介绍人物

几分钟后,萨莉自己到了。

“佛里兹亲爱的,我是不是迟到得太久了?”

“我想,只有半小时吧,”佛里兹说起话来慢条斯理,占有物到了,他领主般喜形于色。“包里斯小姐,我来介绍一下艾什伍德先生好吗?大家都叫他克里斯。”

“不对,”我说,“这辈子只有佛里兹叫我克里斯。”

萨莉朗声大笑。她身穿黑丝绸衣裙,肩上搭一条小披肩,头上斜戴一顶似听差似的小帽。

“心爱的,用一下你的电话好吗?”

“可以,去打吧。”佛里兹截住我的视线。

“克里斯,咱们到隔壁房间去吧。我给你看样东西、”他显然想听听我对他的新相识萨莉的第一印象。

“看在上天的份上,别留下我跟这个人呆在一起!”萨莉嚷道。“不然他会在电话上引诱我的。他这个人激情太大了。”

在她拨号时,我发现她的指甲涂成了宝石绿色,这是个不幸的选择,因为这种颜色反而会让人注意看她的手,这双手烟渍斑斑,脏得像小姑娘的手。她的肤色很深,深得像佛里兹的妹妹;脸丈长又瘦,涂了厚厚一层粉,白得像死人的脸;眼睛是棕色的,很大,要是颜色再深点儿就好了,可以与她的头发和眉毛的颜色相配。

“威———,”她轻声细语地说,亮闪闪的樱桃嘴唇噘起来,好似要亲吻话筒:“Ist Dass Du,mein Liebling?”(是你吗,亲爱的?)她张开嘴巴甜蜜地一笑,样子蠢极了。佛里兹和我坐在那儿远远地看着她,像在剧院里看演出。

克里斯托夫·艾什伍德《告别柏林》(一九三九)

人物是小说最重要的—个因素,当然这句话并非不无争议。其它叙事体裁,例如史诗、以及其它媒介,如电影等,也可以照样讲述故事。但在刻画人物本性时,其手段的丰富多彩和在心理挖掘的深度方面,欧洲小说的伟大传统是无与伦比的。不过,人物问题大概是小说艺术最棘手的一个方面,尤其是使用专门术语讨论时。部分原因是因为人物的类型太多,表现人物的方式方法也多种多样:主要人物、次要人物、单调人物、多面人物;有的人物是从内心刻画的,如弗吉尼亚·伍尔关的《达洛威夫人》;有的人物则是从外表、由旁人观察来描写的,如克里斯托夫·艾什伍德的萨莉·包里斯。

《告别柏林》的故事情节是虚构的,本来是一本轻松读物,但后来先是改编成舞台剧和电影《我是一架摄影机》,然后又改编成舞台和电影音乐片《卡巴莱》,都相当成功。这样,萨莉·包里斯在当代人们的心目中活跃了相当长一段时间。乍—看,我们很难理解像她这样的人物竟会获得这种神话般的地位。她并不特别漂亮,也不特别聪明,作为艺人更无特别天赋;她爱好虚荣,玩世不恭,在性关系方面又贪财如命。但从表面上看,她天真无邪,娇嫩脆弱,招人爱怜。她爱装腔作势,但生活现实对她很残酷。伪饰与现实之间总是有距离,—种喜剧效应便由此产生。她的故事发生在纳粹得势之前魏玛时期的柏林,这使得其趣味性和寓意愈发深刻。她栖身在租来的一间肮脏的房子里,梦寐以求一朝发迹、一举成名。保护人换了一个又一个,没有一个是正经的。她谄媚讨好,到处钻营哄骗,但手段拙劣,往往让人一眼就看穿了。她是—个象征,象征那个注定要毁灭的社会中那种自欺欺人、愚昧无知的风气。

在较古老的故事中,介绍人物最简单的方法是描述一下外表,然后结论式地作一总结。乔治·艾略特的小说《米都马奇》第一章对多罗西亚·布鲁克的描写就是这一方法的典型:

布鲁克小姐天生丽质,在粗布衣裙的衬托下愈发光彩照人。她的手和腕生得纤细匀称,哪怕衣袖毫无装饰也会显出不凡来,就像意大利画家笔下的圣女;由于衣着朴素,她的形象、她的姿态和风度更有一种尊严。她的衣着如与外省款式相比较,更有其动人之处,令人想起《圣经》中的语言—或者是载入今日报纸当中年长诗人的语言。人们常说她聪明过人,但总是附加一句,说她妹妹比她更懂事。

诸如此类的描写可以连续好几页,富丽堂皇,但这是—种比我们的文化更具耐心、更悠闲的文化。现代作家往往让人物的有关信息自动涌出,用行动和言谈多角度反映或者勿宁说传达人物的有关情况。无论采用哪种方法,小说中的所有描写都有高度的选择性,其基本修辞技巧是举隅法,即用部分代表整体。乔治·艾略特和克里斯托夫·艾什伍德都通过集中描写女主人公的面部和双手来反映人物的外貌,其它部位让读者自己去想象。如要把多罗西亚和萨莉·包里斯的全部外貌和心理特征描写出来,非要许多页不可,甚至整整一本书。

衣着一向是人物的索引,可以反映人物所属的阶层和生活作风。像萨莉这样展示型人物尤其如此。她那黑绸装束(午后串门时穿的)表明她爱招人注意、爱夸耀(披肩)、爱挑逗人 (听差的帽子富含许多含义,让人联想到贯穿全书的许多提示,诸如性爱矛盾心理、性爱偏常、易装癖等)。这些特征又通过她的言谈举止而很快得到强化—借用电话,为的是让两个男人知道她的性魅力新近又征服了一个人—这也使叙述者有机会对萨莉的双手和面部作一描述,这也是亨利,詹姆士“情景手法”的含义所在,他一向竭力要达到“戏剧化!戏剧化!”的目标。詹姆士所想的是舞台戏剧,而艾什伍德属于伴随电影成长起来的第一代小说家。电影的影响随处可见。当《告别柏林》的叙述者说“我是一架摄影机”时,他指的是电影摄影机、对多罗西亚的描写是静止的,似乎人物静止不动,让人用言辞描绘下来,作者也确实把她比作画中的人物了。萨莉的展现则是动态的。如果把这段拆成几个电影画面,再容易不过了:萨莉穿着黑绸衣服一亮相,两个男人快速交换目光—萨莉拨电话号码时焦距对准她的绿指甲—在她与情人通话时焦距对准她那不协凋、小丑般的化装和做作的表情—两个被这种拙劣表演所吸引的男性旁观者的两张快照。

无疑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为什么萨莉·包里斯的故事轻而易举就搬上了银幕。但就这一段引文来说,有些地方则纯粹是文学性的。—提起她的名字,我首先想到的就是她那污迹斑斑的手上那涂成绿色的指甲。电影中可以映出她的绿指甲,但映不出叙述者那具有讽刺意味的评语“不幸的选择”。不幸的选择是萨莉·包里斯一生的遭遇。你可以看到烟渍和污点,但只有叙述者才会观察到她的手脏得像小姑娘的手“。萨莉·包里斯之所以成为一个令人难忘的人物正是因为她表面世故、实则天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