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文学创作现象的“新写实小说”与“先锋小说”同时产生在80年代中期，大约是在“文化寻根”思潮以后，可以看作是“后寻根”现象，即舍弃了“文化寻根”所追求的某些过于狭隘与虚幻的“文化之根”，否定了对生活背后是否隐藏着“意义”的探询之后，又延续着“寻根文学”的真正的精神内核。正如“先锋小说”把“意义”规定在小说的叙事形式，新写实小说则把“意义”规定在描写现实生活本身即生存过程之中，“文化寻根”小说所展示出来的被政治权力话语和知识分子精英话语遮蔽的民间世界的信息，在新写实小说里得到了进一步的渲染，民间的日常生活场赴正式地充斥了小说的主要画面。江苏《钟山》杂志从1989年第3 期开始设立“新写实小说大联展”栏目，主动倡导并提出这个名称，在该栏目的“卷首语”中从理论上将其创作特点概括为“特别注重现实生活原生形态的还原，真诚直面现实、直面人生”[1].被归入到这一名目之下的作家非常广泛，包括刘震云、方方、池莉、范小青、苏童、叶兆言、刘恒、王安忆、李晓、杨争光、赵本夫、周梅森、朱苏进等等，几乎包括了“寻根文学”以后文坛上最活跃的一批作家。[2] 尽管对于这一创作倾向的理论归纳后来一直都有争论，但是就新写实小说的实际创作情况而言，应该说对于中国文学在90年代的走向，特别是对于文学史上占主导地位的现实主义文学观念的消解，发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

新写实小说之“新”，在于更新了传统的“写实”观念，即改变了小说创作中对于“现实”的认识及反映方式。在此之前，当代文学中对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经典性表述是：文学创作中所要反映的现实，除细节真实外，还要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艺术上的“真实”不仅来自于生活现象本身，还必须要体现出生活背后的“本质”，并对其加以观念形态上的解释。这里所说的现实，显然是经过意识形态加工处理后才被写进作品中的生活事件，由于政治权力对中国文学历来具有的强大控制力，以上表述中的所谓“本质”及观念形态，往往都是出于政治需要而设定的内容。由此也就使现实主义创作方式含有明显的为政治权力服务的特征，比如要求通过塑造“典型”来宣传具体的政治路线，要求明确体现作家的政治倾向性，要求深刻地表达出一定思想含量，把某种“真理”通过作品传达给读者等等。新写实小说正是对这种含有强烈政治权力色彩的创作原则的拒绝和背弃，它最基本的创作特征是还原生活本相，或者说是在作品中表现出生活的“纯态事实”. 无论是还原生活本相，还是纯态事实，其实都只能看作是作家故意选择的一种相对“客观”的创作态度，但其意图所在却明显是要清除观念形态（尤其是政治权力意识）对现实生活的遮蔽，消解强加在生活现象之上的所谓“本质”，以求复原出一个未经权力观念解释、加工处理过的生活的本来面貌。为达到这一效果，新写实小说在创作方式上有意瓦解了文学的典型性，以近似冷漠的叙述态度来掩藏作者的主观倾向性。可以说新写实小说的革新意义，首先就在于使生活现象本身成为写作的对象，作品不再去刻意追问生活究竟有什么意义，而关注于人的生存处境和生存方式，及生存中感性和生理层次上更为基本的人性内容，其中强烈体现出一种中国文学过去少有的生存意识。

这种回归到人本身的生存意识最早体现在80年代中期王安忆、刘恒的小说创作中。比如王安忆曾在《好姆妈、谢伯伯、小妹、阿姨和妮妮》中写到人性中遗传因素的影响，暗示出主人公妮妮的性格并非由后天社会环境造就而成，倒似乎是受制于血缘上的承传，由此写出了人的某种很难为外力所改变的根性。在著名的“三恋”（《荒山之恋》、《小城之恋》、《锦绣谷之恋》）及承续其后的《岗上的世纪》等小说中，王安忆则有意突现出性爱本身具有的美感，而舍弃了一切外加的社会文化方面的意义。这组作品以一种强烈的震撼力还原出生命存在形态中的本能欲望，在对人性之根源的探询中达到了相当深刻的程度。至于刘恒的小说如《狗日的粮食》、《伏羲伏羲》等，又比王安忆的创作更进一步消除了人性中精神性的因素，把全部笔墨都集中于对“食色”的描写上：像《狗日的粮食》写一个丑陋的瘿袋女人，她所有的生活内容就在于生孩子和挣粮食，《伏羲伏羲》的基本情节则是一个通奸故事，其中主人公杨天青的生存价值也只有通过生殖才得到肯定。所谓“食色”的根本其实就是生命的繁殖与维持，这里不存在任何超出生存本身的意义。刘恒的这些小说直接写出了人类生存的基础，由此描写出一个原始纯粹的本能世界。

不过像刘恒这样一种对人性的生理因素的极端化探询，在新写实小说中并不多见，进入到80年代末90年代初之后，特别是在方方、池莉、刘震云等作家的创作中，主要体现出一种对人间凡俗性的展示。以池莉的《烦恼人生》为代表，这篇小说写一个普通的城市人度过的平凡的一天，他为各种各样生活中的问题所烦恼着，但又都没有真正解决的可能，小说的意思大致是说，这种平凡单调的生活就是现实社会中人的生存本相；又比如方方的《风景》赤裸裸地描写了都市贫民家庭中粗鄙的生活状况，刘震云的《单位》、《一地鸡毛》写日常工作与生活中平庸琐细的状态，叶兆言的《艳歌》写由恋爱到结婚的夫妻生活中浪漫色彩的无所见容，可以说这些作品都致力于描绘生活中凡俗性的一面，将一切宏大崇高的思想观念都排除出去，从而再现出这些作家所认为的生活原生样态，也就是所谓的“纯态事实”. 就这种凡俗性本身的描写而言，无疑有着开拓性的意义，它至少打开了一个关注当代现实生存状况的新的写作空间。与这种凡俗性的叙述内容密切相关的，是这些作品在叙事方式上也必然具有一些新的特点，在很大程度上它们消解了传统意义上的情节构成与典型人物塑造，以往小说必不可少的戏剧性情节转换为琐碎的生活流过程，使小说中的事件以看似未经加工的偶然无序的状态呈现出来，人物的思想行为也随生活状态不同而随机变化，既然取消了典型性格，也就自然削弱了存在于人物背后的意识形态内容。

相对于传统的现实主义，这种叙事方式在主体性方面显得比较冷漠暗淡，即所谓“消解激情”的写作，也就是评论界所归纳的，新写实小说取消了作家的情感介入，以一种“零度情感”来反映现实。它主要表现为叙述者的功能弱化倾向，即新写实小说的叙述者往往是比较单纯的旁观者，他不像传统小说的叙述者那样能随意进入到被叙述人物的心理中去做洋洋洒洒的分析，也不会经常进行深入的自我阐释，即便偶尔发表几句意见，多半还是采用自由间接语体的形式，将其含混在人物意识之中，并不显示出明确的判断倾向。[3] 这样一来，作家的主体观念与情感态度都没有直接的机会呈现在文本层面，当然，根本上依旧不可能取消主体对文本的支配力，只是这种支配力相对变弱了。这种倾向的价值仍在于突现出生存本身，以及相应的对于知识分子主体精神的存疑态度，但不难看出其中明显存在着某种消极效果。这就是作品中对所描绘的那种平庸无奈的现实生存状况逐渐丧失了批判的能力，所有改变现实的理想因素都被消解，最后存留下来的潜在态度无非就是迁就、认同于这种本来极需改变的现状。如果要对这种倾向再深究下去，或许可以理解这正是由当时中国社会的现实境况所决定的。尤其是在1989年夏北京发生政治风波以后，许多知识分子因为政治改革的愿望受到挫败，引起了对“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逐渐形成的知识分子精英意识的反省竿放弃，新文学传统中一向明确有力的现实战斗精神也就在这个过程中逐渐弱化了。新写实小说在这样一种特殊的背景下愈加呈现出低落的灰冷色调，以及随后延伸出某些明显逃避现实生活的倾向。

“新历史小说”与新写实小说是同根异枝而生，只是把所描写的时空领域推移到历史之中。就具体的创作情况来看，新历史小说所选取的题材范围大致限制在民国时期，并且避免了在此期间的重大革命事件，所以，界定新历史小说的概念，主要是指其包括了民国时期的非党史题材[4].其创作方法与新写实小说基本倾向是相一致的。新历史小说在处理历史题材时，有意识地拒绝政治权力观念对历史的图解，尽股能地突现出民间历史的本来面目。如莫言的《红高粱》等小说，把政治势力之外的民间武装或民间社群作为主要描写对象，刻意突现出充满生命力的民间世界的理想状态，把一种充沛饱满自由自在的民间情感作为作品内在的精神支撑。此后如陈忠实的《白鹿原》和刘震云的《故乡天下黄花》等新历史小说的长篇作品，在民间世界的艺术表现上都呈现出越来越丰富的色彩。

但是也有很多新历史小说并不具备像《红高粱》那样的民间情感，它们是把民国社会的精神没落和传统文化的式微作为叙述内容，而作为新写实小说在题材上的一个分支，它们又同样有着消解激情的叙事特点，在叙述过程中并不显现作家明确的主体判断，在对过去历史的还原中，这类小说就往往呈现出异常暗淡的色调。比如叶兆言的“夜泊秦淮”系列小说（包括《状元境》、《追月楼》、《半边营》和《十字铺》四部中篇小说）和苏童的《妻妾成群》等作品，都主要是描写旧时代的没落精神状况。应该说这些作品写得都很精彩，在一定意义上是为新历史题材创作开辟了崭新的向度，特别是叶兆言的小说生动地写出了中国民间社会在近代史上的变迁过程，堪称是从民间的视角来“重写民国史”. 但是也必须看到，在这类小说所隐含的主体意识弱化及现实批判立场缺席的倾向中，或多或少地表现出一种对于当代现实生活的有意逃避。这种倾向在此后很多年轻作家模仿其立意和叙事方式的创作中（甚至也包括叶兆言和苏童自己后来的创作）变得更加突出，这就使得文坛上出现了大量纯粹沉迷于没落气息和颓废趣味的民国题材作品。这都可看作是新历史小说的末流之作，其中已经失去了新写实小说消解政治意识形态、回归到文学本身的初始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