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读者已经知道，阿德里安终于满足了鲁迪·施维尔特费格多年以来一直坚持不懈地怀有和表达着的愿望，即根据他的特点量身定做，专门为他写了一部小提琴协奏曲，并且亲手把这部杰出的、对小提琴手而言特别值得感激的作品献给了他，甚至还亲自陪他去了维也纳进行首演。我将会在首演的现场述说这样一个事实，即几个月之后，也就是1924年年底前后，他也参加了他在伯尔尼和苏黎世的首演。不过，在此之前，本着严肃认真的精神，我想我还是先退回去看看我的那个描述，那个描述也许是莽撞的，也许于我是不合适的，那个描述是我在很前面的时候针对这部音乐作品的特点而作的，意思是说，莱韦屈恩全部创作的基调是毫不留情的极端和毫不妥协，但这部作品却在音乐姿态上流露出某种有约束力的、娴熟运用协奏曲形式的服从，因而显得有些出格。我不得不相信的是，后世将会同意我的这个“断言”——我的上帝啊，我讨厌这个词！——而我在这里所做的不是什么别的，就只是向后世提供一个现象的解释，解释这个现象的精神内涵，否则的话，后世将对这个现象感到莫名其妙。

这部作品的一个特殊之处在于：它是由三个乐章组成，没有一个调号，内部却，如果我可以这样说的话，装进了三个调，B大调、C大调和D大调——其中，搞音乐的人可以发现，D大调构成第二度的属音，B大调构成下属音，C大调则刚好居中。这部作品游走于这几个调之间，对它们的把玩显得得心应手，以至于它们当中没有一个是明显发挥效力最长时间的，相反，每一个倒都只是通过这些音调之间的比例而被暗示出来。广泛的复合结构为所有三个调的重叠所贯穿，直至最终C大调，当然是以一种凯旋般的、向每一个听音乐会的观众放电的方式，公然亮相。标题为《温柔的行板》的第一乐章透着一股自始至终近乎嘲讽的柔情蜜意，在这里有一个主导和弦，在我听来带有某种法国味：c-g-e-b-d-升f-a，一个和弦，它，连同盖住它的小提琴的高音f，人们可以发现，包含了那三种主调的各个三和弦。可以说，它就是作品的灵魂，它同时也是这个乐章的主题的灵魂，而在由一系列绚丽多彩的变奏所组成的第三乐章里，这个主题又一次被采用。这是一个就其性质而言美妙无比的旋律上的成功，一个潺潺如流水般，拉出大弧线，令人神魂颠倒的悠扬旋律，这个旋律明显带有某种炫耀，某种华丽，外加一种伤感，而且这种伤感，依照那位演奏者的理解，也不乏讨人喜欢的外表。这一发明创造的特别令人欣喜之处在于那种猝不及防的和温柔强调的旋律的线条的自我超越，它已经达到一个确定的高潮，却不满足于此，而是继续再升一个音级，然后又从这个音级，极其饶有兴味，或许太有兴味地，潮涌般地返回，一路高歌，直至终了。这是一种已经具备立体感的、吸引耗费头和肩膀、同那种“飘飘欲仙”擦肩而过的美的展示，只有音乐有能力进行这样的美的展示，除此之外的任何别的艺术都不具备这样的能力。而在那个变奏乐章的最后部分里，正是通过乐队全体合奏来美化烘托这个主题，才带来了那种爆发式的C大调的公开亮相。而早在这个轰动到来之前，大胆的助跑就已经开始进行了，这种助跑具有戏剧性的说唱和朗诵性质——这是一个和贝多芬那部A大调四重奏最后乐章里首席小提琴的宣叙调明显相似的地方，只不过在贝多芬那里，紧跟在那个伟大的乐句之后的是别的东西，而不是这样一种旋律的狂欢，而在这种旋律的狂欢中，对那扣人心弦之处的滑稽模仿演变成为实实在在的滑稽模仿，因此也就演变成为多多少少显得有些可耻的激情。

我知道，莱韦屈恩在谱写这部作品之前，已经对贝里奥、维厄唐和维尼亚夫斯基的小提琴处理法进行过深入细致的研究，并以一种肃然起敬和夸张讽刺参半的方式对他们的处理法予以采用。此外还有一个前提，那就是对演奏者的技巧提出了非常苛刻的要求，尤其是在居中的那个极端放纵和技巧高超的乐章里，这个乐章是一个谐谑曲，其中有一段是引自塔尔蒂尼的奏鸣曲《魔鬼的颤音》，因此，为了能够满足这样的要求，好心的鲁迪就必须使出他所有的看家本领：他每次执行这个任务的时候，都会有大颗大颗的汗珠子顺着他那奋力向上的金色鬈发向下滚落，他那漂亮的浅蓝色眼睛里的眼白都会布满红色的毛细血管。可是，通过一部作品，他又得到了多少补偿，当然也是，多少“调情”的机会啊，而且还是一种更进一步意义上的“调情”的机会，我曾经当着这位大师的面声称这部作品是“对沙龙音乐的神化”，之所以敢这么说，是因为我事先就能肯定他不仅不会因为这话见怪于我，反而还会微笑着加以接受。

每次只要一想到这个杂交的成果，我就会不由自主地想起一次讨论，这次讨论的地点是在工厂主布林格尔那位于慕尼黑威登麦耶大街的寓所：并且还是在这栋由他建造的豪华阔绰的出租楼房的最好楼层——二楼，而在这个美二楼的窗户下面，在整治良好的河床里，潺潺流淌着由未受污染的山溪汇聚而成的伊萨尔河。在这位富有的男人家里，七点钟的时候大约有十五个人共进了晚餐：他，在一批训练有素的人员的协助和一个一心想把自己嫁出去的喜好繁文缛节的女管家的主持下，统领着一个好客之家，而来他家参加聚会的宾客则大都为金融界和商界人士。不过，您可要知道，他这人那可是特别喜欢大声大气地插手精神生活的，所以呢，在他家那些舒适的厅堂里也举办有艺术家和学者参加的晚会——没有谁，也包括我，会承认，能够找出一个理由来拒绝他家招待会上那些美味的食品，蔑视他家的沙龙聚会为气氛活跃的交谈所提供的那种优雅的环境。

这一次在场的有让内特·硕伊尔、克虐特里希夫妇、鲁迪·施维尔特费格、齐恩克和施彭格勒，以及钱币学家克拉尼希，出版商拉德布鲁赫和夫人，女演员茨维切尔，那位姓宾德尔—马约内斯库的来自布科维纳的喜剧女作家，外加我和我的爱妻；不过，阿德里安也来了：经过好说歹说，而竭力对他进行说服的人除了我之外，还有席尔德克纳普和施维尔特费格。至于这其中是谁的请求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我现在也懒得去调查了，反正我现在绝对不会异想天开地以为那是由我所促成。由于是和让内特坐在一起用餐，而她的接近又总能让他感觉很惬意，另外还由于有他所熟悉的其他面孔散落在周围，所以他看上去似乎不仅不后悔他的让步，反而在他所呆的三个小时里一直显得非常高兴，而我在此期间也得以带着内心的喜悦再一次观察到，人们在社交场合是用怎样情不自禁的，很少有人能够用理性解释得清楚的殷勤和多少有些战战兢兢的敬重来对待这个其实才三十九岁的人的。这种现象，要我说啊，很令我开心，而且也再度以一种更加充满忧虑压抑的方式攫住我的心；因为，人们如此待他的原因究其实就在于那种难以言状的陌生和孤独的气氛，这种气氛以不断增长的势头——这几年更是越来越显而易见地和越来越拒人于千里之外地——将他包围起来，并且，这种气氛还能给人造成这样一种感觉，好像他是天外来客，是来自一个除他之外再也无人居住的国度似的。

这个晚上，如前所述，他表现得相当的随意和健谈，我认为这在一定程度上应该归功于布林格尔家用安果斯都拉苦味药酒调过味的香槟鸡尾酒和他家美妙神奇的法耳次葡萄酒。他和身体状况已经相当糟糕的施彭格勒（他的那个病已经侵袭到了心脏）聊天，也像我们大家一样被列奥·齐恩克的滑稽表演逗得哈哈大笑，齐恩克在用餐时，身体向后靠着，用他那块巨大的锦缎餐巾盖住自己，就像盖了一张床单似地，只露出一个怪诞的鼻子，然后在其上方作安详状地双手合十。更令他开心的则是这个小丑的老道，当业余画点油画的布林格尔拿出一幅静物写生来向人们展示时，只见这家伙从各个角度凝视那幅好心好意的油画，甚至还把它翻过面去看了一遍，嘴里同时喊出成千上万个意思可能是南辕北辙的“乖乖”来，如此这般，他不仅巧妙地让自己避免作出任何评价，同时也为我们其余的人省去了这样的麻烦。当然，顺便说一下，这种不知节制的大惊小怪和不负任何责任的大呼小叫其实也是这个并不令人感到舒服的男人参与那些为他作为画家和狂欢节爱好者的视野所不及的探讨时所采用的一种技巧，他甚至还把这种技巧拿到一场触及美学—道德问题领域的讨论中去演练过一阵子呢，而这场讨论的情形，我至今仍然记得很清楚。

这场讨论的紧张密集程度随着留声机播放的音乐表演而变得松弛散淡下来，这些表演是男主人在我们喝完咖啡之后继续抽烟、喝烈性甜酒期间拿出来款待我们的。那时留声机唱片已经开始有了一个非常良好的发展势头，布林格尔让我们从他那架宝贵的柜式唱机里享受到了好多动听的音乐：古诺的《浮士德》中演奏精湛的华尔兹，我现在还记得，是最先放的，巴普提斯特·施彭格勒却一个劲儿地挑它的毛病，说它作为在草地上跳起的民族舞的旋律显然是太优雅、太适宜于沙龙聚会了。大家一致认为，这种风格如果换成柏辽兹的《幻想交响曲》中那段迷人的舞会音乐将会更合适，于是就问有没有这个作品。答复是没有这个作品的唱片。作为补偿，施维尔特费格于是动用他那两片不会出错的嘴唇，以小提琴的音色，吹起这个曲子的口哨来，吹得纯洁而美妙，但他对我们报以的喝彩却作嘲笑状，只见他按照他的方式耸动衣服里的肩膀，一个嘴角向后撇着扮鬼脸。而后，为了跟法国的搞平衡，大家又要听维也纳的声音，要听兰纳和小约翰·斯特劳斯，我们的东道主有求必应地捐献着他的资源，直到一位女士——我现在还清晰地记得，是拉德布鲁赫夫人，那位出版商夫人——提醒大家说，这些玩意儿都太轻浮了，老这样会不会让坐在我们中间的那位大作曲家感觉很无聊啊。她的一番话得到大家忧心忡忡的赞同，反倒是阿德里安吃惊地四下打听赞同的内容，因为他没有明白她的问题。当人家把她的那个问题复述给他听时，他发出了强烈的抗议。天呀！不，这是一个误会。这些东西自有其卓越之处，他从它们身上获得的乐趣无人能比。

“您低估了我的音乐教育，”他说道，“我在柔弱的青少年时期有过一个老师（他同时还带着他所特有的那种美的、优雅和深邃的微笑朝我这边看将过来），是个狂人，他的脑子里塞满了全世界的音乐作品，满得直往外溢，不管是什么样的喧闹，哪怕是有组织的喧闹，他都爱得不得了，以至于你休想从他那里学到哪怕是一丁点儿的自负，哪怕是一丁点儿的在音乐方面的自以为是。他是一个非常懂得什么是高尚和严谨的人。不过，对他而言，音乐就是——音乐，如果它就只成其为音乐的话，对于歌德的那句‘艺术研究的是重的和善的’，他是不敢苟同的，他认为，轻的，如果它是善的话，也是重的，而它完全可以和重的一样是善的。他所说的这样一些话被我记住了，我这是从他那里知道的。但我是这样来理解他的意思的，即你必须精通重的和善的，以便也能这样地去和轻的作较量。”

这时，整个屋子变得鸦雀无声。他实际上说的是，就独有他一个人有权从这些由主人尽心提供的服务中得到愉快的享受。即使你尽量不去这样来理解他的话，你却仍然不免会怀疑他所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席尔德克纳普和我面面相觑。克拉尼希博士发出一声“嗯”。让内特用法文小声地说道：“好极了！”列奥·齐恩克让人听到了他的那句愚不可及的，其实则是幸灾乐祸的“乖乖！”。“这就是真正的阿德里安·莱韦屈恩！”施维尔特费格叫了起来，满脸通红，因为喝多了韦丽库，但不仅仅只是这个原因。我知道，他私底下是觉得很委屈的。

“您的收藏里，”阿德里安继续说道，“碰巧没有圣—桑斯所作《参孙》中大利拉的那首降D大调咏叹调吧？”这个问题是提给布林格尔的，后者因此而逮着了一个能够洋洋得意地大声回应他的机会：

“我？没有这首降D大调咏叹调？我亲爱的朋友，您怎么可以这样来想我呢！它就在这里——而且，我敢向您保证，一点也不是‘碰巧’！”

阿德里安紧接着说道：

“啊，好的。我之所以会想起它来，是因为克雷齐马尔——您要知道，这是我以前的老师，一个管风琴师，一个赋格分子——对这部作品怀有一种特别深厚的感情，一种真正的对它的偏爱之情。他同时也不忘对它进行嘲弄，但这一点也不影响他的倾慕，这种倾慕或许只是指向事情本身的示范性。请大家安静。”

唱针开始动了起来。布林格尔把它上面的那个沉重的盖子按下去。透过声网，一个骄傲的、并不特别在意发音是否清晰的女中音奔涌而出：你可以听懂一句法文的“我的心在听你倾诉”，然后就基本上什么都听不懂了。不过，尽管伴奏很遗憾，是一个有点呜呜咽咽的乐队，演唱本身倒也还是非常美妙，温暖，柔情的，好一曲深沉的幸福挽歌，这首咏叹调的旋律也同样是十分美妙的，它是位于两个结构相同的段落的正中间，是为了配合那丰盈的美妙歌声才开始响起，之后一直摄人心魄地陪伴到结束，尤其是在第二遍的时候，这时，小提琴也，现在可是特别嘹亮地，很享受地，跟着一起拉起那根丰腴的歌唱的线条并用感伤柔情的余音重复它的结尾。

大家都被感动了。一位女士拿起她那绣花的走人家才用的小手绢去轻轻擦拭一只眼睛。——“臭美！”布林格尔说道，用的是一句较长时间以来为美学家们所喜爱的习语，用这句习语可以有力而内行地给“很美”这个狂热的评价降降温。可以说，它用在这里是非常精确的，并且就其字面意思来看也是合适的，而这可能也是令阿德里安感到开心的地方。

“现在好了吧！”他大笑着叫道，“现在您明白了吧，一个严肃的人是有能力崇拜这个乐曲的。虽然它不是精神的美，而是典型的感性的，但是，在感性面前，我们终究是既不应该感到害怕，也不应该感到羞愧的。”

“不，”钱币局的克拉尼希博士忍不住发出了自己的声音。他说起话来还跟平时一样，不仅特别明确、坚定、字正腔圆，而且条理清楚，当然，同时也会因为气管炎的毛病而不免呼哧呼哧喘粗气。——“不，在艺术上也许是应该的。在这个领域，我们实际上可以或者应该对那种纯粹的感性感到害怕并为之感到羞愧，因为这种感性，根据那个诗人的‘所有不能诉诸精神且只能激起感官刺激的东西都是粗俗的’这一定义，是粗俗的东西。”

“好高贵的一句话，”阿德里安用坚定的语气回答道。“在我们想起一丁点儿反驳的话来之前，我们再让它余音缭绕一会儿应该是不无裨益的。”

“那您可能会想起什么来呢？”这位学者急切地问道。

阿德里安先是耸了耸肩，撇了撇嘴，那意思大概是：“我对事实无能为力，”然后才又说道：

“这种理想主义所忽略的东西是，精神绝对不仅仅只是为精神所吸引，精神同时也是可以被感性美的那种兽性的忧郁所深深打动的。它甚至已经向轻浮表示过欢呼了。菲利娜说到底不就只是个小妓女嘛，可距他的作者根本不算遥远的威廉·迈斯特却对她给予敬意，以此公开否定了那种感性的无辜就是粗俗的看法。”

“对模棱两可的东西的过分殷勤和容忍，”钱币学家回应道，“从未被认为是我们的古希腊诸神性格中最具典范性的特征。此外，如果精神在粗俗感性面前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或者根本就是眨眼示意的话，那么，人们就可以从中看到一种对于文化的危险。”

“我们显然对这种危险的看法不同。”

“那您现在就赶紧叫我胆小鬼得了！”

“不，绝对没有的事！一个表示担忧和针砭时弊的骑士不仅不是什么懦夫，反而恰恰因此而是一个骑士。我想为之进行辩护的一切，归根到底都是一种在艺术的道德性方面所表现出来的宽宏大量。这种宽宏大量，我觉得，人们更乐意在别的艺术领域而非音乐里容许它或者是享有它。对于音乐而言，这或许是相当光荣的，然而，这也是有危险的，这会导致它的生活天地变得狭小起来。如果以最严厉的精神道德尺度为衡量标准的话，那么，这整个叮叮当当的既奏且唱又究竟都能剩下点什么来呢？巴赫的几个纯洁的光谱罢了。没准根本就剩不下一丝一毫值得一听的东西了。”

一个仆人用巨大的茶盘托来威士忌、啤酒和苏打水。

“谁还想做破坏游戏规则的人来着？”克拉尼希依然不依不饶地说道，为此布林格尔一边大喊着“妙极了！”，一边去拍他的肩膀。对于我，恐怕也对于来宾中的某些人而言，这场对话其实就是严厉的中等平庸和受苦的深刻体验之间在思想上所展开的一次迅猛的决斗。不过，我把社交聚会上所发生的这一幕插进这里——不仅是因为我特别强烈地感到了它同阿德里安当时正在创作的那部协奏曲之间所存在着的丝丝缕缕的关系，而且也是因为那些和那位年轻小伙个人相干的丝丝缕缕的关系当时立马就浮现在了我的眼前，而这部协奏曲作品正是在他的顽强推动下才写成的，而且这对于他而言还在不止一个意义上意味着一种成功。

只能僵硬地、枯燥地、苦思冥想地对这一现象进行泛泛而谈，这有可能就是我的命运，这种现象有一天被阿德里安当着我的面定义为一种令人惊奇的和始终不大自然的对我和非我的关系的改变——也就是所谓的爱情的现象。对于这个就其本身而言就算不上什么神奇的、与个体的封闭状态相左的现象在这里所经历的那种笼罩了一层神秘的恶魔气息的变化，我的态度不是沉默，就是寡言，之所以这样，主要是因为对那个秘密的敬畏发挥出了抑制作用，另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个人的敬畏。不管怎样，我都希望别人知道，正是通过我的古代语文学家的气质——也就是用一种难得糊涂的态度去面对生活的性格——所赋予的那种特别的情趣，使得我有能力从这里看出点名堂来。

毫无疑问的是，同时也还需要用常人的克制来进行报道的是，一种不知疲倦的、无所畏惧的亲热温良最终战胜了天底下最为突兀冷漠的孤独。好一种胜利，这种胜利在双方极端——我特别强调这个字眼：极端不同的情况下，亦即就它们之间的精神距离来看，只可能具有一个确定的性质，而且这种胜利，始终也只会是在这个意义上，通过精灵般的方式，全力以赴地去取得。我心里非常清楚，就施维尔特费格喜好调情的天性而言，这种亲热对孤独的征服，有意也好，无意也罢，从一开始就是带上了这层特殊的意思和色彩的——但这并不是说它就缺乏较为高尚的动机。相反：当这位追求者说，在他眼里，阿德里安的友谊对于他的天性的补充是多么必要，这种友谊能够多么多么地促进他、提升他和完善他，当他说这话的时候，他真的是非常认真的；只是他缺少足够的逻辑性，竟然为达到占有的目的而动用种种天生的调情手段——而后呢，而当由他所激起的那种忧郁的好感并未否定性爱的讽刺特征时，他却又觉得自己受到了伤害。

尽管如此，对我而言，眼睁睁地看着：这个被征服的人不仅觉察不到他已经被施了魔法，反而把一个根本就是属于那另外一方的倡议归在了自己名下；眼睁睁地看着：他对于一种更应该是归在诱惑名下的露骨地流露不尊重的应允和迎合，似乎却是无比充满想象力地感到惊奇。对我而言，最怪异和最震撼的事情莫过于此。诚然，他曾说起过那个因为感伤和情感而毫不动摇、毫不困惑的奇迹，我也一点不怀疑这种“惊讶”可以追溯到那个已经变得十分遥远的傍晚，在那个晚上，施维尔特费格走进他的房间，恳请他回去参加他们的社交聚会，说没有他很无聊。可是，在发生这种所谓的奇迹的时候，每每真正起作用的却是可怜的鲁迪的那些一再为人所称道的高尚的、追求艺术自由的和正直的性格特点。我手头有一封信，时间约莫是在布林格尔家举办那次社交晚会的前后，阿德里安给施维尔特费格写过一封信，后者理应销毁这封信才是，可是他却把它保存了起来，一是因为敬畏，二来肯定也是想留作战利品。我拒绝引用这封信里的话，相反，我只愿意说它是一份人性的文献，这份文献所起的作用就如同揭开一个伤疤，写信的人认为，这个伤口的痛苦的裸露在外根本就是一种巨大的冒险。那不是什么冒险。不过，证明那不是什么冒险的方式倒是蛮漂亮的。当时，收信人一收到信便赶紧地，以最快的速度，不带任何折磨人的耽搁犹豫地跑到普菲弗尔林，说出心里话，信誓旦旦地致以最为严肃认真的谢意——展露出一种简单的、大胆的和忠心与温存兼具的行为方式，殷勤有加，想方设法不让人感到不好意思……我不得不对此进行赞扬。我无法不这样做。我倒是并不反对的，我猜测，谱写和赠予那部小提琴协奏曲的决定正是乘着这次机会作出的。

阿德里安因此去了维也纳。他因此也随后和鲁迪·施维尔特费格一起登上了那座位于匈牙利的庄园城堡。待他们从那里返回之后，鲁道夫便开始享有那种因为童年的缘故此前一直是只为我一个人所独享的殊荣：他和阿德里安彼此开始以你相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