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后的文学史上，1985年是很重要的一年。在此以前，作家们的主要工作集中体现在对历史的反思和对现实的批判方面，虽然也出现了汪曾祺等作家所开辟的民间世界的空间，但毕竟是个别人的创作，没有引起文坛的广泛注意。现代主义技巧和现代意识的出现虽然给了文学一种新的震撼，但随之而来的过于强大的政治压力使文学的实验无法健沟正常的发展。而1985年文化寻根意识的崛起，却在政治和文化的多重关系下直接带动了文学上的实验，唤起作家艺术家对艺术本体的自觉关注。

这一思潮在当时与社会背景有密切关系，随着现代化经济建设的发展，中国势必要学习西方现代化的经验和引进先进技术，这样一来，西方现代文化思想也就相应地进入中国，打破了过去意识形态方面闭关自守的愚昧状态。但是，如何应对来自西方的各种文化思想的进入，当时的知识分子是没有足够思想准备的。一种比较流行的观点是唯现代化论，即只要是“现代”就是好的，就应该学习模仿，所以连文学艺术上的现代派也当作现代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完全不考虑现代派艺术在西方正是对现代工业文明的反抗；还有一种比较冷静的观点即认为“现代化”这一目标由于各个国家的政治环境不同，文化基础也不相同，它所呈现的模式，尤其是文化上的发展模式，是不应该相同的。那么，中国在经济起飞之际应该如何把自身的文化传统为接受场，来检验、吸收西方现代文化，以求发展自己的现代化？这个问题在当时人文知识分子中间逐渐引起关注，具体表现在对传统文化的价值作出多元的考察，这与80年代初的启蒙话语不同，启蒙主义者所强调的反传统和反封建，正好被用来批判文化大革命时期泛滥成灾的政治专制主义。但是当一部分知识分子在实际生活中研究如何建设现代化的命题时，就不能不注意到，对现实的改造是必须利用好自己的文化传统，于是，重新研究、认识、评价中国传统文化成为一种既是客观的需要，也是主观上的要求，到了1985年前后，文化领域兴起了一股规模不小的文化热。

“文化寻根”是这股文化热在文学艺术领域的反映，它与弘扬民族文化的国家意志和引进西方现代主义的文学思潮巧妙地结合在一起，所以得以较顺利的发展。其实我们在第十四章已经谈到了民族风土对文学审美所构成的影响，但在整个寻根文学思潮中，担任主要角色的是知青作家。当这一批年轻的作家开始走向成熟的时候，他们也需要寻找一种属于自己的文化标志。事实上，知青作家与从50年代走过来的王蒙一代作家相比，并没有一种强大的理想主义和政治信心作为精神支柱，因而当现实理想失落之后，这一代作家必须找到一个属于自己的世界来证明存在于文坛的意义，即使在现实中找不到，也应该到想象中去寻找。于是，他们利用起自己曾下乡、接近过农民日常生活的经验，并透过这种生活经验进一步寻找散失在民间的传统文化的价值。但需要说明的是，这些知青作家并非是生活在传统民风民俗中的土著，正相反，他们大多数是积极接受西方现代派文学的一族，可是当现代主义的方法直接受到来自政治方面的批评以后，他们不得不改用民族的包装来含蓄地表达正在形成中的现代意识，这一点就使寻根文学与汪曾祺、邓友梅等民俗作家有了区别。文化寻根不是向传统复归，而是为西方现代文化寻找一个较为有利的接受场。

所谓“文化寻根”意识，大致包括了以下三个方面：一、在文学美学意义上对民族文化资料的重新认识与阐释，发掘其积极向上的文化内核（如阿城的《棋王》等）；二、以现代人感受世界的方式去领略古代文化遗风，寻找激发生命能量的源泉（如张承志的《北方的河》）；三、对当代社会生活中所存在的丑陋的文化因素的继续批判，如对民族文化心理的深层结构的深入挖掘。这虽然还是启蒙主义的话题，但也渗透了现代意识的某些特征。（如韩少功的《爸爸爸》）。但这三个方面也不是绝对分开的，许多作品是综合地表达了寻根的意义。当代文学创作中的文化寻根意识最早体现在朦胧派诗人杨炼的组诗里，包括他在1982年前后写成的《半坡》、《诺日郎》、《西藏》、《敦煌》和稍后模拟《易经》思维结构写出的大型组诗《自在者说》等，这些作品或者在对历史遗迹的吟赞中探询历史的深层内涵，或者借用民俗题材歌颂远古文明的生命力，或者通过对传统文化的想象来构筑人生和宇宙融为一体的理念世界。在小说领域里，则是起于王蒙发表于1982年到1983年之间的《在伊犁》系列小说，虽然作家不过是描写了个人的一段生活经历，但其对新疆各族民风以及伊斯兰文化的关注，对生活的实录手法以及对历史所持的宽容态度，都为后来的寻根文学开了先河。1983年以后，随着贾平凹的《商州初录》、张承志的《北方的河》、阿城的《棋王》、王安忆的《小鲍庄》、李杭育的《最后一个渔佬儿》等作品的发表和引起轰动，许多知青作家加入到“文化寻根”的写作之中，并成为这一文学潮流的主体。1984年12月，在《上海文学》杂志社与杭州《西湖》杂志社等文化单位在杭州举办座谈会上，许多青年作家和评论家讨论近期出现的创作现象时提出了文化寻根的问题，此后韩少功在《文学的“根”》1 一文中，第一次明确阐述了“寻根文学”的立场，认为文学的根应该深植于民族文化的土壤里，这种文化寻根是审美意识中潜在历史因素的觉醒，也是释放现代观念的能量来重铸和镀亮民族自我形象的努力。阿城、郑万隆、郑义、李杭育等作家对这一主张也做了各自的阐述，由此开始形成了自觉的“寻根文学”潮流。

这种文化寻根意识的确立与外来文学的影响也不无关系。前苏联一些民族作家（如艾特玛托夫、阿斯塔菲耶夫等）对异族民风的描写、拉美魔幻现实主义作家（如马尔克斯、阿斯图里亚思等）关于印第安古老文化的阐扬以及日本川端康成的具有东方风味的现代小说，对中国年轻一代作家是深有启发的。这些外国作家的作品在表现出浓厚的民族文化特征和民族审美方式同时，又分明渗透了现代意识的精神，既富有民族文化独特性，又融合了现代感的创作倾向，为主张“文化寻根”的中国作家提供了现成的经验和有效的鼓励。所以说“寻根文学”自一开始就表现出现代意识与民族文化相互融合的愿望，这在某种意义上也正是对自80年代初以来的现代主义文学精神的延续。当然，“文化寻根”派作家更为自觉的努力还在于对各自向往的民族文化天地的探询，他们或者致力于中国古典哲学与美学精神的学习，或者以学者的姿态投入对非汉民族及地域文化的研究，或者走进大自然、到人迹罕至的所在去寻觅生命存在的特殊感受。正是凭借着一种认真、深切的探索精神，这一代年轻作家很快建立起自己的文化支点，并以此创造出种种新颖的审美形态。对于寻根作家来说，审美表达的创新是与他们的文化追求合而为一的，因为文化既然是人类精神活动的结晶，它的最高形态当然应是人类的审美境界，所以文化寻根派作家们对于传统文化和民族精神的认同或反省，都投射在他们那融合了传统和现代、特别富于想象力的艺术风格中。也正是在这一点上，“文化寻根意识”显示着它重要的文学史意义，它所表现出的一些新的思维方式和审美创新意识不仅在当时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更对于中国文学后来的民间走向具有开拓性的影响。

由“寻根文学”作家创造出的审美形态是多种多样的，大都生发于作家主体的独特感受和各自文化背景下不同的审美理想。其中有一些作家，倾向于从民族文化和大自然中寻求精神力量，以求达到对当代生存困境的解脱和超越，这在作品中往往表现在对人物的刻画上，通过具有生命活力的人格形象表达出文化魅力，并以此完成了对一种人格境界的美感塑造。比如阿城，他的《棋王》、《孩子王》、《树王》都直指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核，棋、字、树，都是中国文化中人格的象征，小说里的人物便在与传统文化的相融之中，实现了一种超越世俗的人生追求。又如张承志，他的小说《黑骏马》、《北方的河》、《残月》、《九座宫殿》等，描绘北方的草原、戈壁、雪峰、江河，吟唱着古老的民族歌谣，刻画出彩陶碎片的美丽、清真寺的庄严……，在他笔下那种富有生命激情的人生境界中，民族文化精神与大自然的博大宽广、北方游牧民族的狞厉粗放的生存状态融化在一起，使人感悟到了“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强大的人格力量。在《北方的河》中，主人公“他”的心灵中充满了躁动和震颤，他以现代人的信念向世界发出生命自由前行的呐喊，在象征着民族文化传统的大河的奔涌中获得力量，而大河在他那一往无前的精神追求的映衬下，也体现出了更加深厚广阔的内涵。李杭育则徜徉于吴越文化的氛围中，在葛川江两岸发掘着南方心灵中的生命强力和自由自在的民族精神，寻找着人生存在意义的支点。他的代表作《最后一个渔佬儿》中，主人公福奎渴望过无拘无束的生活，他凭着无所畏惧的精神、强健的体魄做一个自由的渔人，但是现代社会发展所带来的负面因素毁灭了他的梦想，污染使葛川江里的鱼日益减少，大多数渔人都改弦易辙、另谋生路，只有福奎仍孤独持守着古老而正直的人生原则，以忠诚、坚毅、重人情轻财物的传统人格精神，对抗着浮躁和实利的现实人生。这种深沉的寻根意味使福奎在具有悲剧感的现实境遇里显示出一种悠远、苍劲的人格魅力。

除了这类对人格境界的审美塑造，“寻根文学”体现出的另一种新的文学思维，即对人类生命本体和生存方式的关怀。韩少功的《爸爸爸》、《归去来》、《女女女》等小说都带有这方面的探索意义，在《爸爸爸》中，作者以现代意识来审视一个原始部落里的生存方式，用象征的方法描绘出个体生命、种族生命以至人类整体的生命存在之间的关系，以及生存的艰难过程。这些神秘的描写中显然都含有对生命奥秘的窥探。王安忆的《小鲍庄》则是在社会背景及具体时空虚化的前提下，以凝重、写实的笔触，突现出封闭状态中农民自在的生存方式，古朴的仁义道德作为小鲍庄村人的精神依托，呈现出作者对生存方式与民族文化构成之间关系的思考。李锐的《厚土》系列小说和郑义的《老井》也都有着类似的主题内涵，前者着力描绘山西农村特有的沉重、凝滞的生存景观和由这种生存景观孕育出的封闭、古朴的文化性格，后者则在对贫困地区农民打井求水过程的叙写中，实实在在地表达出了生存本身的意义和价值。此外，一些非汉族年轻作家也得天独厚地利用自己民族的文化资源，加入了文化寻根的行列。鄂温克族作家乌热尔图的《七岔掎角的公鹿》、《琥珀色的篝火》等小说，描写了自己民族的独特生活形态和美好心灵，寄托了作家对自己民族的挚爱和被理解的渴望；藏族作家扎西达娃的《西藏：隐秘的岁月》、《西藏：系在皮扣上的魂》、《夏天酸溜溜的日子》等一系列小说，以强烈的现代意识来探询西藏人民的生存历史和生存体验，作品里充满着关于古老文化传统、宗教习俗的描绘，写出了自近代以来藏民族被现代文明遗忘、默默走过的孤独的精神历程，同时也展现出一幅富有原始色彩与魔幻魅力的藏民生存图景。

需要注意的是，由于传统文化的原初精神多已散失在民间，所以对民族文化之根的探询过程实际上也就是对民间的发现过程。寻根作家们在追求新的文学价值时，其实多半是把目光投向了未被意识形态内容遮蔽的民间文化，只有在这种非正统文化存在中才最大程度保留着民族自身的蓬勃生命力。因而不仅仅是在专事描写民间风情的《商州初录》等作品中明确体现出了民间的价值取向，即便是张承志等对文化人格的塑造，或王安忆、李锐等对生存意义的探询，也都必然表现出了对民间天地的不同程度的发掘。尽管寻根派作家们还是深受“五四”知识分子精英传统的熏陶，他们在对民间的亲近中仍保持着极强的主体精神，也就造成了他们对文化之根的追寻中有着较多的主体幻想，因而很难说是已经达到了对民间的真正认同，但毫无疑义的是，在“文化寻根”的倡导和发展中，已经开启了民间在当代文学中的还原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