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8年）

第二天吃早饭时上的菜是可口的小馅饼、龙虾和羊肉饼。正在吃的时候，厨师尼卡诺尔上楼来询问，客人们中饭想吃什么。这个人中等身材，脸胖胖的，眼睛小小的，胡髭刮得光光的，看上去好像不是刀刮的，而是拔掉的。

阿廖兴说，美丽的佩拉吉娅爱上了这个厨师，但他是个酒鬼，性情粗暴，她不愿意嫁他，只同意就这么过日子。他呢，他虔诚信神，宗教信仰不允许他就这么过，他要求她嫁给他，否则他就不干。他在喝醉的时候骂她，甚至还打她。她呢，她躲在楼上哭。在这种情况下，阿廖兴和仆人们就不出门，以便在必要时保护她。

主客三人就此谈论起爱情来了。

“爱情是怎么产生的？”阿廖兴说，“为什么佩拉吉娅不爱上另一个在心灵和外貌上同她更为相配的人，却偏偏爱上尼卡诺尔这个丑八怪（我们这儿大家都叫他丑八怪）？在爱情中个人幸福问题重要到什么程度？——这一切都不得而知，而且可以随便解释。到目前为止，关于爱情只说过一句实在话，那就是：‘爱情是个极大的秘密’，至于人们关于爱情所写所说的其他一切，都不是什么答案，它们只是提出一些至今仍未解决的问题。一种解释看来似乎适合于一种情况，但它却不适合于另外十种情况，依我看，最好是分别解释各种情况，不力求作出概括。应该做到像医生们所说的那样：每个个别情况个别处理。”

“完全正确。”布尔金同意道。

“我们，正正派派的俄国人，对这些至今仍未解决的问题有着一种偏爱。通常人们总是诗化爱情，用玫瑰和夜莺之类的词儿美化它。而我们俄国人呢，我们却用一些不幸的问题来点缀它，而且总是选择其中一些最最乏味的问题。当年我在莫斯科上大学的时候有过一个生活伴侣，一个可爱的女人，每次我把她搂在怀里的时候，她心里想的是我每月会给她多少钱，而买一磅牛肉要多少钱。我们也是这样，我们在恋爱的时候，也不断地向自己提问：这么做是否正派？是聪明还是愚蠢？这样恋爱会导致什么结果？一连串诸如此类的问题。我不知道这么做是否好，不过，我知道这么做叫人败兴，使人不满，惹人生气。”

看样子他像是要讲一件什么事情。举凡单身汉，心里总有一些他们乐于讲一讲的事情。在城里，单身汉们往往特意跑澡堂或者上饭馆，目的只在于聊聊天，有时他们会把一些十分有趣的事讲给澡堂的擦背工或饭馆的招待员听，而在乡下呢，单身汉们常常在自己的客人面前倾吐心曲。此时此刻，窗外只看得见灰蒙蒙的天空和被雨水淋湿的树木，在这种天气无处去，除了讲讲和听听以外没有别的事情可做。

“我住在索菲诺村并从事经营已有很长时间。”阿廖兴开始讲故事，“自大学毕业就干，直到现在。就我所受的教育来说，我是四体不勤娇生惯养的人，而按我的癖性来讲，我是个书呆子。不过，当我来到这儿时，庄园已经欠了一大笔债；由于我父亲借债的部分原因是为供我求学而花了许多钱，所以我就决定不离开这个地方，留下来干直到还清债务。我这么决定了就开始在这里工作起来，不过，说老实话，我心中也感到有点儿厌恶。这里的土地不肥沃，要使农业经营不赔钱，就得利用农奴或雇农的劳动，而这两者几乎是一样的，否则，就得按农民的方式经营我的家业，就是说亲自同家人一起下地干活，中间道路是没有的。不过当初没有仔细考虑。每一小块土地我都利用上了，我把邻村的全部农民和村妇都找来，我这儿的活也就热火朝天地干开了；我自己也耕地播种收割，同时我又觉得乏味枯燥，厌恶地皱眉头，像一只乡下的猫一样，饿得在菜园里吃黄瓜。我浑身酸痛，走路时也会瞌睡。起初我觉得我能够不费力地把劳动生活和我的文明习惯一致起来，我认为，要做到这一点只消在生活上保持某种秩序就行。我住进楼上的正房，安排仆人在早饭和午饭后给我送加上蜜酒的咖啡，晚间我上床睡觉时看《欧洲通报》。可是，有一天我们的牧师伊万神甫来了，他一下子把我的蜜酒全都喝光了；《欧洲通报》呢，也落到了神甫的女儿们手中了，因为在夏天，特别是在割草的季节，我来不及回家上床睡觉，往往在板棚里的雪橇上或者在某个守林人的小屋里就入睡了，哪儿还谈得上看书呢？渐渐地我住在楼下了，我开始在仆人的厨房里吃饭；从我以前的奢侈生活中保留下来的只有当年伺候过我父亲的这些仆人，我不忍心辞退他们。

“我在头几年就被选为这里的荣誉调解法官。有时我得进城去参加调解法官会审法庭会议和地区法庭会议。这倒能使我散散心。不是么，你在这个地方连着住上两三个月，特别是在冬天，你就会思念起黑色礼服来了。在地区法院里有穿礼服的，有穿制服的，还有穿燕尾服的。大家都是法律工作人员，受过共同的教育，想找个人聊聊天有的是。在过了睡雪橇和在仆人厨房里吃饭的日子之后，坐在圈椅里，穿着干净的衫衣和轻便的皮鞋，胸前挂着表链——这可真惬意啊！

“在城里人们热情地接待我，我也乐于结交。在所有的熟人当中，最正经的，说句实话，最合我心意的是地区法庭的副庭长卢加诺维奇。你们二位都认识他，他是一个极其和蔼可亲的人。恰巧是在连续审讯了两天那个著名的纵火案之后，我们都疲倦了，卢加诺维奇看了我一眼说：

“‘怎么样，上我家去吃饭吧。’

“这是没有预料到的，因为我同卢加诺维奇的交情不深，不过是因公相识，而且我从未去过他家。我回旅馆换了一身衣服就去了。在那儿我有幸认识了卢加诺维奇的妻子安娜·阿历克谢耶芙娜，当时她很年轻，最多二十二岁，半年前生了第一个孩子。事情已经过去，现在要我说清她究竟有什么非凡的惹我喜欢的地方，我倒有点儿为难。可是当时在吃饭之际我却十分清楚：我看到了一个年轻、漂亮、善良、有学识而又迷人的女人，一个我以前从未遇见过的女人；我立刻感觉到，她是一个亲近的早已熟识的人，好像是我幼年在母亲的五屉柜上放着的那本照相簿里就已经见过这张脸，见过这双殷勤而又颖慧的眼睛。

“在那件纵火案里被指控的是四个犹太人，人们认定他们是同伙，而依我看来，这是完全没有根据的。吃饭时我很激动，心情沉重，我已经记不得我讲了一些什么话，只见安娜·阿历克谢耶芙娜不住地摇头，她对丈夫说：

“‘德米特利，怎么会是这样的呢？’

“卢加诺维奇是个朴实的老好人，这种人坚持一种看法：如果一个人受到了审判，那他必定是有罪的，而如果要对判决的公正性表示怀疑，那只能按照法定程序用书面提出，无论如何不可在吃饭的时候和在私人闲谈的时候。

“‘我和您没有纵火，’他温和地说，‘所以您瞧，没有审判我们，也没有把我们关进监狱。’

“夫妇俩极力要我多吃多喝一点。从一些小事情上看，比方说，从他们俩一起烧咖啡，从他们彼此只消一开口就能互相理解的情形看，我能够断定他们生活得融洽安乐，喜欢款待客人。饭后，他们俩一起弹钢琴，后来天黑了，我就回家了。这是在早春时节。接下来我在索菲诺村度过了整个夏天，不曾外出，我连想一想城里生活的工夫都没有，然而在那些日子里，我心中却留下了对身材匀称的金发女人的回忆，我并没有想她，但她那轻盈的身影好像已印在我的心坎上。

“晚秋期间城里举行了一次以慈善救济为目的的戏剧演出。我走进省长的包厢（是在幕间休息时邀请我去的），一看，安娜·阿历克谢耶芙娜坐在省长夫人一旁，于是美丽的模样和亲切可爱的眼睛又对我产生了同前次一样的不可抗拒的震撼人心的印象，产生了同样的亲近感觉。

“我们并排坐着，后来走进了休息室。

“‘您瘦了，’她说，‘您生过病了吧？’

“‘是的，我的肩膀受了寒，一到雨天我就睡不好。’

“‘您气色不好。春天，您来吃饭的那天，您更年轻和更精神一些。那天您很兴奋，讲了许多话，您很招人喜欢，老实说，我简直有点儿迷恋上您了。不知什么缘故，在夏天我常常会想起您，今天我动身来剧院时我觉得：我一定会见到您。’

“她说着笑了起来。

“‘可是今天您气色不好，’她又说一遍，‘这使您显得老了。’

“第二天我在卢加诺维奇家里吃了早饭。早饭后，他们要上别墅去料理在那儿过冬的事情。我同他们一起去了，又同他们一起回到城里。午夜我在他们安静的家庭环境里喝茶，这时壁炉里烧着火，年轻的母亲动不动就走出去：看看她的女儿睡得可好。打这以后，我每次进城都一定要去看望卢加诺维奇夫妇。他们同我处熟了，我也同他们处熟了。通常我不需报告就进去，像是自己人一样。

“‘是谁啊？’从远处房间里传来一个拉长了的声音，我觉得这声音很悦耳。

“‘是帕维尔·康斯坦丁内奇。’女仆或者奶妈回答说。

“安娜·阿历克谢耶芙娜出来见我时总面露忧虑的神色，而且每次都问：

“‘为什么您这么长时间没有来？出什么事了吗？’

“她的目光、她伸给我的优美高贵的手，她那件家里穿的连衣裙、她的发型、说话声和脚步声——所有这一切每次都让我产生一种崭新的在我的生活里不同寻常的、了不起的印象。我们常常交谈得很久，也常常长时间沉默不语，各想各的心事，要不她就弹钢琴给我听。如果他们两人都不在家，那我就留下来等，同奶妈闲谈，逗孩子玩，或者去书房躺在一张土耳其式的长沙发上看报；如果是安娜·阿历克谢耶芙娜回来了，我就到前厅迎接她，接过她买来的种种东西，不知为什么，每次我都是亲热地得意洋洋地拿着那些东西，活像一个小孩子。

“有一句俗话：花钱买麻烦，自寻烦恼。卢加诺维奇夫妇本来没有什么操心事，他们就同我交上了朋友。如果我好久不进城，那就是我生病了，或者是我出了什么事，他们就会十分不安。使他们老是感到不安的是，像我这样一个有学问的人，通晓几国语言，不从事科学工作或者写作，却住在乡下，像松鼠踩轮子似的忙个不停，干很多活，却穷得一文不名。他们觉得：我在苦恼和难过，如果说我还有说有笑吃得下东西，那也只是为了掩盖我的痛苦；甚至在我快活的时候，在我心情良好的时候，我也会感觉得到他们探询的目光。每逢我确实心情沉重，某个债主欺我太甚，或者是我没有足够的钱支付到期的欠款时，他们总是特别令人感动：夫妇俩在窗边低声细语商量一阵，接着他走到我面前，表情严肃地说：

“‘如果您，帕维尔·康斯坦丁内奇，眼前缺钱用，那么我和我妻子请求您别客气，在我们这儿拿吧。’

“由于激动他的耳朵都涨红了。有时，他会像我在上面已经说过的那样，在窗口低声细语地同妻子商量一阵之后走到我跟前来，两只耳朵涨得红红地说：

“‘我和妻子一起恳求您收下我们的这一点儿礼物。’

“说着他就给我一副袖扣，一个烟盒，或者一盏灯。我为此也常从乡下给他们送去猎到的飞禽、牛油和花束。顺便说一句：他们俩很富裕。起初一段时间里我常常向别人借钱，而且不太注意选择对象，哪儿能借就在哪儿借；但是，没有任何力量能促使我向卢加诺维奇借钱。不过，这有什么好谈的呢！

“我很不幸。我总是想着她，在家里想，在田野上想，在板棚里也想，我极要了解这个年轻美丽而又聪明的女人的秘密，她嫁给了一个乏味的人，一个几乎是老头的人（她丈夫已经四十多岁），还同他生了孩子；我也极力要了解这个乏味朴实的老好人的秘密，他喜欢议论，他的健全的思想枯燥乏味，在舞会或晚会上他总是站在一些体面的人近旁，精神萎靡，显得是个多余的人，脸上现出恭顺冷漠的神情，仿佛是人家把他带到这儿来卖掉他似的，然而，他相信他有权成为一个幸福的人，有权同她生孩子；我还竭力要了解，为什么她遇上的恰恰是他而不是我，为什么我们的生活中必须发生这种错误。

“每一次进城我总能从她的眼神看出她是在等着我；她自己也向我承认说，她一早就有一种特别的感觉，她猜测着我会到他们家来。我们交谈了很久，也长时间地沉默，可是我们彼此并不承认相爱，而是羞怯地、嫉妒地掩盖这种爱。我们害怕一切会向我们自己揭开我们秘密的东西。我爱得温柔而又深切，可是我思考，我自问，如果我们没有足够力量同我们的爱情斗争的话，那么它会导致什么后果。我觉得难以置信的是，我的这一温柔忧郁的爱情会突然粗暴地中断她丈夫、她孩子、她全家生活的幸福进程，而在这个家里人们是非常爱我和信任我的。这么做正派吗？她会跟我走，可是走向何方？我又能把她带到何处？如果我的生活美好有趣，比方说，如果我在为祖国的解放战斗，或者如果我是个著名的学者、演员、画家，那就是另一回事了，可是现在我只能把她从一个普通平庸的环境里引领到另一个同样平庸或者更加平庸的环境。再说我们的幸福又能维持多久？如果我病了，死了，或者是我们干脆不相爱了，那她又会怎么样呢？

“显然，她也在这样思考着。她想到丈夫，想到孩子，想到她那爱婿如同爱子的母亲。如果她屈服于自己的感情，那她就得撒谎或者说实话，然而处于她的地位，这两种做法会是同样可怕的，不恰当的。折磨着她的还有一个问题：她的爱是否会给我带来幸福？她是否使我的本已沉重不堪、充满种种不幸的生活更加复杂？她觉得，对我来说她已经不够年轻，而要开始一种新生活，她又不够刻苦和刚毅，所以她常对她丈夫说我需要娶一个聪明的、同我匹配、能做我的好主妇和助手的姑娘；不过，她又立刻补充说，在全城都未必能找得到一个这样的姑娘。

“时光在一年又一年地过去，安娜·阿历克谢耶芙娜已经有了两个孩子。在我来到卢加诺维奇的家里时，女仆殷勤地微笑，孩子们叫嚷着帕维尔·康斯坦丁内奇叔叔来了，他们向我撒娇，所有的人都高高兴兴。他们不明白我的心情，以为我也高兴。大家认为我是一个高尚的人。大人和孩子们都感到有一个高尚的人在房间里走动，这就在他们同我的关系上增添了一种特殊魅力，仿佛我在场的时候连他们的生活也更加纯洁美丽了。我和安娜·阿历克谢耶芙娜常常一起去剧院，每一次都是步行；我们并排坐在正厅，肩挨着肩，我默默地从她手里拿望远镜，这时我感觉到：她对我是亲密的，她是我的，我们俩不能分离；可是，由于一种什么古怪的误会，我们一走出剧院就互相道别和分手，如同陌生人一样。城里已经在讲我们了，天知道他们尽说了些什么，不过，他们所说的话没有一句是合乎真相的。

“以后的几年里，安娜·阿历克谢耶芙娜常常离家外出，有时去她母亲那儿，有时去她妹妹那儿。她常常心绪不佳，产生了对生活不满的想法，觉得她的生活已经败坏，在这种时刻她就不愿看到丈夫和孩子。她已经在治神经衰弱症了。

“我们沉默着，一直保持着沉默；有外人在场时，她会对我有一种奇怪的反感，不管我说什么，她总是不同意，而如果我在同什么人争论，那她就站在我的对手一方，如果我掉了什么东西，她会冷冷地说：

“‘我祝贺您。’

“如果我同她一起上剧院忘带望远镜，过后她会说：

“‘我知道您准会忘记带。’

“幸运（也许是不幸）的是：在我们的生活中没有什么迟早结束不了的事情。离别的时刻到了，因为卢加诺维奇被任命为一个西部省份的法庭庭长。家具、马车、别墅—— 一切都该卖掉。我们坐车去别墅，在回家途中我们不时回头，想最后再看上一眼花园和绿色的屋顶。大家都感到凄凉，而我心中明白：不仅仅是同别墅告别。大家决定，在八月底先送安娜·阿历克谢耶芙娜到医生要她去的地方——克里米亚，再稍过些时候，卢加诺维奇就带领孩子们去西部那个省。

“给安娜·阿历克谢耶芙娜送行的人有一大群。她已经同丈夫和孩子们告别，离第三遍铃响只有一刹那时间，我奔进她的包房，要把一个她差点忘了拿的筐子放上行李架，同时也需要告别。就在这个时候，在列车的包房里，我们的眼光相遇了，我们失去了精神力量，我搂住了她，她把脸偎依在我胸前，泪水从她的眼睛里流出；我吻她的脸，她的肩膀、她的被泪水湿了的双手，啊，我和她多么不幸！我向她坦白了我对她的爱。我心里感到火灼一般的痛，我明白了：一切妨碍了我们相爱的东西是多么不必要、多么渺小、多么虚幻。我明白了：如果你在爱，你在考虑到这爱情时就应当以一种比平常意义上的幸福或不幸福、罪孽或美德更高更重要的东西为出发点，否则就根本不必考虑。

“我又吻了她最后一次，握了握她的手，我们就分别了——永别了。火车已经开动了。我坐进了隔壁一个包房（它空着，没有人坐），我坐在那儿哭泣，一直到下一个车站，然后我就步行回索菲诺村。……”

在阿廖兴讲话的时候雨停了，太阳露脸了。布尔金和伊万·伊万内奇走上阳台，看到了花园和河水的美景，河水在阳光下闪亮，像一面镜子。他们欣赏着，同时又为这个眼睛善良而又聪明的人感到惋惜。这个人十分诚恳地向他们讲了一件过去的事情，这个人在这里，在这个巨大的庄园里忙忙碌碌，就像松鼠踩轮子一样忙碌着，却不去做学问或者什么别的工作，以求生活得愉快一些。他们还想到，当阿廖兴在包房里同那个年轻的女人告别，亲吻她的脸和肩膀的时候，她的神情该是非常悲伤的。在城里他们两人都见过她，而布尔金还认识她，认为她很美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