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后文学的最初构成，除了“五四”一代老作家们对知识分子精神传统的恢复以外，另一个重要的力量便是“归来者的反思”.本章所讨论的“归来者”是有特定所指的，它主要是指50年代开始走上文坛的一批作家，他们有着差不多相似的经历：一般出生在30年代，少年时代起就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影响，有的甚至直接参与了共产党夺取全国政权的斗争，具有一定的“革命资历”，这使他们年轻的履历变得十分耀眼，曾经是踌躇满志的一代文学新人。由于他们身上没有老一代知识分子已经承受的历史负担，因而50年代初期文艺界频繁的思想斗争并没有给他们的精神投下多大的阴影，相反，在“百家争鸣，百花齐放”文艺方针鼓舞下，他们以文坛上的新一代主人的身份和热情，携着他们对现实积极干预的处女作走上了文坛，他们当中包括刘宾雁、王蒙、公刘、流沙河、邵燕祥、白桦、张贤亮、高晓声、方之、陆文夫、李国文、丛维熙等等。但在1957年夏季开始的“反右斗争”风暴中，他们的热情和思想锋芒受到了残酷的摧折，他们的作品都受到了严厉批判，作者本人则被打入社会的底层，他们当中有的被监禁，有的被发配到穷困偏远的地区，有的在车间工矿，从事着艰苦的甚至是非人的体力劳动和思想改造，经历了长达二十多年的磨难，其中包括“文化大革命”时期。1978年11月16日，中共中央正式为1957年错划的“右派分子”平反，使这批作者终于恢复了政治权利，50年代遭到批判的作品重新被肯定。1979年初，上海文艺出版社编辑出版了这批作家的作品选集《重放的鲜花》，这便成为他们重返文坛的标志，“重放的鲜花”于是成为这一代作家在文坛上的共同标识。

这些重新获得创作机会的作家们，依凭着特有的群体优势，自然而然地成为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文学创作的主力。与上一代和年轻一代的作家相比，他们有着特有的优势：二十多年的底层生活不仅仅是无法摆脱的个人梦魇，而且，这一段经历不仅使他们对中国的现实有了切身的了解，同时也丰富了个人生活的阅历和体验；与那些步入老年的上一代作家相比，复出后的他们一般正是五十岁上下的年龄，这正是他们一生创作经历中的黄金岁月；与知青一代相比，他们在50年代已有的创作经验虽不丰厚，但足以在“文革”后文学的荒原废墟上显露头角，至少免去了如知青一代作家的初期摸索过程；积压二十多年的情感与思想终于有了展示的机会；更重要的是：他们的个人命运和生活体验本身为认识现实、反思历史提供了这一代人所特有的理念，他们在50年代已经确立了与国家意识形态相对应的个人和社会理想，尽管之后二十多年的遭遇也曾使他们对这种理想发生过怀疑和破灭，但苦尽甘来的平反昭雪反而加深了这种信念和理想，更坚定了他们对待历史和现实的理性主义态度。这种理性主义态度，对他们的创作带来了很大的影响。

某种意义上说，这一批“归来者”作家在社会主义的历史条件下复活了“五四”一代知识分子的现实战斗精神，他们大多数人与“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主流一样，心系国家民族的未来，自觉地充当人民大众的代言人，他们敢于以执政者的诤友身份为民请命，揭发社会弊病，并将这种战斗精神与“五四”知识分子传统联系起来。他们自觉认定：我国文学有一条可以引以为自豪的“五四”传统和鲁迅的道路，那就是同劳苦大众血肉相连，倾听群众的呼声，走在时代的前列和敏锐地感受生活的需要，探索真理，以极大的革命热忱投身于火热的战斗。这就是五四一代知识分子所开创的现实战斗精神的传统。高晓声在阐述自己的文学观念时曾形象地说：“跌倒了站起来，打散了聚拢来，受伤的不顾疼痛，死了灵魂不散，生生死死，都要为人民做点事，这就是作家们的信念。”1 从这些宣言式的语言和精神来看，这一批“归来者”作家是以50年代背景下的革命激情与“五四”新文学的战斗传统相结合，构成自身的特定的现实关怀。他们紧张地注视着国家政策上的抉择与变化，毫无保留地坚信并支持改革开放的政策，反对上上下下的这一政策的反对者，并且对那些反对者以及社会上腐败不正的风气展开紧张的批判斗争。

应该说，“归来者”作家复出的当时，中国政治文化的客观环境极其有利于现代知识分子现实战斗精神的高扬。中共第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的思想解放路线，结束了自“文革”以来的中共党内极左政治路线及其意识形态的统治，确定了“思想解放”的马克思主义探索路线，中国的政治文化也相应地形成了一个“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探索期；同时，广大民众的政治热情空前地高涨。这种热情急切地为民请命的声音，在国家新的政治意识形态的支持、同情和默认以及民众政治热情的双重作用下，很快就成为这一时期文学的主流。不但是“归来者”的声音，整整一代清醒认识历史的中年知识分子都参与了这一反思的行列。

1979年《人民文学》第二期刊登了茹志鹃的短篇小说《剪辑错了的故事》，作家不再像“伤痕文学”作家那样直接表现痛苦的历史和私人情感，而是表现出一种痛定思痛的努力，对“文革”这场历史灾难的认识有了明显的深入。她通过作品的叙述挖掘了发生在50年代农村“大跃进”运动中的灾难根源，检讨近四十年历史中执政党与人民群众之间的关系的演变，甚至以梦幻的手法写出了令人痛心的警告：如果再一次发生战争，老百姓还会像抗战时代那样支持抗日军队吗？这个问题提得相当严峻，但作家的立意是维护执政党的根本利益，希望执政党能够吸取历史教训，以此为戒。以这篇作品为标志，中国文学领域在1979年至1981间形成了一股以小说为主体的“反思文学”思潮，而“归来者”们的创作是其中最主要、最瞩目的。

与“伤痕文学”相比，“反思文学”具有较为深邃历史的纵深感和较大的思想容量，揭露和批判极左路线、反对官僚主义，揭示社会和历史悲剧，呈现和剖析悲剧人物的命运遭际，刻画悲剧人物性格是它们共同具有鲜明特色，这种揭露性的内容和思想特色也成为反思作品吸引读者的最主要的因素。但也因为这批作家的理性主义色彩，他们相应地失去了“伤痕文学”那种刻骨铭心的忏悔与绝望，在某种程度上回避了揭露“文化大革命”的灾难性实质，他们“反思”的历史范围也局限在一定的政策之下，而且大多数是以苦尽甘来的“大团圆”为结局。所以，从“伤痕”到“反思”，反映了“文革”后文学与现实环境的第一场冲突龃龉以及随机转形。

“反思”作品的一个共同艺术特征是突现故事的政治背景和故事情节。“反思文学”将几十年历史真相昭示予人，整合出一部政治运动迫害知识分子的历史，传递出前所未有的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复杂信息，加强了对历史与现实的尖锐的批判意义。其中的大量作品描绘了一幅幅好人落难，坏人当道，君子不遇，小人得志的世相图，并以启蒙式的话语突出了极左政治路线与传统封建思想如何合二为一地造成社会和人的深刻异化，赞美了不屈不挠的人性力量和知识分子的执着信仰。几十年悲剧何其多，而如今黑暗终于散去，苦难终于结束，“好有好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辰未到”的心理在这批作家的每一篇“反思”作品中都有体现，而不管前面对历史灾难的叙述有多么的压抑。

由于要在每一篇作品中浓缩几十年故事，使“反思”小说大多倾向于篇幅的拉长，约定俗成的短篇小说的容量无法展开情节，而结构长篇小说还没有充裕的时间和心态，于是作家们都不约而同地采取了中篇小说的形式，这与其说是一种自觉的文体选择，不如说是出于表达需要而在无意间形成的一种共同趋势，但在客观上却是中篇小说一度空前繁荣的主要成因，因而，80年代初的“中篇小说热”成为“反思文学”的一种共生现象。另一方面，它又与七八十年代之交的对小说艺术手法的探索相呼应，茹志鹃的《剪辑错了的故事》和宗璞的《泥淖中的头颅》，尤其是王蒙的被称为“集束手榴弹”的《布礼》等五个中短篇小说，都开始尝试采用以人物的意识活动为叙事线索的结构和表现方式，这对中国当代小说的叙事传统带来的令人耳目一新的变化，而青年作家高行健的《现代小说技巧初探》一书对西方现代派文学技巧的扼要介绍，又在小说理论上给作家们予极大的启发。

面对劫难的反思有两种不尽相同的叙事立场。较为普遍的是将个人的苦难与民族的苦难联系起来，从而使个人的苦难具备了超越个人的普遍的启蒙意义。如王蒙的《布礼》、《蝴蝶》，张贤亮的《灵与肉》、《土牢情话》、《绿化树》，鲁彦周的《天云山传奇》，张一弓的《犯人李铜钟的故事》等等，这种作品的主人公不是知识分子，就是干部，他们既是受难者，又都是心怀天下或为民请命的英雄，其中尤以知识分子居多。这样，作家在个人苦难经验和民族灾难之间就有了一种普遍的联系，这种联系，一方面满足了作家个人情感宣泄和表达的愿望，另一方面也为他们心系庙堂，表现对时代历史的思考找到了一个切实的途径，但与此同时，也往往使那些知识分子受难者的形象沾染上一层虚构色彩，体现了他们企图在民间和庙堂之间构筑知识分子神话的努力，在这些受难英雄的身上，多少显露了这一批知识分子对自身经历的一种迷恋情绪。另一种叙事方式是有意无意地从民间的视角和立场反思中国民主革命和历次政治运动中存在的悖谬与悲剧现象。如茹志鹃的《剪接错了的故事》、高晓声的《李顺大造屋》、方之的《内奸》古华的《芙蓉镇》等，虽然这些作品所体现的反思主题与前一种没有根本上的区别，而且作为一种叙述立场的选择也很难说是完全自觉的，但它们毕竟为“反思文学”提供了另外一种思考途径和立场，也为文革后文学预示了一种新的可能开拓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