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转型的另外一个方面是拓展了各种新的生活空间领域，或者是改变了旧有生活空间的实质内容，这给当代文学创作带来了相应的变化，即表现为对写作空间的拓展。如果举其大概而言，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随着多元文化格局的形成和女性意识的日趋自觉，当代诗歌和小说中出现了具有鲜明个人立场的女性题材创作；又由于80年代以来大量中国人留学或移民国外，随之兴起了海外新移民题材的文学创作；还因为和平时期军队生活的特殊性，军旅题材创作也有了新的发展，由传统的敌我斗争意识的艺术表现转向了对军人深层个性心理的探询。这里必须明确的是，写作空间的拓展不仅是指创作题材的开拓，同时它还意味着形成了新的审美形态，为文学的发展提供了富于创造性的因素，这实际上是在更加切近文学自身的层面上打开了新的写作向度。

女性写作空间的开拓。尽管女性意识在本世纪的中国文学中是早已有之的内容，像丁玲、萧红、庐隐、张洁、舒婷等女作家的创作都明确表现出女性对自由与平等的向往，并且其中也含有女性视角及修辞方式的自觉，甚至在丁玲的早期作品中还反映出了与当代女性写作的个人化倾向相沟通的潜在可能，但在当代女性文学的主张者看来，90年代以前的女性写作处在一种“‘花木兰式境遇’--化妆为超越性别的‘人’”，这也就是说，其中所表现的女性自身特征是有一定限度的，多半会为无性别之分的知识分子精英意识所遮蔽。这种情形直到80年代中期才有变化，特别是90年代之后，女性写作终于形成了与此前截然不同的新向度。女性文学的主张者认为“90年代女性写作最引人注目的特征之一便是充分的性别意识与性别自觉。……女性写作显露出在历史与现实中不断为男性话语所遮蔽、或始终为男性叙述所无视的女性生存与经验”[1].从根本上来看，这种新向度是一种着重于表现女性自身特征、并且更加个人化的写作倾向，其中所表达的女性意识已不是与男性可以共享的公共意识，所揭示的女性问题也不再具有共名的普遍意义，反之，这种倾向所展露出来的女性视角更多地聚焦于写作者的个人世界之中，尤其是作为女性的个体生命体验之中，是以独特的个人话语来描绘女性的个体生存状态（包括相对私人性的生存体验，也包括女性的躯体感受、性欲望等感性内容）。

这一新的写作倾向的最初成就是80年代中期的女性诗歌创作：翟永明的大型组诗《女人》宣示了女性自觉写作的开始，随后唐亚平的组诗《黑色沙漠》、伊蕾的组诗《独身女人的卧室》和翟永明的另外两个组诗《静安庄》、《人生在世》陆续问世，以及陆忆敏、张真等女诗人也在此前或此后写出了大量尽管风格各异但全都意在表现女性个体生存体验的抒情诗，这些作品构成当代女性写作的第一个高峰。这些创作比较一致的特点，是几乎都把男性世界和权力世界作为一个反抗的对象，作者们都在努力确立女性自己的话语方式，以期达到对意识形态中心话语的颠覆。这些作品里出现了一系列二元对立的意象组合，比如女性 /男性，黑夜 / 白昼，月亮 /太阳，癫狂 /理性，反叛 / 占有等等，作品在尖锐的对照中突现出女性生存的感性内容，同时瓦解了社会历史的种种虚妄假象。翟永明在《女人》中所精心营造出的“黑夜”意象，后来逐渐为大多数女诗人接受，并成为女性诗歌创作的核心象征，把它表现成在消除了男性话语遮蔽后浮现出来的女性的自我世界，是一个完全边缘化和个人化的生存空间。

女性写作在小说方面的主要作家有陈染、林白、海男和徐小斌等，她们都在90年代写出自己的代表作，如陈染的中篇小说《无处告别》、《与往事干杯》和长篇小说《私人生活》，林白的长篇小说《一个人的战争》、《说吧，房间》和中篇小说《回廊之椅》等。这两位女作家都着力于探询女性生存的私人空间。陈染的《私人生活》把全部笔墨都用于描写女性的个体生存世界，强烈地表现出个体与环境的对峙。主人公倪拗拗是一个孤僻、敏感、执拗的年轻女子，她完全沉溺于内心生活中，对任何公共意识都持有憎恶和彻底拒绝的态度，最终变成了无法适应社会交往的幽闭症患者，用她自己的话来说，是“一个残缺的时代里的残缺的人”. 作品对于主人公的精神世界及性欲望的渲染，尤其是对她的非伦理化的同性爱的描写，在很大意义上都可算是一种离经叛道、惊世骇俗的叙事，并相应地带来了某种新颖的审美风格：大量的独白自赏、对躯体及器官的感受、纯粹精神上的白日幻想等等，显露出了女性生命体验中极为偏至的迷狂色彩。与陈染相比，林白的小说更多地写出了女性感性世界的丰富与美丽，她的《一个人的战争》是写女人的个体成长经历，主人公多米在性意识的成熟过程中不断遭到男性世界的打击与伤害，最终转向了自我恋，如小说题记中所说：“一个人的战争意味着一个巴掌自己拍自己，一面墙自己挡住自己，一朵花自己毁灭自己。一个人的战争意味着一个女人自己嫁给自己。”作品里直接地写出了女性感官的爱，刻画出女性对肉体的感受与迷恋，营造出了至为热烈而坦荡的个人经验世界。与此相应的叙事方式也呈现为非中心化的零散、片断式形态，并由于情绪与感受的层叠聚合，虽然无序但却令人处处感到深情灵动的轻盈美感，或者也可以说是创造出了女性写作独特的审美精神。

海外新移民题材的写作空间。自从80年代以来，到海外去留学、打工的中国人数量越来越大，反映他们在异国生活的小说创作也随之兴盛起来，其中包括了大量纪实性和通俗性的商业写作，但也不乏有小楂（查建英）的《丛林下的冰河》和严歌苓的《少女小渔》、《女房东》这类令人感到耳目一新的佳作。这些作品的优秀之处，就在于它们比较深刻地写出了中外文化在个体经历中的冲撞，以及这种冲撞积淀在人物性格及精神层面上的影响。小楂的《丛林下的冰河》是这类创作中先驱性的作品。它写一个留学美国的青年女子在认同西方文化过程中所体验到的巨大伤痛，这就是小说借套讲亨利。詹姆斯的小说名著《丛林中的猛兽》而揭示出的“错过人生珍爱”的主题，即“找到的就已不是你所要找的”. 在小说中，主人公初恋男友的死展示了中国式理想主义的最后终结，而她本人早先曾经拒绝这种激情的感染，直到当她看出在那充实自由的西方物质生活下面一直存在着的轻与虚，她才感到了这种理想丧失所带来的不幸。这里真诚地表现出了人处于不同文化撞击下的失落与悲哀，以及这种失落与悲哀在当代文化格局中不容改变的必然所在，所以小楂没有可能让她的主人公彻底认同于西方文化，而是把心中最宝贵的角落留给那已被她错过的理想精神，尽管这样一来她就不得不承担起一种真正的绝望。90年代以后，海外题材创作的代表当之无愧是严歌苓。她的一系列作品在海外华人文坛上获得了巨大成功，她从中西文化的对话与冲撞的背景下生动展示了海外中国人的生活传奇，如长篇小说《扶桑》是海外华人史诗的第一部，描写了早期华人妓女和劳工的苦难历史与白人对黄种人的种族歧视与文化上的误解，一剑两刃地批判了西方文化中的野蛮因素与东方文化中的愚昧落后，同时又几乎是不自觉地颂扬了东方民族承受苦难的坚韧精神。长篇小说《人寰》以一个留美的中国女性在就诊心理治疗时的口述为线索，叙述了当代中国几十年政治斗争中男人间的友谊、人伦、道德等人格方面所经受的考验，叙述者已经接受了西方文化的教育，她试图用西方人的眼光来审视东方人的伦理问题，使叙述与被叙述之间充满了解释的张力。这两部作品别开生面，展示出海外题材创作的新空间。除了小楂和严歌苓之外，以描绘异域生活见长的海外作家还包括虹影、友友、严力、刘西鸿、刘索拉、高行健等。

军旅题材写作的新向度，主要体现为对和平时期军人精神世界的反映与审思。这方面最为突出的代表是朱苏进的小说创作。由于战争中两极对立的敌我斗争形态在和平年代只能以虚拟的形式出现，其所蕴含的那种强大的权力意志与生存欲望都发生了移位，或者是由壮烈的英雄主义转化为狭仄阴险的工于心计，铺演成权力场上的争权夺势；或者是强调出了人物本身的个人欲望，体现为个体精神世界的膨胀壮大，以及对于个人生命价值的追求。这两类内容在朱苏进的长篇小说《醉太平》和中篇小说《绝望中诞生》、《金色叶片》、《接近于无限透明》中都有独到的表现，这在很大意义上改变了军旅题材创作的旧有面貌，使得原来的敌对意识的艺术表达被模糊淡化，转而揭示出了新时代军人个性化的深层心理空间。朱苏进的作品中还往往强烈地具有一种令人为之迷醉的主观力量，它能够穿透平庸阴暗的现实生活，呈现出使人眩目的精神光芒，可以说这是一个崭新的魅力十足的艺术向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