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不喜欢人家谈论衰老和死亡，因为这些话中有令她反感的身体丑陋的形象。她多次几乎动情地对男主人说，他的观点是肤浅的；她说，人不仅是他那日趋衰老的身体，因为最重要的是人的事业，人留给他人的东西。这对她来说，不是新论点；在三十年前她就用过，当时她爱上了比她大十九岁的她后来的丈夫；她一直由衷地尊重他（尽管她有他不知道或者完全不想知道的所有那些不忠）；也尽力说服自己，丈夫的才智和作用补偿了他的高龄。

“什么事业，请问您！您希望我们留下什么事业！”他带着一丝苦笑反驳道。

她不想提及已故的丈夫，尽管她被丈夫充分发挥的才智的经久价值牢牢地征服了；她只是回答说，世间任何人都在完成一项事业，无论它多么微小，但恰是这个，也惟有这个，赋予人价值；她开始滔滔不绝地谈自己，谈她在布拉格郊区的一个文化宫里的工作、她组织过的诗歌讲座和诗歌晚会，她谈起（带着一种让她显得不得体的夸张）“公众感激的面孔”；随后，她说她很满意有一个儿子，并且看到她自己的相貌（她的儿子像她）渐渐变化，变成一张男人的脸，说她很满意给了儿子一个母亲可以给的一切，并且不声不响地在他的生活印迹上慢慢消失。

她开始谈论儿子并非偶然，因为那一天，儿子出现在她的每个思绪中并责怪她在公墓的失败；这是奇怪的；她从未允许一个男人把意愿强加给她，但是亲生儿子却把她束缚在桎梏中，她却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如果说公墓的失败使她烦乱不安到这种地步，那也主要是她感到愧对儿子，并且害怕他的指责。她的儿子心怀嫉妒、小心翼翼地注意着那些她理应纪念他父亲的事情（是他坚持主张每年的诸圣瞻礼节不能忘记去扫墓！），她很早就想到：这种担心与其说是出于对父亲的爱，倒不如说是出于专横地压迫母亲，把她限制在符合寡妇身份的范围内的愿望；因为事情就是这样，尽管他从没有承认而她也努力（徒劳）不理睬这件事：想到母亲还可以有性生活就令他反感，厌恶考虑她身上任何可以靠性存在的东西（哪怕是潜在性），且因为性概念是与青春概念相关的，也厌恶考虑她身上任何可以靠青春活力存在的东西；他不再是一个儿童，而母亲的青春活力（与母亲的关怀的攻击性相关）在他和开始对他感兴趣的那些女孩子们的青春活力之间形成一个障碍；为了使他可以承载母爱，能够爱母亲，他必须有一位年迈的母亲。而她呢，尽管有时意识到儿子这样做是在把她推向坟墓，但最终还是顺从儿子，屈从儿子的压力，甚至将这种屈从理想化，让自己相信她的生命之美正是源于无声无息地消失在另一个生命的后面。出于这种理想化（没有这个理想化，她脸上的皱纹将会更加刺痛她），她在与男主人的争论中投入了如此意想不到的热情。

但是，她的男主人突然俯身到隔开他们的小桌子上，抚摩着她的手说：“如果我说了蠢话，请您原谅。您很清楚我一直就是一个傻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