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只见过他一次，在巴塞罗那时髦的夜总会“薄伽丘”，就在他发生意外前几个小时。当时是凌晨两点，他正被一群瑞典来的年轻人缠住不放，他们想把他带到卡达克斯去继续狂欢。他们一共有十一个人，很难分辨谁是谁，因为那些男孩女孩看起来都差不多：漂亮，窄臀，金色长发。他应该不超过二十岁。一头油亮的卷发；淡褐色的面庞十分光洁，一看就是在母亲的呵护下很少走在大太阳下的那种加勒比人；阿拉伯人一样的眼神足以使那些瑞典女孩神魂颠倒，也许还有几个瑞典男孩。为了说服他跟他们去卡达克斯，他们把他摁在吧台那儿，他像个木偶一样坐着，而他们则一边拍手，一边对着他唱流行歌曲。他惊恐万状地向他们解释不去的理由。有人高声叫嚷要他们别再骚扰他，其中一个瑞典男孩对着那人笑得喘不过气来。

“他是我们的！”他喊道，“是我们在垃圾桶里发现的！”

那会儿我刚跟几个朋友在音乐宫听完大卫·奥伊斯特拉赫的最后一场音乐会，来到这家酒吧。瑞典人如此不信邪，让我寒毛直竖。因为那个小伙子不去的理由是很神圣的。去年夏天之前他一直住在卡达克斯，在一家时髦酒吧演唱安的列斯群岛的歌曲，直到遭遇山魔。第二天他就落荒而逃，并下定决心永远不再回去。他确信，不管会不会遇到山魔，只要他再回到那里，等待他的一定是死亡。这种加勒比式的确信是不可能被一群北欧理性主义者理解的，更何况炎热的天气使人躁动，那个年代廉价的加泰罗尼亚葡萄酒让人想要沉迷放纵。

我比任何人都能理解他。卡达克斯是布拉瓦海岸最美的村落之一，也是保存得最好的。这部分是因为通往那里的公路都建在万丈悬崖边，狭窄而曲折，只有心理素质非常过硬的司机才有可能开到每小时五十公里以上。那里的房子永远都是白色的，矮矮的，那是地中海渔村的传统风格。新的建筑都是由著名的建筑设计师建造的，十分尊重原有的和谐。夏日里，当酷暑仿佛来自对岸的非洲荒漠时，卡达克斯会变成一座嘈杂不堪的“巴别塔”。在那三个月里，来自整个欧洲的游客同当地居民，以及那些幸运地在早些年以低价购入这里房产的外乡人，争夺着这个天堂。然而，在春天和秋天这两个卡达克斯最迷人的季节，所有人都生活在对山魔的恐惧中。这是一种狂暴而顽固的陆地风，当地人和一些亲身领教过的作家认为，它有一种令人发狂的魔力。

大约十五年前，我是卡达克斯的常客，直到山魔闯入我们的生活。在它到来之前我就感觉到了。一个周日的午睡时间，我生出一种无法解释的预感，总觉得要发生什么事，情绪低落，无来由地感到悲伤，不管待在家中哪里，我都觉得我那两个不到十岁的儿子在用带着敌意的目光看着我。不久，门房带着工具箱和一些航海用的麻绳来加固门窗。他对我的萎靡不振毫不惊讶。

“是因为山魔。”他对我说，“不消一个钟头就会到达这里。”

他是一个老水手，年纪很大了，皮肤像是被全世界的盐腌过一样，总是穿戴着职业生涯留下的防水外套和帽子，叼着水烟袋。闲暇之余，就在广场上同那些经历过几次战败的老兵们一起玩滚球，或者在沙滩上的小酒馆里跟游客喝喝开胃酒。他有一种能力，可以让说任何语言的人听懂他那一口炮兵式加泰罗尼亚语。他知道地球上所有的港口，但对内陆城市却一无所知。对这一点他引以为荣，经常说：“连法国的巴黎都不值一提。”而且他不信任任何非航海的交通工具。

在最后几年中，他突然就衰老了，不再上街，大部分时间都待在门房小屋里。形单影只，他一辈子都是这样过来的。一个铁皮罐和一只酒精炉就是他的厨房，但已足够他做出令所有人赞叹的精致的哥特美食。每天天一亮，他就开始为房客忙前忙后，挨家挨户地服务。他是我这辈子见过的最乐于助人的人之一，除了慷慨的天性，还有加泰罗尼亚人特有的那种粗糙的柔情。他寡言少语，但说出的话总是直中要害。闲来无事，他会填写预测足球比分的表格来打发时间，但很少寄出去。

那天，为了防止发生事故，他来加固门窗，一边干活一边跟我们聊起了山魔。话语间仿佛那是一个令他深恶痛绝的女人，然而没有了她，生命就失去了意义。我很惊讶，一个老水手竟然会对一种陆地风如此敬畏。

“因为它更古老。”他说。

在我的印象中，他的时间不是按照日和月而是按照山魔来临的次数划分的。有一次他跟我说：“去年，大约在第二次山魔走后三天，我的肠子就出了问题。”这也许解释了为什么他相信，每次山魔走后，人就会一下子老好几岁。他对山魔的痴迷如此明显，使得我们急切地想见识一下，似乎那是一种虽然致命却令人羡慕的经验。

我们并没有等太久。门房刚离开，我们就听到一种哨声，越来越尖锐，越来越密集，最后消融在地动山摇的咆哮声中。山魔来了。起初是间歇性的爆发，间隔时间一次比一次短，直到最后驻扎下来，没有片刻停顿，没有一丝缓和，它的凶猛暴烈之中似乎有种超自然的东西。跟加勒比地区常见的房子不同，我们在这里住的房子对着山，这也许是因为老加泰罗尼亚居民那种爱着大海又不想看到它的古怪心理。因此，这风是正对着我们扑过来的，连窗户上的插销都快被吹断了。

最让我惊讶的是，天气还是好得不可思议，金色的太阳高挂在湛蓝的天空中。因此我决定带着孩子们出去看看海上的情况。不管怎么说，他们也是在墨西哥的地震和加勒比的飓风中长大的，一般的狂风在我们看来完全没必要大惊小怪。我们踮着脚尖经过门房小屋，看到他坐在一盘菜豆炖香肠面前，一动不动地看着窗外的风。他没有看到我们出去。

在房子的背风处还勉强能走路，但当走到毫无遮拦的拐角处时，我们不得不抱住一根木桩才没有被刮跑。就这样，在陆地的灾难中，我们羡慕地眺望清澈而平静的海洋，直到门房在几个邻居的帮助下前来救援。这时候我们才确信，应对山魔唯一理智的做法就是把自己关在家里，直到上帝想让它停歇。但是没有人知道上帝什么时候才会这么想。

两天后，我们开始觉得，这种令人恐惧的风不像是一种陆地上的自然现象，而像是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伤害，而且只针对那个人。门房每天都来看我们好几次，为我们的精神状态忧心忡忡。他给我们带来时令水果，给孩子们带来夹心饼干，周二中午还送了我们一道他用加泰罗尼亚菜园的出产和铁皮罐烹饪出来的经典美味：蜗牛炖兔肉。在那恐怖的日子里，那简直像过节一样。

周三一整天，除了刮风什么事都没有发生，那是我生命中最漫长的一天。但应该就像是黎明前的黑暗，因为过了半夜，我们所有人同时惊醒了，被一种绝对的安静压得喘不过气来。那是死亡将至时才会有的安静，连山上的树叶都静止不动。门房的灯还暗着，我们来到街上，享受黎明时分的天空。星星都还在闪烁，大海泛着粼粼波光。虽然还不到五点，很多游客已经在海滩的石头上享受灾难过后的放松，在关了三天禁闭之后，开始安装帆船。

出门时门房小屋里的黑暗并没有引起我们的注意。但我们回来时，空气中已经漂浮着海面上那样的碎光，而门房小屋里仍旧一片昏暗。我觉得奇怪，于是敲了两下门，没有人应声，我推开了门。孩子们应该是比我先看到，发出惊恐的尖叫。年迈的门房穿着海员夹克，领子上别着他作为杰出水手获得的勋章，吊在房间的横梁上，身体还在最后一缕山风的作用下轻轻晃动。

当一切都恢复平静，我们怀着提前到来的思乡之情，早于计划的时间离开了这个村子，并下定决心再也不回来。游客们又回到了街上，广场上放着音乐，玩滚球的老兵们几乎连击球的力气都没有了。透过“航海者”酒吧落满灰尘的窗户，我们看到几个幸存下来的朋友在山魔走后的明媚春光里重新开始了生活。不过这一切都已经属于过去。

因此，在“薄伽丘”酒吧那个悲伤的凌晨，没有人比我更能理解那个年轻人的恐惧。他拒绝回到卡达克斯，因为确信自己会死。然而，没有什么办法能说服那些瑞典人。他们带着欧洲人的自负，想要下猛药治愈他那非洲人的迷信，到底把他强行带走了。周围的人有的报以嘘声，有的起哄。虽然拼命挣扎，他还是被塞进了坐满醉鬼的车里，在那个时间开始了前往卡达克斯的漫长旅途。

第二天早上，我被电话铃吵醒了。头天晚上狂欢回来时忘了拉上窗帘，我完全不知道那时几点，但卧室里已经铺满了夏日的阳光。我没立刻辨认出电话那头的声音，但那急迫的语气让我清醒了过来。

“你还记得昨晚被带去卡达克斯的那个男孩吗？”

不需要再往下听，我立刻就明白了。只不过事情发生得比我想象中更加戏剧化。因为极其害怕即将开始的故地重游，他趁那些疯狂的瑞典人不注意，从行进的车上纵身跳入了万丈深渊，试图逃避那无法逃避的死亡。

一九八二年一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