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一一九 郁斯贝克寄磊迭

一个民族要大量繁殖人口,有时取决于世上最细微的情况。因而往往只需要想象一个新的办法,就可使民族人口比过去大大增多。

经常被消灭、但是经常再生的犹太人,用惟一的希望,补救他们不断遭受的损失与破坏,那就是他们之间所有的家庭都希望产生一个强有力的君王,将来作为全世界之主。

波斯古代各位君主有成千上万的百姓,只因那时博士们的宗教立有教条:凡人所能够办到的、最使上帝舒服的事,就是生育一个孩子、耕一片地、种一株树。

中国之所以拥有为数奇多的人民,只是从某一种思想方式得来的。因为,儿女把父亲看作神祇,他们在父亲在世时,已经如此看待父亲;父亲死后,子女祭之以牺牲,并且以为死者的灵魂,既已消灭在天上,遂又托生于尘世,所以各人皆倾向于增加家口,这家庭在现世既如此恭顺,在彼岸也是不可缺少。

另一方面,伊斯兰教各国日趋荒凉,也只由于一种意见。这意见固然十分神圣,但在思想中一度生根,即不免发生十分有害的效果。我们把自己看作旅客,应当想到的只是另一个祖国。至于有用和持久的工程,保证子孙幸福的考虑,超越个人短促生命过程的计划,在我们看来都仿佛是荒诞不经的。我们安于目前,对未来毫不操心,不肯费事去修葺公共建筑,不开垦荒地,亦不耕种熟地:我们生活在普遍的麻木中,一切听凭天意。

一种虚荣的精神,在欧洲人之间建立了不公平的“长子权”,非常不利于人口繁衍,关系在于它使父亲的关怀集中在长子身上,置其他儿女于不顾;在于它迫使父亲为了巩固一个孩子的财产,不容其他子女成家立业;最后,在于它破坏了公民平等,而平等使公民富裕。

一七一八年,莱麦丹月四日,于巴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