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很美，身手灵活，面包色的柔嫩肌肤，杏仁绿的眼睛，头发又黑又直，披在背上。她身上有一种古典气质，可能是印度尼西亚的，也可能是安第斯山脉的。她的穿着显示出她精致的品位：猞猁皮外套，暗花真丝衬衫，亚麻色长裤，线条优美的玫红色高跟鞋。看到她如母狮般悄无声息地经过时，我暗想：“这是我一生中见过的最美的女人。”那时我正在巴黎戴高乐机场排队登机，准备飞往纽约。她仙女般的身影如惊鸿掠过，消失在大厅熙熙攘攘的人群中。

那时正是早上九点。从头天晚上开始巴黎就一直在下雪，城里的道路比平日更加拥堵，而高速公路的状况甚至更糟，载货卡车在最外侧的车道排成长龙，小汽车则在雪中冒着白烟。但机场大厅仍是一派春意盎然的景象。

我在队伍中等着换登机牌，前面是一个荷兰老太太，为了她那十一件行李的重量问题跟工作人员争执了近一个小时。正当我开始觉得百无聊赖的时候，那个身影一闪而过，让我呼吸骤停，甚至不知道前面那场争吵是如何收场的，直到工作人员的一句责备把我从云端拉回来。为了表示歉意，我问她是否相信一见钟情。“当然，”她说，“你不可能以别种方式陷入爱情。”她一直盯着电脑屏幕，问我想要什么样的座位，吸烟区还是无烟区。

“无所谓。”我刻意说，“只要别把我安排在那十一件行李旁边就行。”

她用一个职业的微笑表示了感谢，目光仍然没有离开闪烁的屏幕。

“挑一下座位号。”她说，“三、四和七。”

“四。”

她的微笑中闪过一丝得意。

“我在这儿工作了十五年，”她说，“第一次有人没有选七。”

她给登机牌打上座位号，同我的其他证件一起递给我。这是她第一次抬头看我，那双黑葡萄般的眼睛让我在和刚才那位美人重逢之前感到些许慰藉。直到这时她才提醒我，机场刚刚关闭了，所有的航班都推迟了。

“推迟到什么时候？”

“上帝愿意的时候。”她微笑着说，“今早的广播说这将是今年最大的一场雪。”

他们错了：那是整个世纪最大的一场雪。但贵宾候机室里洋溢着浓浓春意：花瓶里插着新鲜的玫瑰花，甚至播放的音乐都是那样高贵安详，一如创作者的初衷。我突然想到，对于那位美人来说，这里是合适的栖身之所。于是我去了另外几个候机室寻找她，脸皮厚得连我自己都感到震惊。但是那里坐的大都是世俗的男人和他们的太太，男人们读着英文报纸，女人们一边透过全景玻璃眺望雪中一动不动的飞机、冰封的工厂和鲁瓦西被强权毁掉的辽阔耕地，一边想着别的男人。到了下午，候机室里已经挤得水泄不通，闷热得令人无法忍受，于是我逃了出去，好呼吸一下新鲜空气。

在外面，我看到了一幅令人震惊的场景。挤不进候机室的形形色色的旅客在令人室息的走廊甚至是楼梯上安营扎寨，跟宠物、孩子和行李一起躺在地上。原来，机场跟城里的交通也中断了，这个透明的塑料宫殿看起来像是一个搁浅在风暴中的巨大的太空舱。那位美人一定也在这些乱糟糟的、无精打采的人群中的某个地方！我无法遏制这个念头，这样的幻想让我重新打起精神来继续等待。

到了午饭时间，大家都体会到了什么叫作难民。机场的七个餐厅、咖啡馆和酒吧都挤满了人，门口长长的队伍望不到头。不到三个小时他们就不得不关门歇业，因为实在没有什么可供人吃喝了。孩子们同时开始啼哭，那一瞬间好像全世界的孩子都集中到了这里。一种畜群的气味开始在人群中扩散，到了解决生理需要的时间。我唯一抢到的食物是一家儿童商店里的最后两杯奶油冰激凌。店里的顾客渐渐散去，服务员开始把椅子倒扣在桌子上。我在吧台慢慢地吃着冰激凌，从远处的镜子里看到自己手里拿着最后一个纸杯和最后一把纸勺，想着我的美人。

原定于上午十一点飞往纽约的航班终于在晚上八点起飞了。当我总算走进机舱时，头等舱的旅客都已落座。一位空姐把我带到我的座位旁。那一刻我的呼吸都停止了。在我的邻座，舷窗旁边，那位美人正在整理她的座位，俨然是专家级的空中飞人。我暗想：“如果有一天我把这番经历写下来，没有人会相信。”我犹疑着用半生不熟的法语打了个招呼，她没有注意到。

她把座位布置得就像要在这儿住上好几年一样，每样东西都整齐地放到各自的位置，直到这个小小的空间变得像个理想居所，一切都触手可及。就在她收拾的时候，男空乘送来了迎客香槟。我端起一杯想递给她，但幸好及时改变了主意，因为她只想要一杯白水。她先是用难以听懂的法语，然后又用并不比法语好多少的英语，要求男空乘在飞行过程中不要因为任何理由叫醒她。她的嗓音沉郁而温和，带着一种东方式的忧伤。

等水送到，她把一个四角包铜、像是老祖母的古董箱的梳妆盒放在膝盖上打开，从里面一个小匣子里一堆五颜六色的药片中拿出两片金色的。所有这一切她做得有条不紊，仿佛从出生起就没有什么事情不在她意料之中。最后，她拉下舷窗的帘子，把椅背调到最低，没有脱鞋，把毯子拉到腰际，戴上眼罩，背对着我侧躺在座椅上，开始睡觉。在飞往纽约的漫长的八小时十二分钟里，没有醒过一次，没有发出过一声叹息，也丝毫没有变换过姿势。

那是一段令人激动的旅程。我一直认为自然界中没有什么能比佳人更美，所以，我完全没有办法逃离这个在我身边熟睡的来自神话中的精灵的魔力，哪怕只是一瞬间。飞机刚一起飞，那位男空乘就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位秉承笛卡尔怀疑主义哲学的空姐。她试图叫醒美人，把洗漱用品和听音乐的耳机交给她。我向她转述了美人对之前那位男空乘说过的话，但这位空姐非要听到她亲口宣布连晚饭也不想吃，最后那位男空乘不得不亲自向她证实此事。即便如此，她还是怪我多事，因为美人没有在脖子上挂上“请勿叫醒”的小纸牌。

我孤独地享用了晚餐，心中默念着如果美人醒着我会对她说的话。她的梦是如此平静，有一会儿我甚至担心她吃那些药片不是为了睡眠，而是为了死亡。在喝每一口酒之前，我都举杯向她致辞：

“祝你健康，美人。”

晚餐过后，客舱的灯都熄灭了，屏幕上开始播放无人欣赏的电影，我们两人在幽暗中独处。本世纪最大的暴风雪已经过去了，大西洋上无边无际的夜空明净清澈，飞机似乎浮在星辰间静止不动。在之后的几个小时里，我得以一寸一寸地仔细欣赏她。在她身上唯一能觉察到的生命迹象是她眉间掠过的梦的影子，就像云朵在水中的投影。她脖子上戴着一根极细的链子，在金色的皮肤上几乎看不见。她的耳朵形状完美，没有耳洞，指甲泛着健康的玫瑰色光泽，左手上戴着一枚素圈指环。因为她看上去最多二十岁，我安慰自己说，这不是婚戒，只代表一段不会天长地久的恋情。借着香槟带来的微醺，我一遍遍地默诵赫拉尔多·迭戈那首精妙的十四行诗：“知道你已入睡，平静，安详/模糊的容颜，纯净的线条/如此贴近，我却被捆缚双手。”随后，我把椅背调到跟她一样的高度。我们肩并肩躺在一起，比在一张双人床上的距离还要近。她呼出的气息同她的嗓音一样醇美，她的皮肤散发出一种若有若无的气息，那一定是美丽自身的味道。这一切让我觉得难以置信：去年春天我读了一本川端康成的唯美小说，书中描写东京大资产阶级的老男人们不惜豪掷千金，只为了能整夜端详城里最美丽的女孩，她们全身赤裸，在药物的作用下昏睡，而他们则在同一张床上苦苦忍受爱的煎熬。他们不可以叫醒她们，也不能触摸，甚至没有意愿这么做，因为这种快感的精华就在于看着她们熟睡。那一晚，守护着美人的梦，我不但理解了这种迟暮老人的精致怪癖，而且充分体验了一把。

几杯香槟使我内心的爱意愈加澎湃。“谁会相信呢，”我对自己说，“在这一点上我居然像个日本老男人。”

在香槟的作用下，在电影无声的明灭中，我好像睡着了几个小时，醒来时头痛欲裂。我去了趟洗手间。我后面隔着两个座位，那个带了十一件行李的老太太正四仰八叉地摊在座椅上，看上去像是一具被遗忘在战场上的尸体。她的老花镜掉在走廊正中央，上面还拴着彩色珠子串成的颈链。我没有帮她捡起来，有一瞬间甚至因为自己的小心眼而窃喜。

在把香槟的残余物排泄出去以后，我惊讶地看着镜中狼狈而丑陋的自己，惊觉爱情有如此可怕的破坏力。突然，飞机向下冲去，努力保持直线继续疾速飞行。“请回到座位”的指示灯亮了。我急匆匆地跑出去，幻想着只有上帝制造的混乱才能让美人醒来，她将惊慌失措，不得不躲进我的怀中。匆忙中我差点儿踩到那个荷兰老太太的眼镜，如果真是那样我会很高兴的。但我还是往回走了几步，将它捡起来放在她的膝头，突然很感激她没有在我之前要走四号座位。

她的睡眠是不可战胜的。当飞机终于平稳下来时，我不得不拼命忍住冲动，才没有随便找个理由把她摇醒。在最后一小时航程中，我唯一的愿望就是看到她醒来，哪怕她怒气冲冲，好让我重获自由，也许是重获青春，但是我做不到。“见鬼，”我真瞧不起自己，“为什么我不是金牛座呢。”在着陆的指示灯亮起的一刹那，她没有借助外力就醒了，看上去是如此美丽而生机勃勃，像是刚在玫瑰花丛里睡了一觉。这时我才发现，飞机上的邻座就像老夫老妻，早晨醒来时不会互道早安。她也没有。她摘下眼罩，睁开亮晶晶的眼睛，调直椅背，把毯子扔到一边，甩了甩头发，那些头发借助自身的重量自然而然就变得垂顺了。她将梳妆匣放在膝盖上，简单地化了下妆，其实毫无必要。她做这一切所花的时间刚好使她在舱门打开之前无须看我一眼。门一开，她就穿上猞猁皮外套，几乎是从我身上跨了过去，留下一句礼节性的“抱歉”，用的是纯正的美洲西班牙语。她走了，连一声再见都没有，更没有哪怕是半句感谢，感谢我为了我们的快乐夜晚付出了那么多，就这样消失在纽约亚马孙雨林一样密集的高楼大厦间的阳光之中。

一九八二年六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