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篇小说《叔叔的故事》[6] 问世于1990年的冬天。在此之前，向来高产的王安忆有过长达一年的封笔。后来王安忆写文章谈到她在这封笔期间的心情，说她感到一切都被破坏了，有一种世界观遭到粉碎的巨大痛苦；严峻的现实社会迫使她必须对时代做出新的思考，或者说进行世界观的重建工作。《叔叔的故事》作为她重新开笔后写出的第一篇小说，便是经过艰辛思考结出的最初果实。可以说无论是在精神探索的深刻性还是在艺术创新的完美性上，这篇小说都达到了王安忆此前从未有过的高度。

概括地说，《叔叔的故事》是对“一个时代的总结与检讨”[7] ，是作家站在个人立场上对时代的反省。小说文本反映了作家对一个公共历史叙事的拆解过程。所谓“叔叔的故事”是一个历史叙事的浓缩形式，这个故事经王安忆以各种叙述手法拼合而成，最终暴露出了源自于几十年的历史遭遇、而存在于时代的精神现象中的一场皋大危机。尽管小说中这一切都单指涉叔叔（一个类似精神领袖的著名作家）这一个人物，但其实他也正是时代人格化的形式，叔叔的悲剧及其精神世界的虚妄，也反映了时代的可悲之处。就此而言，《叔叔的故事》可以看作是王安忆抒写的个人化的时代寓言，其中所含纳的个人视界的丰富意蕴全都盈溢在更广大的精神域界之中。

如果从文本形式的角度来看，所有这些思想上的深刻探索正体现在作品的叙事方式之中：可以说重建世界观的工作对于王安忆而言，在根本上等同于探寻一种新的叙事方式。《叔叔的故事》在叙事上具有的新颖特点，主要表现为它所内含的一个双层叙事文本，即这篇小说中的“故事”不仅仅是叔叔的故事，还应包括叙述者讲述这个故事的全过程。这也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叔叔的故事》是一篇后设小说。所谓后设小说，就是关于小说的小说，它的根本特点是编制故事的过程也出现在文本中，而它的主要功能就在于打破它所讲述的故事的真实性，同时强化了叙述者的个人观点。在这篇小说中，叙述者一开头就坦白说他讲述这个故事开始于叔叔的一个警句：“原先我以为自己是幸运者，如今却发现不是”. 而他所以要讲故事，则是为了表达心中一个近似的思想：“我一直以为自己是快乐的孩子，却忽然明白其实不是”. 文本中讲故事的过程其实就是用来表达这个思想，而这个过程的实质不在于完整地讲述“叔叔的故事”，恰恰却是要以各种叙述手段来拆解那个看上去非常辉煌的“叔叔的故事”. 这样一种拆解意义的叙事方式，也就是作品中个人立场的具体显现。

具体地看来，这篇小说在情节展开中大致具有两种新颖的叙述手段：一种是复数性叙述，即同一件事被叙述多次，而每次都有所不同；另一种是分析性虚构，即叙述者没有任何材料，完全通过他的主观分析来推导下一步的故事内容。先看复数性叙述的艺术效果。例如故事开头关于叔叔被打成右派后下放的地点，小说有两次不同的叙述。叙述者先说他去了青海，并在雪天暗夜里听到了一个童话，即鹰宁可喝鲜血只活三十年，也不愿像乌鸦那样吃死尸而活三百年，叔叔像受到洗礼似的，从此把崇高的理想主义存在心中。但叙述者马上说这只是传奇，事实的真相是叔叔被遣返回乡，到苏北的一个小镇过起了平庸的生活。尽管叙述者最终选择了叔叔曾受到理想主义洗礼的说法，从而符合了他作为精神领袖的形象要求，但是由于公开了编制情节过程中所依据的材料，就阅读效果而言，显然已显示出故事的另一种可能，即叔叔可能根本就没有真正的理想主义信念。可以说无论故事再怎么发展，这种复数性叙述已成功地在文本中造成了一种反讽效果，它以正反相异的叙述解构了叙述内容的严肃性和崇高感，由此也就得以表达出作者个人的思想，即叔叔及他所代表的那个时代的理想主义精神都只是后来赋予的虚伪假象。再来看小说中分析性虚构的运用。比如叔叔离婚的一段情节，叙述者没有采用叔叔本人的叙述（即他离婚不仅不违背道德，更无损其人格），而是以叔叔在小镇结婚后的一次桃色事件作为叙述起点，然后依照逻辑分析编出后面的情节：叔叔的婚外恋败露后，妻子以粗鲁的方式维护他的人格，表面看来是为他挽回尊严，其实却在精神上给了他致命一击。从此叔叔变得怕老婆了，他的婚姻生活变成了苦难，只给他带来屈辱和不幸，而他整个人也就完全消沉下去，彻底遗忘了理想主义的人生信念，而成为一个生存主义者甚至肉欲主义者，他的精神世界呈现出极丑陋的面目。叔叔既有了这番心理上的隐秘经历，当他日后成名并开始新生活时，当然不能再容忍这段往事对自己的损毁，他要灵魂新生，必将不愿再维持那段婚姻了。至此，叙述者通过自己的分析圆满完成了对这段情节的叙述，同时也彻底揭露出叔叔的精神世界与人格力量根本就是不堪一击的。

整篇小说就以这种拆解意义的方式叙述下去，最终要说明叔叔的那个警句：他究竟何以会发现自己不是幸运者。为此小说中设下了两个重要的动机，即叔叔的精神世界其实并非神圣高尚，以及他在小镇上曾有过堕落的生活。这样一来，尽管叔叔在文革后成了知名的作家，为自己塑造起了社会英雄般的崇高形象，但他仍时时感到一种潜在的危机，他愈想要摆脱自己丑陋的过去，就愈加被套上了精神桎梏。当他面对新鲜的生活渴望改变自己时，却无法获得真正自由的心态，这就使他彻底丧失了真正的快乐，而且还濒临了“虚无主义的黑暗深渊”.小说最后，两个年轻的人物在精神上最终击垮了叔叔。先是叔叔想要亲近一个德国女孩，却在她眼中看到一种厌恶和鄙夷的神情，这显然是成名后的叔叔从未遭遇到的，他突然破口大骂起来，“骂的全是他曾经生活过的那个小镇里的粗话俚语”，就在这一刻，他“重又变成那个小镇上的倒霉的自暴自弃的叔叔”. 他顿时“觉得自己无可救药了，一无希望了”. 随后，叔叔那个早已经被他遗忘了的、小镇上的儿子大宝来找他了。由于两人感情的隔膜与相互的敌视，于是爆发了父子间的一场殊死搏斗，叔叔尽管最终打败了自己的儿子，但在他心中却真正有了一种被打败的感觉：“将儿子打败的父亲还会有什么希望可言？……叔叔不止一遍地想：他再也不会快乐了。他曾经有过狗一般的生涯，他还能如人那样骄傲地生活吗？他想这一段猪狗和虫蚁般的生涯是无法销毁了，这生涯变成了个活物，正缩在他的屋角，这就是大宝。”叙述者经过这段情节的演绎，终于揭开了叔叔不幸的根源，即在他那光彩照人的形象之下，还有着一个曾经丑陋的自我，而在他那得意辉煌的现在背后，还存在一段卑贱屈辱的过去；叔叔尽一切力量来摆脱他的丑陋和屈辱，但他却没有想到，这丑陋和屈辱其实就是他的自我和过去的全部，甚至就连他现在的光彩和辉煌也正建立于其上。当他一旦由于现实的变故醒悟过来，那一切虚浮的假象在顷刻间就崩溃了，叔叔不得不面对自己那黑暗的心灵，完全丧失了自我救赎的可能。

由此“叔叔的故事”中所有那些虚假的神圣与高尚都被拆解掉了，显现出一个时代的荒芜与丑陋。叙述者在小说的最后说：“我讲完了叔叔的故事后，再不会讲快乐的故事了。”这里表现出王安忆对于更年轻一代人的看法：他们是既无信仰也无责任的一代，他们的追求是做自由快乐的游戏主义者，但是事实上他们的游戏既不快乐也不自由。在作者看来，只有真正严肃的悲剧感才能够成就这代人的自我救赎，而叙述者讲这个故事的初衷就是想要获得这样一个机会。他选择了被认为具有坚定信仰和强大高尚的精神世界的人物作为叙述对象，目的本是要把他作为攻击目标，以类似弑父的行为换得自己精神上的成熟。虽然这在根本上仍是游戏的方式，但却是严肃的游戏，带有精神战斗的意味。但殊难料到的却是，他选择的攻击目标其实是那样不堪一击，甚至无须攻击就已自显原形。当叙述者一步步解构了叔叔的精神世界，揭示出其人格的丑陋及无法抗争的宿命后，却发现他的消解没有了意义；他所做的这一切只不过更加重了他的茫然与悲恸，再次证明了他的不快乐，同时也彻底揭露了时代精神现象本身的虚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