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怜的鲁迪！你的幼稚的魔力的胜利是短暂的，因为它陷进了一个更加深邃、包藏着更大灾难的魔力的力场，它将迅速地被这个力场折断、扯碎、消灭。不幸的“你”啊！这个蓝眼睛的小人物为自己赢得了这个他不应该赢得的“你”，那个勉强与他以“你”相称的人，那个人不得不对自己随着这个“你”所遭遇的这种——或许也——给他带来愉悦的耻辱进行报复。这种报复是不由自主、不假思索、眼露凶光和神秘莫测的。读者诸君，您别急，我这就一一道来，我这就一一道来。

在1924年的最后几天里，那部成功的小提琴协奏曲在伯尔尼和苏黎世重演，在瑞士“室内乐团”的两场演出的框架之内，该团的指挥保尔·萨赫尔先生，以十分优厚的条件向施维尔特费格发出邀请，同时还表达了这样的愿望，即作曲家如能亲自到场，那可将会赋予这些演出以特别的声望。阿德里安起初并不同意；鲁道夫见状，自然懂得该如何去求他才能让他回心转意，这个年轻的“你”那个时候有的是力量，足以去为未来将要发生的事情开辟道路。

这部协奏曲被安排在包括德国古典主义和俄罗斯当代音乐在内的演出节目单的中心位置。它的，思想的和压倒一切的，特质，借助于独奏者全力以赴的献身精神，在那两座城市，在伯尔尼音乐学院大厅和苏黎世音乐厅里，再一次得到展现。评论界注意到某种风格上，甚至是水平上的不统一，观众同维也纳的相比也稍显冷淡，不过，他们对演员们还是给予了热情的喝彩，不仅如此，他们还在两场晚会上都坚持要作者本人出场，而这位作者呢，也很给他的演奏者面子，手拉手地同他一起多次向喝彩的观众致以谢意。这两次罕见的场面，这种孤僻的人亲自把自己暴露在人群面前的情形，我是没有机会看到的。我被排除在外了。第二次，在苏黎世，经历这件盛事并就此向我作出描述的人是让内特·硕伊尔，她当时恰巧就在这座城市停留，并且还在那家私宅里碰到阿德里安，而他和施维尔特费格正好就在宅中小住。

这个地处神话大街、离湖很近的私宅的主人是莱孚先生和夫人，一对富有的、无儿无女、爱好艺术、年事已高的夫妇，素来以向路过的有级别的艺术家提供保养维护得很好的收容所并组织社交聚会给他们解闷为乐事。男的以前搞实业，经营丝绸，现已退居二线，在家安度晚年，是一个脑子里装满了根深蒂固的旧式民主思想的瑞士人，他有一只玻璃制的假眼，这使得他的蓄着大胡子的面容显得有些僵硬呆板，但这只是一个假象而已，因为他喜欢自由快乐，而且，他不爱别的，就爱和剧院的女士、女主角扮演者或是演些欢快滑稽角色的女高音歌手们，在他的沙龙里舌战。他偶尔也会在他的招待会上拨弄大提琴，拉得倒也不赖，值得一听。他的夫人为他钢琴伴奏，老太太是德意志帝国人，曾经从事过演唱。她缺少他的幽默，但她首先是以一个精力充沛、殷勤好客的市民形象示人，她也喜欢留宿名流，喜欢无忧无虑的名家气派充溢他们的豪宅，在这一点上，她和她的夫君完全称得上是志同道合。在她的闺房里有一张桌子，上面摆满了欧洲名流送给莱孚夫妇的、对他俩的殷勤款待深表谢意的题词照片。

这对夫妇，早在施维尔特费格的名字见诸报端之前，就已经向他发出了到他们家来玩的邀请，因为，作为出手大方的资助者，对于音乐界将要发生的事情，这位老实业家知道得比谁都早。当他们了解到阿德里安要来以后，也毫不迟疑地把邀请扩大到他的头上。他们的私宅很宽敞，有的是客房，事实上，从伯尔尼那边过来的这俩已经就地遇见了每年都会来这里友好地小住几周的让内特·硕伊尔。不过，在音乐会结束后于莱孚夫妇家餐厅举行的、只召集了不多的几个圈内朋友参加的晚宴上，在她旁边落座的却并不是阿德里安。

桌子的首席由男主人占据，他用精美的磨光玻璃杯畅饮一种不含酒精的饮料，同时表情僵硬地和坐在他旁边的一个市立剧院的戏剧女高音歌唱家斗嘴打趣，后者是一个孔武有力的女人，整整一晚上都在频繁地用攥紧的拳头捶打自己的胸脯。在场的还有一个市立歌剧院成员，是个专演英雄人物的男中音，祖上为波罗的海东岸三国德意志人，长得高大魁梧，说起话来震耳欲聋，谈吐倒是聪明机智。当然，另外在场的还有这次音乐晚会的主办者、乐团指挥萨赫尔，音乐厅的常任指挥安德雷亚博士，以及《新苏黎世报》杰出的音乐评论家舒乌博士——这几位全都是带了夫人来的。莱孚夫人精神矍铄地坐在餐桌的另一头，她的两边分别是阿德里安和施维尔特费格，而挨着这俩的左边和右边又分别坐着两个女宾，年轻的，或者说还算年轻的职业女性、法裔瑞士人玛丽小姐和她的姑妈，一位特别友善的、长着很小很小的小髭须的，看上去同俄罗斯人几乎没什么两样的老夫人，玛丽（姓戈多，玛丽是她的名）叫她“我的姑妈”或“伊莎波姑妈”，从种种迹象来看，她是以随行、管家和宫廷贵妇的身份和她的这位侄女生活在一起的。

对于后者，我或许负有进行一番描述的使命，因为之后不久，出于充分的理由，我的两只眼睛就开始盯住她不放，我长时间地仔细地打量起她来。如果说以前刻画一个人物必用“惹人喜爱”这个词的话，那么，现在在描绘这个女人时也必然要用上这个词，她从头到脚，她的每一个表情，每一句话，每一个微笑，每一次性情的流露，全都充分满足这个词本身所蕴涵的那种沉静含蓄的美学伦理及道德意义。她有着一双全世界最美丽的黑眼睛，这是我首先要说的，黑得犹如黑玉、犹如焦油、犹如欧洲黑莓，这双眼睛，尽管不是很大，目光却很坦然，于黑黝黝之中透出清澈和纯净，眼睛上方的两道眉毛，纹路精美匀称，柔嫩的双唇鲜红润泽，好一个浑然天成。这姑娘身上没有一丝人工雕琢的痕迹，没有描眉画眼，没有涂脂抹粉，没有浓妆艳抹。她的令人赏心悦目是自然的，实实在在的，她的暗褐色的、于脖颈处很浓密的头发是从额头和太阳穴向后梳去的，耳朵是露在外面的，很是赏心悦目，同样赏心悦目的还有她的一双手——聪慧美丽的，绝不是很小的，但却是修长和骨感的一双手，手的关节处，素雅地为一件白色真丝长袖衬衫的硬袖口所环抱。她的脖子也是这般地被光滑的衬衫领子所围绕，脖子既修长，又宛如立柱般浑圆，仿佛就是浮雕一般地从领口处拔地而起，而在脖子的上方，则被冠之以一张可爱的、逐渐变尖、椭圆形、象牙白颜色的脸，脸上的小鼻子长得不仅精致，而且形态优美，两个鼻孔活泼地张开，很是醒目。她的微笑是不太常见的，她的大笑更是难得一见的，但只要她微笑或大笑起来，娇嫩无比的鬓角处就总是会显得有些吃力，叫人好生心动，而与此同时，她的一口排列紧密而均匀的牙齿的釉质就总是会露了出来。

人们总有一天会理解，我为什么如此情真意切，如此不遗余力地去描绘这个女人的音容笑貌，要知道，正是这个女人，阿德里安曾一度有意与之缔结姻缘。我第一次遇见玛丽的时候，她也是穿着这件格调高雅的白色真丝女衬衫，这件衣服在一定程度上有意识地突出了她身上所特有的那种乌黑，不过，这以后我再见到她时，她大都穿一件相比较而言更有益于她的健康，式样简单，用深色苏格兰布料做成的、带漆皮腰带和珠光纽扣的休闲装——她也会再在外面，当她用石墨和彩笔在她的绘图板上忙碌时，披上一件长及膝盖的工作服。因为她是画家——这一点莱孚夫人事先就已经告诉给阿德里安了——搞设计的女艺术家，为巴黎的小型歌剧和德国小歌剧舞台、欢乐剧院、老文化剧院发明创造和精心制作各种服装设计图样、戏装、布景，然后再把它们提供给裁缝和装饰画匠作样品和模型。这就是她所从事的工作，她的祖籍为日内瓦湖畔的尼翁，她和姑妈伊莎波一起住在巴黎的一个如鸽子笼般狭小的单元套房里。不过，由于她的能干，她的发明创造才能，她对戏装历史的精通，以及她淡雅细腻的趣味，她的名气已经越来越大，她这次来苏黎世就带有职业背景，不仅如此，她还告诉她右边的邻桌说，她几周之后将去慕尼黑，慕尼黑剧院有意委托她为一部现代风格喜剧设计舞台布景。

阿德里安把自己的注意力平分给她和女主人，与此同时，在他的对面，疲惫、同时却又是沉浸在幸福之中的鲁迪则同“我的姑妈”说笑打趣，老太太只要一笑起来，就很容易两眼溢满慈祥的泪水，还常常往她的侄女那儿弯腰探身，满脸湿漉漉的，声音哽咽地把她的邻座所说的某些她认为她非听不可的笑话复述给她听。玛丽听后会友好地冲她点头，显然为她过得如此愉快而感到高兴，同时，她的目光也会不无感激和赞赏地停留在这份快乐的制造者身上，而这位制造者呢，为了能够不止一次地和再次地激起老夫人传播他的笑话的需要，怕是没少费心吧。玛丽，为满足阿德里安的询问，便和他聊起她在巴黎的工作，聊起他只是部分了解的法国芭蕾舞和歌剧的最新成果，聊起普朗克、奥里克、里蒂的作品。两人兴味盎然地交换着对拉威尔的《达芙妮与克罗埃》和德彪西的《游戏》的看法，对斯卡拉蒂为哥尔多尼《好情绪的妇人》所谱的音乐、奇马罗萨的《秘密的婚姻》和夏布里埃的《缺乏教养》的看法。玛丽曾经为这些作品当中的一些设计过新颖的布景，为了便于他理解，她还用铅笔把个别舞台解决方案的草图画在座位姓名卡上。她大概认识曹尔·费特尔贝格吧——那还用说！就是在这个时候，她的牙齿的釉质放射出光芒，她发自内心地大笑起来，她的太阳穴开始用劲，叫人好生爱怜。她说起德语并不费劲，带点外国腔，很迷人；她的音质温暖动人，是一种如歌的嗓音，无疑是块“材料”，准确地说：就音位和音色而言，她的声音和艾尔丝贝特·莱韦屈恩的很相似，不仅如此，有时候，如果你注意听的话，你还真的会以为你是在听阿德里安的母亲说话呢。

一个像这样的，至少有十五人参加的社交聚会，通常会在取消座次之后重新组合，形成三三两两的小团体，变换接触。如此一来，阿德里安在晚宴之后就几乎没再和玛丽·戈多说上一句话了。萨赫尔、安德雷亚、舒乌几位先生，外加让内特·硕伊尔，较长时间地缠着他絮叨苏黎世和慕尼黑的音乐事物，与此同时呢，巴黎的女士们则和两位歌剧演员、主人夫妇以及施维尔特费格一起围坐在那张放有珍贵的塞夫勒产精致瓷器茶具的桌子旁，惊讶地看着莱孚老先生把一杯又一杯的浓咖啡一饮而尽，他，用瑞士人所特有的那种煞有介事的措辞，解释说，之所以这么做，是听从医生的建议，目的在于强健他的心脏，同时也是为了更容易入睡的缘故。一俟外面的来宾告退，这三个住在主人家中的客人便赶紧回房休息。玛丽小姐和她的姑妈又在艾登奥拉克饭店继续住了有好几天。第二天早上，施维尔特费格要和阿德里安一起返回慕尼黑，道别的时候他非常热烈地表示希望再在那里同两位女士相逢，然而，玛丽却是犹豫了一小会儿，等到阿德里安重复这个愿望之后，方才友好地点头同意的。

1925年的头几周已经过完了的时候，我从报纸上得知，我朋友那迷人的苏黎世女桌友抵达我们的首府，而且绝非偶然的是——因为阿德里安曾经跟我说过，他已经把那个地址推荐给了她——她和她的姑妈所下榻的正好就是位于施瓦宾的那同一家当年他从意大利返回之后曾经住过几天的旅馆——吉泽娜旅馆。慕尼黑戏院为了提高它的观众对即将到来的初演的兴趣，有意向公众发布了这个消息，而我们紧接着也通过施拉金豪芬夫妇的一次邀请证实了这个消息的真实性，他们邀请我们下周六去他们家和那位著名的女布景师共度良宵。

直到现在，我都很难形容我当时翘盼这次会面的那种紧张心情。我心里好像被打翻了的五味瓶，又是期待，又是好奇，又是喜悦，又是憋闷，整个人被搅得坐立不安，心神不宁。为什么呢？并不是——或者不仅仅是——因为阿德里安结束那次艺术之行从瑞士返回之后还另外与我说起过他和玛丽的相识，当着我的面对她个人有过一番描绘，同时还肯定地断言说她的声音同他母亲的很相近，虽然他说这话的时候是不动声色的，但我仍然还是马上就竖起了耳朵。当然，呈现在我面前的他绝对不是什么狂热的形象，相反，他的话说得平静而随便，脸上的表情木然，目光在房间里游离。不过，他把人家姑娘的名和姓倒是背得烂熟——我说过的，他在大的社交场合是很少能够记住和他交谈过的人的名字的，从这一点就可以看出，这次相识可是已经给他留下了印象的，他前面所说的那些话绝不只像单纯的提及那样简单。

然而，另外还有一件事情让我好生奇怪，让我的心在喜悦与怀疑的交织之间怦怦地跳个不停。情况是这样的：当我下一次再去普菲弗尔林看阿德里安的时候，他竟然撂下些话来，听那意思就是说，也许他在这里已经住到头了，他的外在生活可能要面临一些改变了；至少他想马上结束这种离群索居的状态；他已经有了结束它的打算，等等——总之，这些话没有别的意思，只能让人理解为：他要结婚。我斗胆问他，问他的这些暗示是不是和他在苏黎世逗留期间所参加的一次偶然的社交聚会有关，他听罢答道：

“你要浮想联翩，谁能挡得住呢？只是这种陋室绝对算不上什么浮想联翩的好地方。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当年在家乡的那座锡安山上，你可是向我敞开过心扉，倾诉过类似的想法的哟。看来我们真应该跑到罗姆冈上去促膝谈心才是啊。”

您就想想我当时张口结舌的样子吧！

“亲爱的朋友，”我说道，“你这举动未免也太轰动、太震撼了点吧。”

他劝我要控制住自己的激动情绪。他说，他就快四十岁了，仅这一点就足以提醒他不能耽误终身大事了。他要我别再追问了，说我以后就会明白的。他的这个想法意味着他要摆脱他同施维尔特费格之间那种鬼鬼祟祟的关系，为此我感到高兴，我甚至难以掩饰这种高兴，我乐于把他的这个想法理解为他为此而有意识地采取的手段。那个拉小提琴的和吹口哨的家伙对此将作何反应，这只是一个次要问题，不会令人感到有何不安，因为此人的那种小青年式的虚荣心已经得到满足，他已经拿到了他的小提琴协奏曲。我想，在他取得了胜利之后，他应该还是愿意重新在阿德里安·莱韦屈恩的生活里占据一个比较理智的位置的。而让我百思不得其解的只是，阿德里安在谈及他的这个想法时所用的那种方式很是奇怪，好像它的实现就只取决于他一个人的意志似的，好像根本不用去管人家姑娘家同不同意似的。好一个自以为可以尽管去选择，可以尽管去说出他的选择的自信啊，而我又是多么愿意接受这样的自信啊！可是，我这心里却又由于这种自以为是的幼稚性而不免战战兢兢起来，在我本人看来，这种幼稚性就是一种构成他气质的孤独和陌生的表现，从而令我开始违心地怀疑起来，怀疑这个男人是否真的具有那种吸引女人来爱自己的天分。如果让我掏心窝的话，我甚至会怀疑他本人是不是也真的相信这种可能性，我觉得，他只是故意装出一副他肯定会成功的样子，但我尽力不让自己去这样觉得。至于那个被选中的姑娘对于他安在她个人身上的这些想法和意图是否暂时有哪怕是一星半点的觉察，这就不得而知了。

对于这一点，我一直都是不清楚的，即使是在布里恩大街的那次社交晚会上认识了玛丽·戈多本人之后，我仍然没有弄清楚。她是如何令我喜爱，从我前面对她所作的描述之中便可看出。不仅是她目光里的那种柔和的夜色，我知道阿德里安见到它的反应该有多么敏感，她那迷人的微笑，她那富于音乐性的嗓音令我为她陶醉，还有她那友好而又聪慧的稳重性格，完全置女人娇气于度外的朴实客观，坚定不移，是的，那种独立自主的职业女性所特有的干脆利落。只要一想到是她要成为阿德里安的生活伴侣，我就会感到愉快幸福，我认为自己非常能够理解她在他心里所引起的那种感觉。他的孤独所畏惧的那个“世界”——或许也是人们从艺术和音乐的意义上称之为“那个世界”的东西，那种德意志以外的东西——正在通过她，以庄重无比的友善形象，向他迎面走来，唤醒他的信任，在他心里播种取长补短的希望，鼓励他去加入，难道不是吗？他是以他那由音乐的神学和数学的数字魔术所构成的清唱剧世界为出发点去爱她的，难道不是吗？尽管就我所见，这两个人只有过昙花一现的私下接触，尽管如此，一想到他们将要生活在同一个屋檐下，一想到将要有这样的图景出现，我仍然不免会激动不已，同时也充满期盼。有一次，在社交聚会的人员组成发生变换，约莫由玛丽、阿德里安、我，还有一个第四者，共同结为一组时，我几乎是立马就抽身而去，而且，我同时还巴不得那第四者也和我一样知趣，赶紧找个地方离开。

施拉金豪芬夫妇举办的这次晚会并不是晚宴，而是一种九点钟开始的配有茶点的自助冷餐招待会，地点则是紧邻立柱沙龙的那间餐厅。自从战争爆发以来，他们所办社交聚会的景象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不再有什么叫做利德泽尔的男爵跑来这里为所谓的“优雅”摇旗呐喊了；这个弹钢琴的骑士在历史的沉沦中被人遗忘了，而且，席勒的曾孙，格莱辛—茹斯伍尔姆先生，也不再露面了，原来，他老人家聪明反被聪明误，搞诈骗败露，所以没脸见人，只好貌似自愿坐禁闭似的，躲在他那下巴伐利亚庄园里不出来了。整个事情几乎令人难以置信。据说，这位男爵有一件珠宝，他给它上了很高的、超出其价值的保险，他把它包得严严实实地给一个外地的珠宝商寄去——可当包裹寄达人家那里的时候，人家珠宝商却发现里面除了一只死老鼠之外什么都没有。这只老鼠很不能干，它没有能够完成那个寄包裹的人准备要它完成的任务。后者的用意很明显，即这只啮齿目动物应该是会咬破包装跑出来的——以此造成这样一种假象，即那件珠宝通过天知道怎样形成的破洞掉出来不见了，于是乎，那笔保险金就可以到手了。可是，这畜生不仅没有把事办成，反倒落得个暴死，没有搞出那个出口，而那个出口原本是可以解释那件根本就没有放进过包裹里去的珠宝的丢失的——这个恶作剧的发明者以最可笑的方式发现自己露馅了。他有可能是从一本文化史的书里偶然看到这个把戏的，从而成为阅读该书的一个牺牲品。不过，从非常普遍的意义上来讲，或许这个时代的道德混乱也对他的这个愚蠢的念头同样负有责任。

不管怎样，我们的娘家姓普劳斯西的女主人都不得不作出一些牺牲，不得不几乎是完全放弃她以前的那种要把世袭贵族和艺术家气质结合起来的理想。某些曾经的宫廷贵妇的到场令人回想起过去的旧时光，她们和让内特·硕伊尔用法语交谈。此外，还可以看见戏剧明星们身旁冒出那么一两个天主教民族党的，是的，甚至还有一个有名的社会民主党的议员，以及这个新国家的几个大大小小的官员，其中自然是不乏自家人的，如一个特别忠诚的、时刻准备着冲锋陷阵的冯·施腾格尔先生——然而，某些不遗余力地讨厌这个“自由主义的”共和国的分子，也是有的，那种要为德国雪耻的意念和代表着一个即将到来的世界的意识被这些人肆无忌惮地写在了脸上。

结果不是别的，只能是：旁观者会发现，同玛丽·戈多和她的好姑妈更多地呆在一起的人是我，而不是阿德里安，他无疑是专程为她而来的——不然的话，他干吗要来呢？——刚见面的时候，他也是喜悦之情溢于言表地再次对她致以问候，但这之后他就基本上只与他亲爱的让内特，以及那位精通并崇拜巴赫的社会民主党议员聊天。即使完全撇开对象的赏心悦目不算，就凭阿德里安出于信任所告诉给我的那一切，人们就很容易理解我为什么这样专注了。鲁迪·施维尔特费格也和我们在一起。伊莎波姑妈很高兴又见到他。跟在苏黎世时一样，他常常把她逗得哈哈大笑——也把玛丽逗得抿嘴微笑，但他却无法阻止一场持重的交谈，这场交谈主要以发生在巴黎和慕尼黑艺术界的事情为中心，也捎带涉及了一点欧洲政局、德法关系，而在这场交谈的最末了，阿德里安才以起身告辞的方式站着参与了几秒钟。他总是必须去赶他的那趟11点的开往瓦尔茨胡特的火车，而这一次的社交晚会，他一共只呆了不到一个半小时。我们其余的人比他多呆了一小会儿。

这是，如前所述，一个星期六。几天后，星期四，我接到了他打来的电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