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4年8月的最初几天，作为预备役副中士的我接到归队命令，于是赶紧顶着酷暑匆匆起程，火速从弗莱辛辗转赶往图林根的瑙姆堡与我所在的军团汇合，我一路上换乘了好几趟火车，趟趟拥挤不堪，途中停留的候车大厅也是个个水泄不通，月台上全都摆满行李，一排一排地平放整齐。

战争爆发了。这场在欧洲上空酝酿已久的厄运终于降临了。它摇身一变，预先制定的全部计划和预先进行的全部训练均给人以有条不紊地“顺利进行”的印象；它以这样的面目横扫我们的城市，在人们的头脑和心灵里掀起恐怖的、腾达的狂澜和困顿的万丈激情，让他们强烈地感到被命运扼住了咽喉，强烈地感到力量倍增，从而勇于奉献牺牲。我现在乐于相信的是，在另一方，在敌对的，甚至是和我们结盟的那些国家，这次命运的短路当时恐怕更可能是被当作灾难和“巨大的不幸”来看待的，这后一个词是我们当时常常能在田间地头听到的从法国妇女们口中用法语说出来的话，当然，她们是在她们的国家、她们的客厅和厨房里感受这场战争的：“哦，先生，这场战争，这是多么巨大的不幸！”在我们德国，这一点现在已经是毋庸置疑的了，然而在当时，它最先呈现的面目却是崛起，是历史性的热情高涨，是觉醒的快感，是对平庸的日常生活的摈弃，是从世界的停滞不前的状态解放出来，是这个世界不可以再这样继续停滞下去的呼声，是对未来的欢欣鼓舞，是对义务和男子汉气概的呼唤，简而言之，是一派英勇的喜气洋洋的热闹景象。凡此种种都让我弗莱辛最高两个年级的学生们激动得满面通红，两眼放光。在这里，青年人的当兵欲和冒险欲同一场速战速决的紧急毕业考试的好处不无滑稽地结合在一起。他们一个个向征兵处蜂拥而去。而我自己呢，自然也是满心欢喜，因为我无须为自己呆在家里而遭受他们的鄙视了。

总之，我现在无意否认的是，这种全民性的热情高涨我也完全有份，我当时就试图这样对其进行定性，尽管这其中的那种痴迷远非我的天性，而且这种痴迷也同时让我感到一丝莫名的恐惧。我的良心——这里，我是在一种超个人的意义上来使用这个词的——并不是完全纯洁的。这样的一种战争“动员”，不管它的表现是如何的义愤填膺和坚不可摧，是如何的人人有责和义不容辞，却终究不免意味着放纵的假期的开始，意味着真正该尽的义务不尽，意味着一种逃学，一种对不愿受到约束的本能的屈服：凡此种种，它和它们的相似之处太多了，因而一个像我这样成熟稳重的人是不可能对此感到特别舒服的；而道德上的疑虑，即这个国家迄今为止是不是真的做得那样好，乃至于它真的有权放纵自己去沉湎于这样一种盲目的自我陶醉，这种疑虑也和上述那些源自个人天性的反抗结合在了一起。然而，在这里，一个甘愿牺牲、甘愿赴死的时刻却来临了，它使很多东西都被一笔勾销，也就是说，它就是最后的决定，在这个最后的决定面前说什么都是多余的。如果这场战争，或多或少被明确地视作是一场普遍的灾难的话，那么，面对这场灾难，个体，同样，还有单个的民族，为了这个连同其自身弱点和罪恶也一并包括在内的时代的弱点和罪恶，就会心甘情愿地去经受考验，就会自觉自愿地去流血造孽；如果这场战争被认为是一种牺牲，而通过这种牺牲旧亚当可以脱胎换骨，统一地赢得一种全新的更高层次的生活的话，那么，在这一非凡的伟业面前，平凡的道德已经被超越，只能是哑口无言。而我现在同样也无意忘记的是，我们那时是怀着一颗比较纯洁的心奔赴战场的，我们那时并不认为：这场战争是我们在家里早就蓄谋已久的，以至于一场血腥的世界灾难会必然被视为是我们内部表演的合乎逻辑和不可避免的结果。这是，真可惜啊，五年前的情况，而不是三十年前的。正义和法律，人身保护法，自由和人的尊严在国内受到尊重的情况曾经还算凑合。虽然那个坐在皇位上的，本质上绝非尚武的，为什么都行，就是不为战争而生的舞蹈家和喜剧演员的挥舞曾让有教养的人感到难堪——而他对文化的态度跟一个落后的笨蛋没有什么两样。但是，他对后者的影响也仅仅只限于空洞地表示一下制定措施的姿态而已。文化曾经是自由的，它曾经达到过可观的高度，而且它已经长时间地习惯于完全同国家权力脱离，所以，它的年轻的承载者们恰恰会把一场大的民族战争，正如现在所爆发的这场战争，看作是取得一种将国家和文化合二为一的生命形式的手段。在这里占据统治地位的自然是，正如在我们身上所惯常发生的那样，是一种特别的自我束缚，是一种完全天真的利己主义，这种利己主义并不在乎，是的，它甚至认为那是完全理所当然的，即为了德意志的形成发展（而且我们始终还处在形成发展的过程之中），已经比较成型而又绝不迷恋灾难动力学的全世界都必须和我们一起流血牺牲。人们现在因此而怪罪我们，这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的；因为从道德上来看，一个民族为使其集体生活达到一种更高形式而采用的手段——如果为此非要流血不可的话——不应该是对外发动战争，而应该是进行内战。但后者却又是我们所极力反对的，我们不喜欢打内战，相反，我们认为我们通过发动那三次沉重的战争换来民族统一——还只是一种部分的，一种有妥协的统一——是非常了不起的。我们早就是一个大国了，太久了；我们对这种状况已经习以为常了，我们没有像预想的那样感到高兴。这种状况不仅没有让我们变得更讨人喜欢，反而恶化而非改善我们和世界的关系，这种感觉，不管承认与否，已经根植于我们的灵魂深处。看来是该来一次新的突破了：一种跃升为主宰世界的大国的突破。这样的突破当然不可能通过呆在自家做道德手工活儿之类的途径来达到。既然如此，那就打仗，如果有必要的话，就对全世界的人发动战争，好让全世界的人都心服口服，都喜欢我们，这就是“命运”（多么的“德意志”，这个词，一个前基督教的原始语音，一个悲剧性的神话的音乐戏剧的主题！）作出的决定，我们就是为了它而热情洋溢地（只有我们是热情洋溢地）踏上征途——坚定不移地以为，德国的时代已经来临；历史支持我们；继西班牙、法国和英国之后轮到我们来打造世界和领导世界了；二十世纪属于我们，在开创于数百年前的资产阶级时代结束之后，世界必须在德意志的影响之下，也就是在一种还没有完全作出最终定义的军事社会主义的影响之下，来上一次洗心革面。

这种想法，我不想称之为观念，同那种想法，即我们是被迫参战，是神圣的困顿呼唤我们拿起武器，而这些武器其实是早就准备好了，我们其实也早就学会了熟练使用，它们的杰出性能始终散发出秘密的使用的诱惑，同时相安无事地占据着我们的头脑——外加那种对四面楚歌的担忧，而为了防止这种情况的发生，我们只有依靠我们自身的强大力量，也就是说：依靠那种立即在别人的国家开展战争的能力。就我们的情况而言，进攻和防御是一回事：它们共同塑造了灾难、使命、伟大的时刻、神圣的困顿的激情。就让国外的那些民族把我们视作正义与和平的破坏者吧——我们有办法把世界打他个底朝天，直到它彻底改变对我们的看法，不仅钦佩我们，而且也热爱我们为止。

千万可别有人以为我这是在出自己的洋相！我没有理由这样做，之所以如此，首先是因为我根本不可能要求把自己完全排除在那种普遍的群情激昂之外。诚然，学者本性里固有的成熟稳重可能每每会阻止我发出响亮的欢呼，我的心底里甚至还有可能会下意识地冒出些许批判性的疑虑，而你想的是人人都想的，你感受的是人人都感受的，对此我有可能也会在瞬间萌生出一丝不快，即便如此，我那时却是真诚地分享着这种激动情绪的。不错，像我们这样的人确实会怀疑人人的想法是否就是正确的想法。然而，对于地位比较优越的个性而言，偶尔地，一次性地——而这种偶尔和一次性除了此时此地还能上哪里去找呢——遁入芸芸众生，成为沧海之一粟，来无影，去无踪，却又不啻为一种巨大的享受。

为了到各家告别，也为了进一步完善我的装备补给，我在慕尼黑停留了两天。城里的气氛总的来讲是庄严肃穆的，但也有惊慌和恐惧的情况发生，比如突然大家都会风传说自来水管里被人下了毒，或者有人认为在人群里发现了一个塞尔维亚间谍。为了避免由于这样的误会而被人打死，布赖萨赫尔博士在自己的胸前别满了黑白红三色徽章和小旗帜，我是在路德维希大街和他不期而遇时看到他的这副装扮的。战争状态，最高权力从民事转到军事，转到一个将军手中，由他来发布文告和声明，人们对此虽然能够接受，心里却是不无隐忧。而当人们得知，王室成员们都以统帅的身份动身前往他们的大本营，身边将有精明强干的参谋长们协助工作，不大可能造成重大损失之后，心里的一块石头这才算是落了地。总之，他们这些人一路上都受到民间的热烈欢迎。我看见一支支的枪管上都装饰着花束，一团一团的人马，在用手帕捂住鼻子的女人们的陪同下，迈步走出营房大门，老百姓飞速地围拢，发出一阵阵欢呼，这些被提升为英雄的农村小伙自豪地、腼腆地冲着人群傻乐。我看见一个非常年轻的军官站在一节电车车厢后面的平台上，把头扭向一边，心事重重地独自发呆，神情紧张，显然是在担心自己此去恐怕小命难保——但他很快又打起精神头来，迅速地展开笑颜环顾四周，想看看有没有人注意到他刚才的表现。

我又一次感到高兴的是，我知道自己也和他处于同一种情况，而不是躲在那些保家卫国的人背后苟且偷安。实际上，至少是眼下，我是我们这个熟人圈子里唯一一个上前线的人：反正我们强大得很，人多的是，能够有充分挑选的余地，能够充分考虑文化方面的需要，能够给予许多人免服兵役的机会，而只让完全符合年轻勇猛条件的男子汉们到前线去冲锋陷阵。我们圈子里所有的人几乎都能证明自己在健康方面出现了这样或那样的损害，这些毛病在以前几乎是不为人所知的，但现在冒出来却能够让他们免除兵役。那个苏加姆比尔人克虐特里希是轻度的结核病。画家齐恩克患有百日咳样的哮喘，为了治疗这个病他常常退出社交活动，而他的朋友巴普提斯特·施彭格勒则是，众所周知，走到哪儿、病到哪儿，不是这病、就是那病的病包儿。年龄上还算年轻的工厂主布林格尔看来是后方不可或缺的工业家；而撞塞子乐队呢，又是这个首府的艺术生活中一个太重要太重要的元素，以至于其成员，当然也包括施维尔特费格在内，不应该不被排除在服兵役的范围之外。另外，鲁迪前些时候还不得已做了一次手术，这次手术让他失去了一个肾，而这个情况也借这次机会公之于众，这着实让人吃惊了有一小会儿。你会突然听人说，他只靠一个肾过活——但似乎也完全够用了，而且女人们很快就把这事儿给忘在脑后去了。

我其实还可以继续这样数落下去，一口气举出一堆我前面出于厌倦、庇护，出于体谅而略过不提的例子来，这些人都在施拉金豪芬夫妇家中和植物园附近姓硕伊尔的女士们家中进进出出——这些人身上不乏对这场战争的，就如同对上一场战争一样的原则性反感，他们身上同时还兼具有：对莱茵联盟的回忆，对法国人的亲近，天主教徒对普鲁士的厌恶，以及诸如此类的情绪。让内特·硕伊尔从内心深处感到悲伤，眼泪都快流出来了。她所属的这两个民族，法国和德国之间所爆发的残酷对立，让她完全感到绝望，按照她的想法，它们本该相互补充而非相互撕扯才是。“我受够了，我死不瞑目啊！”她一边抽泣，一边气愤地用法文喊道。我虽然在情感上和她有所偏离，但我还是很有教养地向她表示了同情。

对于所有这一切，阿德里安本人是不为所动的，这在我看来也是世界上再理所当然不过的事情了，而为了和他道别，我专门坐车去了一趟普菲弗尔林，此时房东家的少爷格雷翁也已经奉命带着好几匹马火速动身赶往他的应召地去了。我在那里还见到了吕迪格尔·席尔德克纳普，他暂时还是自由身，正在我朋友这里过周末。他已经在海军服过役，后来又被征召入伍，但几个月后就又解甲归田了。可我的情况又能比他好到哪里去呢？我这就说与您听，我在战场上只勉强呆了一年的时间，只呆到1915年的阿尔贡战斗打响之前，然后我就戴着十字勋章被人运了回来，就因为忍受了恶劣的条件并染上了伤寒，所以我便为自己挣得了这枚勋章。

先就说这么多吧。吕迪格尔对英国的极度推崇决定了他对这场战争的评价，正如让内特的法国血统决定了她对这场战争的评价一样。大不列颠的宣战让他真正地感到了心惊肉跳，也使他的情绪变得格外阴郁。按照他的看法，违反条约进占比利时，从而挑起英国宣战，这种做法可是万万使不得的。法国和俄国——好吧，不管怎么说还能够同它们进行一番较量。可英国就不行！这是一种可怕的轻率。因而他表现出一种被激怒的现实主义倾向，他也同样认为战争不是别的，就是肮脏、恶臭、恐怖的截肢、性活动需要批准以及浑身长满虱子而已，他同时还狠狠地嘲讽了那种把胡作非为美化为伟大时代的意识形态的粗制滥造。阿德里安没有阻止他，我呢，尽管感情上已经陷得比较深了，但我还是愿意承认，他的话里也确实包含了一部分事实。

我们三个坐在放有胜利女神的那个大房间里吃晚饭，克莱门蒂娜·施魏格施迪尔时进时出，友好而周到地招待着我们，她让我想起了阿德里安在朗根萨尔扎的妹妹乌尔苏拉，我于是就向他打听她的情况。他们的婚姻是天底下最幸福的婚姻，只是健康方面，由于她1911和1912年连着生了两次孩子，所以不幸染上了肺病，是一种轻度的肺尖卡他，不过现在已经恢复得相当好了。这两个孩子就是那时出生的施耐德魏因家的后代罗莎和以西结。这一双儿女和另外的，也是1922与1923年接连出生的两个之间还将整整间隔十年。再下一个便是那个叫莱蒙德的小男孩。从我们那时坐在一起吃饭算起，直到这个迷人的内珀穆克的出现，还要等上九年。

用餐的时候，以及餐后在修道院院长工作室里，我们侃侃而谈，我们谈到政治和道德，谈到民族性格在这些历史性时刻有如神话一般的显现，而我在谈到这一点时尤其表现出了一定的激动，目的是为了能够对那种赤裸裸的经验主义，也就是被席尔德克纳普看作是唯一合适的战争观察方式，有所制衡；也就是说，我们谈到了德国在舞台上所扮演的棱角鲜明的角色，谈到它对比利时所犯下的罪过，这个罪过和弗里德里希大王对形式上保持中立的萨克森所施行的暴行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谈到世界舆论因此哗然，谈到我们富有哲思的帝国首相充满冥思的承认罪责的发言，谈到发言中的那句在民间广为流传的没有办法翻译的“人急造反，狗急跳墙，情急不认法”，以及发言中有鉴于时下的救命要紧而在上帝面前表现出那种对于律令的一纸旧文的蔑视。由于吕迪格尔的缘故，我们都为此而大笑起来；因为他虽然接受了我的有些动情的描述，却又通过对那位高大的思想家的滑稽模仿而让所有这些充满感情的残暴、庄严的悔悟和忠诚的时刻准备着作恶的意愿显得滑稽可笑起来，让人实在是忍俊不禁——甚至比一个早就熟知了这个干巴巴的进军计划的世界的歇斯底里的美德叫嚣还要显得滑稽可笑；而我发现，能够笑出声来竟然是我们这位主人最喜欢并且也很感激的事情，于是我也就十分乐意步调一致地跟着高兴起来，但同时却又不忘提醒说，悲剧和喜剧是在同一块木头上长起来的，只需变换一下灯光便足以让这一个成为那另外的一个。

总之，对于德国的迫切渴望，对于它在道德上的孤立和公共舆论对它所进行的谴责，我心中是充满了理解，充满了感情的，这种谴责所表达的不过是对它的力量和它在扩军备战中的领先地位的一种普遍的恐惧而已（这里我承认，这些，这种力量和这种领先地位现在又能给遭受排斥的我们带来极大的安慰了）——总之，说真的，当时的情况是，尽管同别人的相比，我的这种爱国热情维持起来要困难得多，但任人讽刺挖苦，我自热情依旧。而当我在屋子里踱来踱去，为我的狂热慷慨陈词的时候，席尔德克纳普则窝在椅子里抽他的劣质烟斗，阿德里安也正巧站在了他那老德意志的、中间凹陷并带有斜面读写架的写字台前。而且奇怪得很，他是在斜面上写东西的，有点像荷尔拜因笔下的伊拉斯谟。桌子上放着几本书：一小本克莱斯特，其中有关木偶的那一章里插着书签，再就是必不可少的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外加这位作家的一本剧作——里面收有《第十二夜》、《无事生非》，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还有《维洛那二绅士》。但读写架上放的却是他眼下的作品——都是些松散的纸片，出自创作后期各个不同阶段的构思、开头、笔记、草稿：往往都只是填满了最上面一行的小提琴声部或木管乐器以及最下面的低音通道，中间的则仍然还是空白；另外，其余管弦乐队声部的和声组合和器乐编组也都已被清晰地记录下来，而他呢，嘴上叼根烟，人站在这些记谱前，两眼往谱子里看，他的这种音乐作曲方式跟在正方形场地上死盯角色位置的一个演员没有什么两样，简直是太像了。我们的相处随意极了，他甚至可以旁若无人地拿起笔来随心所欲地在某个地方加进一个单簧管或圆号的角色。

我们并不十分清楚，他正在忙些什么，只知道那部滑稽的音乐已经在美因茨，在硕特的儿孙们那里出版了，出版条件同先前的那些个布伦塔诺之歌一样。那是一个具有戏剧性和怪诞色彩的组曲，其内容，他告诉我们说，是取材于古老的故事和笑话集《罗马人的功绩》，他想通过它们进行一些尝试，但能不能搞出什么名堂来，他是不是坚持得下去，却都还是个未知数。不管怎样，他在这里所设计的舞台形象都不是人，而是木偶。（所以克莱斯特呀！）——至于《宇宙的奇迹》嘛，这部庄严的目空一切的作品本来都计划好了在国外上演的，现在因为战争爆发而泡了汤。我们是边吃边谈的。《爱的徒劳》的上演没有成功，在卢卑克演出的几场也是如此，再加上《布伦塔诺歌集》纯粹的入世思想，不知不觉地，在圈内，阿德里安反倒开始因此而有了敢于大胆尝试，却又有点深奥莫测的声名——即便如此，也基本上不是在德国，更不是在慕尼黑，而是在另外一个比较敏感的地方。几周前，他收到巴黎俄罗斯芭蕾舞团团长，科隆音乐会乐团前成员蒙特先生的一封信，在信中，这位喜欢试验的指挥表达了这样的意图，即以纯粹开音乐会的方式上演《宇宙的奇迹》以及《爱的徒劳》中的几个管弦乐队作品。他准备把这次活动安排在香榭丽舍大剧院，为此他邀请阿德里安到巴黎去，可能的话也请他亲自排练和演示他的作品。我们的朋友是不是有可能已经接受了这次邀请，这个问题我们没有问过他。不管怎样，眼下时局的变化已经使得这件事情没有了继续谈论的必要。

对于我而言，当年的情形现在仍然历历在目：那是一间装有护墙板的老房子，屋里挂着烦琐的枝形吊灯，壁柜钉有金属皮，角凳上和深陷的窗龛上都套有扁平的皮垫子，我的双脚在地毯和地板上来回踱步，我大谈德国——当然是为了我自己，也是为了席尔德克纳普，胜过为了阿德里安，因为我并不指望他会给予关注。习惯了教书和讲演的我，如果来了情绪的话，并不是一个不善言辞的人；我甚至不反感听到自己在说话，而且我还会为自己的口若悬河感到一丝得意。吕迪格尔把我所说的这些话都划归他所深恶痛绝的战争狂言，我甚至还有点手舞足蹈地听之任之呢；我认为，既然历史的时刻让平素是多种形式的德意志本质以这样的面目出现，那么，从心理上对这个——绝不缺乏令人感动的特征的——性格形象予以一点点同情肯定也是合乎情理的，而这里最终所涉及的还是突破的心理。

“在一个像我们这样的民族这里，”我振振有词地阐述道，“心灵的东西始终是第一位的和真正起推动作用的；政治行动是第二位的，是放映，是表达，是工具。命运呼唤我们去突破成为世界大国，这种突破成为世界大国的最深层的意思就是突破成为世界——走出为我们所痛苦地意识到的孤独，而自从帝国成立以来，任何和世界经济最牢固的紧密结合都没有能够冲破过这种孤独。令人感到残酷的是，出征的经验性现象所体现的东西实际上就是渴望，联合的渴望……”

这时，我听见阿德里安猛地笑着用半大不小的声音说道：“愿上帝保佑你们学有所成！”但他并没有同时抬起头来瞧我，而是继续目不转睛地看他的乐谱纸。

我停下脚步来看他，可他根本没有在意我的举动。

“莫非，”我反问道，“照你的意思，咱还得再加上一句：‘你们将一事无成，哈利路亚’吧？”

“‘这一次将一事无成’或许更好，”他回敬道。“对不起，刚才我太书生气了，因为你的言论让我一下子想起了我们好久以前睡在草垛上进行过的那次辩论——那帮小子都叫什么来着？我发现，从前的那些个名字我都记得不是很清楚了（坐在桌旁的他时年29岁）。德意志迈尔？敦格斯雷本？”

“你指的是那个壮实的德意志林，”我说道，“和一个叫敦格斯海姆的。当时在场的还有一个叫胡普迈耶的和一个叫冯·托伊特雷本的。你总是不大记得住别人的名字。那可都是些努力上进的好青年哪。”

“瞧你说的！你想什么呢，有一个听起来像是叫‘沙佩勒’，还有一个是叫社会医生什么的。看你现在还有什么话说？你那时和他们根本就不属于同一个系。不过我今天听你说话的口气倒还真是和他们的如出一辙呢。睡在草垛上——我只想以此说明：一次是书生，永远是书生。做学问好啊，可以永葆青春活力。”

“你那时和他们是同一个系的，”我说道，“而实际上却要比我这个旁听生还要旁听生。这不是明摆着的嘛，阿德里。我那时只是一介书生，你现在说我永远都是一介书生，你这话也许说得没错。不过，这样反倒更好，如果做学问好，可以永葆青春活力，也就是说：能够让人永远对精神，对自由思想，对在更高的层面上诠释这一粗暴事件保持忠诚的话……”

“这里谈得上忠诚吗？”他问道。“我明白了，凯泽斯阿舍恩想变成世界之都。这可不是非常忠诚的事。”

“啊，是吗！？真的么！？”我对他喊道，“这些事情你根本就没有弄明白，你很清楚，我所说的德意志冲向世界的突破是什么意思。”

“就算我弄明白了，”他回答道，“也无济于事，因为至少在眼下，这场粗暴的行动只会让别人对我们进行的封锁和隔离变得更加彻底，如果你们这些好战分子还这般大张旗鼓地叫嚣着要冲向欧洲的话。这你是看到了的：我不能去巴黎了。是你们去而不是我去。也好！实不相瞒：我反正是不会去的。我这正犯难呢，你们倒帮我解了围了……”

“战争很快就会结束，”我压低声音说道，因为他的话已经刺痛了我，“战争根本不会持续很长时间。我们为这次快速的突破付出，我们承认，一种犯罪的代价，而我们也表示愿意弥补这样的罪过。我们必须肩负起这样的罪过……”

“那你们就要懂得有尊严地去承担它，”他插嘴道，“德国有宽阔的肩膀。用已经被驯化的世界称之为犯罪的手段去达到这样一个真正的突破是值得的，这一点是谁也否认不了的！我希望，你不要以为我会小看这个你喜欢在草垛上运用的观念。其实世界上只有一个问题，而它就叫了这个名字。如何突破？如何进入自由王国？如何冲破这个木偶，化作蝴蝶？全部的形式都是由这个问题所决定。这里，”他一边说，一边去扯夹在桌上克莱斯特著作中的那个红色小书签，“即在这篇卓越的论述木偶的文章里，也涉及突破，而且它在里面恰恰被称作‘世界历史的最后一章’。但这里只谈到美学，只谈到优美，自由的优雅，而这种自由的优雅，它其实就是专门留给四肢的人或上帝去做的，也就是专门留给无意识或者是一种无穷的意识去做的，别的都没有资格，也没有能力，而那介于零和无穷之间的反思却在杀害着这种优雅。这位作家认为，为了优雅的再次到来，意识非得是穿越过那无穷之境不可，而亚当为了退回到无辜的状态，也非得第二次去吃智慧树上的果实不可。”

“我真高兴啊，”我叫道，“你刚好读过这些！这些想法很美妙，你把它们纳入突破的观念，你做得很对。但你不要说：‘这里所涉及的只是美学，’你别说：‘只是’！把美学看作是人文的一个狭小和专门的分区，这是非常错误的。它远不止于此，就其讨人喜欢或令人惊异的作用来看，它其实就是一切，这也就跟在诗人那里‘优雅’一词具有最为宽泛的意义一样。美学意义上的得到解脱或得不到解脱，这其实就是命运，这个命运决定着幸福或不幸，决定着以地球为家的群居生活或是无可救药的，即便是骄傲的孤独，而你用不着非要是语文学家才能懂得丑陋的就是可恨的这个道理。从丑陋的束缚和封闭之中突破出来的渴望——不管怎样，我告诉自己说，我这是躺在床上夸夸其谈，然而，我觉得，我过去也一直觉得，并且，为了表明我反对诸多粗俗的表面现象的决心，我还会继续坚持认为，这就是德意志的，绝对的，深厚的德意志的，恰恰就是这种对于德意志民族性的，对于一种精神性的定义，在受到威胁，那种奇谈怪论和胡思乱想，那帖孤独的毒药，那种狭隘的地方主义的游手好闲，那种神经官能症式的纠缠，那种于无声处的群魔乱舞，凡此种种，全都在威胁着这种精神性的界定……”

我停了下来。他看着我，我现在认为，他当时是面无血色。他看我的眼神是那样一种，是那种有意识的、让我感到难受的眼神，这种眼神几乎根本无所谓它撞上的是我还是别人：它是沉默的、朦胧的、冷冰冰拒人于千里之外的，甚至是伤人的，而紧随其后接踵而来的则是那种抿着嘴、鼻翼同时讥讽地颤动着的微笑，然后便是转身而去。

他离开桌子，不是朝着席尔德克纳普的位置，而是朝着窗龛走去，他刚刚在那里的装有护壁镶板的墙上挂了一幅圣徒像。吕迪格尔这时也开口说了些不咸不淡的话：我能有这样的思想，他说，着实可喜可贺，我可以即刻开赴前线，并且还是骑着马上战场呢。开赴前线就只该骑马，否则还是根本别去的为妙。他同时敲打着那匹想象中的老马的脖子。我们都笑了起来，而当我不得不动身去赶火车的时候，我们的告别是轻松和愉快的。好事，我们的告别没有伤感；倘若真是那样的话，倒还显得不合时宜了呢。然而，阿德里安的眼神却被我一同带向了战场——也许正是他的这种眼神，让我很快就又从前线返回到家中，返回到他的身边，而所谓的虱子伤寒也只不过是表象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