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在凯斯金家玩着通姆巴拉迎来1977年的。想起这件事可能是因为前面提到了“生活的美好”。然而，作为除夕的娱乐去凯斯金家，对于展示我人生中不可否认的变化也是重要的。离开茜贝尔，让我不得不远离自己的朋友圈，每星期去凯斯金家四五次又让我放弃了许多老习惯，但直到那年的除夕，我一直在试图让自己和亲人们相信，我仍然在继续原来的生活，或是随时都能够回到那种生活中去。

为了远离茜贝尔，为了不让不好的回忆伤害任何人，也为了摆脱解释为什么销声匿迹的麻烦，我从扎伊姆那里打听没见面的熟人的消息。我和扎伊姆在福阿耶、加拉齐，或是新开的一家上流社会饭店里见面，我们会像两个渴望谈论生意的严肃朋友那样，津津有味地谈论人生和别人的事情。

扎伊姆已经对和芙颂一般大的年轻情人阿伊谢感到不满了。他说，就像她太幼稚，无法同他分担烦恼同担忧一样，她和我们的那帮朋友也始终合不来。在我的一再追问下，他坚持说还没有新情人或是情人候选人。从他的讲述中我明白，扎伊姆和阿伊谢的亲密只停留在接吻上，女孩十分小心、矜持，在没对扎伊姆的诚意完全确信前，就会保护自己。

扎伊姆说这些时问道：“你笑什么？”

“我没笑。”

扎伊姆说：“不，你笑了。但我不介意。让我来告诉你一件更好笑的事情。努尔吉汗和麦赫麦特一星期几乎有七天在约会，他们出入于各个饭店和俱乐部。麦赫麦特带努尔吉汗去夜总会，让她听老歌和古典土耳其歌曲。他们还找到以前在电台唱歌的七八十岁的老歌手，和他们交朋友。”

“是吗……我不知道努尔吉汗对音乐那么感兴趣……”

“爱屋及乌嘛。其实麦赫麦特也不太懂那些老歌。现在为了影响努尔吉汗，他也在学习。他们一起去萨哈夫拉尔买书，去跳蚤市场找旧唱片……晚上他们去马克西姆、贝贝克夜总会听穆泽燕·塞纳尔唱歌……但他们从来不在一起听唱片。”

“什么意思？”

扎伊姆小心翼翼地说：“他们每晚都去夜总会，但一次也没单独待在一个地方做爱。”

“你怎么知道的？”

扎伊姆说：“他们在哪幽会？麦赫麦特还跟他父母住在一起。”

“在马奇卡的后面，不是有一个他带女人去的地方吗？”

扎伊姆说：“他也带我去喝过威士忌。那里完全就是一个和情人幽会的地方。如果努尔吉汗是个聪明人，就绝不会去那种糟糕的地方，如果去了，她就会明白麦赫麦特将因此不和自己结婚。连我都觉得自己怪怪的，因为邻居们会从门上的猫眼去看他今夜是否又带回了妓女。”

“让麦赫麦特怎么办？单身男人想在城里租一套房子容易吗？”

扎伊姆说：“他们可以去希尔顿。或是在一个好街区为自己买一套房子。”

“麦赫麦特喜欢和父母一起过家庭生活。”

扎伊姆说：“你也喜欢。让我友好地和你说一件事好吗？但你不能生气。”

“我不生气。”

“你和茜贝尔偷偷摸摸地在办公室约会，还不如把她带去你和芙颂约会的迈哈迈特公寓楼，那样的话，今天你们就不会分手了。”

“是茜贝尔告诉你的吗？”

扎伊姆说：“不是，亲爱的，茜贝尔不会和任何人说这种事情，你别担心。”

我们沉默了一会儿。有趣的闲聊突然转到了我的烦恼上，像是我遭遇了一场灾难那样说起我经历的那些事情，让我觉得很扫兴。因为扎伊姆发现了这点，于是他接着说，有天夜里在贝伊奥鲁的羊肚汤店里，他碰到了麦赫麦特、努尔吉汗、塔伊丰和老鼠·法鲁克。后来他们开着两辆车一起去海峡玩了。还有一个晚上，当他和阿伊谢在埃米尔岗坐在车里喝茶、听音乐时，他们碰上了私生子·希尔米和其他一些人，随后他们开着四辆车，先去了在贝贝克新开的帕利兹延夜总会，然后又去了有银色叶子乐队演出的郁金香花园夜总会。

一方面为了吸引我回到过去的生活，另一方面是他对夜生活的沉醉，扎伊姆津津有味地告诉了我这些娱乐活动的所有细节，当我听他讲这些时，并没想太多，但后来当我在凯斯金家时，我发现自己在幻想这些娱乐活动。但读者们也别认为，我因为没能和老朋友们一起继续从前那种快乐的玩乐生活而沮丧了。只是，有时，当我坐在凯斯金家的餐桌上时，我会产生一种世界上没发生任何事情，即使发生了，也离我们很遥远的感觉，仅此而已。

1977年的除夕夜我也一定沉浸在了这样的一种感觉里，因为我记得在游戏当中的一瞬间，自己在想扎伊姆、茜贝尔、麦赫麦特、塔伊丰、老鼠·法鲁克和其他一些朋友在做什么。（据说扎伊姆在夏天的别墅里让人支起了电取暖器，还派看门人去点了壁炉，正在那里举办一个邀请了“所有人”的大聚会。）

芙颂说：“凯末尔，快看，抽到27了，你有的！”看见我的心思没在游戏上，她用手拿起一颗干扁豆，放到了我的通姆巴拉纸牌上，遮住了27。她笑着说：“别走神！”有那么一瞬间，她用小心、担忧，甚至是怜爱的眼神看了我一眼。

当然，我是为了从芙颂那里得到这样的关注才去他们家的。我感到了一种异常的幸福。但这种幸福是来之不易的。为了不让他们伤心，为了不让母亲和哥哥知道我将在凯斯金家过除夕夜，我先在家和他们一起吃了晚饭。随后，奥斯曼的儿子，我的侄儿们说“快，奶奶，让我们来玩通姆巴拉吧！”于是我又和他们玩了一轮游戏。我记得，在我们全家一起玩通姆巴拉的时候，当我和贝玲的目光相遇时，她像是在怀疑这种幸福家庭画面的做作，用“你怎么了！”的眼神皱起了眉头。

我对贝玲轻声说：“没什么，我们不是玩得很开心吗！”

随后我说，自己该去参加扎伊姆的聚会了，当我匆忙离开前，我又看到了贝玲那洞察一切的眼神，但我什么也没表露。

当切廷开车向凯斯金家疾驶时，我既慌乱，又幸福。因为他们一定在等我吃晚饭。是我告诉内希贝姑妈要和他们一起过除夕的，有一次我在门口告诉她，我一定会来的。这话的意思就是“请别让芙颂那天晚上和丈夫出去找朋友们玩”。因为在我那么好心支持他们的所有电影梦想，感觉自己和他们那样亲近时，芙颂在我去他们家的夜晚出去，在内希贝姑妈看来是一件非常难为情的事情，也是一种不懂事的行为。内希贝姑妈说，她觉得费利敦在我去的夜晚出门也是“不懂事”。但因为没人对此有抱怨，因此这是一种被我们无声忽视的孩子气。因为他不在家时，有时内希贝姑妈不是也用“孩子”来提到费利敦的吗？

离开我们家之前，我拿了一套母亲为赢得通姆巴拉游戏的人准备的奖品。到凯斯金家之后，我快步跑上楼梯，一进门——当然像往常一样，在我感受到和芙颂目光相遇的幸福之后——就从塑料袋里拿出了母亲的奖品，一边高兴地说“这是通姆巴拉游戏获胜者的奖品”，一边把它们码在了餐桌的边上。就像母亲从我们儿时起在除夕夜里做的那样，内希贝姑妈也准备了很多小奖品。我们把她准备的奖品和母亲的那份混在了一起。那天晚上我们玩得那么开心，以至于在后来的几年里，在除夕夜，把我拿去的奖品和内希贝姑妈准备的奖品混在一起玩通姆巴拉，成了我们不可改变的习惯。

我在这里展出我们在八个除夕夜里玩过的通姆巴拉用具……在我们家里，从20世纪50年代末到90年代末的四十年时间里，母亲在除夕夜，也是用同样的一套通姆巴拉用具先是让我、哥哥和堂兄弟们，后来又让她的孙子们开心的。内希贝姑妈也像母亲那样，在游戏结束，奖品散发完，孩子、邻居们开始打哈欠，打瞌睡时，开始小心翼翼地收拾通姆巴拉用具，她会把从天鹅绒袋子里一块块抽出来的数字块（90块）数一遍，把写着数字的纸牌用蝴蝶结捆成一摞，把我们用来遮住纸牌上数字的干扁豆放进袋子里，然后把布袋收起来等待第二年的除夕。

现在，多年以后，当我忙着用全部的真诚，将一切一一展现出来来向别人讲述自己的爱情时，我感到，我们在除夕夜一起玩通姆巴拉，深刻触及了那些神奇、怪异年份的灵魂。通姆巴拉作为一种意大利人在平安夜全家聚在一起玩的那不勒斯游戏，就像很多除夕夜的仪式和习惯那样，在阿塔图尔克实行年历改革后，通过黎凡特和意大利人家庭传到了伊斯坦布尔，并在短时间里成为很多家庭除夕夜娱乐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20世纪80年代，一些报纸会在年底向读者赠送用廉价硬纸板做的、塑料数字的通姆巴拉用具。那些年，城市的街道上还出现了数以千计的通姆巴拉手，他们手拿一个黑布袋，用走私美国烟或是威士忌作为奖品来引诱路人。大街上的这些通姆巴拉手，会用一种可以被称做“迷你通姆巴拉”的游戏和一个其中有诈的布袋，把大街上随时准备试试运气的人们的钱骗到手里。通姆巴拉这个单词，带着“抽签和试运气”的含义，就是在那些年，在我每星期去芙颂他们家四五次的时候进入土耳其语的。

我用一个真正的博物馆创始人的兴奋，用能够像物件的故事那样来讲述我的故事的激情，从母亲和内希贝姑妈准备的各种奖品里精心挑选出了一些样品。

内希贝姑妈每年一定会在奖品里放上一块小女孩或是小男孩的手帕，母亲也那么做。这是否有这样的一个含义呢？那就是“除夕夜玩通姆巴拉，是专属于小女孩的一种快乐，但我们成年人也会在那夜像孩子一样快乐”。儿时在我们家，除夕夜里如果一个年长的客人得到了一件为孩子买的礼物，那他（她）一定会说：“啊，我正需要这样的一块手帕！”父亲和他的朋友们说完这话后，就像他们在孩子面前说了一句双关语那样，会互相做一些挤眉弄眼的动作。看到这些动作，我会觉得大人们是带着一种玩笑的态度来玩通姆巴拉的，我会因此而不安。很多年以后，1982年除夕夜，当我在凯斯金家第一个把纸牌上的第一行数字全部对上，像个孩子一样大叫“沁可”时，内希贝姑妈边说“恭喜，恭喜，凯末尔先生”，边给了我这块手帕。就是在那时，我说道：“我正需要一块这样的手帕！”

内希贝姑妈极为严肃地说：“这是芙颂小时候用过的一块手帕。”

那时，那个夜晚，我明白在凯斯金家，就像邻居的孩子们那样，我是用自己全部的纯真来玩通姆巴拉的。无论是在芙颂、内希贝姑妈，还是在塔勒克先生的身上多少都有一种玩笑的态度，有一种模糊的“假装那么做”的样子，但我始终是真诚的。看见我现在不时用一种接近调侃的口吻来讲述自己爱情故事的读者和博物馆参观者们，请记住，我是带着全部的真诚去经历那些时刻的，任何时候我都是善意的。

母亲每年会把几双童袜放进奖品里，这让我们感觉奖品是一些家里本该买的东西。尽管这种感觉减少了奖品的奖励性，但同时，即便是在很短的一段时间里，也会让我们像对待珍贵的东西那样去看待我们的袜子、手帕、核桃夹子，或是在阿拉丁小店里买来的一把便宜的梳子。但在凯斯金家，所有人，甚至是孩子，游戏结束时，不会因为袜子，而是因为赢了游戏而开心。现在，多年以后，我想其中的原因，就像这袜子一样，在凯斯金家，物件不是属于每个个人的，而仿佛是属于整个家和家庭的，但这也不完全对，因为我会不断感到，楼上有芙颂和她丈夫分享的一个房间，一个柜子，有他们自己的东西，我会经常带着幻想和痛苦去想那个房间、里面的东西和芙颂的衣服。但在除夕夜，就是为了不让自己去想这些我们才玩通姆巴拉的。有时，在凯斯金家的餐桌上，当我喝下两杯拉克酒后，我会感到，我们看电视也是为了感受（我们在玩通姆巴拉时感受到的）那种纯真的情感。

玩通姆巴拉时，或是在平常的一个夜晚，当我们安宁地看着电视时，当我把凯斯金家里的一个物件（比如多年后达到一个可观数字的、带着芙颂手上味道的勺子）装进口袋时，内心里那种稚气单纯的情感会消失一段时间，那时我会感到一种自由，我明白自己将可以随时起身离开那里。

1980年的除夕夜，我把在订婚那天的最后一次约会上，自己和芙颂一起喝威士忌的古董杯子（我外公艾特黑姆·凯末尔留下的纪念品），作为一个制造惊喜的奖品拿去了他们家。1979年以后，我从凯斯金家拿走一些小玩意儿，然后再给他们带去一些更贵重的礼物，因为就像我对芙颂的爱情那样，这成为了一件不言而喻被接受的事情，因此在笔、袜子、肥皂那样的小礼物中间出现一个只有在拉斐·珀尔塔卡尔的古玩店里买到的贵重杯子，也就不足为奇了。然而让我伤心的是，当塔勒克先生赢了通姆巴拉，内希贝姑妈拿出奖品时，芙颂竟然没发现这个带着我们爱情最悲伤日子印记的杯子。还是她想起来了，但因为气我的鲁莽（费利敦和我们一起过了那个除夕夜）而假装不知道呢？

在此后的三年半时间里，只要塔勒克先生喝拉克酒时拿起那个杯子，我就想去回忆和芙颂最后一次做爱时的幸福，但就像不能去想一个被禁问题的孩子一样，在凯斯金家的餐桌上，当我和塔勒克先生坐在一起时，我当然是不能那么做的。

物件的力量，以及积淀在其中的回忆，当然也取决于我们的幻想力和记忆力的表现。别的时候我绝不会对它们感兴趣，甚至会觉得这些低俗的放在篮子里的埃迪尔内肥皂，用肥皂做的葡萄、木梨、杏子和草莓，因为成为了游戏的奖品，才会让我想起除夕夜感到的深切安宁和幸福；我在凯斯金家餐桌上度过的那些神奇时光是我人生中最美好的时光；我们人生那慢慢流淌的温和的音符。但我真诚而朴实地相信，这些情感不单单属于我，多年后见到这些物件的博物馆参观者们也会有同样的感受。

为了给我的这个信念再举一个例子，我在这里展出那些年除夕夜开奖的新年特别彩票。内希贝姑妈也像母亲那样，每年买一张在12月31日晚上开奖的彩票，把它当做通姆巴拉的一个奖品。无论是在我们家，还是在凯斯金家，对于得到那张彩票的人大家会异口同声地说同样的一句话：

“太好了，今晚你真幸运……看看，说不定你还能中大奖呢。”

1977年到1984年的八年除夕夜里，因一个奇怪的巧合，芙颂竟然六次得到了彩票。但等到当夜抽奖结果在收音机和电视里宣布后，依然因为一个奇怪的巧合，她没中到过任何的奖金，包括最小的“保本”奖。

无论在我们家，还是在凯斯金家，在赌博、运气和人生的问题上（特别是塔勒克先生和客人们玩纸牌时）有一句总会被重复的警句。这句话同时也是对输家的调侃和安慰。

“赌场失意，情场得意。”

所有人都会在合适时机说的这句话，我是在1982年的除夕夜，电视直播并由安卡拉第一公证处公证的抽奖结果宣布后，在芙颂仍然没中到任何奖金时，带着醉意和不假思索说出来的。

“鉴于您在赌场的失意，芙颂女士，”我模仿着我们在电视里看到的那些优雅英国绅士的口吻说，“您将在情场上得意！”

芙颂也像电影里的一个聪明、文雅的女主角那样，毫不犹豫地说：“凯末尔先生，对此我没有任何怀疑！”

1981年底，因为我相信，横亘在我们爱情前面的障碍几乎被我跨越了一半，因此一开始我认为这是一句可爱的玩笑话，但第二天上午，1982年的第一天，当我彻底从酒精里清醒过来，和母亲一起吃早饭时，我恐惧地想到，也许事实上芙颂说的是一句双关语。因为“情场得意”所暗示的幸福，很显然并不是芙颂日后离开丈夫和我在一起生活的幸福，而是另外的一样东西，从她那调侃的语气里我明白了这点。

后来，我又认为自己是因为过分的猜疑而想到了一些错误的东西。让芙颂（和我）说这些没水平的双关语的东西，当然是那句把爱情和赌博联系在一起、不断被重复的话。

纸牌游戏、国家彩票的抽奖、通姆巴拉以及饭店和娱乐场所里的那些大告示，把除夕夜日益变成了一个仅仅是喝酒、赌博的放荡之夜。像《民族报》《翻译》和《每天》那样的保守派报纸上，出现了许多关于这些问题的激愤文章。我记得，生活在希什利、尼相塔什和贝贝克的一些有钱的穆斯林家庭在年前，会像电影里的基督徒们在平安夜所做的那样，买一棵松树来装扮，这些松树还会拿到大街上展示。母亲对此也感到了不舒服，尽管她没有像宗教媒体那样说一些买松树的熟人“堕落”或是“异教徒”，但她说他们“没脑子”。母亲有一次在餐桌上对奥斯曼那个想买松树的小儿子说：“我们本来就没太多的森林……别让我们再去破坏松树林了！”

除夕前，伊斯坦布尔的大街小巷里会出现成千上万卖国家彩票的人，他们中的一些人打扮成圣诞老人的模样走进富人的街区。1980年12月里的一个傍晚，当我在挑选通姆巴拉奖品时，我看见四五个刚放学的男女高中学生，在捉弄一个在我们家对面街上卖彩票的圣诞老人，他们说笑着撕扯着他那用棉花做成的白胡子。走近后我明白，扮成圣诞老人的是我们对面那栋公寓楼的看门人。当孩子们撕扯着他的白胡子羞辱他时，哈伊达尔拿着手上的彩票低下了头。又过了几年，塔克西姆的马尔马拉酒店里的蛋糕店，为迎接新年摆了一棵巨大的圣诞树，宗教主义者放在那里的一颗炸弹爆炸后，保守派对赌博、酗酒的除夕娱乐的愤怒也更加激烈地显露了出来。我记得，凯斯金他们一家人对这起爆炸事件的重视不亚于除夕夜将在国家电视台出现的肚皮舞娘。尽管保守派的报纸上刊登了许多激愤的批判文章，但在1981年，那时的著名肚皮舞娘塞尔塔普还是出现在了电视上，只是她让我们，让所有人都大吃了一惊。因为TRT的管理者让身段优美的塞尔塔普穿上了一层又一层的衣服，别说是那“举世闻名”的肚子和酥胸了，就连她的腿也看不见了。

塔勒克先生说：“你们这些可耻的小丑，还不如让女孩裹着床单上台呢！”其实塔勒克先生看电视时很少生气的，不管喝了多少酒，他都不会像我们那样对屏幕上的人评头论足。

有些年，作为通姆巴拉的奖品，我给内希贝姑妈他们带去了从阿拉丁小店买来的挂历。1981年的除夕夜，芙颂赢了挂历，那年在我的坚持下，挂历被挂在了电视和厨房之间的墙上，但我不在的那些日子里，谁也不会去撕挂历。而事实上每张挂历上都会有一首诗、历史上的今天介绍和做礼拜的时间，另外挂历上还有一个让不识字的人明白做礼拜时间的钟面，还有为那天推荐的菜谱以及烹调方法、历史故事和笑话，外加一句关于人生的警句。

有天晚上我说：“内希贝姑妈，你们又忘撕挂历了。”那时电视节目已经结束，士兵们迈着正步已把国旗升起，我们也都喝了很多拉克酒。

“又过去了一天，”塔勒克先生说，“感谢真主让我们有饭吃，有房子住，我们的肚子饱饱的，我们有一个温暖的家……人生还能有什么奢求！”

不知道为什么我很喜欢夜晚结束前塔勒克先生说的这些话，尽管我一来就发现挂历没被撕去，但我还是会到临走前才说起这事。

内希贝姑妈会接茬说道：“而且是和我们爱的人在一起。”说完这话，她会探过身去亲吻芙颂，如果芙颂不在身边，她会叫道，“来，过来，我任性的女儿，过来让你妈妈亲亲你。”

有时，芙颂会像一个小女孩那样，坐到她母亲的怀里，内希贝姑妈会长久地抚摸她，亲吻她的胳膊、脖子和脸颊。无论母女的关系是好还是坏，八年时间里，她们从未放弃过这种让我深受感动的示爱仪式。她们笑着互相亲吻时，尽管芙颂非常清楚我在看她们，但她从来不会朝我看一眼。当我看见她们那种幸福的样子时，我会感觉自己很好，会不太为难地立刻起身告辞。

有时听到“我们爱的人”这句话，不是芙颂坐到她母亲的怀里，而是日益长大的邻居孩子阿里坐到芙颂的怀里，芙颂亲吻他一阵后会对他说：“你快走吧，要不你的爸妈会怪我们不放你走了。”有时，芙颂会因为上午和母亲吵过架而生气，当内希贝姑妈说“女儿，过来”时，她会说“行了，妈妈！”那时内希贝姑妈就会说：“那就去把挂历撕了吧，别让我们搞不清日子。”

那时芙颂会一下子高兴起来，撕下挂历后会笑着高声朗读上面的诗歌和菜谱。内希贝姑妈会说“对啊，让我们用葡萄干和木梨做水果羹吧，好久没做了”，或是“是啊，朝鲜蓟出来了，但巴掌大的朝鲜蓟是不会好吃的”一类的话。有时她也会问一个让我紧张的问题：“我做菠菜馅饼，你们要吃吗？”

如果塔勒克先生没听到这句问话或是那晚他不开心，他就不会作答，那时芙颂也会什么话也不说，开始直愣愣地看着我。我明白芙颂是因为残忍和好奇才这么做的，因为她知道我不能像是凯斯金家的一员那样对内希贝姑妈说该烧什么。

“芙颂很喜欢馅饼，内希贝姑妈，您一定要做！”我会这么说来摆脱困境。

有时塔勒克先生会让芙颂撕下挂历，然后把那天历史上发生的重要事件读一下，芙颂也会读。

“1658年9月3日，今天奥斯曼军队开始包围道皮奥城堡”，或是“1071年8月26日，今天的曼济科特广场战役后，阿纳多卢的大门向土耳其人打开了。”

塔勒克先生会说“嗯。拿来给我看看……他们把道皮奥写错了。拿走吧，现在再给我们念一下今天的警句……”

芙颂念道：“家就是填饱肚子、心有所系的地方。”当她开心地带着玩笑在念时，她的目光突然和我的相遇了，她立刻变得严肃起来。

瞬间我们都沉默了，仿佛大家都在思考这句话的深刻含义。在凯斯金家的餐桌上出现过很多神奇的沉默时刻，像人生的意义、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的存在形式、我们为什么而活那样，许多在别的地方我不会想到的问题，会在他们家餐桌上心不在焉地看电视、用余光看芙颂、和塔勒克先生闲聊时想起。我喜欢这些神奇的沉默时刻，随着岁月的流逝，我明白这些让我们感到人生神秘的时刻，是因为我对芙颂的爱情才变得那么深刻和特别的，我小心翼翼地珍藏着让我想起它们的那些东西。那天芙颂念完后扔到一边的这张挂历，就是我用再看一遍的借口拿来，随后趁别人不注意时装进口袋藏起来的。

当然不是每次我都是这么轻松的。从凯斯金家拿东西时我也碰到过很多尴尬的时刻，我不想说它们来延长我的故事，也不想让它们来把我的故事变得可笑，但我要说1982年的除夕夜发生的一件小事：在我带着从通姆巴拉赢来的手帕离开前，开始日益仰慕芙颂的邻居孩子阿里走到了我身边，除了一贯的调皮他身上还多了另外一种神态：

“凯末尔先生，刚才您不是赢了一块手帕嘛……”

“是的。”

“那是芙颂小时候用过的手帕。我能再看一眼吗？”

“亲爱的阿里，我不知道把它放哪儿去了。”

“我知道，”那小子说。“您把它放进这个口袋了，一定在那里。”

他几乎要把手伸进了口袋。我往后退了一步。外面在哗哗地下着雨，所有人都聚到了窗前，没人听见孩子在说什么。

“亲爱的阿里，很晚了，但你还在这里。待会儿你爸妈要怪我们了。”

“我马上就走，凯末尔先生。您会把芙颂的手帕给我吗？”

我皱起眉头，轻声说道：“不会，我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