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正在大笑?”玛格丽特无法相信自己的耳朵。

“我告诉你,他们在里边哈哈大笑!你在窗前喊我时,我正看着他们哪。”

“仁慈的上帝。他中什么魔了?”

“我不知道。”

“你害怕吗?”

“也说不上。唉,有点吧。”

“你不认识他吧,嗯?”

“认识他?我怎么会认识他?”

“我不知道。这事让我发疯。也许我们得做点什么。”

“什么?我们就是两个女人。还有昂丁。我要不要到布罗顿家里去,然后……”吉丁住了口,坐到玛格丽特的床上,她摇了摇头,“这有点太过分了。”

“他说了些什么?”玛格丽特问道,“你们大家吃晚饭的时候?他说他在这儿都干了什么吗?”

“噢,他说他一直在东躲西藏。说他几天前跳下船后一直在找吃的。还说他当时正设法从厨房弄出些东西,听到了脚步声,就跑上楼躲起来了。他显然不知道他进的是什么房间,只是等着有机会再出来。”

“你信他的话吗?”

“我信一部分。我的意思是我不信他来这儿是要强奸你。”(她想,可能是我,而不会是你。)

“他是怎么到这儿的?”

“他说他游过来的。”

“这不可能。”

“他就是这么说的。”

“好啊,那么说他能游回去了。现在。今天。我可不想和他睡在同一栋宅子里。我要是早知道,一定会犯心脏病的。我一整夜都在等着瓦莱里安那个混账到这儿来告诉我到底怎么样了。可他根本没露面。”

“西德尼拿着枪在几个房间里巡夜。我想现在怕是已经把他打死了。”

“他是怎么想的?”

“他气坏了。昂丁很害怕,我想。”

“我要和瓦莱里安把这事说清楚。他这么做是要毁了我的圣诞节。迈克尔就要来了,他知道我愿意为他把一切安排得井井有条,现在看看他是怎么惹我生气的。不把那个……那个……”

“黑鬼。”

“对,黑鬼,不把他从这儿赶走。”

“也许我们是在无中生有。”

“吉德。他在我的壁柜里。当时正把我的纪念品盒子放在膝头。”

“打开了?”

“没有。没打开。只是捧着盒子坐在那儿。他准是从地上捡起来的。”

“噢,天啊,他简直把我吓疯了。他那样子就像一个大猩猩。”

吉丁听到她的描述,脖子上起了鸡皮疙瘩。她主动用了“黑鬼”这个字眼——可没说大猩猩。“我们都吓坏了,玛格丽特,”她心平气和地说,“就算他是个白人,我们照样会给吓坏的。”

“我知道,我知道。”

“嘿,瓦莱里安放他进来了,就得把他弄走。我想他无论如何也会请他走的,不过你得和他谈谈,我也会谈的。这样就好了。你得安静下来。咱们来做呼吸练习吧。冷静一下。”

“我不想练呼吸,我们得做点什么。我们不能全指望瓦莱里安。听我说,咱们走,乘船进城,再飞到迈阿密。他不走,我们就不回来。噢,可是迈克尔!”她摸了摸头发,“我来给他打电话。他可以在迈阿密和我们会面,而如果瓦莱里安想明白了……”

“可今天已经二十二号了。没时间了。还有西德尼和昂丁呢?”

“你认为他不会伤害昂丁吧,嗯?好吧,我们开始吧。我们要做出要走的样子,把理由告诉瓦莱里安。我们到城里之后,可以直接叫警察。那孩子在这儿吗?”玛格丽特问。

“在,不过……”

“吉德,来吧。你得有帮手。这儿又没别人。”

“咱们先看看瓦莱里安会不会打发他走。”

“你说过他们在花房里大笑?”

“咱们等着瞧吧。把行装打点好,以防万一。我来把预订的事办妥。”

“好吧,不过我在知道准信之前是不打算离开这房间的。”

“我给你弄点吃的来。”

“对,请快一点。我可不想空着肚子吃安定药片。”

她们在各自的房间里待了整整一下午,而当她们下一次看到那陌生人时,他已经容光焕发,那副英俊模样让她们忘掉了全部的计划。

当吉丁穿着那双金带拖鞋嗒嗒地走出她的卧室的时候,那人坐到她的椅子上,又点燃一支香烟。他合着她四分之四拍的脚步声,在小写字台上轻轻打着节拍。那椅子对他来说太小了,就像是小学教室里的椅子。尽管他吃船上供应的食品体重已经减轻了,但如今经过两周的肠胃清理,他的身体已经像长跑运动员那样消瘦了。他四下张望,发现她的房间看起来如此不舒服,感到很惊讶。和黎明时分他蹲在那里看她睡觉、设想改变她梦境时房间的样子全然不同。这房间当时看起来神秘而吸引人,此刻在正午的阳光下却显得十分脆弱——如同一个没有了玩具娃娃的玩具屋——只有摊放在她床上的海豹皮大衣看着比活海豹更有生气。他曾经看见过海豹在格陵兰近海水域中如影子般游弋,在沙石海滩上如软石头般移动,但反倒没有如今去掉内脏只剩皮毛的样子生动:像羊羔、雏鸡、金枪鱼、儿童——他还曾经见过它们成堆成堆地死去。世上还没有像它现在这样子的东西,除了他亲眼目睹过的熟睡中的灭门屠杀。

他又取了一支香烟,走到一张桌子跟前,看她刚动手包装的礼物。他睡衣肩上有两块湿印。他继续吸着烟,不再看那几件礼物,走进了她的卫生间。他瞥见淋浴间有一个与厅那边的卫生间中完全一样的附属装置。不过她的淋浴间用帘子取代了滑门。闪光的、沉重的浴帘上满是老式美女的照片。浴巾在另一侧,还是湿的。水珠在浴缸和墙砖上闪亮。浴缸的一角是一瓶露得清浴液和一块与她肤色相同的天然海绵。他拿起海绵,攥了一下。水从空眼中挤了出来。真粗心,他想。她应该把海绵拧干,不然会烂掉的。海绵很大,他想不出她的小手怎么握得住它。他又拧了一下海绵,这次用力较轻,因为他喜欢汁液给他的感觉。他解开睡衣扣子,用海绵擦着前胸和双臂。然后把睡衣裤彻底脱掉,迈进了浴缸。

“向外拉。”她曾经告诉过他。微温的水一下子喷了他满脸。他把按钮向里一推,水就停了。他调整了一下喷头,再一拉,水有力地喷到他胸前。过了一会儿,他注意到喷头可以移动,就从长口上取下来,举着喷头,把水洒遍全身。他一直拿着那块海绵。全身淋过水之后,他把喷头挂好,拿起浴液,挤到海绵上。他轻轻擦着周身,然后用水冲洗。流进下水口的水是深色的——煤灰色。和日出前的大海的颜色一样。

他的脚是没办法了。厚厚的一层老茧呈扇形包着他的脚后跟和脚趾。他的手指甲很长,里面全是污垢。他又搓又冲了两次,觉得算是洗干净了。海绵擦身体的感觉真不错。他以前从未用过海绵。他总是用双手来洗澡。这时他又向掌中挤出一团浴液,揉进胡须,用指甲尽量按摩着。他的胡须搅成一团,揉搓起来还像雷电一样噼啪作响。他仰起满是浴液的脸,冲着水。水太大了。他关掉水,擦擦眼睛,来回转着喷头,直到把水调成喷雾状,不再冲得皮肤生疼。他又在脸上涂了浴液,然后把泡沫冲掉。他的嘴里进了些浴液,让他觉得像之前吃过的什么叫不出名的美味东西。他喷了更多的水,把它吞了下去。那种味道不像水,倒像是奶。他用它漱了口,然后才按下按钮,把水关掉。

他身上滴着水迈出浴缸,四下里寻找着洗发香波。他没有找到什么药柜,想放弃时,却偶然碰到一面镜子,背后是摆满瓶子的架子,其中有好几种在配方中吹嘘含有胎盘成分的香波。他挑了一种,站在镜前看着自己的头发。头发一层又一层,翅膀似的从他的头上铺开,比海豹皮更有生气。这使他怀疑头发实际上是死去的细胞。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黑人的头发总是鲜活的。即使不去梳理也像叶簇,远远望去,绝不亚于一株落叶乔木的树冠。他完全清楚是什么东西吓着了她,让她一时目瞪口呆。他仍能看到镜中那双貂般的黑眼睛大睁着的模样。这时他把头伸到喷头下方,把头发淋湿,直到耳际和鬓角像去了毛的皮子。随后他又是涂抹和冲洗,反复几次,直到他的头发像新电线一样既富弹性又有光泽。头发干了之后,他找到了一柄牙刷,便用力刷起牙来。他在漱口时注意到了血。血是从他那口完美牙齿的齿龈中渗出来的。他拧开一瓶标签上印着法语说明的消毒液,漱了漱口。最后他用一条白浴巾围在腰间。他注意到卫生间里还有一扇门,便像个以前就用惯了这里的设备的人一样把门打开。里面是设在壁龛中的一间化妆室,一张小桌和被灯光围绕着的镜子。再往前是衣裙、鞋盒架、行李箱和一个窄窄的女内衣柜,在一把小巧的椅子上放着短裤和白色网球帽。香水的气味使他眩晕——从昨天晚上狼吞虎咽地吃掉那些冷的蛋奶酥和桃子以来,他还粒米未进。他拿起一件袍子,回到卫生间,解了小手。随后他弯腰去捡堆在地上的湿漉漉的睡衣裤,但又改变了主意,随它们摊在那里,穿过卧室走了回去。从敞开的窗户中吹进来的微风十分宜人,他迎风站住,向外面望去。

他们都吓坏了,他想。只有那老人是例外。那老人知道,无论我出于什么原因跳船,我肯定不是为了强奸一个女人。他脑子里没有女人,不管这个念头听上去有多么奇特,他的目标都不是她们。他甚至没有仔细看她们。船进港之后,他躲在壁柜里。她们的话音和她们走在甲板上的脚步声一样轻,最后他走出去看时,只瞥见两个苗条女人的背影飘过探照灯光束,朝着一辆像是吉普的车走去。她们上了车,打开车灯和引擎(女人都是按照这种顺序开动车子的),就开车走了。如此娇小的女人居然能操纵一条那么大的船,这让他很开心。她们中的哪一个扔的缆索?又是谁跳上码头,拴稳船只的呢?他根本就没看清她们:只看到了一个人的左侧和一只手,当时那只手正从甲板上捡起一个瓶子。此时,她们的苗条背影在走向吉普车的途中消失在黑暗中。他没有跟上她们。他甚至不知道她们离去的方向。他一直等到海、鱼和浪全都安静下来,只剩下从岛上传来的声音。他吃完芥末和大饼,喝光最后的瓶装水时,先是看了看繁星密布的神圣的天空,吸了口水手往往发誓说他们热爱的陆地的气息,然后踏上岸。他身后的右侧是法兰西王后岛上昏暗的灯光。他面前是一片黑沉沉的海岸。向前,在星空之下和暗滩之上,他能隐约看到衬托着天空的岛上小山参差的轮廓。

他沿着码头走着,经过四十英尺的沙地,路过一个油泵样子的东西的影子,来到那辆吉普开走的路上。他一直沿公路走着,希望不会遇到任何人,因为他丢了鞋,不愿从路边茂密杂乱的灌木丛中穿过。他每走一步,成群的蚊虫都围着他转,透过他的衬衫叮咬他的后颈。多年来对地雷的恐惧吓得他一身冷汗——直叫他不敢迈步,只得多次提醒自己,这是加勒比地区——树丛中没有漂亮的小矮人,路上也没有跳雷。

他没有跟上那两个女人。他连她们的模样和目的地都不知道。他只是在岛上唯一的道路上走了一小时,没看到什么引他留步的东西,也没什么看着可以让他歇脚的地方。在那一小时中的某一时刻,他周围升起了一团恶臭。不过蚊子倒是离开了他,他琢磨着这是来自泥地或沼泽的气味,他印象中似乎经过了那么一处地方。他从那团臭气中走出时,看到面前耸立着一栋住宅,楼上楼下都亮着灯。他停住脚步,用一只手撑在一棵树上休息了片刻。这栋宅子看上去多么冷漠多么文明啊。经历了在两排梦呓的树木间的路上独自摸黑走得周身发热之后,这栋宅子看着是多么清凉、干净和文明啊。他心想,他们在里边喝着加了冰块的水。他本该待在船上过夜的。但他已在船上待了这么长时间,而陆地的气味真是太好,太好了。“我还是回去的好,”他对自己说,“回到小船上去,那儿有冰箱、冰块和铺位。”他舔了舔嘴唇,感觉到了干裂。他一只手向树上探出一两英寸,准备用手指掠过一个有三个月身孕的青春期姑娘的一只乳房,一只鼓胀欲裂的乳房。他甩开手,回头看了看,随后便吐出一口气,比起笑声更像如释重负。一颗鳄梨恰好垂到他的指尖上,就要碰到他的脸了。他分开叶子,把果子捋了下来。到手了,他想。那果子闻着像鳄梨,摸着也像。但可能不是。可能是阿开木果的一个变种,果肉可食但有毒。不,他想道,阿开木树要大些,高些,而且果实也不会长得离树干这么近。他探头想看看颜色,可惜看不清。他决定不冒险,便又去看那住宅的灯光——家庭的光亮——在他面前如同一个安全港湾的探照灯光束。就在这时,一阵风,也许是树本身,托起了树叶,完全像片刻之前他所做的那样,把叶子大大地分开。鳄梨向前摆动,碰到了他的面颊。他想,干吗不吃呢?用三个手指捏住那个悬挂着的果实,凑上去咬了一口。粗糙、苦涩的果皮下面的果肉虽然毫无味道,却十分令人满足,勾得他比原先更渴了。

他没有跟上那两个女人。他连她们的模样都没看清,只瞅见了她们苗条的背影。他朝那房子走去是想喝口水。想找到户外的一个水龙头、一口井、一个喷泉,随便什么,只要能消解蚊虫、暑夜和青春期的鳄梨树果实的果肉造成的口渴。

他从北边接近那栋住宅,走下砾石车道,走上草地,草踩在他脚下湿软得像是丝绸。他透过第一个窗户向里窥视,没看到那两个女人(他本来也没有跟着她们),只看到一架钢琴。虽说根本不能和泰勒小姐的相比,但总还是一架钢琴。这让他感到疲乏,软弱又疲乏,仿佛他在七年之中游过七片大海,却仅仅到达了他出发的地方:饥渴、赤脚,孑然一身。水,船上的铺位和冰块都不能击退因看到钢琴而产生的压倒性的疲惫。他后退几步,离开光亮和窗户,退到依然在睡梦中喃喃自语的树木的保护之下。他真想在他站立的地方、在神圣的天空和睡梦中的树木下倒头便睡,只有他身上从不入睡的那部分又对他讲起一直告诫他的话:藏起来,找一处隐蔽之地。于是他听从了从不眨眼或打哈欠的那部分自己,从宅子那里走开,去找一处地方:一间茅屋、一座工具棚、一处隐身的灌木丛,什么都成——结果找到一座凉亭。他钻到那一圈条凳下,他在那里可以安稳地睡觉。然而,睡眠并没有到来。来到跟前、进入凉亭、飘过屏风的是那些男孩子,他以前常去泰勒小姐家时,他们笑话他,又欺负他,说他是来跟安德鲁的小姨上床的,尽管他所做的只是弹琴,因为城里除去非洲人美以美锡安会和好牧人浸信会神坛背后的那架钢琴之外再没有第二架了。两个教会只有不足三百个信徒。德雷克、大兵和厄尔尼·保罗笑着指指点点。什么感觉?她带劲吗?但是他照样去了,因为是她让他去的,况且别的都无所谓。过了一会儿,她说如果他肯为她除草,她会给他上一课。一年之后,德雷克、大兵和厄尔尼·保罗不再笑了;他们坐在泰勒小姐前廊的台阶上听着,等他出来。他弹琴的时候,齐安涅也去听,在前门外等他。但那是后来的事了,谢天谢地,她没有和德雷克、大兵和厄尔尼·保罗一起进入凉亭。他们实际上让他整夜未眠,让他觉得他们大概还在什么地方活着。他们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畏惧:他的睾丸、眼睛、脊椎。他则一直害怕自己的双手。整个战争期间,他想的都是坐在一处烟雾弥漫的黑暗的小酒馆中——那地方很小,只能挤下三十个人而不是一百个人—他就躲在钢琴后,周围有低音贝司、鼓和钢管乐器保护着他——偶尔画个“8”字,但多数时间都让双手轻柔而愉快地伸向人群。为做些改变,他的一双手会做些好的、人道的事。在他失败——既不光彩又无风度地被解雇——之后,他就做了,但做得极其拙劣,只有老板的怜悯和对手的缺席让他得以留在那里,当齐安涅在家中睡着—守候时,他在夜里弹着钢琴。

他没有跟着那两个女人。他来这里是为了喝上一口水,逗留一会儿,咬一口鳄梨,为钢琴待在这里,明天好好睡上一整天,因为德雷克、大兵和厄尔尼·保罗让他没有在夜里睡着。因此他才一反常规和一切民族自我保护的习惯,白天睡觉,而夜里在宅子内巡视。他待在这里很累。即使在夜间,他四处行走寻找食物,尽力思考下一步行动时也很疲惫。回到小船上,等候其中的一个女人再次驾船外出?在岛上查看一圈,也许能找到一只摇桨的船——得是无主的——然后趁天黑划到城里?干干小工,赚够飞到迈阿密的钱,然后一路返回家乡?冒险敲开别人的门请求帮助,或许能得到接纳?每一种可能性看来都不错,但似乎都很愚蠢。但他白天太累,夜里又太饿,前途不明。随后他被自己的梦话吵醒了。他进入宅子的第一夜纯属偶然。他常去找吃的和瓶装水的食品间的破窗户被钉上了木板。他试了试门,发现没有锁。他走了进去。在月光下看到一篮菠萝,他拿起一个塞进衬衫,也顾不得外皮上的刺。他聆听了一会儿,才把冰箱门打开一道缝。冰箱中的灯光如同一根棍棒射进厨房。他尽量遮住门缝,把手伸进冰箱。蜡纸中包着三个鸡翅。他一下子全拿了出来,关好门。室内的寂静比起户外夜间的响声更令人心惊。他推开一扇摇摆的门,向被月光照亮的房子中间偷看,房子中间有一张大桌子,天花板上有一盏枝形吊灯。这房间通向一个厅,他进去一看,厅又通着前门,他打开门便回到了屋外。鸡肉太棒了。自从那天想家想得发疯跳下大海以来,他还没尝过荤腥。他连鸡骨头都吃得一干二净,不得不控制自己别再马上回去洗劫冰箱里的存货。等以后吧。他告诉自己,等到第二天夜里。他当真等了。于是到第二天晚上,他都要进屋,过了一星期,他才大着胆子上楼,当时的心情既好奇又亲切。楼上第一间卧室的门开着,里面空无一人。左手那间不空,里面睡着一个女人。他想看一眼,但不想待在里面看个仔细,因为他没有跟着那两个女人。甚至都没有把她们看清楚。所以他第一次进她的房间只待了几秒钟,看到她在睡觉。谁都会告诉他,这仅仅是开始。想到钢琴、齐安涅和这个睡觉的女人,他一定会在这儿待下去,直到他确确实实地和她一起过夜,这是多么难以置信的满足啊:背靠墙壁坐在地板上,怀里揣着水果(如果找得到,还会有肉),与一个睡着的女人相伴。他对她的欲望如此巨大,已经失去了焦点,从而扩展到他的眼中、他衬衫里的橘子、窗帘和月色上,扩展到她周围的一切地方的一切东西上,而不去管她。

他每晚都要花些时间与她在一起,渐渐了解了这栋宅子,在天快亮了、厨房里快开始有人活动时他就会溜出去。现在他站在太阳地里,不得不承认他已经喜欢上这种生活方式了。这栋房子在某种程度上成了他自己的房子。他在夜间拥有它,还有一个睡美人做伴。他逐渐了解了住在这里的人。逐渐忘记了他没有跟着那两个女人。他觉得他确实跟着她们来到这里。只有此时此刻他才记起,他追随的是鳄梨、口渴和钢琴。而此时此地,他满怀新生儿般的即兴的计划。

他不喜欢做长远打算,但他觉得他得编个故事来告诉他们他是谁,叫什么名字。噢,他只身独处了这么久,躲藏、逃亡了这么久。在八年之中他登记过七个身份,以前还有些没登记过的,所以他几乎想不起他原本的真名实姓了。实际上,他最真实的名字从未在任何社会安全卡、工会权益卡和失业证明上出现过,而所有知道或记得他的真实姓名并能将其同他本人联系在一起的人很可能都已经不在人世。儿子。这就是用来称呼真正的他的名字。他从不对这个“他”撒谎,在夜间珍藏着“他”,而且不想“他”死去。其余的“他”就像他说出的话——都是即兴杜撰的,是为保护“儿子”不受伤害,至少也是为确保其真实存在的安全。

他透过窗户看到地上有一个男人的背影,那人正弯着腰干着切割挖刨的杂活。他曾经看到那个黑人在房前屋后进进出出。他盯着那人的背影。她叫他杂工。那便是杂工的背影。他了解背影,研究过它们,因为它们能揭示一切。不是眼睛,不是手,也不是嘴,而是后背,因为后背就简单地摆在那里,没有受到保护,也没法弄虚作假,如同这个杂工的后背,如熏制厂的吊床般伸展,可供流浪工过夜。这样一个后背是上帝创造水以来每处溃疡的痛楚、每根颈神经的刺痛、每次牙痛、每列错过的返乡火车、空荡荡的邮筒、关闭的汽车站、“请勿打扰”和“此座有人”标志牌的栖息之所。他瞧着那老人脊柱的弯度,莫名其妙地热泪盈眶。那些未落下的泪珠使他吃惊,因为他清楚地知道,他的心所倾向的区域——那是他了如指掌的地方。不是有白门的黄房子的街道,而是小男孩在他们自己的阳光下穿着复活节的白色短裤打网球的宽阔草地。那太阳的唯一目的就是照亮他们的路,把他们的头发照得金黄,并且映出他们复活节的白色短裤的完美。他先前曾经上百次琢磨过那一场景,但它从未让人落泪。但此刻他看着杂工跪在地上刨一棵小树的树根,而他自己却洁净如新,从发根到趾缝都干干净净,眼看着从身上冲下的污垢旋转着流进下水口,而后便从腰到大腿裹着一条复活节的白色浴巾站在那里——自从他逃离家乡以来,这还是第一次热泪盈眶。仿佛有些东西正在离他而去,而他所能见到的仅仅是它的后背。

杂工缓缓地直起腰。他转过身来面对住宅,在那一刻瞥了一眼长在院边的树。随后他脱下帽子,用无名指和小指搔着头,之后重新戴上了帽子。“谢谢,”儿子悄声说,“再多看那熏制厂的吊床一秒钟,我就会最终被带到那儿了。”

当玛格丽特躺在她精雕细刻的卧室中同饥饿、气愤和恐惧抗争时,瓦莱里安正在他的花房中从一扇玻璃窗向外张望,想象着不在眼前的场景:洗衣房中的老妇人正俯身在一块搓板上,用一块橙色的八角牌肥皂搓洗枕套。他清楚洗衣房中装有一台洗衣机和一台烘干机(他听不到嗡嗡声,花房中的音乐和空调机低沉的响声盖过了那种声音,但他仍能看到从出气管排出的蒸汽),但搓板、枕套和橙色肥皂仍是他最愿意看到的主要部分:他在费城度过童年的住宅的后院;九月余热中饱胀的棕色绣球花。被一辆马拉牛奶车撞倒的父亲躺在床上,宅内已然一片哀伤。瓦莱里安来到后院的洗衣房,一个洗衣妇在那儿洗涤全家的衣物。她瘦削,牙齿脱落,模样像一只鸟。瓦莱里安有时去看她,或者确切地说,是在她的洗衣房那儿待着,提问题,聊天。她像只宠物似的,只乖乖地听他说,既不评论也不命令。他第一次去的时候,她曾经用一种客套的口吻说——一个地位低下的成年人与一个有地位的孩子间漫无目的的闲扯——“你爸爸今天做什么了?”他回答说,爸爸出门到大西洋城谈生意去了。从那时起,她就用这种方式和他打招呼。他一来到洗衣房门口,她就会问:“你爸爸今天做什么了?”而他则回答她,“他今天在工厂”或者“他今天在纽约”,谈话就此开始。他觉得这样的开场白令人开心,因为她和他父亲从未彼此瞅过一眼。这个问题之后便是类似大人的谈话,双方都很认真。在她来洗衣服的一个星期三,他父亲在昏迷中去世了。瓦莱里安被他母亲和亲戚轰了出来,大家都忙着丧事,没人理睬他。那天下午他溜溜达达地来到洗衣房,那女人又问:“喂,你爸爸今天做什么了?”瓦莱里安回答:“他今天死了。”好像第二天他就会变成别的样子。那女人抬头看着他,尴尬得一语不发,在这种停顿中,他忽然悟到发生了可怕的事,他父亲在第二天和以后的日子里都依然不会复生。在模样像鸟的黑女人看着他的一瞬间,他明白了什么叫无限。从今往后的无数个日子里,他对她问题的回答都将是一样的。“他今天死了。”每天都会是这样。那个时间之桶太大、太深,是个无底洞,进入里边,他那双孩童的腿会下沉,他的小手会乱晃。

她终于眨了眨眼,指着他身后的架子。“把那块肥皂递给我。”她说。他照做了。“现在把包装纸撕掉,站到这里来。站近点。再近点。”他走到跟前,她便让他往搭在搓板上的湿枕套上打肥皂。他把心都搓出来了,一直哭个不停,一个枕套又一个枕套,搓了又搓,直到他的指关节红得像樱桃,胳膊累得发麻。当他实在干不下去的时候,她拍拍他的头,说有一天她会雇他的。后来乔治,就是西德尼之前的管家,发现了这件事(他早就奇怪,瓦莱里安的指关节怎么会红得像樱桃),告诉他别到那儿去,因为那女人总喝得烂醉,他不能让她利用他来干她的活。瓦莱里安让他别多管闲事,但他们打发那女人走了,从此瓦莱里安再也不用说“他今天死了”,但他还是对自己这样说,直到他那双孩童的腿强劲到足以在那无底的深桶中涉过黑水。因此,在建造十字树林时,尽管有许多不便,他仍坚持要盖一处独立的洗衣房,倒不是为了有些小岛风情,而是为了那种回忆:当这个世界的焦点渐渐离他而去时,他一度做过些多么艰难而重要的事情。现在又有了一个洗衣妇。当然和以前不一样。没有了八角牌洗衣皂,没有了摇摇晃晃、闪闪发亮的搓板,但他喜欢从花房的窗户看着那儿,知道那里有个女人正安安静静地做些有用的事。在他自己的住宅因紧张和不解的难题而让人深感棘手时,这倒是个可以让他集中注意力并抚慰心灵的念头。

昨天夜里他对吉德絮絮叨叨。他为什么要把他流亡到加勒比这件事归咎于玛格丽特和迈克尔之间的关系呢,连他自己都想不出来。事实是,他在自己的城市里已经成了一个陌生人,所以选择在六十五岁(或接近那个岁数)退休时离开那里,以避免看着以往的岁月离他而去。已为人熟悉的大街和便道,他一无所知;经营店铺的老板他不认识;购买住宅的机灵夫妇要么把家装修得十分新潮,要么就把它做旧成只存在于他们头脑中的模样。他们把过时的灌木砍掉,改成甲板和院子;他们封掉宽敞的前廊,把原本小巧、隐蔽而亲切的窗户扩大。这些新来的人让住房从街道上后退,以强化住所的私密性,却让生活充分地社交化,而且谈起品酒来如同议论一种神学而非饮料。一天天变老带来的无穷无尽的问题并不在于他发生了什么变化,而是环境发生了什么变化。这种局面他之所以能容忍至今,只是因为还有像他一样的人来分享这种认识。但是比他要年轻二十二岁而且来自另一个地方的妻子,对他故乡城市的原貌没有记忆,而他的朋友都已辞世或是垂暮待毙。在他的心中,他仍是那个三十九岁的坦普尔大学毕业生,还在那家糖果厂工作,并准备从叔父们那里接手掌管公司;他还是那个娶了高中选美皇后的新郎,他下定决心爱她,以便向他的第一任妻子证明——那个不可爱的悍妇,至今仍不可爱——他是能够爱人的。她在他退休的前一年死在了南卡罗来纳州——离婚后她就到那儿和她的姐妹同住了。他听到这消息时,她已经入土了。他就从那时开始思念她——太可怕了——等他在加勒比定居之后,她一定也思念他了,因为她开始像一个热烈的情妇那样定期到花房来拜访他。真有趣。他记不得她的眼睛了,但当她来到这里,围着他的椅子转悠,滑过他的种子苗床时,他立即就认出了她。在婚后九年的生活中,她曾堕过两次胎,她来此拜访他时想谈的就是,她至少有那个远见,现在才这么轻松。他指望她有别的感受。你会认为,在死亡中,在另一个世界,她应该有别的感受。要不就什么都没有。

他并没有因她的造访而吃惊;他知道是他自己招来的,就像他招来老朋友和儿时的玩伴一样,如今的他们对他而言比近三十年内的印象更清晰,更美好。但他却惊慌地看到—他没有招过他——他自己唯一活着的儿子在昨天晚上来到了餐室。大概是对吉德描述他躲在洗碗池下那件事的结果吧。迈克尔昨晚似乎在对他微笑,但并不是他真人脸上的那种嘲笑,而是一种和解的笑容。瓦莱里安相信,这就是他邀请那黑人就座的原因之一,仿佛迈克尔在餐室中提前出现了。他从盛桃子的碗上抬头,对他展露笑容,那既是洗碗池下两岁的他的迷人微笑,也是三十岁的社会主义者的他的成熟微笑。桃子中的面孔强迫他不去关注玛格丽特尖叫着跑进来的事,而只把它当作宠坏了的孩子发脾气故意制造出的夸张场面,父子二人都将其理解为女性的痴呆症。自从玛格丽特宣布迈克尔一定会来之后,迈克尔即使不在瓦莱里安的思绪中,也占据了他的心。他无法对她说,他比她更盼望迈克尔来。无法说这一次在父子之间又会出现当年他把儿子从水池下拉出来的那种救赎感。因此,当那个黑人出现时,瓦莱里安已经与一只熟透了的桃子达成了合谋,并且接受了它那含蓄的挑战。于是他邀请那位不速之客喝上一杯。在印第安人保留地的迈克尔和水池下的迈克尔都感到惊喜交加。

不相信玛格丽特的神经质是容易的;他此前已见识过多次这样的例子,认为不过是受虐与自恋的旧病复发。他相信对于有着非凡美貌的女人来说,这是常事。但在来不及反应的瞬间,他看到全家人站在那里,每个人的脸上都充满厌恶和恐惧,又表现着共同的胜利,共同期待着他的命令,事实上已经蓄势待发,只等着他发出一个信号便去叫港口警察,从而让他承认错误:没有认真对待玛格丽特。他不得不承认在关键时刻不够果断,承认他错了,她对了,他的住宅早就被入侵了,当这个事实暴露时,他仍然既不知道也不相信,倒是西德尼有预见地拿起枪,抢先一步把闯入的人赶下楼去。当他看到玛格丽特胜利的脸,吉德惊恐的脸,以及西德尼和昂丁看着那囚犯时和他一样黑却更神气的脸,这些脸击中了他,正如迈克尔用那种口吻说“资产阶级”时所指的意思一样,瓦莱里安原本一直以为那意思是乏味,现在他才觉得是虚假,但昨天晚上他认为是美国式作派。他曾用忠诚和正派一类警句激烈地在迈克尔面前为他的仆人们辩解,还喊叫说报界典型的漫不经心正在毁掉一个艰苦创业的民族的荣誉观。他对吉德说的一番话出自他的信念:迈克尔是异国情调的承办商,一个典型的人类学者,一个寻求他可以不冒风险、不必承受痛苦地热爱的其他文化的文化孤儿。瓦莱里安憎恨那些文化,并非源自对少数民族或迥异文化的憎恨,而是由于他看到了人类学立场下的虚伪和欺诈。他告诉迈克尔,印第安人的问题在印第安人、他们的良知和他们自身的蛮勇之间。从犹太人聚居区到印第安人保留地,到讲西班牙语的移民聚居区,到季节工农场,所有这些他热爱的艰苦跋涉都是为了一群人;与他们相伴,迈克尔们可以为让他们自己感到难堪的悲伤所取悦。不过在那一瞬间,他感受到的不仅是迈克尔敦促吉德要为她自己的民族做些什么时的那种感受(不管这种指教有多愚蠢),还有更多的东西。义愤填膺的吉德、西德尼和昂丁那近乎轻蔑的失望,体现在保护并不属于他们的财产和人格这件事上,而这是本属于他们一员的一个黑人所引起的。随着夜色的加深,瓦莱里安彻底地欣赏起他的邀请造成的他们的混乱。玛格丽特从屋里跑了出去——她受不了这种打击。吉德对此的态度至少还算理智,而西德尼和昂丁在那个闯入者没露出“被抓”的样子时简直垮了。他双手高举搭在脑后,走进屋来,没有左顾右盼——没有看吉德、昂丁或玛格丽特,而是直盯着瓦莱里安,而且他的眼中既没有疑问也没有请求,更没有任何威胁。当时瓦莱里安并不害怕,而且第二天中午当西德尼轻敲房门,送来他的邮件和烤土豆时,他也没有害怕。瓦莱里安能够感受到西德尼那种轻微的等待,他在期待或希望他的东家能把昨晚在脑中形成的决定向他做出一点暗示。瓦莱里安感到了对他的一丝同情,不过既然他无法告诉西德尼从桃子上抬眼向外看的面孔,他也就什么也没说。

实际上他没有任何计划。他对那人感到好奇,但也没有好奇到一定要如何的程度。他估摸他就是他自己所说的那样一个人:一名跳船的水手,在宅院周围转悠,藏进玛格丽特的壁柜,主要是骇人而非威胁。他曾经盯视过那人的眼睛,并未感到恐惧。

他吃着土豆,喝着葡萄酒,他的安详得到了回报:随着一声豪爽的“你好”,陌生人走了进来:他身上裹着一件女式晨衣,赤着两脚,锻铁似的头发闪闪发亮。

瓦莱里安的目光谨慎地从那人的头发掠到晨衣再到赤脚。那人咧嘴笑了。他低头回望着瓦莱里安,说道:“我不是从窗户进来的。”

瓦莱里安局促地一笑。

“早晨好,西克先生。”那人说。

“斯特利特。瓦莱里安·斯特利特,”瓦莱里安说,“你说你叫什么来着?”

“格林。威廉·格林。”

“好啊,早晨好,威利。睡得可好?”

“好,先生。我从没睡过这么好的觉。你的名字真叫瓦莱里安吗?”

“是啊。”瓦莱里安无奈地耸了耸肩,还笑了笑。

“我曾经吃过一种糖果,就叫瓦莱里安。”

“我们的,”瓦莱里安说,“我们的糖果公司生产的。”

“不是开玩笑吧?用了糖果的名字?”

“是糖果用了我的名字。我的名字是根据一位皇帝的名字起的。”

“噢。”那人说着,向花房四下看了一眼。体验过户外的炎热,这屋里突然的清凉让人很舒心。这里随处可见的花盆与花盒里长出的植物让花房里很是阴凉。“这里真好看。”他说,仍然在微笑。

“告诉我实话,”瓦莱里安说,“别等你被你看到的弄昏了头。你在我太太的卧室里是想干什么?”

那人止住了笑。“实话?”他有点难堪地低头看着砖砌的走道,“实话就是我弄错了。我以为是另一间屋子。”

“什么另一间?”

“另一间卧室。”

“吉德的?”

“是的,先生。我以为我昨天嗅到了在后面炖生蚝的味道。天黑得早,我指的是有雾。他们把做熟的留在了厨房,我以为我能弄到一些,可是没等我弄到,我就听见他们回来了。我没法从后门跑,就只好跑进另一扇门。那是一间餐室。我跑上楼,进了我看到的第一间屋子。我进去以后,看出那是一间卧室,不过我以为是被你们叫吉德的那个人的。我打算在那儿藏到能出来再说,可是后来我听见有人进屋,就躲进了壁柜里。她打开门,开灯照到我时,我和她都吓了一跳。”

“你在这儿躲躲藏藏已经好几天了。你为什么不去厨房要些东西吃呢?”

“害怕。我没有护照,我跟你说过。你打算把我交给警察吗?”

“唉,当然不能穿着这身起床的衣服。”

“是啊,”他又瞥了一眼身上的晨衣,笑了,“他们会让我好好活着的。不知道你能不能借给我一套旧西装,那样我就可以像模像样地去坐牢了。”

“你要是穿上我的一身西装,他们会让你当州长的。我会让西德尼给你找点什么穿的。不过,要是他把你的脑袋咬下来,千万别惊讶。”

那人突然跳起来,在砖地上跺着脚。

“怎么回事?”

“蚂蚁。”他说。

“噢,亲爱的。是你放它们进来的,我的杀虫药又用光了。”瓦莱里安站起身,“那边,那个罐子。把门槛喷一下。不会太管用,但一时还能起点作用,再把细布门帘塞紧点。”

那人照吩咐做完后,说:“你应该弄些镜子来。”

“要镜子做什么用?”

“放到门外。蚂蚁不会靠近镜子的。”

“真的?”

“真的。”他说着,把一些灭蚁剂喷到腿上。他的晨衣的腰带松开了,晨衣一下子敞开了。瓦莱里安看着他的生殖器和黝黑精瘦的大腿。“你可不能这样在女士们面前走来走去。别穿这个了,去告诉西德尼给你些衣服。告诉他是我说的。”

那人抬头看着他,晨衣垂在身体两侧。“你不打算把我交出去?”

“我想算了。你又没拿什么东西。不过我们得想个办法给你弄些证件。现在就去吧。先弄些衣服穿。”瓦莱里安拿起灭蚁喷雾器,放到一株绿荫浓郁的粗大植物的近旁。那株树的叶子长得茁壮,中间是竖直的长枝。嫩枝上缀有未开的花蕾。瓦莱里安仔细看着那株植物,皱起眉头。

“它怎么了?”那人问,“看来是生病了。”

瓦莱里安转动花盆,从不同角度看着它。“我不懂。它一直这样含着苞,我不记得有多久了。不管我怎么伺候都不开花。”

“摇摇它,”那人说,“它们就是需要往上捋一捋。”说着便走到那圆形花木跟前,用拇指和中指使劲掐那些细枝,仿佛它们是不听话的学生。

“你到底在干什么?”瓦莱里安伸手去抓那人的手。

“别担心。明天早晨就会开花了。”

“要是真开了,我就给你买一套崭新的西装;要是它们死了,我就叫西德尼把你赶下海。”

“说定了!”那人说,“我对植物可是很内行的。它们像女人一样,你得不时地往上捋顺一下,让她们举止端庄,像她们应该的那样。”他捋完那盆圆形花木的嫩枝,先是对自己,然后对瓦莱里安笑了。“你听过那个三色妓女升天的故事吗?”

“没有,”瓦莱里安说,“告诉我吧。”那人讲了起来,还真是个不错的笑话,有趣极了。当吉丁跑到花房外面想弄清里面的声音是谁在杀谁时,她听到的是合着乐队节拍的笑声。

西德尼已经将东家的一些旧衣服给他放进客房,瓦莱里安还打发吉迪昂陪他去理发,因为西德尼公然拒绝为他服务。瓦莱里安有些希望那人进了城就不再回来了,因为他给了他足够的钱去买些更适合他穿的内衣和鞋子。就在那天晚上,瓦莱里安由满腹心思、默不作声的管家服侍着单独就餐时,就在玛格丽特在她的卧室里生着闷气,而吉丁和昂丁在厨房吃饭时,别名叫儿子的格林先生同吉迪昂和特蕾丝一起乘着“法国价值”号在海上漂流。他们怀着乡下人迎接远方来客的自豪,带着这个美国黑人像国王似的巡视城里的街道。吉迪昂甚至让他的一个朋友免费用出租车带他们在城郊兜风,然后他们便一直走上山,来到“风地”,最后才抵达吉迪昂和特蕾丝,有时再加上阿尔玛·埃斯特居住的粉红色房子。

特蕾丝大喜过望,摇晃着脑袋,用她那不中用的老花眼对他左看右看。他们刚一上岸,她就让岛上她见到的每个黑人知道他们有一位客人,一位来自美国的游客,他会在这里过夜。她的自豪和口信传遍了大街小巷,直抵山坡,当晚,每时每刻都有人探头进门,邻居们更是找了各种借口进屋。特蕾丝打发阿尔玛·埃斯特飞跑到山下的市场去买一袋红糖,她伸手到衣裙内吊在腿边的口袋里掏钱,要她买山羊肉和两颗洋葱。随后,她一边煮着又黑又浓的咖啡,一边听着男人们聊天,等着轮到她插话。吉迪昂在骑士岛上会给她讲故事,但在这儿的家里,他不和她交谈——他只顾自己说话,或者抽空和老伙伴聊天。只有在那岛上为有钱的那家美国人干活时,他才会哄她高兴。此时在她的房子里,他们的谈话是把她排除在外的。她也会有机会亲口问那个美国人,美国女人用指甲掐死她们的婴儿这种事是不是真的。她一直等到吉迪昂用从卖朗姆酒的人那里借来的推子为他理完发。一直等到他那一头闪亮的墨黑云团般的头发落在地板上,落在裹住他脖颈和身前的床单上。一直等到吉迪昂吹嘘完他在美国的经历,吹嘘完他娶的他上班的那家医院里的护士,那个护士和所有美国女人的可恶之处。一直等到吉迪昂撒谎说他在那儿赚到了大钱,编造他从美国回来的原因。一直等到那个吃巧克力喝瓶装水的陌生人容光焕发,脖子撒了点小苏打,阿尔玛·埃斯特回来,羊肉在两个炉眼的灶上煎炸。一直等到人们吃过饭,喝着加了糖的咖啡。一直等到他们打开朗姆酒,那个吃巧克力的人在初尝之下像个少年一样呛得咳嗽。特蕾丝伺候着两个男人用餐,但没有和他们一起吃,而是站在轻便的炉灶旁烧她从地上扫起的头发,一边小心烧着,一边十分得体地多次瞥向那吃巧克力的人,向他表示她绝无恶意。等他们吃完,特蕾丝也习惯了客人讲英语的节奏后,她就和他们一起坐到了桌边。阿尔玛·埃斯特则坐在窗边的帆布床上。

儿子吸着吉迪昂的香烟,把剩下的朗姆酒倒进他的咖啡里。他伸开两腿,让自己有一种和家人围坐炉边的感觉,舒坦且不必摆姿势,说话也不用拿腔拿调。难嚼的山羊肉、熏鱼、浇了辣味酱汁的米饭进了他的肚子。这些东西全都盛在一个盘子里,他深知这顿美餐花费了他们多少钱:甜甜的厚饼干,听装牛奶,尤其是朗姆酒。他裸露的头颅和面颊容易受伤,但主人用他们的崇敬给了他一层保护。阿尔玛·埃斯特已经脱下了她那条短短的粉色连衣裙,换上了她最好的衣服——一套校服——但儿子马上就知道,她已经有好久没交过学费了。那身校服已经磨损,上面还粘着泥土。他能够感到她的阵阵欲望掠过他,多年来他还是第一次觉得自己是个穿着考究的人。特蕾丝催他吃一只大蕉和油炸的鳄梨,随后便凑近灯光下的他,她那双昏花的老眼喜气洋洋,问他:“是真的吗?美国女人把手伸进子宫,用指甲掐死胎儿?”

“闭上你的嘴吧。”吉迪昂对她说,随后便对儿子说,“她不光瞎,还变蠢了。”他向儿子解释,他曾经给她讲过,在美国医院中工作是什么样的。谈到过自由堕胎和血检。刮宫手术。但特蕾丝自有一套与众不同的理解问题的视角。无论他怎样向她解释血库和角膜库,她总是会曲解意思。他想,是“库”这个词把她搞糊涂了。确实如此。特蕾丝说,在美国,医生把穷人的胃、眼珠、脐带、长头发的后颈、血、精子、心脏和手指取下,在塑料箱里冰冻,然后卖给富人。在美国,孩子和大人一样跟狗在床上睡。在美国,妇女把孩子带到公园的树后卖给陌生人。在美国,电视机里的人全都赤身裸体,连教士都是妇女。在美国,为了一根金条,医生能把你放进一台机器里,只消几分钟,就能把你从男人变成女人,或者从女人变成男人。在美国,看到人既有阴茎又有乳房也不算稀奇。

“两样,”她说,“男人和女人的东西长在同一个人的身上,是吗?”

“是的。”儿子说。

“他们还在盆里种吃的来装饰他们的住宅?鳄梨啦,香蕉啦,土豆啦,酸橙啦?”

儿子笑了起来。“对,”他说,“对。”

“别怂恿她,伙计,”吉迪昂说,“她是个刻薄鬼,还是个睁眼瞎。你什么都不能告诉她。他们就喜欢胡编乱造。”

特蕾丝说她不是那种人。那些睁眼瞎在四十岁左右就失去了视力,而她则是到了五十岁之后,而且她的视力只是在几年前才变模糊的。

吉迪昂开始就“到了五十岁”这句话逗弄她。他说,更可能是六十岁,她装看不见太久了,连她自己都不记得是什么时候开始瞎的了。

儿子问睁眼瞎族是什么人,吉迪昂给他讲了一个故事,讲的是一族由奴隶变成瞎子的人,他们在看到多米尼加岛的那一刻就瞎了。他说,这是渔民们讲的一个故事,有钱的美国人住的岛就是以此命名的。他们的船搁浅了,沉了;船上载着法国人、马匹和奴隶。瞎了眼的奴隶看不见要怎样游向哪里,只有任凭水流和海潮把他们带走。他们漂着,踩着水,最后和那些游泳的马一起登上那座岛。他们中的一些人没有完全失明,事后被法国人救起来送回了法兰西王后岛,签了契约。剩下那些完全失明的就藏了起来。那些回来的人有了孩子,那些孩子长到中年也成了瞎子。他们所看到的都是用心灵的眼睛看到的,当然,也就靠不住了。他说,特蕾丝就是这样一个人。他本人却不是,因为他母亲和特蕾丝不是同一个父亲所生。

儿子感到眩晕。廉价的朗姆酒再加上这个故事让他的头轻飘飘的。

“那些藏在岛上的人怎么样了?他们被抓到了吗?”

“没有,伙计,他们还在那儿,”吉迪昂说,“他们骑着那些马满山跑。他们学会了骑马穿行于雨林之中而不撞上任何树木,任何东西。他们互相比赛,还与塞德维沼泽中的女人睡觉,寻欢作乐。每逢暴风雨前,你都可以从这里听到他们匆忙离开的声响。像打雷一样。”他说着,爆发出一阵嘲弄的大笑。

儿子也笑了,笑罢问道:“说真的,有谁看到过他们吗?”

“没有,而且他们不能容忍有眼睛的人不经允许就看他们。要是他们知道你看到他们了,他们会怎么样就没法说了。”

“我们原先以为,你就是他们当中的一个呢。”特蕾丝说。

“是她这么想,”吉迪昂说,“不是我。我自己认为,瞎眼是因为二度梅毒。”

特蕾丝不理会这种判断。“是我让他那样放着窗户不修的。这样你才可以弄到食物。”特蕾丝说。

“是你做的?”儿子对她微笑。

特蕾丝得意地拍着胸口。

“特蕾丝小姐,我一辈子都爱你,我从心底里感激你。”儿子拿起她的手,吻着她的手指。特蕾丝尖叫一声,咯咯笑了起来。

“我说过,你不会向砍刀辫子要东西的,所以我就在洗衣房给你留了吃的。你一直都没到那儿去拿。”

“砍刀辫子?那厨娘?”

“就是她。那个魔鬼。因为她,我简直每星期要淹死两次。不管天气好坏,我到那地方之前都差不多快淹死了。”

“别听她的。她跟渔民一样了解那些水域。她不喜欢美国人的小心眼。就因为他们有时候有点势利眼。我和他们还合得来。他们说让特蕾丝走,我就说好吧。可我把她又带了去,告诉他们,这是个新来的女人。”

“他们不知道?”

“到现在还不知道。他们根本不看她一眼。”

特蕾丝被吻手的举动提起了精神,就想多问问女人抓子宫的事,但吉迪昂大声制止她。“她原来是个奶妈,”他告诉儿子,“靠给白人婴儿喂奶来过日子。后来有了婴儿奶粉,她差点没饿死。只好靠捕鱼为生了。”

“婴儿奶粉!”特蕾丝说,用拳头猛砸了一下桌子,“怎么喂婴儿那种叫婴儿奶粉的东西呢。听着就像是谋杀和坏名声。可我的奶水照样有,到今天还有。”

“走开吧,老婆子,谁想听你那脏奶头的事。到外边去吧。”吉迪昂轰着她,她只好离开了桌子,但是没有出屋。她不出声之后,吉迪昂朝这栋房子挥了挥手臂,告诉儿子:“你随便什么时候来,这儿都欢迎你。”他的手臂指到了特蕾丝夜间睡觉的帆布床、阿尔玛·埃斯特有时睡的地板和他睡觉的小卧室。

儿子点点头。“谢谢。”

“我当真的。随便什么时候。那边死气沉沉的。也许你能在这儿找个工作。这里活儿很多,你又年轻。”

儿子吮了一口兑朗姆酒的咖啡,心里想不通,既然这里有很多活儿,吉迪昂为什么却一个也没做。“你在那边干多久了?”

“到现在足有三年了。开始时来来去去的。他们当初只按季节来。”

“你在美国有居民身份了吗?”

“当然。不然你以为我为什么要娶那个疯护士?拿到护照和一切。不过,听我说,我在那边不会露出我识字的样子。他们给你的活儿太多了。吩咐你装这个修那个。我装成根本不识字的样子。”

“你离开美国这么久,恐怕现在居民身份已经作废了。”

吉迪昂耸耸肩。“美国是个坏地方,不能死在那儿。”他说。他不后悔。唯一让他懊悔的是失业保险。那可真是件绝妙的好事。你得把它交给美国。他们知道怎么赚钱,也知道怎么花钱。他们是这世界上最大方的人。现在的法国人像没出嫁的姑娘似的那么手紧,可是美国人,哈哈。

过了一会儿,他们都沉默了。特蕾丝喘着粗气,儿子还以为她睡着了呢。他看不到她的眼睛,但阿尔玛的眼睛在闪亮,还盯着他看。

“你打算回去?”吉迪昂问,“回岛上去吗?”

“我不知道。”

“你想待在那儿,是不是,嗯?为那个白妞?”吉迪昂摸着下颌说。

“伙计,”儿子说,“噢,伙计。”他说话时充满热情,但他在声音中也加了点到此为止的意思。他不想她被吉迪昂那口白牙嚼过去。不想让她存在于吉迪昂的脑海中和眼睛里。想到吉迪昂可能看见她,他就觉得心烦意乱。

老人听出了他话里不想再谈的意思,就把话头转向了认真的忠告。“她是你的第一个白妞吗?”他问,“当心。让她们不当白人是很难的。很难的,我告诉你。大多数都做不到。有些人试过,但大多数不成。”

“她不是白妞,”儿子说,“只是肤色浅一点。”他不想再谈论黑人的肤色了。

“别犯傻。你要是两个月前看到她就好了。你现在看到的是让太阳晒黑了的。白妞的黑和天生的黑不一样。她们得自愿晒,多数人还不愿意呢。当心她们放下的东西。”

“我会当心的。”

“来,”吉迪昂说道,“咱们去看看小伙子们。我领你看看这地方。天堂啊,小伙子。天堂啊。”

他们起身准备走,阿尔玛·埃斯特一下蹦了起来。她站在门边,伸出一只手。儿子停住脚步,冲她笑笑。

“你觉得,”她压低声音说,“你觉得你能帮我寄这个到美国去买个假发吗?我有照片。”她从校服的衣袋里掏出一张折叠着的图片,在吉迪昂推开她以前,竭力想让儿子看清。

“我要是用他的钢琴,泰山会在意吗?”

希基·弗里曼和小帕柯·拉班能够做什么简直不可思议。他用一根食指摸着外套的肩头,用另一只手碰着琴键。吉丁惊诧了。他穿着白衬衫,领口和袖口扣子没扣上,头发也经过一番家庭式的修剪,显得容光焕发。他上唇的髭须还留着,但下巴上纠结的胡子和乱糟糟的头发都不见了。

“如果我穿着泰山的西装,”她说,“我就要显示一点敬意。”

“所以我才问。我就是在表示敬意。”

“那你就自己去问他吧。”她回答说,转身要走。午饭后她一直坐在起居室,等候玛格丽特,后来他走进来,站到了钢琴边。看到他这副模样,她觉得眼前一亮,心里也不那么紧张了,但他在她卧室里的行为在她头脑中先入为主,挥之不去。

“等一等,”他说,“我想和你说——抱歉。我为昨天的事向你道歉。”

“很好。”她说,还在向外走。

“你不能原谅我吗?”他问。

吉丁停下脚步,转过身。“啊哈。”

“为什么不肯?”他仍站在钢琴旁边,但眼睛直视着她,这问题显然对他很重要。

吉丁向他走近了几步。“我不必对你解释任何事。”

“可我已经说过对不起了。你猜得出我为什么要那样做,对吧?你那么干净地站在那么漂亮的房间里,而我却那么脏。我感到有点惭愧,就发疯地想把你也弄脏。就是这么回事,我道歉。”

“好吧。你对你的行为抱歉;我对你的行为感到遗憾。咱们就把这事了结了。”她又一次转过身去。

“等一等。”

“干吗?”

“我想给你弹点什么。”他把外套向琴盖上一扔,坐到琴凳上。

“你信不信我曾经靠这东西谋生?”他弹了一串和音,然后又弹了一串,之后是整个乐句,不过他的手指有些不听话。他的手慢慢地离开琴键,他瞪眼瞧着手指。

“靠这谋生,过不上好日子的。”她说。

“是啊。以前充其量也只能勉强跟上鼓点。现在,”他把双手一翻,抬头看着她,脸上露出一丝浅笑,“要不我就只弹个旋律吧。”他奏出了一行。

“我不喜欢你做过的事,听见没有?所以别给我弹什么曲子了。”

“狠心,”他头也不抬地说,“狠心,狠心的女士。”

“没错。”

“好吧。我放弃了。我本来只想告诉你我很抱歉,你再也不用紧张了。”

“我没有紧张,”她回答说,“我从来不紧张。我当时是气疯了。”

“也不必疯。”

她这时朝他走来,把一只臂肘支到钢琴上,她的拇指指甲伸进嘴里,按着下牙。“我猜瓦莱里安请你留下来过圣诞节了?”

“是吗?”

“不是吗?”

“我不知道。我这会儿才刚回来。”

吉丁从钢琴边走开,看向玻璃拉门外面。“今天上午他在摆弄你帮着开的花。”

“噢,是那件事。他的花房里没有足够的风。那花需要摇晃。”

“你算个农民吗?”

“不。只是个乡下孩子罢了。”

“好吧,听着,乡下孩子,我婶婶和叔叔都气坏了。你跟他们道歉去。他们姓柴尔兹。西德尼·柴尔兹和昂丁·柴尔兹。我已经把你留在我卫生间的睡衣裤扔到窗外了,以免他们看见。你不必向我道歉;我会照顾好自己的。但你得向他们道歉。”

“好吧。”他说,她也真像是……像是能够照顾自己。他并不知道,在他弹琴的时候,她始终紧紧抓住那些银爪黑狗的绳子。因为比起前一天他的丑样子,她更害怕他好看的模样。她看着他说着“再见”向外走,心想,在这地方两个月没见到什么男人,连水耗子看着都漂亮了。不可否认的事实是,她看着他这张脸,还要保持声色俱厉,非得集中精力不可。空地、山峦、无树平原——这一切全都在他的额头和眼睛里。她想,过多的艺术史课程已经使她感受力变差,头脑变得简单了。她看到了平面和角度,却忽视了性格。如同那个穿黄色衣裙的幻象——她早就该知道那婆娘是那种会冲人吐唾沫的人,而如今,这个眼睛里有无树平原的男人又使她忘记了原先的侮辱。她想勾出他的速写然后便不再去想,但当她想到要尽力画好那片空地,抓住他鹰钩鼻的特点时,她对自己感到厌烦。他下巴上有凹槽吗?吉丁闭上眼睛想看清楚,却记不起了。她离开房间,疾步爬上楼梯。圣诞节很快就会过去的。她已经照她答应玛格丽特的那样给法国航空公司打了电话,但她另给自己预订了一张十二月二十八号的机票,以备不时之需。万一呢。这次越冬假期反正会过去的。她一事无成,在这儿比在任何地方都无所事事。在巴黎至少有工作,有激情。她想她最好去纽约做这件事,然后回巴黎,见瑞克。她觉得,做点自己的小生意这念头有点不着边际。瓦莱里安会借给她钱,这一点她知道,但那也只是个权宜之计。二十五岁是个愚蠢的年龄,早过了做孩子气的梦的年龄,但离安定下来又有点远。每个角落都有可能性,但同时也是死胡同。工作吗?做什么?结婚吗?在工作的同时结婚?在哪儿?跟谁?我拿这个学位又能干吗?我当真想当模特儿吗?那一点都不像她原先设想的那样:穿着轻柔漂亮的服装,露出轻柔漂亮的笑容。那是像刀子一样坚硬的,自始至终大家都皱着眉尖叫个不停,她若是想绘一幅弱肉强食的丛林场景,就会用上那些买衣服的人的面孔。她已经厌倦了,身心俱疲,比那只水耗子强不到哪儿去。她一直这样叫他。水耗子。西德尼叫他沼泽黑鬼。他到底是怎么说他的名字来着?即使她记住了,又能不伸手抓住那牵狗的皮带就把他的名字叫出口吗?

儿子离开,从起居室的钢琴边直接去了厨房,他发现那儿没人,就又走到下面的另一间厨房,里面还是没人。他原路返回,注意到在分开两间厨房的那段短台阶的平台上有一道门。他轻敲一下,有个声音答道“来了”,他推开了门。

“柴尔兹太太吗?”

昂丁正在一个盆里泡脚。起初她以为是杂工。这岛上只有他一个人这么叫她。连近邻家的菲律宾佣工都叫她昂丁。可门口这个脸刮得干干净净的人不是那杂工。

“吉丁说我可以来看你。”他说。

“你想干吗?”

“道歉。我无意吓着大家。”儿子没让自己脸上露出笑容。

“哈,你要是有意的,我根本连想都不愿意想会是怎么个情况。”

“我有点离谱了。因为没吃东西。我饿得有点耍无赖了,夫人。”

“你本可以来要点儿,”昂丁说,“你本来该体体面面地到这门外,要些吃的。”

“是啊,夫人,可我,像个亡命徒。我跳了船,我不得不铤而走险,而且我太饿了,脑子都不转了。我在美国那儿也有点麻烦。你知道,我到这儿来,就是想办法待一阵子。”

“什么麻烦?”

“车子的。撞坏了一辆汽车,赔不起。没上保险,没钱。你知道的。”

昂丁紧盯着他看。她坐在一把印花棉布摇椅里,在泻盐溶液里搓着两脚。这间屋子和宅子里的其他房间的差别是显而易见的。这里的家具都是二手货,桌子上有划痕,枕头很小,破布到处乱扔着,还有一股人身上的气味。那气味黏滞而持久,却是封闭的。对外来者封闭。这里从没来过客人。屋里没有多余的椅子,没摆出茶具。只有西德尼和昂丁用的东西,而且利用得很彻底。一沓费城的《论坛报》整齐地码放在咖啡桌上。门左边放着穿旧了的拖鞋。几幅照片中的妇女双腿在脚踝处交叉,男人则站在藤椅背后,手指轻触椅背。几组人站在台阶上。一张蓝色的肖像中,一个男人蓄着神气的八字胡。一些早年的从头到脚穿戴齐整的黑人,样子像是有什么正经事。

昂丁觉察到他正仔细端详她的住所。

“我想,没有你睡的房子大。”

这时他才微微一笑。“太大了,”他说,“对我更是大得出奇。我觉得那不是我该待的地方。”

“我一点不奇怪。”

“我也想向你丈夫道歉。他在这儿吗?”

“他马上就回来。”

儿子想,她说话的口气就像一个单身女子,她在应门时想让叫门的人觉得隔壁就有一个大块头的硬汉。

“我很快就要走了。斯特利特先生说他会帮我弄到证件的。他说,他有朋友在城里。”

她露出怀疑的表情。

“就算他办不成,我也得走了。我只是不想惹你们生气或担心。我来这儿没有恶意。”

“好啦,这会儿你洗干净了,我倒容易相信你了。你原先那样子可够丑的。”

“我知道。别以为我自己不知道。”

“你昨天和杂工一起出去了?”

大家都叫吉迪昂杂工,他听着不痛快,仿佛他没娘似的。“是的,夫人,”他说,“斯特利特先生让我去的。我在那儿过了夜。我原想就在那儿待下去的,因为那里是我要去的第一站。可我不想在和你们大家和解前就离开。这么干我妈不会原谅我的。”

“你妈妈在哪里?”

“现在已经死了。我们住在佛罗里达。只有我爸爸、我妹妹和我。不过我不知道他是不是还活着。”

昂丁听到他的孤儿身世,又搓起了双脚。“你干的是哪一行?”

“我在海上来来去去的有八年了。全都完了。主要运的是干货。船沉了。”

“结婚了吗?”

“结过,夫人,可老婆也死了。就在她死的时候,我惹了车子的麻烦,在他们把我送去坐牢之前,我只能离开佛罗里达。从那时起我就在码头上混。”

“嗯。”

“你的脚怎么了,柴尔兹太太?”

“累的。什么脚站上三十年也要发牢骚的。”

“你应该在你的鞋里垫上香蕉叶子。比‘爽健’足浴盆还管用。”

“是吗?”

“是的。要我去给你弄些来吗?”

“我要是想要我自己会弄的。以后吧。”

“好吧,我不打扰你了。”他正转身要走,西德尼刚好进来。他一看到是谁站在那儿和他太太说话,脸立刻皱得像闪电似的。

“你到我这儿来干吗?”

昂丁举起一只手。“他是来道歉的,西德尼。”

儿子向旁边移动了一下,以免挡在他们中间,然后才说:“是的,先生……”

“你有什么话要对我或者我太太说,在别的地方说。别进这屋来。没人请你来这儿。”

“是吉丁,”儿子开始说,“她建议……”

“吉丁没权利请你来这儿,只有我有。现在让我告诉你一些事。如果这是我的宅子,你的脑袋会吃一颗子弹。就在那儿。”他指着儿子眉间的一处地方,“你知道这不是我的宅子,因为你还能直直地站着。可是这里是我的。”他用一根手指指着地板。

“柴尔兹先生,你得理解我。他让我留下时我和大家一样惊讶——”

西德尼又一次打断了他的话:“你已经在这里偷偷摸摸转了好几天了,一身西装和理了发改变不了这个事实。”

“我没打算改变这个事实。我只想解释一下。我惹了些麻烦,就离开了我的船。我不能只是敲敲门觉得万事大吉。”

“不要把你的烂事丢给我。留着告诉那些不那么清楚的人。你知道我在说什么,你住在楼上!”

“我错了,行吗?我偷吃的,还开始在这里转悠。我被抓住了,对吧?我为饿肚子感到抱歉,我为犯傻感到抱歉,别的再没有了。他清楚这一点。你的东家清楚,你为什么不清楚?”

“因为你并不傻,因为斯特利特先生一点也不了解你,一点也不在乎你。白人拿黑人耍着玩。这让他开心,就是这么回事,所以才请你吃晚饭。这事对别人有什么影响他一点都不在乎。你以为他在乎他太太吗?在乎你吓坏了他太太吗?要是能让他开心,他会把她交给你的!”

“西德尼!”昂丁皱起了眉头。

“这是真的!”

“你认识他这么些年,你这么想?”她问他。

“你倒是告诉我,”他回答说,“你什么时候看到他为她操心了?”

昂丁没有回答。

“不。你说不上来。而且他也不关心我们。他想的只是要人们照他说的去做。是啊,这里可算是他的房子,可是我也住在这儿,而我不想在这儿看见你!”西德尼又转过身来对着儿子,再一次指着他。

“柴尔兹先生,”儿子轻声但清晰地说,“你也不必为我操心。”

“可是我得操心。你是那种让我不放心的人。你本来有工作,可你丢了。你说,你惹了些麻烦,所以你就跑了。你躲躲藏藏,过着秘密生活,地下生活,直到被抓住才浮出来。我了解你,可你不了解我。我是费城的黑人,真名实姓地写在书里的。我们的人开过药房,在学校教过书,当时你们还刚刚在脸上做记号来分辨彼此。要是你盼着赖在这儿不走,从这块土地上榨油,要是你以为我会伺候你,门都没有!他对你失去兴趣的速度比你眨眼还快。你已经从这里得到了你能得到的一切:一套西装和几双新鞋。你脑子里别再想别的了。”

“我要走了,柴尔兹先生。他说他要帮我弄个签证什么的,这样我就可以回家了。所以……”

“你回家用不着签证的。你是美国公民,对吧?”

“我用的是另外一个名字。我的意思是,我不想让人查出来。”

“听我的话。好好活着吧。”

儿子叹了口气。他在两天之内对六个人讲了自己的事。他谈及自己的话比这些年来说过的都多,他对每个人说了他必须说的一切实话。他从一开始就知道,西德尼是最难说服的。但他始终叫他柴尔兹先生,先生,接受那些指责他是个恶棍的姿态,最后还问他们,在他等候斯特利特先生为他弄到签证和一些身份证明的时候,他们知不知道还有什么地方可以让他过夜。他说,需要的话,可以住在外边。他想,只消再过一夜。他住在这里的二楼并不觉得舒服。

两口子交换了一下眼色,西德尼说他得想一想。也许在厨房外面的院子里,他们可以摆些东西给他睡觉。

“非常感谢,”儿子说,“你们肯不肯再帮我个忙?能不能让我和你们一起在厨房吃饭?”

他们点头同意了,儿子很快就走了,还因为西德尼认为他对瓦莱里安的慷慨大度感兴趣而相当高兴。

当天晚上,整个住宅都关起门来,为圣诞节忙碌着。在昂丁的厨房里,儿子吃了很多她做的饭菜,她对他的态度柔和多了。西德尼不像他妻子那样好客,但他无法质疑这人确实饿得够呛,而且举止安详又彬彬有礼,几乎抹掉了那声“嘿”留下的印象。到吃完饭、回忆起美国时,西德尼已经开始叫他儿子了。

瓦莱里安、玛格丽特和吉丁早些时候在餐室中一起吃了饭,西德尼正经地伺候着。玛格丽特接了两个电话,心情平静了许多,她还隔着窗户看到了那个曾躲在她壁柜里的人,这景象给她的感受和吉丁现在明显表现出来的一样——那人是无害的。反正吉丁告诉她,他已经不睡在楼上了,也不和他们一起用餐了,迈克尔要是当时也在的话说不定会喜欢他。尤其在布里奇斯不来的情况下。旅游社说票还没被取走。她竭力想拽住她对瓦莱里安的绝望不放,但也无济于事。他看到四株仙客来开了花,高兴得要死,甚至想给蚂蚁放下镜子。整整一上午他都走来走去,拍着其他花草,尤其是他的小金橘树,那是始终没有开花结果的。他甚至草拟了一封给领事的信,询问能否为他的一名当地雇工办一份B级签证。他还提到迈克尔的拜访,好像他已经来了似的。

那天晚上大家很和气。很放松。瓦莱里安破例讲起了要是回到五十年代就没什么可笑的笑话。玛格丽特东拉西扯,想给节日再添些额外的好玩意儿,最后还坚持说她要亲自下厨准备圣诞节晚餐。一定要办一个旧式的圣诞节,这就要求家中的女人全系上围裙在厨房里忙活,烤火鸡,烘苹果派。瓦莱里安该给领事打个电话。他们会有苹果的,他们那儿总有美国货。瓦莱里安说,她这一辈子都没成功做出饼皮,他并不期望在圣诞节进行这样的实验。但玛格丽特根本不听。她欣喜若狂:迈克尔已经在路上了。瓦莱里安觉得她这次有点高兴得手忙脚乱了——但她的兴奋感染了他,他纵容了这种气氛,不想煞风景。

祥和亲切的气氛延续了整晚,一直延续到所有人的梦里。只有儿子是例外。他躺在院里的吊床上,在夜风中辗转反侧,心中想着那个女人。他在众人面前挽回了面子,唯独在她面前不成。别人都因他那身希基·弗里曼牌西装和新理的发型而对他刮目相看,只有她无动于衷,另一个就是他自己。毫不动心。他并不总是知道自己是谁,但他始终清楚自己是什么样子的。

在夜风中,兵蚁不爬出洞穴,蜜蜂也不飞出来。浓云在山后聚集,似乎要开始游行。你几乎能看到它们在堆积,可是在吊床上摇晃的这个人却没有注意。他躲在自己的孤独之中,在风中摇摆,飘荡。一个没有接受过人类仪式的人:没经过洗礼,没经过割礼,没有过青春仪式或正式的成人礼。没结过婚也没离过婚。他没参加过葬礼,没在教堂举行过婚礼,也没抚养过一男半女。没有财产,没有家,他寻求,但并不追随。他上的学校没有分数,所以他又怎么知道是否及格了呢?他曾想沉溺于蓝色的大海,下沉,下沉,然后再升起,从波涛中跃起,看到眼前是一个单调而坚强的表面,沉重又复杂的东西。他要围住它,征服它,因为当时他知道了自己的力量。或许因为这个世界也知道了他的力量,便不认为他有能力。世界对他的力量的了解和对它的观点间的冲突孤立了他,使他孑然一身。但他选择了孤独,且与其他孤独者为伍——他恰恰是在别人早已投降服输之际做了这一选择,因为他从未想按他们的方式在这个世界上生活。那些仪式是有问题的。他想走另一条路。在世界上生存的另一种方式,围着白浴巾站在那里看着杂工——吉迪昂的背影时,他感到那种方式在脱离他。但他身上的某种东西松动了,像是轮盘赌中绕着盘转的球,既靠自身的重量,也靠轮盘的力量,才能旋转。

在那八年无家可归的岁月中,他投身于无身份者的地下大军。虽说世界上像他这样的人要多于学生和士兵,但与学生和士兵不同,他们是不会被计算的。这是一支国际军团,成员有临时工、打手、赌徒、路边小贩、移民、运送危险品的货船上无执照的水手、钟点工、全职舞男和路边乐师。他们有别于其他男人之处(除去他们畏惧社会安全卡和身份证之外)在于他们拒绝认为活着就要工作,也不会在任何地方久留。有些人是哈克贝利·费恩,有些是黑鬼吉姆。其余的则是凯列、斯塔格里斯和约翰·亨利。他们不遵守法律,四处流浪,在外地报纸上阅读自己家乡的消息。

自从一九七一年以来,儿子一直通过《时报》国际版、短波电台和其他水手的观点来观察美国。看似黏乎乎的。喧嚣、红火,却黏黏乎乎。它的田地松软吸水,它的人行道因为流淌着最出色的人的鲜血而变得滑溜溜的。只要有哪个人,无论男女,一做出什么慷慨之举或说出什么大胆的话,外国报刊上就会出现给他送葬的照片。这让他心生抵触,让他对无法目睹或切身感受的全部知识生疑。当他想到美国时,他想到的是那墨西哥人在汤姆大叔口中画出的舌头:他们画的美国地图就像塞满了童尸、围着一圈利齿的怪模怪样的舌头。儿子砸笛鲷鱼头的那天,那个墨西哥人笑眯眯地说着“美国人”,把那幅画递给了他,那是在监狱里画好、保存在储物箱里的。他们当时离阿根廷不远,一上午都在船头钓鱼,他们迅速地把笛鲷拉起来,好像是它们跳上甲板一样。只有儿子没钓到。那个瑞典人和墨西哥人——他最亲密的两个船友——大声嘲笑着他令人惊叹的霉运。突然间,鱼咬了钩,他挥着鱼钩一抡,甩出一大圈闪亮的水泡。两个朋友佩服地看着那鱼扑腾着迎接死亡。但在儿子弯腰去摘鱼钩时,那条鱼却垂死一挣,在甲板上蹦起三英尺多高,甩打在他的脸上。墨西哥人和瑞典人笑得像孩子,儿子抓住鱼尾,用膝头压着,挥拳猛击鱼头,鱼嘴一片血肉模糊,一颗眼珠跳着掠过甲板。瑞典人大呼小叫,墨西哥人却突然沉默了,后来就给了他那幅画,说:“美国人。纯种的美国人。一点儿没错。”可能就是这样。在任何时候,只要他气愤地摔打一条要死的鱼,只要他被一条笛鲷妄图掌握自己生命的无耻宣言激怒,被它拒绝与他的鱼钩配合的举动震惊,想让它屈从于他的享乐,他可能就成了“纯种的美国人”,于是他该回家了。不是回到那片黏稠、猩红的土地上,而是回到那片土地上他的家里。那个与世隔绝的家园住着身穿雪白衣裙的健壮的黑女人,始终是干燥、葱绿和安静的。

那里不会有黑斑羚和水牛;没有交配舞,没有猎物。没有象牙,只有骰子;在他想旅行时却来了份工作。他奉为以往生活中独一无二——也只属于他——的狮子被凝结在纽约公共图书馆门前的石头中,那座城市曾嘲笑过他的列兵军装。如同一个印第安人看到他的侧面像被缩小到一枚五分硬币上,他看到他想象中属于自己的东西,包括他自己的倒影,被嘲弄了,被挪用、被商品化、被缩小成了装饰品。他不能放弃他剩下的最后一件东西——友爱。在海上和储物柜内,他拥有友情;在小酒馆和码头临时工职业介绍所里,他拥有友情。而如果他成了“纯种的美国人”,他最好还是回到友情永远不可能被剥夺的地方——家。他想回家,但那女人萦系于心,就是他想改变其梦境的那个女人,他侮辱她,只是希望她令人疯狂的美貌不再使他神魂颠倒,不想回家。

他想,她在我的心里,但我不在她的心里。若是在她的心里,会是什么样的呢?他想,明白的唯一途径就是去探寻。于是,第二天上午,他就问她是否愿意和他一起去海边吃午餐,她说:“没问题,反正我也想在走以前去那儿写生。”他惊喜之中倒一时窘住了,那个“走”在他身上激起涟漪,更加重了他的窘迫。她就要走了?到别处去?

他们乘上威利斯吉普,她来开车,两个人几乎一语不发。她坐在方向盘后,穿着一件制作精巧的泡泡纱三角背心和一件大摆裙——有钱人说那是农妇穿的,而农妇则说是婚礼上穿的,她的皮肤在复活节白色的棉布的衬托下湿润闪亮——极其大胆诱人。

他们到码头边停好车后,她拿着速写本和一盒铅笔跳下车。他提着饭篮跟着她,因为她在带路——在压得结实的沙滩上印下浅浅的脚印。他们走了大约半英里,来到一处海湾,那里有干净的沙滩,还有一株菠萝。他们坐下来,她脱掉了帆布鞋。他们吃掉了那顿随意拼凑、匆忙打包的午餐,直到这时她似乎才意识到他的存在,还仅仅是因为她打开了速写本,摆弄着木质铅笔盒。这时她用专心而又遥远的目光端详着他,随口问了他一个问题,他回答时说的是:“我的一毛钱硬币。就是这个。我的一毛钱硬币。”太阳晒不到他们,蚊虫也被一罐点燃的商用驱蚊剂熏跑了。橄榄、法国面包、切不动的奶酪、火腿片、黑莓酱和葡萄酒下肚之后,他们俩倒像开始吃时一样饿了。

这顿填不饱肚子的午餐是她有意准备的,她把那些食物随手塞进一个漂亮的紫褐色海地编织篮,意在不让他产生错觉,以为这是一顿真正的野餐或者对她有多么重要。但他们一下就吃个精光,而且还想要更多。大概正是这种欲望让吉丁发问:“你想从生活中得到什么?”这是个极普通的令人厌烦的问题,是艺术家们边测量模特儿前额到下颌的距离边问的那一种。对这样一个问题,他显然做过思考。“我的一毛钱硬币,”他说,“就是一个旧金山人在我洗净一盆隆头鱼后给我的那枚。”他半坐半躺,用一只臂肘撑着上半身,面对着她,背后是蓝色的天空。“从那以后我赚到的钱都和那枚一毛钱硬币不一样,”他说,“那是世界上最好的钱,是我唯一有过的真正的钱。比我掷骰子一次赢的七百五十块强多了。有钱的感觉是好,你明白我的意思,可是不如那一毛钱。想知道我是怎么花掉它的吗?五支香烟和一瓶汽水。”

“五支香烟?”

“对。在乡下他们都是零卖的。那就是我第一次在商店里为自己花的钱。你信吗?你要是能看到当年那个硬币在我手里的样子就好了。闪闪发光呢。”

“汽水呢?”

“就是用那枚硬币买的,姑娘。硬币。你知道我先前捡过钱的。在街上,有一次在河岸上捡到一枚二十五分的硬币。那也算不错吧,你知道。真痛快。可是,任什么,任什么也比不上洗隆头鱼的那一毛钱。从旧金山人手里赚的那一毛钱。”他停下来等着她发表评论,不过她没说话。她只是在速写本后面忙着。“就在我离家之前,我听说他在一次煤气爆炸中给炸飞了。老旧金山人。”他咕哝着那个名字,“妈的。我在出城的路上听说的,已经等不到葬礼了。他在天然气田工作,给炸成了碎片。我离开城里时哭得像个吃奶的孩子。他可不是什么好人,我告诉你。他对他老婆像对一条狗,还在城里乱搞女人。可是在他被炸死的时候,我还是哭了,我一个成年人。一定是因为那枚硬币,我的意思是说,从那以后,再没什么钱对我来说有那么大的意义了。我不只是为那个——为了钱才工作。我喜欢有钱,是啊,一时之间感觉是不错,但钱是没有魔法的。没有隆头鱼。没有旧金山人。无论如何,有价值的东西是买不来的。我指的是,没有东西能和那五支切斯特菲尔德牌香烟加上那瓶‘辣椒博士’汽水相比。老实说!”他向后一仰头,朝天大笑。他是很漂亮的,就像这样;就像这样大笑:牙齿、嘴唇、胡须都完美极了,完美得让人怒气全消。吉丁停下了。她画不出他那张仰天大笑的面孔。“唉,无论如何,我猜这就是我想要的,我想要的一切了,就钱来说。一些又好又简单又属于自己的东西,你明白吗?我那枚一毛钱硬币。”

吉丁的目光随着她的炭笔移动。“懒。真够懒的。我从未想过我会听见一个黑人承认这个。”她用拇指擦着线条,皱起了眉。

“哈,我可一句话都没承认这种事。”因为义愤,儿子的声音有些粗哑。

“我在早晨有太阳,而夜里有月亮。”吉丁手握炭条在画面上来回涂抹,头还不停地摇着,像《翻斗车在装卸》那首歌里唱的一样。“呃——我全身上下一文不值,什么都只有一点点——”

儿子不由自主地笑起来:“那可不是懒惰。”

“那又是什么?”

“是不可能对钱动心。”

“要可能。要动心。”

“为了什么呢?”

“为你,为你自己,你的未来。钱并不是四下里胡抓乱摸来的东西。钱是能办事的。”

“能办什么事?”

“拜托不要给我来那套超验主义、梭罗的玩意儿。钱是……”

“那是谁?”

“谁是谁?”

“梭罗。”

“天哪。”

“别一脸厌恶。我是文盲。”

“你不是文盲。你愚蠢。”

“那就告诉我,教育我。他是谁?”

“下回吧,好吗?抬起你的头,别再为一无所有找借口了。连你那一毛钱也别提了。没什么浪漫的。那也不是自由。是愚昧。你认为你很超脱,超脱了金钱,超脱了激烈的竞争以及一切。但你不是,你只是没有。贫穷是一座监狱。瞧瞧没钱把你弄成了什么样子:逃跑,躲藏,偷窃,撒谎。”

“钱和那些没有任何关系。”

“肯定有。要是你有些钱,你就可以请律师,一个好律师,他就可以帮你摆脱困境。你的想法就像个孩子。”

“也许我还不想摆脱呢。”

“那你干吗还要逃跑?你告诉昂丁你惹上了官司,趁保释逃跑了。”

“我不想坐牢。”

“可是……”

“那不是一码事。我不愿意受他们的惩罚。要惩罚,就由我自己来惩罚好了。”

“是啊,你自己惩罚了自己。”

“是的。”

“你可能会在他们和你自己的双重惩罚中完蛋。”

“不可能。”

“你简直像个婴儿。一个乡下的大婴儿。有人对你这么说过吗?”

“没有。从来没有。”

“好吧,你就是。你就像是刚出生的。你的家人在哪里?”

“在家,我猜。”

“你不知道?”

“我好久没回去过了。”

“你从佛罗里达哪儿来的?”

“埃罗。”

“埃罗?那到底是什么地方?一个镇子?”

“对,是个镇子。”

“天啊。我已经知道了:加油站、尘土、热气、狗、棚屋,店里有放满辣椒博士汽水的冰箱。”

“埃罗没有棚屋。”

“那就是帐篷。拖车营地。”

“住房。埃罗有九十户住房。全黑的。”

“黑色的房子?”

“黑人的房子。没有白人。埃罗没有白人。”

“你在开玩笑。”

“没有。”

“黑人市长?”

“没有市长,黑人、白人市长都没有。”

“谁来管事呢?”

“自己管。”

“得了吧。谁来泵水、转接电话呢?”

“噢,那些,白人做那些事。”

“那是绝对的。”

“可他们住在庞西、费利斯、萨塔菲尔德——有一段路呢。”

“我明白了。这九十个黑人做什么呢?”

“是三百八十五个黑人。九十户,三百八十五个人。”

“好吧。他们做什么工作?”

“他们捕鱼。”

“隆头鱼。对了。呃……我全身上下一文不值……”

“别笑。他们也在加油站工作,在庞西和萨塔菲尔德。他们还种些地。”

“天啊。埃罗。”

“你的家在哪儿?”

“巴尔的摩。费城。巴黎。”

“城里姑娘。”

“相信吧。”

“噢,我相信。”

“你去过费城吗?”她放下画板和铅笔,搓着手指。

“从来没有。”

“反正都一样。”吉丁用手指挖着沙子,随后又擦着手。

“不那么热吧?”

“嗯,比埃罗要好。”

“什么都比不上埃罗。”

“噢,当然。你最后一次在埃罗是什么时候?”

“很久了。八年前。”

“八年,嗯。你在八年里都没见过家人。现在恐怕连你母亲都忘了你叫什么了。”

“她早死了。是我爸爸把我们带大的。”

“他该知道你叫什么吧?”

“他知道。当然,他知道。”

“我可不知道。叫什么来着?”

“我已经告诉过你了,大家都叫我儿子。”

“我想知道你出生证明上的名字。”

“在埃罗是没有出生证明的。”

“那你的社会保险卡呢。那上边也叫儿子吗?”

“不是。那上边叫威廉·格林。”

“就是那个。”

“只是其中一个名字罢了。我还有个名字叫赫伯特·罗宾逊。还有一个叫路易斯·斯托弗。我的驾驶执照上写着……”

“好啦,好啦。可是我不能叫你儿子。‘嘿,儿子。过来,儿子。’让我听起来像个老奶奶。给我一个别的叫法。”

“你挑吧。”

“好吧。我会的。咱们看吧。我需要一个合适的叫法。我知道。我来问你一个问题,一个我无论如何都要问的问题,最好的名字恰在其中。现在我就问了:‘你为什么不得不逃离埃罗,匆忙得没法参加旧金山人的葬礼,嗯,嗯,菲尔?’这个不错,是法语‘儿子’的英语化读法。”

“菲尔不行。叫什么都别叫菲尔。”

“好吧,那还有什么?”

“叫‘糖’怎么样?‘你为什么不得不逃离埃罗,糖?’”

“好的。‘你做了什么才不得不逃离埃罗,糖?跑得这么快,糖,都没法参加给了你原先那一毛钱硬币的人的葬礼了。’”

“我杀了人。”

实际上他根本不像婴儿,甚至不像个穿着白人西装的乡下土小子。他的头发理过了,他的指甲修过了,可是他曾经住在这栋宅子里,藏在壁柜里,还把他的脸贴上她的头发,用他的下身顶她的裙后,在清淡的古龙水味下面是一个长着蛇一般头发的男人。天气很热。雾蒙蒙地热。是野餐的坏天气。

“我该被吓坏吗?”吉丁问。

“如果你想知道,不该。”

“我是认真的。”

“我也是。”

“他是谁?你杀的那个男人?”

他站起身,优雅而迅速地摆脱那种困惑。他想,他们总是默认那是个男人。“咱们换一个话题吧。”他说。他的声音很轻柔,在她看来还带点伤感。他说话时眼睛远眺着大海。她想,装的。他在假装懊悔,还以为我会对此印象深刻。

“我痛恨杀人的人,”她说,“所有杀人的人。他们就像婴儿。什么都不懂,却想让大家理解他们,胆大包天,你说呢?”

“杀人不需要胆量。不需要,根本不需要。”

“我并不为你难过,你知道。我想你应该去坐牢。那样你就不会再可怜巴巴地看着大海,心里想着生活对你有多残忍。”

他匆匆地瞥了她一眼,仿佛她会让他从看海这件主业上分心。“对不起,”他嗫嚅着,“我没那个意思。我没在想自己。我想的是我杀的那个人。那才叫可怜。”

“那你为什么还要杀人?”

“没有为什么。理由是站不住脚的。我是说,那不是什么正当的理由;那是一场误会。”

“当然了。你不是有意的,对吧?”

“噢,我是有意的,但我本来没想的。我是有意动手杀人,但我没想杀死。我做得过火了。”

“那也不够漂亮。杀,接下来就是死。绝对不帅。”

“是啊。”

“脾气,脾气,脾气啊。”她哼道。

他再次低头看着她,巴不得是一时的脾气。像那样简单,或者像那样可被原谅的事。但是他心里清楚,八年来每逢他看着——在融化的海洋里,在职业介绍所里,在炮火下,在廉价住房的铺位上,他总看得见先是嘴、继而是眼睛的垂死之态。事情本来不该如此,在他还没来得及对她的死感到懊悔时,他就为自己未能在她死时直视她的眼睛而感到惭愧。那是她该得的。是人人都该得的。在他们面对死亡时,应该有人看着、守着他们——尤其是杀人的人。但他却没有那份勇气或怜悯,这让他愧疚难当。

他看着吉丁。这时轮到她凝视大海了。“你杀的是谁?”她问。

“一个女人。”

“我早该想到了,那就是你所能想到的用生命去做的一切吗?杀一个女人?她是黑人吗?”

“是。”

“当然。她当然是。她做了什么?出轨了?”她说这话时居心不善。是哄骗。像是在说“拿走了你的糖果?”

他点了点头。

“哎哟哟。而你呢,据我揣测,准是那种从不看别的女孩一眼的忠诚男友喽。”

“从不。我退伍之后就从来没有过。我搞一点表演——我指的是夜间弹钢琴。一切都算顺顺当当,直到我去了油田。我在萨塔菲尔德交了那个女朋友,来来往往有差不多三个月。后来有一天早晨,我回到家,却……”

“别说了,”吉丁高声叫道,“不用告诉我了。你发现她和别人在一起,就对她开了枪。”

“不。我是说是的。我发现她——是那个样子,可是我没进屋。我转身走了。我坐进车里。我正准备把车开走,你知道,我把车倒回路上,可是我走不了,不能把他们留在那儿,于是我掉转车头,开车穿过房子。”

“你开车轧死了他们?”吉丁的上嘴唇厌恶地翘了上去。

“没有,我只是把那地方碾平了。可是车爆炸了,床起了火。我们那间房子很小,简直是个盒子,我开车穿过了卧室的墙。我把她从火里拽出来,但她没能挺过去。之后他们抓住了我。”

“那个男人怎么样了?”

“其实不是男人,只是个男孩。我听说是十三岁。头发都烧光了,但是别的都没事。他们指控我谋杀了两个人。”

他依旧站着,现在低下头看她,注意到她把两条腿缩进了白布裙子下边。他想,她害怕了。在一个小岛上,远离住宅的地方,与一个杀人犯在一起,她怕得要命。突然间,他喜欢上了这种感觉。他喜欢看她害怕。其中的惬意恰如一只在暖气管上取暖的猫,让他在有安全感的同时狂躁起来。她一直眺望着地平线,两腿始终缩在裙子下面。她是不是在担心我会砍掉她的两条腿,还是那下面有什么东西,她唯恐我会取出来杀掉?这念头使他又惊又喜,他单膝跪地,柔声说:“我不会杀你的。我爱你。”

她如牝鹿般飞快地转过头来。她的眼睛因为决定不了该被什么激怒而大睁着:被许诺还是被坦白。

“你最好哪样也别做,”她说,“我不想让你爱我,你也别威胁我。别再威胁我了。”

“我没有威胁你。我说过我不会……不愿……”

“你为什么会那么说?你算是什么人?人们都不这么说话。没人这么说。你以为我们在哪儿,丛林里吗?你为什么要说,你不打算杀我呢?”

“嘘……”

“我不会住口的。你不能坐在沙地上平白说出那种话。你想吓唬我吗?”

他想,她气得口不择言。我又让她厌恶了。确实,她看着他的眼神仿佛他是个脑袋水肿的侏儒。他觉得她是对的。我是疯了。只要我一想说实话,效果总是适得其反,要么就是愚蠢或者让人害怕,而他那张赤裸裸的无可奈何的面孔没法掩饰。“不,等一等。我……我没想吓唬你。我是想安慰你。”

“安慰我?”

“是啊。你把腿收到裙子里,像是害怕我。你不用把腿收起来的。我是说……”

“你在说些什么?”

“你改变了坐姿。”

“你以为我这么坐着是因为害怕?”

“好吧。我错了。可我说那话并不是为了表示,‘也许我能,可我不会的’,我这么说是为了让你不认为我要或者……我不是一个杀人犯。只有那么一次,我一时气昏了头。我只是不想看着你那样把腿叠进去。我想让你放松,像你原先那样。你刚才很活泼,还用手搔脚踝。”

吉丁看着他,想弄清楚他是那个懂得盆栽花草的人还是那个开车冲进房子的人。

“老实说,”他说,“我无意吓唬你。真的。我生活中可以缺少很多东西,可我不想看你在我面前收起腿,只是因为我没有被按照法律投进监狱。很多人有的那种生活我都没有,我失去的东西太多了。别再把你的脚也从我面前收回去。”

“你有毛病。”她说。

“没有,我挺好的。”

“不,你就是有毛病。”

“因为我喜欢你的脚吗?”

“你得不到我的脚。”

“我没要求得到你的脚。我只要求看到。”

“我没法这样说话。是个人都不会这么说话。”

“让我看到你的脚。”

“住口。”

“行吗?”

“我说,哈维,亨利,儿子,比利·格林,我们最好收拾一下,今天就到这儿吧。”

他在她面前稍稍偏右的硬沙地上坐了下来,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她。他放弃了。放弃试图给她留下印象的努力。

“我没有发疯,吉丁。可能有点莽撞,但不是怪人。”

“我不信。”

“一个男人爱你的脚,你却把他拒之门外?”

“你需要专业治疗。”

“伸出一只脚来吧。一只就好。我当然更希望是两只,不过如果你愿意,也可以只给我看一只,虽说两只更好。两只脚才成双。所以说,两只脚才能一起走。一只只是……”他轻轻耸了耸肩,“一只。单个。两只才好。我想两只脚都看。”

“我搞不懂你。”

“慢慢来吧,反正你一站起来我就看得见了,但是我更喜欢你自己给我看。”

吉丁的双脚在裙下很暖和,都缩得紧贴着大腿。

“我不会碰的,”他说,“我保证。”

她的目光掠过他的面孔,感到心潮起伏。天空中的太阳依旧躲在一片朦胧之中。黑色冠羽的海鸥栖息在岸边浪花之上。从她坐的地方看过去,它们好像鸭子。她记忆中的海鸥都是尖叫着俯冲入海的。她还从来没见过它们安详的样子:卧在水中一动不动,仿佛在聆听什么。

“来啊,”他说,“给我看看。行吗?”

她开始慢慢地伸出一条腿,那副小心警觉的样子就仿佛要展开一场冒险。

“要再露出一点,”他催促着她,“来。”

随后她便迅速伸直两腿,让它们裸露在空气中。他看着那双腿,并没有去触摸。她心潮起伏,从头顶一直蔓延到在沙上翘起的足尖。他看着她的腿,悄声说:“瞧啊。”他俯身向前,想看个仔细。“我说过我不碰就不会碰。就是说,如果你反对的话。不过我得告诉你我多想碰一碰。就是那儿。”他指着她的足弓,“如果你不愿意让我碰,当然,我已经说过了,我就不碰。”

她想,他想吻我的脚。他想把他的嘴放到我的脚上。他要是这么做,我会踹掉他的牙。但她没有动。

“我能吗?我能在那儿碰一下吗?”

她没有回答,在几下心跳的时间里他也没再说什么。然后他就做了。他把食指放在她脚心,就那样放在那儿,放在那儿。

“你住手。”她说。他不按了,但是食指仍然留在之前碰过的赤脚的脚心。直到她系好帆布鞋的鞋带。

“我得回去了。”她说。

他马上站了起来,这样就不会产生误会了,他走在她前面领路。这次是他开的车,吉丁则静静地坐在车里,脑中一一过滤着她不会允许他和她做爱的种种理由;那些无论有没有指印、无论有没有仰天大笑她都不可能将其列入考虑的理由。最重要的原因是他期望能跟她上床。她再怎么努力,他似乎都不相信她没有被他吸引。其次,这会让纳纳丁和西德尼感到困扰。再次,他不是容易驾驭的人。事后,他事后会是什么样子呢?宣称所有权吗?用他的房间换她的吗?如果她拒绝了,他会开着吉普冲进去吗?他现在吹着口哨,边开车边从牙缝里向外吹着口哨,就好像他已经做成了。毕竟,她已经在这儿待了整整两个月而没人陪伴了。吉丁叹息一声,翘起了下巴。再过十五分钟,他们就要回到住处,她就能把这一切抛在脑后了,这时吉普车却慢了下来,她简直无法相信。他准是搞了什么鬼;他以为她会傻乎乎地坐着任他为所欲为吗?可这是真的。他把油门踩了又踩。没有用。油表显示没油了。吉丁四下张望:两旁是丛林的腐殖土,左侧的树木逼近道路。向前回家的上坡路要比回码头的土路更长。吉丁伸手从储物屉中取出一把钥匙。“这是码头油泵的钥匙。”她说。

“有装油的东西吗?”他问。

“后座下面有一个五升的桶。用它好了。”

“我希望你是对的。我是说那泵里还有油。”

“我也这么希望。要是没油,就从船上弄点吧。我知道船上还有。”

他点点头。“走到那儿大概得用二十分钟,回来还得要二十分钟。”

她表示同意,就在座位中坐稳,交叠起双腿。

“你不跟我去?”

“不,”她说,“我在这儿等。”

“一个人?”

“去吧,好吗?我不会有事的。岛上没有我不认识的人。如果有人开车过来,我就让他们捎你回来。”

他随后就走了,吉丁在篮子里翻着,想看看那顿糟糕的午餐还剩下什么。没有。一点都没有。她在太阳下坐了一会儿,太阳真可恨,在最不需要时却穿戴整齐地露面了。所幸这里没有蚊虫,只有一种丛林特有的腐败味。她一直等到太阳在她头上烤出了洞。她没戴表,但估摸二十分钟已经过了。只要再等二十分钟就好。随后她决定在路左边的树下找一处阴凉的地方,也顾不得那种令人不快的气味了。这里是骑士岛上丑陋的地方——她每次开车经过这里都会转开眼睛。这里的静谧是沉重的,而且其中有一种心照不宣的东西。她和儿子谈话时绷紧的神经,她脚心上的他的食指,以及后来她的那些蠢念头。一旦他们回到一切都很熟悉的吉普车里,她就变得相当镇定,可震颤并未在腹间消逝,而且需要宣誓当修女的决心才能抑制。这种震颤完全不同于那天上午他从身后抱住她、压着她时由恐惧引发的愤怒。一点都不像。但是他如今已经洗过澡、理过发了,宽容柔情的目光和森林般的嗓音十分漂亮。他的微笑总是突如其来,如同一阵旋风吹过他脸上的草原。有时是顽皮的,有时则不是。有时会使她抓住缰绳。她拿上速写本和一根炭条向树丛走去,又一次希望她的指尖上有真正的才华。她热爱绘画,若是画得不好,未免有失公平。不过所幸她还有自知之明,懂得才华和平庸之间的差距,因此她便将那种直觉投入对艺术史的钻研——这条路她没有走错。

那些树木并不像她设想的那样紧靠在一起。高大的灌木给了人这种错觉。她走近树荫,向树间窥视。她为自己所看到的景象发笑。挺立在起伏多苔的地面上的幼树围成了一圈。除了绿色和棕色几乎没有其他色彩,因为很难有光线透入,而仅有的光线——左边的一股伤感的阳光——把棕色捆扎成更深的影子。在绿荫华盖之下的中心是一片荷兰人喜爱的同样是深绿色的草坪。那一圈树看上去像竖立着的猪肋骨。吉丁把速写本夹在腋下,握紧炭条。真令人惊讶;这地方看上去很像布鲁斯·怀特或者法杰塔的作品——一幅雅致的漫画书插图。她迈过一些像杜鹃花的灌木,站上了长满青苔的地面。位于这片地带中心的那块草坪的边缘就在前面几步远的地方。她向那里走去,却陷了进去,直没入膝盖。她扔掉速写本和炭条,抓住了一棵树,它在她的双臂中颤抖着,摇晃着,仿佛要和她共舞。她挣扎着抬起两脚,却在青苔覆盖的胶状沼泽中又往下陷了一两英寸。速写本上那张勾画得拙劣的儿子的面孔向上看着她,而树上悬挂着的女人们则向下望着她。她想,从沼泽中脱身有一个很容易的方法,每个女童子军都会,可我不会。想动是不可能的。至少不能突然动。或许她应该平躺下来。她搂紧那棵树,树又摇晃起来,仿佛要和她跳舞。她想,数数。我要数五十然后再拽,再数五十再拽。她只要坚持吊着直到儿子回来,就能呼救——十五分钟,不会更长。这段时间她就紧贴着那棵想跳舞的树。向下看那片烂泥是毫无意义的,它只会让她想到蠕虫、蛇或鳄鱼。数数。只要数数。别出汗,不然会失去你的树伙伴。像恋人般紧抱着。像夫妻似的紧贴着。缠住你的伙伴,拖住他,绝不放开他。爬到他身上,一次向上爬一毫米,比软泥还要慢,像青苔一样覆上他。抚摩他的树皮,轻触他隆起的部分。随着他摇晃,也随着他战栗。对已经被抬起的部分悄声从一数到五十,把娇嫩的皮肤留在后边。用你的生命爱恋他,信任他,因为你已经从烂泥中把自己的膝盖之上都拯救出来了。

那棵幼树叹息一声,摇摆着。女人们从树冠上向下望着,不再低语。她们初看到她时,高兴地以为她是个被送回到她们身边的逃家的孩子。但细看之下却瞧出了不同。这姑娘奋力想从她们身边跑开。吊在树上的女人们现在安静了,却又傲慢起来——她们对自己的价值、特殊的女性身份都很在意。她们深知世界上的第一个世界就是用她们神圣的财产建立的;她们深知自己就能把金字塔的石条粘在一起,把冲刷摩西围栏的激流止住;深知她们坚定的一致、她们冰川的步调、她们永久的拥抱,而不理解为什么这姑娘在下面绝望地挣扎着要获得自由,不肯成为她们中的一员。

吉丁数到五十八次,也拽了五十八次,这时她的右膝擦到了一个硬东西,她勉强抬起腿,最终跪到那硬东西上,它好像是从她的树伙伴身上长出来的。稳住之后她又抬起另一条腿,但粘了泥的鞋底却在树干上找不到下一个立足点。她不得不轻晃着,把双膝的内侧当做杠杆。爬到足够的高度后,她用一个猛劲转到树朝向道路的一侧——那部分树干伸向了坚实的地面。她滑下来扑倒在地,当儿子浑身是汗地走上山来时,她正在小声哭泣,用树叶擦着她的腿和脚。折边处呈黏糊糊的深色的白长裙挂在车门上。她只穿着三角背心和短衬裤。

“你到底出什么事了?”他跑到她跟前,把桶放到座位上。她没有抬头看他,只是擦着眼睛说:“我往那边走了走,就掉进去了。”

“往哪边?”

“那边。那些树后边。”

“掉进什么里了?看着像油。”

“我不知道。我猜是泥,可是我陷在里面时又觉得像是胶。但又不像胶那样容易弄掉。它会变干,还很黏。”

儿子跪下去,抚摸她的皮肤。那黑东西在一些地方闪闪发亮,而干了的地方就像胶水。她用叶子擦了半天也没有用。他摇了摇那桶汽油,滴了几滴在她裙子上干净的地方,然后递给她。她接过裙子,一声不吭地继续擦拭身体。他把汽油倒进油箱,他们等了一会儿,让油流进油管,只是在引擎发动起来时,吉丁才冒险回头瞥了一眼她刚刚陷进去的地方。她已经认不出和她共舞的那棵树了。

儿子缓缓地驶上山坡,以减轻油耗。他不时扭头看她,发现她不是那么容易安慰的。他决定稍微逗逗她。

“那儿就是沼泽女人住的地方,”他说,“你看到她们了吗?”

她没有回答。

“她们和山上的骑士配对。”

“噢,别说了。住嘴吧。”

“我还以为你可能会看见一个呢。”

“喂,”她说,“我差一点就死了。那片烂泥都没到我膝盖了。别想让我高兴起来,这事一点不好笑!开你的车,好吗,把我送到家,我好把这些脏东西从身上弄掉!”

“好的,好的。”他说,满面笑容,因为他喜欢她穿着内衣坐在他身边。他喜欢得没法严肃起来,直到他们开到宅子前面,坐在起居室前院里的玛格丽特走过来看是谁来了。

“出了点事,”吉丁不等玛格丽特把她盯视的目光从她的内衣转向儿子就赶紧说,“我散步时陷进沼泽了。”

“我的天,”玛格丽特说,“你这小可怜。你大概吓得要死。他当时在哪儿?”她冲着儿子的背影扬了扬下巴,他正把吉普开向宅子侧面厨房边的停车处。

“去码头上取油。我们把油用光了。”吉丁匆匆进了房子。她的两腿让汽油烧得生疼,“我得好好洗洗。”

玛格丽特跟着她。“先用肥皂搓。再用酒精擦。天啊,这是什么东西?看着像沥青。”

在卧室里,吉丁脱掉三角背心和短裤,踮着脚走进卫生间。

“他是霉运,吉德。真的。无论什么时候,谁一走近他准得倒霉。”

“瓦莱里安是例外,”吉丁说,“他可给瓦莱里安带来了好运。”

“那很正常,”玛格丽特说,“松节油比较好,亲爱的。你有吗?”

“没有。不过用肥皂已经都洗掉了。从现在起一个星期我都不必用蜡给腿除毛了。天啊,火烧火燎的。”

“他是霉运,吉德。真的。我可算知道了。”

“别担心,玛格丽特,迈克尔就要到了。等着吧。”

“我希望是。那该有多好啊。我要亲自下厨,我跟你说了吗?”

“说了。”

“他十四岁之后就没来过这儿了。他要是能待在这儿,我就会喜欢这儿了。我会喜欢这儿的一切。他不会捣乱吧?”

“谁?”

“他。威利。”

“不会的。他何必呢?瓦莱里安从领事那儿一得到消息,他立刻就会走。你怕什么?”

“唉,吉德,他之前可是在我的壁柜里。”

“他现在不在那儿了。怎么了,玛格丽特?你觉得他在打你的主意?”

“我也不知道我在想些什么。我整个人紧张透了。这地方已经让我发疯了,再加上他。你看你,跟他一块儿出去,从车里出来就掉进了泥坑。”

“玛格丽特,陷进去的是我,而不是你。而这是我的错,不是他的。”吉丁自己都奇怪了,她居然替他说话,和玛格丽特顶嘴。她觉得那种不信任,她和玛格丽特玩过的那种无聊的游戏,全都过去了。现在,玛格丽特随时都会伸出手来,说:“你的头发是怎么做的?你的头发是怎么做的?”就像全世界的白人女孩一样,要不就跟她谈起多库斯——那个她直视过的黑人姑娘。但现在她的烦人之处又多了些东西。也许她该直截了当地说明白。他不想要你,玛格丽特。他想要的是我。他疯狂,他漂亮,他是黑人,他是穷光蛋,他漂亮,他杀过一个女人,但他不想要你。他想要我,我有指纹可以证明。不过她并没有说任何这种话,她只说她现在想睡觉了。玛格丽特走了,但她带来的警醒却留下了。吉丁上了床,发现在所有人中她最嫉妒的是玛格丽特。只因为他在她的壁柜里待过,她就以为他这一生唯一的目标就是勾引她。当然是她。一个白种女人无论多么老,多么皮松肉弛,多么没有女人味,相信吧,她会因为他选了玛格丽特的壁柜,因为他让她相信他真想要她,而开枪打死他。

天啊。吉丁小心翼翼地翻身,以保护她那一碰就疼的双腿。我竟然和她抢着要被强奸!她觉得这地方要把她逼疯了,让她像个傻瓜。经过鉴定的。

过了好久她才入睡。肥皂真管用。他一心要看的一双小脚又干干净净了,又粉红柔软了,仿佛从来没被触摸过,也从来没踩上地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