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幸存者
一四九二那一年,
哥伦布航海去探险。
下面呢?她记不得了。多少年前了,他们都只有十岁,温顺听话,两臂交叉,朗朗背诵给女教师听。只有埃里克·杜利不背,他坐她后排,嘴里咬着她的辫子。有一次,她被叫起来背诵下面两行,但她刚从座位上起来几英寸,头就被拽回去,全班大笑。埃里克用牙齿紧咬住她的辫子。说不定这就是为什么她老记不住下面两行。
但驯鹿她却记得很牢。一切都是从驯鹿开始的,驯鹿在圣诞节从空中飞过。她是个听到什么信什么的女孩子。她相信驯鹿会飞。
她肯定最早是在圣诞贺卡上看到驯鹿的。六头、八头、十头驯鹿,成对套挽。她老想着每一对都是夫妻,幸福的一对,像进入方舟的动物。那样才对,是不是,那样才自然?但她老爸说,你看那犄角就知道拉雪橇的驯鹿都是公鹿。开始,她只是感觉失望。可后来,不满情绪滋长起来。圣诞老人掌管一支清一色雄性的队伍。都那德性。全是那该死的德性,她想。
它们会飞,这才是核心问题。她不相信圣诞老人从烟囱里钻下去,把礼物留在你床头,但她真的相信驯鹿会飞。人们想说服她不要相信那一套。他们说,如果你那也相信,那你就什么都信了。不过,她现在十四岁了,短头发,倔头倔脑的,总爱回嘴。她会说,不对,你只要相信驯鹿会飞,你就知道任何事情都是可能的。任何事情。
差不多在那时候,她去了动物园。是它们的犄角使她入了迷。那些犄角都像丝绸一样光洁,好像是用时尚店里的漂亮布料包上的。它们看上去像是几百年人烟绝迹的森林里的树枝,柔软、光亮、长满苔藓。她想象着柔和的光亮中枝叶下垂,脚下掉落的坚果在迸裂。她告诉最要好的朋友桑德拉,桑德拉说,是啊,小路尽头有一座姜饼做的农舍。不对,她想,犄角变成树枝,树枝变成犄角。样样事情都相连,驯鹿真会飞。
她有一次在电视上看到它们打架。它们互相顶撞,直往前冲,犄角纠缠交错。它们斗得那么猛,把犄角表皮都刮破了。她以为那里面就只是干巴巴的骨头,它们的犄角看着就像冬天的树枝,树皮已被饥饿的动物们啃去。可是,不是那么回事。根本不是。它们在淌血。表皮刮破了,里面有骨头,也有血。犄角变成猩红色和白色,在大地一片柔和的绿色和褐色的衬托之下非常醒目,好像肉摊子上一盘骨头。这很可怕,她想,但我们得正视它。样样事情真的都相连,甚至连我们不喜欢的那些部分,特别是我们不喜欢的那些部分。
第一次大事故之后,她就经常看电视。他们说,这不是很严重的事故,不是真正严重,不像炸弹爆炸。再说,反正离得很远,在俄国。他们那儿没有像样的现代化电站,不像我们。就是有,他们的安全标准显然要低得多。所以,这里不会出这样的事,没什么好担心的,是不是?说不定这还给俄国人一点教训,人们说。叫他们在扔大炸弹前三思而行。
人们莫名其妙地为这事激动。他们把这看得比最新失业人数或邮票价格更严重。而且,坏事大都出在别人那里。有那么一团毒气,人人都在跟踪,好像在气象图上跟踪一块有趣的低气压区的飘移。有一段时间,人们不再买牛奶,买肉也要问清肉的来源。不过,人们很快就不再担心,然后抛之脑后。
刚开始的计划是把驯鹿深埋到六英尺以下。这不算什么新闻报道,只是国外新闻版面上一两英寸的短小消息。毒气云团飘到驯鹿吃草的地方,毒素随雨降下来,地衣变得有放射性,驯鹿吃了地衣,也有了放射性。我怎么跟你讲的,她想,样样事情都关联。
人们不能理解她为什么这么难受。他们说,她不应该感情用事,说到底,她又不是靠驯鹿肉过日子,如果她还有些富余的同情心,干嘛不留给人类呢?她想解释,但又不太会解释,他们也听不懂。有些自以为听懂了的说,是啊,我们知道,那都和你的童年和你小时候那些傻乎乎的浪漫念头有关,但你总不能一辈子抱着这些傻乎乎的浪漫念头,你最后总得长大,你得讲现实,好了,不要哭了,不对,哭可能是个好主意,这样吧,痛痛快快哭出来,从长远看,这样对你会有好处。不,不是这么回事,她说,根本不是这么回事。接下去,漫画家开始逗趣,说什么驯鹿因为带放射性而闪闪发亮,这样圣诞老人就不用在雪橇上装照明灯了,还说红鼻子驯鹿鲁道夫有个很亮的鼻子,因为他从切尔诺贝利来,但她不觉得好笑。
听着,她会对人们说。测量放射性级别的单位叫贝克勒尔。事故发生之后,挪威政府要决定肉里含多少放射性物质才算安全,他们定的数字是六百贝克勒尔。可是,人们不喜欢这种肉里含毒的说法,挪威卖肉的生意就不太妙。有一种肉是谁也不买,这就是驯鹿肉,这也没什么奇怪的。这么一来,政府又出一招。他们说,人们因为很害怕,当然就不会经常吃驯鹿;这样,他们难得吃一次污染较重的肉就和经常吃污染较轻的肉一样安全了。于是,他们把驯鹿肉允许的限制含量升到六千贝克勒尔。真是说变就变!今天吃含量是六百贝克勒尔的肉还有害,明天翻上十倍也安全了。当然,这只适用于驯鹿。与此同时,吃含量为六百零一贝克勒尔的猪排或羊颈肉,按官方说法还都是危险的。
有一个电视节目播出一对拉普农民夫妇把一具驯鹿死尸送去检验。这是在限制含量刚刚提高十倍以后。一个不知道什么部门的官员,大概是农业部门之类的,剁了小块的驯鹿内脏,用它们做常规的检测。得到的读数是四万两千贝克勒尔。四万两千!
开始是计划将它们埋了,埋到六英尺以下。可是,再没有什么能比一场大灾难更能让人们想出聪明的点子来了。把驯鹿埋了?不行,这样让人看了好像出了问题,好像真有什么事搞错了。肯定有更有益的办法来处理它们。你不能叫人吃这肉,那干嘛不给动物吃呢?这主意不错——可是,什么动物?当然不是最后给人吃的那种,我们得保护老大。于是,他们决定给水貂吃。这主意太聪明了。水貂在一般人眼里不怎么好,反正能买得起水貂皮的那种人多半不会在乎加上一点放射性。就像耳朵背后抹点香水之类。要说起来,还蛮派头的。
到目前为止,一般人都不听她说什么了,但她老说个不停。听着,她说,他们不埋驯鹿,现在改成在肉骨架上打一长条蓝印子,然后拿去喂水貂。我认为他们应该把它们埋了。把东西埋了,你会有一种真正的耻辱感。他们会一边挖坑一边说,看看我们是怎么糟蹋驯鹿的。或者至少他们会这样。他们会想一想。我们为什么老是折磨动物?我们装做喜欢它们,我们把它们当宠物养着,我们想到它们通人性就感动一番,但是我们一直在折磨动物,是不是?杀害它们,残害它们,把我们的罪过嫁害于它们?
那次事故以后,她就不吃肉了。她一看到盘子上一块牛肉或一勺炖肉就想起驯鹿。可怜的家伙,角的表皮剥光,斗得都是血。然后是一排尸体,每个背上都有一长条蓝印子,吊在一排闪闪发光的钩子上,哐啷作响地移过去。
她解释说,那是她第一次来这儿的时候。也就是南下来了。人们说她傻,说她是在逃避,说她不现实,如果她对事情这么在意,她应该留下和他们理论。可她觉得过于压抑。人们对她的意见不够注意听。再说,你应该总往你认为驯鹿能飞的地方去:那可就现实了。它们在北面是没法再飞了。
我在想格雷格怎么样了。我在想他是否平安。我在想,他现在知道我那时是对的,不知会怎么看我。我希望他不会因为这个恨我。男人时常因为是你对而恨你。弄不好他会装作若无其事;那样,他就可以肯定是他对了。是啦,不是你想的那样,不过是一颗彗星在空中烧尽。或是夏天一场风暴,或是电视上的恶作剧。笨蛋。
格雷格是个平平常常的家伙。这并不是说我遇到他时,想要个什么与众不同的。他上班,回家,闲坐,喝啤酒,和朋友出去再喝啤酒,有时在发薪日晚上揍我一通。我们相处还算过得去。当然,少不了为保罗拌嘴。格雷格说,我应该收拾它,这样它会收敛一点,不去划家具。我说跟那没关系,猫都划家具,也许我们应该搞一根木杆让它划。格雷格问我怎么知道这一来它就不会划得更起劲,像是准许它什么都可以乱划?我说,别犯傻。他说,已经用科学方法证明,猫阉了就会收敛一点。我说,可能要反过来才对吧——你阉割它们,它们就变得狂怒野蛮?格雷格拿起这把大剪刀说,好吧,我们干嘛不他妈的试试看?我大声尖叫。
我不会让他收拾保罗,即便它把家具弄得有点乱糟糟的也不会。后来,我想起来了。要知道,他们阉割驯鹿。拉普人是这么做的,他们挑一头大的雄鹿,把它阉割了,让它驯服。然后,他们在它脖子上挂一铃铛,他们叫它铃鹿,成了鹿群中领头的,牧人不管要把鹿群赶到哪儿,都由它带头。所以,这种想法多半还真行得通,但我还是觉得这样不对。猫之为猫并不是它自己的过错。当然,我没有对格雷格讲这些,什么铃鹿之类的。有时候,他揍我时,我就想,或许我们应该先把你给收拾一下,那样你就会收敛些。可我从来没这么说。说了也不会有什么用。
我们以前常为了动物吵架。格雷格认为我心太软。我有一次告诉他,他们把所有的鲸都做成肥皂。他大笑说,用这种办法把它们干光真他妈的妙。我大哭一场。我想,这既是因为他说了那句话,更是因为他居然想得出这样的话。
我们不为大事吵嘴。他只是说,政治是男人的事,说我不懂还乱讲。我们关于地球灭亡的谈话到这里就谈不下去了。我要是说我担心如果俄国不让步美国会怎么做,或者反过来,美国不让步,俄国会怎么做,或者中东,或者别的什么,他就说我有没有想过这可能是经前紧张。你跟这种人讲不起来,对不对?他都不想讨论这件事,不想为这件事吵嘴。有一次,我说这有可能是经前紧张,他就说,是啦,我想就是这么回事。我说不对,听着,也许女人跟这世界接触更密切。他问我这是什么意思,我就说,是这样,事情都是相连的,对不对?女人和地球上所有的自然循环、出生、再生的联系都比男人密切,男人真要讲起来也只不过是授精者而已。如果女人跟地球和谐一致,那么,要是北面发生了可怕的事情,威胁到整个地球的生存,说不定女人会感觉到这些事情,就像有些人知道要地震了,可能经前紧张就是这样引发的。他说笨蛋,就因为这样,政治才是男人的事。说着,他又从冰箱里拿了一罐啤酒。几天以后,他对我说,世界末日怎么样了?我只看着他,他说,照我看来,你那些经前紧张还不就是说明你要来月经了。我说,你搞得我这么生气,我真想叫世界末日来临,这样就证明是你错了。他说他很抱歉,但他懂什么,说到底他只是个授精者,就像我说的,他估摸着,北面别的那些授精者会找到办法。
找到办法?那是管道工说的话,或者跑来把天花板钉回原位的人说的。“估计我们能找到个办法。”他们说,还很自信地眨一下眼。可是,这一次他们没找到什么办法,不是吗?他们该死的没有。在那次危机的最后几天里,格雷格不是每晚都回家来。就连他也终于发觉了,所以决定在彻底完蛋前快活一下。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不能怪他,只是他还不肯承认。他说,他在外面过夜是因为他受不了回家听我唠叨。我告诉他,我能理解,这不要紧。可我一解释,他就来气。他说他要是在外面偷偷干点什么,也和世界形势不相干,而是因为我老是缠着他不放。他们就是看不到相连之处,不是吗?北面那些穿深灰色西装、扎条领带的人开始采取某些他们所谓的战略防御措施,南面这里像格雷格这样穿裤衩和T恤衫的人就开始晚上到酒吧喝酒泡妞。他们应该懂这一层,对不对?他们应该承认这一点。
所以,知道是怎么回事以后,我就不等格雷格回家了。他在外面又喝了一杯啤酒,还说北面那些家伙会找到办法的,这会儿你还不如过来坐我腿上,宝贝!我只带上保罗,把它放进篮子,我能扛多少就带上多少罐装食品和一些瓶装水,然后上了公交车。我没留便条,因为没什么好说的。我在终点站哈里钱大街下车,开始往海滨广场走去。你猜这时我看到什么正在小汽车顶上晒太阳了?一只懒洋洋、惹人爱、玳瑁色的猫。我抚摸她,她就快活地叫,我一手把她抱起来。有一两个人停下来看,但不等他们说什么,我早就转过街角进了赫伯特街。
格雷格为那船生气。可是,他只有这条船四分之一的股份,再说,他们四个如果因为那些在我看来早几年就该收拾的穿深灰色西装的人而把自己最后的日子都花在上酒吧喝酒泡妞上,那么他们就不会惦念这条船了,对不对?我装好船正离岸时,发现我随手放掉的玳瑁猫正坐在保罗的篮子顶上,看着我。“你就叫琳达吧。”我说。
她从一个叫医生溪谷的地方离开这世界。在达尔文海滨广场的尽头,基督教青年联合会现代化大楼的背后,一条弯弯曲曲的路通向一个已经废弃的船只下水滑道。炎热的大停车场差不多都空着,除非到游客来看喂鱼的时候。这年头医生溪谷也没什么别的了。每天涨潮时,成千上万的鱼一直游到水边来享受喂食。
她想这些鱼也太轻信别人了。它们一定以为,这些两条腿的庞然大物是出于好心给它们食物。可能刚开始是这样的,可现在大人门票两块五美元,小孩门票一块五美元。她不懂为什么沿海滨这些大饭店里住着的游客中没有人觉得这很怪。可是,现在已经不再有人会花时间去想想这世界了。在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里,他们要小孩掏钱去看喂鱼。她想,这年头,连鱼都被剥削利用。剥削利用,然后污染中毒。外面那海洋里灌满了毒。鱼也得死。
医生溪谷已无人光顾,也不再有什么人从那里出航了,他们几年前都迁到船坞去了。但是,还有两三条船拴在岩石上,像是已被人抛弃。当中有一条粉红色和灰色相间的船,有一根不起眼的桅杆,船侧写着“不出售”。她每回看到这都要笑。格雷格和他的朋友把他们那条小船停在这条船的后面,离开喂鱼的地方。这里的岩石上散落着被丢弃的金属片——引擎、锅炉、阀门、管道,都锈成了红褐色,她走过时,惊起一群群红褐色的蝴蝶,它们住在金属碎片堆里,把它当做藏身地。我们是怎么糟蹋蝴蝶的,她想,看看我们叫它们住在哪里。她朝海上看出去,目光掠过拥向岸边的美国红树的断枝残叶,移向一长溜小油船,再往远去是天边矮矮的形状像驼峰的岛屿。这就是她离开世界的地方。
经过梅尔维尔岛,穿过邓达斯海峡,然后进入阿拉弗拉海;从那以后,她就随风漂流。差不多好像都是往东漂,但她并没有十分在意。如果你想回到出发的地方,才去注意一路走过哪里,而她知道,要她回去是不可能的。
她没有预料到天边会冒出清晰的蘑菇云。她知道不会像电影里那样。有时是光线变一下,有时是远处的轰隆声。这些根本不能说明什么问题;但是,这在某个地方已经发生了,剩下的就由环绕地球的风去做了。到夜里,她松了帆,进到下面的小船舱里,把甲板留给保罗和琳达。开始,保罗想和新来的打架——还是地盘那老一套。但过了一两天之后,两只猫就彼此适应了。
她觉得自己有点被太阳晒伤了,因为她一天都在外面晒太阳,只戴一顶格雷格的旧棒球帽遮阳。他净收集一些傻乎乎的帽子,上面净是傻乎乎的标语。这一顶是红底衬白字,是哪里一家餐馆的广告。帽上写的是“不到BJ吃,狗屁都不如”。格雷格的哪个酒友送给他过生日的,格雷格对这种玩笑总是不厌其烦。他会坐在那船上,手里抓一罐啤酒,头上戴那顶帽子,自己就咯咯地笑开了。他会笑个不停,直到所有人都看着,他最后念道:“不到BJ吃,狗屁都不如。”这经常使他失去控制。她恨那顶帽子,但戴上它是有道理的,因为她忘了带防晒油和别的一管一管的东西。
她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她知道,格雷格会说这是她的小冒险,最后多半也不会有什么结果。每次不管她有什么计划——特别是跟他无关时——他总是说那是她的小冒险。她认为自己不会踏上哪个未遭破坏的岛屿,你在那儿只要随手扔一颗豆子,就长出一排来,豆荚随风向你摇摆。她不指望有珊瑚礁、度假旅游小册子上的沙滩、向你点头的棕榈。她没有想象会冒出一个长得很漂亮的家伙,带两条狗在一条小救生艇上已经漂流了一两个星期,然后是带两只鸡的姑娘,带两头猪的男人,等等。她的期望值不高。她只想人总得试试,不管结果如何。这是你的责任。你逃脱不了。
昨夜的情况我描述不清。我一场梦刚做完,也可能还在做,但我听到猫的声音,我发誓听到了。应该说,那是猫发情时的叫声。这并不是说琳达会叫很远。等我完全醒过来,就只听到海浪拍打船壁的声音。我走上舷梯,把门打开。月光下,我可以看到它们一对亲热地并排趴着,回头看我。就像一对孩子接吻时差一点被女孩的妈妈撞上。猫发情时的叫声像婴儿在哭,是不是?这应该告诉我们一些什么。
我不数日子。这么做没有必要,是不是?我们不再用天数来度量事物了。天数、周末、假日——这是穿灰色西装的人们度量事物的方法。我们要回到某种更老的周期,先从日出到日落算起,再加上月亮、季节、气候——那种新的可怕的气候,我们只好在那种气候下生活。丛林中的部落是怎样度量一天的?现在向他们学也不算太迟。那种人有与自然和谐生活的诀窍。他们不会阉割猫。他们可能崇拜它们,他们甚至可能吃它们,但他们不会收拾它们。
我只吃一点点,够维持就行。我不会去计算在海上要待多长时间,再把食物分成四十八份,或者诸如此类的。那是老一套思维,把我们搞到现在这种地步的思维。我吃得只够维持,就这么回事。当然了,我也捕鱼。我肯定这不会有问题。可是,我一捕到鱼,便不由自主地拿给保罗和琳达吃。我还是吃罐头,而那两只猫倒长胖了。
我要多留点神。一定是在太阳下昏过去了。醒过来是仰卧着,两只猫在舔我的脸。感觉口干舌燥,人在发烧。也许是罐头食品吃得太多了。下次逮到鱼,我最好自己吃了,即使这会使我不得人心。
我纳闷格雷格在做什么。他还会做什么?我好像看到他在那儿,手里拿一罐啤酒,哈哈大笑,指手画脚。“不到BJ吃,狗屁都不如。”他说。他两眼盯着我,读我帽子上的字。他膝盖上坐着一个女孩。我和格雷格在一起的日子现在就像我在北面的日子一样离我很遥远。
几天前我见到一条飞鱼。我肯定我是见到的。我总不会编造吧,对不对?这让我很高兴。鱼会飞,驯鹿也会飞。
肯定有点发烧。逮着一条鱼,还煮了呢。保罗和琳达没少给我麻烦。做梦,噩梦。船大致还在往东漂,我想。
我肯定我不是独自一个人。我的意思是,我肯定世界上到处都有我这样的人。不可能只有我,就我一个带两只猫在船上,其他所有人都在陆地上叫着笨蛋。我打赌,成千上万条船上有人和动物,做我正在做的事。弃船,那是以前的呼唤。现在是遗弃陆地。危险到处都有,但陆地上更多。我们都曾经从海里爬出,是不是?也许那是一个错误。现在我们要回海里去。
我想象其他那么多人在做我正在做的事,这给了我希望。这一定是人类的一种本能,对不对?一受到威胁就逃散。不单单是逃离危险,还增加作为一个物种的存活机会。如果我们分散到整个地球,就不会所有的人都中毒。就算他们把毒都发射出来,肯定也还是有机会的。
夜里我听到猫叫。那是希望之声。
噩梦。我想是恐怖的梦魇。梦到什么时候就变成梦魇?我的这些梦等我醒了还在继续。就像喝醉了酒还没醒透。噩梦不会让你过太平日子。
她觉得自己看到天边有另一条船,就朝它驶去。她没有闪光信号灯,叫喊也太远,所以她就朝它驶去。那条船航向与地平线平行,在她的视线内大约有半小时,然后就消失了。说不定也不是一条船,她对自己说。可是,不管那是什么,它的消失使她感到沮丧。
她记起有一次在报上看到一件可怕的事情,一篇讲超级油轮上的生活的故事。如今的轮船越来越大,船员越来越少,什么事情都靠技术。他们在海湾或随便什么地方给计算机编好程序,船实际上就自己一路航行到伦敦或者悉尼。这对船主来说太好了,省很多很多钱,对船员来说也太好了,他们要担心的就只剩下无聊了。他们大部分时间坐在甲板下面喝啤酒,像格雷格一样,在她看来是这样。喝啤酒、看录像。
那篇文章里有一件事她总是忘不了。文章说,以前总有人在高高的桅杆瞭望台或驾驶台上瞭望。但现在的大轮船不再有瞭望哨,或者至少这瞭望哨只不过是一个人不时去看看一个屏幕上的很多亮点。以前你坐筏子或小艇或诸如此类的在海上迷失方向,如果来一条船,就很有希望得救。你挥手、叫喊或者有烟火就全部发射出去,你把衬衫升到桅杆顶上,总会有人瞭望到你。如今,你会在海上漂几个星期,然后总算来一条超级油轮,可还是从你身边开过去。雷达不会发现你,因为你太小,如果正好有人倚着栏杆晕船呕吐,那就完全是你的运气了。有很多次,换到以前本来可以得救的失事漂流者却没有人来搭救;甚至还有这样的事,人家看到船开过来以为是来救人,谁知却被船轧了过去。她试着想象这有多糟糕,先是可怕的等待,然后是看着船开过去,你无能为力的感觉,你的叫喊声都被发动机的声音盖过。她想,这世界的毛病就在这里。我们不再设瞭望哨。我们不想着救别人,全靠机器往前开。人人都在甲板下面,和格雷格一起喝啤酒。
这么说来,天边那条船或许就没有发现她。她也不是要人来救什么的。只是想知道点世界新闻,如此而已。
她开始做更多噩梦。到白天噩梦也迟迟不散。她感觉自己仰卧着,手臂发痛,手上戴着白手套,仿佛是在一个笼子里:身体两边都矗立着金属条。男人们过来看她,总是男的。她想,她一定要把噩梦写下来,和正在发生的真实事情一起写下来。她告诉噩梦中的男人们,她会把他们写进去。他们微笑着说,他们会给她铅笔和纸。她拒绝了。她说她要用自己的。
她知道那两只猫有鱼吃,伙食很好。她知道它们运动不够,发胖增重。但是,她就觉得琳达比保罗增重更多。她不想相信这是真的。而且也不敢相信会有这样的事。
一天,她看到了陆地。她发动引擎朝那儿驶去。她离岸边不远了,能看到红树和棕榈,这时燃油用完,风把她吹走了。看着那岛屿渐渐远去,她惊奇地发现自己心里竟毫无悲伤失望。无论如何,她想,靠柴油机帮忙才发现新陆地,这也是掺假。老的做事方法要重新捡回来:未来在于过去。她会让风来为她引路护航。她把空油罐扔下船去。
我疯了。我走之前应该怀上孕。当然啦。我怎么看不到这就是答案?格雷格老开玩笑说他只是个授精者,而这么明显的事我却没看到。他在那儿不就是为了这个。我遇到他也是为了这个。那档子事现在看来都很怪了。一点点乳胶,挤管子,吞药片。这一套都免了。现在我们要回归自然。
我想知道格雷格在哪儿;想知道格雷格是不是还在。他有可能死了。我一直为那句适者生存的话纳闷。不管谁看着我们都会认为格雷格更适合生存:他更高大,更健壮,更讲究实际,反正用我们的话来说,更保守,更随和。我是忧虑者,我从来不干木匠活,我自己独立生活不太行。但要说谁会生存下去,那是我,反正是我有机会。忧虑者生存——是这个意思吗?像格雷格一类的人会像恐龙一样死光。只有能看清正在发生什么事情的那些人才能生存,规律肯定是这样。我敢说以前有动物感觉到冰川时期的来临,长途跋涉,历经艰险,去找更安全温暖的天气。我还敢说,恐龙觉得它们是因为经前紧张而发神经,还说它们是蠢猪。我不知道驯鹿是否看到了就要发生的事情。你以为它们是不是多少感觉到了?
他们说我不了解情况。说我这样联系不对。得听他们说,听他们说他们的联系。他们说,发生了这件事,结果又发生了那件事。这里打仗,那里战争,国王被废黜,名人——总是名人,我讨厌名人——惹是非。可能我在太阳下面呆得太久了,但我看不到他们的这些联系。我审视世界的历史;他们好像没意识到,这世界正走向尽头。他们看到的我就看不到。我看到的都是过去的联系,我们不再注意这些联系,因为这样就更容易让驯鹿中毒,在他们背上打一条蓝印子,再用他们喂貂。是谁让这些发生的?哪个名人会把这些归于他的功劳?
真好笑。听听这场梦。我躺在床上,我不能动弹。东西都有点模糊。我不知道我在哪里。有个男人。我不记得他长得什么模样——就记得是个男人。他说:“你觉得怎么样?”
我说:“很好。”
“真的很好?”
“当然是啦。为什么不呢?”
他没回答,只点点头,好像在上下打量我的身体,当然是被子下的身体了。然后他说:“没有这些欲望吗?”
“什么欲望?”
“你知道我讲的是什么。”
“请原谅,”我回答——很好玩,梦里你讲话变得一本正经的,而真实生活中你不会这样,“请原谅,可我真的一点都不知道你是指什么。”
“你在攻击男人。”
“哦,是吗?我想要什么,他们的钱包?”
“不。看起来你是要性爱。”
我开始大笑。那人皱起眉头;哪怕他脸上其余部分都消失了,我也记得那皱起的眉头。“这实在是太露骨了。”我说,像老电影里冷冰冰的女演员。我又大笑。你知不知道有时候,如云开一线,你在梦里意识到你只是在做梦?他又皱眉头。我说:“别说得这么直白。”他不喜欢听,走开了。
我醒来时直对自己发笑。想到格雷格和猫,想到我是否应该怀孕,我就做了场性爱的梦。大脑想东西可以很直截了当,是不是?是什么让它觉得自己可以无拘无束地这么做?
我们不管朝什么方向往前漂,我只记得这么两句押韵诗:
一四九二那一年,
哥伦布航行去探险。
后面是什么?他们总是搞得听起来很简单。姓名,日期,成就。我恨日期。日期很霸道,日期自以为是。
她一直相信会到那个岛。她还在睡着,风把她吹到那儿。她只要在两个礁石间驶过,把船停靠在鹅卵石上。没有完善的沙滩让游人留下足印,没有珊瑚防浪堤,连一棵点头的棕榈都没有。她放心了,也很知足。让沙变成岩石,茂密丛林变成灌木丛,肥沃土壤变成垃圾堆,这倒更好。太多的美,太多的绿,会使她忘了地球的其他地方。
保罗跳上岸,而琳达却等着人抱。是啊,她想,是到了该发现陆地的时候了。她决定开始先睡船上。按道理你一上岸就要开始建造木头小屋,但那很傻。也许这岛屿并不适合呢。
她想,上岸到了岛上,她就不会做噩梦了。
天非常热。人家还以为这地方有中央供暖呢,她对自己说。没有微风,没有天气变化。她照看着保罗和琳达。它们给她以安慰。
她不知道做噩梦是不是因为睡在船上,因为整个白天自由自在地到处走,到了夜里又禁锢起来。她想可能是她的大脑在抗议,要求释放。于是,她在高出潮水线的地方搭了个小棚子,开始在那儿睡。
可这毫无用处。
她的皮肤开始生出可怕的毛病。
噩梦做得更厉害了。她认定这是正常的,如果“正常的”这个词还能用的话。至少,按她的现状,这是在意料之中的。她已经中了毒。她不知道中毒到什么程度。在她的梦里,男人们都很客气,甚至很温柔。就因为这样,她知道不能相信他们:他们是诱骗者。大脑产生自己的意见来对抗现实,对抗自身,对抗自己知道的东西。这里面显然有什么化学因素,像反物质之类的。因为发生了这种事,大脑处于受冲击状态,便编造出自己的理由来否认已经发生的事情。她应该意料到会这样。
我来给你举个例。我在噩梦里很鬼。那些男人来的时候,我装做不惊奇的样子。我做得好像他们在那里是很正常的。我诈他们掏出实话。下面是我们昨夜的谈话,你怎么想都可行。
“我干嘛戴白手套?”我问。
“你认为它们是白手套吗?”
“你认为它们是什么?”
“我们得用你的手臂输液。”
“就为这我才要戴白手套?又不是看歌剧。”
“那不是手套,是绷带。”
“我以为你说我手臂在输液。”
“不错。绷带是用来固定输液针的。”
“可我动不了手指。”
“那很正常。”
“正常?”我说,“这年头什么算正常?”他答不上来,我就接着讲,“在哪条手臂输液?”
“左臂。你自己看得到。”
“那你干嘛把我右臂也缠上了?”
他想了好长时间,最后说:“因为你想用能活动的手臂拔掉输液针。”
“我干嘛要这样做?”
“我想只有你能告诉我们。”
我摇摇头。他沮丧地走开了。我可是毫不示弱地反击他,不是吗?第二天夜里我又跟他们干。我的大脑显然以为我太轻松地就把那诱骗者打发了,所以换上另一个来。这个老喜欢叫我名字。
“今晚你怎么样,凯思?”
“我觉得你总是说‘我们’的。要是没搞错,你真是你想装的那个。”
“我干嘛要说‘我们’,凯思?我知道我自己怎么样。我是在问你。”
“我们,”我挖苦地说,“我们在动物园里很好,非常感谢。”
“你什么意思,动物园?”
“栅栏,真笨。”我不是真的认为那是动物园,我想弄清他们认为那是什么。同你自己的大脑对着干并不总是一件轻松的事。
“栅栏?哦,它们只是你床的一部分。”
“我的床?对不起,这么说这不是张婴儿摇床,我也不是个婴儿?”
“这是一张特别的床。看。”他轻扳一下机关,把一片栅栏折下去,折到我看不到的地方。然后,他又把栅栏拉上来,把它关好扣上。
“噢,我知道了,你是要把我锁起来,是不是这意思?”
“不,不,不,凯思。我们只是不想让你睡着了滚下床。比方说,你要是有一场噩梦的话。”
这是很狡猾的战术。你要是有一场噩梦……可是,就这些别想让我上当。我想我知道我的大脑在做什么。我想象的确实是一种动物园,因为动物园是我见到驯鹿的唯一的地方。我是说活的。所以,我把它们和栅栏联系在一起。我的大脑知道,对我来说,这都是从驯鹿开始的。就因为这,大脑设下这么个骗局。倒挺能乱真的,这大脑。
“我没有做噩梦。”我一口咬定,好像是不承认有麻点似的。我想这很棒,告诉他不存在他这个人。
“这个,万一你开始梦游什么的。”
“我梦游了吗?”
“我们没法看管每个人,凯思。还有很多人跟你一样,在同一条船上。”
“我知道!”我大声喊道,“我知道!”我大声地喊,因为我觉得自己赢了。那家伙很精,但他露了馅。在同一条船上。他的意思当然是在其他船上,但是他——还不如说是我的大脑,答错了。
那天夜里我睡得很好。
她有个可怕的想法。小猫要是不正常可怎么办?琳达要是生出畸形猫或者怪物可怎么办?会不会这么快就发生?是什么风把他们吹到这儿,那些风里有什么毒?
她好像很能睡。沉闷的炎热一直持续着。她时常感觉口干舌燥,喝溪水也不管用。可能这水有点不对劲。她的皮肤在剥落。她把手举起来,手指看起来像角斗公鹿的犄角。她还是感觉压抑。她尝试用这种想法来安慰自己,就是在这岛上她至少没有男朋友。格雷格要是看到她这个样子会说什么呢?
她认定,这都是大脑造成的。大脑聪明过头反而害了自己,简直忘乎所以了。是人脑发明了这些武器,对不对?你无法想象动物会发明毁灭自己的办法,是不是?
她给自己讲了这么一个故事。树林里有一只熊,一只聪明活泼的熊,一只……正常的熊。有一天,熊开始挖一个大坑。坑挖好了以后,熊从树上折下一根树枝,把树叶和细枝都剥光,一头啃尖,再把这木桩竖直向上插在坑底。然后,熊用树枝和矮草把挖好的坑盖好,看上去和树林别的地方一样,便离开了。你猜想熊在哪里挖的坑?正好在它自己最喜欢走的一条路线的当中,它在去喝树上的蜜或者做熊要做的不管什么事时一般都要经过那一点。于是,第二天,熊懒洋洋地走过那条路,掉进坑里,被木桩扎穿。它临死前想,哎呀,哎呀,真没想到,事情变成这样,真奇了。我选在那儿挖陷阱可能是个错误。可能挖陷阱从一开头就是个错误。
你无法想象熊会那样做,对不对?可是,我们就是那个样子,她思忖。大脑就是忘乎所以,不知道什么时候该止步。要说起来,大脑从来就这样。这些噩梦也一样——睡梦中的大脑忘乎所以。她想知道原始人是不是做噩梦。她敢肯定他们不做。或者至少不是我们做的那种。
她不信上帝,但这会儿她有点动心。倒不是她怕死。不是那么回事。她不由得相信一个什么人正在看着发生的事情,看着那只熊挖自己的坑,然后掉下去,故事再好也得有人讲。看看他们都做了些什么——他们自己炸自己。笨蛋。
曾为了手套跟我辩过的那个人又来了。我让他露了馅。
“我还戴着手套。”我说。
“是啊。”他答道,想讨好我,但他错了。
“我的手臂没有输液。”
他显然没有料到这一着。“啊,没有。”
“那我干嘛还戴着白手套?”
“啊。”他停顿一会,想想该扯什么谎。他想出的一个还真不赖。“你在拔自己的头发。”
“胡说。头发自己在掉。每天都在掉。”
“不对,要我说,是你在拔头发。”
“胡说。我只要手一碰,头发就大把大把往下掉。”
“我看不是这样。”他用屈尊的口气说。
“走开,”我喊道,“走开,走开。”
“当然啦。”
他走了。他就我的头发提出这么恶劣的一种说法,扯的谎距离真实情况再近不过了。因为我是在碰头发。这也没什么奇怪,对不对?
不过,我叫他走他就走,这是个好现象。我感觉快活极了,我开始控制自己的噩梦。这只不过是我在经历的一段时期。等这一时期完了,我就高兴了。当然,下一段也许更糟,但至少是不一样的。我很想知道我中毒的程度。是不是严重到可以在我背上打一长条蓝印,拿去喂水貂?
大脑忘乎所以,她不知不觉地重复这一句。样样事情都相连,武器和噩梦。所以,他们得突破这个圈。开始把事情再次简化。从头开始。人们说,时间无法回转,但你可以。未来在于过去。
她希望她能制止这些男人和他们的诱惑。她以为等她到了岛上他们就不来了。她以为等她不在船上睡他们就不来了。可是,他们反而变得更顽固更狡猾。到了夜里,她害怕睡着,因为会做噩梦,而她又这么需要休息,每天早上她醒得越来越迟。沉闷的炎热一直持续着,一种无休无止、一成不变的炎热,就像被暖气片包围了。这还有完没有?说不定出了这种事,把季节也给灭绝了,或者至少从四个减少到两个——一个是他们都被警告过的那种特别的冬天,再就是这个无法忍受的夏天。也许这世界要用很多世纪的良好表现才能重新唤回春天和秋天。
我不知道是这些男人中的哪一个。我已开始闭上双眼,这比你想的要艰难。如果你已经闭上眼睛睡觉,还要再闭眼,把噩梦关在外面。这可不容易。不过,如果我能学会这个,也许我还能学会用双手捂住耳朵。那样会有用。
“今天早上你觉得怎么样?”
“你干嘛说早上?你都是夜里来。”你看到没有,我不让他们钻一点空子?
“你要这么说也行。”
“你这是什么意思,我要这么说也行?”
“你是老板。”这就对了,我是老板。你一定得控制住你自己的大脑,否则它跟你一起乱跑。就是因为这样,我们现在才处于危难之中。要保持对大脑的控制。
于是,我回答说:“走开。”
“你老这么说。”
“我要是老板,我就能这么说,不是吗?”
“总有一天,你得谈谈这件事。”
“一天。你又来了。”我仍旧闭着眼睛。“到底什么是这件事?”我觉得我还在抓住他不放,但这可能是个战术错误。
“这件事?噢,什么都算……你怎么落到这一步,我们怎么帮你解脱。”
“你真是个很无知的人,你知道吗?”
他不理睬。我恨他们这样,没办法对付的事情就假装没听见。“格雷格,”他说,明显是在转换话题,“你的内疚感,被抛弃感,诸如此类的……”
“格雷格还活着吗?”噩梦这么逼真,我不知怎么觉得这人可能知道答案。
“格雷格?是的,格雷格很好。可我们觉得,这没用……”
“我干嘛要感到内疚?我不觉得用这船有什么错。他只要喝啤酒,和女孩子厮混。他做这些用不着船。”
“我觉得这船不是问题的核心。”
“你这是什么意思,不是核心?不是这条船,我就不会在这儿。”
“我的意思是,你把很多事情都归结到这条船。这样,你就不用去想在这条船之前发生的事。你觉不觉得你就是在这样做?”
“我怎么知道?说起来,你才是专家。”我知道,我这么说非常尖刻,但我无法控制。我很生他的气。好像是我不理会在坐这船之前发生的事。说到底,没几个人注意到,而我就是其中一个。世上其他人都跟格雷格一样行事。
“嗯,我想我们好像有些进展了。”
“走开。”
我知道他会回来的。从某种意义上说,我是等着他回来。我想,就是要把这件事了结了。他引起了我的兴趣,我要承认这一点。我对发生的事情知道得清清楚楚,对原因和经过也知道得差不多。但我想看看他的——实际上是我自己的——解释有多妙。
“这么说,你觉得可以谈谈格雷格了?”
“格雷格?这跟格雷格有什么关系?”
“嗯,在我看来,我们也希望你能确认这一点,你……你和格雷格的破裂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你现在的……问题。”
“你真是个很无知的人。”我喜欢这么说。
“那就帮助我去掉无知,凯思。告诉我怎么回事。你最早发现格雷格有问题是什么时候?”
“格雷格,格雷格。该死的核战争都发生了,而你讲来讲去就是格雷格。”
“是啊,战争,当然啦。但我想我们最好还是一样一样来。”
“格雷格比那战争还重要?你的孰轻孰重真是怪怪的。或许格雷格引发了战争。你知不知道他有一顶棒球帽,上面写着‘作战,不做爱’?或许他坐在那儿喝啤酒,没事找事按了电钮。”
“这种想法很有意思。我想,这会给我们一些线索。”我不答腔,他接着说:“你像是把所有的宝都押在格雷格身上了,我们这样想有没有道理?你是否觉得他是你最后的机会?也许你对他抱了太多的期望?”
我受够了。“我名叫凯瑟琳·费里斯,”我说,是对自己,又是对别人,“我三十八岁。我离开北方,来到南方,因为我能看到正在发生的事情。但是,战争跟随着我。它还是来了。我上了船,让风带我走。我带了两只猫,保罗和琳达。我发现了这个岛。我住在这里。我不知道我会出什么事,但是我知道,我们这些关心地球的人有责任继续活下去。”我说完才发现自己不知不觉掉泪了。眼泪顺着两颊流入耳朵里。我看不见,我听不到。我觉得自己在水里游,在沉没。
最后,那人轻声轻气地说——或许是因为我耳朵里全是水?——“是的,我们想你可能看到这类事情。”
“我被带毒的风吹过。我的皮肤在剥落。我老是口干舌燥。我不知道这有多严重,但我知道我要坚持下去。就算是为那两只猫。它们可能需要我。”
“对了。”
“对了,你这是什么意思?”
“嗯,身心失调的病症可以令人信服。”
“你的脑袋连这点窍都不开?该死的核战争都发生了。”
“嗯。”那人发出哼哼的声音,故意带上挑衅的口吻。
“好吧,”我答道,“我还是来听听你怎么说。我看得出你想告诉我。”
“那么,我们认为,这可以追溯到你和格雷格的分手。当然追溯到你们的关系。占有欲,暴力。可是,关系破裂……”
虽然我不想跟他认真计较,但还是情不自禁地打断了他。“那不是真的关系破裂。战争开始的时候,我驾船走了。”
“是啊,当然啦。可是你们之间的关系……你不会说很好吧?”
“不会比跟别的酒鬼们更坏。他只是个酒鬼,格雷格。要论酒鬼,他是正常的。”
“一点不错。”
“一点不错,你是什么意思?”
“哦,你看,我们从北方调来你的档案。看起来是有一个模式。你喜欢把宝都押在一处。又跟一个同类型的男人。这总是有点危险,是不是?”我不搭理,他就接着讲,“我们把它叫做持久性受害者综合征。缩写是PVS。”
我还是不理睬。首先,我不懂他在说些什么。胡编乱造一些东西。
“在生活中许多事你都拒绝承认,对不对?你……否认很多事。”
“不对,我没有。”我说。这很荒唐。我打定主意迫使他亮出他的想法。“你是想说,你是想说没有发生战争?”
“没错,我的意思是说,那很叫人提心吊胆。看上去好像真要打一场战争。但他们找到了解决办法。”
“他们找到了解决办法!”我用挖苦的口气喊道,因为一切都得到了验证。我的大脑一直记着格雷格这句话,我觉得他说这话过于洋洋得意。我喊得很过瘾,还想喊点别的,所以就接着喊。“不到BJ吃,狗屁都不如!”我大声喊道。我觉得自己赢了,但那人看来没听懂,他把手放在我手臂上,好像我需要安慰似的。
“是的,他们真的找到了办法。战争从没发生。”
“我知道了。”我答道,还带着胜利感,“这么说,我当然不在岛上了?”
“不在。”
“是我想象的。”
“是的。”
“这么说,那船当然也就不存在了?”
“哦,不,你上了船。”
“可是船上没有猫。”
“不,他们找到你时发现你还带着两只猫。它们瘦得可怕,只是勉强活下来了。”
他很狡猾,不全部否定我。狡猾,但不出所料。我决定改变战术。我要装糊涂,再带点忧郁。“我弄不懂,”我说,伸过手去拉他的手,“如果没有发生战争,我干嘛在船上?”
“格雷格,”他说,带一种不怀好意的自信,好像我最后总算招认了什么,“你是在逃跑。我们发现,持久性受害者综合征的患者最后逃脱时经常感受到强烈的内疚。后来,北面传来坏消息。这成了你的借口。你是在事物外部找原因,把你的迷惘和忧虑归结到周围世界。这是正常的,”他屈尊俯就地加一句,但很明显他并不是这么想,“完全正常。”
“这一带也不会只有我一个持久性受害者,”我回答说,“这整个该死的世界都是持久性受害者。”
“当然啦。”他没有真正听进去就附和。
“他们说将要发生战争。他们说战争已经开始了。”
“他们总是那样说,但他们找到了办法。”
“你一直这么说。这么说来,按你的说法”——我特别强调这个词——“他们是在哪儿找到我的?”
“达尔文以东大约一百英里。在转圈。”
“转圈,”我重复道,“世界就做这个。”他先是对我说,我把自己的问题归咎于世界;之后他又对我说,我做的正是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世界一直在做的事情。这实在是没什么水平。
“你又怎么解释我掉头发?”
“恐怕是你在拔头发。”
“我的皮肤剥落呢?”
“你过了一段艰难的日子。你经受了严重的压力。这没什么不正常。但是,会好起来的。”
“你又怎么解释我样样事情都记得很清楚,从得到北方爆发战争的消息到在这岛上度过的日子?”
“嗯,用技术术语说是虚构。你编造一个故事来掩盖你不知道的或者不能接受的事实。你保留一些真相,以此为主干编织一个新的故事。尤其是在双重压力的病例中。”
“什么意思?”
“个人生活中的严重压力再加上外部世界的政治危机。北面形势恶化时,我们收治的病人就会增加。”
“接下去你要告诉我,有几十个精神病人在海上转圈。”
“有几个。大概四五个。不过,大多数病人还没到用船的程度。”他的口气好像钦佩我的顽固劲头。
“那么这一次你们进了多少……病人?”
“几十个。”
“嗯,我很佩服你的虚构,”我说,把这技术术语反过来用到他头上,让他知道自己是个什么东西,“我真的感觉你编得很灵光。”他当然是自己露了馅。你保留一些真相,以此为主干编织一个新的故事——他完全是这么做的。
“我很高兴我们取得了一些进展,凯思。”
“走开,去找找办法,”我说,“顺便问一句,有没有驯鹿的什么消息?”
“你想要什么样的消息?”
“好消息!”我喊道,“好消息!”
“我看看有什么办法。”
噩梦去后,她感觉很累;觉得很累,但又觉得胜利了。她把诱惑者所能施展的最恶劣的伎俩掏了出来。现在她没有危险了。当然,他犯了一系列严重的错误。我很高兴我们取得了一些进展:他根本不该这么说。没有人会喜欢自己的大脑以神气十足的样子来对待自己。真正叫他露了馅的是讲猫变瘦了。整个航行中最明显的事莫过于此了,莫过于猫长胖,莫过于它们爱吃她捉到的鱼。
她打定主意不再跟这些男人讲话。她没法阻止他们来——她肯定他们还会再来好几个晚上,但她不会跟他们讲话。她已经学会在噩梦中闭上眼睛;现在她要学会闭上耳朵和嘴巴。她不会受诱惑。她不会。
如果她非得死,她就死。他们一定是中了很恶毒的邪气;到底有多毒,只有等她恢复或者死了才能知道。她替那两只猫担心,但相信它们能够照看好自己。它们会回归自然。它们已经这么做了。船上的食物吃光以后,它们就开始捕食。或者说是保罗开始捕食:琳达太胖了,没办法捕食。保罗给她带回来一些小东西,像田鼠和老鼠之类的。每到保罗这么做时,凯思便热泪盈眶。
这全都是因为她的大脑害怕死亡,她最后认定了这一点。在她皮肤得了病、头发开始脱落以后,她的大脑试图想出另一种解释。现在她甚至连它的技术术语都知道了:虚构。她从哪里拣来这词?她一定是从那本杂志上读到的。虚构。你保留一些真相,以此为主干编织一个新的故事。
她记起前一天晚上她梦中的对话。梦里的那个男人说,你在生活中否认很多事,对不对;她回答说,不对,我不是这样。回过来看,这很好玩,但也很严肃。你不能欺骗自己。格雷格就是这样,大多数人都是这样。我们一定要看事物的真相;我们不能再依靠虚构。这是我们唯一的生存之道。
第二天,在托雷斯海峡一个长满灌木丛的小岛上,凯思·费里斯醒来后发现琳达生产了。五只小小的玳瑁猫蜷缩在一起,娇弱无力,闭着眼睛,但却毫发无伤。她感受到这种怜爱。母猫当然不会让她触摸小猫,但这没关系,这是正常的。她感受到这种幸福!这种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