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理说，以克雷齐马尔的报告为内容的那一章，原本就已经长得叫人深感不安了，而前面这一节的篇幅可更是了得，所用的页数甚至大大超过了前者，不过，令我聊以自慰的是，我能够对自己说，读者不可以因此而怪罪于我。他们因此而提出的过分要求超出我这个作者所能担负的责任，我可以置之不理。把阿德里安的这份记录图省事地随便甩给某个编辑；把这个“对话”（请注意我给这个词加上了一对表示抗议的引号，当然我也承认，这样做只能部分地消除其自身所固有的阴森恐怖）——也就是把这个谈话化整为零地分散到各个编了号的章节中去，任何的担心读者的接受能力可能会减弱的顾虑，都不会对我有所触动。我必须用满怀悲痛的虔敬去再现一件现存的事物，把它从阿德里安的五线谱谱纸上转抄到我的手稿里来；真的，我不仅是一个词一个词地，而且我甚至可以说：也是一个字母一个字母地抄录下来的——其间常常放下手里的笔，常常为了恢复而中断，不是思绪纷繁地在书房里来回踱步，便是一屁股坐进沙发，双手合十于额头之上，故而，我本来只需照抄照搬的一章完成起来竟然不比自己此前所写的任何一章要快，这听起来也许很奇怪，但却真的是事实，因为我的手在这个过程中时不时地就会抖上几抖。

同记录自己的思想一样，意味深长而又思前想后的抄写其实也是（至少对我而言；不过亨特普佛特勒尔阁下在这一点上也赞成我的意见）一项费力而又费时的工作，而读者早在前面的一些地方就有可能已经低估了我在我这已故朋友的生平故事上所用过的天数和星期数，那么他现在同样也有可能在他的想象中是落后于我写下当前这几行的这个时刻的，姑且让他去嘲笑我的迂腐吧。不管怎样，我认为自己这样做是正确的，我要让他知道，自打我开始这些生平记录以来，时间几乎已经过去了又一年，而1944年4月也随着最新一章的撰写而来临了。

当然，我的这个日期指的并不是我自己所做的这项工作所处的那个日期——不是我的小说已经写到的那一个，即1912年的秋季，上一次战争爆发的二十个月前，那时阿德里安和吕迪格尔·席尔德克纳普一起返回慕尼黑，他首先在施瓦宾给自己找到一家提供膳宿的小旅店（吉泽娜旅馆）住了下来。我不知道这种双重的纪元为何会如此强烈地吸引我的注意力，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如此迫切地要把它指点出来：这个个人的和事实的纪元，这个叙述者穿行于其中的时间，以及那个被叙述的事物发生于其中的时间。这是两个时间的运行轨道的一种非常奇特的交叉，另外也是为了再和第三个相结合：即那个时间，读者有一天将会因为想要接受这被告知的一切而抽出的那个时间，这样一来，读者也就和一个三重的时间秩序发生着关联：他自己的时间、编年史作者的和历史的时间。

这些苦思冥想在我看来已经渐露疲态，我无意于继续沉迷其中，我这里只想补充的是，“历史的”这个词有着那么一股子强烈的阴森气，用它来指我的写作所处的那个时代，远比用它来指我所写的那个时代要合适得多。最近这几天对奥德萨所进行的激烈争夺是一场损失惨重的战役，结果以黑海之滨的这座名城落入俄国人之手而告终，不过，这个对手没有能够扰乱我军的换防行动。同样，他肯定也不会在塞瓦斯托波尔，我们的另一张王牌，得逞，这个显然占优势的对手似乎现在就想把它从我们手里夺走。与此同时，随着我们固若金汤的欧洲堡垒几乎每天遭受空袭，巨大的恐慌开始四处蔓延开来。这些巨兽投下的炸弹造成了越来越大的毁灭，尽管它们当中也有不少成为我们英勇抵抗的牺牲品，但这又于事何补呢？成千上万的怪兽让这个被胆大妄为统一起来的大陆变得暗无天日，我们的城市越来越多地沦为一片废墟。莱比锡，这座在莱韦屈恩的成长，在他的人生悲剧的形成过程中扮演过重要角色的城市，不久以前也被狠狠地击中了：正如我不得不有所耳闻的那样，它的著名的出版社区只剩下一堆瓦砾，难以数计的宝贵的文献资料和文献人才培训场所被毁于一旦——一个不仅令我们德国人，而且根本就是令全世界热心文化教育事业的人都会感到万分沉重的损失，然而，后者似乎愿意以盲目的或正确的方式——我不敢对此妄加判定——去容忍这样的损失。

是的，我担心，事情会朝着毁灭我们的方向发展，一种被赋以致命灵感的政治让我们同时和人口最多并有革命威望的大国以及生产能力最大的大国发生冲突——美国这架生产机器看上去甚至不需要开足马力便能源源不断地制造出一大堆锐不可当的战争工具。而那些神经紧张的民主国家甚至也懂得利用这些可怕的工具，这倒是一个叫人震惊、也叫人清醒的体会，有了这样的体会之后，我们不再天天去犯下述的习惯性错误，以为战争就是德意志的一个特权，以为别人在暴力艺术领域肯定都是浅薄的半吊子。我们已经开始，（在这个方面，亨特普佛特勒尔阁下和我均不再是例外）对盎格鲁-撒克逊人的战争技术作最坏准备，担心敌人入侵的紧张与日俱增：占优势的武器装备和数以百万计的士兵从四面八方向我们的欧洲城堡所展开的进攻——或者我应该说：我们的监狱，我应该说：我们的疯人院？——正在被期待，而只有对似乎是真正伟大的阻止敌人着陆的预防措施——对这些专门用来保护我们和这个大陆不至于失去我们现在的元首的预防措施——进行令人印象最为深刻的描述，方能够从思想上去抗衡那种对于未来的普遍恐惧。

显然，我的写作所处的时代具有比我所写的时代，阿德里安的时代，那个只把他引领到我们难以置信的时代门口的时代，强大得多的历史动力，而我现在的心情则是，我真恨不得去冲着他，真恨不得去冲着所有现在不再和我们一道，过去，当这个开始时，也不再和我们一道的人，去冲着他们大喊一声“您是有福的！”，大喊一声发自内心的“愿您永远安息！”。阿德里安在我们的有生之年面前是安全的，这个安全性于我是宝贵的，我对它十分珍视，我可以意识到它，为此我乐于去容忍我继续置身于其中的这个时代的恐怖。我觉得，我好像是在代表他，是在为他而活，好像不是他，而是我在承担他肩头一直没有能够承担的重担，简言之，好像我在通过替他而活的方式向他表示一份爱意；这种想象，它尽管虚无缥缈，甚至无异于痴人说梦，但却令我感到愉快，它迎合了我一直以来所怀有的那种为他服务、帮助他、保护他的愿望——这个需要不幸得很，在我朋友活着的时候只得到过非常微小的满足。

*　　*　　*

我一直认为值得注意的是，阿德里安在施瓦宾的那家小旅店只住了两三天，而他根本也没有打算在城里找一套合适的长租房。席尔德克纳普在意大利的时候就写信给他原先在阿玛利恩大街的房客，从而保证了自己可以重新住回以前的老窝。阿德里安不想再去市政议员夫人罗德家住，也根本无意继续呆在慕尼黑。他的决定似乎是长时间以来悄然形成的——而且情况还是这样的，他也没有事先临时坐车去瓦尔茨胡特附近的普菲弗尔林考察和商谈，而就只是打了一个电话过去，而且还是一个非常简短的电话。他从吉泽娜旅馆打电话给施魏格施迪尔家——接他电话的正好是艾尔泽大妈本人。他首先向人家自我介绍，说他就是以前有幸来庄园考察过的那两个骑车人之一，紧接着就问人家是否愿意，同时可以以什么样的价钱把二楼的一间睡房和底层的那间修道院院长工作室作为白天逗留的场所让与他用。不过，施魏格施迪尔太太并未急着讲价，尽管那包括伙食和服务在内的价钱后来证明是非常适中的；她首先要弄清楚对方是当初那两位来访者中的哪一位，是作家还是音乐家，在对自己当初的印象进行了一番核实之后，她了解到对方是那位音乐家，于是就本着完全是为他好、为他着想的立场对他的请求提出异议——而她提出异议的方式也只不过如此，即她说，他肯定很清楚什么对他最有好处。她说，一般出租都是为了赚钱，但他们，施魏格施迪尔家，却不是这样的，他们仅仅只会偶尔地，也就是说根据具体情况，接纳房客和食客；这一点两位先生应该是能够从她上次的介绍中立马了解到的，而他这个打电话的人是否就构成这样的偶尔和这样的情况，这可不是她的事情，这个结论必须由他自己来下。他在他们那里将会过得很安静，很单调，另外，生活设施也会很简陋：没有浴室，没有抽水马桶，取而代之的只有屋外的农家茅厕，而叫她感到吃惊的是，一个年龄，如果她没有弄错的话，还不到三十的先生，一个搞艺术的人，竟然不在有文化表演的地方呆着，却甘愿跑到偏僻的农村来安营扎寨。其实，用“吃惊”这个词是不准确的，她和她丈夫天生就不会吃惊，如果这或许正好就是他在寻找的东西，那他只管来好了，因为太爱大惊小怪的人真的是占了绝大多数。不过，这样的一种关系可不能只是心血来潮，住几天就走，而是从一开始就要有一点长期打算的，因为马克斯，她的丈夫，还有她本人，都很看重这一点，所以这一条必须好好考虑，特别考虑，不是么，是不是唦？等等。

他是长期的，阿德里安回答道，而且这件事情他已经考虑很久了。他说，那种等待着他的生活方式已经通过了内心的考验，已被认为是好的和可以接受的了。他同意每月120马克的价钱。他请她给他挑个卧室，还说他很期待是那间修道院院长室。他要求三天后就入住。

事情就这样发生了。阿德里安利用他在这座城市的短暂停留去和一个别人给他推荐的（我认为：是由克雷齐马尔推荐的）抄写员会面，即撞塞子乐队的第一大管吹奏手，想通过这个副业赚点小钱的格里彭克尔，阿德里安把《爱的徒劳》的总谱的一部分留在了他的手里。在帕莱斯特里纳时他还没有彻底完成他的这部作品，那时他还在给最后两幕配器，那个奏鸣曲形式的序曲也还没有解决，其最初的构思，他认为，通过引进那个惊人的，而对歌剧本身则是完全陌生的，在重复和结尾的快板里作用极其风趣俏皮的副主题，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此外，他在作曲时曾经大段大段地忽略演唱符号和速度符号的标注，所以又花了很多气力去补做这项工作。顺便提一下，我心里很明白，他的意大利之行的结束和这部作品的完成没有能够同时发生其实并非偶然。甚至在他刻意追求这种巧合的时候，事情仍旧没有能够按照他那隐秘的意图发生。他这个人太始终如一了，太会保护自己不受环境变化的影响了，所以，他是绝对不会把此事看作是值得向往的，即在生活的场景发生更迭时，他完全能够处理解决好在前面的状况下做过的事情。为了内在的连续性的缘故，比较好的做法是，他这样对自己说道，把剩余的旧的附属工作一起带到新情况里来，而当外在的新事物已经成为例行公事之后，首先考虑内在的新事物。

他的行李从未重过，由一个装总谱的文件夹和一个在意大利时就被他用作澡盆的塑料盆组成，他带着它们，从施塔恩贝格火车站搭乘那些不仅在瓦尔茨胡特，而且十分钟后也会在普菲弗尔林经停的慢车中的一趟抵达他的目的地，两箱子书和日用杂物则办了托运。时间正值十月将尽，天气虽然还很干燥，却也变得阴冷和阴沉。树叶纷纷落下。施魏格施迪尔家的少爷格雷翁，一个青年农民，对待外人的态度尽管生硬冷淡，对待自己的事情倒也明显是胸有成竹，就这么个人，他还引进和使用了新型撒肥机呢，就是他，赶着一架带长条座椅的马车来到那个小小的火车站前，静坐在底座高、结实而又有弹性的马车夫驾御台上，等候客人的到来，而一俟脚夫刚刚把手提箱装上马车放好，他就立马让手中的缰绳在为拉车而套在一起的牲口，即两匹膘肥体壮的栗色马的背上舞动起来。两人一路上也没有怎么说话。罗姆冈及环绕山冈的树木，夹子湖那灰蒙蒙的水面，阿德里安以前坐在火车上时就已经见过它们不止一次了；现在，他可以近距离地看到这些景物了。不久，施魏格施迪尔家那座巴洛克风格的修道院建筑也在他眼前出现了；在敞开着的四方形庭院里，马车沿着那棵挡住去路的老榆树画了一个弧，榆树的树干为一圆环形长凳所围绕，树上的叶子已经有很多落到了椅子上。

施魏格施迪尔太太和她的女儿克莱门蒂娜一起站在那带有僧侣徽章的大门口迎接来客，克莱门蒂娜一身农家装扮，显得贤淑端庄，是个长着一双褐色眼睛的农村姑娘。她们的欢迎辞被一阵紧似一阵的狗吠声淹没，原来，他们家那只用链条拴住的警犬激动异常，不仅踢翻了给它喂食的盆，而且还差点把它自己的草棚子撞塌。母亲和女儿，还有那个帮忙拿行李的专管牲口的脏脚女佣（瓦尔特普尔吉斯），全都冲它喊“去，卡施佩尔，斯塔特！”（在方言中保留下来的古高地德语“斯塔梯”，在古高地德语中为“斯泰特”，后来又演变为“斯忒特”，意思是：“安静”和“别动”），可无济于事。那狗继续怒吼不止，阿德里安呢，先是微笑着站在一边看了有一会儿，之后，他走到它跟前。“苏索，苏索，”他对着它这样唤道，他没有提高嗓门，只是带了一点令人吃惊的警告性的腔调，可是看哪：纯粹只是受到这和缓的轻言细语的影响，那畜生几乎是马上就安静了下来，不仅如此，它还允许这位魔术师伸出手去温和地抚摩它那从前被咬得伤痕累累的脑袋，它甚至还抬起头来，用一双黄色的眼睛看着他，神情极其严肃认真。

“您好勇敢，真让人佩服！”当阿德里安回到大门口的时候，艾尔泽太太这样对他说道。“大多数人都怕这畜生，它真要是闹起事来，就像刚才那样，也难怪人家会怕它。村里有个年轻老师，平时来给孩子们上课——哦，天哪，他那人长得就是瘦弱——每次都会说：‘您家的狗，施魏格施迪尔太太，俺怕得很哪！’”

“是的，是的！”阿德里安一边笑，一边点头，接着他们走进屋里，走进烟草味弥漫的氛围，走上二楼，在那里，房东太太把他领进那间专门为他安排的卧室，这间卧室位于白色的、散发着霉味的过道边上，卧室里面配置有一个五彩的窄柜和一张褥子垫得高高的床。房东另外还多做了一件事，即让人往屋里专门放进了一把绿色的靠背椅，椅子前的松木地板上还铺了一块用边角余料拼缀而成的脚垫。格雷翁和瓦尔特普尔吉斯把手提箱搬了进去。

在这里，也在重新下楼去的路上，他们就已经开始商量如何为客人提供服务，以及如何给他安排生活起居了，随后，他们又来到楼下那间修道院院长室，在这间特色鲜明的、阿德里安早就为之心仪的老屋里继续商量并最终确定：每天早上一大壶热水、浓咖啡，送到他卧室，正餐的时间——阿德里安不和这家人一起吃饭，这一点是事先没有料到的，不过，那时间对他而言也确实是太早了点——那就定在一点半和八点单独给他开饭，最好是在前面那间大屋里（即那间放着尼基像和那架桌式钢琴的农家客厅里），施魏格施迪尔太太说，那屋子如果需要也可以提供给他使用。她答应保证饮食清淡，早上吃牛奶、鸡蛋、烤面包、蔬菜汤，中午是一份又好又红的牛排配菠菜，然后是手工蛋卷，里面夹苹果酱，总之，都是有营养的东西，很适合像他那样胃口不好的人。

“胃，我的朋友，在绝大多数时候根本就不是胃，那是脑袋，很难伺候的、费心劳神的脑袋，它对胃的影响大着呢，就算胃本身好好的，”他说，那就跟晕船和偏头痛时的情形一样……哎呀，他有时犯偏头痛，而且还十分严重？这她可早就想到了！这她真的是之前就想到了的，早在他在卧室里细心琢磨护窗板和让房间变暗的各种办法的时候；因为黑暗，在黑暗中躺着，黑夜，阴暗，反正只要没有光线射进眼睛，只要这痛苦不停止，这样做就是正确的，另外再多喝些浓茶，多吃些酸柠檬。施魏格施迪尔太太并不是不知道偏头痛——我想说的是：她本人是从未闹过偏头痛。不过，她的那位马克斯前些年却是周期性犯病的；慢慢地，这毛病也就随着时间消失了。他说，随着他本人的来到，他也就把一个周期性发作的病人一起悄悄地带进了这户人家，对于客人为自己体弱多病而说的这些表示歉意的话，她可是一句也不想听，而只是说：“啊，是吗！”当然，不管怎样，有那么一点点类似的东西，她说道，肯定是会马上就想到的了；因为，如果一个人像他这样，从有文化的地方跑到普菲弗尔林来隐居，那么他这样做是自会有他的道理，这里显然涉及的是一桩要求给予理解的事情吧，是不是，莱韦屈恩先生？不过，我们这里虽然不是一个有文化的地方，但却是一个不缺理解的地方。这个老实正派的女人要说的也就只有这些了。

下面这些约定是她和阿德里安当时作出的，而且还是在站着和四处转着的情况下作出的，两人谁也没有想到，这些约定居然在后来长达十九年的时间里一直成为维持他外在生活的秩序规章。村里的木匠被叫来测量修道院院长室室门两边的空间尺寸，为的是做几个架子给阿德里安放书用，但高度却不能高过皮质裱糊布下面的老木头层；关于给带蜡烛头的枝状吊灯通电一事也是一口讲定的。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房间还将经历这样和那样的变化，它注定要去目睹为数众多的大师级作品的诞生，而这些作品直到今天仍然或多或少不能为公众所知晓和欣赏。这之后不久，一块几乎和房间面积一样大的地毯被铺在了用坏的地板上，这在冬天里简直是太有必要了；工作台前面有一个萨沃纳罗拉沙发椅，除它之外，剩下的唯一一个落座的机会就是一只角凳，只要是关乎风格的事情，阿德里安就不会不管，于是，没过几天屋里就放进一把在慕尼黑的伯恩海姆购置的阅读休闲椅，这是一件值得称道的家具，它和它的那个可以推近的底座部分，一个靠背垫大小的矮凳，合在一起使用，倒是更配得上“无靠背沙发榻”这个名称，而不是普通的卧式长沙发，在几乎长达二十年的时间里，它为它的主人恪尽职守。

这些东西（地毯和椅子）都是从位于马克西米利安广场旁的那家家居装饰城购置而来。我提及它们，一部分目的是为了表明，进城的交通十分便捷，因为有多条铁路线从这里经过，其中还有好几趟快车，用不了一个小时，所以阿德里安可并不像施魏格施迪尔太太的说话口气有可能让人猜想的那样，会由于落户普菲弗尔林而完全陷入孤独状态，完全和“文化生活”隔绝。甚至连他参加完一次晚间活动，一场学院音乐会或者是一场撞塞子小乐队的音乐会，一场歌剧演出或者是一个社交聚会——这也是有的——之后，也都总会有一趟11点的火车深夜送他回家。当然，这时他就休想指望施魏格施迪尔家的马车会到火车站去接他了；遇到这样的情况，他可以找一家瓦尔茨胡特的运输公司来解决问题，此外，他还特别喜欢在冬日月朗星稀的夜晚沿着池塘边的那条小路步行返回进入梦乡的施魏格施迪尔农庄，每当这个时候，他远远地就知道给卡施佩尔或苏索发去一个暗号，它在这个钟点已经被打开锁链，省得它大吵大闹。他用的是一个用螺丝刀重新调过音的金属小笛子，上面最高的几个音频率极高，人的耳朵即便是在近处也基本上听不见。相反，它们对于构造完全不同的狗鼓膜却能作用强烈，而且还是从距离惊人的远处，所以，当那秘密的、另外也是任何人都听不见的声音穿过黑夜传到卡施佩尔的耳朵里的时候，它可是表现得一声不吭，安静极了。

由于好奇，也由于我的朋友冷淡内向，是的，表现为高傲羞怯的个性对那么一些人很有吸引力，所以，这些人不久也反过来专程从城里跑到他的这个庇护所里来看望他。这里，我愿意把优先权给予席尔德克纳普，而这也是他实际所拥有的：他当然是过来看阿德里安到底在他们共同发现的这个地方搞些啥名堂的第一人；而此后，特别是在夏季，他常常到普菲弗尔林来和他一起度周末。齐恩克和施彭格勒是骑车来的，因为阿德里安利用进城购物的机会再次去拉姆贝格大街问候了罗德一家，而这两位画家朋友又从那家的两个女儿口里听说了他回来的消息，获悉了他的逗留之地。根据种种猜测来看，他们的这次普菲弗尔林之行极有可能是由施彭格勒倡议和发起，因为齐恩克虽然作为画家比前者更有才华，更充满原动力，但在做人方面却要粗俗得多，他对阿德里安的性情毫无感觉，所以肯定就只是作为形影不离的那一个才来的——不管是什么，只要是人家指给他看的，他都会说些奥地利式的奉承话，报之以“谢谢”和虚伪的“乖乖”惊呼，而实际上却是满怀敌意。他的小丑表演，他用他那长长的鼻子，用他那两只长得很近、可笑得让女人们发呆的眼睛制造的滑稽效果，现在在阿德里安这里却再一次失灵了，要知道，阿德里安平时是多么喜欢滑稽，多么容易受到滑稽的感染的啊。然而，他的这种滑稽却是为虚荣所累；随后呢，好色的齐恩克就只会一味单调地注意人家交谈中的每一个词，看是不是可以为其添加一层性的双关含义，以便自己也能够插上嘴——他的这种癖好，齐恩克自己大概也看到了，也还就是无法博得阿德里安的喜爱。

每每发生这样的事故的时候，眨巴着眼睛、脸上还有个酒窝的施彭格勒便会由衷地格格地笑出声来。性在文学的意义上让他感到开心；性和精神在他看来是紧密关联的——这本身也没错。他的修养（这我们是知道的），他对于有教养、机智风趣、批评的理解，是基于他和性的领域所保持的那种偶然的和可怜的关系，是基于把肉体固定于此，而这种肉体的固定又纯粹是倒霉所致，远远不能代表他的禀性、他在这方面的癖好。他以那种时下已被抛在脑后的美学文化时期的方式，微笑着谈论种种艺术事件，种种文学现象和图书收藏现象，报告慕尼黑的街谈巷议，还滑稽十足地大讲特讲一个故事，说的是魏玛大公爵和剧作家理查德·佛斯一起出游阿布鲁佐，遭到一伙真强盗袭击——他说，这肯定是佛斯安排的。他聪明地向阿德里安恭维他的《布伦塔诺歌集》，他把买来的这本歌集拿到钢琴上进行过研究。他当时所发表的意见是，研究这些歌曲意味着一种坚定而又近乎危险的宠爱：这种类型的别的东西以后想要还受到人们的喜爱并非易事。他还继续就宠爱说了一些溢美之词——作为宠爱首先涉及的是高度需要的艺术家自身，而且有可能给他带来危险。因为随着那部已经完成的作品，他使自己的生活变得愈加艰难，并且最终变得不成体统，因为通过非同寻常和败坏对所有别的东西的胃口，自我宠爱最终必然会把他推向不调和，推向不可行，推向再也无法完成的境地。这个问题对于天赋高的人则是这样的，即尽管宠爱在不停地发展，恶心也在蔓延，但他始终还是会使自己处于可行的范围之内。

施彭格勒就是这样聪明——当然，这种聪明只是基于他的那种被专门固定的状态，一如他的眨眼睛和咯咯笑所暗示的那样。——接在这两位之后来喝茶的是让内特·硕伊尔和鲁迪·施维尔特费格，他们的目的是想看看阿德里安到底住得如何。

让内特和施维尔特费格有时在一起玩音乐，既会在硕伊尔老太太的客人们面前，也会在私下里，所以，他们就约好一起坐火车去普菲弗尔林，同时由鲁道夫负责打电话通知。这个建议是不是也是由他提出来的，还是由让内特提出来的，姑且就不去管它了。为此他们甚至当着阿德里安的面争论不休，彼此谦让着非要把关注他的功劳推给对方不可。让内特滑稽可笑的一时冲动说明她不愧为一个写手；不过，她的这个一闪念灵感又和鲁迪惊人的见人熟本领相得益彰，两者配合起来可谓天衣无缝。他所说的内容大概是，他两年前就开始对阿德里安以你相称了，尽管那只是非常偶然地在狂欢节期间发生的一次性行为，而且打那之后完全就是他单方面的一厢情愿，也就是只由鲁迪这边单方面发起这样的称呼。打那起，他就开始诚心诚意地使用这个称呼，但他发现，阿德里安在第二次或第三次时就已经开始拒绝与之呼应了，于是他这才——当然也是一点也不敏感地——决定放弃。看到他的这种见人熟遭受失败，硕伊尔毫不掩饰自己的幸灾乐祸，即便如此，他也根本不为所动。他的一双湛蓝的眼睛没有流露一丝困惑，人家对他说些有才智、有学问、有教养的话，他却拿眼睛去挖人家的眼睛，其情其景迫切之极，幼稚之极。我至今还在琢磨施维尔特费格这个人，我问我自己，他究竟在多大程度上了解阿德里安的孤独，并因此也了解这种孤独的需要及其接受诱惑的可能性，又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希望以此来证明他那招人喜欢的，或者说得粗俗点，纠缠不休的磨人的才能。毋庸置疑，他生来就是为了胜利和征服；但我如果只看到他的这一面，那我就必然会担心这样做对他不公平。他其实也是一个不错的哥们和艺术家，至于阿德里安后来还真的和他以你相称，以名字相称，我并不愿意认为这是施维尔特费格善于卖俏的结果，是可耻的，相反，其根源在于，他能够真诚地感到这个不同寻常的人的价值，真心实意地喜欢他，并且从中汲取百折不挠的动力，最终战胜他那感伤的冷漠，赢得胜利——当然是一场后果严重的胜利。——您瞧，我这爱抢话的老毛病又犯了。

在施魏格施迪尔家的农民沙龙里，让内特·硕伊尔在那架桌式钢琴上弹起了莫扎特，她头戴一顶宽大的帽子，优雅的面纱从帽檐向下撑至鼻尖，为了配合她，鲁迪·施维尔特费格在一旁吹起口哨，其技术之娴熟，真是可喜可贺，甚至于都到了可笑的地步：我这也是后来从罗德一家和施拉金豪芬那里听说来的，而且他们还跟我讲，他很小，还是在他上小提琴课之前，他就已经开始训练这种技术了，几乎是走到哪里练到哪里，分秒必争，只要是听过的作品，都能纯粹地模仿吹出，后来的水平也总能在已有的基础上继续得到提高。他吹得非常出色，熟巧得很，演卡巴莱不成问题，几乎比他的小提琴演奏给人留下的印象更深，而就器官方面的先天条件而言，他也肯定是特别优越的。那悠扬如歌的旋律听上去舒服极了，比起笛子来更有小提琴的味道，分句十分高超，那些小音符来得轻松愉快，细致入微，在短奏和有弧形连线连接各音的地方从未出现过，或者几乎是从未出现过失误。总之，他吹得非常好，但是，他的这种高超技巧之中却总也难免几分生手的马虎粗劣，这种马虎粗劣与艺术上必须严肃对待的东西相结合，于是又能引发一种特别的喜悦。人们会情不自禁地欢笑喝彩，而施维尔特费格也会孩子气地欢笑起来，他让自己的肩膀在衣服里耸动，同时用嘴角扮出一副转瞬即逝的鬼脸。

这些就是阿德里安在普菲弗尔林的第一批客人。而不久之后，我本人也亲自出马，来到他的身边，每个周日和他一起围着他的池塘徜徉，漫步登上那座罗姆冈。只有他从意大利回来之后的那个冬天我是在远离他的地方度过的；1913年复活节我得到了弗莱辛文理中学的一个职位，这也要得益于我的家庭对于天主教的信仰。我带着老婆和孩子离开凯泽斯阿舍恩，迁居到这个庄严的地方，它位于伊萨尔河畔，是长达数百年的主教府，在这里，我同首府和我的朋友的联系都很便利，除了战争期间的几个月之外，我的一生都是在这里度过，而同样也是在这里，我怀着充满爱的震撼参与了他的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