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里死了人，县里的侦讯官和医师到下面了解情况，农村的愚昧、落后和野蛮让他们触目惊心。整篇小说中弥漫着一股“再也不能这样下去了”的反抗气氛。

绥沃涅亚村死了人。法院的代理侦讯官和本县的医师一起坐上雪橇，准备赶到那里去验尸。路上，他们遇到了暴风雪，绕了很久的路，才在天黑时到达目的地，而他们原本希望中午就能到那儿的。当晚，他们住在地方自治局的一间小木屋里。巧合的是，那具尸体就摆在这间小木屋里，死者里瑟涅茨齐是保险公司的代理人。三天之前，这个人来到绥沃涅亚村，暂住在地方自治局的这间小木屋里。听说他是开枪自杀的，但令人大惑不解的是，在此之前，他还曾经叫人给他送过茶壶。小木屋里的桌子上还摆着茶壶和各种凉菜。也就是说，他是在摆好这些东西之后才自杀的，这令许多人都觉得不可理解。所以，他们都怀疑他并不是自杀而死的。于是，验尸就在所难免了。

医师和侦讯官走进前堂时，先抖了抖身上的雪，又跺了跺脚。站在他们旁边的是一位老人，这位老人是一名乡村警察，名叫依利亚·罗赛利，他手里正提着一个散发着浓浓的煤油味儿的小铁皮灯，给他们照亮。

“你是干什么的？”医师问老人。

“巡警。”乡村警察回答，他在邮政局签名时用的也是“巡警”这个名称。

“证人呢？”

“大概都去喝茶了，老爷。”

右边的房间很干净，是专为老爷准备的“客房”。左边是个杂物间，里面还摆了一个大炉子和一张高板床。医师和侦讯官走进右边那个干净的房间。乡村警察把那盏小油灯高举过头顶，跟在医师和侦讯官身后。这里的地板上摆着一具长长的尸体，上面盖着一条白色的床单，尸体旁边是一张桌子。借着那盏小油灯的微光，还可以在那条白色的床单下看见一双新的胶皮套鞋。屋里一片寂静，墙壁是乌黑的，再加上那张套鞋和那具一动不动的尸体，都给人一种阴森的感觉，令人非常不舒服。桌子上摆着茶壶，只是茶壶早已变凉。茶壶周围还放着一些纸包，里面包的也许就是人们所说的凉菜吧。

“死者为什么会在地方自治局的小木屋里开枪自杀呢？真叫人百思不得其解！”医师说，“既然他打算让自己的脑袋吃枪子儿，那他就该把地点选在自己家里，比如在自家的杂物间里。”

他没有摘下帽子，也没有脱下皮大衣和毡靴，径直坐到了一条长凳上。他的同伴侦讯官则在他对面坐了下来。

“这些神经病患者和神经过敏者，都是不折不扣的自私鬼。”医师苦恼地说，“如果您跟一个神经过敏者住在同一个房间里，您会发现他可以无所顾忌地翻报纸，而不会担心报纸发出的沙沙声会影响到您；如果您跟一个神经过敏者一起吃饭，您会发现他可以旁若无人地跟他的妻子吵嘴。即便这个神经过敏者想要开枪自杀，他也会把地点选在地方自治局的小木屋，不然大家就不会有这么多麻烦了。这些老爷呀，无论是在什么情况下都只想着自己，根本不会替别人着想！正是因为这些人，我们这个时代才被老人们讨厌地称为‘神经的时代’。”

“说到老人们讨厌的事儿，那可多着呢，”侦讯官一边说一边打哈欠，“只是老人们并不全知道而已，就说现在的自杀吧，它跟以前的自杀还不一样呢。从前的自杀者，基本上都是上流社会的人，他们自杀的原因无非是挪用公款什么的。可是现在不同了，自杀者大多是那些对生活感到厌倦、苦恼的人……这两种自杀，哪一种更好呢？”

“即便死者对生活感到了厌倦和苦恼，他也可以不把自杀地点选在地方自治局这间小木屋里呀，您说是不是？”

“真倒霉，”乡村警察说，“既倒霉又受罪。老爷，这两天以来，老百姓都担心得睡不着觉。孩子们哇哇大哭。挤奶的时候到了，可是女人们都吓得不敢走进牛棚……她们害怕会在黑暗中看到那位老爷的灵魂。当然了，她们只是一帮娘们儿，愚蠢得很。不过，有些男人也同样害怕啊。天刚黑，他们就不敢单独靠近这间小木屋了，即使要靠近，也是成群结队地行动。证人们也一样……”

医师是一个中年男子，名叫斯德尔齐科，他留着一把黑胡子，鼻梁上架着眼镜。侦讯官名叫勒仁，他的头发是浅黄色的。他刚刚大学毕业两年，身上还带着学生气，看上去并不像一个文官。他们俩一言不发地坐在那儿沉思。他们很懊恼来得太迟了。现在，他们得坐等到天亮，而此时才刚过五点钟。接下来陪伴他们的，将是漫长的傍晚和黑夜，还有烦闷、无聊、不舒服的床、蟑螂和寒冷。阁楼上和烟囱里传出暴风雪的哀号声。他们听着一阵阵的哀号声，觉得这一切都跟他们当初的期望和梦想相距甚远。接着，他们想到了他们的同代人，那些人如今正走在灯光明亮的城市街道上，或是坐在书房里看书，离他们好远哪。噢，哪怕他们现在只能在涅瓦大街上徘徊，或是在莫斯科的彼得罗夫卡走一圈，让耳边回响着动听的歌声，要不就是在饭馆里坐上一两个小时，他们也知足了，并且不惜为此付出任何代价……

“呼——呼——呼——呼！”阁楼上响起暴风雪的歌声，同时外面还不断地传来“砰砰”声，好像是小木屋外的招牌在随着暴风雪猛烈地摇晃。“呼——呼——呼——呼！”

“我不知道您有什么打算，我也管不着您，反正我不愿意留在这里，”斯德尔齐科站起身说，“现在才刚过五点，我根本睡不着，我要坐车去外面一趟。冯·德伍涅茨就住在距离绥沃涅亚村不过三俄里的地方。我要坐车去他家，过了傍晚这段时间再回来。巡警，去给车夫传个话，叫他不要把马卸下来。您呢，有什么安排？”他问勒仁。

“我也不知道，可是就躺在这里睡觉吧。”

医师裹了裹身上的皮大衣，出门去了。勒仁听见他在跟车夫讲话，接着铃声就响了起来，这意味着医师坐着由冻僵的马拉的车走了。

“老爷，您并不适合在这儿过夜，”乡村警察说，“还是去那边的房间住一晚吧。那边虽然有些脏乱，但是住一晚也不打紧。我立刻就去庄稼汉那里走一趟，去取一个茶壶过来，然后生上火，再给您铺一些干草，这样您就可以舒舒服服地睡上一觉了。”

没过多久，侦讯官就来到了杂物间，正坐在一张桌子旁边喝茶。乡村警察罗赛利站在门口跟他说话。这位老人已经六十多岁了，他身形瘦小，还有点儿驼背，头发已经全白，淳朴的脸上挂着笑容，眼睛里含满了泪水，嘴里就像含着糖块似的吧唧响。他穿着短短的皮袄和毡靴，到哪儿都拿着一根拐杖。他看见侦讯官那么年轻，显然对侦讯官产生了怜惜之心，所以跟侦讯官说话时才会那么亲热。

“乡长菲德尔·玛格里奇吩咐过我，要及时把区警察局局长或侦讯官到来的消息报告给他，”他说，“所以，我现在要走了……还要走四俄里路才能赶到乡里，遇上这样的暴风雨，赶到乡里最快也得午夜。听啊，外面呼呼响。”

“不用乡长过来，他来了也做不了什么事。”勒仁说，然后一边好奇地瞧着老人一边问，“老大爷，您当了多少年的乡村警察？”

“多少年？整整三十年喽。在废除农奴制之后的第六年，我就开始当乡村警察了。到如今有多少年，您一算就知道了。从那时起，我就每天东奔西走的，根本没有假期。就算是在复活节那天，教堂里的钟声都响起来了，我也照样得背着背包赶路，在地方金库、邮局、警察局局长家、地方自治局、税务局、执行处、地主老爷家或庄稼汉家之间跑来跑去。总之，只要是正教徒的家，我都去过，去给他们送邮包、传票、税额通知书、信件、各种单据或表格什么的。没错，我的好老爷，现在时兴一种表格。这种表格只需要填上数字就可以了，颜色有黄色、白色和红色这三种。所有的老爷、牧师或富农，每年都得填个十来次，内容无非是种了多少、收入多少，比如黑麦、燕麦收了多少石或多少普特，干草又有多少，还有天气怎么样，就连各种虫子的名字都要写。当然了，他们想怎么写都可以，反正这只是例外公事。可是对我来说就不一样了，我就到处去发表格，再把表格一份一份地收回来。就说眼前这位老爷吧，根本就没必要给他开膛破肚。您心里也明白，这么做根本没什么用，只会弄脏您的手。可是，您还不是得照着规矩，辛苦地到这儿来走一趟？遇上这种事情，谁也没有办法。我这三十年，全都在为这些照规矩办的事东奔西走。夏天倒还没什么，因为天气既暖和又干燥；可是到了冬天或秋天，可就有得受了，我还差点儿被冻死甚至被淹死呢。唉，什么样的苦我没尝过。我还遇到过坏人，他们埋伏在树林里，抢走了我的背包；还有人打过我；官司我也打过……”

“打官司？为什么？”

“诈骗。”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事情是这样的。你认识文书贺里尚浦·克里科里耶夫吧？他把别人的木板私自卖给了包工头，好从中骗钱。碰巧他打发我去饭馆里给他们买酒，然后我就莫名其妙地成了共犯。事实上，文书根本没有给过我钱，甚至没请我喝过一杯酒，可是因为我穷，人家就认为我没出息，把我和他一起带到了法院。他坐了牢，我因为上帝的保佑无罪释放。法庭还念了一份公文。法庭上的那些官儿，都穿着制服。老爷，我跟您说吧，我们这份差事，可不是一般人能干的！如果叫一个没干惯的人来干，他准得倒大霉，甚至丢掉小命。幸好我已经干习惯了，觉得这差事也没什么。天天跑习惯了，不跑反而会觉得腿痛，就更不用说待在家里了。待在乡公所里的时候，我就干给文书生火、送水或擦皮鞋这类活儿。”

“那你能挣多少钱？”勒仁问。

“一年挣八十四个卢布。”

“多少会有些外快吧？”

“外快？哪儿有！这年头的老爷们，不但很少赏人酒钱，反而变凶了不少，动不动就生气。无论是你给他送公文还是在他面前摘下帽子，都会惹他生气。他会对你说：‘你走错地方了。’‘你是个满嘴葱臭味儿的酒鬼。’他还会骂你是笨蛋或狗崽子。当然了，你也会遇到一些和气的老爷，不过，你可别指望能从他们那儿拿到钱，他们不给你取各种外号来逗乐就已经很不错了。就说艾尔图西老爷吧，他确实是个和气的人，而且头脑很清醒，可是他一看见我，就会控制不住地大声嚷嚷，还给我取一个奇怪的外号，叫我……”

最后几个字，乡村警察说得含糊不清，而且声音很小。

“他叫你什么？”勒仁问，“请您再重复一遍。”

“行政人员！”乡村警察大声说，“他这样叫我已经有六年时间了。他说：‘您好，行政人员！’不过，我也不介意，他爱叫就这么叫好了，愿上帝保佑他。有时候，也有太太会叫人赏我一杯酒或一小块馅饼，我就祝愿她健康。厚道的庄稼汉要大方一些，大部分都会赏我一些东西，因为他们对上帝充满了敬畏。在庄稼汉那里，我有时能吃上一小块面包，有时能喝点儿白菜汤，有时还能喝到酒。他们对我说：‘罗赛利，你就代替我们守在这里吧。’接着，他们每个人都找出一个戈比，递给了我。他们不习惯待在这里，一想到死人就害怕。昨天，他们总共给了我十五个戈比，外加一盅酒。”

“难道你就不害怕？”

“我也害怕，老爷。不过，您也知道，我就是干这个的，不能因为害怕就撒手不管了。今年夏天，我押一个犯人进城，结果被他狠狠地揍了一顿！他可真狠哪！周围都是田野和树林，他打得我连躲都没地方躲。还有眼下这件事，情况也差不多。说到这位里瑟涅茨齐老爷，他小时候我就认识他，还认识他的父母。我家在尼德西拓洼村，里瑟涅茨齐老爷家距离我家最多一俄里，连我们两家的田地都是挨着的。他父亲老里瑟涅茨齐老爷有个姐姐，她是个心地仁厚的老处女，对上帝充满了敬畏。上帝啊，优丽亚一辈子都顺从您，请您让她的灵魂安息吧！她临死的时候，把她的财产分了出去。她分出了一百俄亩土地给修道院，二百俄亩土地给我们尼德西拓洼村的农民。可是她的弟弟，也就是老里瑟涅茨齐老爷，却藏起了那张纸。听说，他把那张纸放进火炉里了，这么一来，他就可以霸占原本属于他姐姐的所有土地了。他以为他这么做就万事大吉了，可是事情并没有完。在这个世界上，弄虚作假的事早晚会被人拆穿的，你就等着瞧吧。此后的二十年，老里瑟涅茨齐老爷都没有进教堂的门，更不用说去牧师那里忏悔了，甚至临死的时候都没有！他的肚子胀破了，就因为他太胖了。

“后来，少东家谢廖沙，也就是这位里瑟涅茨齐老爷，他欠了债，他们家的财产全都被人家拿去抵债了，一点儿都没给他们留下。他呢，又没有什么学问，做什么事都做不来。他那个在地方自治局执行处当主席的舅舅就想：‘把谢廖沙弄到我这儿来，给他安排保险代理人这个简单的差事来做。’可是，这位少东家是个心高气傲的人，他想过的是又气派又有排场的日子，不想被别人管着。要他坐着一辆破板车在县里奔波，还要跟庄稼汉说话，他哪里受得了啊。他只顾埋头走路，一句话都不说。如果你在他耳边大喊：‘谢尔盖谢廖沙的大名。?谢尔盖里齐！’他最多会回过头来答应一声：‘啊？’然后再继续朝地上看。现在呢，您也看见了，他干掉了自己。大人，这太不像话了，我怎么想都觉得不对头。如今这个世道，到底是怎么了？仁慈的主啊，没有人知道答案。当然了，您父亲是个有钱人，而您只是一个穷光蛋，所以您觉得心里难受，可是，这也是没办法的事，只要将就将就，您还是可以活下去的。老爷，我以前也过得很好。那时候，我有两匹马、三头奶牛、二十来只羊。可是现在，我只有这个背包，而且就连这个背包也是公家的。说句老实话，现在在我们尼德西拓洼村，再也找不到比我的房子更糟的房子了。跟我经历差不多的人还有洛可伊，他当初有四个听差，可是现在却做了别人的听差。彼得拉克也一样，他原本有四个雇农，现在却变成了雇农。”

“你为什么会变穷呢？”侦讯官问。

“还不都是因为我那些儿子！他们死命地灌我酒。他们那种灌法呀，让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说，就算我说出来了，你也未必会相信。”

勒仁心想，他勒仁是早晚都会再回莫斯科的；可是，这位老人就不同了，他得永远地留在这里东奔西走。将来，他勒仁肯定还会遇到很多像这位老人一样的人，他们整天也是衣衫褴褛的，连头都不怎么梳，一副没出息的样子。他们这种人啊，以某种方式把十五戈比、一小杯酒，以及弄虚作假早晚会被人拆穿的思想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真是可笑。后来，勒仁就不想再听老人说话了，于是吩咐老人拿一些干草过来给他铺床。客房里摆着一张铁床，铁床上还有现成的枕头和被子。可是，由于那个死人差不多在床边躺了三天，他在死之前也许还坐过那张床，所以勒仁就没有把那张床搬过来，免得到时睡在上面觉得不舒服。

“现在才七点半，这太恐怖了！”勒仁看了表之后暗想。

勒仁一点儿睡意都没有，可是又无事可做，所以就躺下去并盖上毛毯，希望时间可以悄悄地流逝。罗赛利在收拾茶具，他围在桌子旁边一边吧唧嘴一边叹气，跑进跑出了好几趟，然后才提着他那盏小油灯走了出去。勒仁就躺在老人身后，他看着老人那长长的白头发和佝偻的背，心想老人简直就像歌剧里的魔法师。

天黑了。不过，也许是因为月亮只是被云层遮住了一点吧，窗子和窗框上的雪都还清晰可见。

“呼——呼——呼！”暴风雪还在歌唱，“呼——呼——呼！”

“上——帝——啊！”阁楼上好像传来了女人的哀号声，“我——的——上——帝——啊！”

“砰！哗——啦！”门外有什么东西敲到墙上去了。

侦讯官侧耳听了听，才确定阁楼上的声音并不是女人的哀号声，而是风的怒吼声。他感到一阵寒意，就把皮大衣盖在了毛毯上，这才渐渐暖和起来。他想，身边的一切，包括暴风雪、小木屋、老人，还有在隔壁房间里躺着的尸体等，都是那么的陌生、卑微而又乏味，跟他希望过的生活相距甚远。如果这是一起在莫斯科或莫斯科近郊发生的自杀案，那么他现在所进行的侦讯工作就会变得既有趣味又有意义，在这种情况下，说不定他还不敢一个人睡在尸体旁边的房间里呢。可是，事实却是这起自杀案发生在距离莫斯科一千俄里的地方，所以一切都好像不一样了。在这个地方，生活不像生活，人不像人，只有罗赛利口中所说的因为规矩才存在的东西。这些东西不会给人留下丝毫的印象。他勒仁只要出了绥沃涅亚村，就会立刻把它们全都抛在脑后。真正的俄罗斯地区是莫斯科、彼得堡，而不是这儿的移民区。任何一个想要大显身手，进而闻名天下的人，比如那些希望成为专门侦察特大案件的侦讯官、法院的检察官，或是上流社会交际家等角色的人，肯定都会想到莫斯科。生活也一样，只有莫斯科的生活才叫生活。这里可就不同了，这里能使人失去希望和反抗意识，甘愿做一个无名小卒；对于生活，只有赶快逃走这一个念想。于是，勒仁就开始幻想自己在莫斯科的情景。他在街道上跑来跑去，还去拜访了熟人、亲戚和同学。他又想，他现在才二十六岁，即便要等到五年甚至十年之后才能回到莫斯科，那也不算晚，从那以后的生活都是有希望的。一想到这里，他的心就甜蜜地缩紧了。后来，他的思绪又乱了，他变得迷迷糊糊的。于是，他就开始想象莫斯科法院的长廊、他站在法庭上发言的样子、他的姐妹们等，甚至还有一个乐队。不过，不知道为什么，这个乐队老是重复着单调的曲子：“呼——呼——呼！呼——呼——呼！”

“砰！哗——啦！”门外又传来了刚才那种声音。

忽然，他想起了一件事。有一天，他正在地方自治局执行处跟一个会计说话，这时有一位先生走了进来。这个人瘦瘦的，脸色苍白，长着一对黑眼睛，留着一头黑发，目光中透着像是午饭后睡得太久的那种神情。如果不是这种神情，他看起来还是既秀气又聪明的。他脚上穿的是一双粗糙的高筒靴，这跟他的外貌很不相称。会计介绍说：“这是我们地方自治局的保险代理人。”

“原来就是他……他就是里瑟涅茨齐……”勒仁现在才明白过来。

他想起了里瑟涅茨齐的低语声和走路的样子，感觉到身边好像真有一个人在学里瑟涅茨齐走路，不禁吓得心里一阵冰凉，于是惊恐地问：“谁？”

“巡警。”

“你来这儿干什么？”

“老爷，我是来向您问话的。您刚才说过，不需要乡长过来，可是我担心他知道了这些会生气。他本来吩咐我给他传话的。我要去一趟吗？”

“走开！别拿这种事烦我……”勒仁郁闷地说，然后重新盖好毛毯。

“他可能会生气的……老爷，我还是去一趟吧。希望您在这儿能睡得舒服。”

罗赛利走了出去。不久之后，前堂里传来咳嗽声和低语声，像是证人们回来了。

“这些可怜人……天一亮我们就动手验尸，好让他们早点儿离开这里。”侦讯官想。

他刚刚昏沉沉地睡去，外面又传过来了脚步声。只是，这一次的脚步声不再像刚才的脚步声那样胆怯，而是既急促又大声。接着，房门就发出“砰”的一声响，然后是说话声和划火柴声……

“您睡了？”医师斯德尔齐科生气地问，他一副行色匆匆的样子，这时正在一根接着一根地划火柴，浑身的雪还在向外冒寒气，“您睡了？快起来，跟我一起去冯·德伍涅茨家，他派来接您的马车正在外面等着呢。走吧，到了那儿，您至少可以好好吃一顿晚饭，再睡上一觉。您看看，我可是亲自过来接您了。驾车的马很好，不出二十分钟，我们就可以到达目的地。”

“现在是什么时候？”

“十点一刻。”

勒仁已经有些睡意了，所以他很不情愿地穿上了毡靴和皮大衣，戴上了皮帽和长耳风雪帽，然后跟着医师一块儿走出了小木屋。外面虽然不再是严寒天气了，可是风还冷得刺骨。街道上，风卷着雪花飞舞，使得雪花看上去就像正在逃跑似的。围墙旁边堆着高高的积雪，台阶上也一样。浑身是雪的车夫见医师和侦讯官坐上了雪橇，就弯下腰把车毯扣到了他们身上，他们这才觉得暖和了一些。

“走！”

他们坐着雪橇在村子里穿行。“‘掘开一道道松软的垄沟……’”侦讯官一边慵懒地想一边瞧着拉边套的马迈动四蹄。所有的小木屋里都是亮的，好像在准备过节似的。他知道，这是因为农民们都因为害怕那个死人而不敢睡觉。车夫也一言不发，而且一脸阴郁的表情，也许是因为刚才他在地方自治局的小木屋门口等得太久了，所以现在也在想那个死人吧。

“刚才，德伍涅茨一家听说您要留在那间小木屋里过夜，都责怪我了，怪我为什么不带您一块儿走。”

已经到村口了。就在转弯的当儿，车夫忽然扯开嗓门大叫起来：“让路！”

一个人从大路上闪了过去，然后站在齐膝的雪地里看着这辆三套马的雪橇。侦讯官看见这个人拄着一根弯柄的拐杖，留着一把胡子，腰里还斜挎着一个包，好像还在微笑。侦讯官心想，他会不会是罗赛利呀？可是，才一眨眼的工夫，这个人就不见了。

这条路原本是沿着树林边缘向前延伸的，后来就插进了树林里。他们眼前闪过一些老松树，然后是一片小桦树林，接着是一些橡树。这些橡树又高又细，孤零零地站立在一片空地上。不久以前，这里还长着很多大树，如今它们已经被砍伐了。没过多久，一切就在雪雾中混成了一团。车夫说，他看见了一片树林。侦讯官则说，除了那匹拉边套的马之外，他什么都看不见。风吹着他们的后背。

忽然，马停了下来。

“喂，出了什么事？”斯德尔齐科生气地问。

车夫一言不发地下了驾驶座，绕着雪橇快速地奔跑，并逐渐扩大包围圈。他那副样子，就像在跳舞一样。最后，他跑回来，驾着雪橇拐向了右边。

“怎么了？是不是迷路了？”斯德尔齐科问。

“没——什——么。”

他们来到了一个黑灯瞎火的小村子。又是树林和田野，这就代表着他们又迷路了。于是，车夫又跳下雪橇开始跳舞。接着，这辆三套马的雪橇就上了一条黑暗的林荫路，快速地奔跑起来。那匹拉边套的马性子很烈，一边跑一边碰击着雪橇的前部。树木发出呼啸声，叫人一听就害怕。周围一片漆黑，雪橇好像冲进了一个深渊一样。突然，他们看见了门口和窗户里的灯光，听见了忽高忽低的狗叫声，还听见有人在说话……他们到达目的地了。

到了前厅，他们脱下了皮大衣和毡靴。楼上有人在弹《一小杯柯里科酒》，还有孩子在跺脚。这是一座古老而又干净的宅子，里面充满了温暖的气氛，令在里面生活的人们感到既温暖又舒适，好像外面根本不是冰天雪地似的。

“这样才好，”冯·德伍涅茨一边说一边握了一下侦讯官的手，他是一个留着一把络腮胡子、脖子奇粗的胖子。“这样才好啊。欢迎您，很高兴能认识您。您不知道，我们说起来还算是同行呢。我曾经做过两年的副检察长，后来才来到了这里，一心料理家事，不知不觉就变老了，是个十足的老家伙了。欢迎啊，”他接着说，只是声音压低了一些，显然是怕说话太大声了。然后，他就和客人们一起上了楼，“我的妻子已经过世了，请允许我介绍我的女儿们给各位认识。”

说完这些，他就转身对楼下大叫起来：“告诉伊可纳德，就说我明天早晨八点钟会用雪橇，要他提前把雪橇准备好！”

他的四个女儿都在大厅里。她们个个都长得年轻貌美，都穿着灰色的连衣裙，就连发型也是一样的。她们的表姐也在，她也是个招人喜爱的年轻人，还带着几个孩子。斯德尔齐科已经认识她们了，所以立刻就请她们高歌一曲。有两位小姐一再声明她们不会唱歌，而且没有乐谱。后来，她们的表姐就走到钢琴旁边，坐在椅子上弹了起来。小姐们这才颤声唱了起来，唱的是《黑桃皇后》里的二重唱。接下来弹的又是《一小杯柯里科酒》，于是孩子们就用脚打起了拍子。斯德尔齐科也跟着跳了起来。大家都开怀大笑。

孩子们道过晚安之后就去睡觉了。侦讯官一边笑一边跳卡德里尔舞，同时还不误向小姐们献殷勤，心里觉得这一切都像一场梦。不久以前，他还身处地方自治局的小木屋，睡在墙角堆着干草、周围传来沙沙的蟑螂声的杂物间里，见识了令人厌恶的贫苦，听到了证人们的说话声，遭遇了暴风雪和迷路的危险，可是现在，他面前却是明亮、豪华的房间，耳边传来钢琴声，以及美丽的姑娘和头发卷曲的孩子发出的欢乐而幸福的笑。这种转变实在太大了，在他看来简直就像神话一样。更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这种转变就发生在一个小时以内，而且两地相距不足三俄里。思想乏味时，他连欢乐都懒得寻找了。他心里老是在想，这一带的生活还算不上生活，只是生活的一个断面，所以不能由此就对这里的生活下结论。他在想起那些姑娘时，甚至感觉有些惋惜。她们现在在这个与文化中心相距甚远的穷乡僻壤生活着，将来也可能会继续生活在这里，直至走到生命的终点。可是在文化中心，所有的事就是必然的了，一切都是那么的合乎情理。就拿自杀来说吧，在文化中心发生的任何一起自杀案都是很容易弄清楚原因的。无论是它发生的原因，还是它在生活中的意义，都很容易说个明白。可是他现在身处穷乡僻壤，无法理解这儿的生活，也不认为这里的生活是真正的生活。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代表这里根本没有生活。

在饭桌上，大家提到了里瑟涅茨齐。

“他不但有妻子，还有一个孩子……”斯德尔齐科说，“这个神经病！如果我有足够的权力，我会禁止神经病患者或神经过敏者娶妻，以免他们又生出像他们一样的人。在世上留下一些神经不正常的孩子，无疑也是犯罪的。”

“这个年轻人很不幸，”冯·德伍涅茨说，然后一边叹气一边摇头，“如果一个人选择了自杀，那他事先得承受多大的思想煎熬，才能下定决心啊？唉，他还那么年轻！这样的不幸，在每个家庭都有可能发生。这种情况真是太可怕了，同时也是令人难以忍受的……”四位小姐都一言不发地听着，同时一脸严肃地看着她们的父亲。这时，勒仁觉得自己也应该开口说几句，却又不知道该说什么，就随口说：“啊，自杀是一种坏现象。”

晚上，他睡在一个温暖的房间里。软和的床上铺着一条干净的细布床单，床单上铺着被子。可是，他睡在上面却并没有感到舒适，不知道为什么。是因为在隔壁房间里，医师和冯·德伍涅茨一直在谈话，而且没有停下来的意思？还是因为烟囱里的暴风雪声就像地方自治局那间小木屋里的暴风雪一样嚣张，不断地传来“呼——呼——呼”的哀号？也许两者都有吧。

两年前，德伍涅茨的妻子过世。直到现在，德伍涅茨还是忘不了她，每次说话都会提起她，已经不再像一个检察官了。

“将来，我会不会落到德伍涅茨这个地步？”勒仁一边想一边隔着墙壁听着那边的动静，然后在德伍涅茨那压抑、孤苦的低语声中昏昏入睡。

侦讯官虽然睡着了，却睡得不踏实。屋里热得难受。他梦见自己并没有躺在德伍涅茨家里那张既软和又干净的床上，而是依旧躺在地方自治局那间小木屋里的一堆干草上，耳边还有证人们的低语声在回响。他还感觉到了里瑟涅茨齐的气息，那气息就在离他十五步远的地方。即使在梦里，他也在想地方自治局的保险代理人，想到了这个白脸黑发的人是怎样带着满脚的灰尘走到会计员的办公桌旁边的，还想到了‘这是我们地方自治局的保险代理人’这句话……后来，侦讯官又梦到了洛沙津，他正和里瑟涅茨齐并肩走在田野上、雪地里。他们相互搀扶着迎接头顶的暴风雪，对身后的风也置若罔闻，一边走一边唱：“我们向前走，走啊走，一直走。”

老人就像歌剧里的魔法师，而且他们就像是在剧院里唱似的：“我们向前走，走啊走，一直走……你们那儿明亮、温暖、舒适，我们这儿却只有严寒，我们冒着暴风雪奔波在深深的雪地里……我们不曾有过安宁和欢乐，肩负的却是我们和你们的全部生活重担……呜……呜……呜……我们向前走，走啊走，一直走……”

勒仁被惊醒，之后就从床上坐了起来。这个噩梦真是既混乱又荒唐啊，保险代理人怎么会和乡村警察在一起呢？想到这里，勒仁的心怦怦地跳了起来。他两手抱头坐在床上想来想去，发现保险代理人和乡村警察在生活中确实有共同之处。在生活中，他们不就是肩并肩地互相搀扶吗？这两个人之间的联系，虽然是肉眼所看不见的，却真实地存在着，而且是必需的、有意义的。这种联系不但存在于保险代理人和乡村警察之间，还存在于他们和德伍涅茨之间，甚至是所有人之间。即便是在最荒凉、最贫瘠的地方，也没有一件事是偶然发生的，任何事情都有一个共同的思想，甚至还有共同的实质和目标。这一点，并不是光靠思考和推断就能够理解的，还需要对生活有洞察力。而这种洞察力，显然不是所有人都具备的。只有视生存为偶然的人，才会认为那个不幸的“神经过敏者”因伤透心而自杀的现象是偶然的，也才会认为那个每天都为人奔走的老农民只是生活的片断。相比之下，那些视生活为一个既神奇又合理的整体并理解生活的人，却认为自己是这个整体中的一分子。这种想法，早就已经在勒仁的心里形成了，只是直到现在才充分地凸显出来而已。

他重新躺下来，渐渐进入了梦乡。他又梦见了他们。在梦里，他们正在一边走一边唱：“我们向前走，走啊走，一直走……我们过着苦难、哀痛至极的生活，你们却活得那么轻松、快乐。如果没有我们，你们哪里能够在坐着吃晚饭时冷静地议论我们为什么会受苦，又为什么会死亡，而不能像你们那样健康、富足地生活？”

在此以前，勒仁也曾想过他们唱的内容，只是这种想法总是隐藏在别的想法后面而已，即便他偶尔会闪现一下，也会像远处弥漫在大雾中的灯火一样显得有些怯弱。一想到这起自杀案，还有那个每天都为人奔走的不幸老农，他就觉得自己应该对他们负责。这些人对命运是那样顺从，他们身上还背负着生活中最沉重的黑暗，如果我们再对他们视若无睹，那么结果该有多可怕呀！既然我们对他们视若无睹，那么我们就不能再巴望生活是充满快乐和满足的，更不能奢望我们就在这种生活中过着光明而又热闹的日子。否则，我们这种愿望就会相当于渴望新的自杀。至于自杀的人，自然是那些被劳累和烦恼压垮的人，或是那些因为软弱而被生活抛弃的人。人们很少会提及他们，最多也只是偶尔在晚饭桌上聊一聊，而且对他们的态度只有厌烦和讥诮，而没有想过要去帮助他们。

接着，他们又唱了起来：“我们向前走，走啊走，一直走……”这个声音就像小锤子一样敲在他的太阳穴上。

第二天一大早，勒仁就被一阵嘈杂声吵醒了，他觉得头痛得厉害。原本是冯·德伍涅茨从隔壁房间里发出的声音，他正在大声地对医师说：“现在这种天气，您还不能走。您看看外面吧，都成什么样子了！您别再跟我争，还是问问车夫愿不愿意送您走吧。不过，看现在这天气，您就是给他一百万他也不会愿意。”

“可是，那里离这儿又不远，只有三俄里啊。”医师的语气里充满了恳求。

“就算只有半俄里也不行，您不用再跟我争了。您要是坐着车子走出大门，不到一分钟就会迷失方向，这跟进了地狱没什么两样。我不管您心里怎么想，反正我是不会让您离开这里的。”

“到了傍晚，也许这场暴风雪就能停了。”一个农民一边说一边生炉子。

医师讲到了俄罗斯恶劣的自然环境，说它不但对俄罗斯人的性格造成了很大影响，还限制了人们活动的自由、阻碍了人们智力的发育。勒仁听着这些议论，觉得烦躁极了，于是他就看着窗外。窗外，围墙边堆满了积雪，白色的雪花充满了整个空间，积雪把树木压得一会儿拼命地向右弯，一会儿又向左弯。风呼啸着，所到之处响起了一阵阵“砰砰”的响声。勒仁心情沉郁地想：“唉，只不过是天气不好而已，他也能从中引起这么多大道理来！最多也就是一场暴风雪嘛……”直到中午，他们才吃了早饭，之后就在这所房子里漫无目的地踱步，然后站在窗前沉思。

“里瑟涅茨齐还在那边躺着呢，”勒仁一边想一边看着窗外，看见雪花被狂风吹卷起来，在雪堆上疯狂地转着圈子，“里瑟涅茨齐还在那边躺着，证人也在那边等着……”

大家谈到了天气，说暴风雨最多闹两天两夜就会停下来，因为以往都是这样的。下午六点钟，大家吃了午饭，然后打牌、唱歌、跳舞，接着再吃一顿饭。吃过第三顿饭，这一天就算过去了，大家都去睡了。

第三天将近黎明时分，暴风雪停了。早晨，人们都起了床。窗外，光秃秃的柳树纹丝不动地站在那儿，柳枝无力地耷拉着。阴沉的天空中没有一丝风，就像是大自然在为自己的行为忏悔似的，忏悔它不该为了放纵自己的情感在夜晚疯狂地肆虐。早晨五点钟的时候，车子就已经套上了马，然后在台阶边排成纵队，随时等候使用。天色大亮时，医师和侦讯官穿上皮大衣和毡靴向主人道了别，然后走到了门外。

车夫旁边多了一个人，正是勒仁熟悉的“巡警”依利亚·洛沙津。罗赛利没戴帽子，浑身是雪，肩上斜挂着一个旧皮包，红彤彤的脸上汗水直流。这时，一个听差走了出来，他走到客人身边，扶他们上了雪橇，还给他们盖住了腿。他看到罗赛利，严厉地对罗赛利说：“老鬼，你为什么要站在这儿？快走开！”

“老爷，老百姓安不下心来……”洛沙津满脸笑容地说，他很满意自己总算看到了他等了那么久的客人。“老百姓安不下心来，孩子们哇哇大哭……他们都以为你们又回城了呢……恩人哪，请你们发发善心吧……”

医师和侦讯官一言不发地坐上雪橇，径直向绥沃涅亚村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