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用打开窗子，上校就知道已经到了十二月。他在厨房里剁喂鸡的水果时，浑身的筋骨就把这个消息告诉了他。然后，他打开门，屋外的景致也证实了他的感觉。院子里美极了，小草、树木，以及那间当厕所用的小屋，仿佛都在离地面一毫米处，漂浮在阳光里。

妻子在床上一直躺到九点钟。等她进了厨房，上校已经收拾完屋子，正和孩子们围着公鸡闲聊天。

她得绕过他们才能走到炉子跟前。

“别在这儿挡路！”她嚷道，阴沉地瞪了鸡一眼，“你究竟什么时候才能不这样整天泡在这只倒霉的公鸡身上！”

上校想从鸡身上看出妻子为什么要发火，可一点儿也看不出它有什么可恶的地方。它已准备停当，只等接受训练了。它脖子和大腿上的毛已经拔去，露出紫红的皮肉，冠子也修剪过了，显得精精干干，没遮没挡的。

“你上窗口去看看，把鸡忘掉吧，”孩子们走后，上校对她说，“这么美妙的早晨，教人真想拍张相片。”

妻子走到窗前看了看，神情丝毫不为所动。“我倒想栽几株玫瑰花呢。”她说着回到了炉子旁边。上校把镜子挂到柱子上，准备刮脸。

“想栽你就栽嘛。”他支持道。

他尽力使自己的动作和镜子里的影子合拍。

“猪会吃掉的。”她说。

“猪吃了更好，”上校说，“吃玫瑰花长大的猪，肉味一定香极了。”

他从镜子里看见妻子还是那副闷闷不乐的样子。在火光映照下，她的脸庞仿佛是用做炉子的那种泥塑成的。他两眼注视着妻子，手则不知不觉地在照他多年来的老习惯那样摸索着刮脸。妻子长时间地沉默着，思索着什么。

“我不想栽。”她说。

“也好，”上校说，“那就别栽了。”

他觉得很舒坦。十二月一到，他的肠胃就不发胀了。这天早上，他想穿那双新鞋，却不怎么顺心。他试了好几次，终于明白那都是白费气力，于是还是穿上了那双漆皮靴。妻子见他又换上了旧鞋，便说：

“新鞋你要是不穿，永远也不会合脚。”

“那是给瘫子做的鞋，”上校满心的不情愿，“那些人卖鞋之前，应该先找人穿上一个月。”

他怀着下午准能来信的预感兴冲冲地上了街。因为还不到船靠岸的时间，他便去堂萨瓦斯的办公室等他。可那里的人对他说，堂萨瓦斯要到星期一才会回来。尽管这件事出乎上校的意料，他却并没有灰心。“迟早他得回来。”他自言自语道，接着朝码头走去，天色尚早，时光宜人。

“要是一整年都是十二月该多好，”他坐在叙利亚人摩西的店铺里嘀咕道，“人就会觉得浑身像玻璃一样亮堂、爽气。”

叙利亚人摩西恐怕费了好大气力，才把这句话翻译成已被他忘得差不多了的阿拉伯语。他是个安分守己的东方人，一件长皮衣一直蒙到头顶，活动起来就像个快要淹死的人一样笨手笨脚，真像是被人刚从水里救上来的。

“过去就是那样，”他说，“要是一直那样的话，我今年该有八百九十七岁了，你呢？”

“七十五。”上校说，眼睛紧盯着邮电局长。这时他才发现来了个马戏班子。邮船顶上一大堆花花绿绿的东西中有一顶打了不少补丁的帐幕。他的目光甚至一度丢开了邮电局长，去别的几条船上堆放着的大箱子中间寻找猛兽，但没有找见。

“是个马戏班，”他说，“十年了，这是来这里的第一个马戏班。”

叙利亚人摩西弄明白怎么回事之后，用一长串阿拉伯、西班牙混合语告诉了他的妻子。她从店后应了句什么，摩西嘀咕了一阵，又把她的担心翻译给上校听：

“快把猫藏起来，上校。小伙子们会把猫偷走卖给马戏班的。”

上校正准备去追上邮电局长。

“这个马戏班不耍野兽。”他说。

“一回事，”叙利亚人答道，“走钢丝的人专吃猫肉，这样骨头就摔不断了。”

上校跟在局长身后，穿过码头一带的集市，来到了广场上。突然，他听见斗鸡场里人声鼎沸。一个过路人向他夸了几句他的鸡，他这才想起来今天是预定开始训练的日子。

他从邮局门前走了过去。片刻之后，他已经置身在斗鸡场热火朝天的气氛中了。他那只鸡正孤零零、没有遮护地站在场子中央，脚趾上缠着布，两腿微微发抖，看上去有点怯阵。对手是一只没精打采的灰鸡。

上校不动声色地看着两只鸡一次又一次地厮拼。在震耳欲聋的呐喊声中，只见鸡毛、鸡腿和鸡脖子扭作一团。转瞬间，对手被甩到了隔板上，打了个旋稳住阵脚，又冲将过来。他的鸡并不进攻，只是一次又一次地击退对手，然后稳如泰山地落回原地。此刻，它的腿已经不抖了。

赫尔曼跳过隔板，双手举起它，让看台上的人们一睹它的风姿，四周响起了狂热的掌声和喝彩声。上校觉得这股欢呼的热烈劲头同紧张的斗鸡场面不相称，在他眼里，这简直就像是一出闹剧，连公鸡们都心甘情愿地跟在里头起哄。

他带着半鄙夷半好奇的心情环视着斗鸡场。人们兴高采烈地从看台上涌进场子里。上校观察着这一张张热情、焦切而又生气勃勃的面孔。都是年轻人，仿佛全镇的年轻人都聚在了这里。他恍恍惚惚，似又回到了那业已消逝的记忆中的某个时刻。接着他跳过隔板，挤进围成一堆的人群，迎向赫尔曼那双冷静的眼睛。两人目不转睛地对视着。

“下午好啊，上校。”

上校劈手夺过了鸡。“下午好。”他咕哝了一声，就再也没说一句话。鸡身上的热气和强烈的搏动使上校颤抖起来。他觉得此生从未抱过这么活蹦乱跳的东西。

“刚才您不在家。”赫尔曼不知说什么好。

又一阵欢呼声打断了他。上校不安了，他头也不抬地挤出人群，掌声和欢呼声弄得他有点发懵。他就这样抱着鸡走上了大街。

他身后跟着一大群小学生，全镇的穷苦百姓都跑出来看他。一个大块头黑人站在广场拐角的一张桌子上，脖子上盘条蛇，正在私自卖药。一大群从码头回来的人原本正围在那里听他吹牛，看到上校抱着鸡经过，马上把注意力转到了他身上。上校觉得，回家的路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长。

上校心里并不后悔。小镇经历了十年的动乱，很久以来一直处于沉闷的气氛当中。今天下午——又一个没有来信的星期五下午——人们苏醒了。上校记起了过往的岁月，仿佛又看见自己带着妻儿，打着伞观看没有因雨而中断的演出。他记起了当年他那个党的首领们头发梳得整整齐齐，在他家院子里一面摇着扇子，一面听音乐的情景。他仿佛觉得，此刻自己的腹中正回荡着大鼓那令人痛苦的响声。

他走在与河流平行的大街上，那里人群熙熙攘攘，让人联想到当年那次星期日的大选。人们在观看马戏班卸船。一家店铺里，有个女人朝他喊了句有关那只鸡的什么话。在恍惚中，他回到家，耳边还响着嘈杂的人声，仿佛斗鸡场里那欢呼声的余音一直跟随着他。

走到家门口，他对孩子们说：

“全都回家去，谁敢进来我拿皮带抽他。”

他闩好门，径直朝厨房走去。妻子上气不接下气地从卧室走了出来。

“是他们硬给夺走的，”她大声说道，“我对他们说了，只要我还有一口气在，他们就休想把鸡抱出屋去。”上校把鸡拴在炉座腿上，给罐里换了水，耳边萦绕着妻子激动的声音。

“他们说，哪怕踩着咱们的尸首也要把鸡带走，”她说，“他们说，这只鸡不是咱们的，而是全镇老百姓的。”

上校侍弄完鸡，才转过脸来看着妻子那张扭曲了的脸。他毫不惊讶地发现，这副神情此刻既没使他不安，也不令他同情。

“他们做得对。”他平静地说。然后一边在衣兜里翻着什么，一边用高深莫测的温柔语气又加了一句：

“鸡不卖了。”

妻子随他走进卧室，觉得丈夫今天人情味儿十足，可又教人捉摸不透，就像电影银幕上的人一样。上校从衣柜里取出一卷钞票，和衣兜里的合在一起数了数，又藏进柜子里。

“这儿一共有二十九比索，是还给我那老兄萨瓦斯的，”他说，“剩下的等退伍金来了再还。”

“如果来不了呢？”妻子问道。

“会来的。”

“可要是来不了呢？”

“那就不还。”

他从床底下找出那双新鞋，用一块破布擦了擦鞋底，又从柜子里找出那只硬纸盒，把鞋装了进去，放得和星期天晚上妻子给他买回来时一模一样。妻子一动不动地看着他。

“把鞋也退掉，”上校说，“这样可以再还他十三比索。”

“人家不会给退的。”妻子说。

“非退不可，”上校答道，“我总共才穿了两次嘛！”

“那些土耳其人才不理你这一套呢。”妻子说。

“他们必须理。”

“要是不理呢？”

“那就别理好了。”

老两口没吃晚饭便躺下了。上校等妻子念完玫瑰经，便熄了灯。但他睡不着。他听见鉴定影片的钟声响了，然后几乎紧接着——其实过了三个钟头——响起了宵禁号声。夜深了，寒气袭人，妻子喘得越发艰难。上校睁着眼。忽然，妻子说话了，声音平静如常，一种息事宁人的口气。

“你醒着吗？”

“嗯。”

“再冷静想想吧，”妻子说，“明天你再去找萨瓦斯老兄谈谈。”

“他星期一才回来。”

“那更好了，”妻子说，“你还有三天时间可以考虑。”

“没什么好考虑的。”上校答道。

十月黏糊糊的空气已被十二月令人安适的凉爽所替代。上校从石鸻鸟的定期迁徙中又一次感到十二月的气息。钟敲了两下，他还是无法入睡。他知道妻子也醒着，便在吊床上翻了个身。

“你还没睡着？”妻子说。

“嗯。”

她顿了一下。

“我们现在折腾不起了。”她说，“想想看，四百比索，摞在一起该有多少啊！”

“没几天退伍金就要来了。”

“这话你说了十五年了。”

“所以，”上校说，“不会再耽搁太长时间了。”

她有好一阵儿没说话。上校觉得时间仿佛都停止了流动，直到她重新开腔。

“我觉得这笔钱永远也不会来了。”妻子说。

“会来的。”

“如果不来了呢？”

上校无言以对。鸡叫头遍时他清醒了一会儿，但随即又无忧无虑地沉睡过去。醒来时，太阳已经升得老高。妻子还在睡觉。虽说晚起了两个钟头，他还是按部就班地做完了每天早上的例行家务，等着妻子起来吃早饭。

妻子起来时心事重重。他们互道了早安，便坐下来默默无语地吃早饭。上校喝了杯不加牛奶的咖啡，吃了块奶酪和一片甜面包。他一上午都耗在裁缝铺里。一点钟回到家，只见妻子正坐在秋海棠间缝补衣服。

“该吃午饭了。”他说。

“没有午饭。”她说。

上校耸了耸肩。他设法堵上了院子围墙的破口，免得孩子们又跑进厨房里来。等他再回到过道，饭菜已经在桌上摆好了。

吃午饭时，上校看出妻子一直在强忍着不让自己哭出来，这教他颇为吃惊。他知道妻子生性倔强，而四十年的苦日子把她磨炼得更倔强了。就连儿子死的时候，她也没掉一滴眼泪。

他责怪地看着她的眼睛。只见她咬住嘴唇，用衣袖擦了擦眼睑，接着又吃起饭来。

“你太伤人心了。”她说。

上校没有说话。

“你任性，死脑筋，还伤人的心。”她又说了一遍，把刀叉交叉着往盘里一放，但随即又疑神疑鬼地把它们放正，“我啃了一辈子黄土，到头来还不如一只鸡。”

“这是两码事！”上校分辩道。

“一码事！”妻子反驳道，“我活不了多久了，这你早就知道。我得的不是小病，我是快入土的人了！”

上校吃完饭前没再说一句话。

“如果大夫能打保票，说卖了这只鸡你的哮喘病就能好，我马上就去卖了它，”最后他这样说，“但要是不能打保票，我就不卖。”

这天下午，他自己把鸡带到斗鸡场去了。回到家里时，他发现妻子好像又要犯病了。她在过道上走来走去，头发披在背后，双臂张开，使劲喘着气，肺里发出阵阵哨音。她在那里一直待到了天黑，然后不理会丈夫，径自上了床。

宵禁号响过之后，她还在叽里咕噜地做着晚祷。上校准备熄灯，她不让。

“我可不愿黑咕隆咚地死掉。”她说。

上校把灯放在了地上。他累极了，恨不得忘掉这一切，一口气睡上他四十四天，然后一觉醒来发现正好是一月二十号下午三点——斗鸡场里放鸡的时刻。但他知道妻子并没有睡，正盯着自己呢。

“还是老样子，”过了一会儿，她终于说话了，“咱们挨饿，却让别人吃得饱饱的。四十年了，一直是这样。”

上校默不作声，直到妻子停住话头问他醒着没，他才回答说醒着。妻子又说了下去，语气平静、流畅，但又无比强硬：

“除了咱们，谁都能从这只鸡身上赚到钱。只有咱们连一分一厘下注的钱也没有了。”

“鸡主有权抽百分之二十的赢头。”

“过去在大选中，人家让你拼死拼活卖力气的时候，你也有权给自己弄个差事，”妻子反驳道，“内战时你连命都豁出去了，所以也有权拿退伍金。现在大家都有安生日子过，可你却快要孤苦伶仃地饿死了。”

“谁说我孤苦伶仃了。”上校说。

他还想再解释几句，但睡魔征服了他。妻子一直哑着嗓子唠叨，过了很久才发现丈夫早就睡着了。于是她钻出蚊帐，在黑黢黢的堂屋里走来走去，嘴里还是唠叨个不停。天快亮的时候，上校叫了她一声。

她出现在卧室门口，奄奄一息的灯光自下而上地照在她身上，让她看上去活像个幽灵。进蚊帐前她先熄了灯，但还在嘀咕着什么。

“要不咱们这么办吧！”上校插了一句。

“咱们能办的只有一件事，就是把鸡卖掉。”妻子说。

“也可以卖钟嘛！”

“没人买。”

“明天我出去想想办法，看阿尔瓦罗肯不肯出四十比索。”

“他不会给你那么多钱。”

“那就卖那张画。”

再听见妻子的声音时，她已经又站在帐子外面了。上校从她的鼻息里闻到一股草药的气味。

“没人买。”

“等着瞧吧。”上校轻声轻气、语调平和地说，“现在快去睡觉，要是明天什么都卖不出去，再想别的办法。”

他竭力想睁开眼皮，可睡意终于压倒了他。他深深陷入了一种没有时空概念的状态中，妻子的话语此刻听上去完全变了样。但不一会儿，他又被摇醒了。

“你回答我的话呀！”

上校弄不清是在梦中还是醒后听见的这句话。天色已经发白了。窗口映入星期天的绿色晨曦。他觉得自己又发烧了，眼睛胀得发疼，费了好大劲儿才清醒过来。

“要是到头来什么也卖不出去，你还有什么办法？”妻子又问。

“那就该到一月二十号了，”上校说，已经睡意全消，“到那天下午，他们就会付给我们百分之二十的赢头。”

“那也得鸡斗赢吧，”妻子说，“可是它也许会输。难道你没想过它可能会输吗？”

“这只鸡不会输。”

“可如果输了呢？”

“还有四十五天才轮到考虑这件事情呢。”上校说。

妻子绝望了。

“那这些天我们吃什么？”她一把揪住上校的汗衫领子，使劲摇晃着。

“你说，吃什么？”

上校活了七十五岁——用他一生中分分秒秒积累起来的七十五岁——才到了这个关头。他自觉心灵清透，坦坦荡荡，什么事也难不住他。他说：

“吃屎。”

一九五七年一月，于巴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