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的平安。基督的荣光。

我们在去年十月九日抵达卧亚。五月一日从卧亚到澳门，这些事前一封信中已向您报告过了。在艰苦的旅途中，同事赫安提·圣·马太深为疟疾发热发冷所苦，体力消耗甚大，只有我和佛朗西斯·卡尔倍在这所传教学院受到真诚的款待，体力充沛。

不过，这所学院的院长——十年前就住在这儿的范礼安神甫——一开始就反对我们去日本。我们在可以眺望全港口的神甫居室中讨论这件事时，神甫说：

“我们必须放弃派遣传教士到日本的念头。对葡萄牙商船而言，海上的航行极为危险，到达日本之前还会遭遇到几个障碍。”

神甫的反对极为有理，因为自一六三七年之后，日本政府一直怀疑岛原之乱与葡萄牙人有关，不只是全面断绝通商，而且从澳门到日本近海的海上，常有新教徒的英国军舰出没，对我商船加以炮击。

“可是，靠着神的护佑，我们的偷渡说不定会成功。”赫安提·圣·马太眨眨充满热诚的眼睛说。

“那里的信徒现在失去了司祭，就像一群孤立无援的羔羊。无论如何，应该有人去鼓起他们的勇气，不要让信仰的火种熄灭。”

这时，范礼安神甫歪着头，没说话。看得出来，他一直对身为上司的义务和日本可怜的信徒被逼迫的命运，深深感到懊恼。老司祭手肘靠在桌上，用手掌支撑着额头，沉默了好一阵。

从神甫的房间看得到遥远的澳门港，在夕阳照射下海变成红色，帆船如黑渍点点浮在海面上。

“我们还有一样工作，那就是探寻我们的老师费雷拉神甫是否安然无恙。”

“关于费雷拉神甫的行踪，后来消息杳然。有关他的消息都不明确，我们连分辨真伪的能力都没有。”

“这么说，他还活着啰。”

“这也不太清楚。”范礼安神甫嘘了一口气，分不清是吐气还是叹息。然后，他抬起头来。“以前他会定期寄送书信来，自从一六三三年之后就中断了。他究竟是不幸病死了，还是被送入了异教徒的牢狱，或者如你们想象已光荣殉教，抑或仍活着但没有途径寄书信，现在什么都不明确。”

那时，范礼安神甫对谣传中费雷拉神甫屈服于异教徒的拷刑一事未置一词。他是否也跟我们一样，不愿把那样的猜测加诸昔日同事的身上呢？

“不仅如此……”他好像自言自语地说，“现在日本出现了令天主教徒头疼的人物，他姓井上。”

井上这名字，我们是第一次听到。范礼安神甫说，跟现在这个井上比起来，前任的长崎奉行，即残杀许多天主教徒的竹中，不过是个残暴的、有勇无谋的人罢了。

为了记住不久后登陆日本可能会碰上的这个日本人，我们把他的名字重复念了好几遍。

从九州的日本信徒最后送来的书信中，范礼安神甫对这个新奉行多少有点认识。据说，岛原之乱后，镇压天主教的实际负责人就是井上。他跟前任竹中完全不同，他狡猾得像条蛇，常常利用巧妙的方法使以往对威胁、拷刑毫不畏惧的信徒们一个个地弃教。

“可悲的是，”范礼安神甫说，“他，曾经皈依和我们相同的宗教，还受过洗呢！”

对这个迫害者，我想以后还会跟您报告……结果，就上司而言极为慎重保守的神甫，被我们（尤其是卡尔倍）的热诚感动，最后准许我们偷渡赴日。大局已定。为了教化日本人，为了主的荣光，今天我们总算来到东方。今后的行程，可能遭遇到的困难和危险，恐怕不是从非洲到印度的船旅所能比拟的。不过，当我想起“有人在这城里逼迫你们，就逃到那城里去”和“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你是配得荣耀、尊贵、权柄的”这些话时，就觉得种种危险、困难毫不足道了。

澳门，如前所述位于珠江的出口，城市由散布在港湾入口的岛屿构成。这个城市跟其他东方城市一样，并没有城壁环绕，分不清哪里是城市的边界，如灰褐色尘芥的中国房子到处可见，反正跟我们国家的任何都市、城镇都不一样。人口据说有两万左右，其实是不正确的。唯一会让我们兴起怀乡情怀的，是位于市中心的总督府和葡萄牙式的商馆及小石子路。炮台的炮口朝向港湾，幸好连一次都未使用过。

中国人大半对我们的宗教漠不关心，关于这点，日本的确像圣方济各·沙勿略所说的“是东方国家中最适合天主教的国家”。可是讽刺的是，日本政府锁国政策的结果，却让远东的生丝贸易完全由澳门的葡萄牙商人独占。因此，澳门港今年的输出总额是四十万舍拉芬，远超过前年和去年的十万舍拉芬。

今天，在这封信里，我要向您报告一个好消息，我们昨天终于碰到了一名日本人。听说以前澳门曾经有相当多的日本修道士和商人前来，自从日本施行锁国政策之后，他们就不再来了，连少数残留者也都回国去了。我们请教过范礼安神甫，他也说这城市已无日本人居住，但是由于一个偶然的机会，我们认识了一个混在中国人当中的日本人。

昨天下雨，我们到中国人住的地区找寻偷渡到日本的船。我们一定要找到一艘船，还要雇船长和水手。雨天的澳门看来更加凄凉，海和街道都被淋成灰色，中国人都躲到狭窄的小屋子里，满是泥泞的路上不见半个人影。看到这样的街道，不知怎的，我想起人生，感到悲哀。

我们找到经由介绍的中国人，说明来意之后，他马上说，有一个日本人想从澳门返国，随即答应我们的要求，叫他的小孩去请日本人来。

对我生平头一回遇到的日本人，要怎么形容他才好呢？一个跌跌撞撞的醉汉走进屋里。这个衣衫褴褛的男人叫吉次郎，年龄大约二十八九岁。从他对我们的问题的勉强回答中，知道他是靠近长崎的肥前地方的渔夫，岛原之乱前在海上漂流时，被葡萄牙船只所救。虽然他喝醉了酒，一双眼睛仍充满狡猾的神色，我们交谈时，他常把目光避开。

“你是信徒吗？”

卡尔倍这么一问，他突然静默不语。我们不明白为什么卡尔倍的问题会使他不高兴。起初他似乎不太愿意说，后来在我们的恳求下，他才慢慢说出九州地方天主教徒被迫害的情形。他在肥前的仓崎村看过二十四名教徒被藩主处以“水磔”。所谓“水磔”，是在海中竖立木桩，把犯人绑在木桩上，涨潮时，海水淹到大腿处，犯人逐渐疲惫，大约一个礼拜左右就会痛苦地死去。像这么残酷的方法，说不定连罗马时代的暴君尼禄都想不出来呢！

谈话中，我们注意到一件奇怪的事。即，吉次郎对我们讲着令人战栗的情景时，他的脸部突然扭曲，闭口不言，然后挥挥手，仿佛要从记忆中驱走恶魔。或许，在遭受到“水磔”刑罚的二十几名信徒中有他的亲朋好友。我们可能触到他的伤心处了。

“你一定是信徒。”卡尔倍步步紧逼，“我说对了吧？”

“不！”吉次郎摇摇头，“不！我不是。”

“听说你想回日本，很幸运，我们有足以购船、雇水手的钱，因此，如果你想跟我们一起到日本……”

听到这里，这个因酒醉而眼睛黄浊的日本人，突然露出狡黠的目光，在屋角抱着膝盖，为自己辩解似的说，是为了探望故乡的亲人才想回国。

我们有我们的打算，马上跟这个胆小的男子谈条件。在这有点脏的房子里，有一只苍蝇嗡嗡地飞来飞去，他喝光的酒瓶横七竖八地躺在地板上。反正我们登陆日本后，连方向都摸不清，必须有人替我们联络，找到能够掩护我们、帮助我们的信徒。我们需要这个男子当我们最初的向导。

吉次郎抱着膝盖面向墙壁，对这个交换条件考虑良久，最后终于答应了。对他而言，这是危险性相当大的冒险，但他也知道，一旦放弃这次机会，很可能一辈子都回不了日本。

靠着范礼安神甫的帮助，眼看着有一艘大帆船就要到手了，哪知道人的计划是多么脆弱、不可靠呀！今天接到船被白蚁蛀坏了的报告，而这里几乎买不到铁或沥青……

这封信是每天断断续续写的，因此，好像没日期的日记，请您耐着性子阅读。一个礼拜前，我已跟您报告过我们到手的帆船被白蚁蛀坏的情形相当严重，幸好托神的护佑，已找到克服困难的方法。我们打算暂时在船的内侧钉上木板，航行到台湾，如果这种应急措施行得通，就直接到日本。此外，还要祈求主的庇护，不要让我们在东海碰到暴风。

今天我要向您报告一个坏消息。上次信中已向您报告过圣·马太在长途旅行中体力消耗殆尽，罹患疟疾，最近他又发高烧，起恶寒，躺在传教学院中的一室。我想您可能想象不出从前健壮的他现在瘦成什么样了。他的眼睛红肿，湿巾刚放到额头上片刻就烫得像是刚从热水里捞起来似的。他现在这样要到日本是不可能的。范礼安神甫也说，如果不把他留在这里疗养，就不准其余两人出航。

“我们先到那里，”卡尔倍安慰马太，“作准备，等你康复后前来。”

谁也无法预测他能否安然无恙活到那时候，或者我们是否也会像其他许多信徒那样变成异教徒的俘虏。

马太久病未加理容，从脸颊到下颚长满胡须，双颊下陷，他默默地注视着窗子。从窗户看出去，夕阳如温润的红玻璃珠，向港口和大海下沉。他那时候心里到底在想些什么呢？认识他已久的您应该知道。我想起在泰约河口起航那天接受达斯可主教和您的祝福的情形。艰辛而漫长的旅途，不断受到饥饿和疾病侵袭的海上岁月。我们为何要忍受这些痛苦呢？为什么要千里迢迢跑到东方这了无生趣的城市呢？我们司祭诚然是为了服务人群而出生的可怜人，可是再没有比不能服务的司祭更孤独、悲哀的人了！特别是马太，到卧亚之后，他对圣方济各·沙勿略的尊敬更深了，每天都在这位死在印度的圣人的墓前祈祷，祈求安然抵达日本。

我们每天都祈祷他的病早一天康复，可是他的病情不容乐观。不过，神必能赐给我们智慧察觉不到的好命运！两星期之后就要出发了，或许全能的主会把一切安排妥当。

船只的修理工作进行得相当顺利。白蚁蛀坏的地方钉上了新的木板，整艘船都不一样了。范礼安神甫帮我们找到的二十五个中国水手答应送我们到日本的近海。这些中国水手瘦得就像已有几个月没吃饭的病人；但是，骨瘦如柴的手臂力量却很惊人，多重的粮箱都搬得动，他们的手臂让人联想到铁制搅火棍。现在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只要有风就能出航了。

我上次提到的那个日本人吉次郎，也和中国水手们一起搬运行李，帮忙整理船帆。我们一直很注意地观察着这个可能成为左右我等往后命运的日本人。现在，我们了解到他的个性相当狡猾，而这狡猾正是因为他软弱的个性。

前些日子，我们偶然看到这么一幕：当中国工头看着时，吉次郎表现得非常认真，可是只要工头一离开现场，他马上就浑水摸鱼。起初没吭声的水手们，后来可能是忍耐不住了，就责问起吉次郎来。让人吃惊的是，他被三个水手推倒，被踢中腰部后就马上变得脸色苍白，跪在沙滩上求饶。他的态度和天主教忍耐的美德相去太远，根本就是既懦弱又卑怯。他抬起埋在沙中的脸，用日本话不知嚷些什么，鼻子和脸颊沾满沙子，嘴里流出肮脏的唾液。这时，我似乎明白了，为什么在我们第一次见面，谈论到日本信徒的时候，他突然闭口不说话。可能他自己在谈论之前先害怕起来了。总之，这次没遭到抵抗的殴打，由于我们的排解，很快就平息了。所以，吉次郎在那次之后常对我们露出卑屈的笑容。

“你真的是日本人吗？”

卡尔倍难过地问。吉次郎似乎感到吃惊，强调自己是日本人。卡尔倍太相信许多传教士所说的日本人是“连死都不怕”的民族。日本人当中，有海水浸到足踝，遭受到五天的拷刑也不屈服的人；但也有像吉次郎这般懦弱的人。而我们不得不把到日本之后的命运托付给他。虽然他答应并愿意掩护我们和信徒联系，但照现在这情形看来，他的承诺究竟有几分可信呢？

不过，您可不要以为我们已丧失斗志。不知怎的，我每次想到要把往后的命运托付给像吉次郎这样的男子，就觉得可笑。不过连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都曾把自身的命运托付给不能信任的人。总之，这时候除了相信吉次郎之外别无他法，就姑且相信他吧。

有一件伤脑筋的事，他非常爱喝酒。一天的工作完毕后，他把工头发给他的钱全都拿去喝酒了。而他烂醉如泥的样子，让人觉得他是想忘掉隐藏在内心深处的痛苦回忆才喝酒。

澳门的夜晚，在看守炮台的士兵们凄凉而悠长的喇叭声中降临了。这里的修道院规定跟我国一样，用完晚餐后在圣堂作祷告，然后司祭和修士手里拿着蜡烛，回到自己的房间。现在，中庭的石子路上有三十名男仆走过来。卡尔倍和圣·马太房间的灯熄灭了。这里真像是世界的尽头。

烛光下，我把手放在膝上，静静地坐着，静静地体会自己现在所处的、您所不知的、或许一辈子都不会来的极地的感觉。这种感觉是沉痛的，无法向您说明：恐怖的大海、走过的港口，一下子都浮现在眼前，胸口好像被缚般疼痛。我现在在这陌生的东方城市，恍如梦中，不！当我意识到这不是梦时，我想大叫这是奇迹！连我自己都不敢确定：我现在真的是在澳门吗？我不是在做梦吧？

有只大蟑螂在墙壁上爬行。焦躁的声音，划破了夜的寂静。

基督复活后出现在信徒们聚餐的地方，他这么说：“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不信的必被定罪。”我现在遵从他的话，眼前浮现出他的容貌。他，究竟长着什么样的面庞？《圣经》上根本都没提。如您所知，初期的天主教徒从牧羊人当中“描绘”出基督的样子：穿着短外套、披着小袍子，一只手抓着扛在肩上的羊腿，另一只手拿着手杖。这是我们国内随处可见的年轻人打扮，这是初期的教徒心目中的基督容貌。之后，糅合了东方的文化制造出有几分东方味道的基督容貌——长鼻子、鬈发和黑胡子。后来，许多中世纪画家笔下描绘出来的基督容貌更具王者的威严。不过，今夜浮现我眼前的他，是收藏在教皇宫邸的那一副面庞，是我当神学生时见过的那一幅画，我至今记忆鲜明。基督单脚踏在墓上，右手拿着十字架，正面朝向我们，他的表情就像在提比哩亚海边三次向信徒们说“喂养我的小羊”的时候一样坚定有力。我从那张脸感受到爱。就像男性被情人的脸吸引住一般，我一直被基督的脸吸引着。

距离出发的日子只剩下五天，我们除了心之外没有要带到日本的行李，因此专注于心的调适。有关圣·马太的事我不想再写了，神最后并没有赐给我可怜的同事恢复健康的喜悦。不过，神所做的一切都是好的，主可能已暗中为他安排好了他要担负的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