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2月21日，奥利韦里奥·卡斯塔涅达提交了律师和公证人学位考试论文，比原订日期推迟了一个星期。考场主考官是法律系主任胡安·德·迪奥斯·瓦内加斯博士（后来在此案审理中担任原告律师），经过投票一致通过。在我们看到的档案材料中标有“优秀、很好”的评语。毕业论文由孔特雷拉斯印刷厂用亮光纸印成，题目是《论人权的始创》。

妻子出殡当天，奥利韦里奥又搬回他原来在孔特雷拉斯家的住房。考试的当天晚上，大家在客厅里关上门庆祝了一番。也是在关上门的大厅里，玛蒂尔德应奥利韦里奥一再请求，弹奏起钢琴。一开始，奥利韦里奥话很多，又开起了玩笑，逸趣横生，后来就陷入深深的悲伤之中。1933年10月14日，厨娘萨尔瓦多拉·卡瓦哈尔作证时回忆起当时的情景。

据证人说，堂·卡门让人从“拉法玛”商店拿来几瓶“莫斯卡特尔牌”葡萄酒，大家坐下来听玛蒂尔德小姐弹钢琴。后来，一起上桌吃了一顿特殊的晚餐。按照玛丽娅·德尔·碧拉尔小姐的吩咐，桌子上铺了带花边的桌布，摆上一只中国瓷花瓶。据证人回忆，堂·奥利韦里奥喝下好多杯“莫斯卡特尔牌”葡萄酒，还喝了一种特别制造的白兰地（平时堂·卡门把这种酒锁在柜子里），结果直喝得酩酊大醉，用手抓住堂·卡门，嚎啕大哭起来。老堂·卡门和卡门少爷只好架着他去睡觉。

宴会就此结束了，大家都很难过。听到他说要回自己的祖国，永远不想再回尼加拉瓜，因为他在这里失去了生活中的慰藉——心爱的玛尔塔，玛蒂尔德小姐和玛丽娅·德尔·碧拉尔小姐也都伤心地哭了。他的话同样感动了堂娜·芙洛拉。证人难以摆脱那种悲伤场面的影响，喉咙也哽住了。

让我们听一下证人卡门·孔特雷拉斯·瓜迪亚的证词。据他说，那天晚上，奥利韦里奥·卡斯塔涅达做了一场噩梦，边睡觉边说梦话。1933年12月1日，法官进一步询问证人，犯人有没有其他奇怪行动，他回答说：

妻子死后，他又和我们住在一起。妈妈让我搬进他的房间，说他一个人睡觉心里害怕。在他取得博士学位的那天晚上——我应该说是考官可怜他丧妻之苦才把证书送给他的，他喝过了量，他从来如此，没有什么奇怪的。爸爸和我看见他喝得烂醉如泥，不愿意让他卧在桌子上，就架着他去睡觉了。

大约半夜时分，他开始在床上翻腾。过了不久，我就听见他焦急不安地讲了一些胡话，好像他十分懊悔，在梦中请求某人原谅他，似乎没有得到对方的谅解，他就进行自卫，抬起两只手，捂住脸。我翻身起床，轻轻地走过去，想听清他说些什么。起初，我以为听到他说和死去的妻子有关的事，他好像大声呼喊：“玛尔塔！玛尔塔！”但是，后来仔细一听，才听出他喊的更像是“妈妈！妈妈！”

我姐姐和妹妹睡在隔壁房间，听到喊声点起了灯，敲了敲隔断墙，要我把他从噩梦中叫醒。我只好叫醒他。卡斯塔涅达醒过来后，出了一身冷汗。定了定神，很奇怪，他一再问我：“米托，米托，我说什么了？说什么了？”

我让他安静下来，说我什么也没听见，意思是让他接着睡，看他是不是还喊叫，因为我已经怀疑是他毒死了自己的妻子。如果他喊自己的母亲都那么害怕，我就更有理由怀疑他了。可是，后半夜什么事情也没发生。

第二天，我直埋怨姐姐和妹妹，干吗强让我把他叫醒。不然的话，兴许一下子就可以把情况弄清楚，他也不会有机会杀害别人了。

在关上门庆祝专业考试那天晚上，奥利韦里奥向孔特雷拉斯家讲的话真的付诸实现了。他办完学位证书手续，清理了在莱昂的未了事项，就动身去马那瓜了。1933年3月17日，他乘泛美航空公司每周一次的航班前往危地马拉。“圆球”奥维埃多知道他不会一去不返。根据他在“长舌桌”上讲的情况（前面已经介绍过了），卡斯塔涅达把一些东西留给他照管，包括一只箱子、打字机和“维克托牌”留声机。

他搬到马萨特南戈，在岳母的特立尼达庄园住了3个月，这段情况我们不大清楚。他在作证时说，就在那时候，乌维科将军独裁政府的警察局胁迫他离开祖国。在狱中接受罗萨利奥·乌苏卢特兰采访时，他就是这么说的。上面有一章讲到他乘火车去彭塔雷纳斯，当时对堂·费尔南多·瓜迪亚也是这么说的。

1933年10月22日，堂·费尔南多·瓜迪亚在作证时就此事提供了如下情况：

他先是痛痛快快地把莱昂社会攻击了一番，随后向我透露了一件事，还要我保密：他的一些对堂·豪尔赫·乌维科将军的政府持反对态度的朋友们正在收集武器，准备在当年12月举行起义，到时候会血流成河。作为阴谋计划的一部分，要刺杀总统先生。从计划的制订和他所谈的参加者的情况来看（他没有透露这些人的名字），不难推断出那是一场布尔什维克式的残酷革命。

有几个头目秘密来到他尽情享乐的特立尼达庄园，要求他参加谋反活动，他毫不迟疑地同意了。他还交给他们几封信，是写给在萨卡帕的几个联络员的，这些人过去支持过查孔将军，信中请他们加入叛乱队伍。另外，他还答应他们亲自前往奇基木拉，帮助他们将武器从洪都拉斯边境偷运进来，因为他在那儿学习过，认识一些有名的走私犯。后来，他真的去了。

他对我说，可以肯定乌维科将军的秘密警察知道这些活动，7月中旬，一位名叫阿布罗拉的上尉从首都匆忙赶到庄园，通知他必须在10天之内离境，不然就把他当作黑人处理。但是，第二天，他被叫到马萨特南戈省政府，在那儿通知他说，当天凌晨接到电报，要他必须在48小时之内离境，当天在一名士兵监护下必须到达危地马拉城。到了危地马拉城以后，他要求发给他回尼加拉瓜的护照，但被拒绝了，没有讲是什么原因，只允许他去哥斯达黎加。

综上所述，本人可以负责地推断，我们面对着一个从各方面来说都是十分危险的人物，他会冷不防地打黑枪，也会参加反对当局的非法活动。本人不排除他坚持要拿到去尼加拉瓜的护照和他反对尼加拉瓜政府的阴谋有关。众所周知，他反对萨卡沙博士，认为他是个一无头脑二无权力的傀儡，这也是他在火车上对我说的。

1933年7月22日，他乘坐“乌苏马辛塔号”轮船抵达彭塔雷纳斯。卡门·孔特雷拉斯·瓜迪亚从5月份起一直待在圣何塞，从那儿赶到港口去接他。第二天，他在给“圆球”奥维埃多的信中说：

信风把我平安地带到这里的海滩，亲爱的蒙戈尔费埃，一路见闻，我会告诉给你。内弟到港口去接我，这是他应尽的义务。那个女人和夫人一起待在这儿，我事先知道吗？还是不知道？我把这个问题撂在这儿，让你用难以满足的好奇心去猜测吧，你的好奇心和你的胃口一样难以满足。还是让我们相信信鸽吧，完了。昨晚见面之后（下面再向你介绍），我可以向你保证说，我真的幸福。有机会重新安排生活，使“调情”具体化，返回尼加拉瓜理清头绪，这一切都以彩霞的红艳艳的色彩描绘在天边的背景上。你怎么说啊，蒙戈尔费埃？你要在我的婚礼上当伴郎吗？请预先告诉叶尔芭，也许我们很快会欢聚。我们可以相信岳父不会太疼钱，我只允许给大家喝“克利科寡妇牌”香槟酒，绝不喝国产劣质烧酒。

我住在拉萨瓦纳附近的巴塞罗那膳宿公寓，又干净，又便宜。女主人堂娜·卡门·纳兰霍很有教养，爱写诗，食客都爱读她的诗。我也是诗人，心里有底，也给她念我的作品。正如莱昂人说的，你读我的，我就读你的；你扔我的，我也扔你的。

我正要打开行李，接到紧急电话。夫人请我吃晚饭，要我尽早搬到她哥哥家里住。男人不能摆架子，道理十分明显。当差的走了，堂娜·卡门亲自动手要给我烫衣服。我对她表示由衷的感谢。

特请你老兄乘坐自己独创的空气动力“圆球”飞到我这儿来。请你拿起望远镜，从九霄云外的观测椅上看我穿过大街。我急于赶到拉萨瓦纳机场对面的电车站，就像个走运的瞎子手拎装满爱的施舍的布袋，用雨伞顶端的包头敲打着铺路的石板。你看见我走近空无一人的车厢。欢乐的路灯把简陋的小窗框染成黄色。我上了车，成了电车的主宰。连接杆咔咔直响，怎么还不开车？司机先生，还差谁啊？

现在，有些人上车了，一个个儿身穿防寒服。成双结对的情侣和夫妇不像您的朋友那么幸运。我真想问一问那些坐在最后几排光洁座席上的伴侣们：先生们，女士们，小姐们，什么是幸福？你们能不能告诉我？看起来你们这么高兴，要上哪儿去？还有什么更好的地方吗？马戏团、综艺晚会、电影院、冷饮店……？在那里难得的幸运在等着我，也在等待着你们。但是，怜悯之心阻止了我一时的冲动。不，这种幸福，只能藏在内心深处。

电车起动了，穿过拉隆大街，车铃叮叮当当。电车沿着中央大街迅速前进，两侧已经打烊的商店一掠而过。我向橱窗里的灯光致意，向人体模型道喜，时髦的装潢妙极了，妇女时装万岁！发明妇女时装为的是突出那个女人的魅力。电车啊，往上爬，爬上莫拉斯山，最后把我丢在阿蒙区优雅的别墅之间。

请你解下“圆球”的压载，向右舷移动移动，这样能更好地看见我。你看见我打开雨伞，在小路两侧的湿漉漉的柏树下朝前走。你最忠实的老友来到一栋两层木结构别墅前，花园里的合欢树掩遮住小楼的侧影。我推开大铁门，大门两边的墙上爬满九重葛。松散的碎石铺成的小路把我带到门廊的台阶前。大雨滂沱，直砸得别墅的锌板屋顶不住震颤，仿佛要迸裂开来，飞上云霄。留神脑袋，蒙戈尔费埃！

我合上雨伞，按了按彩色玻璃门旁的门铃。里面有人急匆匆地走过来，踩得地板砰砰直响，宛如踩在我的心坎上。大门打开了，只见那个女人站在那里，灵肉俱在。我来给你形容一下：身穿一件粉红色毛衣和一条粉红色锯齿边儿的裙子，颜色比毛衣更为鲜嫩；额头上系着一条精美的天蓝色丝带，把那头香气四溢的卷发衬托得十分优雅；黝黑的脸庞受到圣何塞冷空气的抚爱，显得更加健康；她的眼睛，啊，她的眼睛！火热的一双眼睛，睁得大大的正在寻找我。我总算见着她了，蒙戈尔费埃，她也瞅着我，现在我相信上帝了！

她笑了，羞怯中有一种说不出的忧郁。她迟迟疑疑的，上下打量着我，随后才投入我的怀抱。她闭上那双乌黑的眼睛，踮起高跟鞋——穿上高跟鞋，她比任何时候都富女性美——她要吻我了，我……我把全部爱献给了她，任其享用，我甚至可以献出生命。

是的，她紧紧闭上涂着蓝色眼影的眼皮，踮起了脚。在梦中，她时常看到你的朋友在绵绵细雨中来到这扇门前。她想从梦中醒来，她又不愿惊扰这个美梦。可是，你的朋友悄悄地后退了两步，蒙戈尔费埃，你从云端上看见了吗？就在这当儿，里面又响起一阵脚步声，又急促又轻快，直朝外面走过来。我这才闻到屋里散出一股热黄油味儿和地板上的消毒剂味儿。没有接吻。她的拥抱，我的又黑又俏的姑娘，好似缠在我身上的绳索，变得冷冰冰的。因为……夫人出来了。

回到左舷吧，蒙戈尔费埃，你再费力也看不见屋顶下面的东西。晚餐吃得很亲切，来客谈吐高雅，不时发出准确无误的信号，十分机智地向大家表明坐在桌旁的只有两个人是主角，如果一个人跌倒，另一个人会把他搀扶起来……其他人，像舅舅、内弟……夫人都是配角。我强使他们扮演好各自的角色，让他们交谈、说话、发议论，他们的话都记在我的小本子上。我不愿意含糊其辞，不愿意无端推测，也不对任何女人抱有空泛的希望。好好听我说，蒙戈尔费埃，任何女人，无论是在场的还是不在场的。

晚饭吃完了。我们有机会单独待了一会儿，我把我的毕业戒指戴在那个女人的手指上。她紧紧攥住我的手。任务完成了。您的朋友要告辞了。他告别了众人。明天，就是你的今天，他要回去了。这封信是在再次登上电车以前写的。事情很多，日程很紧张。临走前，我绝不会放过与那个女人待在一起的机会。到了走的那天，也要一起去尼加拉瓜。

1933年10月18日，奥利韦里奥·卡斯塔涅达在进一步的调查证词中也提到了他在哥斯达黎加停留的情况。法官问及此事，他的回答如下：

法官：您说过，年轻的卡门·孔特雷拉斯·瓜迪亚在彭塔雷纳斯港等您，这是不是意味着您事先通知过他要到那儿去？

犯人：我打电报通知他要去哥斯达黎加，不过没有告诉他是什么情况迫使我突然离开。他心思细腻，才到港口去接我，陪我乘火车直到首都。

法官：您是想说您和年轻的孔特雷拉斯保持书信来往，所以知道他的通讯地址？

犯人：这是毫无疑问的。我们在莱昂结下亲密的友谊。他能够实现到圣何塞继续攻读法律专业的愿望，全是因为我对堂·卡门做了耐心的工作。圣何塞的法学院聘请了欧洲的教授，还拥有一座藏书丰富的图书馆，但是堂·卡门对花这笔钱犹疑不决。

法官：因此，您不是不知道几个星期之前堂娜·芙洛拉·德·孔特雷拉斯在她女儿玛丽娅·德尔·碧拉尔陪同下来到了哥斯达黎加。

犯人：我根本不知道。我知道卡门的通讯地址，并不等于我可以随便写信打扰他，分散他对刚刚开始的学习的注意力。我们在港口寒暄了几句，他才告诉我堂娜·芙洛拉已经到了圣何塞，要住一段时间，准备探亲，还要做一些生意，小女儿是陪她一起来的。听了以后，我感到又惊又喜。

法官：邮局负责人罗莎乌拉·阿基卢斯小姐在1933年10月17日作证时说，您在危地马拉期间，和玛蒂尔德·孔特雷拉斯小姐保持着频繁的书信往来。下面我引用她的话：“她多次亲自到邮局来，取走盖有马萨特南戈邮戳的航空信，发信人是奥利韦利奥·卡斯塔涅达博士。同时，又把寄给卡斯塔涅达博士的信发出去。从信的分量来看，证人估计页数很多。孔特雷拉斯小姐事先打过招呼，说不要像往常那样让邮差把信送到家里去，因为她会时不时地自己来取信。”引语完。现在，我问您：通过这些信您知道了堂娜·芙洛拉外出旅行，不是很合乎逻辑吗？

犯人：法官先生，请您注意，阿基卢斯小姐出庭作证是她主动提出的，因此，她说的话纯属多管闲事。如果您仔细斟酌一下她说的“多次”、“页数很多”，不能不说这是她讲的“许多”流言蜚语。我们之间的确通过几封信，那是两个好朋友之间的礼尚往来。对于这种交往，玛蒂尔德根本不必像阿基卢斯小姐别有用心地说的那样搞得那么神秘。在为数不多的几封信中，玛蒂尔德也没有告诉我她母亲和她妹妹出门旅行的事，也许原因很简单，她写信的日期和这次旅行根本没碰在一起。

法官：您到了首都之后，就住进堂·费尔南多·瓜迪亚家了吗？堂娜·芙洛拉和她女儿也住在那里。

犯人：根本不是那么回事。我住进堂娜·卡门·纳兰霍的巴塞罗纳膳宿公寓的一间住房，公寓位于拉萨瓦纳公园电车站的对面。到了圣何塞以后，我在火车站就和堂娜·芙洛拉的儿子分手了。

法官：您到了圣何塞以后，第一次见到堂娜·芙洛拉和她女儿是什么时候？

犯人：当天晚上。我到那儿后不大一会儿，就在膳宿公寓接到了堂娜·芙洛拉的电话。她邀请我到她哥哥家里去吃晚饭。我甚至没来得及打开行李，取出必需的东西，换换衣服，讲究一下作客的礼节。

1933年10月20日晚上，“长舌桌”上的客人们在普里奥酒家聚会，认真分析了奥利韦里奥·卡斯塔涅达的上述回答。

“这些话就是到天国法庭也没人会相信。”科斯梅·曼索把载有上述证词的《记事报》还给萨尔梅龙大夫。

“什么事？”“班头儿”普里奥刚洗过几个杯子，一边擦手一边从柜台走过来。

“有几件事。”萨尔梅龙大夫打开报纸，使劲儿地摇晃着，把报纸送到“班头儿”普里奥眼前，“首先，他参加谋反，被赶出了危地马拉；第二，他根本不知道孔特雷拉斯家的女人到了圣何塞。他要去找她们当中的一个。或是去找她们俩。”

“这有什么不好？”“圆球”奥维埃多一直昏昏欲睡，无精打采地说，“他是自由人了，不承担任何义务。”

“情人再次相会。”罗萨利奥·乌苏卢特兰做了个拉小提琴的动作。

“是这么回事，亲爱的。”萨尔梅龙大夫用一把袖珍小刀削尖铅笔的两头儿，“他从玛蒂尔德的信中知道了那两个女人出来了，紧跟着跑了去。”

“他急于向那两个女人问安，才乘船出来。”科斯梅·曼索咀嚼着这几个字眼儿的含义，好像嘴里含着块糖，“地道的骑士，不浪费时间。”

“请想一想《天谴》这部片子。”“班头儿”普里奥回到柜台，放好洗干净的杯子，“莫瑞恩·奥沙利文给投毒者查尔斯·劳顿寄过信。波士顿的警察一直没有查获这些信件。他们是大海捞针，什么也没捞到。”

“对啊。”罗萨利奥·乌苏卢特兰兴奋地摇动着手指，“他的密友雷·米兰德为他保藏那些信。这一点直到结尾才弄清楚，是在神父遭到嘲弄离开以后他们俩在狱中说的。投毒者非常傲慢，不愿意接受精神上的帮助。”

“对查尔斯·劳顿，没有找到任何证据。”“圆球”奥维埃多趴在桌上，下巴颏儿支在胳膊上，“既然无罪，他干吗要忏悔？”

“什么查尔斯·劳顿，什么没有证据。他们对可怜的玛蒂尔德，愿她安息，干的那些事为的是通过信件把她霸占住。”科斯梅·曼索咧了咧嘴，似乎嘴里的糖变成了苦味。

“没那么简单，曼索，我的朋友。”萨尔梅龙大夫按照职业习惯举起刚刚削好的铅笔，“人心难测。那些信咱们永远甭想看到。”

“歌剧《科里奥兰》的序曲开始了。贝多芬作品第62号。”“班头儿”普里奥冲着亮光检查杯子，然后朝杯子里哈了口气，“两位朋友分手了。像是谁说的，九泉之下再相会。”

“‘班头儿’，在这个鬼地方，只有您懂得歌剧。”萨尔梅龙大夫把嘴伸到桌子上，吹了吹铅笔屑，“对所有这些信，您有什么要说的，尊敬的法学家？哪天能给我们看看吗？”

“也许会有那么一天。”“圆球”奥维埃多两眼望着广场，轻轻咬着手指甲，“不要灰心。”

他两眼望着广场，悲伤地瞅着小路两侧的电灯照不到的暗幽幽的印度桂树。已经是第三次放映《天谴》了。查尔斯·劳顿同他的亲信雷·米兰德在死囚牢里进行最后一次谈话。此时，在强烈的白光照射下，电椅在幕上断断续续地闪过。电椅好似理发馆的靠背椅，唯一的不同是电椅上有几条捆绑犯人的皮带。

天快亮了。行刑的时间快到了。雷·米兰德向查尔斯·劳顿提起那些信件。查尔斯·劳顿朝前走了几步，然后又转回来。他请雷·米兰德永远保存那些信，作为永恒的友谊的证明。他再次发誓说，他是清白无辜的。两个人互相拥抱。

在监狱附近佩恩伯爵领地上，各家住户里的灯光暗淡下来，快要熄灭了。查尔斯·劳顿身受电刑。此时，伯爵领地的农民跪下来祈祷，雷·米兰德裹着雨衣朝远方走去。在黎明灰蒙蒙的暗光中，他变成了一个小小的亮点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