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莱昂市，除了私人经营的膳宿公寓外，只有个别几家像样儿的旅馆。住在公寓里的是来自国内其他城镇的学生；另外，过往客商一般也都住在那儿。有两三家旅馆坐落在太平洋火车站附近，对于等火车北上科林托港和南下首都马那瓜的过往旅客十分方便。还有少数客商乘支线火车到绍塞牧区去。牧区是1932年开放的，也是何塞·马里亚·蒙卡达总统执政时的最后一项活动。胡安·巴勃罗·乌曼索尔将军指挥的一支桑地诺部队到来之后，这个地区就很难进去了。

普里奥酒家的阳台面朝大教堂前面的赫雷斯广场，二楼保留了少数几个房间，偶尔出租，特别是租给到莱昂看病的外国客人。莱昂的医生数量大，名声好。应该说，这个酒家作为旅馆曾有过辉煌时刻。1907年，鲁文·达里奥荣归尼加拉瓜时曾在那个通风最好的上等房间住过。人们在阳台下整夜整夜地为他演奏欢快的小夜曲，弄得诗人没法睡觉，只好请他们赶快停下来。

“班头儿”普里奥从父亲那儿继承下这份产业，实际上放弃了二楼的生意，集中力量经营一楼。在一楼营业的有冷饮、酒馆、台球室，还有餐馆，餐馆还送饭上门。“班头儿”的教父胡安·德·迪奥斯·达比希雷大夫经常光顾这里，是餐馆最显要的主顾。

1932年6月18日晚上，我们看到记者罗萨利奥·乌苏卢特兰看完电影之后在商人科斯梅·曼索的陪同下来到普里奥酒家。我们还知道以阿塔纳西奥·萨尔梅龙大夫为首的“长舌桌”上的朋友们经常在这里聚会。

大都旅馆是全市唯一一家真正的旅馆。位于一街和北三街之间，距离大学只有一个街区。这家旅馆是本世纪初建造的两层“塔克萨尔”式建筑。拐角处是餐厅兼酒馆，从那儿起分两翼展开，一翼朝北，一翼朝东。在值得纪念的1907年，莱昂文学协会曾在这里为鲁文·达里奥举行过一次盛大宴会。在记载这位“西班牙语文学之王”在莱昂停留的纪念册上，大都旅馆与普里奥酒家平分秋色，分享荣誉。只是我们需要忘记一个不愉快的细节，那就是由于过分贪杯，诗人始终没有出席宴会。

在一层面朝大院的内廊里有用网绳围起来的为贵宾准备的餐厅。会客厅也在内廊，不同样式的摇椅和扶手椅围成几个圈儿。厨房、浴室和厕所在第二重院子的尽头。临街一面有几个宽敞的房间，木制屏风把卧室和客厅分开，内有专用卫生设备。这些房间出租给常住客人。我们已经知道，1931年3月，奥利韦里奥·卡斯塔涅达和他妻子租下了其中的一间。

二楼是给临时客人住的房间。一道木板楼梯直通上去，楼梯的栏杆上雕着百合花。客房总共是12间，从双扇窗户可以看见大街。从外面看，窗子顶端是镶在墙里的尖顶拱形装饰，上面还有一个更大的尖顶拱形装饰。三个拱形顶都涂成红色，构成外墙的主要特征。

大都旅馆斜对面是孔特雷拉斯家。那是一幢砖瓦平房。我们看到，1931年3月的一个下午孔特雷拉斯姐妹坐在通向客厅的角门外面。毒死狗的那天，我们还看到堂·卡门手里拿着报纸从那个角门儿出来。

拐角处的院墙削去一角儿，开了这座角门。角门有两扇门板，上端有个三角形柱顶，下面用两根带条纹的柱子支着，柱子底部用水泥固定在粉墙上。从角门起，西、南两侧的墙上开了几道门，都和角门一样有两扇门板，门框外立着门柱，顶着漆成普鲁士蓝的柱头。这幢房子有个特点，在墙上没有开出窗户。

西面一拉溜是全家的卧室，房门半腰以上是绿色木头百叶格。从拐角开始依次是堂·卡门和他妻子堂娜·芙洛拉的居室。接着是玛蒂尔德和玛丽娅·德尔·碧拉尔两姐妹合住的卧室。再下面是儿子卡门的房间。但是，过了不久，住房做了调整。

客厅里有一架马歇尔-文德尔牌三角钢琴、一套路易十五式的大椅子，上面铺着红色织锦椅套，还有一面金黄色镜框的穿衣镜、一架菲尔科牌收音机，收音机木盒顶端呈椭圆形，好似哥特式教堂的大门。全部家具清单于1933年11月3日公布在当地的报纸上。当时家里人要出远门，减价处理这批家具，在清单上签字的是孔特雷拉斯的遗孀堂娜·芙洛拉。

往里走，所有住室的门都装有百叶护门，面向通往花园的走廊。花园里树木茂密，整幢房子显得暗幽幽的。走廊上有一套涂了黑漆的维也纳式陈设，还有几把藤摇椅，这我们已经知道了。在通往客厅的门旁，可以看见一座神龛，用锁锁着，里面存放一尊“布拉格圣婴像”，神像头上戴着一顶闪闪发光的黄铜冠，上面镶着假宝石。本章就从圣婴像失踪说起。

离开那儿几步远，在走廊上放了一张餐桌，上面铺着蓝花油布。一个带玻璃门的碗柜靠墙放着。剩下要说的是，尽头处有烧柴的厨房和卫生间；隐在花丛后面的是女用人住的茅屋、浴室和洗衣间。

南面一溜，我们已经看到，顾客可以从临街的大门走进“拉法玛”商店，店主是堂·卡门，由他妻子亲自照管。在本市，这家商店经营的布匹生意最为红火，出售男用的开司米、粗斜纹呢、亚麻布、华达呢和女用的雪纺绸、细棉布、塔夫绸和丝绸。还以优惠的价格、分期付款的方式出售香水、化妆品、陶瓷和玻璃器皿以及麝香葡萄酒、补酒和茴芹酒。这家商店独家经销维希-塞莱斯廷矿泉水，瓶状广告招牌用两条链子挂在屋檐下，来回摆动。

店铺后面的走廊里是孔特雷拉斯股份有限公司的写字间，从那儿发出各种单据，包括进口大宗商品、出口皮革、糖蜜、囊巴木和美国红树木材。公司的职员在这里也为市自来水公司算账、收款。

一道栅栏把住宅和办公室分开。栅栏门用弹子锁锁住。只有堂·卡门才能进出。如果工作需要，他的兄弟、会计部主任埃维诺尔也可以走这道门。办事员和会计不得进入住宅区。有时候，他们隔着栅栏也能隐约看到里面发生的事。下面就可以看到。

从建筑和布局来看，这幢房子和莱昂其他有钱人家的房子没什么大的差异。住宅和营业部分大体上平均分配。在1932年11月18日奥利韦里奥·卡斯塔涅达和他妻子搬进来住以前，这家人没出过什么特别的事。

堂·卡门既是孔特雷拉斯股份有限公司的大股东，也是市自来水公司的大股东。他的几个兄弟以及他父亲堂·卡门·孔特雷拉斯·拉赫斯帕达都是他的合伙人，父亲还是莱昂最大的印刷商。除了这幢房子和“拉法玛”商店之外，他个人还在波内罗亚海滨有一幢度假别墅，在通向海滨浴场的碎石路旁还有一座名叫“我家主人”的奶牛场，占地200曼萨纳。

奶牛场里有一座简朴的两层木结构别墅，过去是娱乐场，现在已然完全荒废。原因是堂·卡门的姐姐玛蒂尔德·孔特雷拉斯·雷耶斯因患结核病，长期疗养无效，于1929年死在那里。这座别墅只有一个面朝大海的阳台。站在阳台上，可以透过牧场、山峦和林莽隐隐约约看到像一条淡淡的光亮似的大海。这幢别墅在故事的结尾处有不小的作用。

堂·卡门在莱昂虽属富户，但是在“长舌桌”上他的生意欠佳却成了一个话题。他欠下好朋友堂·埃斯特万·杜克斯特拉达一大笔债务。由于无力付款，和国外供货商也遇到麻烦，“我家主人”奶牛场已经抵押给国家银行。“长舌桌”上的人们还议论说，也许出于这个原因，他才不惜一切代价力争以有利得多的条件为自来水公司签订一项新合同。出于同样的原因，他在账目上隐瞒了某些东西。在审讯后期这些事将会公之于众。

上面说过，1932年11月18日，奥利韦里奥·卡斯塔涅达和他妻子玛尔塔·赫雷斯离开了大都旅馆的房间，带着大箱子、手提箱和纸板箱以及那架维克托牌留声机穿过大街。他们为什么要离开旅馆？是谁先提出来的？1933年10月11日，卡斯塔涅达在证词中说：

在大都旅馆的客房里住了不久，由于他们偶然和孔特雷拉斯家住对门，和这家人结下了真挚和坦诚的友谊。每逢星期天，就应他们的邀请过去吃午饭，一来二去成了习惯。赶上命名日或生日的时候，证人和他妻子经常参加他们的家宴。还应邀到他家的亲朋好友家里参加社交聚会。

每次聚会，堂娜·芙洛拉总是把他们放在显要的位置。有一次，她表示，像他们这样社会地位的人，需要更加经常地开展社交活动。两个人住在旅馆的房间里，不便于同别人交往，因此，她愿意在自己家里为他们腾出一个房间，而且已经征得全家人的同意。房租呢，只相当于旅馆费的一半。证人一再推辞，只是看到孔特雷拉斯一家人如此慷慨，又很有教养，才接受了他们的盛情邀请。

堂·卡门的兄弟埃维诺尔·孔特雷拉斯·雷耶斯，45岁，系孔特雷拉斯股份有限公司职员、会计部主任。1933年10月16日，在法官面前作证时说：

证人认为，有人说，卡斯塔涅达夫妇搬进证人哥哥家没有受到全家的欢迎，这是在说谎。新客人受到盛情款待，孔特雷拉斯一家人待他们十分热情，就像一家人，而且是他哥哥带头这样做的。尽管哥哥性情孤僻，不善于交际，但对卡斯塔涅达却给予了异乎寻常的信任，甚至连生意中的机密都对他讲了。哥哥一向十分警惕，从来不在任何人面前打开铁皮柜，包括证人在内。但他却毫不犹疑地对卡斯塔涅达另眼相看，甚至允许他查看账簿。有一次，证人对哥哥说这样做不够慎重，结果被哥哥狠狠地训斥了一顿。

证人还说，哥哥喜欢饭后与卡斯塔涅达坐在客厅里或走廊上聊天。请他一起去社交俱乐部。卡斯塔涅达也邀请哥哥到大都旅馆的酒馆或普里奥酒家去喝啤酒，有时候还请他去学生们常去的不大体面的地方。哥哥很乐于接受他的邀请，这就令人奇怪了，因为他一向不大爱下酒馆。有几次，堂娜·芙洛拉指责哥哥不该去那些地方，也指责过卡斯塔涅达，警告他说，带她丈夫去那种地方，她很不高兴。卡斯塔涅达呢，总是油嘴滑舌地开些玩笑，搪塞过去，结果堂娜·芙洛拉不但火气消了，而且露出笑脸。

证人看到哥哥态度有变化，颇受鼓舞。一天中午，下班以后，仗着胆子邀请哥哥到米卡埃拉·佩卢达酒馆去喝午餐酒。可是，哥哥硬邦邦地回答说他头疼，其实不是那么回事。证人从办公室看见卡斯塔涅达正在餐厅里等他哥哥，还亲自下厨房炒了几个菜，准备下冰镇啤酒。两个人坐下来又吃又喝。尽管哥哥看见证人还待在那里，却不肯请他过去。

年轻人卡门·孔特雷拉斯·瓜迪亚，未婚，学生，20岁。关于全家人是否一致同意接待那对夫妇到家里去住，1933年12月1日他提供的证词与他叔叔的说法大相径庭。

法官：奥利韦里奥·卡斯塔涅达住在你父亲家里是受到全家人的欢迎吗？

证人：我一直不同意卡斯塔涅达和他妻子住在我们家里。我不止一次向父母表示过我心里不痛快。我说，让一个生人住在家里，我很不以为然。尽管他妻子招人喜爱，可是当他们决定更换住处的时候，我和我们全家人都很高兴。

法官：您不喜欢卡斯塔涅达，有什么根据吗？

证人：因为我一直觉得他是个危险人物，不值得信任。他善于耍手腕儿，欺骗别人，引诱别人，让大家听他的。现在我明白了，为什么当初他一定要我到哥斯达黎加去学习，让我远远离开家里人是他的阴谋的一部分。卡斯塔涅达一到我们家就唆使我父母把我送到圣何塞去，可以肯定，他的目的就是在实行罪恶计划的时候先排除掉我这个障碍。

法官：奥利韦里奥·卡斯塔涅达是在什么情况下住进你们家的？

证人：在搬到我们家里住的前几天。卡斯塔涅达和他妻子跑过来非常激动地告诉我、我姐姐和我妹妹，说住在大都旅馆的国民警卫队军官丰塞卡中尉怀疑他们是共产党或桑地诺分子，威胁说要搜查他们。卡斯塔涅达和他妻子请求我们为他们保存几本危险读物，包括书籍和小册子。我们接受了他们的请求，没有告诉我们父母。

过了几天，卡斯塔涅达又说，国民警卫队的军官乘他不在的时候，可能会对他妻子采取非礼行动，一个劲儿地要求妈妈让他们住进我们家里来。妈妈回答说，我们这儿条件很不好，本来就有难处，你们来也会觉得不好过。还说，家里没有富余的房间能让你们多少过得舒服点儿。可他还是纠缠不休，最后妈妈只好同意了。

法官：客人在你们家里居住期间，你发现奥利韦里奥·卡斯塔涅达有些什么可以称之为异常的行为吗？

证人：是的，我注意到了。在他们和我们住在一起的时候，他越来越让我对他信不过。有些事，当时看起来微不足道，可现在看来却很重要的。比如，我记得，他们住到我们家不久，放在走廊神龛里的一尊布拉格圣婴像在光天化日之下竟然不见了。大家都觉得神像丢得很蹊跷，神龛是锁着的，只有妈妈手里有钥匙。不过，单凭预感，我就当面责怪卡斯塔涅达，说是他干的。不料，第二天，布拉格圣婴像又出现在原来的神龛里，而且还上了锁。毫无疑问，他原想偷走神像，发现我怀疑他，才把神像放回原处。

法官：既然卡斯塔涅达搬走的时候大家都很高兴，后来为什么又让他住进来了呢？

证人：因为他妻子死的当天，他又来磨我妈妈。那天我们大家都在为死者守灵，他假惺惺地说，他心里十分痛苦，在那间空荡荡的房子里，连一个晚上也睡不下去了。他在那里一再暗示，妈妈只好又让他搬到我家了。

我敢说，他不喜欢他妻子，所以把她毒死了。为了给她放马钱子碱，就必须单独和她在一起，所以才另租了房子。按照预定计划，他又立即返回我们家，继续犯罪，杀死所有的人，除掉一切障碍，好与玛丽娅·德尔·碧拉尔结婚，继而霸占我家的财产。到那时候，谁也不能把他赶出家门了。

法官：卡斯塔涅达与您妹妹玛丽娅·德尔·碧拉尔有恋爱关系，您对这件事有所了解吗？

证人：我不敢肯定。但是，我知道，在他妻子玛尔塔活着的时候，他当着妻子的面对玛丽娅·德尔·碧拉尔的那副态度，那种关心劲儿，我看了很不舒服。

法官：您可以介绍一下情况吗？

证人：吃饭的时候，他们眉来眼去。他把自己盘子里的肉拨给玛丽娅·德尔·碧拉尔。要是她来晚了，就把最好的菜留给她，如此等等。

法官：您是否发现过卡斯塔涅达献殷勤惹得您姐姐玛蒂尔德不高兴？

证人：玛蒂尔德老是那么忸忸怩怩的，总摆出一副忧伤的样子，所以我不敢说她看见卡斯塔涅达献殷勤是否感到不舒服。现在我知道了，这个无赖还在他妻子活着的时候就企图玩弄我的姐姐和妹妹。我跟您说，玛蒂尔德为他的过错感到难过，我一点儿也不觉得奇怪。

法官：您是否知道，您姐姐玛蒂尔德经常陪奥利韦里奥·卡斯塔涅达到瓜达卢佩公墓去祭奠他妻子玛尔塔？

证人：法官先生，我可以证明她确实陪他去过，那是他求玛蒂尔德去的。他们乘坐我父亲的车去，还带着从我家花园里采下的鲜花。

这些说法是年轻人孔特雷拉斯当着犯人奥利韦里奥·卡斯塔涅达的面提供的长篇证词中的一部分，其余部分以后还要引用。当时审讯已经正式开始，奥利韦里奥·卡斯塔涅达正在法庭等候交代罪行。

当时，两个人发生了一场冲突。由马那瓜《新新闻报》派到莱昂报道这次审讯事件的记者、诗人马诺洛·夸德拉在1933年12月3日发表了关于这次冲突的报道，题目是：《法庭上的唇枪舌剑》：

在年轻人孔特雷拉斯开始作证的时候，犯人没被带出法庭。在此，我们十分客气地向我们的朋友马里亚诺·费亚约斯指出，这是不慎重的，由此引发了一场争执。被告和证人之间关系本来就很紧张，争执本是意料中的事。年轻人孔特雷拉斯讲到嫌疑犯行为中的阴暗面时，卡斯塔涅达企图打断他的作证，予以反驳。费亚约斯法官提请他注意遵守秩序，说，根据刑法，他无权插话。然而，当年轻人说到有一次卡斯塔涅达曾经唆使他使用可卡因作为勾引妇女的手段，让她们顺从自己的时候，犯人哈哈大笑，闹得证人从座位上站起来，要揍他一顿。

最后，卡斯塔涅达被带了出去，法官命令他在走廊里等候，直到作证完毕。在他退场时，费亚约斯法官未能阻止他大声喊叫：“如果我是那么心术不正，凶狠恶毒，专会教唆别人，你为什么还要给索摩查将军发电报要求释放我？”这句话在同情犯人的观众当中引起了雷鸣般的掌声，他们每天都聚在法庭上。

卡斯塔涅达在走廊里被同情者包围起来。他们向他祝贺，其中一个人兴冲冲地说他把年轻人孔特雷拉斯“噎了一溜跟头”。吃午饭的时间快到了，他们和平时一样给卡斯塔涅达送来饮料和食物。

马诺洛·夸德拉在报道中提到的奥利韦里奥·卡斯塔涅达被赶出去的时候针对证人说的那句话，还真有其事。卡门·孔特雷拉斯·瓜迪亚在哥斯达黎加大学法律专业读一年级的时候，父亲去世了。1933年10月11日，他在舅舅堂·费尔南多·瓜迪亚陪伴下乘飞机回到尼加拉瓜。在这之前，他从圣何塞给国民警卫队司令安纳斯塔西奥·索摩查将军发去一份电报，电报说：

敝友奥利韦里奥·卡斯塔涅达年轻无知其被捕依敝人所见有欠公允特请依家母所求即下令将其释放畀使全家得以安宁顺致敬礼

卡门·孔特雷拉斯·瓜迪亚

1933年10月13日晚，“长舌桌”上的人在普里奥酒家聚会，对在《新新闻报》上发表的这封电报大加议论。顺带提一下，在这次聚会上，萨尔梅龙大夫为罗萨利奥·乌苏卢特兰办妥了到狱中采访奥利韦里奥·卡斯塔涅达的手续，乌苏卢特兰欣然接受了。采访记我们已然知道，至于这次进行采访的原因，我们曾答应容后再加以说明。

“看啊，这位大舅子真够疼妹夫的。”科斯梅·曼索把登载那封电报的报纸递给萨尔梅龙大夫，“马诺洛·夸德拉真有搞新闻的机灵劲儿，罗萨利奥可是望尘莫及啊。”

“像有人施了催眠术，”萨尔梅龙大夫把一支红蓝铅笔放在耳后，“集体催眠，男女都在内。妈妈的电报，儿子的电报。”

“阿利·瓦内加斯向马诺洛通风报信，他们俩都是诗人。谁还能赶得上他？”罗萨利奥·乌苏卢特兰满脸愁云，把手放在领子的铜扣上，“不过，搞完采访，我能赶到他前面去。”

“堂娜·芙洛拉的电报也要求释放这个小崽子，这可不是催眠术能办得到的。”科斯梅·曼索冲着罗萨利奥·乌苏卢特兰张开五指，装作施催眠术的样子，“给他往监狱里送鲜花。还送香水。小心诗人会走在你前头，先去采访卡斯塔涅达。多留神，保不定你还没到，先把他放进去啦。”

“公平地说，玛丽娅·德尔·碧拉尔也给他送鲜花，送香水。”罗萨利奥假装闭上眼睛打瞌睡，好像真的中了催眠术似的，“她们俩打成平局。这次采访，你们倒不必担心。奥蒂斯上尉答应我进行独家采访。”

“所以我说是集体催眠。”萨尔梅龙大夫很开心，继续跟那两个参加聚会的人玩催眠术，“这个霍迪尼一准是诡计多端，把那家人杀死了一半，剩下的人居然还醒不过劲儿来。我看这次采访一定有鬼，罗萨利奥。他们绝不会痛痛快快地白给你个机会的。”

“什么催眠术啊，什么7枚铜钱啊。全是男人的那个玩意儿。”科斯梅·曼索使劲拍了罗萨利奥一下，让他苏醒过来，“管他是不是陷阱，我们明星记者的机会来了。也是大夫您的机会，给他提几个有意思的问题。”

“见你娘的鬼吧。非把这儿弄得炮火连天不可。”“班头儿”普里奥从柜台那儿抱怨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