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9年）

代理法院侦查员和县医院医生前去瑟尔尼亚村验尸。途中他们遇上了暴风雪，绕了好长时间，只是在天色已经发黑的黄昏时分才到达目的地，而原先他们是想在中午抵达的。他们在地方自治局的一个小木屋里住下过夜。正好就在这儿，在这个小木屋里摆着一具尸体，地方自治局的保险代理人列斯尼茨基的尸体。三天前，这个人来到瑟尔尼亚村，他在小木屋里安顿下来后吩咐人送茶炊，但完全出人意外的是：他开枪自杀了。他的死有点儿蹊跷：在茶炊旁喝茶的时候，桌子上还放着一些下酒菜，这情况使许多人有理由怀疑是凶杀，需要验尸。

医生和侦查员在门厅里顿脚抖去身上的雪，村警伊里亚·洛沙丁站在他们身旁，这是一个老头儿，他手拿一只小铁皮灯给他们照明。有一股浓重的煤油气味。

“你是谁？”医生问。

“寸警，……”村警回答说。

他就连在邮政局里签名也是这么写的：寸警。

“见证人在哪里？”

“该是喝茶去了吧，老爷。”

右边是一个干净的房间，是“客房”，或者说是老爷住的房间，左边是一间杂物房，里面有一个大炉子和一张宽木床。医生和侦查员走进那个干净的房间，村警跟在他们身后，他高高举着那盏小灯，高过了头。在地板上，在桌腿旁，一动不动地躺着一具长长的尸体，上面盖着一块白布。在小灯的微弱光线下，除了白遮布外，可以清楚地看见的还有一双崭新的胶皮套鞋。这儿的一切都令人感到不舒服，令人恐怖：暗黑的墙壁、寂静的气氛、套鞋、纹丝不动的尸体。桌上放着一个早已冷却的茶炊，茶炊周围放着一些纸包，包里大概是一些下酒菜。

“在地方自治局的小木屋里开枪自杀，真是不识分寸！”医生说，“有兴致向自己额头放一枪，那满可以在自己家里干，在一个什么杂物房里。”

他像进房间时一样戴着帽子，穿着皮大衣和毡靴。他在一条长凳上坐下，他的旅伴——侦查员——坐在他对面。

“这些歇斯底里患者和神经衰弱患者是一些十分自私自利的人，”医生悲愤地继续说，“如果一个神经衰弱者同您住在一个房间里，他会把报纸翻得沙沙响；如果他跟您一起吃饭，他会同他的妻子吵架，不会因您在场而不好意思；如果他有兴致自杀，那他就在村子里、在地方自治局的小木屋里自杀，给大家多惹些麻烦。这些老爷在任何场合想到的只是自己，只是自己！正因为这样，老人们才不喜欢我们这个‘紧张的时代’。”

“老人们不喜欢的事情可多着呢，”侦查员打着呵欠说，“您该向老人们指出，从前的自杀与现在的自杀完全不同。从前的所谓规矩人自杀是因为盗用了公款，现在的呢，却是因为活厌了，是因为苦恼。……哪一种更好一些呢？”

“活厌啦，苦恼啦，不过，您得同意，完全可以不在地方自治局的小木屋里自杀。”

“真不幸，”村警说，“真不幸，活受罪。大家都安不下心来，老爷，已经第三夜不睡觉了。孩子们哭哭啼啼。该给母牛挤奶，可是娘儿们不去牛棚，她们害怕：老爷可别在黑暗中显灵。当然，娘儿们蠢，可是，有些男子汉也害怕。一到黄昏，他们就不单独在小木屋旁边走，总是要结伴一起走。那些见证人也是这样。……”

医生斯塔尔琴科是一个中年男子，胡子黑黑的，戴一副眼镜；侦查员雷任长着一头淡黄色头发，他尚年轻，大学毕业才两年，与其说他是个官，不如说他像个大学生。他们俩默默坐在那儿，想出了神。他们因来晚了而感到懊恼，现在可得在这个地方过夜，等天亮。可是，此刻才五点多钟，他们眼前出现了漫长的傍晚，接下来又是漫长的黑夜，烦闷无聊，他们想到了不适意的床铺、蟑螂和清晨的寒冷。听着暴风雪在阁楼上和烟囱里哀号，他们两人想到这一切多么不像他们愿意过的生活，多么不像他们从前梦想过的生活，想到他们自己和他们的同龄人相距有多远，那些人如今正走在城里灯火通明的街道上，根本不注意恶劣的天气，或者此时此刻他们正打算到剧院去看戏，或者正坐在书房里看书。啊，现在医生和侦查员真是乐于付出昂贵的代价，但求能够在涅瓦大街或者在莫斯科的彼得罗夫卡散散步，听听悦耳的歌唱，在饭馆里坐上一两个钟头。……

“呜—呜—呜！”暴风雪在阁楼上唱着；户外有一样什么东西，也许是地方自治局的小木屋上的那块招牌，在恶狠狠地发出乒乒乓乓的响声。

“随您的便，我可不愿意留在这个地方，”斯塔尔琴科站起来说，“才五点多钟，睡觉太早，我出去一趟。冯·陶尼茨就住在这一带，不远，离瑟尔尼亚村总共才三俄里。我要上他家去，在那儿度过这个晚上。村警，你去，对马车夫说别卸马。您有什么打算？”他问雷任。

“我不知道。想必是躺下睡觉吧。”

医生用皮大衣裹紧身子，走出去了。听得见他同马车夫说话的声音，还有铃铛在受冻了的马脖子上颤动的声音。他走了。

“老爷，你在这儿过夜可不合适，”村警说，“你到那边的房间去睡吧。那儿不干净，不过，只住一夜，没什么。我这就去，问庄稼人要一个茶炊来，给它生上火，在这里我给你多铺上一些干草，你睡觉就是了，老爷。”

过一会儿，侦查员坐在杂物房里，在桌边喝茶，村警洛沙丁站在门口说着话。这是个六十开外的老头儿，个子不高，很瘦，腰弯背曲，白发苍苍，面露纯朴的笑容，两眼渗着泪水。他老是咂嘴，好像吃着冰糖葫芦似的。他穿着一件短皮袄，脚上是一双毡鞋，手中总捏着一根拐棍。显然，侦查员年轻这一点引起了他的同情，也许正是因为这个缘故，他讲话时才对他以“你”相称。

“乡长费奥多尔·马卡雷奇关照过：区警察局长或者侦查员一到村里，我就得向他报告，”村警说，“就是说，就这么一回事，我现在该走了。……到乡里有四俄里路，暴风雪，路上积雪很多，大概，最早我也得在半夜里才能走到。听，‘呜呜呜’地叫得好厉害。”

“我不找乡长，”雷任说，“这儿没有他的事。”

他好奇地打量着老人，问道：

“告诉我，老大爷，你当村警有多少年了？”

“多少年？有三十年左右了。自由后过了五年我就开始当差了。你算算，打那时起我就每天跑路。人家有休息日，我一直在奔忙。外面已经在过复活节了，教堂里响着钟声，基督复活了，可是我还背着个背包儿。我去地方国库，去邮局，去区警察局局长家，去地方书记那儿，去税务局督察官那儿，去管理局，去地主老爷家，去庄稼人那儿，去所有的正教徒家。我送邮包，送传票，送纳税通知书，送信件，送各种各样的单据表格。是啊，好老爷，如今时兴这些表格，有黄色的、白色的、红色的，要填写数目字，每位老爷，或者神甫，或者有钱的农民，每年必须填上十来回：种了多少，收了多少，黑麦有多少石或者多少普特，燕麦有多少，干草有多少，天气怎么样，还有，各式各样的虫子也都得填写上。当然是随你写，这只是一种形式，可是我就得奔忙，发表格，收表格。比方说，眼前这位老爷，不必开膛破肚，你自己心里明白，这么做是白费劲，只会把手弄脏罢了，可是你老爷还得费心，跑到这儿来，就因为有这个形式，你拿它没有办法。为这形式我走了三十年。夏天倒还可以，暖和，干燥，可是一到冬天或者秋天就不方便了。我遭过水淹，挨过冻，什么都经历过。一些坏人在树林里抢过我的背包，一些人狠揍过我，我还受过审判。……”

“为什么受审判？”

“为了诈骗。”

“怎么为了诈骗？”

“是这么一回事。文书赫里桑夫·格里戈里耶夫把别人的木板卖给了包工头，他这是诈骗。我也给牵连进了这个案子，因为他们打发我上饭铺去买酒；其实，文书并未分钱给我，连一杯酒也没有请我喝过，可是我穷，看外表是个不可靠的人，无用的人，对我们两人都进行了审讯。他坐牢了，我呢，上帝保佑，依法宣布我无罪。法庭上念了这个公文，所有的人都穿着制服。我这是说在法庭上。我跟你说吧，老爷，我们这份差事，上帝保佑，千万别叫没干惯的人去干，那简直是倒霉。可是我们这些人干起来倒也没有什么。不走动走动的话，两只脚还会痛。待在家里对我们来说更糟糕。待在乡公所里不出去的话，你就得给文书生火，给文书送水，给文书擦皮靴。”

“你薪水有多少？”

“一年八十四个卢布。”

“恐怕总会有一些小外快。不会没有吧？”

“有什么外快呀！现在的老爷们很少赏酒钱。现在这年头老爷们都很凶，老是生气。你送公文给他，他生气；你在他面前脱下帽子，他生气。他说，‘你走错门儿了’，他说，‘你有一股子葱臭味’；他说，‘狗崽子’。不错，和气的老爷也有一些，可是你从他们那儿又能得到什么呢？他们只是开开玩笑，给你起各式各样的绰号。就拿阿尔图头老爷来说吧，人挺和气，看上去他不酗酒，正正常常的，可是他一见着我，就会大声叫嚷，连他自己也不知道叫些什么。他给我起了个外号，他说，你这个……”

村警说了一个什么字，可是声音很轻，听不清楚是个什么字。

“什么？”雷任问，“你再说一遍。”

“行政当局！”村警大声重复了一遍，“他早就这么叫我了，快六年了。‘你好，行政当局！’不过，我倒是无所谓，随他去吧，求上帝保佑他。偶尔会遇上个太太，她会吩咐人给我一小杯酒和一块馅饼，我呢，我就为她的健康干杯。庄稼人给东西给得多一些，庄稼人是厚道些，敬畏上帝：有人给一些面包，有人给点白菜汤喝，有人还会请你喝上一盅。乡长们总是在饭铺里请客喝茶。刚才证人们也都去喝茶了。临走时他们说：‘洛沙丁，你代我们在这儿待一会儿，看守一会儿。’他们每个人都给了我一个戈比。他们感到害怕，因为不习惯。昨天他们给了我十五个戈比，还请我喝了一杯酒。”

“难道你不感到害怕？”

“害怕，老爷，不过，这就是我们的工作，差事么，躲避不了的。今年夏天，我押着一个犯人进城去，他狠狠地揍了我一顿！揍了再揍！四下里尽是田野和森林，你躲避得了吗？眼下这件事也是这样。这位列斯尼茨基老爷，我还好生记得他呢！他父亲我也认识，还有他母亲。我是涅多绍托瓦村的人，列斯尼茨基老爷家离我们村不超过一俄里路，甚至更近一些，就在眼前。列斯尼茨基老爷有个未出嫁的姐姐，她敬神，心地仁慈。主啊，让你的奴隶尤利娅的灵魂安息吧，让它永生吧！她没有出嫁，临死前她把全部家财都分了，送给修道院一百俄亩土地，送给我们涅多绍托瓦村的农民村社二百俄亩，以追念她的亡灵。可是她的弟弟，就是这位老爷，他把文书藏了起来，据说是他放在火炉里烧掉的。他把所有的土地都占为己有。他以为，这对他有好处，可是，不行，别高兴得太早，在世上是不能靠诈骗生活的。后来这位老爷二十年没有忏悔，不上教堂，就这样，他没有忏悔就死了，垮台了。他太胖了，胀破皮了。后来，从少东家手里，也就是从谢廖扎手里，人家把全部家产拿走抵债，一点儿也没剩下。他呢，书没有读好，什么事都干不了，于是他舅舅，地方自治局执行处主席，心里寻思：‘我把他，把谢廖扎弄来当代理人，让他做保险工作，这种事情很容易做。’可是，少东家高傲得很，他要过得阔绰些、神气些、自由此，所以，叫他坐在一辆破板车上在县里奔波，跟庄稼人交谈，他感到委屈，走路时老瞧着地面，一句话也不说；如果你凑着他耳朵叫一声‘谢尔盖·谢尔盖伊奇！’他就这么回过头来说一声‘啊？’接下来他就又瞧他的地面了。现在，你瞧，他竟自杀了。这不合适，老爷，不对头。简直弄不懂这世道是怎么一回事，慈悲的主啊！不错，你父亲有过钱，你穷，你感到委屈，不过，那又有什么呢，你得慢慢习惯起来才对。从前我也生活得挺好，老爷，我有过两匹马，三头奶牛，养过二十来只羊，可是到头来只剩下了一个小背包，而且就连这个小背包也不是我的，是公家的。如今在我们涅多绍托瓦村里，说实在话，我的房子是最糟的。这就是人们经常说的：当初莫凯有过四个仆人，可现在莫凯自己成了仆人；彼得拉克本来有过四个雇农，现在呢，彼得拉克本人是个雇农。”

“你怎么会穷下来的呢？”侦查员问。

“我几个儿子喝酒太凶，就那么喝呀喝的，没法说，你不会相信。”

雷任听着村警讲，心里却在想：他雷任迟早要回莫斯科，而这个老头儿却要永远留在这个地方，永远奔忙。他雷任在这一生中还将遇见许多这种穿着破衣烂衫、多年不梳头发的“无用的”老头儿，在这种人的心里，一枚十五戈比的银币、一小杯酒以及深信在世上靠诈骗是不能生活的信念——这一切都以某种方式牢牢联系在一起。过了一会儿，雷任听腻了，就吩咐拿干草来铺床。客房里有一张铁床，上面放着枕头和被子。本来可以把这张床从客房里搬过来用，可是死人已在床边躺了差不多三天，而临死前他可能还在这张床上坐过，所以现在要躺在这床上会感到不快。……

“现在还只有七点半，”雷任看了一下表后想道，“太糟糕了！”

他没有睡意，但又没有什么可以消磨时间的事情做，他就在干草上躺下，盖上毯子。洛沙丁收拾茶具，出出进进了好几次，他咂着嘴，唉声叹气，在桌子旁来回转，后来他终于拿着那盏小灯走出去了，雷任在他身后看着长长的白发和伛偻的身躯，想道：“好像是歌剧中的魔法师。”

天黑了。云彩后面大概躲藏着月亮，因为可以清清楚楚地看到窗户和窗框上的雪。

“呜—呜—呜！”暴风雪在歌唱，“呜—呜—呜！”

“老—天—爷啊！”阁楼上有个女人在哀叫，要不就是听来觉得如此，“我—的—老—天—爷啊！”

“砰！”外面有什么东西敲着墙。“砰！吧嚓！”

侦查员仔细倾听，没有什么女人在哀叫，是风。他感到阴冷，就在毛毯上加盖一件皮大衣暖暖身体，他想道，这一切：暴风雪、小木屋、老头儿。隔壁房间里的尸体——这一切同他希望中的生活相距太远了，这一切对他来说太格格不入了，太渺小，太没有意思，如果这个人在莫斯科或者在莫斯科郊区的某处自杀而必须进行侦查的话，那就会是一件有意思的重大的事情，也许，同尸体比邻而睡甚至会骇人听闻。可是，在这儿，在这个远离莫斯科上千俄里的地方，这一切就好像有了另一种解说，这不是生活，不是人，而只是一种像洛沙丁所说的“依形式”而存在的什么东西，这一切在雷任的记忆里不会留下一丁点儿痕迹，而他的车子一出瑟尔尼亚村，这一切马上就会忘光。祖国，真正的俄罗斯——这是莫斯科，是彼得堡，而这里是内地，是移民区。每逢你渴望起作用并成为一个有声望的人，比如说，做一个承办重大案件的侦查员或者地方法院的检察长，做一个社交界的名士，你一定会想到莫斯科。如果要过日子，那就得在莫斯科，而在这儿什么也不想要，容容易易就安于做一个不显眼的角色，而期待于生活的也只有一件事，那就是尽快离开。此刻雷任在想象中驰骋在莫斯科的大街，出入于友人的门庭，会见亲人和同学。他想到，他现在二十六岁，如果他能挣脱这个地方，过上五年或者十年，到莫斯科去，那也并不算迟，还有整整一辈子的生活留在前面—— 一想到这些，他的心舒适地缩紧了。他陷入了昏昏欲睡的境界，思想开始紊乱，他想象起莫斯科法院的长廊，想象到他自己正在发表演说，想象到他的姐妹、乐队，但这乐队不知为什么老是发出一种低沉单调的声音：

“呜—呜—呜！呜—呜—呜！”

“砰！吧嚓！”又响起了这种声音，“砰！”

他忽然想起，有一天他正在地方自治管理局同一个会计员讲话，一个黑眼黑发的瘦瘦的脸色苍白的先生走近办公桌。这人的眼神令人不快，一些午睡过久的人都有这种眼神，它使他那张清秀聪颖的脸破相了。他脚上的那双高统靴也跟他不相称，显得粗糙。会计员介绍说：“这是我们地方自治局的保险代理人。”

“原来他就是列斯尼茨基，……就是他，……”雷任现在明白了。

雷任回想起列斯尼茨基轻轻的说话声，想象他走路的样子。这时，他觉得在他身旁眼下正有一个人在走动，就像列斯尼茨基的步态一样。

突然他感到害怕，禁不住打了个寒噤。

“是谁？”他惊慌地问道。

“是我，‘寸警’。”

“你有什么事？”

“老爷，我是来请教。您刚才说您不找乡长，可我担心他会生气。他吩咐过我去一趟。莫非应该去一趟？”

“去你的吧！讨厌，……”雷任懊恼地说，他重又盖好毛毯。

“你可别生气啊。……我去了，老爷，祝你平安。”

洛沙丁走了。前堂里有人在咳嗽和低声说话，想必是证人们回来了。

“明天我们早一些放这些可怜人走，……”侦查员想道，“天一亮我们就验尸。”

他刚入睡，忽然又响起了什么人的脚步声，不过这不是畏畏缩缩的脚步声，而是急促的过于吵闹的。房门砰地一响，接着就是说话的声音，划火柴的声音。……

“您睡了？您睡了？”医生斯塔尔琴科一根又一根地划着火柴，急忙而又气恼地问道。他全身是雪，冒出一股寒气，“您睡了？起来，我们一起到冯·陶尼茨家去。他派马车来接您了。去吧，在那儿您至少可以像个人一样的吃顿晚饭，睡上一觉。您瞧，我亲自来接您了。全是骏马，花二十分钟我们一定可以到达。”

“现在几点钟？”

“十点一刻。”

昏昏欲睡的雷任心感不满，但他穿上了毡靴和皮大衣，戴上皮帽和围巾，跟医生一起走出户外，并不寒冷，但刮着刺骨的大风。风沿着马路卷起一股股雪花，好像是这些雪花受了惊吓正在逃跑。围墙边和门廊旁已经积起了高高的雪堆。医生和侦查员坐上雪橇，一身雪白的车夫向他们弯下腰去扣上盖膝头的绒毡。他们两人都感到暖和。

“赶车吧！”

他们坐着雪橇穿过村子。“‘翻起一条条松软的犁沟，’……”侦查员懒洋洋地想道，他看着拉边套的马迈动四条腿。所有的农舍里都亮着灯，就像是在大节日的前夕似的，但实际上是农民们都没有睡，他们害怕那个死人。车夫闷闷不乐，一言不发，想必是他刚才在地方自治局的小木屋旁等得厌烦了，而现在他也在想着那个死人。

“陶尼茨一家人，”斯塔尔琴科说，“知道您留在小木屋里过夜，他们冲着我问，为什么我不带您一起去。”

在村口转弯处车夫忽然拼命大叫一声：

“让路！”

有个人一闪而过，走下路面后此人站在齐膝深的雪中，瞧着这辆三套马雪橇。侦查员看到了一根弯柄拐棍，一个挂在腰间的背包，他觉得，这人是洛沙丁，甚至觉得，他在微笑。这个人闪现一下后就消失了。

他们的雪橇先是沿着树林的边沿走，后来驶上了一条伐树辟出的通道。他们眼前闪过一些古老的松树，一片小白桦树林，一些高高的多节的新橡树，它们孤单地耸立在一片不久前才砍掉树木的空地上，可是转眼间一切都在空中和雪雾中混成了一片。车夫说他看得见树林，侦查员呢，他什么也看不见，只看见那匹拉边套的马。风朝着他们的背脊吹。

马突然停住了。

“喂，怎么啦？”斯塔尔琴科怒冲冲地问。

车夫默默地从座位上爬下，开始用脚后跟着地绕雪橇快跑，他跑的圈子越来越大，人离雪橇也越来越远，很像他是在跳舞似的。他终于跑回来了，坐上雪橇，朝右转弯。

“迷路了，是吗？”斯塔尔琴科问。

“没—什—么。……”

出现了一个小村子，村里没有灯火。接着又是树木，田野。又迷路了，车夫又从赶车人的座位上爬下，“跳舞”。这辆三套马的雪橇在一条黑暗的林荫道上跑，跑得很快，那匹烈性的拉边套的马不住碰着雪橇的前部。在这儿，树木喧嚣着，很可怕，四周黑得什么也看不见，好像是他们正在向一个深渊飞去。突然间，入口处和窗子里的明亮灯光袭人眼睛，听到了善意的忽高忽低的狗叫声和人们的说话声。……总算到了。

他们在前厅里脱下皮大衣和毡靴，楼上在弹钢琴，弹的曲子是《Un petit verre de Clicquot》，还听得见孩子们的顿脚声。古老奢华的内室里常有的那种温和的气息立刻向客人们扑来，不管户外是什么样的天气，在这种地方总是温暖宜人，干干净净，舒舒服服。

“太好了。”冯·陶尼茨握着侦查员的手说，这是一个脖颈粗壮的胖子，留着一把络腮胡子。“太好了。欢迎欢迎，很高兴认识您。可不是么，我们多少还是同行呢。从前我当过助理检察长，然而工作时间不长，总共才两年。后来我到这儿来料理家业，也就在这里渐渐衰老起来。总而言之，我是一个糟老头子。欢迎欢迎。”显然，他在压低嗓门，免得说话声太响；他陪客人一起上楼，接着说：“我没有妻子，她过世了。现在我来介绍一下，这是我的几个女儿。”说完他转身朝楼下大声嚷道：“吩咐伊格纳特，明天早晨八点钟以前把雪橇准备好！”

他的四个女儿都在大厅里。她们都是妙龄少女，相貌俊俏，都穿着灰色衣裙，发式也都是一样的；她们的表姐也在大厅里，她年轻，招人喜欢，带着几个孩子。斯塔尔琴科已经认识她们，他立刻请她们唱歌，有两位小姐再三说明她们不会唱歌，又没有乐谱，后来那位表姐在钢琴旁坐下，她们就用颤动的嗓音唱了《黑桃皇后》里的二重唱。又弹奏起《Un petit verre de Clicquot》，孩子们都跳起来，顿脚打拍子。连斯塔尔琴科也跳了起来。大家哈哈大笑。

后来孩子们告辞了，她们去睡觉了。侦查员有说有笑，跳着卡德里尔舞，巴结着小姐们，然而他心里却在想着：这一切莫非是梦？原先是：地方自治局小木屋里的一间杂物房，墙角里一堆干草，蟑螂爬动的沙沙声，令人厌恶的极其贫苦的环境，见证人说话的声音，风，暴风雪，迷路的危险；而现在：突然间出现了这些豪华敞亮的房间，钢琴声，美女，鬈发的孩子，幸福的欢笑声——这种转变在他看来像是神话，而且难以置信的是：这种转变竟可能在三俄里之间和一小时之内发生。于是一些枯燥乏味的想法不让他寻欢作乐，他一个劲儿地想：这全然不是生活，而只是生活的零星片断，这里的一切全是偶然的，不能从中作出任何结论；他甚至惋惜起这些姑娘来，她们生活在这个穷乡僻壤，在远离文化中心的内地，在这个地方了结她们的一生；而在文化中心呢，那里没有什么事情是偶然的—— 一切都是有理性的合法的，比如说，任何一次自杀都是明明白白的！它为什么发生，它在总的生活过程中具有什么意义—— 一切都可以说明。他认为，如果在这里，在穷乡僻壤，周围的生活在他是不可理解的，而且他也看不见生活，那就是说：这里压根儿就没有生活。

吃晚饭时谈到了列斯尼茨基。

“他抛下了妻子和孩子，”斯塔尔琴科说，“如果我做得了主，我会禁止神经衰弱者和神经系统不正常的人结婚，我会剥夺他们繁殖他们这类人的权利和机会。把一些神经有病的儿童生下世来是一种犯罪行为。”

“不幸的年轻人，”冯·陶尼茨轻声地叹着气摇头说，“一个人要最后下决心结束自己的生命，……年轻的生命，他事先得怎样反复考虑和体验怎样的痛苦啊！每个家庭里都可能发生这样的不幸，这是可怕的。这是难以忍受的，难以忍受的。……”

所有的姑娘都默默地神情严肃地听着，瞧着她们的父亲。雷任感到，他也该从自己的角度说一些什么，可是他又想不出什么话来，只说了一句：

“是的，有些自杀是一种不必需的现象。”

他睡在一个暖和的房间里，在一张软和的床上，盖着被子，下面铺着一条新洗净的细布床单，可是他不知为什么并不感到舒适；也许，这是因为医生和冯·陶尼茨长时间地在邻室里谈话，而在上方，在天花板的上方和在烟囱里，暴风雪同样在喧嚣和哀叫，如同在地方自治局的小木屋里一样：

“呜—呜—呜！”

冯·陶尼茨两年前丧偶，对此他一直到现在还不能适应；不管说到什么，他每次都要提及他的妻子；在他身上已经丝毫没有检察官的影子了。

“难道有朝一日我也会落到这种地步？”昏昏欲睡的雷任隔墙听着他委婉的孤儿般的声调想道。

侦查员睡得并不安宁。很热，不舒服，因此他在睡梦中觉得自己不是在冯·陶尼茨家里，不是睡在一张软和干净的床上，而是仍然睡在地方自治局小木屋里的干草上，听得到证人们的低声说话。他觉得列斯尼茨基好像就在附近，在离他十五步远的地方。他在睡梦中又想起那个地方自治局的保险代理人，黑发，脸色苍白，穿着一双扑满尘土的高统靴；想起他怎样走到会计员的办公桌旁，“这是我们地方自治局的保险代理人。……”接着他眼前又出现一种情景：仿佛是列斯尼茨基和村警洛沙丁肩并肩地走在田野上，走在雪地里，互相搀扶着，暴风雪在他们头上飞舞，风吹打着他们的背脊，他们两人边走边唱：

“我们走啊，我们走，我们走。”

老头儿像歌剧里的魔法师，他们两人确实在唱，像在剧院里似的：

“我们走啊，我们走，我们走。……你们养尊处优，你们那儿亮堂，你们那儿暖和，我们迎着严寒，迎着暴风雪，在深雪中走。……我们没有安宁，没有欢乐。……我们承担着这生活的全部痛苦，我们的和你们的。……呜—呜—呜！我们走啊，我们走，我们走。……”

雷任醒了。他坐在床上，一个多么纷乱的噩梦！为什么保险代理人和村警会一起被梦见！真荒唐！此刻雷任的心跳得厉害，他双手抱头坐在床上，他觉得，在生活中，在这个保险代理人和这个村警之间确实有着某种共同的东西。在生活中他们是不是也互相搀扶着肩并肩地走？在这两个人之间存在一种肉眼看不见的、然而却是重要的必然的联系，这种联系甚至在他们和陶尼茨之间，在所有的人们之间也存在着。在这个生活之中，甚至在最偏僻的地方，任何事情都不是偶然的，什么都充满着一个总的观念，什么都具有同一个灵魂、同一个目标，而要理解这一点，光是思考和议论是不够的，想必还需要有一种洞察生活的才能，但显然并非人人都具有这种才能。只有认为自己的生存是偶然的人，才会认为那个不幸的、伤心断肠的、自杀的、被医生称为“神经衰弱者”的人和那个毕生奔走于他人之间的农民老头都是偶然的，都是生活的零星片断；而对那个认为自己的生活是一个有机体的一部分，并且理解这一点的人来说，他们则是这个奇妙而合理的整体的组成部分——雷任这么想着。这是一个早已隐藏在他内心的思想，只不过是现在它才在他的意识里充分而又清楚地显示出来了。

他躺了下去，开始入睡；忽然，他们又在一块儿走着，他们唱：

“我们走啊，我们走，我们走。……我们从生活中拿取的是最艰难最痛苦的东西，而把轻松和欢乐留给你们，因此你们在吃饭的时候才可以冷淡和合理地议论我们：为什么我们受苦和死亡，为什么我们不像你们一样健康和满足。”

他们所唱的东西雷任在以前也曾想到，不过这想法在他的头脑里不知为什么总是藏在别的想法后面，像大雾天气里远方的灯火一般，畏缩地忽隐忽现。他感到，这自杀和农民的痛苦也使他耿耿于心。这些人屈从命运，承担着生活中最艰难最黑暗的一切——容忍这种状况多么可怕呀！容忍这种状况，同时又巴望着自己能在幸福而满足的人们中间过光明而热闹的生活；不断地巴望这种生活，——那就意味着巴望新的自杀，巴望那些被劳动和忧虑压得喘不过气来的人或者那些软弱的被遗忘的人一次又一次自杀。关于这许多人，人们只是偶尔在晚餐席间才谈及，有时是怀着恼恨，有时则进行讥诮，可是并不给予帮助。……接着雷任又听到：

“我们走啊，我们走，我们走。……”

仿佛有人在用小锤子敲打着他的太阳穴。

第二天他一清早就给嘈杂声惊醒了，头胀痛。隔壁房间里冯·陶尼茨在大声对医生说：

“现在你们不能走。您看看，外面是什么天气！您别争了，您最好去问一问车夫：在这种天气给他一百万他也不会赶车送您。”

“可是只有三俄里路啊。”医生恳求说。

“哪怕半俄里也不行。不行就是不行。您的车子一出大门，马上就是一片漆黑，立刻就会迷路。随您怎么样，我决不放您走。”

“到傍晚这场暴风雪想必会停了。”一个正在生炉子的农民说。

医生在隔壁房里开始讲起严峻的自然环境，说它影响了俄罗斯人的性格；讲到漫长的限制自由活动的冬季，说它阻碍了人们的智力发展。雷任听着这些议论感到烦躁，他瞧着窗外围墙边积起的雪堆，瞧着那白色雪尘，它布满了整个肉眼可见的空间，瞧着那些绝望地向左右弯曲的树木，听着风的呼啸声和碰击声，他忧闷地想道：

“哎，有什么寓意可以由此引申出来呢？一场暴风雪而已，不过如此。……”

中午他们吃了早饭，接着就在屋里无目的地来回踱步。他们向窗户走近。

“列斯尼茨基还在那儿躺着呢，”雷任暗想，他看着在雪堆上狂乱打转的风绞雪，“列斯尼茨基还躺着，证人们都在等着。……”

大家谈到了天气，说暴风雪一般只持续两个昼夜，很少会更长。六点钟大家吃了午饭，接着是打牌，唱歌，跳舞；最后又在一起吃了晚饭。一天过去了，大家都躺下睡觉。

夜间，在拂晓时分，风雪停息了。人们起身后看看窗外，光秃秃的枝条稍微下垂的柳树纹丝不动，天色阴沉，四周寂静，仿佛大自然现在在为自己的肆虐横行感到羞愧，在为自己疯狂了两夜放纵了自己激情而感到羞愧。从早晨五点钟起，已经套上车的马儿就排成纵列等候在台阶边了。天色大亮的时候，医生和侦查员穿上皮大衣和毡靴，告别主人走出屋来。

在台阶旁并排站着已经认识的“寸警”伊里亚·洛沙丁和车夫。“寸警”没有戴帽子，肩上挂着一只旧皮包，身上沾满了雪。红红的脸上汗水满面。一个仆人走来扶客人们上雪橇，把他们的腿盖好，他严厉地看着洛沙丁，说：

“老鬼，你站在这儿干什么？滚开！”

“老爷，大伙儿心里不踏实，……”洛沙丁说，满脸洋溢着纯朴的笑容，他显然很满意：他终于看到了他久久等候的人。“大伙儿心里很不安，孩子们在啼哭。……老爷，大家都以为你们回城去了。……发发慈悲吧，我们的恩人。……”

医生和侦查员什么话都不说，坐上雪橇，到瑟尔尼亚村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