套中人
（1898年）
在米罗诺西茨克村的边沿，在村长普罗科菲的板棚里，两个误了时间的猎人安身下来过夜，他们是兽医伊万·伊万内奇和中学教师布尔金。伊万·伊万内奇的姓相当古怪，是一个双姓：契木沙-吉马拉伊斯基，这个姓跟他很不般配，因此在省里人们干脆以他的本名和父名来称呼他：伊万·伊万内奇。他住在城郊的一个种马场上，现在是为了呼吸新鲜空气来打猎的。中学教师布尔金则是每年夏天在彼得罗夫伯爵家做客，因此在这一带他早就是自己人了。
他们俩没有睡。伊万·伊万内奇，一个瘦高个儿，留着长唇髭的老头，坐在门口，脸朝外，吸着烟斗，月光照着他。布尔金躺在板棚里的干草上，他在暗处，谁也看不见他。
他们讲着各式各样的事情。顺便也谈到了村长的妻子玛芙拉。她是一个健康而不愚蠢的女人，这一辈子除了她土生土长的村子外，任何地方也没有去过，从未见过城市和铁路。而近十年来她一直守着炉灶，只是在夜间才出屋走走。
“这有什么可奇怪的！”布尔金说，“性情孤僻、像寄生虾或蜗牛那样极力把自己闭塞在小圈子里的人在这个世界上并不少。也许这是一种返祖现象，返回到人类祖先还不是社会动物并单独生活在洞穴里的那个时代；不过，也有可能，这仅仅是人的性格的一种变态，谁弄得清楚！我不是自然科学家，类似的问题与我无关。我只想说，像玛芙拉这样的人并不是稀有的现象。是啊，不说远的，两个月前我们城里死了一个姓别利科夫的人，他是一个希腊语教师，是我的同事。无疑，您听说过这个人。他引人注目，乃是因为他一向（即便是天气好的时候）出门总要穿套鞋、带雨伞，而且一定要穿棉大衣。他的伞装在套子里，表也装在灰色的麂皮套子里，如果他取出小折刀来削铅笔，那么他的刀也装在一个小小的套子里，就连他的脸好像也装在套子里，因为他总是把脸藏在竖起的衣领里。他戴黑眼镜，穿绒衣，用棉花塞住耳朵眼，他雇用马车时，总要车夫把车篷支起。总之，在这个人身上可以看到一种经常不变的意向：力图给自己围上一层外壳，给自己制造一个可以使他同人世隔绝、免受外界种种影响的套子。现实生活惹他生气，使他惊骇和心神不安。所以也许是为了替自己的胆怯和憎恶现实的特性辩护，他总是夸奖过去，称赞那从未有过的事物。对他来说，就连他所教的古代语言，实质上也是那种套鞋和雨伞，他藏进去躲避现实生活。
“‘啊，希腊语多么动听，多么美好！’他露出甜滋滋的表情说，而且仿佛是为了证明他的说法似的，他眯缝双眼，举起一个指头念道：‘Антроиос’。
“别利科夫还极力把他的思想也装进套子。在他的心目中，只有明文禁止某种事情的政府通告和报纸文章才是一清二楚的。如果通告中禁止中学生在晚上九点钟以后外出，或者在一篇文章里谈到不准性爱，那他就觉得清楚明确：已经禁止，不许多说。而在批准和许可的事情中，他总觉得有可疑的成分，有某种模糊而没有说透的东西。如果城里批准成立一个戏剧小组，或者批准开一个阅览室或茶馆，那他就会摇着头轻声说：
“‘当然，是这样。这一切都挺好，不过，可别出什么事啊。’
“各种破坏、规避或偏离规章的行为都使他垂头丧气，尽管这一切似乎同他并没有什么关系。如果有个同事做祈祷时迟到，或是传来又有什么中学生恶作剧的消息，或者是有人在晚间看见班级女训导员同一个军官在一起，他就会激动不安，老是说，可别出什么事啊。在教务会议上，他的谨慎、多疑和一些套子式的想法简直使我们难受，他说男子中学和女子中学里的青年人都行为不端，说教室里十分吵闹，‘哎呀，可别传到上司的耳朵里去！哎呀，可别出什么事啊！’他还说，如果把二年级的彼得罗夫和四年级的叶果罗夫开除，那就太好了。结果呢？他凭着长吁短叹和一副架在苍白的小脸上的黑眼镜（您要知道，那张脸小得像黄鼠狼的脸）使我们大家受到压抑，结果是我们让步了，降低了彼得罗夫和叶果罗夫的操行等级，把他们禁闭起来，直到把他们开除。他有一种古怪的习惯：时常到我们的住处来。他一到教师家就坐下，一言不发，仿佛在用心观察着什么似的。他这么默默地坐上一两个钟头后就走了。他把这叫做‘和同事们保持良好关系’。显然，上我们家来坐，这在他并不是一件好受的事情，他之所以上我们家来，只是因为他把这看作是他尽同事的义务。我们这些当教师的人都怕他，甚至校长也怕他。您瞧，我们的教师都是些有思想的极其正派的人，受过屠格涅夫和谢德林的精神熏陶，然而，这个一直穿着套鞋和打着雨伞的人却拘束了整个中学，足足达十五年之久！一个中学受拘束又算得了什么？整个城市都受到拘束！星期六我们的太太们不举行业余演出，因为她们担心，可别让他知道了。他在场时神职人员不好意思吃荤和玩牌。在像别利科夫一样的这种人的影响下，近十年到十五年以来，我们城里的人开始害怕一切：害怕大声说话，害怕写信和交友，害怕读书，害怕周济穷人和教人学文化……”
伊万·伊万内奇打算说些什么，他咳了一声，但他先吸了一口烟，看了一眼月亮，然后才一板一眼地说：
“是啊，一些有思想和正派的人，读的是谢德林和屠格涅夫，还读巴克尔等等，可他们就是屈服了，忍受了。……问题就在这里。”
“别利科夫就住在我所住的那幢房子里，”布尔金继续说，“而且同住在一层楼上，房门对着房门。我们常常见面，所以我知道他在家里的生活。他在家里也还是那一套：睡衣，睡帽，百叶窗，门闩，一系列各种各样的清规戒律，还有‘哎呀，可别出什么事啊！’，吃素不利于健康，荤的又不能吃，因为人家会说他别利科夫不遵守斋戒，于是他就吃油煎鲈鱼，这食物不是素的，但也不能说它是荤的。他不用女仆，因为他怕别人会对他有不好的想法。他雇的是一个六十岁上下的厨师阿法纳西，这是一个傻头傻脑、成日里醉醺醺的老头，从前当过勤务兵，好歹会做点菜。这个阿法纳西通常总站在门旁，把双手交叉在胸前，老是深深地叹着气嘟哝那么一句话：
“‘他们如今可繁殖了许许多多啰！’
“别利科夫的卧室小小的，活像一口箱子，床顶上挂着帐子，他睡觉时盖被子总要连头部都盖上。房间里又热又闷，外面的风叩着紧关的房门，火炉里嗡嗡作响，从厨房里传来一阵阵不祥的叹息声。……
“他睡在被窝里感到害怕。他担心：可别出什么事，阿法纳西可别把他宰了，小偷可别潜了进来，接着他就通宵做梦，令人不安的梦，到了第二天早晨，我同他一块儿去中学，他闷闷不乐，面色苍白。可见，他前去的那个人数众多的学校使他整个身心感到害怕和厌恶，而与我同行则使他这个性情孤僻的人感到难受。
“‘我们的许多教室里吵闹得很厉害，真是岂有此理，’他说，好像是在极力为他的沉重心情寻找解释似的。
“后来，您猜怎么着，这个希腊语教师，这个套中人，居然差一点儿娶老婆。”
伊万·伊万内奇朝板棚里迅速瞥了一眼，说：
“您是在开玩笑吧！”
“真的，不管这有多么奇怪，他差一点儿结婚。一名新的史地教师被派到我们学校来，他名叫米哈伊尔·萨维奇·科瓦连科，是一个小俄罗斯人。他不是单独一个人来的，还带上了姐姐瓦莲卡。他年轻，高个儿，皮肤黝黑，有一双大手。从他的脸相可以看得出他说话的声音是男低音，果然，他的嗓音好像是一只大桶里发出来的：‘卜，卜，卜’……她呢，年纪已经不轻，大约三十岁上下，身材颀长匀称，黑眉毛，红脸蛋，一句话，她不是一般的女郎，而是像水果软糖一般甜美，她活泼机敏，爱热闹，总是唱着小俄罗斯的抒情歌曲，总是哈哈笑。她动不动就高声大笑：哈哈哈！我记得，我们第一次真正认识科瓦连科姐弟是在校长家里，在命名日宴会上。在一些严肃的、十分枯燥无味的教师中间，在这些把参加命名日宴会也看作是尽职责的人中间，我们突然看见：一个崭新的阿佛洛狄忒从浪花中复活了：她双手叉腰走来走去，哈哈大笑，唱歌跳舞。……她感情充沛地唱了一首《风在吹》，接着又唱了一支抒情歌曲，随后又唱了一曲，她把我们大家都迷住了，——正是大家，甚至把别利科夫也迷住了。他在她身旁坐下，甜滋滋地微笑着说：
“‘小俄罗斯语言柔和、动听，这使人联想到了古希腊语。’
“这话使她感到心满意足，她亲切而又令人信服地告诉他，在加佳奇县她有一个田庄，妈妈就住在田庄上，那儿有真好吃的梨，真好吃的甜瓜，真好吃的卡巴克！小俄罗斯人把南瓜叫做卡巴克，而把酒馆叫做希诺克，那儿熬汤加红甜菜和紫茄子，‘可好吃啦，可好吃啦，好吃得要命！’
“我们听啊听，忽然大家生出了一个同样的想法。
“‘要是能撮合他们结婚倒是一件好事。’校长夫人轻声对我说。
“不知为什么我们大家都想到了我们的别利科夫尚未结婚。现在我们感到奇怪：我们竟一直没有注意并完全忽略了他生活中这么重要的细节。他对女人究竟抱什么态度？他怎样为自己解决这个紧要问题？对此我们从前完全没有关心，也许，我们甚至未曾想过，一个不管天气好坏总是穿着套鞋和睡在帐子里的人会恋爱。
“‘他早已四十开外，而她呢，也三十了……’校长夫人解释她的想法说，‘我觉得她会嫁给他的。’
“在我们外省，出于无聊什么事都做得出来，其中有多少毫无益处的荒诞事啊！而这又都是因为必要做的事根本不做。不是吗，我们为什么突然要使这个别利科夫娶妻呢？甚至不能想象，他会成家。但是校长夫人、学监夫人和我们中学里所有的女士们都活跃起来了，她们甚至变得比原来好了，像是忽然发现了生活目标。校长夫人在剧院里定了一个包厢，我们一看，在她的包厢里坐着瓦莲卡，她手中拿着一把扇子，容光焕发，讨人喜爱。她身旁坐着别利科夫，他矮小佝偻，倒像是被人用钳子从家中拉来的。而当我在家里举办晚会时，太太们就提出要求，要我一定把别利科夫和瓦莲卡请来。一句话，机器运转起来了。后来发现：瓦莲卡倒是同意出嫁的。她住在弟弟家里并不很愉快，他们成天价争吵和相骂。比方说，有过这样一次吵架：科瓦连科在街上走，健壮的傻大个，身穿一件绣花衬衫，一绺头发从帽中钻出垂在他的额头上。他一只手拿着一捆书，另一只手拿着一根多疖疤的粗手杖。姐姐走在他后面，她也拿着书。
“‘这本书你一定没看过，米哈伊尔里克！’她大声争辩道，‘我跟你说，我赌咒，你根本没有看过这本书！’
“‘我告诉你，我看过！’科瓦连科嚷道，用手杖敲打着人行道，敲得咚咚响。
“‘哎呀，我的上帝，米哈伊尔里克！你发什么脾气，我们谈的可是一个原则问题。’
“‘可我要对你说，我看过！’科瓦连科嚷嚷的声音更高了。
“在家里，要是有外人在座，他们就互相争吵。这种生活她大概过厌了，她巴望有自己的栖身之所，再说年纪也是该注意的，到这种年纪已经顾不上选择对象了，嫁给谁都行，哪怕是嫁给希腊语教师。何况我们的大多数小姐都不问嫁给谁，只求嫁出去。总之，瓦莲卡开始对我们的别利科夫表示明显的好意了。
“别利科夫呢？他到科瓦连科家去就像到我们家来一样：一到他家就闷坐着，一言不发。他默不作声，而瓦莲卡却唱《风在吹》给他听，要不就用她沉思的黑眼睛瞧着他，或者是她突然间大笑起来：
“‘哈哈哈！’
“在恋爱这种事情上，特别是在婚姻上，怂恿有着很大的作用。大伙儿，同事们和太太们，都要使别利科夫确信：他该结婚了，他在生活中除了娶个妻子以外什么都不缺了。我们大家向他祝贺，一本正经地讲一些俗套话，说什么婚姻是终身大事，瓦莲卡长相不错，招人喜欢，又是五品文官的女儿，还有一个庄园，而主要的是，她是第一个待他亲热诚恳的女人。他开始晕头转向了，认为他真的该结婚了。”
“这时该拿掉他的套鞋和雨伞了，”伊万·伊万内奇说。
“可是您瞧，这居然是一件不可能做到的事情。他把瓦莲卡的照片放在屋里的桌子上；他常常到我这里来谈瓦莲卡，谈家庭生活，谈婚姻是终身大事；他也常到科瓦连科姐弟家去——但是他丝毫没有改变他的生活方式。甚至恰恰相反，成家的决定不知何故对他起了一种病态作用：他瘦了，脸色苍白了，似乎更深地钻进了他的套子里。
“‘我是喜欢瓦尔瓦拉·萨维希娜的，’他淡淡地苦笑一下对我说，‘我知道，每个人都得结婚，然而……现在这一切，您要知道，来得有点儿突然。……该想一想才是。’
“‘这有什么可想的？’我对他说，‘您结您的婚就是啦。’
“‘不，婚姻是终身大事，事先该权衡一下面临的义务和责任，……免得以后闹出什么事情。这件事使我心神不宁，夜不能寐。说老实话，我害怕：他们姐弟俩的思想方式有点古怪，他们议论起事情来，您知道，有些古怪，他们的性情也太活泼。你结了婚，以后恐怕会卷进什么不幸的事故。’
“他因此没有求婚，一味拖延，惹得校长夫人和我们学校所有的太太们十分烦恼。他一直在衡量面临的义务和责任，可同时他又几乎每天都同瓦莲卡一起散步，也许，他认为，处在他的地位他该这么做。他也常来找我谈家庭生活。如果不是突然发生了一件Kololssalische scandal，最终十之八九他会求婚，而一桩不必要的愚蠢的婚事也就会办成了，这类婚事在我们这儿成千上万，全都出于烦恼和无所事事。该说明的是，瓦莲卡的弟弟科瓦连科打从认识别利科夫的头一天起就憎恶他，不能容忍他。
“‘我不明白，’他耸耸肩膀对我们说，‘我不明白，你们怎么能忍受这个告密的家伙，这个卑劣的东西。哎，诸位先生，你们怎么能在这种地方生活！你们这儿的气氛坏极了，令人窒息。你们难道算是教育工作者？算是老师？你们是些官僚。你们这儿不是科学殿堂，而是城市警察局，有一股子酸气，像在警察亭子里一样。不行，诸位老兄，我同你们在一起稍微再生活一段时间，就回到我的田庄上去，捉捉虾，教教小俄罗斯的孩子。我是要走的，你们就同你们的犹大留在这儿吧，他这该死的！’
“有时候他哈哈大笑，笑得流出眼泪，声音时而低沉，时而尖细。他两手一摊问我：
“‘他到我家来坐在那里干啥？他想要啥？坐在那儿看着。’
“他甚至给了别利科夫一个外号：‘土豪，或蜘蛛’。因此，很自然，我们回避同他谈他姐姐瓦莲卡准备嫁给‘nayk’的事。有一天校长夫人暗示他说，安排他的姐姐嫁给像别利科夫这么一个德高望重的人倒会是一桩好事，他一听就皱起眉头嘟哝说：
“‘这事不归我管，随它去，哪怕她是嫁给一条毒蛇，我不喜欢干预别人的事情。’
“现在请您听下去。有个恶作剧的人，他画了一幅漫画：别利科夫穿着套鞋，卷起裤腿，打着雨伞在走，瓦莲卡挽着他的手走在一起，漫画下端的题词是：‘热恋中的антропос’，那神态，您可知道，画得极妙。那画家大概画了不止一夜，因为男子中学和女子中学的全部教师、宗教学校的一些教师和一些文官都收到了这张漫画，人手一张。这张漫画使他非常沉痛和难过。
“恰好是五月一日那天，星期日，我们全体师生约好在学校里集合，然后一同步行去郊外的小树林。我同他一起走出房子，他脸色铁青，满面愁容。
“‘有的人多不好，多恶毒！’他说，他的嘴唇在发抖。
“我甚至开始可怜他了，我们走着，突然，您猜怎么着，科瓦连科骑着自行车来了，瓦莲卡跟在他后面，也骑着自行车，她满脸通红，疲惫不堪，但兴高采烈，欢天喜地。
“‘我们先走！’她大声嚷道，‘天气多好啊！多么好！好得要命！’”
“他们两个人消失了。别利科夫的脸色由青变白，他确实呆住了。他停下步来瞧着我。……
“‘对不起，这是怎么回事？’他问，‘莫非是我的眼睛骗了我？中学教师和女人骑自行车，这难道体面吗？’
“‘这有什么不体面的？’我说，‘让他们随便骑吧！’
“‘可是这怎么行？’他叫了一声，我的安然态度使他惊讶。‘您在说什么呀？！’
“他感到十分惊讶，以致不愿再走下去。他回家了。
“第二天他老是烦恼地搓手，不住地哆嗦，从他的脸色可以看出他身体不舒服。下课后他就走了，这是他生平第一次。他午饭也不吃。将近傍晚时分，他穿得暖暖的（虽然户外已是夏天），拖着沉重的脚步向科瓦连科家走去。瓦莲卡不在家，他只见到了她的弟弟。
“‘谨请坐下，’科瓦连科眉头一皱冷冰冰地说。他饭后刚打了一个盹儿，睡眼惺忪，心绪十分不佳。
“别利科夫默默坐了十来分钟光景，然后开口说：
“‘我来找您，是为了缓和一下心情。我觉得非常难过。有个诬蔑人的家伙把我和一位女子画成可笑的样子，而这女子对您和我是亲近的人。……我认为我有责任使您确信，这事跟我无关。……我没为这种嘲笑提供任何口实，恰恰相反，我的言行一向是正正派派的。’
“科瓦连科绷起脸坐着，一言不发。别利科夫稍稍等了一下继续轻轻说，声调悲伤：
“‘我还有些话要对您讲。我已经任职多年，而您才开始工作，所以，我作为年长的同事，我认为有责任预先提醒您。您骑自行车，而这种娱乐对青少年的培育者来说是十分不体面的。’
“‘为什么呢？’科瓦连科声音低沉地问。
“‘米哈伊尔·萨维奇，难道这还需要解释？难道这还不明白？如果教师骑自行车，那么学生们还可以做什么呢？他们就只好脚底朝天用头走路了！既然政府没有通告说准许做这种事，那就不能做。昨天我大吃一惊！我一看到您的姐姐，我的眼睛就花了。一个女人或者说一个姑娘骑自行车——这太可怕了！’
“‘您究竟要怎么样？’
“‘我要做的只是提醒您，米哈伊尔·萨维奇。您年轻，有前途，一言一行都得十分谨慎小心，可是您呢，您随随便便，啊，太随便了！您穿着绣花衬衫，手里总拿着些书在街上走，现在又来了一部什么自行车。关于您和您姐姐骑自行车的事，校长一定会知道，然后又一定会传到督学的耳朵里。……这样做有什么好处呢？’
“‘我和我姐姐骑自行车，这不关别人的事！’科瓦连科满脸通红地说，‘谁要来管我家的事，我就叫他见鬼去。’
“别利科夫脸色煞白，站起身来。
“‘如果您用这种口气跟我讲话，那我就谈不下去了，’他说，‘我请求您，当着我的面提到上司时千万别这么说话，对当局您应当尊敬。’
“‘难道我说了当局什么坏话？’科瓦连科恶狠狠地瞧着他问，‘劳驾，请您让我安静一下。我是个正直的人，不愿意同您这样的先生谈话。我不喜欢告密的家伙。’
“别利科夫急剧地忙乱起来，动作迅速地穿上衣服，脸上显露出恐惧的神情。可不，他这还是平生第一次听到这种粗暴的话。
“‘您想说什么随您说，’在从穿堂走到楼梯口时他说，‘只不过我有责任提醒您：我们的谈话也许已经有人听见，我应该把我们谈话的主要内容……报告校长先生，以免有人曲解我们的谈话，以免出什么事情。我有责任这么做。’
“‘报告？去吧，去报告吧！’
“科瓦连科从背后抓住他的衣领，猛推一下，别利科夫就滚下楼去，他的套鞋发出咯噔咯噔的响声。楼梯既高又陡，但他滚到楼下却安然无恙，站起来摸摸鼻子：眼镜是否完好无损？可是，偏巧在他滚下楼的时候，瓦莲卡走了进来，和她一起进来的还有两位太太。她们站在楼下看，而对别利科夫来说这是最最可怕的。他似乎宁可折了脖子断了腿，也不愿成为笑柄；可不是么，现在全城都会知道，一定会传到校长和督学的耳朵里。‘哎呀，千万别出什么事啊！’人家会画出一张漫画，到那时这一切就将以命令他辞职而告终。……
“他站起来时，瓦莲卡认出是他。她瞧着他那张可笑的脸、揉皱了的大衣、套鞋，弄不明白出了什么事，还以为他是自己不小心摔倒的，她忍不住放声大笑，笑得全屋子的人都听见了：
“‘哈哈哈！’
“这一阵爽朗的‘哈哈哈’结束了一切：说媒以及别利科夫在人间的生存—— 一切全都到此结束。他已经听不见瓦莲卡说了什么，而且什么也看不见了。一回到家他首先从桌上收走瓦莲卡的照片，然后就躺下，这一躺他就再也没有起来。
“过了三天光景，阿法纳西来找我，问我是否该去请医生，据他说，他的主人有点儿不对头。我就到别利科夫屋里去。他躺在帐子里，盖着被子一声不响。你问他，他只回答你一声‘是’或者‘不’，听不到什么别的话。他躺在那儿，阿法纳西在一旁走动，脸色阴沉，皱着眉头深深叹气，而从他身上散发出一股白酒气味，像从酒馆里发出来的一样。
“一个月后别利科夫死了。我们大家，也就是两个中学和一个宗教学校的人全都为他送葬。如今，当他躺在棺材里的时候，他神情温和、愉快，甚至欢乐，仿佛他在庆幸：终于将他装进了一个他永远不再从其中出来的套子。是啊，经过努力他达到了他的理想！在他下葬的时候，天色阴沉，下着雨，似乎是向他表示敬意，我们大家都穿着套鞋打着雨伞。瓦莲卡也去为他送葬，在把棺材放进墓穴里的时候，她哭了几声。我发现，小俄罗斯女人要么哭，要么笑，对她们来说寻常的心情是没有的。
“老实说，埋葬别利科夫这样的人，是一件令人十分高兴的事。从墓地回去的路上，我们的脸却一张张都是端庄持重、怏怏不乐的。谁也不愿意显露高兴的心情，这心情像是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在童年时体验过的心情，当初每逢大人出门，我们就在花园里跑上一两个钟头，享受充分自由的欢乐。啊，自由呀，自由！哪怕有一点儿类似自由的东西，哪怕有可能自由的一线希望，就会使人的心灵生出翅膀来。难道不是这样吗？
“我们从墓园回来后心绪畅快，但是一个星期还没有完，生活又像老样子了：严酷，令人厌倦，不合情理。这是一种未经政府通告禁止、但也未获得充分许可的生活，情况未有好转。确实，别利科夫已被埋葬。但是这类套中人还有多少啊！将来也还会有许多！”
“问题就在这里。”伊万·伊万内奇说着吸了一口烟。
“这样的人将来还会有许多啊！”布尔金重复了一句。
中学教师走出板棚。这是一个身材不高的胖子，头顶完全光秃，长长的黑胡子几乎齐腰。跟着他一起出来的还有两条狗。
“月色多好啊！多好！”他看着天空说。
已经是午夜时分。往右边瞧，整个村子可以看得清清楚楚。一条长长的路伸向远方，大约有五俄里光景。一切都沉浸在安静而深沉的梦乡之中，没有动静，没有声响，甚至令人难以置信，自然界竟能如此安静。在月夜见到宽阔的村路和村里的小木屋、干草垛、熟睡中的杨柳，人心里就会宁静。在这宁静之中，在朦胧的夜色之中，人的心灵避开了困难、忧虑和哀痛，它显得温和、凄凉和美好，觉得好像星星也在亲切而动情地瞧着它，好像世上已经没有邪恶，一切都平安圆满。朝左边看，村旁便是田野，它一望无际，直到地平线，在辽阔的沉浸在月光里的田野上同样没有动静，没有声响。
“问题就在这里，”伊万·伊万内奇重复了一句，“我们生活在闷气拥挤的城里，写写无用的公文，玩玩‘文特’，难道这不也是套子吗？还有，我们在无所事事的二流子、图谋私利而爱打官司的家伙和愚蠢闲散的女人圈子中间消磨我们的一生，我们自己说、也听别人说各式各样的废话——难道这不也是套子？好，如果您愿意听，我就讲一个很有教益的故事给您听。”
“不，该睡了，”布尔金说，“明天再讲吧。”
他们俩走进板棚，在干草上躺下。两个人都已盖好被子，正微微入睡的时候，忽然间响起了轻轻的脚步声：笃泼，笃泼。……有个什么人在离板棚不远的地方走动，走了不多几步就停下，可是过一会儿后又走动了：笃泼，笃泼。……狗吠叫起来了。
“这是玛芙拉在走，”布尔金说。
脚步声渐渐停息了。
“看着别人作假，听着别人说谎，”伊万·伊万内奇翻了一个身说，“别人呢，因为你容忍这种虚伪而骂你傻瓜；忍受委屈和侮辱，不敢公开声明你是站在正直和自由的人们一边，反而自己也撒谎造谣，面带微笑，而且这么做又都是为了有一口饭吃，为了有一个温暖的住处，为了有一个一无价值的官衔——不行，不能再这样生活下去啦！”
“哦，您这是扯到不相干的事上去了，伊万·伊万内奇，”教师说，“我们睡吧！”
过了十分钟左右，布尔金睡着了，而伊万·伊万内奇却不住地翻身和叹气，后来站起身来，重又走出板棚，坐在门口吸起烟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