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1月10日早晨，奥利韦里奥·卡斯塔涅达痛苦万分。吃早饭时，孔特雷拉斯全家人看到他手不住发抖，把咖啡精洒到牛奶杯子外面，大家都很吃惊。待到看见他低声啜泣着离开桌子，躲到走廊尽头处，就更加惊慌不安了。堂娜·芙洛拉走过去，问他为什么这么伤心，想安慰他两句。

他告诉堂娜·芙洛拉说，结婚以后，玛尔塔经常犯月经病。这一次，从天亮起就出血不止，从来没出过这么多血。堂娜·芙洛拉用坚定的口气劝得他平静下来，随即派她的小儿子卡门去请家庭医生胡安·德·迪奥斯·达比希雷大夫，同时让厨娘烧开水准备煎药。随后，朝卡斯塔涅达夫妇住的房间走去，她要亲自照看病人。

在大家等候达比希雷大夫的时候，卡斯塔涅达端着一盘剥好的橘子、面包和黄油回到房间。他情绪平静了一些，还端去了堂娜·芙洛拉让人熬好的橘子汤。他和堂娜·芙洛拉劝说玛尔塔吃点儿东西，劝来劝去没劝动。

早晨8点钟刚过，达比希雷大夫披着绸披风来了。堂·卡门在客厅门口迎接大夫，把他带到卧室门前，然后小心地退了回来。医生问明病人的病情，给她听了听。当时，堂娜·芙洛拉和奥利韦里奥都在场。奥利韦里奥神经又紧张起来，忧虑重重地提了些不合时宜的问题。

1933年10月17日，达比希雷大夫就这次出诊在法庭上作证说：

检查完毕，我把她丈夫叫到一边，告诉他没什么值得担心的问题。有些妇女在经期会出现紊乱现象，这是很自然的。我让她彻底静卧几天，用温硼酸水坐浴，还给她开了几瓶芹菜脑水剂。不过，在量体温的时候，我发现她的体温偏高，比一般经期紊乱要高出几度。因此，我建议她丈夫为病人查一查血。我怀疑她可能染上了本市常见的疟疾。经化验，证实了我的怀疑，于是，我让病人接受常规治疗。

法官问：病人的态度有没有特别引人注目的地方。证人回答说：记不得有什么明显的地方，只是她趁卡斯塔涅达和堂娜·芙洛拉不在卧室的时候，问我是否知道什么地方有空房出租。我们萍水相逢，没有什么交情，她骤然提出这个问题，确实让我吃了一惊。但是，我强压住惊讶心情，回答说：堂娜·埃希莉娅·冈萨莱斯（也是我的病人）在大学附近有一幢房子，老房客刚搬走，正好空着。

这天早晨，达比希雷大夫和第一次见面的病人告别后，又披上那件绸披风走了，沉重的皮药箱坠得他身子朝一边儿歪斜着。当时，根本没想过为什么玛尔塔·赫雷斯要等到只剩下一个人的时候才问他有没有空房。出来时，他挺放心，以为病人不过是患有月经失调，还有疟疾症状，得这种病的人本来就很多嘛。然而，出庭作证那天，他终于明白了，只是没说出口，至于是什么原因，以后再说。对法官提出的有关卡斯塔涅达夫妇的其他问题，他同样不肯回答。

为了弄清这一点，我们引用一个13岁女孩儿雷蒂西娅·奥索里奥的证词。1933年10月19日，和往常一样法庭上挤满了看热闹的人、记者和诉讼人。大家都为证人的清晰记忆感到惊讶，都注意听她陈述：

1932年11月间，玛蒂尔德姑娘雇用证人为女仆，月工资1科尔多瓦，要她帮助其他女用人打扫卫生、擦洗地板、倒便盆，据说有几个外国人很快要搬进来住。

外国人就是堂·奥利韦里奥和他妻子堂娜·玛尔塔，两个人都是危地马拉人，住在堂·小卡门的卧室里。家里没有其他地方，小卡门只好搬到客厅去睡，到晚上给他支起一张帆布床。

每天早晨，女仆们还在厨房里点火的时候，堂·奥利韦里奥第一个起床，拿着剪刀在庭院的花园里剪茉莉花、玉兰花和黄菖蒲，扎成大把鲜花等玛丽娅·德尔·碧拉尔头上裹着毛巾从浴室出来的时候送给她。

证人还说，堂·奥利韦里奥非常喜欢给玛丽娅·德尔·碧拉尔小姐写诗。写在一本绸封面的册子上，外面有把小锁，只有姑娘能够打开。她有把小钥匙，用带子坠在胸间。每天晚上，一吃完晚饭，玛丽娅·德尔·碧拉尔小姐就把那本册子交给堂·奥利韦里奥，他在上面写诗，小姐把册子拿回房间，一个人躺在床上阅读，不给任何人看。就因为这个，她常常和玛蒂尔德小姐吵嘴，因为玛蒂尔德小姐也想看看那些诗。

在堂·奥利韦里奥过生日那天，玛丽娅·德尔·碧拉尔小姐从“拉法玛”商店的玻璃柜里拿出一瓶香水送给他。下午，堂娜·芙洛拉准备了葡萄酒和糕饼为他庆贺生日。堂·奥利韦里奥闭上眼睛，把洒上香水的手帕放在鼻子前闻了又闻，堂娜·玛尔塔气得直掉眼泪，后来怒气冲冲地从他手里夺走手帕，一边哭着一边走回自己的房间，关上房门。

法官打断她的话，问她是否记得玛尔塔·赫雷斯犯病那天发生的事。小姑娘说她记得很清楚，那天她从房间里端出几个带血的便盆。早晨堂·奥利韦里奥和往常一样起得很早，不过，没到花园去采花送给玛丽娅·德尔·碧拉尔小姐，而是满脸忧伤地在走廊里走来走去，像是困在笼子里的小兽。

小姑娘在证词中叙述的事情（关于玛尔塔出血的日期已经弄清楚了）发生在1932年11月到1933年2月之间，正是卡斯塔涅达夫妇住在孔特雷拉斯家的时期。最后一件事，即为送香水而惹起事端，应该发生在1933年1月18日奥利韦里奥·卡斯塔涅达过生日那天。

“圆球”奥维埃多近来成为“长舌桌”聚会的常客，尽管那里比在任何地方都更能轻而易举地把他的朋友送上断头台。1933年10月20日晚，他坦白了一件事，萨尔梅龙大夫把它记在了笔记本上。1932年1月间，期末考试临近，他们在大学的廊道里复习功课。这时候，卡斯塔涅达从一本书里拿出一封有玛丽娅·德尔·碧拉尔签字的情书给他看。其实，萨尔梅龙大夫早就记下了这个材料，那是从“圆球”奥维埃多在1933年10月17日向法官提供的证词中抄录下来的。

“他给我看那张纸条儿的时候，我提醒他说：‘当心，你在玩火呀。’”“圆球”奥维埃多像上次一样正经八百地竖起一个手指头。

“魔鬼不怕火，烈焰腾腾，玩兴正浓。”科斯梅·曼索眼睛中闪烁着狡诈的光芒，驳了“圆球”奥维埃多一句。

“他回答说：‘火会烧人的。’说完，把纸条儿放在舌头上舔了舔，好像舔一块棒棒糖。”“圆球”奥维埃多也用狡诈的目光扫了曼索一眼，“奥利韦里奥怕什么呀。”

“玛蒂尔德那封信呢？说是卡斯塔涅达被捕以后在他衣物中发现了那封信。”萨尔梅龙大夫有点儿不耐烦了。他不想知道什么火呀鬼的，只想知道奥利韦里奥·卡斯塔涅达的风流韵事。

“那封信我没见过。”“圆球”奥维埃多晃了晃胖脸蛋，一口否认了，“不过，那封信是在我们准备期末考试的时候用过的一本刑法书里发现的，估计大概就是那些日子的事。”

“看起来，每本书里都有孔特雷拉斯姐妹的信。”科斯梅·曼索瞅着萨尔梅龙大夫的笔记本，好像嫌他没把这个材料记下来。

“明天，法官想问你关于那些信的事。”罗萨利奥·乌苏卢特兰推了推科斯梅·曼索的椅子，“他想知道你跟你那位卖花的朋友罗德米罗都说过些什么。”

“您心里明白，什么都不能说，一概予以否认。”萨尔梅龙大夫推了一下桌子上的那支红蓝铅笔，把它转到科斯梅·曼索那儿去，“法官想听什么，还是由我去说。”

“除非您《《《GF8A1》》》了，大夫。”科斯梅·曼索用两手比比划划地挤出了这么一句，“罗德米罗·埃多西亚是个二尾子，我能把鲜花插进他屁股眼儿里，真不要脸。”

“还是说说玛蒂尔德那封信吧。”萨尔梅龙大夫捡起铅笔，放在耳朵后面，“卡斯塔涅达把信放在一本刑法书里。书呢，放在箱子里，他提着那只箱子去过危地马拉。是不是说他提着箱子经过了哥斯达黎加，又把箱子带回来了？”

“那只箱子他没带。”“圆球”奥维埃多天真地笑了笑，“他让我给他保管。回来的时候，我把箱子交给他了，还有别的东西，留声机啊，打字机啊。这些我已经说过了。罗德米罗说了些什么呀？”

“就是曼索跟他讲过的关于信的事，还有一些我们都知道的秘密。”萨尔梅龙大夫从耳朵上取下铅笔，从笔记本上找出一页，“不要脸的是您，曼索，我的朋友，不是罗德米罗。”

“扒着门缝儿探听人家的私事，您可算是老手了。”罗萨利奥知道曼索听到这句话准会从椅子上跳起来，他连忙从桌子旁站起来，躲开曼索。

“噢，他把箱子留给你，还打算回来。”萨尔梅龙大夫在“圆球”奥维埃多过去谈过的、今天又重复的那几句话下面划上一条线，“别说门缝不门缝的吧。就这么动手干吧。”

13岁的女用人雷蒂西娅·奥索里奥在作证时还说：晚上，当玛尔塔遵照达比希雷大夫的嘱咐卧床休息的时候，玛蒂尔德就代替她为卡斯塔涅达高声朗读法典和法律书籍，因为医生不让卡斯塔涅达过分使用眼睛。

他们两个人坐在走廊里的藤摇椅上一直待到黎明。走廊上寂静无声，从庭院飘来阵阵茉莉花香。那两张藤摇椅就是孔特雷拉斯姐妹在莱昂炎热的下午时常搬到门外去的椅子。玛蒂尔德在挂着流苏的灯下朗读，奥利韦里奥注意倾听，用脚慢慢地蹬着地，推着摇椅，摇来摇去。小姑娘雷蒂西娅·奥索里奥给他们送去一壶咖啡和两只杯子。然后走过厨房，到走廊尽头处的下房去睡觉，背后留下玛蒂尔德读法典的声音，那副腔调听上去像是朗读一部爱情小说。

小姑娘对法官说：一天晚上，她送完咖啡准备回去睡觉，路过玛尔塔卧室，看见她躲在百叶门后，焦急地向走廊窥视。她一发现有人，很快就回到床上，拖着白府绸睡衣，好似个孤鬼游魂。

“据我们在场的大记者说，”萨尔梅龙大夫心里直发笑，他们为罗萨利奥设下个圈套，“那些天，堂·卡门一直在调查是谁编造流言糟蹋他女儿的名声。那故事是怎么说来着？”

“故事说，有好几次，玛蒂尔德夜里不等大家睡熟，就离开家。”罗萨利奥摸了摸领子上的铜扣，看着是不是扣在扣眼儿里，“诺埃尔·罗维洛陪她到瓜达卢佩公墓，要是坟墓会说话，那该告诉你多少事啊……”

应萨尔梅龙大夫的要求，罗萨利奥·乌苏卢特兰兴致勃勃地又讲了一遍堂·卡门调查的情况，其实以前已经说过好几次了：

1933年1月的一天早晨，他正从字盘边上捡出几张校样，猛然发现堂·卡门·孔特雷拉斯在他的好友堂·埃斯特万·杜克斯特拉达陪伴下，出现在大门口。他很害怕，以为是堂·卡门为传单的事找他算账的。

几天前，他派人印了一些传单，用了个假名字，叫“普莱森塔西翁·阿马斯”，传单还在克里斯蒂亚诺兄弟印刷厂里，没取回来。传单猛烈抨击自来水公司提出的新合同，指控公司老板准备行贿，以便在市政会议的不负责任的成员中拉票。《记事报》的老板，不许他在报纸上再谈论这件事，他只好采取这种办法。

乌苏卢特兰发现堂·卡门是带着枪来的，心里就更害怕了。堂·卡门走过来，要跟他单独谈谈，堂·埃斯特万守住大门。乌苏卢特兰发现他外衣下摆动了一下，知道皮带里别着枪。

他心慌意乱，几乎说不出话来。可是，那个秃头顶、衣领上装饰着箔片、平时在大街上见了面很少打招呼的趾高气扬的男人，却低声下气地求他说清楚破坏他女儿名声的谣言是从哪儿来的。

一开始，他矢口否认，说压根儿不知道有什么谣言。禁不住对方一再恳求，他只好承认在法院的走廊里确实听到了点儿什么。不过他诚心诚意地向他保证，的确不知道是谁造的谣，还说他可以发誓。全部情况就是这样。堂·卡门和进来时一样垂头丧气地离开了报社。

萨尔梅龙大夫又开心又不耐烦地等他说完。然后问他是不是说完了。接着就念起了堂·埃斯特万·杜克斯特拉达的证词。埃斯特万，农民，已婚，47岁。两天前，1933年10月18日，向法官提供了如下的证词。

证人说，今年1月中旬，一个可怕的诽谤话传到堂·卡门的耳朵里。这种谣言在大学生当中、在法院人员的圈子里以及在莱昂市的社交俱乐部的成员当中流传。他们两个人都是社交俱乐部的成员，经常到那儿去。至于谣言的内容，证人认为不宜泄露，因为它有损于玛蒂尔德·孔特雷拉斯小姐的声誉。（一段完）

证人又说，堂·卡门认为这个骇人听闻的谣言十分严重，就请证人帮他进行调查。他一直要查出是谁造的谣。一连几天，他们一起到大学里去，问了几个学生。还到了法院和其他公共场所，没有查出任何具体结果。后来，有人劝他们去找记者罗萨利奥·乌苏卢特兰，说他是《记事报》主任编辑，肯定知道。于是，他们又去了报社，请他讲明实情。

一开始，记者不肯透露谣言是从哪儿出来的。后来，没办法了，只好把造谣者的名字说了出来。通过这次私下谈话，才得知，原来造谣者是奥利韦里奥·卡斯塔涅达。他曾经十分详尽地向上面提到的乌苏卢特兰和诗人、法院秘书阿利·瓦内加斯讲过。时间是1933年1月的一个中午，就在大都旅馆的酒店的一张餐桌上讲的。

对法官提出的问题，证人回答说，堂·卡门的举动确实令人感到奇怪。查出造谣者之后，他并没有采取任何行动对付那个住在他家里的卑鄙的家伙。更有甚者，第二天他竟然要求证人到法律系主任委员会去证明那个家伙品行端正，这是参加博士考试的先决条件。证人没有别的办法，只好照办了。

为了排除一切怀疑，萨尔梅龙大夫又向罗萨利奥宣读了阿利·瓦内加斯学士的部分证词。阿利·瓦内加斯，未婚，25岁，法律系见习生。1933年10月18日，在担任“特别”秘书前曾作证说：

读了罗萨利奥·乌苏卢特兰的证词，证人承认对方讲的属实。1932年6月18日晚上，乌苏卢特兰曾经到证人家里，告诉证人他已经认出奥利韦里奥·卡斯塔涅达和奥克塔维奥·奥维埃多·伊·雷耶斯就是在皇家大街上毒死野狗的人，其中一条狗是达比希雷大夫的。为此，达比希雷大夫曾用手杖打了奥维埃多。从上述事实中，证人推测出这两个人正是不久前他曾经隐约看到的那两个驾着马车飞快地沿着大街逃走的人。

法官在另一处地方问他是否知道不久前有人散布谣言破坏玛蒂尔德·孔特雷拉斯小姐的名声，证人承认的确知道这件事。法官要求他讲出那个人是谁，在什么地方、什么情况下散布这些谣言的。证人回答说：

谣言是奥利韦里奥·卡斯塔涅达当着上面提到的罗萨利奥·乌苏卢特兰的面私下里对证人讲的。一天下午，大家闲着没事儿，聚在大都旅馆的酒店里，卡斯塔涅达讲完以后，他们两个人说好不向任何人透露。因为卡斯塔涅达和他妻子就住在孔特雷拉斯家里，透露出去对他个人是个严重的威胁。

证人说，既然国家司法部门提出要求，他觉得可以放弃保持沉默的诺言。因此，证人毫不犹疑地说，1933年1月的一天下午，奥利韦里奥·卡斯塔涅达告诉他们，玛蒂尔德·孔特雷拉斯小姐习惯离开家里，在外面过夜，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偷偷地溜出去。在夜幕的掩护下悄悄地走出房门。房门正对着大街，她出去后不上锁，好在天亮前再从这个门进来。

出门后，她走过一个街区，诺埃尔·罗维洛坐在汽车上等她。然后两个人一起去瓜达卢佩公墓。一到墓地，坟墓就变成了洞房。

“你简直成了个骗子啊。”萨尔梅龙大夫假装用责备的目光瞄了罗萨利奥·乌苏卢特兰一眼，旋即控制不住自己，放声大笑，“作为记者，你本来应该第一个知道法庭里出了什么事。所以马诺洛·夸德拉才赢了你。”

“你是害怕了。”科斯梅·曼索兴高采烈地跳了起来，“妈的，你为什么要跟我们说瞎话？”

“我是骗了你们。”罗萨利奥不停地用拳头捶打着胸膛，就像望弥撒到了捧圣体的时候，“我没有别的办法，只好把实情告诉给堂·卡门。我还能怎么办？不过，这可不是出于害怕，而是出于怜悯。看到那个心高气傲的男人伤心得几乎垮了台，我心里过意不去。”

“你对他讲了实话之后，他怎么说？”“圆球”奥维埃多头朝后一仰，眯缝起眼睛仔细打量着罗萨利奥。至今他还不能完全相信这个谣言。

“他只是摇了摇头，没说话。”罗萨利奥把拳头紧紧地按在胸前，心中悔恨不已，“他舔了舔嘴唇，看了看站在门口等他的堂·埃斯特万。两个人一句话没说，就走了。”

“这恐怕是奥利韦里奥开的玩笑，他特别爱开玩笑。”“圆球”奥维埃多笑了笑，从远处都可以看出是强挤出来的。

“什么开玩笑，别坑人了。”科斯梅·曼索也笑了，不过口气里带着冷嘲热讽。

“他们刚一走，我就拿起一张纸。”罗萨利奥·乌苏卢特兰急忙说，巴不得他们不要再为他说谎不住气地折磨他，“我给卡斯塔涅达写了几句话，让他有所准备，还派了一名排字工人带上纸条去找他。”

“他大概拿那张纸条擦屁股了。”科斯梅·曼索又嘲讽地哈哈大笑起来。

“他一丁点儿也不在乎。”罗萨利奥站起来，似乎要走，其实他只想强调一下不管怎么提醒卡斯塔涅达，也是白费力气，“大概过了两天，我偶然在大街上碰见他，向他提起这件事，他笑了笑说：‘您瞧，堂·查利奥，把公墓的故事忘掉吧。那不过是我开了个玩笑，我常跟孔特雷拉斯家的人开玩笑。他们也喜欢闹着玩。咱们还是处理一下攻击自来水公司的传单的事吧。’”

“瞧见了吧？”“圆球”奥维埃多以胜利者的姿态瞅着他们，“我不是说了吗？开个玩笑而已。”

“贵友那些玩笑都把人玩进坟地里去了。”科斯梅·曼索拥抱住“圆球”奥维埃多，仿佛向他表示沉痛哀悼。

“噢，敢情卡斯塔涅达早就知道传单的事啦。所以，堂·卡门也知道了。”萨尔梅龙大夫要科斯梅·曼索少说两句，好把事情记下来。

“至少卡斯塔涅达知道。”罗萨利奥用手捂着屁股，围着桌子转了个圈儿，“他跟我说，‘新水费看起来是高了点儿，用不着为这个着急，我会想办法让水费慢慢降下来的。条款不公平，我也不愿意。但是，涉及到钱的问题，谁能劝得住堂·卡门啊？别去散发传单啦。’”

“堂·卡门当然知道传单的事啦。”科斯梅·曼索用嘲弄的目光紧追着罗萨利奥的脚步，罗萨利奥好像在丈量砖与砖之间的距离，“他也知道卡斯塔涅达会怎么对付你。”

“我们有交情，我才同意的。”罗萨利奥离开桌子远远地停住脚步，不敢靠近科斯梅·曼索，“他要求我说，‘要是散发传单，我就完了。签下合同，本来能赚几个钱，也赚不成了。把传单交给我吧。’”

“过来，傻瓜，走近点儿。”科斯梅·曼索伸出食指招呼他，“你干脆明说了吧，你拿了他的钱。”

“当然啦，是拿了。我们取传单的时候，让他付了印刷费。”罗萨利奥·乌苏卢特兰假装走过来，可又退回去了，“我不能干赔钱呀。”

“不，先生。传单只值20比索。他给了你80比索。”科斯梅·曼索露出金牙，好像要咬罗萨利奥一口，“那不是卡斯塔涅达的钱，是堂·卡门的，正赶上你在报纸上攻击他。”

“算了吧，伙计，”“圆球”奥维埃多举起双臂，好像拳击裁判宣布停止比赛，“你们干吗为这件蠢事争吵啊？”

“对你来讲，一切都是玩笑，都是蠢事。”科斯梅·曼索气呼呼地不言语了，罗萨利奥·乌苏卢特兰小心翼翼地回到桌前。

让我们再听听13岁的女用人雷蒂西娅·奥索里奥在上面引用过的证词中说过的话，以此结束1933年初那些动荡的日子里发生的事。

证人说，2月初的一天早晨，她很早就到卡斯塔涅达夫妇住的房间去端便盆，听见堂娜·玛尔塔的哭泣声。她要求丈夫马上离开这个缺德的家。堂·奥利韦里奥打算安慰她几句。求她赶快住口，别让人家听见，还用手捂住她的嘴，可她哭得更厉害了，一再说：“让他们听吧，让他们听吧，听见了，和我有什么相干。”最后他只好说，那好吧，你既然高兴，咱们就搬吧。证人走到床边拿便盆的时候，看见她开心地笑了，似乎压根儿就没哭过。

就这样，这对年轻夫妇于1933年2月8日离开了孔特雷拉斯家，搬进达比希雷大夫向玛尔塔提起过的大学附近的那间简陋的住房。厨娘萨尔瓦多拉·卡瓦哈尔，未婚，60岁，她为全家做饭，因此对她实行预防性监禁。1933年10月14日，她在21监狱的牢房里作证时说，他们搬走了，大家都很难过，包括主人和用人。

证人认为，卡斯塔涅达夫妇离开孔特雷拉斯家的那天，大家的确都很难过，家里静悄悄的，谁也不说话，甚至在厨房里做饭也不出声，仿佛在办丧事。早饭时，只有堂·卡门来到餐桌前，玛蒂尔德和玛丽娅·德尔·碧拉尔待在房间里，一口饭也不想吃。厨房里也没人吃饭。

直到上午，堂娜·芙洛拉还用爱抚的口吻劝他们留下来，至少等堂·奥利韦里奥通过博士考试。但是，堂娜·玛尔塔坚持非走不可。从一大早起她就收拾箱子，把房间腾空，还亲自打扫房间，不让仆人碰一下扫帚。

堂娜·芙洛拉眼见得劝不住他们，就哭哭啼啼地为他们从店里拿来床单和毛巾，还有盘子、碗、杯子、炒菜锅以及许多其他东西，准备他们到新地方安家，那边儿是所空房子。堂娜·芙洛拉还从“我家主人”庄园里抽出一个名叫多洛雷斯·洛伦特的女用人。

过了5天，1933年2月13日下午1点，玛尔塔·赫雷斯经过一阵剧烈的抽搐后去世了，死在他们在尼加拉瓜唯一的新家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