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已经到墨西哥湾了。”二月二十六日，我起来吃午饭的时候，一个伙伴这样对我说。前一天，我对墨西哥湾的天气着实有些担心。不过驱逐舰虽说有点晃动，前进得还算平稳。我很庆幸自己的担忧只是无端的瞎想，便走到了甲板上。海岸的轮廓早已看不见了。四周只剩下碧绿的大海和蔚蓝的天空。可在甲板中央，枪炮大副米格尔·奥尔特加面色煞白地坐在那里，脸都扭曲了，他在忍受晕船的煎熬。这有一阵子了，在莫比尔的灯火还依稀可见的时候就开始了，按说米格尔·奥尔特加在海上并不是什么新手，可在过去的二十四小时里，他连站都站不起来。

米格尔·奥尔特加在朝鲜待过，在帕迪亚海军上将号护卫舰上服役。他算是经多见广，对海洋可以说再熟悉不过了。可这一回，尽管墨西哥湾风平浪静，他还是得靠人帮忙才能起身去值勤。他就像是奄奄一息了，什么都吃不下去，我们几个和他一起值勤的伙伴要么让他坐在船尾要么让他坐在甲板中央，直到最后命令下来把他送到卧室舱房里去。然后他就趴在铺位上，头朝外，随时准备撕心裂肺地大吐一场。

二十六日夜里，我记得是拉蒙·埃雷拉对我提起，说加勒比海上情况有点儿不妙。按照大家的计算，这一天的后半夜我们就应该能驶出墨西哥湾。我站岗的地方正对着鱼雷发射架，我正满心欢喜地想，就快到卡塔赫纳了。这一夜很亮堂，高高的天穹上满布星斗。我自打进海军起就喜欢辨认星星。这天夜里，卡尔达斯号波澜不惊地驶向加勒比海，我则愉快地做着自己喜欢的事情。

我认为，一个游遍世界的老水手靠船只晃动的不同情况就能判断出这是哪一处海域。我第一次出海时的经历告诉我，此刻已经到加勒比海了。我看了看手表，是夜里十二点半钟。二月二十七日凌晨十二点三十一分。就算船不怎么晃动，我也一样能觉察出这是到加勒比海了。而实际上船晃动得厉害。我这个从来不晕船的人也开始感到不安。我有一种奇怪的预感。不知怎的，我想起了枪炮大副米格尔·奥尔特加，他正在下面的舱房，趴在铺位上，连肠子都快吐出来了。

早上六点，驱逐舰像蛋壳一样晃个不停。路易斯·任希弗躺在我的下铺，没有睡着。

“胖子，”他叫了我一声，“你还没晕船吗？”

我说没有，但我告诉他自己很担忧。我刚才说过，任希弗是个工程师，勤奋好学，是个好水手，他给我列举了种种理由，说卡尔达斯号在加勒比海上没有一丁点儿危险，绝不会出事。“这是一艘狼船。”他这样说道。他还跟我提起，就在这一片海域，二战时这艘驱逐舰还曾击沉过一艘德国潜水艇。

“这舰船稳着呢。”路易斯·任希弗说道。船晃来晃去，我躺在铺位上实在睡不着，他这么一说，我心里踏实了许多。可左舷风越刮越大，我想象着卡尔达斯号在这样的大浪之中会怎么样。就在这时，我想起了《凯恩号哗变记》。

尽管一整天的天气都没什么变化，但我们的航行还算是正常。值勤的时候，我努力想象着到卡塔赫纳之后要做哪些事情。我会给玛丽写信的。我打算每星期给她写两封信，说起写信我这个人从不懒散。自从我加入海军起，我每个星期都会给波哥大家里写信。我还常给奥拉亚街区我的那些朋友邻里写信，都还挺长的。因此我一定会给玛丽写信的，我这样想着，一面还每隔一会儿就算一算还有多长时间才能到卡塔赫纳：还得整整二十四个小时。这是我倒数第二次值勤。

拉蒙·埃雷拉帮我一起把枪炮大副米格尔·奥尔特加弄到了他的床上。他的状态越来越糟了。自从三天前我们驶离莫比尔港，他就什么东西都没吃过。他现在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脸色发绿，整个人都走了形。

舞会开始

船从夜里十点钟开始跳起舞来。二十七日的白天卡尔达斯号也一直在晃动，可比起二十七日的夜里，就不算什么了。我躺在铺位上，为在甲板上值勤的伙伴们担心。我知道，躺在各自铺位上的人也没有谁睡得着。快十二点的时候，我对下铺的路易斯·任希弗说：

“你还没晕船吗？”

正如我所料，路易斯·任希弗也没睡着。不管船怎么颠簸，他的好心情丝毫不减。他答道：

“我不是跟你说过吗，想看到我晕船，那得整个大海都晕了才行。”

这句话他总挂在嘴边。可这天夜里，他几乎来不及把这句话说完。

我先前说过，我心里很不安。我说过这是一种类似恐惧的感觉。二十七日夜半时分，扩音器里传来了对全体船员的命令：“全体人员移到左舷。”我的感觉不再是捕风捉影了。

我非常清楚这道命令的意义所在。舰船正在向右舷倾斜，到了危险的程度，需要用我们的体重去恢复平衡。我在海上航行已经两年了，这是第一次对大海真正心存畏惧。上面，海风怒号，甲板上的人员一定都是浑身湿透，瑟瑟发抖。

一听到命令，我立刻从铺位上一跃而起。路易斯·任希弗十分镇静，他站起身来，走向靠左舷的几张空铺中的一张，那是在值勤的人的铺位。我手扶着一张张上下铺，努力想迈开脚步，这时，我忽然想起米格尔·奥尔特加。

他已经动弹不得了。听到命令，他也努力想爬起来，但因为他已经晕得七荤八素，又摔回了床上。我把他扶了起来，安顿到靠左舷的一张床上。他声音低哑、有气无力地对我说，他感觉自己不行了。

“要不我们去争取一下，别让你再去值勤了。”我对他说。

这样说不太合适，可如果米格尔·奥尔特加真的一直躺在他的铺位上，他也不至于死掉的。

二十八日凌晨四点，在船尾集合的我们六个，全都一夜没合眼。这中间有我朝夕相处的伙伴拉蒙·埃雷拉，还有领班的士官吉列尔莫·罗索。那是我在舰上的最后一次值勤。我知道下午两点钟我们就会到达卡塔赫纳。我打算交完班后好好睡上一觉，这样，当晚就可以上岸玩个痛快。离开卡塔赫纳已经有八个月了。清晨五点半钟，我在一个见习水兵的陪同下，去底舱检查了一回。七点钟，我们替换值勤的人，让他们去吃早餐。八点钟，他们又换下了我们。这就是我的最后一班岗。一切都太平无事，只是风越刮越大，浪也越来越高了，浪冲上舰桥，拍打着甲板。

拉蒙·埃雷拉在船尾待着。待在那里的还有头戴耳机的值勤救生员路易斯·任希弗。甲板中央半靠半躺着晕得半死不活的枪炮大副米格尔·奥尔特加。船的这个位置晃动得缓和一些。我和二等水兵埃德瓦尔多·卡斯蒂约聊了几句，他是舰上的仓库管理员，单身，波哥大人，为人很拘谨。我也记不起来我们当时都聊了些什么。我只知道，从那时算起我们再一次碰面是在几小时后，他掉落海水，沉下去了。

拉蒙·埃雷拉正在搜集硬纸板，想用它们把自己遮起来，试图睡上一觉。舰船晃来晃去，卧室里根本睡不成觉。浪越来越猛，越来越高，一次次涌上甲板。我和拉蒙·埃雷拉在船尾绑得结结实实的冰箱、洗衣机和电炉之间找个地方妥妥地躺了下来，我们可不想被打上来的浪头卷走。我仰面躺着，看着天空发呆。这样躺着的时候，我心里踏实了一些，心想过不了几个小时，我们就能到卡塔赫纳海湾了。没有什么暴风雨；天气十分晴朗，能见度很好，天空蓝得透亮。这会儿我也不觉得鞋子打脚了，刚才交班之后，我换了双胶鞋。

寂静无声的一分钟

路易斯·任希弗问我几点钟了。十一点半。一个小时了，舰船一直倾斜着，朝着右舷倾斜得很厉害。扩音器里又传来了昨天夜里发布过的命令：“全体人员移到左舷。”我和拉蒙·埃雷拉没有动弹，因为我们本来就在左边待着。

我想起了米格尔·奥尔特加，不久前我还在右舷见过他，就在这时，我看见他晃晃悠悠地走了过来，靠着左舷躺下了，依然晕得死去活来。这时，驱逐舰突然令人恐惧地歪了一下；有点失控。我屏住了呼吸。一个巨浪向我们袭来，我们全身都湿透了，就像是才从海里被捞上来的一样。过了好一会儿，驱逐舰才好不容易恢复到正常的位置。路易斯·任希弗站在岗位上，脸色发青。他紧张地对我们说道：

“真见鬼！这条军舰失控了，控制不住了。”

这是我头一次看见路易斯·任希弗紧张。在我身边，拉蒙·埃雷拉若有所思，他也是浑身上下没一块干地方，依然是一声不吭。一时间，四下里一片寂静。过了一会儿，拉蒙·埃雷拉开口说：

“只要上头一发命令说砍断缆绳，让装的这些货滚下水里，我头一个就去砍。”

这是十一点五十分的事。

我也这么想，迟早他们会发出这样的命令，把绑着货物的绳索砍断。这种做法有个名字，叫“减轻负荷，轻装前进”。只要命令一下，收音机呀冰箱呀电炉呀全都会滚进海里。我想，真到那个时候，我就得下到舱房去，因为虽说在船尾也很安全，可那是因为我们躲在了冰箱和炉灶中间。一旦没了这些东西，随便一个大浪就能把我们卷到海里。

舰船继续在波涛中挣扎前行，可倾斜得越来越厉害了。拉蒙·埃雷拉将一块篷布卷了卷，把自己裹了起来。我们都用篷布盖住了自己，又一个大浪，比刚才那个要大得多，直冲着我们扑来。我用双手护住脑袋等大浪过去，半分钟后，扩音器又沙沙响了起来。

“这回准是要求砍断缆绳。”我想。可传来的却是另外一道命令，那声音坚定自信，不慌不忙：“所有在甲板的人员，请套上救生圈。”

路易斯·任希弗无比镇静，他一只手扶住耳机，用另一只手去套救生圈。而我，每一次大浪过后，总会先感到一片真空，接下来是一阵寂静。我看见路易斯·任希弗已经套好了救生圈，又重新把耳机戴好。于是我闭上双眼，耳边清清楚楚地听到了我的手表嘀嘀嗒嗒的声音。

我听了差不多一分钟手表的声音。拉蒙·埃雷拉一动也不动。我估摸着时间是差一刻十二点。离到达卡塔赫纳还有两小时航程。有那么一瞬，驱逐舰仿佛悬在了空中。我抽出手来想看看几点了，可我既没看见手臂，也没看见手，更没看见手表。我甚至连浪也没看见。我只觉得这艘船完全失控了，我们藏身其中的那些货物一下子都滚了起来。说时迟那时快，我刚站起身来，海水已经没到我的脖子。我两眼瞪得溜圆，看见了路易斯·任希弗，他脸色铁青，牙关紧咬，想从水里探出身来，手里还高高举着耳机。这时，海水漫过了我的头顶，我急忙朝上方游去。

我朝着上方游去，竭力想浮出水面，一秒、两秒、三秒钟过去了。我还在拼命朝上方游着。气不够了。我快要窒息了。我竭力想抓住一件货物什么的，可那些货物都不见了。我的周围什么都没有。浮出水面时，我朝四下里看去，唯有茫茫大海。一秒钟之后，在离我一百米开外的地方，在波浪中，舰船露了面，它四面八方都在向外淌水，活像只潜水艇。直到此刻我才明白，自己落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