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老管家、监工和护林员之外，还有另一种人正在从这世界上渐渐消失，那就是老仆人。

在我儿时的记忆中，父母就被这样一个大块头服侍。在这些大块头百年之后，深埋在地下快被人遗忘时，又时不时地会有好事者把他们的故事挖掘出来。这位老仆人的名字叫米可拉·苏赫沃斯基，他从前是一个贵族，来自苏哈沃拉的贵族部落，这一点他经常在讲述自己的故事时提起。他从对我祖父的那段宝贵回忆中谈到我父亲，那时他还是拿破仑战役时期的一名勤务兵。他自己也记不清到底是什么时候开始服侍我祖父的了，当问到日期的时候，他吸了口鼻烟，然后回答道：

“是的，那时我还是个没长胡子的毛头小子，而上校也很年轻。”

在我父母的家里，他几乎履行了各种各样的职责。他是男管家，也是贴身仆人。夏季庄稼收获的时候他是监工，冬季又忙着去打谷脱粒。他保管着伏特加酒库、地窖和粮仓的钥匙，也会修理钟表。但最重要的是，他使这个家秩序井然。

我记忆最深刻的就是这个人的责备。他责备我父亲和母亲，即便我喜欢这个人，但是仍像害怕火焰一样的害怕他。在厨房，他完成了一整天的厨师工作之后，会揪着储藏室男孩的耳朵穿过屋子，而且对任何事都不会感到满意。当他微醺的时候，这样的事一周发生一次，所有人都躲着他，不是因为他能让自己对着男主人和女主人说脏话，而是因为一旦他粘上了谁，那个人就会被跟上一整天，接受没完没了的唠叨和责备。

在吃晚饭的时候，他站在我父亲的餐椅后面，而且，即便他不需要服侍的时候，他也盯着那个正在服侍主人的人，他对这种毒药般的生活具有别样的热情。

“小心点，小心点！”他咕哝着说，“否则我要你好看。看看他！他就不能服侍得快点，拖后腿，像头游行的老奶牛。我说小心点！他没听见主人正在叫他吗，为小姐换一下她的盘子。你为什么在发呆？为什么？看看他！快看看他！”

他在饭桌上不停地插话，并且总是反对一切。经常发生的一幕是，我父亲在吃饭的时候转身对他说：

“米可拉，晚饭后告诉马图斯去牵几匹马，我们要去某某地方。”

“骑马！为什么不骑马？哦耶！但是，马不是用来骑的吗？让可怜的马儿在这样的路上跑断腿。要是有需要的拜访，那必须去。当然他们的领地是自由的，我需要阻止他们吗？不需要阻止。为什么不去拜访？算账可以等，打谷可以等。这次拜访不能等。”

“和米可拉在一起真是一种折磨！”我父亲有时候没有耐心地喊道。

但是米可拉又开始说了：

“我说了我不笨了吗？我知道我很笨。管家已经去内渥多市向牧师的女管家求爱了，为什么主人不能继续他的拜访？难道这种拜访不如向女管家求爱重要吗？如果仆人可以被允许去做他想做的事，那么主人也能够被允许。”

由此进入无意义的老生常谈的怪圈。

好吧，就像我已经说过的，我和我的弟弟都害怕他，这种惧怕几乎超过了我们的家庭教师路德维克，更超过了我们的父母。他对待我的妹妹们很礼貌，他叫她们每一个人“您”，尽管她们比我们年纪小，但是他却不顾礼节地叫我们“你”。对于我来说，他有一种特别的魅力：总是把枪装在口袋里。经常发生的事是，我在下课后溜进储藏室，尽我所能地向他亲切友好地微笑，然后有些胆怯地说：

“米可拉！希望米可拉今天过得愉快。米可拉今天擦手枪了吗？”

“亨瑞克在这儿想干吗？我得准备一块抹布，就这样。”

然后他就开始嘲笑着对我说：“米可拉！米可拉！当你想要玩这枪的时候，米可拉就是个好人，当你不想玩的时候，就把米可拉丢出去喂狼。你应该好好地学习，要不然玩枪也不能让你长心眼儿。”

“我已经写完作业了。”我几乎要哭出来着说。

“写完作业了！嗯！写完了！他一直学一直学，但是脑子仍就像个空桶。我不会给你玩这手枪了，就这样。”（在说这话的时候，他摸索了一下口袋）“但是这手枪如果被谁盯上了，米可拉就一直带着它。该责怪谁呢？米可拉。是谁让这孩子学枪呢？米可拉。”

一边这么喋喋不休地责备着，他走进我父亲的房间，摘下手枪，吹掉上面的灰尘。接着，他点燃一根蜡烛，把帽盖在枪口，然后让我瞄准。一般在这个时候，我内心都承受着巨大的压力。

“这孩子是怎么拿枪的！”他说，“嗯！像个剪头发的。你是怎么熄灭蜡烛的，能不能不要像个老头儿熄灭教堂的蜡烛那样？你应该做个牧师，背诵《圣母经》，但成不了军人。”他用自己的方式教导我们当年的战争艺术。通常在晚饭之后，我和弟弟就在他的眼皮底下学习如何走军步，同我们一起练习的还有路德维克神父，他的步伐非常有趣。

这时米可拉就会皱着眉头看着牧师，即使他害怕牧师甚过于其他任何人，但还是控制不住地说：

“嗨！”他说道，“某些人优雅的军步走起来就像一头老母牛。”

我是哥哥，常常受他的摆布，所以受苦最多。但是当我被送进学校上学的时候，老米可拉泪流不止，好像天塌下来了一样。父母跟我说他变得更容易生气了，连着生了他们两个礼拜的气。

“他们把这孩子带走了，”他说，“即便这孩子死在那儿！天哪！但是他能从学校学到什么？难道他不是继承人吗？他会学拉丁语吗？他们想把这孩子变成一个聪明人儿，这是多么愚蠢的想法啊！孩子已经走了，走远了，而你这个老人，还缩在角落回味这孩子的余温。鬼知道事情为什么变成这样。”

记得我第一次放假回家的时候，家里所有的人都还在睡觉。那是刚刚黎明的时候，清晨的空气清冷，空中飘着雪花。庭院里的桔槔在汲水时发出吱吱的声响，看门狗一声声地叫唤着打破黎明的寂静。房间的百叶窗都关着，但是厨房里的窗户闪着明亮的光，把旁边的墙面映上一抹玫瑰色。我走进屋子，疲惫而又沮丧，心中带着一丝害怕，因为我拿高分的功课并没有什么过人之处。这种无助的感觉一直都在，直到我找到了自己的定位，直到我长大了能够习惯各种惯例和学校制度。我害怕父亲，我害怕牧师严厉而又毫无表情的脸，是他把我从华沙带来的。我从他们任何一方都得不到安慰。最后，我看见厨房的门打开了，鼻头冻得红红的老米可拉缩着身子穿过雪地，手上的托盘里放着热气腾腾的奶酪锅。当他看到我的时候，他喊道：“哦，金色的小潘尼奇！我最亲爱的孩子！”接着，他快速地放下托盘，把两个锅子反过来，搂着我的脖子开始紧紧地拥抱和亲吻。此后他总是叫我小潘尼奇。

从那以后的整整两个礼拜，他都因为奶酪的事不能原谅我：“一个男人悄悄地为自己拿了块奶酪，这孩子还跟着。他可真会挑时候出现。”诸如此类。

父亲想要打我，或者至少他嚷嚷着要这么做，因为我拿到了两个中等分数，一门是书法，一门是德语。我一边哭着保证下次会考好，一边母亲也在从中说着好话，最后，由米可拉挑起的麻烦又由他制止了。米可拉可不懂书法是什么创作，也不知道为什么会因为德语——他听都没听过的语言——而处罚一个人。

“好吧，”他说，“这孩子是参加路德教了吗，还是什么施瓦布？我尊敬的上校懂德语吗？或者主人他自己（这个时候他转向父亲）懂德语？我们在……那叫什么地方？在莱比锡城遇到德军，鬼才知道我们攻打他们的时候都不会说德语，但是德国人还不是被我们灰溜溜地赶跑了。”

老米可拉又多了一个怪癖：他很少提起自己从前的打仗经历，但是在需要片刻幽默的时候他就会这么说了，撒谎撒得还真像那么回事。从教义上来说，他不应该撒谎，但是在他的脑子里，似乎事实已经混在一起了，还形成了一种奇妙的均衡。无论听说什么早年间的军事征战，他都能适用于自己和我的祖父，也就是他的上校。并且，他虔诚地相信自己所说的全部。

有时候在谷仓，他一边监督农民计算打麦的费用，一边就开始讲故事了。这时候人们就停下工作，坐在连枷上休息，在听到精彩之处惊奇地张大嘴。而他就会注意到他们，并且喊道：“为什么你们张着大嘴看着我，就像个大炮一样？”

然后就听到：“噜噗！蹴噗！噜噗！蹴噗！”

这种连枷的声音在打麦场上响了一段时间，但是过了一会儿米可拉又开始说了：“我儿子给我写信了，说他刚刚被帕米拉女王封为上将了。他在那边有很好的职位，又有很高的薪水，但是那个城市偏偏总是有可怕的霜冻……”

我可能提到过，这个老头在教育孩子方面是不成功的。他是有个儿子，这是事实，但是一无是处，这个孩子在长大以后闯了很多的祸，最后消失得无影无踪。米可拉的女儿在做姑娘的时候，就同村里所有的官员调情，来者不拒。最后她死了，还留下了个女儿。这个女儿的名字叫哈尼娅，她大概和我同岁，是个漂亮而又纤弱的小女孩。记得我们经常玩士兵游戏。哈尼娅是一名鼓手，但是对于我们的敌人来说她是个麻烦的人。她性格很好，温和得像一个天使。世上有充满苦痛的命运在等待着她，但是目前对于我们来说却无关痛痒。

回到这个老头的故事。有一次，我听到他讲当年枪骑士们的马在马丽安堡惊慌四逃的情景。一万八千多匹马从华沙城大门一拥而入。“很多人被踩死了，”他说，“直到它们被逮住后才太平下来，你可以很容易想象到那场景”。还有一次，他在宅子里，尽管不是在谷仓了，对我们说了以下的话：

“我们的仗打得漂亮吗？为什么我们不能打得漂亮点？记得有一次我们同澳大利亚军队开战，我站在列队中，再重申一遍，我站在列队中，旁边是总司令的座驾。我军好像是从澳大利亚军队那边，也就是从敌方，得到了一个口信。‘嗨，苏赫沃斯基，’总司令说，‘我知道你！只要能追上你，我们就能结束这整个战争了。’”

“可是他没提过上校吗？”我父亲问道。

“当然提到了！因为总司令特意地跟我说是‘你和上校’。”

路德维克神父不耐烦地说：

“得了吧，米可拉，你说谎说得好像真能捞到什么好处一样。”

老头皱着眉头想要反驳，但是他对路德维克神父既害怕又敬畏，所以什么都没说。但是过了一会儿，等气氛好转之后，他又继续说：

“森克鲁特斯基神父也这么说我。有一次，我被澳大利亚人刺中一刀，就在第五根肋骨那儿，当时的状况很糟。我想我是死定了，所以就在森克鲁特斯基神父面前向万能的主忏悔自己所有的罪过。森克鲁特斯基神父一直静静地听着，最后他说：‘敬畏主吧，米可拉，你已经把知道的全部谎话都告诉我了。’然后我说：‘可能是吧，因为我什么都记不得了’。”

“是他们治好你的吧？”

“治好？他们怎么治好我？是我治好了自己。我当时把两袋药粉搅和在一起放到一夸脱伏特加中，晚上就喝了，第二天早晨醒来的时候就又生龙活虎了。”

我已经听了很多像这样的故事了，但是不知道为什么，路德维克神父禁止米可拉这样地“胡说八道”，他要“完全杜绝”。作为一位牧师和一个内向的乡下人，可怜的路德维克神父不知道的是，首先，每一个年轻人，当暴风雨席卷了他安静单纯的角落，把他吹进广阔天地的时候，他都必须不止一次地被洗脑；其次，并不是老仆人和他的故事把他洗脑了，而是其他什么人。

这么说来，米可拉并没有给我们带来不好的影响，相反，这个老头细心又严格地照管着我们。从完全意义上说，他是一个尽责的人。战争岁月使他保持了一种很好的品质：执行命令时拥有责任心和准确度。

记得有一年冬天，野狼给我们带来了很大的麻烦，它们太无法无天了，先是有几只在晚上溜进村庄搞破坏，慢慢地就开始大量涌入。我父亲是一个天生的猎手，他想安排一场盛大的狩猎活动，但是当他知道狩猎指令是由我们的邻居潘·奥斯崔斯基——一位出名的狩狼专家发出后，他就开始焦虑了，于是他写了一封信给这位专家，并叫来米可拉说：

“佃户要去镇上，你跟他一块去，在离开奥斯崔锡附近的路上，把这封信交给潘·奥斯崔斯基。让他务必给我个回信，如果没有回信的话就别回来见我。”

米可拉带着信，和佃户一起钻进马车就走了。晚上的时候，佃户回来了，可米可拉没有跟他一起回来。父亲想着他可能是留在奥斯崔锡过夜了，第二天就会回来。就这样过了一天，米可拉没有回来，又过了一天，还是没有回来，已经过了三天了，仍然没有他的人影儿。家里的气氛开始沉重起来。父亲担心他是在回家的路上被狼群袭击了，就派人去找他。大家找了半天也没看到半个人影儿。父亲于是又派人去了奥斯崔锡。在奥斯崔锡，有人说他到过那儿，但是他并没找到潘·奥斯崔斯基。他询问过在哪里能找潘·奥斯崔斯基，然后就从侍从那儿借了四个卢布走了，不知所踪。这是什么意思？慢慢想去吧。

第二天，派去其他村子寻找的人传来消息，说他们找遍了所有地方都没发现米可拉，我们就开始为他恸哭了。在第六天晚上，在书房处理事情的父亲听到门外传来的嚓嚓的脚步声，还有谁在压低了嗓子抱怨，他立刻就认出了米可拉。

是真的，就是米可拉，全身冰冷、疲惫、瘦弱，还有冰碴儿挂在胡子上，几乎都认不出他来了。

“米可拉！感谢万能的主！你这段时间跑到哪里去了？”

“我去干吗了？我去干吗了？”米可拉喃喃地说，“我是打算去干什么的？潘·奥斯崔斯基不在家，去布京了，我就去布京找他。到了布京，他们告诉我说，真见鬼，潘·奥斯崔斯基已经去了卡热洛夫卡，于是我也往那里去了，可是他却从卡热洛夫卡离开了。谁说他不能自由地乱逛？人家也是个主人。还有，他不是徒步走的。‘非常好’我说，我从卡热洛夫卡去了首都，因为他们说他在那儿。他在首都做什么生意啊？他是市长吗？他去了镇上了，那我能回来吗？于是，我就去了镇上把信交给他。”

“好吧，他给你回信了吗？”

“他回了，也算是没回。他写了回信，但是他笑得连我都能看见他的后牙槽。‘你的主人’，他说，‘邀请我上周四去狩猎，但是你却在这周一才把信交给我。现在狩猎已经完毕了。’然后他又笑了起来。给你，这就是回信，他怎么能不笑呢？”

“不过这些日子你都怎么吃饭的？”

“哦，要是我说从昨天起就没吃过东西又能怎么样呢？我现在饿不饿？带了丁点的食物没有？要是我还没吃饭，那就应该吃点了。”

从那以后，再没有人给米可拉发出无条件的吩咐了。通常他被派去什么地方办事的时候，临行前我们会告诉他该怎么做，以防要找的那个人不在家。

又过了几个月，米可拉要去隔壁镇的集市上买马，因为他看马的眼光非常准。晚上的时候，管家进来说米可拉已经买到马了，但是回来的时候他被打了，不好意思出来见人。父亲立刻去找了米可拉。

“出了什么事，米可拉？”

“我打架了！”他随口就说。

“觉得羞愧吗，老头儿？非得在集市上闹事吗？怎么一点意识都没有。年纪一大把了还办蠢事！难道你不知道我曾经因为这种鬼把戏解雇过一个人吗？知道羞愧了吧，一定是你喝醉了才办出这样的蠢事”。

父亲真的是气坏了，一点都不开玩笑。但是出乎意料的是，一般在这种情况下米可拉还知道反驳几句，可这次他却安静得像块木头。很明显，这老头变得固执了，任其他人白费力气地问他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问题出在哪儿？他只是哼一声，然后一句话也不说。

这次大家真的是惹到米可拉了。第二天早晨，他病了，我们叫来了医生。医生是头一个向我们解释整件事的人。原来在一个礼拜之前，父亲同工头吵起来了。这个工头第二天就跑了，投靠了潘·佐，是被父亲视为敌人的德国人，并且参了军。那天在集市上出现的是潘·佐、我们的前任工头以及要把牛赶到集市上去卖的潘·佐的下人。

潘·佐先看到了米可拉。他走近米可拉的马车，开始辱骂我父亲。米可拉骂他是个叛徒，当潘·佐对我父亲又开始骂骂咧咧的时候，米可拉用他的鞭子回击。后来，工头和潘·佐的下人们一起扑向米可拉，直到把他打得头破血流才罢手。

当父亲听到这一切的时候，他流泪了。他不能原谅自己那样地责骂米可拉，而米可拉却安静地听着只字不提。

当米可拉身体恢复了，父亲前去看他。这个老头在开始的时候还是不肯说实话，习惯性地一直嘟嘟囔囔。之后他的声音柔和起来，最后和父亲抱头痛哭。接下来，父亲因为这件事向潘·佐发起挑战，这场决斗给了德国人一个教训。

要不是医生把这事告诉我们，米可拉的忠心还是不为人所知的。但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米可拉都讨厌那个医生。原因如下：

我有一个年轻漂亮的姑姑，和我们住在一起。我非常爱她，因为她容貌美丽，心地又善良。毫无疑问她得到了我们所有人的爱，包括这个医生，这个年轻、头脑聪明，在村里受到大家尊敬的医生。刚开始的时候，米可拉喜欢这个医生，说他是个聪明的家伙，骑术也很好，但是当医生开始带着接近玛丽尼亚姑姑的明显意图拜访我们的时候，米可拉对他的感觉就变得面无全非了。他开始对医生彬彬有礼，但是态度十分冷淡，就像对待一个陌生人一样。他曾经对医生说过难听话。当医生在我们这待的时间过长的时候，米可拉就开始准备送客了，嘴里嘟囔着：“大晚上的有什么可拜访的？又没什么东西可招待。还真有人有这种爱好！”然后他就不再叨叨，安静得像一块石头。老实的医生很快就明白过来这是什么意思，虽然他还是像从前一样对着这个老头儿亲切地微笑，但是我想他心里一定是讨厌他的。

不过，幸运的是，玛丽尼亚姑姑对这个年轻医生的感觉是同米可拉截然相反的。有一天晚上，柔和的月光照亮了大厅，窗外飘来阵阵茉莉清香。玛丽尼亚姑姑坐在钢琴前唱着歌曲。斯坦尼斯洛夫医生慢慢地靠近她，用激动而又颤抖的语调向她倾诉衷肠，姑姑显然还不能相信这一切是真的，随后两人山盟海誓、指月为证。

不巧的是，米可拉恰好在这个时候叫他们去喝茶。当他看到这一幕后，立刻跑去父亲那里，可是父亲当时在附近散步没在家。他就去找了母亲，母亲带着一贯温柔的微笑告诫他不要管这件事。

米可拉顿时安静下来，可内心仍十分纠结，当父亲临睡前去书房写一些信件的时候，米可拉就跟着他，并在门口停下，大声地咳嗽和跺脚。

“想要说什么，米可拉？”父亲问。

“可是——别人会怎么说这事啊？——我就是想问问，我们的小姐是不是真的要娶——丈夫——我想说是不是要嫁人了？”

“是的，怎么了？”

“但小姐不会是和那个剪头发的结婚吧？”

“什么剪头发的？米可拉，你疯了吗？别胡说八道的。”

“但是小姐她难道不是我们的小姐吗？不是尊敬的上校大人的女儿吗？上校大人不会允许她这么做的。难道小姐不值得找一个有权有势的继承人吗？但是那个医生，请允许我这么说他，他是什么人？小姐会被人笑话的。”

“那个医生是个聪明人。”

“什么聪不聪明的，难道我没见过医生吗？他们过去常常在营地转来转去，但是真有什么事发生了，比如打仗了，他们就消失了。上校大人不是叫他们‘柳叶刀家伙’吗？一个人健健康康的时候，医生不会去碰他，当他半死不活的时候，医生就会带着柳叶刀去找他了。在自己不能保护自己的时候挨刀可不是闹着玩的，手上啥都没有。怎么不试试在身体健康手上拿枪的时候拿着柳叶刀去找他。哦耶！拿着把小刀来检查人的骨头真是个大事！一点好处都没有！如果上校大人知道这事的话他会气得从坟墓中爬起来的。医生是什么军人？或者这个人是个继承人吗？都不是！小姐不能嫁给他。这跟命令无关。他是什么人，竟然仰慕小姐？”

对于米可拉来说，不幸的是，这个医生不仅仰慕小姐，甚至得到了她。半年之后，他们举行了婚礼。除了米可拉，亲戚和仆人们都泪眼婆娑，注视着小姐和这个医生携手共度余生。

米可拉一点都不怨恨小姐，因为他太爱这位小姐了，但是他不能原谅那个医生。他几乎没提过这个医生的名字，一般也不说起他的事。顺便说一下，玛丽尼亚姑姑同斯坦尼斯洛夫医生过得很幸福。

一年以后，他们生了个漂亮的男孩，过了一年又生了个女孩，再一年又生了个男孩，好像命中注定一样。米可拉像待自己的孩子一样爱他们，把他们搂在怀里，又是抚摸又是亲。但是一想到玛丽尼亚姑姑不门当户对的婚姻，他心里还是有点生气的，这一点我注意到不止一次了。

有一年的圣诞节前夜，大家聚集在一起过节，突然听到路上传来马车的声音。我们经常盼望着一些亲戚能来，因此父亲说：

“让米可拉出去看看是谁来了。”

米可拉出去了，不一会儿就笑呵呵地回来了。

“是小姐来啦！”他老远地就喊道。

“谁？”父亲问道，虽然他已经知道米可拉说的是谁。

“是小姐。”

“什么小姐？”

“我们的小姐啊？”

当她带着三个孩子进来的时候真是一道风景。真是个漂亮的可人儿！但是老头儿还是照自己的方式叫她“小姐”，别无其他。

最终，他对斯坦尼斯洛夫医生的厌恶感还是消失了。哈尼娅得了很重的伤寒，我也感到非常的难过，因为我们两人年纪相当，她是我唯一的玩伴，我几乎像对待妹妹一样爱她。斯坦尼斯洛夫医生几乎整整三天没有离开她的房间。视哈尼娅如生命的老头儿来回地踱步，好像中毒了一样，他不吃不喝地呆坐在她房间的门口。除了母亲，谁都不允许靠近她的床。老头儿忍受着撕心裂肺的痛苦。他是一个意志坚强的人，可以忍受体力上的所有折磨和不幸，但是在唯一的孙女的病床前，那种绝望几乎要摧毁了他。在经过很多天的煎熬之后，斯坦尼斯洛夫医生平静地打开了女孩的房门，脸上带着喜悦，对那些在隔壁房间等着他的宣判的人说了简短的一句话：“得救了。”老头儿再也抑制不住了，他像疯了一样的拜倒在医生的脚下哭吼，呜咽着重复一句话：“恩人啊，我的恩人啊！”

哈尼娅很快就康复了。显然，自从那以后斯坦尼斯洛夫医生已经成为老头儿的主心骨。

“真是个聪明人！”他拍着自己的肚子又说了一遍，“是个聪明的人。马术也很好，要不是他，哈尼娅她——噢！我不能再提起这事了。”

大概一年后，老头儿的身体垮下来了，身板儿不再笔挺有力。他真的老了，不唠叨了，也不胡说八道了。在快九十岁的时候，他完全变成了个孩子。每天就是捕鸟玩，在自己的房间关了很多的鸟，特别是山雀。

去世前的几天，他已经不认得大家了。去世那天，他出现了回光返照。我记得这事，因为我父母那时候出国了，为了给母亲看病。一天晚上，我和弟弟卡泽欧，还有同样老态龙钟的牧师一起坐在火旁。冬季的寒风卷起雪花拍打着窗户。路德维克神父祷告着，而我在卡泽欧的帮助下正为了初雪后的打猎准备工具。突然间，他们告诉我说老米可拉要不行了。路德维克神父立刻赶往教堂为他准备圣礼。我飞奔到老头儿的身边，看到他躺在床上，灰白的脸庞，泛黄的皮肤，身体几乎要僵硬了，但是头脑还有意识。

光秃秃的脑袋看起来还不错，上面留有两条疤，为他军人生涯和忠诚的仆人生涯留下了痕迹。蜡烛在墙壁上投射出一种葬礼般的光芒。山雀在角落里啾啾地叫。老头儿用一只手把十字架放在胸口上。另一只手被苍白的像百合花一样的哈尼娅紧紧地握着，不断地亲吻。

路德维克神父走进来开始告解，然后这个奄奄一息的老头儿问起了我。

“我的男主人不在这，女主人也不在，”他喃喃说道，“所以死亡对于我来说太痛苦了。但是你，我金色的小潘尼奇，这个家的继承人——做这个孤儿的监护人吧——上帝会感激你的。别生我的气——要是我曾经冒犯了你——原谅我。我嘴上不饶人，但是心是忠诚的。”

再一次清醒过来的时候，他突然间用一种奇怪而又急促的语调喊着，呼吸好像很困难。

“潘！——这个家的继承人！——我可怜的孤儿啊！——噢，上帝——走进你的（殿堂）——”

“上帝保佑我勇敢的战士，这个忠心的仆人和可靠的人！”路德维克神父庄严地说。

老头儿再也不能活过来了。

我们跪下，牧师开始为死者大声地祷告。

从那以后，二十年过去了。这个忠诚的老仆人墓前的石楠花已经花繁叶茂了。

暗淡的日子来了，一场暴风雨席卷了我神圣而又宁静的村庄。如今，路德维克神父已经过世了，玛丽尼亚姑姑也过世了，我靠写作来糊口度日，而哈尼娅她——唉！眼泪止不住地掉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