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32年6月18日下午起，奥利韦里奥·卡斯塔涅达和奥克塔维奥·奥维埃多·伊·雷耶斯开始捕杀野狗。胡安·德·迪奥斯·达比希雷大夫那条名叫“医神”的狗就成为最后一个牺牲品。这两个人把熟肉切成块儿，沾上马钱子碱，给野狗下毒。这件事在几位证人向莱昂区刑事法庭首席法官提供的证词中得到充分证明。

第一份证词是由阿莱汉德罗·佩雷拉先生提供的。此人62岁，已婚，系退役军人，时任莱昂警察局局长、美国海军陆战队爱德华·韦恩上尉的秘书。佩雷拉因患半身不遂，身体虚弱，只能在病榻上作证。1933年10月14日，他说：

我记得大概是在1932年6月的一天，上午10点钟左右，见习律师奥利韦里奥·卡斯塔涅达·帕拉西奥斯和奥克塔维奥·奥维埃多·伊·雷耶斯来到韦恩上尉的办公室。我知道，这两个人好逗弄人，爱开玩笑，到处惹事。不过，涉及到法律和警务方面的事，他们还是懂得规矩的，时不时地到警察局来。

当时韦恩上尉不在办公室，他们一边等上尉一边和证人聊天儿。除了其他问题，他们谈及民用自来水涨价问题，这件事惹得居民情绪激动；还有到处都是野狗的问题。证人认为《记事报》呼吁准许有责任心的市民使用毒药是很有道理的。谈到这里，他们乘机表明此次来访的目的就是请求韦恩上尉下令让本市一家药店卖给他们一瓶马钱子碱，让他们去消灭野狗。

这两个人素来诚实可靠，为人们一致公认。证人认为可以做主，同意了他们的要求，不必等韦恩上尉回来，于是就把局长存放在写字台抽屉里的一个几乎装满马钱子碱的小瓶子交给了他们。瓶子的大小和样子与药铺里卖的一模一样。因此，没有发给他们准用证。

大卫·阿尔古埃约大夫，职业是药学家，已婚，52岁，系在商业大街上开业的阿尔古埃约药店的业主和经理，家住该药店内院。他在1933年10月19日的证词中说：根据警察局长签署的准许证——他把准许证保留在档案中，随时可以出示——卖给奥维埃多和卡斯塔涅达八分之一盎司瓶装马钱子碱。瓶子是满的，外有戳记，内装30克马钱子碱，足够配制20份儿毒饵，每份儿1.5克，能毒死20条狗。他说，那只小瓶儿和罗斯大夫用来装粉红色通便药丸的玻璃瓶一样。

听到这两种不同说法，本案法官感到迷惑不解，于是决定调查一下这两个给狗下毒的人是否在两个不同的日期弄到马钱子碱的。法官就此传讯了奥克塔维奥·奥维埃多·伊·雷耶斯。奥克塔维奥，已婚，27岁，职业是律师，住在市中心圣胡安区。

证人——大家都管他叫“圆球”奥维埃多——在1933年10月17日向法官提供的长篇证词中说：就在1932年6月18日，韦恩上尉回到办公室后，签署了准用证，佩雷拉让他们拿着准用证前往阿尔古埃约药店。他们从警方拿到马钱子碱只有这么一次。从来没有从写字台抽屉里直接拿到过毒药。因此，他认为目前正在对证的佩雷拉的说法是该证人记忆有误。另外，大卫·阿尔古埃约大夫后来把这项书面命令交给了法官，并列入档案，上面的日期确实是1932年6月18日。

1933年9月26日夜晚，也就是说本案审理——“圆球”奥维埃多将要在审理中出庭作证——尚未开始，“圆球”奥维埃多被科斯梅·曼索叫去，先在“长舌桌”聚会者面前出了一次庭。那天，冈萨雷斯剧院的电影刚一散场（一般地说，不管放映什么片子，他总要去看一看，除非有更要紧的事），他就来到普里奥酒家。

前面已经说过，主持“长舌桌”的是阿塔纳西奥·萨尔梅龙大夫。他打算仔细认真地向“圆球”奥维埃多询问一下有关那天在大街上捕杀野狗的经过，准备把听到的情况记录在斯奎布社馈赠的笔记本上。至于为什么这样做，以后自会明白。“圆球”奥维埃多喝了一气“冠军牌”甘蔗酒加上沙勒可乐（一种康复期滋补饮料）后，把这次冒险行动的细节大肆炫耀了一番，根本没去想提问者有什么意图。

1932年6月18日早晨，“圆球”奥维埃多只穿着背心裤衩，靠在桌子上阅读头一天下午的《记事报》（按照该报领导的规定，报纸上标明第二天的日期）。桌子上没铺桌布，吃剩下的丰盛早餐撂在一旁。他妻子叶尔芭和每天早晨一样，站在远处，一边给院子里的花木浇水，一边埋怨他吃得太多。

“圆球”奥维埃多也和每天早晨一样喝下一杯“皮科特”加盐葡萄汁，缓解一下胃部的不舒服，近日来他一直闹胃病。放下杯子后，又看了一遍有关野狗的短讯。他一门心思只想着达比希雷大夫养的那群狗。这位老医生毕业于索邦大学。自从第二个妻子去世之后，他就在皇家大街的诊所里和几只阿尔萨斯狗相依为命。毒死这些狗的想法像一根顽皮的芒刺扎在奥维埃多的脑海里。

上午9点，“圆球”奥维埃多身穿浅咖啡色麻布上衣，系着一条带花点的领带，涂着发蜡的浓密卷发上斜扣一顶窄边草帽。他从圣胡安区的家里出来，前往大都旅馆去找奥利韦里奥·卡斯塔涅达。这一天，他俩要开始复习功课，准备期末考试。

大都旅馆和他家相隔几条街。这天上午，他情绪不错，决定一路走过去。在路上，他惊奇地发现没有多少野狗，并不像《记事报》那条耸人听闻的消息宣扬的那样。但是，他还是没有放弃对达比希雷大夫豢养的狗族大开杀戒的计划。

奥利韦里奥·卡斯塔涅达穿了一身黑衣服，拿着手杖，正在房门口儿等他。自从妻子来到莱昂后，他就住在大都旅馆的这间房子里。他们俩一起穿过马路，准备走过一条街前往大学，到图书馆找些法典和必要的参考书开始复习。去大学的路上，正好从孔特雷拉斯家门前经过。

这时候，堂·卡门·孔特雷拉斯手拿着《记事报》正从和客厅相连的角门里走出来。他们朝堂·卡门招了招手，并没想停下来。可堂·卡门扬了扬报纸，叫住了他们。

两个人穿过马路，在“拉法玛”商店门前的便道上等着堂·卡门走过来。三个人聚在一起就在维希-塞莱斯廷矿泉水的巨大的瓶子下面交谈起来。瓶子是用木头做的，用两根链子吊在屋檐下。

“瞧这些药面儿，”奥利韦里奥·卡斯塔涅达用手杖指了指沾满黄药面的鞋底，“管用吗？”

“一点儿也不管用，朋友。”堂·卡门难过地摇了摇头。

“起不了毒药的作用，不像那上面说的啊。”“圆球”奥维埃多急匆匆地冲着堂·卡门手里拿着的报纸努了努嘴。

“这份报纸？净说瞎话。”堂·卡门把报纸指给他们看，无可奈何地叹了口气，“这不，又冲着我来了。难道说他们希望自来水公司破产，让大伙儿都渴死？水价太不合理了。”

“甭担心，我会帮您的。”奥利韦里奥·卡斯塔涅达把手杖交到另一只手里，搂住堂·卡门的肩膀，“我不是答应过您吗，我去和罗萨利奥谈一谈。罗萨利奥是个好人。”

“圆球”奥维埃多没看过有关反对自来水公司提高水价的消息，没有发表意见。他一心只想着野狗的事，琢磨着用什么办法才能最有效地除掉那些野狗。这些狗时时搅扰手无寸铁的市民。在人来人往的大街上，人们居然遇到野狗挡道，随时都有被狗咬伤的危险。

“这些药面儿不能用，堂·卡门。”“圆球”奥维埃多在水沟边上蹭了蹭鞋底，“您是位受人尊敬的人，应该提出申请，让他们同意您使用毒药。这么一来，野狗就不会跟商店的顾客瞎捣乱了。”

“说得对，朋友。”堂·卡门舒了口气，“我和工程师坐车到自来水厂检查水泵的时候，也看见了，真够猖狂的。”

“比《记事报》的查利奥·乌苏卢特兰还猖狂。”卡斯塔涅达把手杖夹在腋下，高兴得一边拍手一边哈哈大笑。

堂·卡门也笑了，只是不那么起劲。手里那张报纸似乎搅得他心烦意乱。

“水厂里的狗可以由我们来对付。”“圆球”奥维埃多用草帽扇着脸，“当然啦，只要能搞到药。”

堂·卡门饶有兴趣地瞅着他。“圆球”奥维埃多还记得在堂·卡门凌乱的眉毛下那对金鱼眼里闪烁着讥讽的虚情假意的目光，鹰钩鼻子的鼻翼胡乱地一张一合，好像在找到一句挖苦话之前先要嗅一嗅，那双薄薄的嘴唇似乎要吐出一句文雅的话语，可是仓促间说出来的却是几句粗言恶语。“圆球”奥维埃多会对“长舌桌”聚会的人说，虽然堂·卡门有钱，可他是一个下贱的小气鬼。奥维埃多嘴角上挂着一副轻蔑的表情，好像含了满嘴“冠军牌”甘蔗酒。

“你们要是搞到毒药，肉归我拿。”堂·卡门不好意思地垂下目光，“可以在我家里煮熟了，分成份儿。”

“用不着煮熟。”看样子，奥利韦里奥·卡斯塔涅达有点儿厌烦了，从口袋里掏出怀表，弄得“圆球”奥维埃多心里不大痛快，“在危地马拉，我们管狗吃的肉叫‘饵’。用的都是生肉。”

“这儿的习惯是喂熟肉。”堂·卡门很难解释清楚为什么两地的习惯会有如此巨大的差异，只能结结巴巴地说。

“生的也罢，熟的也罢，肉总还是肉。”奥利韦里奥·卡斯塔涅达压低了声音，叫他们俩凑近点儿，用调皮的语调说，“堂·卡门，您喜欢什么样的肉？像鲁文·达里奥说的天蓝色的肉？”

“你们还是快去找美国佬儿吧，让他们下令准许你们买毒药。这儿有，这儿有。”堂·卡门假装没听见，找出钱包，哆里哆嗦地拿出一张5个科尔多瓦的票子，“告诉韦恩，就说你们是从我这儿去的。”

“圆球”奥维埃多毫不迟疑地抓过那张钞票，几乎是劈手夺过去的。一想起当时奥利韦里奥·卡斯塔涅达看见他拿了钱满脸不高兴的样子，他笑得下巴颏上的肉直颤颤。

“等你们弄到马钱子碱，我想跟你们一块儿去自来水厂，毒死那些野狗。”堂·卡门收起了钱包。

奥利韦里奥·卡斯塔涅达朝他敬了个礼，用手碰了碰帽檐儿，表示告辞。他们俩继续往前走，谁也没说话。“圆球”奥维埃多担心卡斯塔涅达不想再介入买毒药的事。但是，走到拐弯的地方，卡斯塔涅达却用手杖指了指去赫雷斯广场的方向。于是，他们朝警察局走去。

我们已经知道，1933年10月17日，“圆球”奥维埃多要到刑事法庭出庭作证，下面我们将读到他的证词中包含的各方面的事实。眼下，我们只想介绍一下1932年6月18日捕杀野狗的事。大厅里挤满了看热闹的人。“圆球”奥维埃多坐在法官台子对面的小椅子上。人群在椅子后面你推我搡。那些挤不进去留在走廊上的人听不见证词的细节，里面的人就把话传出去。“圆球”奥维埃多满身大汗，好像刚刚穿着衣服洗过澡似的。他精神极度紧张，几星期前在“长舌桌”上大吹特吹自己遇事镇定时的那股高兴劲儿消逝得无影无踪。

他不住气地喝水，那些看热闹的人专管给他往水杯里倒水。对法官的提问，他的回答是：

证人说，他们在阿尔古埃约药店弄到毒药后，没像原先计划的那样复习功课准备期末考试，而是回到他在圣胡安区的家，准备毒饵。卡斯塔涅达离开了一阵子，到孔特雷拉斯家找堂·卡门要他原先答应给的肉。证人从客厅的镜框上取下一块玻璃，把小瓶儿里的毒药倒在玻璃上，用小刀把药分成20份儿。然后，用同一把小刀把毒药涂在一块块肉上。这个活儿是在院子尽头处干的，离开厨房远远的，免得食物沾上毒药。他们把一块块肉用线扎好，用起来毒药就不会沾到手上。线是从他妻子的缝纫机抽屉里找到的一个线轴上揪下来的。他可以确切无误地肯定说，20份儿毒饵准备完毕后，瓶子里绝对没剩下一点儿马钱子碱。他还亲手把空药瓶扔进厕所里，免得让淘气的孩子们拿走。

他希望尽早开始捕杀野狗，可是卡斯塔涅达拦住了他。卡斯塔涅达说，最好别让人家看见他们光天化日之下毒野狗。不然的话，人家会说他们游手好闲，虽说《记事报》一直在说给野狗下毒是有责任心的人才能干的事。他妻子也同意这种意见。证人在准备毒饵的时候，他妻子不住地跟他开玩笑，只是不想帮任何忙。

他又说，卡斯塔涅达还提出一条理由：堂·卡门一定要跟他们一起去。听到这个消息，证人感到吃惊，心里很不痛快，他根本没把堂·卡门上午说的话当回事。要是堂·卡门和他们一起去，准得打乱他们的计划。

他说，卡斯塔涅达保证说，正像堂·卡门上午说的那样，他只是跟他们一起去杀死水厂附近的狗。这样一来，证人也就放心了。另外，卡斯塔涅达还开玩笑地说，既然《记事报》呼吁让德高望重的人使用毒药，那么，在第一阶段有堂·卡门陪着就再好不过了，恰好证明杀狗是一桩义举。说到这儿，他妻子再次插话说，如果考官发现他们在大街上胡闹，不好好学习，延期毕业的可不是堂·卡门。

证人继续说：大约在下午6点钟，堂·卡门乘坐那辆黑色帕卡德汽车来了，他们三个人一起到水厂周围下毒药。堂·卡门亲自操纵方向盘，当时显得特别高兴，谈笑风生。每当看到有只狗用尖牙去咬他们扔下的带毒的小块肉，他就松开方向盘，搓搓双手，美滋滋地偷偷一笑。

水厂的事儿办完以后，堂·卡门在把他们送到证人家门口之前，要求他们别忘了给堂·马卡里奥·卡里略的狗喂一份儿肉。卡里略是个音乐爱好者，家住在堂·卡门家东边第四个门。他养的那条狗常在“拉法玛”商店的便道上拉屎，堂·卡门老得往狗屎上撒锯末。大约晚上8点15分，他们从门洞里把狗引到走廊尽头。那只狗安安静静地坐在那儿，他们给了它一大块毒饵。

大约在晚上8点钟，他们乘坐证人父亲那辆马车出来进行最后一次捕杀。他们在棚里套上牲口，带上剩下的毒饵。当时还有15份。毒饵放在装“星牌”香皂的松木盒子里。他们跑过几条街，仿佛是出来溜溜。沿路上，遇见狗就偷偷地扔出一块沾了毒药的肉。毒死的狗数皇家大街最多，最后只剩下一份儿了。

他们把达比希雷大夫的诊所放在最后。估计是在晚上10点钟，他们走到圣弗朗西斯科教堂附近。到这个钟点，达比希雷大夫该上床睡觉了。这工夫儿，只剩下一份儿狗饵了。他们把毒饵给了在诊所门前碰见的唯一一只阿尔萨斯狗。达比希雷大夫养了好多狗，通常放出几只狗整夜守在门口儿。

证人手提着拴毒肉的线下了车，小心翼翼地朝便道走过来。那只狗是凶猛的种儿，根本不想咬那块肉。他千哄着万哄着，总算把那只狗叫了过来。狗捡起那块要命的肉，静静地吃了下去。

他们正要回到车上，达比希雷大夫突然出现在大街上。他们本以为大夫早在卧室里睡着了呐。达比希雷大夫一看见证人那副鬼鬼祟祟的样子，又发现他的狗正在吃肉，马上猜到准是毒饵。所以他才一反常态，暴跳如雷。

“我滑倒了，那个婊子养的狠狠地用手杖打我。”“圆球”奥维埃多在空中挥着手，好似用手杖打人。后来，他倒在地上，十分夸张地用手护住脑袋。

“奥利韦里奥·卡斯塔涅达呢，他没过来保护你？”萨尔梅龙大夫用两只手慢慢打着榧子。

“他飞快地从车上下来，躲到教堂前庭的一棵柏树后面，太不够朋友了。”“圆球”奥维埃多仍然蜷缩在地上，好像还在强忍着手杖的敲打。

“你说中毒死去的狗一共是20只。”萨尔梅龙大夫用手指沾了沾唾沫，翻动着斯奎布笔记本。

“20只，单子已经交给您了。”“圆球”奥维埃多连连呼气，好似为了逃脱挨打快步跑到车上，正在恢复体力，“到诊所前，我们把毒饵乱扔一气。不过，好在那儿只有一只狗。它把剩下的最后一份儿肉吃下去了。”

“这么说，毒药一点儿也没剩下。”萨尔梅龙大夫把铅笔丢在一边儿，拧开自来水笔，急匆匆地写了些什么，仿佛在开药方。

“一丁点儿也没剩。20份儿药，20条狗。”“圆球”奥维埃多吼叫了一声。他模仿狗中毒后“嗷嗷”乱叫，弄得椅子乒乓直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