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午后二时，尊敬的堂娜·玛努埃利塔·玛丽娅·卡斯塔涅达因恶性热病急剧发作，在莱昂市与世长辞。夫人系危地马拉人氏，前危地马拉驻尼加拉瓜使团秘书、尊敬的堂·奥利韦里奥·卡斯塔涅达博士之妻室。昨日前，夫人身体健康。病情突发，未逾3时，猝然弃世。绮年早逝，呜呼哀哉！谨向博得本市人人爱戴的悲痛欲绝的丈夫致以深切的慰问。

（《中美洲人报》1933年2月14日）

玛尔塔——上面引述的悼文把她的名字误写为“玛丽娅”——死于1933年2月13日星期三午后一点，第二天一大早就匆匆忙忙地举行了葬礼。接下来几天，没人再说起她。只有市宗教事务所的《事实》周刊（1933年2月份第四周出版的第七期）发表了一篇短文。署名的是伊希德罗·奥古斯托·奥维埃多·伊·雷耶斯牧师，即“圆球”奥维埃多的哥哥。

在那篇题为《好好查一查你的债务》的文章中，牧师赞扬那位年轻女性临终前表现出来的坚不可摧的精神，号召天主教信徒学习她的榜样。

你，愚蠢的信徒，企图昧着良心逃离尘世的泪谷吗？或许，哪怕是在封斋节，你对自己的行为有所忏悔？在最后反省的时刻你要详尽地讲述自己的所作所为，难道你忘记了吗？倘若你不懂得从现在起就要准备好自己的账簿，那就太不幸了，万分的不幸！在上帝面前清偿债务的时刻终将到来。

假如你和我一样有幸站在小玛尔塔的床前，听她向“至高无上的审计”讲述自己的债务，你一定会获益匪浅。她远离家庭，远离家园，远离看见她出生的土地，却镇定自若地手捧着全部账册：现金出纳账、分类总账、账目全部结清，该付的项目誊写得一清二楚。“伟大的收款人”没有告诉她何时收款，而她却把一切准备停当……认真负责的付款人总是信守约言。当她的年轻生命的守护天使鼓动双翼，带着她的肉身飞向永不干枯的天上草原时，她已分文不欠，脸上绽出幸福的微笑。

她给我们留下多少教益啊！让我们为她祈祷。假如你怀着卑劣的侥幸心理，认为可以蒙骗上帝，让我们为你祈祷吧！上帝会拒绝你的花账、你伪造的单据、你在账目上做的手脚。上帝要把你作为卑鄙的窃贼和拙劣的骗子直接送入地狱的牢房。

安息吧。阿门。

在莱昂，人们喜欢把丧葬仪式拖得很长。因此，天刚亮就举行葬礼，的确不大合乎常情。在1933年10月14日第一次出庭作证的时候，堂娜·芙洛拉说，这件事是她的主意。据她说，奥利韦里奥需要尽快搬回她家，好好休息休息。几天前，奥利韦里奥·卡斯塔涅达夫妻占用的房间一直空在那儿。

在第一次出庭作证的时候，堂娜·芙洛拉亲口对我们说，在参加葬礼回来后，而不是在安葬之前，他们收到赫雷斯家发来的一封无线电报，签署者是死者的弟弟贝里萨里奥·赫雷斯。电报要求奥利韦里奥尽早把尸体空运到危地马拉，以便安葬在马萨特南戈。

证人说，有人把没有按照赫雷斯家的合情合理的愿望办事归罪于奥利韦里奥，这显然是不公正的，因为电报传过来的时候，葬礼已经结束。奥利韦里奥绝对没有违拗亲友的打算；相反的，他连忙向在场的人打听能否在第二天将棺木起出来。大家都劝他不要自找麻烦，手续太复杂了。就奥利韦里奥本意来说，他绝对没有匆忙下葬、草草了事的意思。正如证人亲口说的，是她拍板定案的，无论过去还是现在，她都愿意承担责任。当时，奥利韦里奥十分悲伤，根本无法料理任何事情。

证词有好几份。尽管证词是过了几个月才提供的，但是通过这些证词还是可以重现当天发生的事情。当时，除了阿塔纳西奥·萨尔梅龙大夫外，谁也没有对实事多加注意。在一些证人的记忆中，事情和时间相当混乱，这是可以理解的。还有些证人显得失去客观性，他们预先对犯人有一股敌对情绪。证人之一，即女仆多洛雷斯·洛伦特，在1933年10月17日出庭作证的时候，回避了一些基本事实，这一点我们可以在另一章中看到。

在所有证词当中，奥利韦里奥·卡斯塔涅达的证词最为完整；然而，对法官来说，可信度不高，理由当然是不言自明了。那么，我们可以听一听堂娜·芙洛拉的证词，几乎从一开始她就待在玛尔塔的身边。但是，在她1933年10月14日提供的第一次证词和当月31日提供的第二次证词（是她本人提出再次作证的，她说比第一次作证时她头脑更清楚，心情更镇静）之间，却有着天渊之别：前一次，她极力要解脱奥利韦里奥，现在又想使他陷入泥潭。

应法官的传唤，出庭作证的还有医生、邻居、奥利韦里奥夫妇的挚友，还有一名女仆。虽然在诸证词之间存在着不少矛盾，我们还是打算依据证词理出个头绪。

1.根据“圆球”奥维埃多的妻子叶尔芭·德·奥维埃多在1933年10月16日提供的证词，我们知道了玛尔塔在去世的头天晚上还去看过电影，当时她感觉良好，只有轻微的偏头疼。

下午，我们商量好一块去冈萨雷斯剧院，我们特想看看罗伯特·蒙哥马利和诺尔玛·希勒主演的《亲密的伴侣》。好几位朋友对我们说过这部片子。博士生考试快到了，我丈夫正在做准备，可最后还是陪我们一起去了。他也挺喜欢看电影的。奥利韦里奥不想去，因为离考试还只差两天。

临出门前，玛尔塔说觉得偏头疼，疼得挺厉害的。我从装在皮包里的一个小瓶里给她拿出一片“拜耳牌”阿司匹林。一路上，我们边走边谈，她说要为奥利韦里奥获得博士学位举行一次晚会。她对小小的晚会想得特别多。家里地方太小，她打算把卧室的家具搬出来，把卧室也当作客厅用，把床铺什么的存放在乌利塞斯·特朗博士家里。

我们谈起请哪些人，她提出一大串名单。主考人、奥利韦里奥的老师、同学都不能落下。我答应她在家里做几大盘俄式沙拉。我们还要到科斯梅·曼索那儿买肉和维也纳灌肠，可以省不少事。我丈夫说，堂娜·芙洛拉肯定会送来好酒，其他朋友也会送东西来。玛尔塔打算做几个危地马拉菜，让客人吃一惊。桌子的摆法也照危地马拉的习惯，把吃的喝的都摆在桌上，每个人自己动手。她还说，不想上太多的烈酒，怕客人喝得醉醺醺的，又没人往外抬他们。

电影看得挺开心的。玛尔塔头也不疼了。不过，片子讲的是离婚的事，她不大喜欢。出来的时候，我丈夫请我们到普里奥酒家吃点儿蜜饯水果冰淇淋，她同意了。然后，我们把她送到家门口儿，我们没瞅见奥利韦里奥，他在屋里学习呐。

2.据奥利韦里奥·卡斯塔涅达在1933年10月11日提供的证词，当天夜里过得很平静，没发生什么意外。玛尔塔醒来的时候，一个劲儿叫唤月经疼，阴道又是血流如注，把睡衣、被单、床罩全弄脏了。她还嚷嚷着肠胃不舒服。奥利韦里奥走到卧室门口，叫女仆把放在饭厅架子上的装小苏打的瓶子拿来。玛尔塔自己动手，用一杯水把小苏打化开，用勺子搅拌了一阵。那大约是上午8点钟。

堂娜·芙洛拉在10月14日证词中肯定说，她看见在挂着圣心像的卧室里的小桌子上有一只空杯子，杯里有把小勺儿。

女仆多洛雷斯·洛伦特（未婚，32岁，不在主人家中过夜，每天一大早赶到主人家里干活儿）在1933年10月17日的证词中提出了另一种说法。

法官：请您说一说，您是否把小苏打送到卧室，还有一只盛水的杯子和小勺儿，好把药化开。

证人：我没送小苏打，我不知道卧室里有没有。堂·奥利韦里奥跟我要的是装药丸的小瓶子，堂娜·玛尔塔每天都要服用。他从卧室门口儿吩咐完，我就从饭厅架子上拿来小瓶子。我把瓶子和一只装水的杯子交给他，上面盖着一个碗。不过，没有小勺儿，他没要我拿勺子。

法官：您是否记得瓶子里有多少药丸。

证人：只剩下3粒儿，够一次吃的。堂·奥利韦里奥取出药丸，把空瓶子交给我。我把瓶子放回厨房了，要么扔掉了。想不起来了。

法官：把药丸交给卡斯塔涅达的时候是几点钟，您记得吗？

证人：我估摸着在8点钟以前。我每天7点钟开始干活儿，干了有一个钟头了。

3.根据卡斯塔涅达那天的证词，他趁女仆多洛雷斯·洛伦特准备早餐的时候出去了一会儿，去找他的同学埃德加多·布宜特拉戈，对方答应过借给他几本书，让他复习第二天考试的科目。他说，他在边道上等了好大一会儿，女仆又出来告诉他布宜特拉戈没在家。他回到家的时候，已经快9点了。

回来以后，他得知玛尔塔把带血的衣物收起来，自己动手洗干净，然后挂在院子里的绳子上。为这件事他大为恼火。他觉得玛尔塔身体虚弱，干这种事实在太冒失。他叫了声玛尔塔，她从浴室里应了一声，这下子他更火了。当时，他认为——现在仍然认为——洗完衣物又去洗澡简直太不慎重了。谁都知道，在子宫出血的情况下，剧烈活动也好，沾凉水也好，都会引起致命的后果。

女仆多洛雷斯·洛伦特在叙述这件事的时候，又和卡斯塔涅达发生了矛盾。

法官：您看见堂娜·玛尔塔从卧室里拿出沾了血迹的东西，比如被单啦、床单啦，自己去洗吗？

证人：她要是洗东西，我很容易发现。可她没洗。洗衣池在院子里，就在厨房旁边。当时我正在厨房里给他们准备早点。再说，床单是笨玩意儿，特别还有血，洗起来可耽误工夫儿啦。我没看见绳子上挂着被单一类的东西。

法官：那天早上，堂娜·玛尔塔确实洗澡了吗？

证人：是的，她倒是洗了个澡。浴室也紧挨着厨房，我听见了水声。后来，堂·奥利韦里奥回来了，敲了敲门儿，催她快点洗，该坐下来吃早点了。他还得集中精神看书学习呐。

法官：您走进卧室打扫房间的时候，看没看见床上或者便盆里有血迹？

证人：便盆里只有尿，我倒在厕所里了。床铺嘛，我没管，平时都是堂娜·玛尔塔自己收拾，可我没看见有什么血迹。我进去的时候，床铺已经收拾好了。3天前我倒是从卧室里收走几条内裤，让月经弄脏了。我拿去洗了洗。

4.奥利韦里奥·卡斯塔涅达向法官表示，他走到浴室门口儿，催玛尔塔马上出来。她在墙里边嘟嘟囔囔地说自己感觉非常好。可他知道玛尔塔历来不注意身体，又明知道这事很危险，只好坚持要她出来，最后还是没洗下去。他给她围上毛巾被，把她送回卧室，看见她脸上红扑扑的。那是洗了那么多衣服，累得脸发红。

证人说，玛尔塔穿衣服的时候，他坐在饭厅里等她一起吃早饭。为她的莽撞心里还很不痛快。玛尔塔走到桌旁，他仍然火气未消。边吃早饭，边谈起她阴道出血。证人对她说，这样月复一月地折腾下去，他很担心。又说，他要出去一会儿，把堂娜·芙洛拉和小叶尔芭·德·奥维埃多找来陪陪她。可她不同意。证人只好动硬的了。尽管玛尔塔一个劲儿地说她没事儿，感觉十分良好，他根本不理。刚一吃完早饭，就去叫上面提到的那两位太太了。

对多洛雷斯·洛伦特关于是否出血的证词，堂娜·芙洛拉提出了相反的说法。在10月14日的证词中，她说，她应卡斯塔涅达的紧急呼唤，和两个女儿一起来到他家。玛尔塔亲口说，她又闹大出血了，另外还嚷嚷说神经太紧张了。堂娜·芙洛拉给她喝了一点儿帕克-戴维公司出产的镇静药酒，名叫“夸德拉利纳”。瓶子是加封的，是证人亲手打开的瓶盖。

5.1933年10月18日，在接受法官的询问时，正在学习律师专业的埃德加多·布宜特拉戈学士说：卡斯塔涅达的确到家里找过他，向他借一本书。他没在家。卡斯塔涅达对他妈妈说，那本书他有急用，是尤金·帕蒂写的一本关于《罗马法》的书。不过，据证人讲，那次来访不是在2月13日早晨，而是在3天前的一个星期日。当时，他正好去望弥撒，所以能说出准确的日期。

假如奥利韦里奥·卡斯塔涅达在早上8点到9点之间离开家以后没去借书，女仆多洛雷斯·洛伦特是知道他的真正去处的。但是，她没向法官透露。不过，还在事情发生之前，商人科斯梅·曼索就开始了调查。他揭露事实真相以后，我们才弄清个中奥秘。

6.将近上午9点钟的时候，奥利韦里奥·卡斯塔涅达刚吃完早饭，确实出门去找过他的至交，请他们到家里去。多洛雷斯·洛伦特说，这一点她记得。

法官：请您说一说，早饭后，奥利韦里奥·卡斯塔涅达是不是又到街上去了？如果是这样，堂娜·玛尔塔是不是躺在床上？

证人：他是出去了，他说要到堂娜·芙洛拉那儿去。不过，堂娜·玛尔塔没再回卧室。她从厨房拿走一只喷壶，在院子的水龙头底下灌满水，然后到走廊上去浇花。一边往花盆里浇水，一边哼一首她家乡的歌，她挺喜欢这首歌的，过去我听她唱过。歌词好像是“月亮啊！银色的栀子花，在我的小夜曲里，你化为一支歌……”嘴里还学着木琴的声音，为歌伴奏。

乌利塞斯·特朗博士——律师，已婚，43岁，火炬印刷厂老板，是卡斯塔涅达的邻居，和他家仅一墙之隔——在1933年10月14日的证词中说：

大约是上午9点半过一点儿，我正在门口把几包电影票交给冈萨雷斯公司跑外的伙计，看见卡斯塔涅达神情激动，急急忙忙地走过去。我拦住他，问他出了什么事。他回答说，他妻子情况很严重，早晨醒来子宫大出血。

我想劝他安静安静，就说女人出现这种生理混乱现象是正常的，子宫出血死不了人。可他急赤白脸地一个劲摇头，说是生死攸关的问题，说完就慌里慌张地走了。

卡斯塔涅达说得那么凶，我也慌了神儿了。过了一会儿，斯科特乳化剂厂的广告宣传队朝我们住的那条街走过来。我拦住领头儿的，说这儿有个危重病人，求他们别在这条街上大嚷大叫。领头儿的高高兴兴地接受了我的请求，不声不响地带着那支常跟他在一起的乐队走远了。一群孩子跟在后边，走出几个街区才又吹打起来。

7.在10月14日的证词中，堂娜·芙洛拉肯定说，上午10点钟左右，卡斯塔涅达来的时候，她正在商店的柜台前面。卡斯塔涅达跑过来求她快到玛尔塔身边儿去，说玛尔塔又觉着不好了，大出血，还不想躺下。还说，病人听她的话，只有她才能劝住病人别再干活儿，好好休息。这样，他才能静下心来，全力以赴地准备即将到来的考试。证人又说，她觉得两家人关系密切，没觉出这个要求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也没有看出卡斯塔涅达的声音或表情有什么反常的地方。

但是，在10月31日提供的第二份证词中，她的说法完全变了。

现在证人可以回忆起，卡斯塔涅达是故意四处散布他妻子身染重病的消息。证人想把上次说的再补充一下：卡斯塔涅达从商店出来，又去找小叶尔芭·德·奥维埃多。这时候，证人回到家里，想准备准备，顺带把事情告诉给自己的女儿。来到卧室的时候，她丈夫神色慌张地回来了。卡斯塔涅达在边道上碰见他，对他说这回玛尔塔没救儿了，当天准死没跑儿。后来，她才知道卡斯塔涅达把这些话说给好几位朋友听。他挨家挨户地跑，预先通知玛尔塔的死讯。

当时，她没想到后来会发生的事，对这些话也没当真，只把它看成是卡斯塔涅达神经紧张的反映。碰见类似的事情，他总是那么紧张。她把这个想法告诉了丈夫，劝他静下心来。

另外，证人还表示，过了20几分钟，她和女儿一起来到卡斯塔涅达家中，也没看到什么值得惶惶不安的事。她们看见玛尔塔静悄悄地坐在走廊上，吩咐女仆准备午饭。玛尔塔挺过意不去的。卡斯塔涅达走进家门后，她劈头第一句话就是：“唉，奥利，你干吗去麻烦堂娜·芙洛拉？我不是说过了吗？没事儿。”证人好说歹说，最后总算劝得她躺下休息。

8.还是在1933年10月14日作证的时候，在法官提问当中，堂娜·芙洛拉矢口否认死者当着她的面儿曾经责备过卡斯塔涅达半句话，绝不像外面广为流传的谣言说的那样。据传言，玛尔塔躺在灵床上曾经高喊了几次：“奥利，奥利，你给了我什么呀？”

但是，堂娜·芙洛拉的哥哥费尔南多·瓜迪亚·奥雷亚穆诺在1933年10月22日出庭作证时说，那不是谣言。堂娜·芙洛拉曾经告诉他，在将近下午1点钟的时候，玛尔塔又抽了3次风，在最后一次抽风前，她亲耳听到玛尔塔说过这句话。

堂娜·芙洛拉在第二次作证的时候，没再涉及这件事，法官也没再查问。不过，1933年10月14日，乌利塞斯·特朗博士在证词中说，在最后一次犯病前，玛尔塔只对她丈夫说了几句话，原话是：“奥利，奥利，我的心肝儿，我的宝贝儿，为了你，我把什么都丢下了，我的母亲，我的家，我的祖国……”

接着，她又抽起风来，这次来得特别厉害，时间又长。最后，她咽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