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一〇二 郁斯贝克寄伊邦

(寄士麦那)

欧洲最强大的国家当数帝国,以及法兰西、西班牙和英吉利等王国。意大利以及德意志的一大部分,被分为数不清的小国,这些小国的国君,真正说无非王权的殉道者。他们中有些人治下的子民,还不及我们光荣的苏丹们的后宫妇女多。意大利各小国的国君,彼此不甚团结,尤其可怜的是他们的国家门户敞开,犹如给骆驼队歇脚的旅店,他们在那里不得不来者不拒,一律接待。所以他们必须依附大国君主,向他们表示诚惶诚恐,而不是友谊和好。

欧洲大半政府均为君主专制,或不如说,号称君主专制。因为我不知道,是否曾经有过真正的君主专制政府,至少要求它们支持相当长的期间而保持纯洁是困难的。这是横暴的政制,它势必蜕化为专制暴政,或转变为共和国,因为政治权力不可能在君主与人民之间平均分配,非常难于保持平衡。权力势必在一方面逐渐削弱,同时在另一方面逐渐增加,但是优势通常总在君主方面,因为他率领军队。

所以欧洲各国国王的权力很大,并且可以说,他们要何种权力,就能办到。可是他们施行权力的范围,不如我们苏丹之广:首先,因为他们不愿意刺激别国人民的风俗习惯与宗教;其次,将权力伸张得这样广,对他们并不利。

使我们的君主接近子民的处境的,无过于他们行使在人民头上的无限权力;最使他们祸福不常、胜败难久的,亦无过于这权力。

谁要是不得他们欢心,他们略一示意,就可以将谁处死。这种风俗推翻了过错与惩罚间的比重。这比重是各政府的灵魂,各帝国的和谐。而各基督教国王小心着意,保持这比重,使他们比我们的苏丹,不知优越多少。

一个波斯人由于失慎或由于倒运,得罪了君主,必死无疑。微不足道的错失,微不足道的放肆,已足令他置身于此绝境。但是,如果图谋刺杀国君,或将国中要塞出卖给敌人,他也不过一死而已。因而他在后一情况下所冒的险,比前一情况并不更为严重。

所以,略一失宠,自分必死,并且一死而外,不能有更劣的遭遇。自然而然,那人一定倾向于扰乱国家,密谋叛主:这是他剩下的惟一出路。

对于欧洲的权贵,情形就不一样,他们若是失宠,至多君王取消对于他们的仁慈与恩惠。他们退出朝廷,一意去享受闲静的生活以及他们身世所给予的特权。除了犯大逆不道罪以外,他们很少被处极刑,因此他们考虑得失,权衡轻重,很怕犯大逆不道之罪。结果人们很少看见叛变,很少见死于非命的君王。

如果我们的君主,不在他们的无限威权之中,如此小心谨慎,顾及生命安全,则他们连一天也难活;如果他们不雇用数不清的军队,借以虐待其余的老百姓,他们的江山连一个月也难保。

法国某王违反当时风俗习惯,设置卫兵,以防亚洲某小国国君派来谋害他的刺客,这不过是四五个世纪以前的事。在那以前,国王们在臣民中间,度平静无事的生活,犹如父亲生活在子女之间。

法国历代国王,远不能自作主张,把一个老百姓逼上死路。相反,他们和我国的苏丹一般,永远将赦罪的恩泽带在身边。一个人只要有幸而看见国王的尊严面目,他就可免于一死。这些君王正像太阳一般,到处带来了热,带来了生命。

一七一七年,莱比尔·阿赫鲁月八日,于巴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