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Footsteps at the Lock

●Ronald A· Knox／著

当推理小说还不知道自己算是推理小说的时候

《闸边足印》（The Footsteps at the Lock，1928）是另外一部推理小说“黄金时代”诞生的经典作品，作者则是历史上百家争鸣时代中另一位性格独具、出身特异、生涯也诡谲传奇的作家。

故事要从何说起呢？也许我还是再回到推理小说的“史前时代”，重新检查那些散落遍布的作品化石遗骸，试试看能不能从中推究推理小说演化的痕迹吧。

话说远在两百年前，也就是比爱伦坡开始动笔写侦探短篇还早半个世纪，也比柯南·道尔的神探福尔摩斯出现则早了将近一百年，无政府主义的倡导健将、英国政治哲学家威廉·葛德温（William Godwin，1756～1836）在完成他最重要的作品《政治正义论》（Enquiry Concerning the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Justice，1793）之后，觉得应该要有另外一部作品，来把书中的观念解释给没有足够哲学训练的大众，他再接再厉写了一本名叫《凯勒伯·威廉斯》（Caleb Williams，1794）的小说。当时的知识份子习惯通过“文以载道”的小说，来阐述或推广他们的理论思想，你可以说这是一种理论的“小说化”。葛德温的夫人，也就是着名的女权主义思想前驱玛丽·伍士东克拉芙（Mary Woolstonecraft，1759～1797），在她完成经典名作《为女性权利辩护》（A Vindication of the Rights of Women，1792）之后，也曾另外写了一本小说叫《玛丽亚：女性的错误》（Maria： The Wrongs of Women，1798）来对照并推广她的理念，两本书的书名中更分别暗藏了“女性的正确”和“女性的错误”两组对比的字样，遥遥相互呼应。

葛德温的《凯勒伯·威廉斯》堪称是推理小说的“远古祖先”，因为小说里描写的是一位谋杀罪犯的故事；小说开始时，谋杀罪犯行将伏法，但小说步步追究犯罪的成因，了解犯罪本身，也试图了解犯罪者，以及形成这场犯罪的背后社会。这当然不是我们后来认识的推理小说或犯罪小说，但书中的某些故事布局与揭露解释的精神，却是后来推理小说所特有的。

葛德温当然不能预见未来五十年或一百年即将出现的“侦探小说”，就连侦探小说的发明者爱伦坡，也并未预见它的潜力，对它后来终究要形成的类型规则也浑然不觉。柯南·道尔可能是第一位意识到侦探小说潜在力量的作者，他也正是唤起全世界对侦探小说的兴趣与注意的人（包括读者与其他后来的作者），但他只是根据他大学里观察力独到的化学教授形象，创造了栩栩如绘、举世闻名的神探福尔摩斯，也树立了“侦探破案”的基本架构（在此之前，已有小说家写出完整的犯罪揭露故事，但在小说中破案的不是侦探，因而也就列不进侦探小说的范畴），但柯南·道尔对推理小说的理论与规则的建立并没有特别着墨。

写作者意识到推理小说应该有若干基本规范，来界定推理小说与非推理小说的分野，那还是要等到长篇推理出现，作家百家争鸣的推理小说“黄金时代”来临，各种反省推理小说类型元素的理论倡导者才纷纷出场。

本书的作者罗纳德·诺克斯（Ronald A· Knox，1888～1957）就是其中一位提出推理小说规范的重要“类型元老”。一九二八年，诺克斯写了一篇笔调轻快的小论文，叫做〈侦探十诫〉（Ten Commandments of Detection），半开玩笑地主张，侦探小说应该尽早让犯罪者出场（但读者应该和侦探一样，一开始并没有认出来），而犯罪本身不该有神力介入，犯罪者不能同时是侦探本人，侦探办案不能纯粹假借运气或意外、或是一种天赋的直觉或第六感，犯罪方法不能使用死亡激光、科学未知的毒物、或者通过某个神秘无踪的“支那佬”（Chinaman）；也就是说，诺克斯定下了一个后来小说家们“大致遵守”的基本规则，侦探小说里破案的核心方法必须是也仅能是“逻辑推演”（Logical Deduction），其他的怪力乱神都不可以。从此之后，我们可以说，推理小说才真正知道在什么状况下，自己才能被算做推理小说。

当圣堂神父还不知道自己触犯清规诫律的时候

订定推理小说规则的作家和理论家当然不只诺克斯一人，但诺克斯是第一位明白指出，推理小说的规则，“指的不是‘诗词有规则’的规则……而是‘板球有规则’的规则——这对一般英国人来说感受可强烈多了”（not in the sense in which poetry has rules，…but in the sense in which cricket has rules——a far more impressive consideration for the ordinary Englishman·）。就算你不懂英国板球，你想像一下篮球场上的规则，它的强制性当然是比一般的文学格律要严格多了，不遵守规则被人讨厌的程度自然也严重多了。

当然，再一次，世间的规则都是立来破坏的。自从诺克斯的〈侦探十诫〉颁布以来，推理小说家就不曾老老实实地遵守过，总是东一点西一点偷偷走私一些戒律所不容的事；然而高明地破坏侦探规则的作家与作品，不但没有被读者惩罚或谴责，反而常常入太庙、享祀奉，变成了经典；但这已经是后话，我们今天先暂且不提它。

我们要谈的是罗纳德·诺克斯，或者我们应该称他是“诺克斯神父”（Reverend Knox），他与沙漠大探险家“阿拉伯的劳伦斯”（T· E· Lawrence，1888～1935）生于同年，也是牛津大学同期同学，他的祖父和父亲都是英国国教地位崇高的主教，而他自己也在大学毕业后就入教会担任圣职。一九一七年，他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军职退下来，当时他在英国国教教会里已经是极高的地位，但他却出人意表（也吓坏了他的父亲）的改皈依天主教，并写出一系列的神学作品讨论信仰的本意，也为自己的行动辩护。

也许就在这样大的宗教张力与压力之下，他在闲暇时间读大量的侦探小说来放松自己，到了一九二五年，抱着好玩的心情，他自己也动手写了第一本侦探小说作品：《陆桥杀人事件》（The Viaduct Murder），不料书中独特英式幽默轻松的笔调，却让他大受读者欢迎，成了推理小说的畅销作家。

和他的小论文〈侦探十诫〉一样，幽默顽皮的诺克斯神父在《陆桥杀人事件》中本来也是要开侦探小说一点玩笑，他创造了四位爱对命案发表谬论的业余侦探，在一件行人陆桥的命案上大展身手，乌龙状况层出不穷，却歪打正着破了案子。他把侦探形象嘲弄了一番，这件事很像他的前辈班特利（E· C· Bentley，1875～1956）在《特伦德最后一案》（Trent's Last Case，1913）里干的事；而他一口气拿出四位傻瓜侦探，各说各的理论，这件事又很像他同时出道的小晚辈辈安东尼·柏克莱（Anthony Berkeley，1893～1971）在《毒巧克力谋杀案》（The Poisoned Chocolate Case，1929）里创造的桥段。由此我们也可以得见，推理小说的百花齐放、多姿多彩其实是暗藏传承的。

在《陆桥杀人事件》之后，诺克斯神父再接再厉，真正创造了一位脍炙人口的侦探来；这位侦探叫麦尔斯·布莱顿（Miles Bredon），是“难以言喻保险公司”（Indescribable Insurance Company）特聘的探员，他抽菸斗，玩扑克牌“单人接龙”（英国人称之为“耐性”）。布莱顿一共出现在五部长篇小说当中，分别是《三个水龙头》（The Three Taps，1927）、《闸边足印》、《地窖陈尸》（The Body in the Silo，1933）、《仍旧已殁》（Still Dead，1934）、《双重反间》（Double Cross Purposes，1937）。除了我们今天收入的《闸边足印》，其他几部也都是节奏缓慢、布局奇诡的正统推理小说，读来仍是非常享受。

可是诺克斯神父并不知道他的行为已经触犯了清规，他的推理小说大受读者欢迎让天主教会感到十分困窘，他直属的主教不得不下令要他停笔，不要再做这种有辱圣职的行为。诺克斯神父在他的创作巅峰停止了推理小说的写作，晚年把心力投注在神学研究与理论，并且从拉丁文新译了一个英文圣经的版本，这就是圣经出版史上所谓的“诺克斯圣经”。