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我囚室的窗子，我能看见他们停在海湾的船。

他们六月二十四日到达并废除和那个恶魔红衣主教签署的条约时，我和我的朋友们已经上了一条开往土伦的船：我们被拖下船，押往维卡瑞亚。我是监狱关押的少数几个女人之一，所以，被分配到一个长十步，宽七步，尽是浮渣的单人囚室，有张小床睡觉，没戴镣铐。我的两个朋友是被铁链铐在墙上度过夏天的，其他人五人一组弓着腰关在一间囚室，身体紧挨着身体睡在地板上。我们有些人经过了称为审判的审讯闹剧，但我们的罪已经定了。

日复一日，我看到那条黑船在水里行驶着。我不会给他们寄满是汗水或泪水的谄媚的信的。我不会求他们饶命。

晚上，我看见航标灯和白桅杆在月光下闪烁。有时，我盯视那条船的时间太长，所以，我能让摇晃的船桅看上去静止不动而感觉监狱在移动。

我看见那只小船来来往往，给他们送来吃的、喝的，还送来乐师，是为晚上的娱乐准备的。我能听见叫喊声和笑声。我记得他们桌上丰盛的饭菜。我记得英国大使和夫人因此被称道的那些聚会。在她做形体表演的那几个晚上，我朗诵了我的诗歌。在我的囚室里，我作了几首诗，两首用那不勒斯语写成，还有一首用拉丁文写的献给蓝天和海鸥的挽歌；作这首挽歌是要向我的维吉尔大师致敬。

成为一艘劈开盛夏大海之船是多么快乐啊。做一只在夏日蔚蓝的天空中飞翔的海鸥多么开心啊。小时候，我在幻想中，经常赋予自己飞翔的本领。但在狱中，身体有地心引力。尽管一日两顿送到我囚室的面包和汤的配给少得可怜，因此人变得相当瘦小，但我前所未有地感到与大地紧密相连。我的灵魂想攀升，但我甚至在白日梦中都无法让自己如今的身体飞起来。我能想象的只是，我一上升，就会垂直落下——在他们的船、他们的船边上——径直坠入大海。

八月六日黎明时分，我走到窗前，发现那艘旗舰不见了。他们核准杀害那不勒斯爱国者的工作结束后，便驶回了巴勒莫。绞刑和斩首将持续到第二年春天。

我两周后被处决。

当我发现我难逃被处决的命运时，我要求被斩首而非处以绞刑。这是我这个阶层享有的、我想行使的惟一的权利。我的要求被政变上台的国家政府驳回，依据是我是个外国人。嘿，我是外国人。我生于罗马，八岁后在那不勒斯生活。我的葡萄牙父亲获得那不勒斯贵族特权并获那不勒斯公民身份的时候，我就已经入了那不勒斯籍了。我嫁给了一个那不勒斯贵族军官。是的，我居然还是个外国人。

为了赴刑，我选了件脚踝处变窄的长黑袍，上一次穿它是四年前参加我丈夫的葬礼。我挑了这件衣服，不是要让自己显得对我们破灭了的希望表示哀悼，而是因为我例假来了，我要穿件我站在绞刑架下时看不出任何血污的衣服。

最后一夜我都在努力战胜我的恐惧。

首先，我担心我会失去尊严。我听说过那些快上绞刑架的人常常大小便失禁。我担心我被押着穿过广场来到平台时——绞刑架及其梯子都架在上面——我的双膝会打颤。我担心一见到执行绞刑的刽子手拿着遮眼布朝我走过来，一看见他的助手拿着带绞索的长绳，我会恐惧得不得体地一阵抽搐。围观的人群高呼“国王万岁”，这激怒了我的一些朋友，他们最后喊出“共和国万岁”。但是，我想要安静地踏上黄泉路。

其次，我担心他们绞死我之前我就窒息了。我知道，刽子手把那块脏兮兮的布蒙在我头上后，他或者他的助手就会从我头顶上朝我肩上扔下一个重重的、粗糙的绳索。看不见的手会把绳索抽得更紧，我就得顺从着绳索，被拖到梯子的脚下，然后往上吊——我只好跟着绳子走。我想象着梯子吃不消三个人的重量而被压弯。我上面的刽子手，把我的头往上拉。我下面的他的助手，抓住我的脚踝，定好方向，把它们从一级阶梯推向另一级阶梯。

再就是，我担心刽子手爬向横梁抽紧他的绳子一头后我死不了；他的助手，把我的脚踝抓得更紧，把我连同他一起推到空中。我们俩荡在空中，他的重量在我脚下下沉时，我会不会还活着？刽子手从横梁上跳下，骑在我肩上，我们成了悬荡在那里的三人组合，我会不会还活着？

天亮了。我穿上衣服。我被从囚室带到典狱长办公室边上的一个房间，再次见到我的朋友们的喜悦——我有志趣相投的伙伴，有七个我的爱国者同仁一起被绞死——突然之间我有一种感觉，我并不怕死。

天气已经非常炎热。他们给我们水喝。我要咖啡。一个看守去报告典狱长，他同意了。但是，我的咖啡拿来时是滚烫的，我等它凉下来时，门口那些人也在等我。他们告诉我我没有时间了。我对他们说我获许先喝咖啡，那他们就必须再给我几分钟时间。我们当中有个诗人，才二十三岁，他利用这一耽搁拿出一张纸写了起来。我想知道是否又是一首诗，或者是他准备在绞刑架下说的一些话。我想啜饮咖啡时，它还烫我的舌头。我放下咖啡，根本不去管门口那些恶狠狠地瞪着我的人。诗人还在写。我很高兴让他又多写了这些话。主教拿着念珠跪在那里。仿佛我让时间停了下来——但是，又会是我让时间重新往前走起来。因为这时，我的咖啡在无情地凉下来。一旦我能喝了，魔法就破除了，我们将向前踏上我们的不归路。

我一动不动。我只要一动，我感觉到，就会破除了这个魔法。我饿坏了，前天晚上量很少的一顿饭中我拿了一块面包偷偷地塞在双乳之间。我本来可以在等我的咖啡凉下来时吃这块面包的。但是，看守们可能会讲只允许我喝咖啡，不许吃东西。

我又一次把碗端到嘴边，哦，天哪，咖啡已经不冷不热完全能喝了。

我想——一个女人的想法，也许——我该对别人说些安慰话，因为我看到，他们至少和我一样因为绝望而非常虚弱。脑海里想起《埃涅阿斯纪》中的话：回首往事眉开眼笑——也许将来某一天想起这件事也会是件乐事。我见到年轻诗人的脸上滑过一丝微笑。

我们被押出监狱，上囚车前，我们的膀子被紧紧反剪着。我当时意识到，我的手膀决不会再松绑了。我没有勇敢一些吃了那块面包，多么后悔啊！

囚车把我们带到舒畅、晴朗的天空下；穿过了人头攒动的街道，人们已习惯于看这种重复来重复去的不道德的受难场面；来到了集市广场，此处搭建了绞刑台，聚集了大量观众准备看我们在空中舞蹈。这些不耐烦的观众本身也受到监视，由来自正规军的士兵、恶魔红衣主教的军队，还有两个骑兵团包围着。我们被带进卡尔米内教堂里边，这里站着另外的后备军队，以防暴乱；然后我们被关入无窗的禁闭室。

他们先绞死我们的骑兵军官。他二十四岁，是一个大公爵家族的后代，他是国民警卫队副队长。绞刑似乎花了二十分钟不到的时间。我听见人群的叫喊声。

接下来是七十三岁的牧师，一个温文尔雅、精神矍铄的老人。

看到我的朋友一个一个地走掉，我心想——也许是因为我是惟一的女人——我会不会排在最后。

等到只剩下我和那个年轻诗人时，我对他说：我有个要求，我希望它不会让你觉得尴尬，但是，再过一会儿，我们的身体就会遭到损毁和玷污，所以，也许我们能提前几分钟从平时束缚我们的要做谦谦君子的顾虑中释放出来。我饿极了，我袍子胸口里面有一小块面包。你能不能行行好试着把它弄出来。想象一下就好比你朝你母亲的乳房低下头去吧。

我怀着敬意朝我的一个诗友低下头去，他说。

我早已忘记一个男人的脸埋在我胸口的感觉了。多么美妙啊。他抬起头来，牙齿咬着那块面包。他和我一样，双眼含着眼泪。我们把脸靠在一起，这样好分享这块面包。然后他们把他带走了。

我听见人群的呼喊声。这意味着我的诗人在被绞死。我非常希望我能用一下洗手间。接下来就轮到我了——哦，是的，和我想的一模一样。

我叫爱勒纳拉·德·芳斯卡·皮明特尔。我生下来就叫这个名字（我父亲叫唐·克莱门特·德·芳斯卡·皮明特尔），大家也只知道这个或差不多是这样的名字（我丈夫去世后，我重新用我自己的姓）。大家一般叫我爱勒纳拉·皮明特尔。有时叫我爱勒纳拉·皮明特尔·芳斯卡，偶尔叫我爱勒纳拉·德·芳斯卡。常常，有史学家在著述和文章里相当详尽地谈论我时，就叫我爱勒纳拉，而我在一七九九年那不勒斯革命中的同仁——全是男的——被提到时从来都不会不提姓、只单独提名字的。

我早熟：我生活的年代中，特权阶层中的天才并不稀少。十四岁，我用拉丁文和意大利文作诗，与梅塔斯塔齐奥通信，创作了一个名叫《美德之胜利》的剧本，献给庞巴尔侯爵。我的剧本以手抄本形式流传，受到赞誉。一七六八年，我为国王和王后的婚礼写了首新婚颂诗；当年我十六岁，和王后同龄。我写了几篇经济学论文，包括一篇研究建立一家全国银行计划的文章。我结婚迟：我当时已经二十五岁，我的不般配的丈夫四十四岁。我继续做我的数学、物理，以及植物学研究。我丈夫和他的朋友都认为我是个古怪、不合适的妻子。作为一个女人，我在我生活的年代是勇敢的，我不只是在七年后离开我丈夫，或者更常见地，让我父兄严厉地跟他交涉，让他同意我们分居。我起诉他，要求合法分居。有过一场审理；在审理过程中，我举证他许多不忠行为中的一些；他反诉我大多数时间都在看书，我是个无神论者，还和我的数学家庭教师有染，还有别的、更乱的放荡行为。尽管我暴露了丑闻，但我赢得了分居的判决。于是，我就自立门户了。

我继续看书、写作、翻译、研究。我有一笔从王室拿到的用于我的文学活动的薪金。我把一本教皇在两西西里王国的影响史从拉丁文译成意大利文，一七九○年出版时献给了国王。我成了共和主义者，与我的王室资助人分道扬镳。我要不要背诵我的《自由颂》——我因此而锒铛入狱的那首？不背了。我充其量不过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有天赋的诗人。我最深刻的诗创作于多年前，关于我仅八个月大的孩子——弗朗切斯科——之死的十四行诗。

那场革命爆发，我也随之爆发。我创办了我们维持了五个月的共和国的那份大报。我写了大量的稿子。尽管不是没有意识到实际的经济和政治问题，但是，我认为教育是最为迫在眉睫的任务，我认为我这样想没错。一场革命如果不能改变心灵和思想，那还叫什么革命呢？我知道，我说起话来像个女人，尽管不像所有的女人。我知道，我说起话来像我这个阶层的女人。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的著作一七九四年在那不勒斯出版时，我读过并且感到佩服，但是，在我的报纸上，我从来没有提过妇女权利的问题。我是独立的。我没有把我的思想放在我性别的某个琐碎的概念上。的确，我首先不认为自己是个妇女。我思考我们正义的事业。我很高兴忘记我只是个女人。在我们的许多会议上，我很容易就忘记我是惟一的女性。我要成为纯粹的火舌。

你无法想象那个王国里生活的罪恶程度。王室的堕落，百姓的愁苦，行为的虚伪。哦，不要说那是个辉煌的时代。它只是富人的辉煌，只有不去想穷人的生活才会感到满足。

我生在那个世界，我属于那个阶层，我体验过那种惬意无比的生活的种种魅力，我在其无限的知识和技能的展望中感到无比的欣喜。人类是多么自然地就适应了卑劣、谎言、不劳而获的特权啊！那些被出身或合适的抱负方式置于特权阶层的人如果不去快乐地生活，那么，他们肯定会一心想做与环境格格不入的人——毫无价值的伪圣洁，要不就是决意要自我剥夺。但是，那些因为出身或反叛被逐出特权阶层，而在这个地球上大多数人生活的地方生活的人，如果他们看不到极少数人既占有了财富又垄断了高雅品位，而把深重的苦难强加在别人身上，如果他们看不出这有多么可耻，那么，他们要么就是生性愚钝，要么就是天生奴颜媚骨。

我非常认真，我欣喜若狂，我不懂犬儒主义为何物，我希望大家好才好。我愿意放弃我的特权。我不怀旧。我相信未来。我唱我的歌，却被割喉。我看见美，我的眼睛却被弄瞎。也许我太天真。但是，我不让自己沉迷。我不让自己淹没在对单单一个人的爱里面。

我不屑于说我对那个杀死我朋友的勇士——英帝国的捍卫者、波旁王朝的救星——的仇恨和蔑视。但是，我要说到他的朋友，他们也都那么自鸣得意。

那个受人尊敬的威廉·汉密尔顿爵士是谁啊？他不过是个上流社会的半吊子，在一个穷困、腐败和有趣的国家里，享受着提供给他的诸多机会，偷盗艺术品并以此赚钱为生，还成了个鉴赏家。他有过一个有独创性的见解吗？他受过作诗的训练吗？他发现了，还是发明了什么对人类有用的东西了吗？除了与他的地位联系在一起的他自己的那些享乐和特权以外，他为什么别的燃烧过激情吗？他清楚地知道去享受别具一格的当地人留下的东西；它们以艺术品和遗址的方式留在了四处。他居高临下地赞赏我们的火山。他在国内的朋友肯定对他的无畏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他的妻子是谁啊？她不过是又一个有才华的、矫揉造作的女人而已，她自以为有多了不起，因为她喜欢的男人都爱她。和她的丈夫和她爱的人不同，她没有真正的信仰。她是个热心人，她会怀着同样的热情投身到她爱的人——不管是谁——的事业中去。我很容易就想象得出来，如果埃玛·汉密尔顿出生在另一个国家，作为一个共和主义女英雄，她的结局有可能是她非常勇敢地站在某个绞刑架下。这就是她这样的女人的无足轻重。

我不会承认我曾为正义而不是为爱所动，因为正义也是爱的一种形式。我确实知道权力是怎么回事，我真的看清楚了这个世界是如何被统治的，但我不接受。我想树立个榜样。我想不让自己失望。但是，我害怕，同时也愤怒，我觉得太无力了，所以无法承认。所以，我没有讲我的惧怕，而是讲我的希望。我害怕我的愤怒会得罪人，他们会杀了我。尽管我确信无疑，但是，我担心我绝对不会强有力到能够明白，有什么能让我保护我自己。有时候，我得忘记自己是个女人，把我能做的事情做到最好。或者我会在做一个女人有多复杂这一点上对自己撒谎。所有女人都这样的，包括本书作者。但我不能宽恕那些除了自己的荣誉或幸福什么都不关心的人。他们自以为是文明人。他们是可鄙的。让他们全见鬼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