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下一次，也就是十或十一天之后再去他那里的时候，他已经拿到了这封信，而且他还告诉我说，他决定对此缄口不言。他脸色惨白，给人一种他好像是受到沉重打击的印象——之所以会给人以这样一种印象，这其中的一个特别的原因是他的身体所呈现出来的一种倾向，也就是说，他喜欢在走路的时候把头和上身歪向一边，当然，他的这种倾向我其实已经发现有一阵子了，只是现在更突出、更扎眼而已。不过，他整个人确实是，或者是做出一副非常平静，甚至是冷漠的样子，面对这样的背叛，他只是无可奈何地耸耸肩膀，镇定自若地予以藐视，我觉得，他几乎都快因为自己的这种过于泰然处之的态度而需要向我表示歉意了。

“我想，”他说道，“你是不会希望我勃然大怒地来上一通道德声讨的吧。一个不忠诚的朋友。还能是什么呢？世道就是这样，我是不会为此大动肝火的。事情虽然让人感到痛苦，我也会问自己，如果连你最信任的人都来伤害你，你还能够相信谁。可你又能指望什么呢？现在的朋友就这样。我所剩下的只有羞愧——再有就是觉得自己该打。”

我告诉他我很想知道，他为何感到羞愧。

“为一种行为，”他回答道，“太荒唐了，以至于我会情不自禁地觉得，这感觉就好像是一个上学的小男孩，他发现了一个鸟窝，于是就兴高采烈地把事情告诉给了他的一个同学，而这个同学却跑去把他的鸟窝偷走了，太像了。”

我还能说什么呢，除了说：

“你将不会因为信任而犯下罪孽和耻辱。犯下罪孽和耻辱的是那个小偷。”

要是我能够更有说服力地去制止他的这种自责该有多好啊！然而，事与愿违，我这心里却禁不住地赞同起这些自责来，因为他的行为，这整个的找人代言、求婚的做法，而且还偏偏是找鲁道夫的做法，在我看来是不自然的，是矫揉造作的，是应该受到惩罚的，而我只消想象一下，假如我当初不是自己亲自开口，而是打发一个风度翩翩的男性朋友去我的海伦那里，通过他来向她吐露我的心扉，那么，我就不难看出他的整个行为方式是多么的莫名其妙和荒唐。可他为何又要一个劲儿地表示后悔不迭呢——如果他的言语、他的表情所流露的是后悔的话？他一下子就失去了朋友和爱人，因为自身的过错，人们不由得要这样说——要是人们，要是我，哪怕只是能够完全确定，这里所涉及的是一个过错，一个无意识的错误，一种后果严重的轻率，那该有多好啊！要是百思不得其解的我，哪怕我只是别再去一而再、再而三地暗中怀疑他，怀疑他多少是已经事先预见到将要发生的事情的，而事情的发生又是他刻意促成的，要是我不这样去怀疑他，那该有多好啊！让那种“出自”鲁道夫身上的东西，让那种不可否认的一个人的性的吸引力为自己所用，为自己做宣传，他真的就是这样想的吗？你可以相信他对他是完全放心的吗？我偶尔也会猜测，他苛求那另外一个人作出牺牲，那只不过是装装样子而已，他其实已经为自己选择了最大的牺牲——他是有意成人之美，让有情人终成眷属，让就可爱性而言本应属于一体的结合为一体，他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为了放弃自我，重返孤独。可这更像是我的想法，而不是他的想法。其实，真正符合我和我对他的尊敬的想法应该是这样的才是，即他犯下这个表面的错误，刻意干下这件所谓的蠢事，完全是出于一种非常温柔的、充满痛苦和善意的动机！然而，一系列的事件却让我不得不去直面一个事实，其程度之无情、之冷酷、之残暴，远非我那善良的天性所能承受，以至于我那善良的天性会在它的面前不寒而栗地变得僵硬起来——一个无法求证的、沉默的，只有通过其呆滞的目光才能被辨认出来的事实，但愿这个事实能够永远坚守沉默，因为我并不是那个对此作出承诺的人。——

我敢肯定，施维尔特费格是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是怀着最美好、最正确的决心去找的玛丽·戈多的。但我同样肯定的是，这些决心从一开始就不是建立在最牢靠的根基之上的，而是从内部来看就是岌岌可危，大有松懈、瓦解、改变之势的。阿德里安对他的一再表白，即他个人对他这位朋友的生活和人性所具有的重要性，这对他的虚荣心还是起到了一定的讨好和激励作用的，另外，他对事情所做的老谋深算的诠释也令他欣然接受他的想法，即他目前的使命就是源自这个意义。但是，这个被他征服了的男人居然改变主意，而且他在他眼里又仅仅就只是一个手段和工具而已，这些都伤害了他的感情，也引发了他的醋意，从而抵消了上述那些影响，我认为，他从内心深处其实是觉得获得了解脱的，也就是说：他觉得没有义务去用忠诚来回报刁钻的不忠诚了。这一点我是相当清楚的。而且我还清楚的是，为了另外一个人而游走在爱情的道路上，这可是一种充满了诱惑的漫步——尤其是对于一个醉心于调情的人而言，对于这种人的道德而言，只要稍微意识到他是要去调情或者是要去做类似于调情的事情，仅仅这种意识本身就肯定能够多少给他带来一些愉快轻松。

正如发生在普菲弗尔林的那次谈话一样，发生在鲁道夫和玛丽·戈多之间的事情，我同样也可以逐字逐句地复述出来，对此，还会有什么人表示怀疑吗？我当时“在场”，还会有人对此表示怀疑吗？我想不会了。不过，我也在想，详细地发布这件事情的经过对任何人都不再是有必要的了，或者说连希望这样做的人都没有了。这件事情，它起初——即使不是在我眼里，但却是在别人眼里——看起来是那样的明快，它的灾难性的结局，并不只是一次交谈的成果，对于我所做的这种猜测，将不会有人表示反对。为了导致这样的结局，必须进行第二次交谈，而玛丽在第一次交谈之后为他送行的那种方式也敦促鲁道夫这样去做。——当他踏上吉泽娜旅馆那套客房的房前小场地时，他撞见了伊莎波姑妈。他向她打听她的侄女，请她允许他，为了第三方的利益，单独和后者说几句话。这位老夫人一边把那间既是起居室又是书房的房间指给他，让他进里面去，一边露出狡黠的微笑，那意思显然是不相信有他所说的第三方的存在。他走进玛丽的房间，她友好而又惊讶地欢迎他的到来，同时还准备去告诉她姑妈一声，但他却对她宣布说没有这个必要了，这就让她更感惊异了，然而，不管怎样，她却是兴高采烈地强调她的惊异的。他对她说，姑妈知道他在这里，等他把一件十分重要、十分严肃和美好的事情向她说完之后，她自然就会过来。她又是如何作答的呢？肯定是些最普通的玩笑话了。“那我倒真的很想知道”，或者是诸如此类的。她于是就请这位先生坐下来慢慢地说。

他坐到她的边上，坐到一个被拉到她的画板旁的沙发上。没有人能够说他失言了。他支持他，真诚地把他的支持付诸行动。他跟她说阿德里安，说他的意义，说他的伟大，说观众将会随着时间的流逝慢慢发现这些，说他鲁道夫对这个非同寻常之人的崇拜景仰和忠诚服从。他跟她说起苏黎世，说起他们在施拉金豪芬家的相遇，说起那天在山里的情景。他向她承认说他的朋友爱慕她——碰到这样的事情，一个人又会怎样去做呢？一个人又会怎样去向一个女人表白另外一个人对她的爱呢？他会走到她的跟前去吗？他会去凝视她的眼睛吗？他会拿起她的手，恳求她，向她宣布他乐意把她的手放到那个第三方的手中吗？我不知道。我只受邀参加过一次远足，没有接受过替人求婚的任务。我所了解的全部情况就是：无论她的手是被他的手攥着的，还是先前就已随意地放在了她自己的怀里的，不管怎样，她总归都是赶紧地把她的手抽了回去；一丝红晕匆匆地掠过她那南方式的苍白的面颊，那双深色的眼睛里的笑意也随即消失殆尽。她不明白，也真的无法确定自己搞明白了没有。她问鲁道夫，她对他的来意的理解是否正确，即他是专程替莱韦屈恩博士先生来向她求爱的。是的，他回答说，他这样做是在尽义务，是为了友谊。阿德里安是考虑再三才请他帮这个忙的，而他也认为自己不可以拒绝他的这个请求。她用带着明显的冷淡和明显的嘲讽的口吻回复他说，他真是好样的。这让他更觉尴尬。直到现在，他才开始意识到自己陷入了一个多么不同寻常的境地，扮演了一个多么罕见奇特的角色，而他同时也不免感到担心的是，他的这种做法可能对她是一种侮辱。她的行为举止，她的这种万分惊诧的行为举止，既让他胆战心惊，也让他暗自欢喜。他又继续结结巴巴地为自己努力辩解了一番。他说她哪里知道要拒绝一个像阿德里安这样的人会有多么困难。阿德里安的生活由于这种感情而发生转变，对于这种转变，他觉得自己也在一定程度上负有责任，因为当初就是他鼓动他去瑞士，从而才导致了他和她的相遇的。事情也真够奇怪的，那首小提琴协奏曲原本是专门为他而写的，不曾想却最终成了作曲家本人得以邂逅她的手段。他请她理解，正是这种责任意识在很大程度上促使他下决心要帮阿德里安去实现这个愿望。

他在请求的同时试图去抓她的手，可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她又一次冷不防地把手缩了回去。她对他作出以下回答。她要他别再费尽心机，别指望她会对他所承担的这个角色表示理解。她感到遗憾的是，她只能让他的友好的希望破灭，当然，她对他的委托人的个性并非没有印象，但是，她对这个人所怀有的这种敬重却和那种爱的感觉毫不相干，而只有这种爱的感觉方才能够成为他极力说服她接受的这种结合的基础。认识莱韦屈恩博士让她感到荣幸和高兴，但她现在不得不告诉他的却是，为了避免尴尬，她决定从今以后断绝一切和他之间的来往。而她不得不深表遗憾地同时加以说明的是，情况的这种变化也同样累及转达和支持这些不可实现的愿望的人。在发生了这样的事情之后，彼此不再见面无疑是较为轻松愉快的解决办法。她谨此友好地用法语和他道别：“再见，先生！”

他请求道：“玛丽！”见他熟知她的名字，她流露出一丝惊异，但也就仅此而已，她再次同他道别，她的那句法语的“再见，先生！”此时此刻异常清晰地在我的耳边响起。

他走了，表面上看狼狈得像只落水狗，内心深处却是喜不自禁。阿德里安的结婚想法被证明是不折不扣的胡闹，它本身就是胡闹。当他尽心竭力地跑去向她阐明阿德里安的这个想法的时候，她却显得非常生气——她对此所表示出来的极度的反感令他欣喜若狂。他并未急于向阿德里安报告他的拜访的结果——他太高兴了，因为他已经当面向他承认，向他说了真心话，即他对这个迷人的姑娘并非无动于衷，从而打消了他对他的怀疑！他现在要做的就是坐下来，拿起笔给玛丽写一封信，他在信中告诉她说，她的那句“再见，先生”让他求生不得，求死不能，他说他无论死活也非要再见她一面不可，因为他要当面向她提出一个问题，而这个问题他在此信中已经毫无保留地向她提出：一个男人出于对另外一个男人的敬重，可以通过无私地去维护那另一个的愿望的方式来牺牲并超越自己的感情，他问她对此是不是真的感到不能理解。再者，一旦结果表明，人家根本不会答应那另外一个的请求时，这个男人的这种被压抑着的、被忠诚克制着的感情就会开始自由奔涌，甚至是欢欣鼓舞地一泻千里，他问她对此她是不是也感到不能理解。他请她原谅他的这种不是对别的什么人的，而只是对他自己的背叛。他说他不会因为这种背叛而感到后悔，但让他感到特别幸福的是，如果他现在对她说，他——爱她的话，那么，这可是再也不会意味着对任何人的背叛了。

通过这种方式，一种不算笨拙的方式，同时也是在调情的热情驱使之下，他写就了这封信，而正如我所认为的那样，他在写信的时候甚至都没有清楚地意识到，在他替阿德里安求婚之后，爱的表白就和请求结婚联系在了一起，而结婚却又是他那调情脑袋从未有主动想到过的事情。这封信是由伊莎波姑妈来念给玛丽听的，因为她甚至不愿意亲手去接收它。鲁道夫没有收到回信，但他只等了两天，两天之后，他便跑到吉泽娜旅馆，让女服务员通知伊莎波姑妈说他要求见，他的请求没有遭到拒绝。玛丽还在城里没有回来。她，老太太用狡黠的责备向他透露说，在他上次来访之后，玛丽把头靠在她的胸前哭得好不伤心。我以为这是她瞎编的。姑妈一个劲地强调她侄女的自尊。说她是一个感情深沉，但却十分自尊的姑娘。他有没有机会再和她面谈一次，她也不能完全保证。但他至少应该知道的是，如果他向玛丽表明他的这种行事方式是正派诚实的，那她是不会不高兴的。

又过了两天之后，他又来了。于是，费尔布兰提埃夫人——这是这位姑妈的姓，她是个寡妇——走进她侄女的房间。她在里面呆了很久很久，最后，终于从里面出来了，她回来冲他眨眼，鼓励他可以进去找她了。当然，他也没有忘记带上一束花。

我还能再说些什么呢？我太老，也太伤心了，以至于无法生动形象地去描绘这一幕，当然，这一幕的各个细节现在也不可能激起任何人的兴趣了。如果像鲁道夫那样生性轻浮的人都能够过婚姻生活的话，那么，像我这样的人就完全可以当唐璜了，尽管如此，他还是说出了阿德里安的求婚词——但这一次是为了他自己。其实，对于一场不仅注定没有未来，而且很快还将遭到残暴的命运毁灭的婚姻，对于这场婚姻的幸福前景表示担忧，这本身就是多余的。玛丽不怕爱上这个“小嗓门”的情种，因为已经有严肃可靠人士热情洋溢地就他的艺术家价值和稳固的艺术前途向她打了保票。她有勇气去抓住他，束缚住他；有能力把这个野人养家。她向他伸出双手，接受了他的吻，而不到二十四小时，鲁道夫被俘虏了，首席小提琴施维尔特费格和玛丽·戈多就要当新郎新娘的好消息就已经在我们这个圈子的所有熟人之中传开了。而且另外还有消息说，他准备和撞塞子乐队解除合同，去巴黎结婚，并在那里效力于一个新的正在组建之中的名为“交响曲管弦乐队”的音乐团体。

那里无疑是欢迎他的，同样毫无疑问的是，慕尼黑这边也不愿意放他走，故而解聘谈判进行得相当缓慢。不管怎样吧，他所参加的下一场撞塞子乐队音乐会——就是他掐着点从普菲弗尔林赶回参加的那一场之后的第一场——也就被人们理解为一场告别演出。再加上指挥艾德施密特博士又刚好为这台晚会安排选择了一套特别叫座的伯辽兹—瓦格纳曲目，于是乎，就跟人们常说的那样，万人空巷啊，恨不得全慕尼黑的人都跑来看演出了。众多熟悉的面孔在观众席间出现，我只要从座位上起身，就非得不停地去跟人打招呼不可：施拉金豪芬夫妇和光顾他们家招待会的常客们，拉德布鲁赫夫妇和席尔德克纳普，让内特·硕伊尔，那个叫茨维切尔的，还有那个叫宾德尔—马约内斯库的以及许许多多别的人，而所有这些人跑来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想看看站在前台左边乐谱架旁就要做新郎的施维尔特费格。不过，他的未婚妻没有到场——听说，她已经回巴黎去了。我向伊涅丝·英斯提托利斯鞠躬。她是一个人，也就是说：她是和克虐特里希夫妇一起来的，她的丈夫没有露面，他不喜欢音乐，可能这个晚上又要在“阿罗特利亚”俱乐部里度过。她坐在大厅相当靠后的某个角落里，穿着一条裙子，裙子的式样简单到了近乎寒酸的地步。她的小脖颈向前方歪出，两道眉毛高高竖起，小嘴巴痛苦而滑稽地撅着，而当她也如此这般地回复我的问候时，我就会不由自主地气愤地觉得，她利用那晚在她家客厅里的长谈，巧妙地榨取了我的耐心和同情，而她似乎至今还在对此幸灾乐祸地感到洋洋得意呢。

就施维尔特费格而言，他整个晚上几乎都没有往大厅里瞟上一眼，因为他心里大概非常清楚，如果他那样做的话，将会有多少双好奇的眼睛在恭候着他。而在他其实是能够这样去做的时候，他却不是去细听他的乐器，就是去翻看他的乐谱。最后，整场演出以《名歌手》里的序曲压轴，演奏宽广而欢快，全场报以雷鸣般的掌声，而当裴迪南·艾德施密特让乐队起立并把手伸向他的首席小提琴表示感谢之时，全场更是报以比雷鸣般的掌声还要热烈的掌声。我本人在上演这一幕的时候已经来到楼上的侧廊，因为我担心待会儿人太多，所以就趁人少赶紧去保管处把我的衣帽取了出来。我的计划是，至少徒步走一段路回家，也就是回我在施瓦宾的住所。在音乐会大厦前我遇见了克利德威斯圈子里的一位先生，吉尔根·霍尔茨舒赫尔教授，这位丢勒专家也是刚从大厅里出来。他拉着我喋喋不休，害得我无法脱身，他的话匣子是通过他对今晚节目的批评打开的：把伯辽兹和瓦格纳，把罗曼国家的浮于表面的技巧的娴熟和德意志的大师水准搅和在一起，这种组合毫无品位可言，不仅如此，而且还多少暴露出一种政治倾向。它所代表的德法和解与和平主义的意图太明显了。同样众所周知的是，这个艾德施密特是个共和主义者，从民族角度讲是非常不可靠的一个人。这种思想让他从晚会开始直至结束都倍感难受。遗憾的很，当今的一切全都成为政治，精神的纯洁性再也找不到了。为了重建这种精神的纯洁性，领导大乐团的首先必须是些具有毫不含糊的德意志思想意识的人。

不错，恰恰是他把这些东西政治化，“德意志”一词今天绝对不再等同于精神的纯洁性，反而变成一个党派口号。这是我想跟他说的话，但我没有说出口来。我只同意他所说的这句话，即大量的浮于表面的技巧的娴熟，不管是不是罗曼国家的，即使是在瓦格纳的深受全世界喜爱的艺术之中也是存在着的——随后我便友善地引开他的注意力，把话题一转，开始说起他最近在《艺术和艺术家》杂志上发表的一篇有关哥特式建筑的比例问题的文章来。我对他的这篇文章所说的客套话让他变得兴高采烈、温和、不讲政治和爽朗起来，我于是赶紧乘他情绪好转之机，同他道别，我上了右边的路，他则上了左边的路。

我很快就沿着土耳其人大街自上而下地来到奥德翁广场、路德维希大街，并顺着寂静的纪念碑大道左侧（当然几年来已经完全铺上了沥青）一路迎着凯旋门而去。这是一个云层密布的、十分柔和的夜晚，我的冬大衣始终让我觉得有点紧，当我走到有轨电车站特蕾西大街时，我停下脚步，以便搭乘任何一辆开往施瓦宾方向的公交车。我现在都不知道，那天的情况为什么显得很反常，等了很久才来了一辆。交通堵塞和延误的情况确实是不可避免。当时左等右等，终于等来了一辆特别合适我的10路车。直到今天，我仿佛依然还能听见和看见它从元帅大厅那边行驶过来。这种涂着巴伐利亚式天蓝的慕尼黑有轨电车确实造得非常笨重，而且还发出——不知是由于它自身的沉重呢，还是由于地下的特殊性质——特别大的噪声。这种车辆的车轮子底下不断有电火花在闪动，而在上面的接触杆处电火花就闪动得更加厉害，这些冷漠的火苗咝咝作响，化为整团整团的火星从接触杆处飞散消逝。

车子停了下来，我从前面的平台上车，从那儿往车厢里面走。在拉门附近，也就是我进门的左手，我立马就找到了一个空位置，显然是刚才有人下车腾出来的。这趟电车上的乘客很多，后门附近甚至还有两位站在过道里紧抓拉环的男士。乘客中的大部分可能都是听完音乐会回家的人。在他们当中，在我对面长凳的正中间，坐着施维尔特费格，他的小提琴箱被他立放在两膝之间。我进来他肯定是看见了的，但他却避开我的目光。他外面穿着大衣，里面戴了一条白色的丝围巾，这条围巾盖住了燕尾服的蝴蝶结，不过，他没有戴礼帽，这也是他的习惯。他看上去既英俊又年轻，他的一头金发卷曲高耸，他的脸色因为刚才的演出而得到提升，陷入一种值得尊崇的滚烫状态，相形之下，那双湛蓝的眼睛甚至都显得有点肿胀。即便如此，它们却和那两片微微翻起的非常善于吹口哨的嘴唇一样，和他般配极了。我没有一上车就四处张望；我只是慢慢才发现车厢里另外还有别的熟人。我和克拉尼希博士互相打了一个招呼，他和施维尔特费格在一边，不过，他的座位是在离他很远的后门附近。令我吃惊的是，在我偶尔弯腰向前的时候，我看见了伊涅丝·英斯提托利斯，她和我坐同一边，在我前面，隔了好几个位子，靠向中间，是施维尔特费格的斜对面。我所说的：令我吃惊，是因为她回家的确不应该走这条线路。不过，我发现，再往前一两个位子坐着的是她的朋友宾德尔·马约内斯库夫人，而她又是住在最外面的施瓦宾的，所以我就估摸着伊涅丝这是要去她那里喝晚茶。

不过，我总算明白过来，这就是施维尔特费格为什么在绝大多数时候都让他那漂亮脑袋保持向右的姿势，从而只让我能够看到他那有点麻木不仁的侧影的原因。他所处心积虑的，并不单是要装作没有看见我，或许在他眼里我就是阿德里安的另外一个自我，而我也暗自责备他，为什么偏偏非要搭乘这趟车不可呢——这种责备很可能是有失公允的，因为还有一个没有说明的情况是，他是和伊涅丝同时上的车。她可能，完全跟我一样，是在他后面上来的，或者正好反过来，她先上，他后上，这样的话，等他看见她的时候，他就再也无法逃之夭夭了。

我们经过慕尼黑大学，穿着毡靴的售票员正好也站到了我的面前，他从我手里接过一枚十芬尼硬币，随后又把我的直达车票塞到我的手里，不巧得很，偏偏就在这个节骨眼上，令人难以置信的事情，而且是，正如一切完全出乎意料的事情一样，首先是完全令人不解的事情发生了：车厢内有人开始举枪射击，乏味的、尖利的、砰砰作响的枪声，一声接着一声，三，四，五，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振聋发聩，对过的施维尔特费格应声倒下，他双手合抱小提琴盒，先是倒到坐在他右边的女士的肩头上，紧接着又倒进人家的怀里，害得人家也和坐在他左边的另一位女士一样，惊恐万状地转过身去，与此同时，车厢里陷入一片混乱，人们更多的是抱头鼠窜和惊慌失措地尖叫，而不是机智果敢地采取应对措施。前头的电车司机，天知道，为什么，只顾一个劲地疯也似的踩踏钟铃——可能是为了叫警察来吧。当然，在能够听得见铃声的范围内没有警察。由于一些乘客急着要下去，另一些又好奇或手痒痒地奋力从上下车平台往里钻，于是乎，已经停下来的电车里出现了一种近乎危险的拥挤局面。先前站在过道里的两位男士和我一起冲向伊涅丝——当然是太晚太晚了。我们根本用不着去“夺取”她手里的那把左轮手枪；她已经让它落到了地上，或者更应该说是她把枪从自己的手里扔了出去，而且是冲着她的牺牲品所在的方向。她的脸白得像一张纸，两个颧骨上却是泾渭分明的两圈通红的圆斑。她两眼紧闭，撅起嘴狂笑。

她的双臂被抓住了。我迅速冲向鲁道夫，他被四仰八叉地平放在了那条已经变得空无一人的长凳上。另一边的长凳上躺着那位浑身是血的处于昏迷状态的女士，施维尔特费格中弹之后最先就是倒在她身上的，经检查，她的一只胳膊被子弹擦伤，但伤势不算严重。有好几个人都围在鲁道夫身边，克拉尼希博士就在其列，他握着他的手。

“这是多么叫人震惊，多么肆无忌惮，多么不理智的暴行！”他说道，脸色惨白，用他所特有的那种清楚明了的、富于学者味的字正腔圆并同时伴以哮喘发作的说话方式，因为“叫人震惊”这种话一经他的嘴里发出，那就跟我们通常从演员口里所听到的台词一模一样。他又补充说，他从未因为自己没有当成医学家，而只当了个钱币学家，他从未因此而感到过任何遗憾，而此时此刻，我也真的觉得钱币学是所有科学中最多余最闲散的科学，甚至比哲学还要无用，尽管这种看法是根本站不住脚的。事实上也没有医生在场，在如此之多的前来听音乐会的人中竟然没有一个，而就因为医生当中有如此之多的犹太人，所以医生往往给人的印象是爱听音乐的。我弯下身去看鲁道夫。他还有生命征象，但被击中的却是极为要害的部位。他的一只眼睛下面被一颗子弹射中，血流不止。另外几颗，经证实，射进了颈部、肺部、心脏的冠状血管。他抬起头来，很想说点什么，但马上就有血泡从双唇间溢出，那两片柔软的厚厚的嘴唇，此刻在我眼里突然变得美丽动人起来，他翻着白眼，脑袋随即就又重重地落回到那条木凳上。

我几乎是不由自主地哀怜起这个人来，这又是怎样的一种哀怜哟，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说。我觉得，我一直以来始终是在以一种方式喜欢着他的，我必须承认的是，我对他抱有的同情远比对那个不幸的、就其沉沦而言无疑会令人扼腕长叹的女人所抱有的要真挚得多，而她的痛苦和自我麻醉、腐败堕落的恶习也早就为她日后干下这桩卑劣的暴行作好了准备。我跟在场的人说，我是他们两个的老熟人，我建议把受重伤的人抬到慕尼黑大学那边去，说可以在大学的校役那里打电话叫救护车，叫警察，而且据我所知，学校里也有一个小小的事故急救站。我还指挥大家说，也同样应该把女凶手一起给带过去。

大家于是一一按我所说的去做。我们，一个热心的、戴眼镜的年轻人和我，一起把可怜的鲁道夫抬出车厢，而这趟车的后面也已经积聚了两三辆别的电车。不过，倒是从其中的一辆里下来一个医生，提着小小的医药箱飞快地奔向我们，相当多余地对我们的抬人工作指手画脚。一个新闻记者也跑过来打听情况。我们去找校役，我们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摁门铃，不知摁了多长时间，最后才总算是把住在底层的这个校役从房间里给唤了出来，我现在一回想起这件事情，我就会感到痛苦难耐。那个医生，一个比较年轻的男人，向所有的人作自我介绍，一俟人家把已经陷入昏迷的伤者安置在一张沙发上，就开始尝试对他进行急救。救护车也以惊人的速度赶来了。可鲁道夫死了，正如那个医生在对他作完检查之后马上就告诉我的那样：很遗憾，很可能不行了。鲁道夫他死在了去往市立医院的路上。

就我这方面而言，我是和稍后到达的警察局官员以及他们那只顾一味抽泣的女犯人呆在一起的，目的是为了向警官们介绍她的状况，并且提议把她送进精神病院。但我的这个建议今天晚上却是无法再办得到的了。

教堂里传来午夜的钟声，这时，我已经结束我的上述任务来到大街上，我一边走，一边叫车，为的是再去办一件剩下来还没有办的难事：到摄政王大街去。我认为自己有义务把今天所发生的这件事情，尽可能委婉地，通报给那位矮小的丈夫。一路上根本没有打车的机会，而当这个机会最终出现的时候，却又没有了利用的价值。这家的大门是锁着的，但在我摇铃之后，楼梯上的灯便亮了起来，英斯提托利斯本人走下楼来——却发现站在门口的不是他妻子，而是我。他于是作出一副既张开嘴来大口吸气，同时又让下嘴唇紧贴牙齿的表情来。

“咦，怎么回事？”他支支吾吾地说道，“是您？您这是来……您找我有……”

我在楼梯上几乎没有开口。等到了楼上他的起居室，那里也曾是我倾听伊涅丝自白的地方，我先是说了几句能够让他在思想上有所准备的话，随后便把我的亲眼所见告诉给了他。他先是站着的，听我把话说完之后，便一屁股坐进他家那些柳条安乐椅之中的一把里，不过，他随后的表现却证明了一个早就处在危险压抑的生活氛围之中的男人的克制力。

“是这样啊，”他说道，“该怎么样就怎么样吧。”从他这话里可以清楚地听出，这一天终将到来，他只不过是一直在胆战心惊地等待着这一天的到来而已。

“我要去看她，”他一边宣布，一边重新站起身来，“我希望，那里的人（他指的是警察局监狱）会让我和她说话。”

我劝他今天晚上就别抱什么希望了，他却用微弱的声音说，他有义务去试一试，随即就披上大衣，快步离开寓所。

孤零零地站在这间基座上放有伊涅丝的半身塑像——而塑像上的她神态高贵而痛苦——的屋子里，我的万千思绪开始飘向一个地方，我的这些思绪，正如人们将会相信我所说的那样，在那最后的时日里其实已经较为频繁地，已经持续不断地飘到过那个地方。另外还有一个痛苦的通知需要完成，反正在我看来是这样的。可是，一种奇怪的僵硬控制着我的四肢，甚至侵袭着我的面部肌肉，阻止着我去拿起话筒要接线员接普菲弗尔林。但真实的情况却是，我拿起了它，我把它攥在了手里，同时还让话筒的方向朝下，我听见电话那头传来当班的接线小姐自报家门的声音，一种低沉的、好像是来自海底的声音。不过，由于我已经积劳成疾，所以便不免胡思乱想，我想象着我深更半夜去惊扰施魏格施迪尔农庄的打算应该是有百害而无一益的，我没有必要把我的这些经历告诉给阿德里安，真的，我这样做是多少会让人笑话的，这样的想象挫败了我的上述意图，我于是又把电话听筒重新搁回到了叉簧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