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晓声是专注于当代农民生活的一个作家。他在1979年发表了中篇小说《李顺大造屋》后，又以陈奂生为主人公连续写了《漏斗户主》、《陈奂生上城》2 、《陈奂生转业》、《陈奂生包产》和《陈奂生出国》五篇小说，人称“陈奂生系列”，后被结集出版为《陈奂生上城出国记》。作者的用意是在历史发展的纵向上，对中国农民的命运历程作系统剖析。

作者积二十多年的农村生活经验和观察，对中国农民的性格有着深刻而清醒的认识：，“他们善良而正直，无锋无芒，无所专长，平平淡淡，默默无闻，似乎无有足以称道者。他们是一些善于动手而不善于动口的人，勇于劳动而不善思索的人；他们老实得受了损失不知道查究，单纯得受到了欺骗会无所察觉；他们甘于付出高额的代价换取极低的生活条件，能够忍受超人的苦难，去争得少有的欢乐；他们很少幻想，他们最善务实。他们活着，始终抱着两个信念：一是在任何艰难困苦的条件下，相信能依靠自己的劳动活下去；二是坚信共产党能够使他们的生活逐渐好起来。……但是，他们的弱点确实是很可怕的，他们的弱点不改变，中国还会出皇帝的。”（《且说陈奂生》）这种认识，体现了他描写中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现状，刻画农民性格时所特有的眼光，而刻画富于典型意义的中国农民形象，正是高晓声的一个重要特点。

要说明陈奂生的性格，最好是把“陈奂生系列”作为一个整体。陈奂生是一个勤劳、憨实、质朴的农民，在《漏斗户主》中，他长期被饥饿所纠缠着，并不懒惰却无法摆脱困境，对现实失望却又并不放弃努力，到了《陈奂生上城》中，陈奂生这个形象获得了特殊的艺术生命。

《陈奂生上城》发表于1980年，是这一“系列”中最为精彩的一篇。这里的陈奂生已不再为饥饿所累了，小说通过主人公上城卖油绳、买帽子、住招待所的经历，及其微妙的心理变化，写出了背负历史重荷的农民，在跨入新时期变革门槛时的精神状态。尤其精彩的是在招待所的一幕，他在病中被路过的县委书记送来，第二天结帐时听了大吃一惊。 对刚刚摆脱饥饿的他来说，五元钱并不是一个小数目。作者对陈奂生付出房钱前后的心理变化作了细致的开掘。

在付出五元钱之前，陈奂生是那么自卑、纯朴，他发现自己住在那么好的房间里，感到了父母官的关怀，心里暖洋洋的，眼泪热辣辣的，盖着里外三层新的绸被子，不自觉地缩成一团，怕自己的脚弄脏了被子，下了床把鞋子拎在手里怕把地板弄脏，连沙发椅子也不敢坐，惟恐瘪下去起不来。而在付出五元钱之后，他心中完全相反的一些因素，一种破坏欲，一种损人不利己的心理便发作起来，他用脚踏沙发，不脱鞋就钻进被窝，并算计着要睡足时间。但作者并没有就此止步，而是对人物心理作进一步的挖掘，写尽了这个农民的各个心理侧面。

陈奂生的心理又从破坏欲的发泄转变成自我安慰：既然一夜就住了五元钱，那么索性就去买个新帽子戴戴，在五元钱的刺激下，他长期养成的俭节被轻易放弃了。但当他想到，如此那五元的住宿费还是无法向老婆交帐时，便只好用“精神胜利法”来达到心理上的平衡和满足，认为由县书记送去花五元钱住一晚是一个不可多得的荣耀，于是他“仅仅用五元钱就买到了精神上的满足”。在通常只有一个层次的激发点上，作者发掘出了好几倍的心理内涵，充分的喜剧风格使陈奂生的形象达到了作者从未达到的高度。每一个层次的挖掘，都体现了规定人物，规定情景中的规定心理，都体现了现实主义典型塑造的独特性，但同时都是以其独特性展示了七八十年代之交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农民所共有的心理倾向，即作为小农生产者性格心理的两个侧面的并存交错：善良与软弱、纯朴与无知、憨直与愚昧、诚实与轻信、追求生活的韧性和容易满足的浅薄、讲究实际和狭隘自私等等。

陈奂生的精神，典型的表现了中国广大的农民阶层身上存在的复杂的精神现象。他的形象是一幅处于软弱地位的没有自主权的小生产者的画像，包容着丰富的内容，具有现实感和历史感，是历史传统和现实变革相交融的社会现象的文学典型。作者陈奂生既抱有同情，又对他的精神重荷予以善意的嘲讽，发出沉重的慨叹，这种对农民性格心理的辨证态度，颇具鲁迅对中国“国民性”的“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精神传统。

《陈奂生上城》体现了典型的高晓声式的叙事风格。他惯于运用第三人称的叙述方式，以叙述为主，尤其擅长概括性叙述，很少采用直接呈现的方式，让人物直接说话和行动，作品的语言基本上都出自叙述人之口。其语言简练明快，幽默犀利，意蕴含蓄，富有情绪感和节奏感。所以，他虽然采用传统的讲故事的语气，但又不是讲故事，既不围绕一个具体的事件结构故事，也不组织矛盾冲突步步发展的戏剧情节，而是将人物几十年的普通生活压缩进某一个生活焦点上反映出来，通过人物心理深入开掘，揭示人物性格和作品的题蕴，这又很有点现代小说的味道，在这个意义上，他的小说叙述方式是传统与现代的结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