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下楼的时候我重温了东锡埃尔的夜晚，那么，当我们来到街上，看见夜黑得几乎伸手不见五指，雾浓得似乎盖住了路灯，走到跟前才依稀可辨微弱的灯光时，我眼前突然重现了某天晚上我到达贡布雷的情景：那时贡布雷的街上相隔老远才有一盏路灯，我在像马槽那样潮湿、温暖和神圣的黑夜中摸索着前进，难得看见一盏路灯，却只有一支大蜡烛的亮度。那时贡布雷的夜景（我已经记忆模糊）和我刚才从窗帘上方又一次看见的里夫贝尔的暮色相比，差距多大啊！当我觉察到这些差距时，我感到一阵兴奋，如果此时只有我一个人，这种兴奋情绪会给我带来许多启迪，使我在找到我那看不见的禀赋——我这本书就是一部寻找禀赋的历史——之前，少走多少弯路。如果今晚就能找到我的禀赋，那么，这辆马车对我来说要比贝斯比埃大夫的马车更值得纪念（那次，我在贝斯比埃的马车上写了一篇描述马丹维尔教堂钟楼的短文，恰好前不久把它找出来了，改了改，寄给了《费加罗》报，但却石沉大海，杳无消息）。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差距呢？是因为我们的记忆对于过去岁月的回忆不是连贯的，一天接一天的，而是固定在某个凉爽的或太阳照射的上午或傍晚，接受某个孤立的、偏远的、封闭和静止的风景区的庇护，把其他一切都忘得一干二净之缘故？是因为那些不仅在外界，而且在我们的梦幻和性格中渐渐发生的变化——梦幻和性格千变万化，不知不觉地把我们带进了不同的生活阶段——已被消除的缘故？如果我们回忆起不同岁月的一件往事，由于中间存在着记忆的空白，隔着遗忘的高墙，我们觉得这件往事和其他往事之间仿佛隔着万丈深渊，就像是两个无从比较的东西，一个是可呼吸的空气，另一个是周围的色彩，互不相容，势不两立。但是，我此刻感到，在我刚才相继回忆起来的有关贡布雷、东锡埃尔和里夫贝尔的往事之间，不只是存在着时间的差距，而且还存在着不同世界的差距，它们的组成物质各不相同。如果我想在一件作品中，采用在我看来刻着我在里夫贝尔全部记忆的物质，那么，我就必须在至今一直和贡布雷灰暗的粗陶相类似的物质中加进玫瑰花的成分，使之骤然变得透明、密实，铮铮有声，赏心悦目。

但是，罗贝向马车夫做了交待后，上车坐到我身边来了。刚才我脑子里涌现出来的那些思绪转眼间就消失了。它们宛如女神，偶尔屈尊俯就地出现在一条路的拐弯处，向一个孤独的凡人显形，甚至在他睡觉的时候来到他的卧室，站在门口给他报喜讯。但只要来第二个人，女神就会即刻消失，因为聚集在一起的人是看不见女神的。我又被裹进了友谊中。

罗贝来我家时告诉我，外面的雾很大，可在我们谈话之际，雾变得越来越大。我曾盼望布洛尼林园岛上能出现轻雾，把我们——我和德·斯代马里亚夫人——紧紧裹住，但我现在看到的远不是轻雾了。两步以外的路灯变得暗淡无光，因此，夜黑沉沉的，我仿佛来到了原野上，森林中，更确切地说，来到了一个我刚才无限向往的布列塔尼湿润的海岛上。我感到我好像在北方的一条海岸上，迷失了方向，要经过无数次生死考验才能找到一家荒僻的小客栈；雾不再是我们苦苦寻找的海市蜃楼了，它变成了一种我们奋力与之搏斗的危险。在找到道路和平安抵港之前，我们将历尽千难万险，饱尝人间忧愁，最后才能找到安全，尝到安全给一个流落异国、处境窘迫的旅行者带来的快乐。身处安全中的人是不知道失去安全的痛苦的。在我们冒险奔向饭店的途中，只有一件事差点儿扫了我们的兴，因为这事使我又惊又气。“你知道，”圣卢对我说，“我对布洛克讲了，你并不那么喜欢他，你觉得他很俗气。我就是这样的人，喜欢干脆。”他洋洋得意而又不容置辩地作结论说。我一下愣住了。因为我对圣卢一向很信任，对他的友谊从来都很相信，可他却对布洛克说这样的话，背叛了我们的友谊；况且，我觉得，不论是从他的缺点，还是从他的优点考虑，他都不应该这样说，他受过良好的教育，非常注重礼貌，按说讲话不应该这样直率。他这种洋洋得意的神情难道是为了掩饰他在承认一件他很清楚没有做过的事时感到的局促不安吗？是无意识的流露，还是一种愚蠢的行为，把我尚未发觉的他的一个缺点视作美德？是他一时生我的气才说了我几句坏话，还是他突然生布洛克的气，想对他说些不愉快的事，甚至不惜把我也牵连上？此外，当他对我说这些粗野庸俗的话时，他的脸上出现了许多弯弯曲曲的线条，这种可怕的表情他很少有，我一生中只见他有过一两次。线条先从脸中间展开，到嘴边后，把嘴唇扭歪，使嘴上闪现出一种卑鄙而丑恶的，无疑是祖先遗传下来的几乎是兽性的表情。这时候（这样的时刻每隔两年才有一次），他的自我也许部分消失了，一位祖先的个性暂时在他身上显示出来。罗贝的“我喜欢干脆”这句话，也和他的得意神情一样，会引起怀疑，招致谴责。我想对他说，如果您喜欢干脆，就应该在涉及你自己时，表现得坦率、真诚，而不要损人利己，往自己脸上贴金。但是马车已经在饭店门口停下了。饭店闪闪发光的大玻璃门面，终于冲破黑暗，给黑夜带来了一点儿光明。由于店里射出舒适的光，浓雾仿佛成了随主人喜怒哀乐的仆人，春风满面地走到人行道上，为你指明入口处；它呈现出细腻的虹色光环，犹如给希伯来人引路的光柱，指出哪里是大门。况且，顾客中有的是希伯来人。因为很久以来，布洛克和他的朋友们每天晚上都要到这里来聚会，像守斋时那样——封戒期一年也才有一次——饿得头昏眼花，狂饮咖啡，奢谈政治，以满足自己的好奇心。任何一种精神刺激都赋予习惯以一种最高的价值和品质。习惯与精神刺激息息相关，因此，没有一种稍为强烈一些的爱好不在自己周围组成一个小社会，共同的爱好使这个社会的成员团结一致，每一个成员在生活中都竭力想得到其他成员的尊重。在这里，甚至在外省的一个小城镇里，你会找到一些狂热的音乐爱好者；他们把最好的时光和大部分钱财都花费在看室内音乐会，参加音乐漫谈会，去咖啡馆和音乐爱好者聚会，同音乐家接触。另一些人热爱飞行，一心想博得机场大厦顶层的玻璃墙酒吧间的老侍者的好评；酒吧间不透风，老侍者躲在里面就和躲在灯塔的玻璃小屋里一样，可以在一个此刻不放飞的飞行员陪同下，观看一个驾驶员在空中翻筋斗，而另一个驾驶员，刚才还无影无踪，此刻突然着陆，摔倒在地，像神话中的大鹏，隆隆地震颤着双翼。那些对左拉诉讼案感兴趣的人也喜欢光顾这个咖啡馆。为了尽量延长和加强旁听庭审时产生的激动，他们常来这里聚会。但他们受到另一部分顾客，受到那些贵族子弟的歧视。贵族们聚集在第二咖啡厅，与第一咖啡厅之间只隔一层用风景挂毯作装饰的矮墙。他们视德雷福斯及其拥护者为叛徒，尽管二十五年后——在这期间，他们来得及澄清自己的思想，重审派也成为历史上受人尊重的派别——他们的儿子，不管是拥护布尔什维克的，还是跳华尔兹舞的，在回答“文人”对他们的提问时，可能会公开宣称，如果他们生活在那个时代，肯定会站在德雷福斯一边，尽管他们对德雷福斯案的来龙去脉几乎一无所知，正如他们对曾经显赫一时，但在他们降世的那天早已失去光辉的埃德蒙·德·布达蓬斯伯爵夫人或加利费侯爵夫人一无所知一样。在这浓雾笼罩的夜晚，聚集在这个咖啡馆里的贵族，那些日后可能成为事后重审派的年轻文人的父亲，还都是些毛头小伙子。当然，他们的家庭都希望自己的儿子与一个富家小姐结婚，但这对谁都还没成为现实。这样一个对象同时有好几个人追求（也有好几个“高门鼎贵的小姐”可供选择，但有丰厚嫁妆的人家毕竟比求婚者少得多），眼下还处在酝酿阶段，只满足于让这些年轻人竞争。

今天我尽碰到不愉快的事。为了向马车夫作交待，让他在我们吃完饭后来接我们，圣卢耽搁了几分钟，我只好一个人先进去。然而，作为倒霉的开端，我走进转门就以为出不来了，因为我对这种门还不习惯。（附带说一句，对于用词喜欢确切的人来说，这个外表平静的玻璃转门叫作旋转门，是从英语的revolving door译过来的。）这天晚上，老板怕被雾淋湿不敢到外面去，也不敢离开他的顾客，就站在门边，饶有兴致地听新到的顾客发出愉快的抱怨。顾客的脸上闪烁着喜悦的光芒，因为他们一路上担惊受怕，遇到了不少困难，最后终于到达咖啡馆。然而，当他看到一个走不出玻璃门翼的陌生人进来时，他那迎客时的亲切而诚恳的笑意顿时从脸上消失。陌生人的这种显而易见的无知，使这位主考官皱起双眉，真想不说“dignus est intrare”二字。更糟糕的是，我跑到贵族专用的咖啡厅去了，老板气势汹汹地过来把我撵走，粗暴地要我坐到另一个厅的座位上，所有的侍者立即仿效主子，也对我粗暴起来。我位置所在的软垫长凳上坐得满满的，恰好又面对着希伯来人进出的专用门，门不是旋转的，不停地开和关，给我送来了可怕的冷风，因此，我更感到扫兴。我提出换一个座位，老板却一口拒绝，对我说：“不行，先生，我不能为了您而麻烦大家。”他很快就把我这个姗姗来迟的给人制造“麻烦”的用餐者忘记了，因为他被新来的顾客吸引了过去。正如旧小说里所讲的那样，新来者在进入这个温暖而安全的避难所时，在要啤酒、凉鸡翅膀或糖水酒之前（供应晚餐的时间早过了），先要付自己的份子，讲一讲自己的奇遇。避难所的温暖和安全与他们刚才脱离的环境对照何等鲜明，因而，里面笼罩了篝火前才有的那种互相开玩笑的欢乐和友爱气氛。

有一个人说，他的马车绕残废军人院转了三次，可他却还以为已经到协和广场那座桥上了。另一个说，他的车子想顺着香榭丽舍大街行驶，却不料开到爱丽舍圆形广场的一个花丛中去了，用了三刻钟才从里面走出来。接下来是对浓雾，对寒冷，对街上死一般寂静的哀叹，说者眉飞色舞，听者津津有味，这得归功于咖啡厅（除我的座位）温暖而舒适的气氛，归功于使人眯起眼睛（因为习惯于黑暗）的强烈灯光和使耳朵恢复活动功能的谈话声。

来者很难保持沉默。他们认为路上遇到的波折稀奇古怪，闻所未闻，不说出来心里不安宁，于是就用眼睛四处寻找能够攀谈的人。老板也把等级观念抛置一旁：“富瓦克斯亲王从圣马丁门来这里时迷了三次路。”他毫无顾虑地说道，边说边笑，一面还作介绍似的，把那位大名鼎鼎的贵族指给一位以色列律师看。可在平时，律师和亲王中间却隔着一道比横在两厅之间的风景挂毯更难逾越的障碍。“三次！你看看。”律师用手摸了摸帽子说道。亲王不欣赏这种套近乎的话。他属于这样一类贵族，对人蛮横无理（即使是对贵族，除非是一流贵族）似乎是他们唯一的消遣。这些年轻人，尤其是富瓦克斯亲王，从来不回答别人的致意，如果对方有礼貌地重犯错误，再一次同他打招呼，他们就报之以冷笑，或愤怒地仰起头；看见一个曾为他们效过劳的老人装出不认识的样子；和谁都不握手，不打招呼，除非是公爵或公爵给他们介绍的亲朋好友。他们青春年少，放荡无羁，这助长了他们的傲慢无礼（即使是资产阶级出身的青年，也一样忘恩负义，缺乏教养，一旦接连几个月忘记给一个丧偶的恩公写信，以后再见到他时就干脆连招呼也不打）。但是，这种傲慢态度更为一种极端崇尚特权阶级的时髦主义所激发。事实上，正如有些神经质的人步入成年后症状会减轻一样，这些极端崇尚时髦主义的年轻人成年后也会慢慢地冷下来。一旦过了青年时代，就很少有人再傲慢无礼了。他们一直以为傲慢就是一切，可是他们突然发现（亲王也不例外），除了傲慢，还有音乐、文学，甚至还可以当议员。人的价值等级一下改变了，从前他们甚至不屑一顾的人现在也可以进行交谈了。但愿那些脾气随和、忍耐力强的人能交好运（如果应该这样说的话），四十岁时，能得到他们在二十岁时没能得到的恩宠和优待！

关于富瓦克斯亲王，既然已经提到他了，还是作个交待：他是一个由十二至十五人组成的小圈子的成员，还属于一个范围更窄的四人小组。这个十二至十五人的小圈子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但我们认为富瓦克斯亲王没有），那就是每个人都具有两副面孔。他们债务累累，在他们的供货人眼里，他们似乎是一伙无耻之徒，尽管供货人非常乐意称呼他们：“伯爵先生，侯爵先生，公爵先生……”他们想通过所谓“富有的婚姻”（又称“大口袋婚姻”）摆脱困境，但因为只有四五个人选拥有他们所觊觎的丰厚嫁妆，因此，好几个人为争夺一个未婚妻而明争暗斗。他们互相保密，当其中一个在咖啡馆里宣布：“我杰出的朋友们，我太爱你们了，不能不向你们宣布我和德·昂布勒萨克小姐订婚的消息。”这时，好几个人会同时发出惊叫声，他们中许多人以为他们同德·昂布勒萨克小姐的婚事已十拿九稳，因此一听到这个消息就失去冷静，忍不住发出愤怒而惊愕的喊声：“那么，比比，你认为结婚是一件乐事？”夏特勒罗亲王禁不住喊道，他惊奇而绝望，连叉子都掉下来了，因为他认为德·昂布勒萨克小姐订婚的消息即将公布，但不是同别人，而是同他夏特勒罗亲王。然而，上帝知道，他父亲曾巧妙地对昂布勒萨克一家讲过比比母亲的坏话。“结婚使你感到高兴？”他禁不住又问了一遍。比比已有了充分的思想准备，因为他把这桩婚事“半公开”后，他有足够的时间来决定该采取的态度，他笑容满面地说：“我不是为结婚而高兴，我对结婚不大感兴趣，我是为娶戴西·德·昂布勒萨克而高兴，我觉得她很迷人。”这时，德·夏特勒罗先生已恢复平静，但是他想，他应该尽快转向第二和第三号有财有势的候选人德·拉加努克小姐或福斯特小姐，请求那些焦急地盼望他和德·昂布勒萨克小姐结婚的债权人再耐心地等一等，他还要对那些曾听他讲过德·昂布勒萨克小姐很有魅力的人作些解释，告诉他们这门亲事对比比合适，要是自己娶了她，可能会同家里人闹僵。他还要说，德·索莱翁夫人曾讲过，如果他们俩结婚，她不会接待他们。

但是，尽管在供货人和饭馆老板眼里，他们似乎一文不值，但他们却还有另外一面，一旦回到上流社会，他们就不再是那个荡尽家产，企图不择手段地补窟窿的人了。他们又变成某某亲王先生，某某公爵先生，人们只根据他们的纹章计算他们的财富。一个几乎拥有亿元资财的可以说是应有尽有的公爵也得让他们走在前面，因为他们是一族之长，要是在从前，他们是一个小国的国君，有权在自己的领地铸造钱币，等等。他们中如果有人走进这家咖啡馆，另一个就低头装作没看见，免得迫使来者同他打招呼。因为为了继续做追逐财富的美梦，他请了一位银行家在这里吃晚饭。上流社会的人每每在这种条件下和银行家打交道，总要损失十几万法郎，但他不接受教训，又会同另一个银行家打交道，继续烧香，拜佛。

但是，富瓦克斯亲王很有钱，他不仅属于这个由十四五个风雅青年组成的小圈子，而且还是另一个更严密、更不可分离的四人小组的成员。圣卢就属于这个小组。人们请他们吃饭从不漏掉一个，把他们叫作四个行为不端的青年，总看见他们在一起游荡，他们上谁家的城堡做客，主人们总要把他们安排在相通的房间里，再加上他们个个长得英俊漂亮，因此，传闻他们之间的关系不正常。对于圣卢，我可以毫不含糊地为他辟谣。但奇怪的是，尽管后来人人知道这些谣传确有其事，可他们自己对另外三个人的所作所为却一无所知。然而，他们谁都在千方百计地打听其他三人的情况，也许是为了满足一种欲望，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为了雪恨，为了阻拦一桩婚事，在争夺未婚妻的角逐中，战胜那位已经暴露的朋友。这个由四名柏拉图信徒组成的小组又增添了一名新成员（四人小组从来都超过四人），这第五个比其他四个更信奉柏拉图主义。但他一直受到宗教的束缚，直到四人小组解体，他本人结婚为止。他成了一家之主，恳求路尔德再给他生一个男孩或女孩，但在这之前，他要投身于军队。

尽管富瓦克斯是这等人，但因为律师在他面前说的话不是直接对他的，他的怒气也就不像可能的那样大了。而且，今晚的情况有些特殊。再说，律师今后是不可能同他富瓦克斯亲王建立联系的，正如送他来的马车夫不可能同他交往一样。因此他认为可以回答对方的问题，他觉得，在这大雾天，律师好像成了他在遥远的狂风怒吼或浓雾笼罩的沙滩上邂逅的旅伴，但他却摆出高傲的神态，装出不是对律师讲话的样子说：“迷路还不算，而且怎么也找不到路了。”老板对亲王看法的正确性大为赞叹，因为今天晚上他已听到过好几次了。

事实上，他有一个习惯，喜欢把听到或读到的东西同他熟悉的一个经句加以比较，如果没有发现什么不同，就会感到由衷的赞赏。这是一种不可忽视的精神状态。如果把这种精神状态用到政治会谈或读报中去，就能形成舆论，导致最严重的事件。阿加迪尔事件就是一例。如果许多只欣赏顾客或报纸的德国咖啡馆老板说，法国、英国和俄国在“找”德国的“麻烦”，那么，阿加迪尔事件就有可能上升为战争，尽管战争没有爆发。如果说历史学家不无道理地放弃了用国王的意志解释人民的行动，那么，他们应该用个人的，普通人的心理代替国王的意志。

近来，在政治方面，我刚到达的这家咖啡馆的老板只把他这种背书先生的精神状态应用在德雷福斯案件的某些片段上。如果他在一个顾客的讲话中或在一张报纸的文章里没有发现他熟悉的字眼，他就声称文章枯燥无味或顾客不够坦率。富瓦克斯亲王恰恰使他极为赞叹，因此亲王话音未落，他就接上了话茬。“说得好，亲王，说得好（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背得正确无误），正是这样，正是这样。”他高兴地大声嚷道，用《一千零一夜》中的话来说，他“乐得心花怒放”。但是亲王早已走进小咖啡厅不见人影了。接着，正如不管发生什么严重的事件，生活总会重新开始一样，从雾海中走出来的人有的要饮料，有的要晚餐；在订晚餐的人中，有几个年轻人是赛马俱乐部成员，由于天气异常，他们毫不犹豫地在大咖啡厅的两张餐桌上就坐，离我很近，仿佛一场洪水在小餐厅和大餐厅之间，在所有这些历尽艰险方走出雾海、被饭馆的舒适激发出热情的人之间，创造了一种只有我一人被排斥在外的，可以同挪亚方舟中的气氛相比拟的亲密无间的气氛。

蓦地，我看见老板弯腰行礼，领班全都跑了出去，吸引了顾客的目光。“快，给我把西普里安叫来，给圣卢侯爵准备餐桌。”老板喊道。在他眼里，罗贝不仅是一个享有崇高威望的大贵族老爷，就连富瓦克斯亲王也对他敬重三分，而且还是一个生活奢侈、舍得把大把钞票扔给他的顾客。大餐厅里的顾客好奇地瞪大了眼睛，小餐厅里的顾客争先恐后地同他们的朋友圣卢打招呼，而圣卢却一个劲儿地擦鞋底。但是，就在他正要进入小餐厅时，发现我在大餐厅里。“天哪，”他叫道，“你在那里干什么？对着大门口，门大开着。”他说，说完朝老板狠狠瞪了一眼，老板连忙跑去关门，一面把责任推到侍者身上：“我老对他们说要把门关上，可他们总不记得。”

我想到他那边去，只好叫我的同桌和前面几个餐桌的顾客给我让路。“你起来干什么？你喜欢在那里，不喜欢在小餐厅，是吗？可是，我可怜的小家伙，你会冻僵的。请您把这扇门给我堵死。”他对老板说。“这就堵，侯爵先生，从现在起，再有顾客来，就从小餐厅进，这好办。”为了显得更热情，他命令一个领班和好几个侍者去执行任务，同时大声威胁说，如果完成不好，就要惩罚他们。为了使我忘记他一开始对我的态度，他对我表示出过分的尊敬，但是，他又不想让我感到他对我尊敬是因为他那位有钱的贵族顾客对我很热情，于是他偷偷地朝我微笑，以表明他个人对我似乎很有好感。

我身后有位顾客在吆喝，老板转过头去。我听到的不是“鸡翅膀，很好，再来点儿香槟，但要掺点水”，而是“我喜欢甘油。对，要热的，很好”。我想看看给自己强加这样一份菜单的苦行者是谁，但我立刻又把头转向圣卢。因为我不想让这个奇怪的美食家认出我。我认识他，不过是一位医生罢了。他是被浓雾困在咖啡馆里的。一个顾客利用这个机会向他求医。医生和交易所的经纪人一样，说话总离不开“我”。

我眼睛看着圣卢，思想却在别处。在这家咖啡馆的顾客中，在我一生所认识的人中，有不少外国人，他们是各种各样的文人和画家，他们披着矫揉造作的短斗篷，戴着1830年的领带，再加上动作很不灵活，逗得人大笑不止，他们却逆来顺受，忍气吞声。有些人为了显得满不在乎，甚至故意装疯卖傻，引人发笑。他们是一些道德高尚、有真才实学而又非常敏感的人。这些外国人——主要是犹太人，当然是指那些没有同化的犹太人——让那些对怪模怪样不能容忍的人看了很不舒服（就像布洛克使阿尔贝蒂娜感到讨厌一样）。一般说来，人们很快就会承认，即使他们过长的头发、过大的鼻子和眼睛、做作的不连贯的手势令人生厌，但单凭这些就对他们作出评价的做法是幼稚的，他们心胸开阔，心地坦诚，你在同他们交往中会深深爱上他们。尤其是犹太人。他们的父母大多雅量高致，襟怀恢廓，待人诚恳，与这些品质相比，圣卢的母亲和盖尔芒特公爵就相形失色，他们冷酷无情，具有虚假的宗教感情，致使他们只会鞭挞丑闻，他们竭力为基督教辩护，最终必定导致（利用他们唯一受到高度评价的智慧，通过意想不到的手段）一场基于金钱关系的豪门婚姻。但是，不管父母的缺点以怎样的方式在子女身上组成新的品质，在圣卢身上占主导地位的仍然是胸襟开朗和心地坦率这些可爱品质。因此，应该对法国说几句赞美话：这些品质如果存在于一个纯法国人（不管是贵族还是平民）身上，会绽开出优雅的花朵（用千姿百态形容也许有点过分，因为有尺度和限制），而一个外国人，不管他多么值得尊敬，是不可能有这样优雅的风度的。当然，精神和道德品质，别人也有，尽管有些人外貌让人厌恶，使人不悦，令人发笑，但这些品质仍不失其可贵。然而，那些从公正的角度看来是美丽的，用精神和心灵去衡量是有价值的东西，不仅赏心悦目，色彩优美，精雕细琢，而且内心和外表完美统一，这毕竟是一件好事，也许只有法国人才能做到。我凝视着圣卢，心想，当一个人既有风度翩翩的外表，又有高洁雅致的内心，还有一个玲珑别致、巧夺天工、可与停栖在贡布雷周围草地鲜花上的蝴蝶双翼相媲美的鼻翼，这毕竟是讨人喜欢的；我想，真正的、其秘密自十三世纪以来就存在、不会随我们教堂的消失而消失的法国艺术代表作，不是圣安德烈教堂的石头天使，而是不分贵族、资产者和农民的普通法国人，他们的脸部线条具有鬼斧神工般的精妙和明快，与圣安德烈教堂遐迩闻名的门廊上的雕刻一样，历史悠久，但仍富有创造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