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六十一 郁斯贝克寄磊迭

(寄威尼斯)

前些天,我走进一座有名的教堂,大家称它为圣母院。我在赞赏那高尚美丽的建筑的时候,机缘巧合,和一个教士攀谈起来,他也和我一样,是被好奇心吸引而来的。我们随便谈到教士职业的清静。

他对我说:“大半的人都羡慕我们这一行的幸福,他们是对的。然而我们这一行也有令人不快的地方。我们和社交场合并不十分隔绝,我们有成千的机会,被召唤到社交场合去。在那里,我们得扮演一个极困难的角色。

“社交场合中的人物使人诧异:他们不能承当我们的赞许,也不能忍受我们的检察。如果我们想纠正他们,他们觉得我们可笑;如果我们赞许他们,他们以为我们降低身份。一想起连那些无信仰的俗人都以为我们荒唐,我觉得没有一件事比这更使人受辱了。因此我不得不采取模棱两可的态度,不用果断的性格引起放浪之士对我们的尊敬,而用听他们发议论时我们所采取的态度,使他们猜不透究竟。这样做需要很多的机智,这种不置可否的情况是很艰难的。社交场合的人们,不怕冒险莽撞,尽情发表尖锐突出的意见,并且看风转舵,顺则愈说愈远,逆则偃旗息鼓,因此他们收效之大,远甚于我们。

“这还不是一切。我们的这一种大家称赞的幸福与安静的情况,在社交场合是保留不住的。我们一出现于社交场合,人们就挑逗我们,引起争辩。比如要我们设法证明,对于一个不信上帝的人,祈祷是有用的;或证明对于另一个终身否认灵魂不死的人,斋戒是必要的。这种工作是十分艰苦的,而且那些哈哈大笑的人,显然并不是在拥护我们。更有甚者:我们有一种愿望,想吸引别人来附和我们的意见,这种愿望使我们经常不得安宁,而且可以说这种愿望是和我们的职业分不开的。假如我们看见有这样的欧洲人,他们为了照顾人类的本性,设法使非洲人的面孔变白,那么他们的可笑亦不下于我们。我们搅乱国家,我们自寻烦恼,为了使人接受某些毫无基本意义的宗教观点,于是我们就和某一个征服中国的霸主一样,为了强迫人民剃发或削指甲,引起了大规模的反抗。

“我们责任所在,要使别人克尽我们圣教的义务,这种热心往往也是危险的,应当和多多益善的谨慎结合而行。从前有一位皇帝,名叫德奥道斯,把某城居民全部杀戮,甚至妇女儿童也不例外。后来这皇帝到教堂门口,要想进去,有一主教名叫昂勃罗阿斯,叫人关上大门,不许皇帝进去,如同对待杀人凶手或冒犯神祇者一样。在这件事上,主教表现了英勇的举动。那皇帝,后来按照罪行的深重,做了必要苦修忏悔之后,被允许进入教堂,他走去和教士们站在一起,上述主教把他赶了出去。在这件事上,他表现了狂信者的举动。由此证明,我们必须提防,勿使热心过度。那位君主能否在教士之间获一位置,对于宗教、对于国家,有什么要紧呢?”

一七一四年,莱比尔·安外鲁月一日,于巴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