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利韦里奥·卡斯塔涅达博士

专门会见本报记者

罗萨利奥·乌苏卢特兰

※ 第21监狱向《记事报》慷慨敞开大门

※ 外貌和简历

※ 犯人对自己处境的看法

※ 那个名叫拉法埃尔·乌维科的青年人暴死在哥斯达黎加的情况

※ 犯人肯定其妻一直身染重病

※ 犯人和孔特雷拉斯一家人的关系

※ “我压根儿没给过堂·卡门食物或药物，也没给过玛蒂尔德”

※ 在大学实验室里进行的化验是靠不住的

※ 犯人对可能进行的开棺验尸的看法

※ 他回到尼加拉瓜的原因

※ 犯人谈忌妒和政治迫害

※ 犯人将进行自我辩护

日落西山。1933年10月15日下午6点。高贵的市民们还跪在地上做“奉告祈祷”，显得颇为激动。大教堂的钟轻轻地敲击了6下。随着钟声，我登上监狱的台阶。阿纳斯塔西奥·奥蒂斯上尉慨然前头引路，带着我往里走。来到阴暗潮湿的石头走廊东头儿，他说：“这儿就是牢房。”四下里一片死寂，令人不寒而栗，只有置身于空无一人的寺庙或公墓中才会产生类似的感觉。我停住脚步，站了几秒钟。举目一望，只见走廊尽头处有一扇窗户。残阳透过窗棂射进几道四方形光线。牢房里有一张简陋的床铺。一名囚犯坐在床上，双臂交叉，支在一张粗糙的小松木桌上，低头沉思。这张桌子既用来吃饭，又用来写字。桌上放着几本书、几份报纸，还有一只搪瓷杯、一瓶水。此外，一无所有。

犯人蓦地扫过来一眼。此人中等身材，皮肤白皙，嘴唇和下巴上的胡须剃得溜光。一张鹅蛋脸，下巴朝外努着。头发漆黑，直溜溜的。眼镜后面，目光显得又温和又迷茫。嘴巴不大，嘴唇薄薄的。胸部凹陷，前额不宽不窄。鼻子挺直，鼻端扁平。整个外表显得刚毅、狡黠而又谨慎。犯罪学家可以根据测量头盖骨以及准确确定形态比例和特征在此人身上试验一下关于遗传和“天生犯罪”的响当当的学说。然而，除了这些科学考虑外，我们不能不承认他是个颇具吸引力的男性标本。莱昂市上层社会的女性几乎一致认为他的魅力是不可抗拒的。是不可抗拒，还是嗜杀成性？是不是一种特征掩盖着另一种特征？

他身穿一件黑开司米上衣，扎一条黑领带。即使独自一人待在牢房里，仍然没有脱掉常年穿戴的丧服。熟人也好，生人也好，在他们眼里，丧服给这个外国青年的为人蒙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有消息说，他是为母亲的仙逝终身服丧的。当时他还是个少年，亲眼看见母亲在难以名状的痛苦中撒手而去。这幕惨剧不仅决定了他常年身着丧服，而且随着时间的流逝还深深地影响到他的行为，使其行动变幻无常。

他看见我站在牢房门口，耸了一下眉毛——这个动作十分独特——把我上下打量一番，然后轻声请我进去。我寒暄了一句，他感动得一个劲儿向我道谢。那位在莱昂市上流社会各家的客厅里使俊俏妇女一见倾心的光彩夺目的绅士，难道说是眼前这个愁云满面的孤独的囚犯吗？毫无疑问，正是此人，只是今天他被噩运的闪电击得灰心丧气。

采访开始了。

“卡斯塔涅达博士，国内外报纸对发生在莱昂市的轰动一时的悲剧众说纷纭，而您正是热烈议论的对象，对您提出了种种揣测。您是否愿意为渴望了解事实真相的《记事报》的读者回答几个问题？”

他思索了几秒钟，头部缓缓动了几下，回答说：

“我愿意，乌苏卢特兰先生。”（停顿）

他双手捧住前额，俯身在桌子上，又瞟了我一眼。看得出，他很悲伤，眼睛里充满疲惫和绝望的神情。接着，他摘掉眼镜。

“您多大岁数？家庭情况如何？”

“1908年1月18日，我出生在危地马拉共和国萨卡帕市（他的额头上出现一道浅浅的皱纹）。父亲名叫里卡多·卡斯塔涅达·帕斯，是退休军人，六个月前得了风湿病。弟弟叫古斯塔沃，是个19岁的青年人，在危地马拉医学院和外科学院三年级学习，目前正在准备考试。还有个弟弟，也叫里卡多·卡斯塔涅达的在德国慕尼黑大学攻读外科，快毕业了。”

“您的学历呢？”

“我在危地马拉育英学校读过小学。在奇基木拉市的东方国立学校中学毕业。后来在圣·卡洛斯·博罗梅奥大学开始学习法学，在这儿，在莱昂完成了学业。1933年，也就是今年2月21日毕业，专业是律师。”

“您担任过什么公职？”

“1926年，我在危地马拉公共教育部担任办公室主任。随后，也就是同一年，任公共教育部副部长。”

“您是说，18岁那年您就成为危地马拉最高政府的内阁成员？”

他用惊讶的目光瞥了我一眼，似乎我提出了一个愚蠢的问题。不过，紧接着他又莞尔一笑，回答说：

“是的，是这样。几年后，我进入外交界。1929年，我被委派为危地马拉驻哥斯达黎加使团的随员。那年年底，我担任了驻尼加拉瓜使团的秘书。打那时起，我对这个国家产生了特殊的好感。”

“您是在哥斯达黎加认识那个名叫拉法埃尔·乌维科的青年人的？”

他的面部表情顿时变得又严厉又充满疑惑。他用手指连连敲击粗糙的桌面。

“完全正确。1929年11月22日他死在圣何塞。当时他是使团秘书，我刚才说过，我是随员。我们是亲密无间的朋友。”

“死因呢？”

他的眼神越发显得杌陧不安，表情更加激愤，更加烦躁。

“给他瞧过病的大夫一致认为是‘酒精中毒引起的肾昏迷’。我的年轻的朋友乌维科住在德意志膳宿公寓，离炮兵广场的中央邮政局很近。我住在另外一个地方，叫尼萨膳宿公寓，在金属大楼东侧，离莫拉桑公园不远。

“乌维科去世前夕，Lilly Rohrmoser小姐（卡斯塔涅达博士慨然相助，帮我把这个姓写在笔记本上）和堂·吉列莫·巴尔加斯·法西奥在圣何塞举行了婚礼，喜事办得很讲排场，成为圣何塞前所未有的社会要事。”

“您参加婚礼了吗？”

“没有。乌维科倒是参加了。很遗憾，他和往常一样开怀畅饮一番。朋友们先让他在新娘家中举行婚礼的一间客厅里休息了一个小时，在将近凌晨3点钟的时候，送他回到德意志膳宿公寓，在他自己的房间里睡觉。在住所里，给他服了一些药，为他解酒。”

“后来您去服侍过他吗？”

犯人眼睛闪过一道阴影。他用手抹了抹脸，仿佛赶走一只讨厌的大麻蝇。

“上午9点钟左右，我作为朋友赶去看望他。乌维科要我到他那儿去，德意志膳宿公寓的一个女用人替他给我挂了个电话。看到他身体十分虚弱，我给危地马拉医生佩德罗·乌尔塔多·佩尼亚去了电话。然后，我到使团住处去找阿尔弗雷多·斯金纳·克利硕士。他到了住所，大夫当着他的面儿说病人身体虚弱，病情极其严重。公寓的女房东又叫来一位医生，他是马里亚诺·菲格雷斯大夫，他也是这个看法。”

“请允许我提个问题。您给他吃过什么药吗？”

“乌维科每次喝酒喝伤了，都要喝一种叫‘泽勒酒’的特殊药，那是一种盐类。喝下去以后不见效，乌尔塔多·佩尼亚大夫又迟迟不来。他要我到药房去买小苏打。根据药剂师的意见，我给他买了一瓶布洛姆矿泉水。喝了，也不见效。大夫给他打了针，灌了肠。结果都无济于事。”

“乌维科死了以后呢？”

“斯金纳·克利大使先生安排了尸体解剖，检查肠胃里的液体，还检查了给死者服用过的药物。”

“为什么要做这些安排？难道说是怀疑有人害死了他？”

年轻的律师慢慢腾腾地把眼镜戴上，仿佛要仔细地看看我。他的悲哀的眼神里带有一些怜悯的神情。

“是严格按照《危地马拉外交条例》办事。《条例》规定，在这类情况下一定要这样处理。”

“科学调查的结果怎么样呢？”

“哥斯达黎加国家化验所所长加斯东·米肖先生提出了一份正式报告，已列入调查案卷。其中说，经过一丝不苟的分析，证明内脏和体液中不含有任何毒物。关于药品的结论也是一样。”

夜幕降临了。一只悬挂在电线上的孤零零的灯泡在牢房的天花板下散发着亮光。几分钟前，犯人站起来拉亮了电灯。

“这是您第一次会见报界吗？”

“是的。直到现在我才能说话。一周来我和外界完全隔绝。报上爱说什么就说什么，毫无根据。我很感激您，乌苏卢特兰先生，您给了我发表谈话的机会。我的谈话可以让许多朋友稍稍放点儿心，他们应该知道我的心灵像玻璃一样透明。”

“您知道您为什么坐牢吗？”

犯人在窄小的牢房里慢腾腾地来回走动，显得十分气忿。

“是国民警卫队司令安纳斯塔西奥·索摩查将军下令逮捕我的。可是，直到今天，有关司法当局才给我看了逮捕证。这只能说明他们在程序上是非法的。”

我的采访对象没有直接回答问题。我也不打算强使他回答。不过，记者的责任感占了上风，我又提出下面的问题。

“关于您妻子玛尔塔之死传闻甚多，您听到了吗？”

他不再走动了，回到了座位前，似乎巨大的悲痛使他颓然跌坐下来。

“是啊，很遗憾，我听说啦。我妻子身体十分虚弱，时不时地月经不止。在这儿还不幸染上严重的疟疾。我曾向刑事法庭法官提出要求，请他对我妻子的尸体开棺检验，虽说这对我是非常痛苦的事，目的无非是要彻底证明一下她不是死于中毒，而是像为她治疗过的医生们当时诊断的那样死于恶性热病。那些流言蜚语深深刺痛了我的感情，对此您是很难想象的。对玛蒂尔德·孔特雷拉斯小姐的去世，我感到万分悲痛，可有的人还是残酷地、恶意地散布了许多谣言，这也深深刺痛了我的感情。对孔特雷拉斯小姐也应该开棺验尸。”

说罢，犯人把双臂交叉在胸前，昂起下巴，仿佛不仅在向我挑战，而且向全社会——过去对他百般赞扬、如今转而反对他的社会——挑战。

“您本人提到了玛蒂尔德·孔特雷拉斯小姐的死。司法当局根据她暴死的情况也在研究她是不是中毒身亡。对此您有什么要说的吗？”

犯人的眼睛里噙满泪水。手边没有手帕，他用手指节揩干眼泪。

“您可以相信，要是我能自由行动，我早就挺身而出，批驳那些无耻的谰言，保护自己了。对我来说，玛蒂尔德是高贵品德的熔炉，是善良和魅力的源泉。她和我妻子一样正值豆蔻年华，不幸夭亡，两个人得的是同一种病，都是恶性热病。她对我有好感，敬重我。现在，那些卑鄙的风言风语、造谣中伤使我落到这步田地。她从另一个世界看到我的处境，一定要难过死了。”

他又停了下来。看样子，回忆往事搅得他心烦意乱，仿佛昔日生活的阴影环绕着孤独的囚犯，在凄清的牢房里徘徊。他预感到下面我要提出什么问题，用沮丧的目光望着我。

“由于堂·卡门·孔特雷拉斯的暴卒，您被捕入狱，而您又曾经作为这个苦难的家庭的客人借住在他家里。就此，您有什么话要对我们的读者说一说吗？”

“对堂·卡门的意外去世，我从心底里深感悲痛。他是我的好朋友。生前，他择友的标准十分严格，本人能忝在相知之列，甚为荣幸。”

“在堂·卡门去世那天，您给过他食物或药物吗？”

“压根儿没有。可以请先生的家属们说一说，他们对我的行为正直是否有一丝一毫的怀疑。我可以提出堂娜·芙洛拉，死者的悲痛万分的妻子，请她来证明一下我的话是真是假。在饭厅里，是家属和用人端菜上饭。堂·卡门自己服药，自己保管药品。我干吗要费那个事给他药吃？我也没给玛蒂尔德吃过任何东西，可那些凭空捏造事实的指控者偏说我给她吃过东西。请您想一想，他们说我给她吃了一只用马钱子碱炮制过的鸡腿。我想问一问，他们敢不敢用恶毒的舌头舔一舔如法炮制的鸡腿，看看是他们无知还是信口胡说。”

“大学药学系试验室对堂·卡门的内脏做过化验，证明他是因中毒而死亡。从死者的器官和体液里抽出的物质注射到动物身上，动物立刻剧烈地抽搐，最后也死了。您认为化验的结果是否有效？”

犯人苍白的嘴唇上闪过一丝笑意，内中包含着讥讽的意味。

“对这类化验加加工，办法多的是。虽然我不是科学家，其中的漏洞实在太显眼了。即使对任何一个外行来说，这些证据也够滑稽可笑的了。在药学系试验室里，学生可以在老师的指导下制造糖浆和带香味儿的发蜡。那里的科学水准仅此而已。杀死一条野狗、一只家猫、一只可怜的蛤蟆，在实验室里也算得上一件值得大吹大擂的事。您怎么能指望我把这些玩意儿当成法律凭证呢？即使不是于我不利的凭证，也不行。”

“您刚才提到对您的妻子、对玛蒂尔德·孔特雷拉斯开棺验尸，而且表示赞成这样做。一旦把尸体弄出来，进行解剖，您认为是否宜于在莱昂进行科学检验？或者您也许会建议把内脏送到首都的化验室去？”

“这项决定不能由我来做；应该是负责审理本案的法官来决定。不过，记者先生，请您记下来，这个想法不容忽视。很明显，在首都拥有更合适、更有效的手段，至少可怜的小动物可以免于一死。用从腐烂的尸体上抽出的东西注射到小动物身上去，那会定死无疑。”

虽然他言辞尖刻，看来他已经精疲力竭了。但是，还有几个问题要谈一谈。我提出来，他同意了。

“请您原谅，您的妻子玛尔塔去世后，您曾经离开了尼加拉瓜，显然不打算再回来了。这儿没有什么可留恋的，为什么您又返回来了呢？”

他凄然一笑。

“我回来是要为《尼加拉瓜：1934年》这本书搜集材料的。这本书是我和米格尔·巴内特先生合写的，他是古巴人，出版业专家。这是一本年鉴，包括经济和社会资料、各种统计数字和照片。为了收集必不可少的材料，我们打算跑遍尼加拉瓜各个市镇。在我那些被没收的物件中有合同草案、相应的社会公证文件和商业性信函。”

“为什么您又住在孔特雷拉斯家里呢？”

“承蒙孔特雷拉斯一家人厚爱，我是盛情难却。堂娜·芙洛拉和她女儿玛丽娅·德尔·碧拉尔在今年9月底从哥斯达黎加回国的时候，我们正好搭乘同一条船，我有幸陪伴堂娜·芙洛拉，她要求我在她家里落脚。”

“您在哥斯达黎加有何贵干？在那儿停留是不是有什么特殊的原因？”

年轻的犯人浑身一震，似乎内心掀起一阵轻微的波澜，就要发作出来。但是，他还是控制住了激动的情绪。

“干脆把事情挑明了吧。我告诉您，我到那儿去是因为我在危地马拉被驱逐了，是出于政治原因。当局发给我的护照只限于去哥斯达黎加。堂娜·芙洛拉和她女儿正在圣何塞度假，我和她们完全是偶然相遇，当然，是十分令人愉快的邂逅。因此，我完全可以批驳那些故意把事情往歪处引的随心所欲的说法。飞短流长，荒唐以极。”

“到了莱昂以后，您没去走访各个市镇，是什么原因使您不能按计划行事呢？”

“堂·卡门要我留下来。他非常希望市自来水公司的新合同能够签成。很久以来这件事弄得他很头疼。他知道我和市政府成员关系不错，通过新合同又得靠他们。所以当着家人的面儿，他要求我先别离开莱昂，帮他交涉这件事。

“莱昂市政府和市民可以看到，为了争取签订这样一个并非人人同意的合同，作为律师和孔特雷拉斯的朋友，我的行为是老实可靠的。后来，堂·卡门的女儿玛蒂尔德不幸身亡，他又要求我不要离开，因为他很伤心，很悲痛，越发无力处理自来水公司的事了。和过去相比，他更有理由把这件事完全交给我去处置。这样，我就没能离开莱昂。”

时间飞速前进。愿为读者效劳的本报记者快要完成这项艰难的采访任务了，但我认为还应该提出最后几个问题。

“您认为您眼下的不幸处境是如何造成的？您在本市一向很受人敬重嘛。”

“我认为是有些人用心险恶，巧设机关。他们出于忌妒，一门心思要把我搞臭，为统治我的祖国——危地马拉——的暴君的恶毒的阴谋诡计效劳。暴君的手伸得很长，我在和他作对。对那些为他的卑鄙行径出过力的人，他是不惜大把儿花钱的。我作为一个外国人在尼加拉瓜超群出众，比他们光彩得多，这引起了他们的忌恨。我不是出生在本市，他们不能容忍我在这座高贵的城市的上流社会圈子里得到这样广泛的推崇和好感。他们乐于帮助独裁者把刀子磨得快快的。”

下面我要提出的问题很难回答，十分棘手，但是，我还是毫不迟疑，单刀直入地提了出来：

“您是否意识到，在这个案子里，在拿您的性命开玩笑？”

犯人用傲慢的眼光瞟了我一眼。然后扶了扶眼镜，显得神色坚定，信心十足。

“不光是拿我的性命当儿戏。而且有人用一个一个的丑恶行径拿法律开玩笑。他们没有任何法律依据先把我囚起来，直到很晚才给我看逮捕证。然后，又剥夺了我的不可侵犯的自我辩护权。审理在进行，我是犯人，本该在现场。他们背着我听取证词。至今还没有任何人就强加给我的所谓罪行正式提出控告。

“您要知道，想到这种通同作弊可能会把我送上断头台，我并没有发抖，一点儿也没有。果真如此，我的心灵是安详的，我要为堂娜·芙洛拉及其家庭祝福，对她们我没有别的，只怀有感激之情。她和玛丽娅·德尔·碧拉尔为了减轻我坐牢之苦，对我百般照料。只是由于监狱管理人员的阻挠，她们才不得不停止给我送吃的东西、换洗的衣物以及其他保证生活舒适的必备物品。请您相信，真正令我伤心的是我竟成了谣言中伤的对象，特别是这些污蔑和恶意行动居然来自我过去的老朋友和同窗。”

“在目前采取这类行动的老朋友当中，您是否把负责审理本案的法官也列进去了呢？”

“提到法官先生，也就是马里亚诺·费亚约斯博士，他是我在法学院的同学。不过，请您原谅我不能回答这个涉及他的问题。或者说，这个问题应该由法官自己凭良心做出回答。”

“您要怎么样进行自我辩护？”

听到“辩护”一词，卡斯塔涅达博士不禁露出个苦笑。

“我对您说过了，迄今为止他们一直不准许我享有辩护权。可我还在盼着能有人正式对我提出控告。如果有人愿意这样做的话。到那时，我将十分强烈地要求认可我来充当自己的辩护人。在牢房里我收到许多享有盛誉的律师，包括马那瓜的律师的承诺，他们表示愿意帮我打官司。但是，如果我终于得到辩护的机会，我还是要自己为自己辩护。”

从走廊的阴影里，奥蒂斯上尉向我频频示意，告诉我给我的时间已经大大超过了。采访只好到此结束。我把这个意思告诉给身遭不幸的对话人，同时准备道别。

“您还想补充几句吗，卡斯塔涅达博士？”

“我想通过您，乌苏卢特兰先生，向全国报界提个建议，希望他们以尽可能冷静和慎重的态度处理此事，希望他们考虑到犯人的神圣身份。”

“我会这样做的。再见，卡斯塔涅达博士。”

我走出笼罩在沉沉的夜幕中的阴森森的第21监狱。亲爱的读者，您也好，我也好，谁也不愿意幽禁在它的大墙后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