房间里一片寂静，静得惹人打呵欠，只是间或从楼下传来的歌声会打破这寂静。紫铜器，照相簿，许多挂在墙上的描绘大海小船、草原牛群以及莱茵河畔景色的图画已经没有什么新意，目光只是在上面一掠而过，不予理会。节日心情已经使人厌腻。安娜·阿基莫夫娜像以前一样感到自己美丽善良和不凡，但她已经觉得谁都不需要这一切；她觉得就连这件华贵的衣服也不清楚她是为谁而穿，为什么而穿。这时，就像在这些节日里常有的那样，孤独开始折磨她了，而且还有一个纠缠不清的念头也折磨她：她的美貌、健康和财富——都不过是幻觉，因为在这个世界上她是多余的，谁都不需要她，谁都不喜欢她。她走遍了所有的房间，边走边哼唱，时不时看望窗外。她在厅里停下脚步，忍不住要同米申卡说说话。
“我不知道，米沙，您对自己怎么看？”她说完叹了一口气，“真的，为此上帝也一定会惩罚您的。”
“您讲什么？”
“讲什么？——您清楚。请原谅我干预您的私事，不过我觉得：您的固执会毁了您自己的生活。您会赞成我的说法：您现在正该结婚了。她是一个好姑娘，和您挺相配。您永远也找不到比她更好的。美丽，聪明，温顺，忠实……那外貌啊！……如果她是我们这个圈子中人或是上流人士，人们准会为她这一头妙不可言的火红色头发而爱上她。您瞧瞧，她的头发同脸色多么相配。哎呀，我的上帝啊，您什么也不懂，您自己也不知道您需要什么，”安娜·阿基莫夫娜痛心地说，她双眼涌上了泪水。“可怜的女孩子，我多么为她可惜！我知道，您要娶一个有钱的，可我已经对您讲过：玛莎的嫁妆我给。”
米沙想象中的未来的妻子一定要是：高个儿，丰满，庄重，虔信宗教的女人，走起路来像孔雀，而且不知为什么肩上一定要有一条长披巾；而玛莎呢，她细瘦，穿着紧腰衣，走路步子小而快，主要的是，她惹人动心，有时米申卡还很喜欢她；不过，据他看来，这对婚姻没有用，它只适用于不道德的行为。在安娜·阿基莫夫娜允诺给嫁妆时，他也犹豫过一阵子。可是，有一天一个制服上还加一件褐色外衣的穷大学生来给安娜·阿基莫夫娜送信，见了玛莎，神荡的他忍不住在楼下的挂衣架旁拥抱了她，而她轻轻地叫了一声；米申卡当时站在楼梯上看见了这一切，打那时起他对玛莎就有了一种嫌恶感。可怜的大学生！谁知道，如果当初拥抱她的是一个富有的大学生或者军官，那么后果会是另一样的了……
“为什么您不愿意呢？”安娜·阿基莫夫娜问道，“您还需要什么呢？”
米申卡不说话，扬起眉毛表情呆板地看着一张圈椅。
“您爱着另一个女人？”
一阵沉默。火红色头发的玛申卡走了起来，手中的托盘里有一些信和名片。她猜到了在谈她，脸红得要掉眼泪了。
“送信的人来过了，”她小声说，“那里来了一个官员恰利科夫，正在楼下等着呢。他说，是您吩咐他今天来的。”
“厚颜无耻！”安娜·阿基莫夫娜生气了，“我什么也没有吩咐过他。您去说，我不在家，让他滚！”
门铃响了。来的是本教区的神甫们，一向在高雅部，就是说在楼上接待他们。随神甫们之后来访的有厂长纳扎雷奇和厂医。之后米申卡报告称民众学校督学来访。接待来宾的活动开始了。
在稍有片刻空闲的时候，安娜·阿基莫夫娜就在客厅里深圈椅上坐下，闭眼思索。她想到，她的孤独是十分自然的，因为她没有、而且永远也不会出嫁。但这并非她的过错。是命运把她从普通的工人环境抛到了这些巨大的房间里，在这个地方她无论如何想不出办法安排自己，而如果回忆是可以相信的话，她当初在工人环境里倒是感到适当和自在的。现在在这里她弄不懂：这么多的人在她面前闪现是为了什么。现在她所遇上的一切她都觉着无价值也不必要，因为就连一分钟的幸福也没有给过她，而且也给不了。
“能爱上才好，”她想道，伸伸懒腰；光是这一个念头她的心就暖和了。“还要能摆脱工厂才好，”她这么希望，同时想象着所有这些沉重的厂房、木板工房、学校……怎样由于她的善良心地倒下。之后她想起了父亲；她想，如果父亲活得久一些，也许会把她嫁给一个普通人，比如说，嫁给皮缅诺夫，也许他会吩咐她嫁给他，就是这样。这倒会是一件好事：工厂会落到正当人的手中了。
她想象皮缅诺夫的鬈发、果敢的侧影、带讥诮的薄唇、肩膀、双手、胸脯上的非常力量，还想象到他今天细看她的小表时显露的感动神情。
“有什么呢？”她说，“这也不错嘛……我愿意嫁给他。”
“安娜·阿基莫夫娜！”悄悄进入客厅的米申卡叫了她一声。
“您可把我吓坏了！”她全身哆嗦了一下说，“您有什么事？”
“安娜·阿基莫夫娜！”他又叫了一声。把一只手贴在心口并扬起双眉。“您是我的主人和恩人。关于婚事只有您一人能够教导我，因为您对我说来就是亲娘……请您吩咐下去：让楼下的人别再嘲笑和逗弄我。纠缠不休呀！”
“他们是怎么逗弄您的呢？”
“他们说：玛申卡的米申卡。”
“呸，胡说！”安娜·阿基莫夫娜愤怒了，“你们全都是些蠢人！米沙，您多蠢啊！您真叫我讨厌！我都不想看到您！”
三、午餐
同去年一样，最后来访的是四等文官克雷林和著名律师雷谢维奇。他们来到的时候，户外已经昏暗。克雷林是个六十开外的老头，大嘴巴，灰白的连鬂胡子一直长到耳边，身穿制服，系着安娜勋章的绶带，裤子是白色的。他久久地把安娜·阿基莫夫娜的手按在他的双手之中，凝视着她的脸，双唇微动，说话一个音调却抑扬顿挫：
“我敬重过您的伯父……和父亲，也享有他们对我的好感。现在，您瞧，我祝贺他们可敬的继承人节日愉快，而且视之为一种愉悦的义务……虽说我有病在身，而且路又远……我看到您身体健康十分高兴。”
雷谢维奇律师是个漂亮的淡发的高个子，双鬂和胡子已微微斑白，举止优雅非凡。他摇摇摆摆地走进来，鞠躬似乎不甚乐意，谈话时微动双肩—— 一举一动都有着一种懒散的风雅。他像一匹受娇宠而伫立过久的骏马。这个人满足、健康、富有；有一次他甚至赢过四万卢布，但他把这件事瞒过了熟人们。他好美食，尤其喜欢吃奶酪、麦蕈，萝卜丝拌大麻油。据他说，在巴黎时他吃过未洗过的炸肥肠。他说话有条不紊，通畅无口吃，只是有时为了取悦于妇女，他会容许自己中止说话和弹一下手指头，像是要选择字眼儿。他早已不相信他在法庭上应当说的那些话，或者说，也许，他还是相信的，不过他对这一切并不认为有什么价值，因为所有这一切都早已知晓，陈旧而寻常……他相信的只是出奇和稀罕的东西。陈腐的格言具有出奇的形式就会引他流泪。他的两个笔记本记满了许多稀罕的说法，都是他从不同作者的书中谈到的，而在他需要找出某种说法时，他会焦躁不安地在这两个笔记本中搜寻，通常是找不到。当年亡人阿基姆·伊万内奇一时高兴，出于虚荣心邀请他当厂方的诉讼律师并规定薪金一万二千卢布。而工厂的诉讼事件不过是两三件小规模追偿款项，雷谢维奇把它们交给助手去办理。
安娜·阿基莫夫娜知道，他在厂里无事可做。但她又不能把他辞退。因为没有这个勇气，再说对他也已经习惯了。他呢，自称是她的法律顾问，而把他每月一号准时派人来取的薪金则称之为“一无诗意的严峻的东西”。安娜·阿基莫夫娜知道，当初在父亲死后卖掉她的树林作枕木的年头里，雷谢维奇在这桩买卖中捞了一万五千多，同纳扎雷奇平分了。得知这一骗局后，安娜·阿基莫夫娜痛苦地哭了一阵；但之后她也就习惯了。
雷谢维奇向她祝贺节日，吻了她的双手，上下打量了她一眼，皱了一下眉头。
“别！”他面露毫不矫饰的忧愁说，“我说过的，亲爱的，别！”
“您指的是什么，维克多·尼古拉伊奇？”
“我说过，别胖起来。在你们所有的亲属中有一个不幸的发胖倾向，别，”他用恳求的声音又重说了一遍，他吻了吻手。“您这么美丽！这么可爱！阁下，”他转身对克雷林说，“我向您介绍：这是我曾经爱过的唯一一个女人。”
“这并不奇怪。在您这个年纪不可能只认识她而不爱她。”
“我宠爱她！”律师十分真诚地继续说，但是却带着他平日那懒散的风雅。“我爱，但并非因为我是男人而她是女人；当我同她在一起时，似乎是这种情形：她是某个第三性别的人，而我是第四性别的，于是我们俩飞驰进一个不可捉摸的色彩微细的领域，之后就融合为光谱。对此类关系勒孔特·德·李勒下的定义是最好的。在他的作品中有一处写得极为绝妙。”
雷谢维奇在一个笔记本里翻寻了一阵，接着又在另一个笔记本里找，由于找不到那句金玉之言，他也就安静下来了。大家开始讲天气，讲歌剧，讲杜塞很快将来演唱。安娜·阿基莫夫娜想起，去年雷谢维奇好像是同克雷林一起在她家进了午餐，因此现在在他们打算离开的时候，她真诚而又恳切地开始说服他们：既然他们不再去拜访别人，那就该留下在她家进午餐。客人们犹豫了一会儿也就同意了。
午餐由菜汤、乳猪、鹅塞苹果馅和其他一些食品组成，但在重大节日里厨房还准备一种所谓的法国午餐或称厨师午餐，以备楼上的宾客中有人要吃。厨房里响起了餐具声时，雷谢维奇就表现出一种明显的兴奋，他搓手、耸肩、眯眼，他亲热地讲述以前两位老主人请吃的午餐，讲到这儿的厨师用鳕鱼做的菜肴妙不可言——不是什么菜肴，而是天启，是灵感！他预先品尝午餐，已经在心中吃起来，津津有味。而当安娜·阿基莫夫娜挽着他的胳膊领他进入餐厅，而他终于喝了一小杯俄国白酒，把一小块鲑鱼放入口中时，他甚至于乐得像猫儿一样发出呜呜呜的声音来。他大声咀嚼，令人讨厌，鼻子也发出一种什么声音来，双眼眼神淫荡而贪婪。
冷盘小吃很奢侈，其中有：酸奶油拌新鲜白蘑菇，橄榄油制的调味料加上炸牡蛎和虾颈以及醋渍杂蔬菜。正餐由许多节日佳肴和美酒组成。陶醉的米申卡在桌旁侍候。他上新菜、开煎锅盖、斟葡萄酒，他做这些事的神态一本正经，像中世纪妖术师，律师瞧着他的脸和那好似跳四人舞的步态，不止一次地想：“可真是个大活宝！”
上了第三道菜以后，雷谢维奇对安娜·阿基莫夫娜说：
“Fin de siècle的女人——我指的是美丽的和，当然，富有的女人——应当是一个独立、聪明、文雅、有学识、胆子大的人，还要有些许放荡。放荡得有分寸，稍许一点儿，因为餍足，您会同意我的说法，餍足就会厌腻。您，我的亲爱的，您不该得过且过，不该像众人一样过日子，而是应该品尝生活的滋味，轻微的放荡是生活的调味汁。您要埋头于浓香醉人的花丛，要闻麝香闻到打呛，要吃大麻膏，而最要紧的是要恋爱，恋爱，还是恋爱……我若是您，开始时我会给自己领来七个男人，按星期里的日子排，一个男人我会把他叫做‘星期一’，另一个叫做‘星期二’，第三个叫做‘星期三’，以此类推，要让他们每个人都知道自己的日子。”
这一席话使安娜·阿基莫夫娜不安。她什么东西也没有吃，只喝了一小杯葡萄酒。
“也该让我说几句了吧！”她说，“对我个人来说，我不理解不组成家庭的爱情。我孤单，就像空中的月亮一样孤单，还是一个月牙儿；然而，不管人们在那儿说些什么，我深信，我感觉到：可能补足这个月牙儿的只是通常意义上的爱情。我觉得，这爱情将决定我的责任和劳动，将启明我的人生观。我希望从爱情得到我心灵的平和安宁，我希望远离麝香，远离各式各样的关亡和招魂，远离所谓的世纪末……一句话，”她慌乱了，“希望有丈夫和孩子。”
“您想要出嫁？好嘛，这也是可以的，”雷谢维奇同意说，“您需要什么都体验体验：出嫁，醋意，首次变心的酣畅，甚至于生养儿女……但是要抓紧生活，要抓紧，亲爱的，日月如梭，时不我待。”
“我马上出嫁！”她气鼓鼓地看着他那张餍足得意的脸说。“我以最寻常粗陋的形式出嫁，而且会幸福得面呈喜色。您可以想象一下。我将嫁给一个普通的工人，嫁给一个什么机械工或者绘图员。”
“这也不坏。公爵小姐约瑟安娜爱上了格温普兰，这么做对她来说是容许的，因为她是公爵小姐；对您也是什么都容许的，因为您是非凡的。如果您，亲爱的，您想要爱一个黑人或阿拉伯人，那么您也别不好意思，您就为自己招聘一个黑人来。您可什么也别放弃。您应当敢想敢做。要赶上您的心愿。”
“难道要理解我就这么难吗？”安娜·阿基莫夫娜惊异地问。泪珠使她的双眼闪亮。“请谅解我，我手上有巨大的事业，有两千工人，在上帝面前我应当对他们负责。那些为我干活的人失明了、变聋了。我活着都害怕，害怕。我痛苦，而您却忍心对我讲什么黑人，您……还笑！”安娜·阿基莫夫娜用拳头敲打桌子，“继续过我现在所过的生活，或者嫁给一个像我一样闲逸无能的男人——这简直就会是一种罪恶行为。我不能再这样生活了，”她激昂地说。
“她多好！”雷谢维奇赞美说。“我的上帝，她多好！不过，亲爱的，您生什么气呢？就算我说得不对，那么难道您真认为，如果您为了思想——我还是深深尊重这些思想的——难道您真认为，您为了思想而甘愿寂寞和放弃生活乐趣，而工人们会因此而轻松一些？不，丝毫也不会！不，要放荡，放荡！”他毅然决然地说。“您必须，您应当做一个放荡的女人！请您再三考虑这件事，亲爱的，再三考虑！”
安娜·阿基莫夫娜感到高兴：把心里话说出来了。她愉快起来了。她说得多好，想法多正直高尚！此刻她已经坚信，如果皮缅诺夫，比方说，爱上了她，那她准会高高兴兴地嫁给他。
米申卡开始斟香槟酒。
“您使我恼火，维克多·尼古拉伊奇，”她同律师碰杯时说，“我感到遗憾：您给别人出主意，而自己却完全不了解生活。依照您的看法，如果是一个机械工或者绘图员，那肯定就是粗野汉、无智者。其实啊这是一些十分聪明的人！非凡的人！”
“您的父亲和伯父……我认识他们，也尊重他们，”克雷林抑扬顿挫地说。他直挺挺地像个木偶似的坐着，嘴里不停地吃东西。“他们都是有卓越智慧和崇高品德的人。”
“好吧，我们都知道这些品质！”律师喃喃自语，他请求允许他吸烟。
午餐结束了，有人来领克雷林去休息。雷谢维奇抽完一支雪茄烟，跟安娜·阿基莫夫娜去她的书房，由于吃得过饱，他走路的时候身子摇晃。他不喜欢那些幽静的住处，在那种地方墙上总有照片和扇子，而在天花板上总挂着玫瑰色或天蓝色的吊灯，他认为这一切都是性格颓唐和无新意的表现；更何况直到今天还使他羞愧的有关他的艳闻也是同这吊灯连在一起的。安娜·阿基莫夫娜的书房呢，墙壁光秃秃的，家具没有风味，他倒十分喜欢。坐在土耳其沙发上并时不时朝安娜·阿基莫夫娜看，他感到温和舒服。安娜·阿基莫夫娜平淡地坐在壁炉前的一块地毯上，双手抱膝，看着炉火在想什么。就在这时他觉得，在她身上翻腾着庄稼汉的旧教徒的血。
每次午餐后，端上咖啡和甜酒时他就活跃起来，会讲各种文学新闻。他高谈阔论，令人激动，就连他自己也感觉津津有味。她听他讲，而且每次都会想：为这种乐事别说付给他一万二千卢布薪金，就是再多上三倍也可以；就连她自己所不喜欢的他身上的那一切也都原谅了。常常有这种情形：他给她讲一些中篇甚至长篇小说的内容，一讲就两个或者三个小时不知不觉地过去了，就像几分钟似的。这一次他一开讲就不知怎么地用尖酸不乐、有气无力的声音，还闭上了双眼。在她请他讲一些什么时说：
“我，亲爱的，已经很久没有读书了。不过，有时候我会读读凡尔纳。”
“我还以为您会讲一些什么新鲜的东西给我听呢。”
“嗯……新鲜的东西，”雷谢维奇无精打采地自言自语，更深地藏身于沙发角隅。“全部新文学，亲爱的，对我和您并不适合。当然，它应当是它现在的这种样子，而不承认它就意味着不承认自然秩序，因此我是承认它的，但是……”
雷谢维奇好像是睡着了。可是一分钟后又听到了他的声音：
“全部新文学俨如烟囱里的秋风，一味地呻吟、号泣：‘啊，可怜虫！啊，可以把你的生活比作监狱！啊，在你那监狱里阴湿昏暗！啊，你必死无疑，你没救了！’这很好，可是我宁愿要那种教人越狱的文学。在所有的当代作家中我有时稍稍读一读的终还是只有一个莫泊桑。”——雷谢维奇睁开眼睛——“好作家，优秀作家！”雷谢维奇在沙发上活动起来，“绝妙的艺术家！惊人的不可思议的神奇的艺术家！”雷谢维奇从沙发上站起来，高举右手——“莫泊桑！”——他兴奋地说——“亲爱的，请读读莫泊桑吧！他的一页书会给您比大地上全部财富还多的东西！没有一行字不是一个新天地。温柔细致的心灵活动变成为强烈的难以抑制的感觉，您的心灵像在四万个大气压的挤压下变成微末的一小块某种色泽不明、粉红兮兮的物体。我觉得，如果可以把它放在舌头上，它会给出一种涩涩的引起肉欲的味儿。色调、主题和旋律的激昂！您正在铃兰和玫瑰花中安息，突然间一个思想，一个骇人的美好的不容反驳的思想出其不意地向您袭来，像一辆机车，炽热的蒸汽烫着您，用呜呜的汽笛声震聋您。请读莫泊桑吧！读吧！亲爱的，我请求您这么做！”
雷谢维奇挥起双手，十分激动地在房间里走动。
“不，这真受不了！”他好似绝望地说，“他最近的一个作品使我心力交瘁，使我陶醉！但是我担心：您会对它无动于衷。为了它能让您心向神往，您应该品尝它的意味，应该从每一行文字中挤取浆汁，慢慢地挤、饮……应当饮！”
在长长的开场白里有许多字眼，诸如：恶魔的淫荡，纤细神经网，沙漠热风，晶体等等之类的字眼，在作了开场白之后，他终于讲起长篇小说的内容来了。他已经不再讲得那么词藻靡丽，但是很详细，背着引用整段整段的景物描写和人物对话。小说中的人物使他欢快，在评述他们时他还做出姿势，更换面部表情和声音，就好像是个真正的演员。出于兴奋他哈哈笑，笑声有时低沉有时尖细，他或拍手或抱头，抱头时的表情好似他的头要炸了。她听着他，赞美他，虽说她已经读过这部长篇小说，她觉得，这部作品在律师的转述中比在书里写的更美和更复杂。他要她注意那些细致的描写，他强调一些得体的说法和深刻的思想，可她呢，看到的只是生活、生活、生活和她自己，似乎她就是长篇小说中的一个人物；她也振起了精神，她也哈哈笑和拍拍手，她想，不能这样生活，如果可以生活得美好，就没有必要粗野地过日子；她又想起了在饭桌前说的话和表达的思想，她为它们感到骄傲，这时在想象里突然出现了皮缅诺夫，她感到高兴，而且很愿意他会爱上她。
结束讲述的雷谢维奇已经感到虚弱无力，他在沙发上坐下。
“您多么可爱！多么美丽！”稍等一会后他说，声音微弱，像是一个病人。“我，亲爱的，在您身边感到幸福，可是毕竟为什么我四十二岁，而不是三十岁？我和您的兴趣嗜好不相同：您应该放荡，而我早已感受过这个阶段，我要的是十分细腻的爱情，而不是像阳光一般的物质的爱，就是说，以您这个年龄的女人的眼光来看，我已经毫无用处。”
他，以他自己的话，他喜欢屠格涅夫，喜欢这位处女爱的歌手，纯洁、青春和忧郁的俄罗斯大自然的歌手，但他本人并未在近处喜欢过处女爱，只是听说过，好像是一种抽象的存在于现实生活之外的东西。目前他要使自己确信：他爱安娜·阿基莫夫娜是在精神上想象中爱，虽说他自己并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不过他感到很好：舒适，温暖，安娜·阿基莫夫娜似乎挺迷人和奇美，因此他认为，这环境在他心中所唤起的惬意的自我感觉就是那种叫作精神恋爱的东西。
他把脸颊伏向她的手，用人们通常抚爱小孩的声调说：
“亲爱的，您为什么要罚我款？”
“怎么罚啦？什么时候罚的？”
“节前我没有收到您给的奖金。”
以前安娜·阿基莫夫娜从未听说过要给律师送节日奖金，因此现在她身处窘境：该给他多少？而给是不可不给的，因为他正在等着，虽说两只看着她的眼睛里充满着的是爱。
“也许是厂长纳扎雷奇忘记了，”她说，“不过要更正这一点并不晚。”
她突然想起了昨天的那一千五百卢布，这钱现在在她的卧室里，在梳妆台中放着。她取来了这些讨厌的钱，把它们交给了律师，而他缓慢优雅地把钱塞进了口袋——所有这一切进行得说不出来的愉快和自然。出其不意地提醒有关奖金的事，还有这一千五百卢布——全都与这位律师般配。
“Merci，”他说，还吻了一下她的手指。
克雷林走了进来，他睡眼惺忪，怡然自得，但已经不佩戴勋章了。
他和雷谢维奇又坐了一会儿，各自喝了一杯茶，开始告辞。安娜·阿基莫夫娜有些惶惑不安……她全然忘记了克雷林在何处供职，要不要给他钱，如果需要给，那么是现在给还是装在信封里送去。
“他在哪里供职？”她低声问雷谢维奇。
“鬼知道，”雷谢维奇打着呵欠嘟哝了一句。
她考虑了一下，既然克雷林常到伯伯和父亲家，而且很尊重他们，那该不是无故的：显然，他为他们做了许多好事，在某个慈善机构里工作。在握别时，她塞了三百卢布到他手中，他好像为之愕然，默默地用无神的眼睛看了她一分钟，然后好似明白了说：
“可是，尊敬的安娜·阿基莫夫娜，不会早于新年您才能拿到收据。”
雷谢维奇已经十分疲惫无力，在米申卡帮他穿皮大衣的时候，他身子变重，摇摇晃晃。在下楼的时候，一副完全衰弱的样子，看得出来，他只消一坐上雪橇就马上会睡着。
“阁下，”在楼梯中间他懒洋洋地对克雷林说，“您是否有机会体验到这种感觉：似乎有一种看不见的力量把您往长里拉，您不断地被拉长、拉长，以至您变成为一条十分细的细丝？在主观上这种感觉表现为一种特殊的无比的淫欲。”
站在楼上的安娜·阿基莫夫娜看到：他们俩各自给了米申卡一张钞票。
“不要忘记我们！再见！”她向他们大声喊道，接着她就回到自己的卧室。
她迅速甩下已经使她厌烦的外衣，穿上一件宽外衫就跑下楼去。当她在楼梯上跑的时候，她发笑跺脚，像一个小男孩。她非常非常想顽皮淘气。
四、晚间
穿着宽大的花布衣的姑母、瓦尔瓦鲁什卡，还有两个不熟悉的老婆子正在餐厅里吃晚饭。在她们面前放着一大块腌肉，火腿和不同的腌菜。看样子既肥又香的腌肉冒出阵阵热气，扑向天花板。在楼下的人不喝葡萄酒，但桌上放着许多不同的白酒和果子酒。厨娘阿加菲尤什卡，丰满白皙吃得饱饱的她站在门口，双手交叉在胸前，正在同几个老婆子交谈着。接菜和上菜的人是楼下的玛莎，她一头黑发上扎着一条绯红色带子。老婆子们从早上起就吃得饱饱的，而在吃晚饭前一小时，她们又喝茶、吃夹奶油的甜馅饼，因此现下她们是勉强在吃，像是在尽义务。
“哎哟，妈呀！吓死我啦！”姑母看到安娜·阿基莫夫娜跑进餐厅，坐到自己一旁时叹气说，“你吓死我啦！”
家里人乐于看到安娜·阿基莫夫娜心情好，看到她淘气逗笑，因为这情况每次都使人联想到：老爷子们都已过世，老太太们已经没有什么权力，每个人可以随意生活，不必担心有人会严厉处分他。只有那两个陌生的老婆子困惑地对安娜·阿基莫夫娜侧目而视：她在唱歌，而在吃饭的时候唱歌——造孽！
“哎哟，妈呀！美女，如画的美女呀！”姑母温存地数叨起来，“我们的珍贵宝石呀！……今天来看我们公主的人多啊，多啊——这是上帝的天意！有将军，有军官，有老爷……我从窗户里看啊看，数啊数，没完没了啊！”
“依我看，但愿他们完全不来才好，这些卑鄙的家伙！”姑母说。她伤心地看了侄女一眼补充说：“他们不过是浪费我可怜的小孤女的时光。”
安娜·阿基莫夫娜饿了，因为她打从早晨起一点儿东西没吃过。给她倒了一杯浸过芳草和果子的苦酒，她喝下了，用抹了芥末的腌肉下酒，她认为这非常好吃。接着楼下的玛莎给她吃火鸡、糖渍苹果和醋栗。这些食物她也喜欢吃。叫人感到讨厌的是一个瓷砖砌的壁炉，它散发着热气，室内闷热，大家满脸通红……晚饭后收走了桌布，摆上了一些盘子，盘中装着薄荷蜜汁饼、坚果和葡萄干。
“你也坐下……干吗在那儿站着！”姑母对厨娘说。
阿加菲尤什卡叹一口气，在桌旁坐下。玛莎在她面前也摆上了一只喝果子酒的杯子。这时安娜·阿基莫夫娜感觉到，阿加菲尤什卡的白皙颈项同壁炉一样也散发着热气。大家谈起现今出嫁难，过去，男人们如果不为美色也会为钱财向女人讨好，如今你弄不清楚他们要的是什么；以前嫁不出去的只有罗锅和瘸子，而现在连漂亮的和有钱的也不娶了。姑母说这是因为放荡，因为人们不怕上帝。可是她突然想到她的兄长和瓦尔瓦鲁什卡，这两人都虔诚，都怕上帝，但却悄悄地生孩子，把孩子送进孤儿院；于是她停住不说了，她转换话题，说她曾经有个求婚者，是一个工人，她爱他，可是她的两个兄长硬把她嫁给了一个画圣像的鳏夫，谢天谢地，不到两年这鳏夫就死了。楼下的玛莎也在桌旁坐下，带着一副神秘的样子说：每天早上在院子里会出现一个陌生男子，长着黑胡子，身穿羊羔皮领的大衣，瞧瞧大房子的窗户，就向着厂房走去；这男子长得不错，相貌堂堂。玛莎说，这件事已有一个礼拜了。
听着这许多谈话，安娜·阿基莫夫娜不知为什么突然想要出嫁，想得厉害，想到苦恼的程度；她觉得，她会愿意交出一半生命和全部财产，只要她能够知道就在这楼上有这么一个人，对她来说这个人比世上所有的人更亲近，这个人热烈地爱她，强烈地思念她；这念头，关于这种令人心荡神驰的、非言语所能表达的密切关系的念头激动着她的心。健康和青春的本能在诱惑她，向她撒谎说什么真正的生活诗趣尚未来临，还在前头，而她相信了这一点，她的身子仰向椅背（这么一仰她的头发散开了），她笑起来了，其他几个人跟着她也笑了。这无缘无故的笑声在餐厅里久久没有停息。
有人报告说：“步行虫”来过夜。这指的是一个祈祷者，名叫帕莎或称斯皮利多诺芙娜，又瘦又小，年龄在五十岁上下，穿一件黑衣裙，戴一块白头巾，尖眼尖鼻尖下巴；她有两只奸狡阴险的眼睛，一副好像要把所有人都看穿似的表情。双唇像一颗小心脏。由于她为人狠毒，在许多商人家里就按诨名把她叫“步行虫”。
她走进餐厅，谁也不看径直走向神像，用中音唱起了《你的诞辰》，接着又唱了《圣母今日》和《基督降生》，唱完回转身来用目光刺了在场所有的人。
“节日好！”她说，吻了吻安娜·阿基莫夫娜的肩膀，“我好歹勉强走到了你们家，我的善人们，”她吻了姑母的肩膀。“我一早就出发了，只是沿途在一些善人家休息了一下。‘你留下吧，留下吧，斯皮利多诺芙娜，’——家家都这么说，唉，我都没有发觉天怎么黑下来了。”
因为她不吃肉，所以给她上了鱼子和鲑鱼两道菜。她吃，时时阴险而怀疑地看着大家，她喝了三盅白酒。她吃饱喝足后祷告了上帝，又向安娜·阿基莫夫娜深深鞠躬。
同去年和前年一样，大家一起玩游戏“当国王”，而上下两层楼的全部仆人都聚集在门口看游戏。安娜·阿基莫夫娜觉得，米申卡面带宽厚笑容在男女仆人群中闪现过两次。“步行虫”第一个当上了国王，因而兵士安娜·阿基莫夫娜给她进贡，后来姑母成了国王，而安娜·阿基莫夫娜成了“庄稼汉”或称“呆子”，这引起了哄堂大笑，阿加菲尤什卡呢，她成了王子，高兴得害羞了。桌子的另一端也有一组人在玩，她们是两个玛莎，瓦尔瓦鲁什卡和女裁缝马尔法·彼得罗夫娜，她是被特意叫醒过来玩“当国王”的，所以她的脸是睡意犹存的，有怨气的。
在玩的时候谈到了男人；谈到如今嫁给一个好人有多么不容易；也谈到谁的命运好一些：老姑娘的还是寡妇的？“步行虫”对安娜·阿基莫夫娜说：
“你是个美丽、健康、壮实的女郎。我就是弄不明白，你这是为谁在珍爱自己？”
“如果谁都不娶，有什么办法？”
“莫非你已立誓终身不嫁？”步行虫好像没有听见安娜·阿基莫夫娜讲话，继续说，“行呀，好事情，不嫁……不嫁，”她仔细而又阴险地看着自己手中的牌又说了一句，“行呀，哥儿们，不嫁……是啊……不过姑娘们，这些圣字头的，有各种各样的姑娘，”她叹了一口气，打出一张牌——老K，“哎哟，各种各样的，妈呀！的确，有一些姑娘保持贞操，就像修女似的，啥事都没有，而如果有哪一个偶尔作了孽，那么可怜的她就会痛苦到极点和谴责过错。也有另一些姑娘，她们穿黑色衣服，给自己缝制寿服，而自己却悄悄地喜欢一些有钱的小老头儿。是啊，我的小金丝雀们。有一个狡狯者，她迷惑了一个老头子，她管制着他，我的亲爱的小鸽子们啊，管制着他，叫他晕头转向，晕头转向，而一旦取足了钱和彩票，就使妖术置人于死地。”
作为对这一番暗讽的回答，瓦尔瓦鲁什卡仅仅叹了一口气，看了一眼神像。
“我认识一个姑娘，我的残暴敌人，”步行虫扬扬得意地环顾大伙儿继续说，“这狡奸鬼，她也老是长吁短叹，老是看神像。在她控制一个高龄老翁时，你去看她，她会给你一块面包，会叫你叩头，而自己则念道：‘你在生孩子过程中保全了童贞……’节日里她会给你一块面包，平日里会责骂你。现在我可要挖苦她，挖苦够！我要尽兴地挖苦，我最珍贵的人们啊！”
瓦尔瓦鲁什卡又看了一眼圣像，画了个十字。
“是的，没有人要娶我，斯皮利多诺芙娜，”安娜·阿基莫夫娜说，她想要换一个话题，“有什么办法呢？”
“要归咎于你自己，小姐。你一直在等那些名门贵族的或者有学问的，满可以嫁一个自家商人兄弟嘛！”
“不要商人！”姑母说，她不放心了。“保佑呀，圣母马利亚！贵族会把你的金钱挥霍荡尽，可是他会珍惜你，小傻瓜。而商人呢，他会制定出一些清规戒律，叫你在自己的家里也坐立不安。你想同他亲热撒娇，他呢，他剪他的息票；你坐下同他一起吃饭，他会用你自己的面包来申斥你，粗野鄙俗的人！……你嫁个贵人吧。”
一下子大家都说话了，还大声插嘴，姑母则用夹坚果的钳子敲打桌子，脸涨得通红，气鼓鼓地说：
“不要商人，不要！你要是在家里安置一个商人，那么我就进养老院去！”
“嘘……安静些！”步行虫喊道；在大家都静下来时她眯起一只眼睛说：“你知道吗，安努什卡，我的小燕子？像所有的人那样正正经经嫁人，这对你来说不必要。你有钱，自由，是完全可以自己作主的；不过当个老处女似乎，孩子，似乎也不合适。让我来给你找一个，你懂吗，找一个傻头傻脑懦弱无能的人儿，你装样子接受法律，到那时——你就寻欢作乐吧！丈夫么，你以后塞些个钱给他，五千或者一万，让他到他从那儿来的地方去，而你在家里就自己作主，想爱谁就爱谁，没有一个人可以指责你。你就爱去吧，爱那些贵人和有学问的人吧！嘿呀，多么自由自在美满富裕的生活！”步行虫弹指一响，还吹一声口哨说：“你寻欢作乐吧！”
“啊，造孽呀！”姑母说。
“得啦，造孽，”步行虫冷笑一声，“她是有学识的人，她懂。杀人或是迷惑老头子——这是造孽，这不假；可是爱自己心爱的好友，那可不是什么造孽。真的，那没什么！没有一点儿罪孽！这全是一些整天祈祷的老婆子瞎想出来愚弄老百姓的。我也到处说：罪孽呀罪孽，而我自己还不知道为什么这就是造孽。”步行虫喝完果子酒咳了一声。“寻欢作乐吧！”她说，这次，显而易见，这次她是对自己说的。“三十年，小蝴蝶们，三十年来我一直在想什么罪孽罪孽，而且还害怕，如今我看到了：我不知不觉错过了机会，我耽误了！哎嘿，我是傻瓜，傻瓜！”——她叹了一口气——“妇女的一生是短促的，要珍惜每一天。你啊，安努什卡，非常漂亮，又有钱，可是只要三十五岁或四十岁一叩门，你的一生也就结束了。哥儿们，谁的话都别听，好好过日子，寻欢作乐到四十岁，祈祷嘛以后做也来得及，叩头和做寿衣的时间有的是。为神上香，别委屈了鬼！你要一块儿干！得啦，你说咋办？要上一个好人儿恩惠恩惠？”
“要。”安娜笑了，“我现在反正一样，我倒愿意嫁给一个普通人。”
“那有什么，会蛮好的！嘿，那你会给自己选中个怎样的小伙子啊！”步行虫眯起眼睛晃晃头。
“我自己也对她说：贵人等不来，那你就别嫁给商人，嫁一个普通一些的人，”姑母说。“至少吧，我们要为自己找个当家人。好人多的是。哪怕是拿我们厂里的人来看。全都是稳重的，不醉酒的……”
“不错啊！”步行虫表示同意。“都是顶好的小伙子。姑母，你愿意吗，我把安努什卡说给列别金斯基？”
“得啦！这个瓦夏腿长长的，”姑母很认真，她说，“太瘦。没有仪表。”
门旁的人群里响起了笑声。
“那么就嫁给皮缅诺夫吧。你愿意嫁给皮缅诺夫吗？”步行虫问安娜·阿基莫夫娜。
“好的。你就把我介绍给皮缅诺夫吧。”
“真的？”
安娜·阿基莫夫娜突然害臊起来，双颊发红，大家都看着她，她把桌上的纸牌搅乱，跑出房去。在她跑在楼梯上时，在她到了楼上并在客厅里的大钢琴旁坐下时，从楼下传来喧嚣声，好似大海在喧哗；十分可能，这是在讲她和皮缅诺夫；也许，利用她不在场的机会，步行虫又在欺侮瓦尔瓦鲁什卡了，而且一定又是毫不害臊地出言不逊。
在整个楼上只有厅里一盏灯亮着。它的微弱灯光通过房门钻进昏暗的会客室。是晚间九点多钟，不会更晚。安娜·阿基莫夫娜弹奏了一支华尔兹舞曲，之后又弹了第二支，第三支，她不停地弹。她朝钢琴后面的暗角看，微笑着，在心中呼唤着，一个念头出现在她的头脑中：要不马上进城去看看什么人，比如说，看看雷谢维奇也行，要不向他诉说一下当前在她心中发生着的事情？她非常想说话，喋喋不休地说，笑，淘气，但钢琴背后的暗角没有声息，就连周围，在楼上所有的房间里都是静悄悄的，没有人影。
她喜欢引人伤感的情歌，但她的声音聒耳又缺少训练，所以她唱得声音很低，勉强听得见，只是用钢琴作伴奏。她低声唱，一曲又一曲地唱，大多是唱爱情、离别和丧失了的希望。她想象着：她向他伸出双手，含着眼泪哀求说，“皮缅诺夫，求您消除我的痛苦吧！”到那时，似乎她的罪孽就得到了宽恕，她心中会轻松愉快，而自由自在的也许还是幸福的生活也将来到。怀着期待的苦恼心情，她俯身于钢琴琴键上，她强烈地想要生活中的变化马上发生，即刻发生，因而一想到昔日的那种日子还将继续一段时间，她就感到害怕。之后她重又弹起钢琴来，唱歌的声音低到勉强才听得见。周围一片寂静。从楼下已经没有嘈杂声音传来，想必大家都已躺下睡觉。时钟早已敲过十点钟。一个漫长、孤单、寂寞的夜快到来了。
安娜·阿基莫夫娜走遍了所有的房间，在沙发上躺了一会儿，在自己的书房里读完了晚上收到的信件。一共有十二封贺信和三封不具名的匿名信。在一封匿名信中，一个普通工人控诉厂里的小店卖给工人们的辣油有煤油味，信里的字写得很糟糕，不容易读懂。另一封信中一个什么人恭恭敬敬地告密：厂长纳扎雷奇在最近数次买铁的交易中拿了某个人一千卢布贿赂。第三封匿名信是骂她的，骂她不近人情。
节日的兴奋状态正在逝去，为了维持它，安娜·阿基莫夫娜又坐下弹钢琴，她轻轻地弹起了一首新的华尔兹舞曲，接着她想起了今天用午餐的情景，她的想法和谈话多么聪明和正直。她朝周围看了看：昏暗的窗户和挂着油画的墙壁，从大厅里透进来的微弱光线，突然间，想不到她竟哭了起来，她感到懊恼，她孤独，没有人可以交谈和商量。为了鼓励鼓励自己，她竭力在想象中描绘皮缅诺夫，但是一无结果。
时钟敲了十二下。米申卡走进来，身上穿的已经不是礼服，而是一般的短上衣。他默默地点着两支蜡烛后出去了，过一会儿他又回来，手端托盘，送来一杯茶。
“您笑什么？”安娜·阿基莫夫娜见他面露微笑就问道。
“在楼下时我听到你们谈笑中提及皮缅诺夫……”他说，用一只手遮住笑着的嘴，“刚才要是让他同维克多·尼古拉耶维奇和将军一起吃午饭，他可准得被吓死，也许，他连叉子都不会拿。”
仆役的笑，他说的话，他的短上衣和小胡子给安娜·阿基莫夫娜一种污秽的印象。她闭上眼睛不看他，同时她不由自主地想象着同雷谢维奇和克雷林一起吃饭的皮缅诺夫，这时，他的懦怯的非知识分子的身姿在她看来是可怜无力的，于是她感觉到一种憎恶。只是在此刻她才一整天来首次清楚地明白了：她的有关皮缅诺夫的想法和谈话、有关同普通工人结婚的想法和谈话全都是胡言梦话，全都是愚蠢的胡行妄为。她想要说服自己并非如此，想要克服憎恶感，她要自己回想在午餐席间说的那些话，但是她已经不能理解了。为自己的想法和行为感到羞愧，为自己今天也许说了什么多余的话而产生的不安，对自己犹豫畏缩所抱的憎恶感——这一切都使她非常狼狈。她拿起蜡烛，迅速地好像有人在追逐她似的跑下楼去，把斯皮利多诺芙娜叫醒，要使她确信她原来不过是开开玩笑。后来她回到了卧室。火红色头发的玛莎正在床边的一张圈椅上打瞌睡，她跳起身来整理枕头，她的脸困乏，想睡觉，而她的美发歪到了一旁。
“傍晚恰利科夫又来过了，”她打着呵欠说，“但我不敢向您报告。他醉得太厉害了。他说：他明天还要来。”
“干吗他要找我？”安娜·阿基莫夫娜生气了，把梳子朝地板上摔。“我不想见他！不想！”
她断定了：除了这个恰利科夫，她的生活中已经没有人了，他已经不会停止追逐她，不会停止每天提醒她：她的生活是多么无趣荒谬。可不是吗，她只有一种事是能够做的，那就是帮助穷苦人。唉，这多么愚蠢！
她不脱衣服就躺下了，出于羞愧和郁闷她大哭起来。她觉得，最令人懊恼和愚蠢的是：今天涉及皮缅诺夫的一些理想是正派、卓越和崇高的，可是她同时又感觉到，对她来说，雷谢维奇和克雷林却比皮缅诺夫以及所有的工人合在一起更亲切。此刻她想：如果能够把刚刚度过的漫长一天画成图画，那么一切不好的和庸俗的东西，诸如午餐、律师所说的那些话，“当国王”牌戏倒会是真实实在的东西，而关于皮缅诺夫的幻想和交谈倒会作为一种捏造和牵强附会的部分从整幅画面上游离出来。她还想到：幻想幸福对她来说为时已晚，对她来说一切都已经毁了，已经不可能回到和妈妈同盖一条被子睡觉的那种生活，而构思一种什么崭新的独特的生活也已经不可能了。
火红色头发的玛莎跪在床前，悲伤和疑讶地看着安娜·阿基莫夫娜，后来就连她自己也哭起来了，把脸贴在女主人的手上。不用说就能明白：为什么她如此痛苦。
“我们俩是傻女人，”安娜·阿基莫夫娜说。“我们是傻女人！唉，我们多么傻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