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午回到家的时候，我们看到门框上钉着一条巨大的海蛇，通体黑色，泛着磷光，钉子穿透了它的脖子，看上去像吉卜赛人的诅咒。它眼睛还在动，张得很开的上下颚之间露出锯齿般的牙齿。我那时候大约九岁，被这一突如其来的恐怖景象吓得发不出声来。而比我小两岁的弟弟则丢下氧气罐、面具和潜水脚蹼，尖叫着仓皇而逃。从渡口到我家有一条在礁石间蜿蜒的小路，福尔贝斯太太正顺着石阶往上爬。听到尖叫声，她追了上来，气喘吁吁，脸色苍白，但一看到被钉在门上的东西，就明白了原委。她经常说，两个孩子在一起，无论哪个单独做了什么事，另一个也逃不了干系。所以，因为弟弟的尖叫，我们两个人都挨了训斥，还被指责缺乏自制力。也许她自己也被吓坏了，只是不肯承认而已。因为她一直在用德语批评我们，而不是像她签订的家庭教师合同中规定的那样使用英语。但等她一缓过神来，就又用磕磕绊绊的英语开始了没完没了的说教。

“这是一条海伦娜海鳗，”她告诉我们，“之所以这么称呼它，是因为古希腊人认为这是一种神圣的动物。”

这时，教我们潜水的当地男孩奥雷斯特突然从一大丛刺山柑后面冒了出来。他把潜水面具扣在额头上，穿一条紧身泳裤，腰间系了根皮带，上面挂着六把形状大小各异的匕首。因为在水下跟动物们贴身肉搏的时候，没有别的捕猎方法。他大约二十岁，在海底待的时间比在陆地上还长，看上去像一只海里的动物，身上总是沾着脏兮兮的机油。第一次见到他时，福尔贝斯太太对我父母说，她想象不出还有比他更俊美的人。然而，英俊的外表并没有使他免于责难，他也得接受训斥，不过是意大利语的，因为他把海鳗挂在门上没有别的解释，除了吓唬小孩子。随后，福尔贝斯太太命令他带着对神秘的造物应有的尊重将它从门上摘下来，并打发我们去换上吃晚餐时穿的衣服。

我们立刻照办了，并努力不出一丁点儿差错，因为在被福尔贝斯太太统治了两个星期以后，我们已经明白了没有什么比活着更困难。在昏暗的卫生间里淋浴时，我发现弟弟还在想着那条海鳗。“它的眼睛像人一样。”他说。我也是这么想的，但我努力让他相信事实并非如此，并成功地转移了话题，直到我洗完澡。但当我准备离开时，他请求我留下来陪他。

“天还没黑呢。”我说。

我拉开窗帘。正是八月最热的时候，透过窗户可以看到快要着火的月牙形平原一直延伸到岛屿另一端，太阳一动不动地挂在空中。

“不是因为这个。”弟弟说，“是因为我害怕我会害怕。”

然而，当我们来到餐桌旁时，他显得很平静，而且每样事情都做得很细致，得到了福尔贝斯太太的特别表扬，那周的积分涨了两分。而我之前累计的五分却被扣掉了两分，因为我在最后一刻匆忙跑过来，到餐厅的时候还有些气喘。每攒够五十分，我们就可以享用一次双份餐后甜点，但是我们俩谁都没有攒到过十五分。这真的是一件非常遗憾的事，因为我们后来再也没有遇到过比福尔贝斯太太做的更好吃的布丁。

晚餐开始之前，我们面对空盘子站着祈祷。福尔贝斯太太并不是天主教徒，但她的合同中规定每天要带我们祈祷六次，为了履行这一条款，她不得不学习我们的祈祷文。然后，我们兄弟俩一起坐下来，屏住呼吸，接受她对我们的举止的检查，哪怕是最微小的细节也不放过。只有当一切看上去都完美了，她才拉响铃铛。然后，厨娘富尔维娅·弗拉米内亚送来那个讨厌的夏天每日必有的面条汤。

原先我们跟父母住在一起的时候，吃饭就像过节一样欢乐。上菜时，富尔维娅·弗拉米内亚总是围着桌子有说有笑，她那种颠三倒四的天赋为我们的生活增添了不少乐趣。最后她会跟我们坐在一起，从每个人的盘子里吃两口。但自从福尔贝斯太太开始掌控我们的命运，她上菜时总是保持绝对的沉默，以至于我们都能听到金属锅里汤沸腾的声音。在用餐过程中，我们必须让脊背贴着椅背，用一边腮帮子嚼十下，再用另一边嚼十下，目光不能离开那个面容冰冷而倦怠的中年女人，她正在背诵有关教养的课文。这跟周日的弥撒很像，但是少了唱诗班带来的安慰。

看到海鳗被钉在门上那天，福尔贝斯太太给我们讲的是对祖国应尽的义务。她的声音似乎让空气都变得稀薄了，富尔维娅·弗拉米内亚像飘浮在半空中一样无声无息。喝完汤之后，她给我们端上来一道炭烤鱼片，雪白的鱼肉散发出令人垂涎的香味。我那会儿就喜欢吃鱼肉，胜过任何飞禽走兽，这种味道让我想起我们在瓜卡马亚勒的家，心情放松了些。而弟弟却连尝都没尝就拒绝吃这个菜。

“我不喜欢。”他说。

福尔贝斯太太中断了背诵。

“你怎么知道？ ”她说，“你都还没尝呢。”

她朝厨娘投去警告的一瞥，但已经晚了。

“海鳗是世界上最鲜嫩的鱼肉，孩子们。”富尔维娅·弗拉米内亚说，“你尝一口就知道了。”

福尔贝斯太太不动声色。她用冷冰冰的语气告诉我们，在古代，海鳗是国王才能享用的美味珍馐，武士们都争着喝它的胆汁，因为据说能由此获得超自然的勇气。接着她再次向我们重复，正如她在那么短的时间内无数次说过的，好品位不是一种天赋，但也不是在任何年龄都可以教会的，而是需要从小培养。因此没有任何正当的理由拒绝吃饭。我在知道这是海鳗之前已经吃了一口，这时候左右为难：尽管勾起了我些许乡愁，但口感非常滑嫩。不过最终，那条蛇被钉在门上的情形战胜了我的胃口。弟弟鼓起勇气往嘴里送了一口，却没能忍住：他吐了。

“去卫生间，”福尔贝斯太太平静地对他说，“好好洗一洗，回来接着吃饭。”

我为他感到十分难过。因为我知道，对他来说，在这夜幕初降的时候穿过整栋房子，并在卫生间里待上足够长的时间来清洗自己，需要拿出怎样的勇气。但他很快就回来了，换了一件干净的衬衫，脸色苍白，身体在隐隐颤抖，虽然几乎看不出来。他很顺利地通过了福尔贝斯太太严格的清洁检查。于是她切下一块海鳗肉，命令我们继续。我强忍着吃下了第二口。而弟弟却连餐具都没动。

“我不会吃这个的。”他说。

他显然十分坚决，于是福尔贝斯太太避开了这个话题。

“可以。”她说，“但你不许吃餐后甜点。”

弟弟的解脱给了我勇气。我把刀叉交叉放在盘子上，这是福尔贝斯太太教我们的用餐结束时的规矩，说道：

“我也不吃甜点。”

“也不许看电视。”她说。

“我们也不看电视。”我说。

福尔贝斯太太把餐巾放在桌上，我们三个都站起来祷告。接着她就打发我们回卧室，并警告说，在她吃完饭之前我们必须入睡。此外，我们所有的积分都清零，只有攒到二十分以上才能再次享用她烤制的奶油蛋糕、香草馅饼，以及可口的梅子饼干，都是我们在余下的人生中再也没有吃到过的美味。

我们的爆发是迟早的事。整整一年，我们都在热切期盼位于西西里岛最南端的潘泰莱里亚岛上这个自由的夏天。第一个月的确是自由自在的，那时父母还跟我们在一起。到现在，我还能像做梦一般回忆起那个布满火山岩的炙热平原，那永恒的大海，那栋用生石灰一直刷到台阶的房子，在无风的夜晚，从窗口可以看到非洲灯塔上闪亮的叉形标记。我们跟着父亲探索岛屿周围沉睡的深海，发现过一串黄色的鱼雷，从二战以来就一直陷在那里，我们还捞到一个古希腊的双耳细颈瓶，将近一米高，上面挂着已经石化的花环，瓶底还残留着古时候的毒酒，我们还在一个雾气弥漫的死水区游过泳，那里的水密度极大，人几乎可以在上面行走。但是对我们来说，最耀眼的奇迹是富尔维娅·弗拉米内亚。她像一个快乐的主教，不管走到哪儿，身边总是围着一群睡眼惺忪的猫，让她走不动道，但她说自己并不是因为爱它们而忍受这些，而是为了不让自己被老鼠吃掉。晚上，当我们的父母在电视机前看成人节目时，富尔维娅·弗拉米内亚把我们带回她家，距离我们家不到一百米，教我们辨认那些遥远的声音，比如歌声、来自突尼斯的狂风的阵阵呼啸。她丈夫比她年轻得多，整个夏天都在岛另一端的旅馆干活，每天只回家睡觉。奥雷斯特跟他父母住得稍远一点儿。他总在晚上拎着刚刚捕获的成串的鱼和几篮子龙虾过来，挂在厨房，以便富尔维娅·弗拉米内亚的丈夫第二天拿到那些旅馆去卖。然后他再次戴上潜水用的顶灯，带着我们去抓山鼠。那些山鼠都像兔子那么大，对厨房垃圾虎视眈眈。有时候我们回到家时父母已经睡了，而我们却被院子里争抢剩饭剩菜的山鼠们吵得睡不着觉。但是，甚至这种困扰也是我们的快乐夏日神奇的组成部分。

请一个德国家庭教师这样的主意只有我父亲才想得出来。他是一个自负多于天赋的加勒比作家。欧洲辉煌的余烬让他目眩神迷，不管是在书中，还是在现实中，他总是显得太急于抹去自己出身的痕迹，并且幻想儿子们身上不再留有任何自己过去的印记。我的母亲依然保持着瓜希拉高地流浪教师的那种谦卑，从来不会质疑自己的丈夫，他的任何想法都是绝妙的。因此他们俩谁也不曾认真考虑过，当他们同四十位当红作家一起参加为期五周的环爱琴海诸岛文化之旅时，我们兄弟俩在一个多特蒙德女士官的统治下将要如何生活，这个女人一心要向我们强行灌输欧洲社会最陈腐的习俗。

七月的最后一个周六，福尔贝斯太太坐着班船从巴勒莫来到我们家。第一眼看到她，我们就意识到幸福生活结束了。在南部的炎热之中，她脚上穿着一双民兵靴，身上是一件西服领外套，头发剪得像男人一样短，戴一顶男士软呢帽，身上有一股猴子尿的味道。“欧洲人都这样，尤其是在夏天，”父亲对我们说，“这是文明的味道。”然而，尽管着装风格很硬朗，福尔贝斯太太本人却骨瘦如柴。如果当时我们年龄大一些，或者她能流露出一点儿柔情，我们也许会对她产生同情。从此我们的世界变了。自从进入夏天，我们每天都有六个小时探索神奇的大海，现在却被缩减为一个小时，而且很多时候只能进行单调重复的训练。跟父母在一起时，我们可以整天和奥雷斯特一起游泳，惊讶于他的艺高胆大，在混杂着血和墨汁的浑浊水域猎捕章鱼，除了几把匕首外别无其他武器。后来，虽然他一如既往每天中午十一点开着外挂发动机的小摩托艇过来，但是除了给我们上潜水课，福尔贝斯太太不允许他跟我们多待一分钟。她也禁止我们晚上去富尔维娅·弗拉米内亚家，因为她认为我们跟用人走得太近了。我们不得不把以前抓山鼠的时间用来研读莎士比亚。对我们这种习惯了偷人家院子里的芒果、在瓜卡马亚勒热得冒火的大街上用砖头砸狗的孩子来说，真的无法想象有比这种王子一般的生活更残忍的折磨。

然而，我们很快就发现，福尔贝斯太太对她自己并不像对我们那样严格，这是她权威的第一道裂痕。最初，在奥雷斯特教我们潜水的时候，她就在沙滩上彩色的遮阳伞下待着，穿得严严实实，读着席勒的叙事诗，之后给我们上好几个小时的社会行为理论课，直到午饭时间。

一天，她请求奥雷斯特用摩托艇带她去旅馆的游客商店，买回一件连体泳衣，黑色的，闪闪发亮，像是海豹的皮肤，但是她从不下水。我们游泳的时候，她就在沙滩上晒太阳，而且只用毛巾擦汗，不去淋浴。三天之后，她看起来就像一只活龙虾，而她身上文明的味道已然变得令人窒息。

黑夜让她得到了解脱。从她接手照料我们开始，我们就感觉到夜里有人在家里走来走去，甚至手舞足蹈。弟弟觉得那是富尔维娅·弗拉米内亚跟我们提起过的溺水者的游魂，惊恐不安。但很快我们就发现那是福尔贝斯太太。每到夜晚她就过上了一个独居女人的真实生活，而这种生活正是白天那个她严厉抨击的。一天凌晨，我们撞见她在厨房里，穿着女学生式的睡衣，正在制作美味的甜点，浑身上下都沾了面粉，连脸上都有，而且正在喝一杯波尔图葡萄酒，神志不清。这对白天那个福尔贝斯太太来说，简直是一桩丑闻。那时我们才知道，我们入睡以后，她并没有回自己房间，而是偷偷地下海去游泳，或者在客厅待到很晚，把电视调成无声，看少儿不宜的电影，一边吃着整个的蛋糕，一边喝着我父亲珍藏的只在特殊日子才舍得拿出来的好酒，直到喝完一整瓶。跟她整日挂在嘴上的朴素克制正相反，她是如此贪得无厌，带着一种放肆的激情。接下来我们会听到她在自己房间自言自语，用悦耳的德语整段整段地朗诵《奥尔良少女》，唱歌，或是在床上啜泣到天明，然后她双眼红肿地出现在早餐桌前，越来越阴郁，也越来越专横。我和弟弟此后再也没有像那时那样悲惨过。但是我打算忍到最后，因为我知道，无论如何胳膊拧不过大腿。而弟弟却拿出他个性中所有的强硬同她对抗，于是我们的快乐夏日变成了地狱。海鳗事件触动了他的底线。那天晚上，我们躺在床上听着福尔贝斯太太在沉睡的房子里不停地走来走去，一直在他心里发酵的仇恨突然爆发了。

“我要杀了她。”他说。

我很惊讶。不全是因为他的坚决，而是因为正巧从吃晚饭时开始我也在想同样的事。不过我还是试图劝阻他。

“你会被砍头的。”我说。

“西西里没有断头台，”他说，“再说，谁也不会知道是谁杀了她。”

他想到了我们从海里捞上来的那个陶罐，里面还有残留的毒酒。父亲留着它是想拿去做更深入的检测，以探究其毒性，因为那不可能是时光单独造成的结果。用它来对付福尔贝斯太太易如反掌，谁也不会想到，这既不是意外也不是自杀。于是在天快亮的时候，当我们感觉到她在折腾了一夜之后已疲惫不堪地躺倒了，我们把陶罐里的毒酒倒进了装着父亲珍藏的酒的瓶子里。据说这个剂量足以杀死一匹马。

每天早上九点，我们准时在厨房吃早饭，由福尔贝斯太太亲自端上来，甜面包是富尔维娅·弗拉米内亚一大早就放在烤箱里的。酒被偷偷换掉两天以后，早饭时弟弟用一个失望的眼神让我注意到，那个装毒酒的瓶子在餐具柜里原封未动。那天是周五，接下来的周末也是如此。但是周二晚上，福尔贝斯太太看着电视里播的成人电影，喝掉了一半。

然而，星期三早上她还是准时出现在餐桌前。因为熬夜，她的脸色一如既往的晦暗，厚厚的镜片后面，眼神跟平常一样焦虑。当她看到装甜面包的篮子里有一封贴着德国邮票的信时，眼神更加急切。她一边喝咖啡一边看信，虽然她跟我们讲过多次不应该这样做。在读信的过程中，她的脸色随着上面的字句阴晴不定。接着她撕下信封上的邮票，把它们跟剩下的面包一起放在篮子里，富尔维娅·弗拉米内亚的丈夫收集邮票。尽管那天一大早就不顺心，她还是陪我们一起上了潜水课。我们偏离正常路线，游进了一片盐度较低的海域，直到气罐里的氧气快要用尽。而且那天我们没上礼仪课就回家了。福尔贝斯太太不但整个白天情绪高涨，而且在晚餐时看上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活泼。弟弟接受不了这令人沮丧的结果。福尔贝斯太太一下令开始吃饭，他就以挑衅的姿态把面条汤推开。

“我他妈的烦透了这个虫子汤。”他说。

这句话就好像往餐桌上扔了一枚手榴弹。福尔贝斯太太白了脸，嘴角的线条变得僵硬。等到爆炸的硝烟慢慢消散，她的镜片上已满是泪水。她摘下眼镜，用餐巾擦干。在站起来之前，她把餐巾放在桌上，带着不光彩的落败的苦涩。

“你们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她说，“就当我不存在。”

她从七点开始就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但是，快到半夜的时候，她料想我们已经睡着了，我们看见她穿着女学生式的睡衣，拿着半个巧克力蛋糕和那个还有四指多高毒酒的瓶子回了自己房间。我打了个冷战，为她感到难过。

“可怜的福尔贝斯太太。”我说。

弟弟依然愤愤不平。

“如果她今晚没死，可怜的是我们。”他说。

那天凌晨她又自言自语了很长时间，在近乎疯狂的情绪中，她高声朗诵席勒的诗句，最后以一声响彻整栋房子的尖叫攀上了顶峰。接着她发出多次叹息，似乎将整个灵魂都倾空了，最后，随着一声像是漂泊的小船发出的凄厉而绵长的哨音归于平静。因为夜里盯了她很久，第二天醒来时，我们仍然觉得筋疲力尽。阳光从百叶窗缝里像刀片一样投射进来，但整栋房子仿佛沉没在池塘中。这时候我们才发现已经快十点了，而我们没有被福尔贝斯太太每天早晨的例行日程吵醒：既没有听到八点钟冲马桶的声音、洗手池水龙头的流水声、拉开百叶窗的声音，也没有听到她靴子的铁掌踩在地上的声响，以及奴隶贩子似的手掌那三下催命的拍门声。弟弟把耳朵贴在墙上，屏住呼吸，努力捕捉隔壁房间最细微的生命迹象，最后长出了一口气。

“万事大吉！”他说，“唯一能听到的就是大海的声音。”

快到十一点的时候我们自己准备了早餐，然后在富尔维娅·弗拉米内亚带着那群猫来打扫卫生之前，带着各自的两罐氧气，外加两罐备用气，去了海滩。奥雷斯特已经到码头了，正在给一条刚刚捕到的六磅重的金头鲷开膛。我们告诉他，我们等福尔贝斯太太到十一点，看她还在睡觉，就决定自己下来。我们还告诉他，头天晚上她在餐桌上哭了，也许晚上没睡好，更愿意继续在床上待着。但正如我们所料，奥雷斯特对这些解释没什么兴趣。他陪着我们在水下东扫西荡了一个多小时，然后示意我们上去吃午饭，自己则开着小摩托艇去游客们住的旅馆卖那条金头鲷。我们站在石阶上挥手向他告别，让他相信我们正准备回家，直到他消失在悬崖的拐角处。然后，我们再次背上氧气罐，在没有任何人允许的情况下继续游泳。

天阴了下来，地平线上传来隐隐的雷声，但大海仍旧平静而清澈，本身的光就足以照明。根据估算，我们从海面上游到潘泰莱里亚灯塔那里，然后向右游了大约一百米，从初夏时发现鱼雷的地方潜了下去。它们还在那里：一共六枚，漆成明黄色，上面的序列号完好无损，完全按次序排列在这火山底部，不可能是无意为之。接下来我们继续绕着灯塔转圈，寻找富尔维娅·弗拉米内亚多次绘声绘色地向我们描述过的沉没的城市，但是并无斩获。两小时后，我们确信没有什么新的神秘物体有待发现了，才凭着最后一口氧气浮出水面。

在我们潜水时，外面下了一场暴雨。海面上波涛汹涌，沙滩上到处都是垂死挣扎的鱼，一大群食肉的海鸟在低空盘旋，发出凄厉的尖叫。但是傍晚的阳光像晨曦一样炫目，没有福尔贝斯太太的生活很美好。然而，当我们筋疲力尽地爬上礁石台阶，却看到家里有很多人，门口停着两辆警车。这时我们才第一次意识到自己都做了些什么。弟弟开始发抖，想要掉头。

“我不进去。”他说。

相反，我当时有一种模糊的想法：只要进去看看尸体，我们就不会被人怀疑。

“别慌，”我对他说，“深呼吸，只想着一件事：我们什么都不知道。”

没人注意我们。我们把氧气罐、面具和潜水脚蹼放在门厅，从侧面的走廊绕进去，那里有两个男人坐在地上抽烟，身边放着一副担架。这时候我们才发现后门还有一辆救护车和几个荷枪实弹的警察。客厅里，附近的女人们坐在靠墙的椅子上，正在用方言祷告。男人们则聚集在院子里，谈论着跟死亡毫无关系的话题。我紧紧地握着弟弟僵硬冰凉的手，从后门走进房子。我们的卧室门开着，里面的情形跟我们早上离开时并无二致。而隔壁，也就是福尔贝斯太太的房间，有一个全副武装的警察守在门口，但门是开着的。我们怀着沉重的心情探身朝里面看去。就在这时，富尔维娅·弗拉米内亚像一阵风似的从厨房跑出来，惊叫着关上了房间的门。

“看在上帝的分上，孩子们，别看她！”

已经晚了。在以后的人生中，我和弟弟从未忘记在那短暂的一瞬间所看到的情形。两个警察正在用卷尺测量从床到墙的距离，另一个警察则像公园摄影师一样在用蒙着黑布的相机拍照。福尔贝斯太太没有躺在一片狼藉的床上，而是侧身躺在地上，浑身赤裸着倒在一片已经凝固的血泊中，血已经把房间的地板整个染红了。她身上密密麻麻全是刀伤。其中二十七处是致命伤。从伤口的数量和残忍程度可以看出，它们是在激烈的性爱激起的狂乱中刺上去的，而福尔贝斯太太以同样的激情接受了伤害，甚至没有叫，也没有哭，而是用她士兵一样洪亮优美的嗓音朗诵着席勒，清醒地知道这是她的快乐夏日必须付出的代价。

一九七六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